在2022年4月25日，笔者曾发表一篇小文《基于行政公开原则“大白们”应当贴上身份标示》，小文最终有7000多阅读量。对于笔者这种只有二百多微信好友的人来说，这样的阅读量已经足以显示小文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共鸣，清华大学著名的行政法学专家何海波教授还专门点赞，也证明小文的基本立论是站的住脚的。
笔者曾有意将之作为公民建议书邮寄相关的权力部门，但最终因为各种顾虑而没有去做。
因为疫情还在延续，且短期内看不到终结的希望，警察执法在所难免。笔者最近在微信看到多个视频片段，显示警方执法过于恣意，无视正当的行政执法程序，执法尺度不符合比例原则，在网上流传，引起了巨大争议。既伤害了被执法者，也损害了警察的执法形象，对各方都不利。
从政治学角度看，警察作为暴力惩戒权力的直接执行者，是有合法使用暴力的权力的。所以警权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因为警察具备直接损害行政相对人或者犯罪嫌疑人的权力，所以尤为值得警惕。这也是警察暴力执法的案件最容易成为舆论焦点的原因。这从美国弗洛伊德案引起遍布全美的游行示威就可以看出。
正因为人们明白警察权力作为必要的恶的本质，所有具备基本正义性的现代国家，对警察权力的监督是全方位的。既包括法律法规对权力行使的程序和实体的限制，也有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也有比例原则的约束，还有新闻监督、舆论监督。
无论是从方便监督角度还是从便利相对人寻求公力救济的角度，执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都是前提。但在疫情期间，警察不方便穿着带有警号的正式警服，需要穿白色的防疫服装。虽然警察穿的防疫服也标明了“警察”的字样，但却没有标示警号，也只露半张脸。这个就没法确定执法警察的具体身份。
历史和现实一再教育人们，不能对人的自律抱有过高的期待，在无法监督又无法追责的情况下，人就容易恣意恣睢甚至作恶，警察作为自然人也不例外。
从保障人权、行政公开、权责自负原则出发，警察穿的防疫服装应当标示警号。而且做到这点也非常容易，并无增加多少成本，在左侧胸口和背部贴上醒目的警号即可。
恳请贵机关深思采纳并尽快实行之。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
公民建议人：刘书庆
2022年5月7日
附：
1.身份证复印件：
2.《基于行政公开原则“大白们”应当贴上身份标示》：
基于行政公开原则“大白们”应当贴上身份标识
因为疫情的原因，人们居住的小区多了很多“大白”，他们全身罩着一样的衣服，只露出一张脸，衣服上也没有任何能识别其身份的标志。而他们事实上却承担着疫情防控的行政管理职能。这些“大白”虽然不是决策者，只是一般的辅助人员，有的也没有正式的行政身份，就是简单的所谓“志愿者”，但他们实际从事着的就是行政管理。
孔老夫子提醒人要慎独。我理解的“独”，不只是人在独处的时候，也包括人混迹在人群中，成为某个统一着装面目模糊无法被准确识别的群体一员时，当然还包括高居殿陛之上的人。说白了，一个人不被监督的状态就是独。
所谓慎独，就是人在不被监督的状态下，特别要小心谨慎，要随时自省和检点自己。因为“独”的状态下，人容易恣意放纵甚至作恶，毕竟不被监督的状态就是无需承担责任的状态。
所以，最近一段时间，下面的场景在网上已经多次出现。
有不少市民已经愤怒地称呼这些大白们为“白卫兵”。这些人打人的时候一哄而上，打完人如鸟兽散，也不允许人们近距离拍照录像，受害人挨一顿打，也搞不清他们是一些什么人。所以也无法寻求公力救济。这些人狂妄恣睢，有点小权力就为非作歹却得不到任何惩戒，因为他们无法被识别。
这些“大白”们的职责包括核酸检测、设置路障、检查健康码，为隔离的社区和方舱分发食品蔬菜，消毒。事实上也赋予了他们惩戒不服从者的权力，尽管这权力赋予的正当性是形迹可疑的。这惩戒的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就可能越界滥用违法甚至犯罪。这是由惩戒权力的性质决定的，所以就可能会出现殴打市民、强闯民宅、虐杀宠物以及各种反智反科学反人道的荒唐之举。
以上这些行为都是疫情防控下的行政管理行为，有的有执法主体资格，比如警察、城管，有的没有，如抽调的一般公务员或者社会人员。这些没有执法主体资格的人员，其行政管理的权力也是来自于行政委托，哪怕他们从来没有正式的委托手续，或者根本就没有委托。只要他们是权力机关派来的，其行为后果就应当由委托机关来承担。
从行政公开原则可以轻易推导出，一个合法的行政行为，必须具备主体适格的条件。所以，亮明自己的身份是合法行政的第一步。
鉴于“大白”们在短时间内面对很多行政相对人，重复性地向相对人告知自身的身份很繁琐，不便利，在他们穿的防疫服装上贴上标识他们身份的信息，就显得很有必要。如果是警察，应当标示姓名和警号，如果是城管，应当标示其姓名和单位，如果是抽调的一般公务员或者社会人员，则应当标示其姓名和委托的行政单位。
贴上标示他们身份信息的标志后，相信会提高这些“大白”们的守法意识，也会降低防疫管控下“大白”们与市民的冲突，是多赢的举措，期待尽快实施。
刘书庆
2022年4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