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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面积雾霾天气近日再度袭击四川成都，从12月3日发布的空气污染黄色警告持续了一个星期。当地一批民众不堪深陷“十面霾伏”，发起“我爱成都，请让我呼吸”活动，呼吁市民到天府广场“散步”示威表达诉求及抗议。

抗议消息在网络传播后，成都市政府下发了《成都市关于加强天府广场地区治安管理的通告》，禁止在成都天府广场举行大型商业活动和非法集会、游行、示威等封杀反雾霾集会。当局出动特警到天府广场戒备布防，封锁广场周围。11号晚上，成都一批艺术家和市民戴口罩到春熙路集会，提出“治理雾霾，问责政府”、“今天不站出来，明天就站不出来”等口号。参与行动的独立影像制作人马占冬、摄影艺术家黎朗等多名艺术家因此被警察带到合江亭派出所进行控制。

为了防止雾霾成为民众的话题并因此导致可能的集会行动，成都市政府还规定要求媒体不得擅自报道有关雾霾和空气污染的信息。警方还发布通知，如发现有大量购买口罩或复印涉及“人体健康”内容传单者应立即报警。

而更离谱的是，为了控制社会对环境问题的不满情绪，当局不顾重度雾霾对民众健康的致命性影响，强行粉饰太平，在全市各学校召开紧急会议，传达关于“不准学生戴口罩，不准安装空气净化器，不准家长进楼拍照”等要求。12月12日，网民曝光一张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家校群聊截图，校方向家长传达的上级精神称，“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不非法集会，要相信政府能做好防霾治霾工作，我校师生一律不佩戴口罩上课。” 引发民众哗然，被广泛转发。权力的任性和荒诞暴露无遗。

众所周知，近几年中国的环境污染迅速蔓延，已成为公众不堪忍受的严重社会问题。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报告，世界上污染最严重20城市里包括有16个中国城市，另据世界银行资料，世界上污染最严重30城市里有20个中国城市。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2014年世界癌症报告指出，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中国新增癌症病例占全球总数的21.8%（307万），癌症死亡人数占世界总数的26.9%（220万）；罹患率和死亡率均居首位。中国每年因空气污染死亡的人数达35.8万人。

如此严重的环境污染，几乎都是人祸所致。作为非民选政权，经济发展成为其稳固政权合法性的最核心基础，为了乌纱帽升迁和谋求自身利益，中国各级官员疯狂追逐GDP的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人为破坏达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不受约束的权力成为中国环境污染问题的最大制造者，普通公民在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公共权利，缺乏有效的公共参与渠道去制约和监督权力的肆虐。而当公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接近极限而对政府进行严正的质询和问责时，为了一党之私和一己之私，不受约束的权力往往采用各种非法维稳手段打压公民的合理诉求，而环境污染的治理问题却被束之高阁，无官问津,从而使环境问题愈加严重，成为悬挂于公众头顶随时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普通公民的健康和自然环境剧烈恶化成为此疯狂行为的牺牲品，而对赵家人来说，只要从中获得利益就行，环境恶化了，“满城文武藏绿卡”的他们可以拍屁股拿着大量民脂民膏移民离开，只余屁民呼吸“享受”着世界公认的一级致癌物。

所以，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实质就是权力的肆虐问题。在一党专政的极权体系下，此公共危机问题是无解的。任何呼吁和请求对极权体制来说都是对牛弹琴，要改变这一切，只能有赖于大规模的集体行动和社会抗争，舍此别无出路。

民生观察 2016年12月16日 发布

自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的枪击案件已经大半个月过去了，一个又病又弱的中年访民徐纯合惨死在庆安火车站派出所警察李乐斌的枪口之下，死者手无寸铁，在他身边仅有高龄的老母和三个年幼的孩童。由于涉案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以及其结局的悲剧性，庆安枪击事件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网络和现实中的强力围观。在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之下，官方终于在14日公布了调查结论，与此同时CCTV也对此案进行了报道，他们一致认为：警察李乐斌开枪击毙徐纯合是正当合法的！
 
不过，CCTV并没拿出完整的监控录像，他们所播放的视频证据经过了明显剪辑和刻意篡改，其中隐含着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尽管不明原因→但徐纯合做出某种对抗行为→所以他活该被击毙……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思维再一次将庆安枪击案推向了舆论的峰尖浪口。一时间众说纷纭，其实公众想得到解释的仅仅是简单的三个问题：第一，警察为何与徐纯和发生冲突？第二，警察是在什么情况下开的枪？第三，徐纯合的惨死是否可以避免？
 
从国内众多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徐纯合的身份从最初的“暴徒”到后来确认为“访民”，的确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挣扎。财新网13日发出的深度报道《庆安枪击案死者徐纯合“无上访史”》中表示，徐纯合一家曾数次到北京乞讨，并希望通过上访使三个年幼的孩子进入福利院，因此他们名列当地重点稳控名单之中。仅在今年“两会”期间，村干部在上级的严令之下，曾看守徐纯合的母亲权玉顺不让其进京，并“到车站堵过几回”。财新网的报道尽管并没有触及枪击事件本身，但也足以解释徐纯合在火车站与警察发生冲突的原因。
 
那就是上了当地“维稳”黑名单的徐纯合一家人，5月2日欲乘车外出时被车站人员发现并阻止上车，双方矛盾与冲突由此产生。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所谓的“维稳”，导致了徐纯合事件的发生。
 
据庆安县工作人员透露，庆安县的信访局、法院、公安等均有专门的驻京人员，一般程序是由北京警方送至马家楼的接济服务中心中转，再由对应的地方政府接回。而稳控重点对象背后则涉及到信访工作的考核与问责，省内会根据各地的上访人数进行排名，相关责任人会受到“诫勉谈话”，甚至免职。因此像徐纯合一家这种“挂了号的”重点维稳对象出现在庆安火车站的时候，无疑在第一时间就引起维稳部门的“高度警惕”。
 
由于患有心脏病、肾炎、肺炎等疾病，徐纯合早已丧失劳动能力，妻子又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三个年幼的子女一直是权玉顺老人独自抚养，这一家人的生活长年处于社会贫困的最底层。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之中，徐纯合选择外出乞讨和上访纯属迫于无奈。在凤凰网15日发出的特稿《“暴徒”徐纯合前传》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至少在5年前，已经有人看见权玉顺带着3个孩子在庆安县街头乞讨……村里有一种说法，徐纯合是靠一个老人和3个小孩养活的。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事实，乞讨几乎成为这个六口之家唯一的收入来源。近几年，除了庆安本地及大连，权玉顺把乞讨地点延伸到了北京。”
 
也许徐纯合的上访诉求，在法律层面上存在两难的困境，但无论是上访还是乞讨，其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从徐纯合被截之后的几十分钟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尚且无从知晓，但人们仍然难以想象就是这样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又没有携带任何凶器，竟然能够成为庆安警察口中的“暴徒”，并且因“袭警”而被击毙？！对此当地村民也发出了质疑：“我都能把他制服，即便喝多了，铁路警察治他不很容易吗？”
 
然而警察之所以没有选择制服徐纯合，而是击毙他的原因，官方至今语焉不详。我们无从揣测警察李乐斌当时开枪的深层次心理活动，只是……“杀人什么感觉？”“感觉很爽！”国产电影《战狼》里的台词冷不丁的在耳边炸响，令人不寒而栗！也许就如同二十六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暴乱”，跟如今警察持枪击毙上访者的背后政治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出于极权统治者的“维稳”需要：任何不顺从权力者意志的人，权力者都可以无视法律规定，任意剥夺他们最基本的人权！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徐纯合绝不是倒在这个庞大维稳机器下的最后一人。在这个连乞丐也不放过的反人性的国家里，“稳定压倒一切”的暴力机器正无情地吞噬着生命，这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危机。
 
由此，我们必须指出，比枪击更严重的是当今的“维稳体制”， 这个“维稳体制”才是剥夺徐纯合生命的罪魁祸首。随着官方对庆安事件的定性，这个事件的热度正在快速下降。正是因为这一事件正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作为长期关注与抗争中国“维稳体制”的民生观察，想提醒和告戒广大民众的是，庆安事件将过去，但“维稳体制”还在中华大地上阴魂不散，我们对它的警惕与抗争不应就此停止。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5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