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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南京中法法官肆意将庭审更改为证据交换

    【民生观察2024年12月12日消息】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秦燕、顾加明夫妇起诉南通市政府征地拆迁违法一案,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但法官却将合议庭开庭改为一名法官证据交换,开庭后审判长对原告态度恶劣,律师和原告在提出回避申请以后,审判长宣布庭审结束。

    2024年12月10日,是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秦燕、顾加明夫妇诉江苏省人民政府土地征收的日子。

    当日,原告和律师准时到达法庭后,法庭居然将合议庭开庭改为一名法官证据交换,在代理律师提出质疑后,法官居然还想强行推进,原告和律师就向法官提出了回避申请。

    大约10来分钟后,合议庭三名法官都进入法庭,此时离传票上的开庭时间已经过去了45分钟!

    审判长开庭后,对原告态度更恶劣,因为审判长这样的态度,原告认为审判长不能保证庭审公平公正,故对审判长提出回避申请。审判长就结束了庭审!

    当日,南通、南京、安徽10多名维权人士也来法庭旁听学法,因为法官肆意将庭审更改为证据交换!导致原告及旁听人员的时间和财产遭受损失!

    也因为传票上写的是开庭,秦燕、顾加明两名原告特地从北京、南通赶过来!因为法官的原因导致庭审未能如期开庭,给原告增加了诉累。

    试问,如何能让人民群众在安全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该案代理律师王大伟表示,“作为三原告的代理人我很纳闷,法院发送的传票是开庭审理,可到了法院变成一个审判员主持的证据交换了,之前也在南京中院代理过案件,没见过这样操作的。”

    据悉,秦燕是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唐闸街道新园村2组4号村民。

    胡燕、秦燕(二人系姑嫂)俩人因施工方在无任何合法施工手续、且在距离自家房屋7米的地方开挖河道、用挖机打桩等行为,导致自家房屋振动、开裂,为了维护自家房屋及家人的人身安全,她们俩多次要求该施工队停止施工!

    之后二人被南通市公安局崇川分局以寻衅滋事罪先是监视居住了6个月,后被逮捕提起公诉,一审于2022年8月10日在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开庭,俩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后上诉而改判1年3个月。辩护律师王大伟始终为二人做无罪辩护。

    在异地指定监视居住期间,秦燕遭受了许多不公的“礼遇”,心中的委屈与不公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感同身受!

    2024年2月17日,胡燕、秦燕刑满获释,她们二人均表示将为自己的冤案申诉到底。

    2024年7月9日,秦燕出门旅游,在途经河北廊坊时,被查报站拦截并限制人身自由,一直到夜晚12点多钟仍不让她睡觉!

    2024年10月18日上午,秦燕在国家信访局里面排队反映正当诉求,被两位北京公安要求检查身份证。秦燕出示后身份证被收走,同时对她进行传唤,没有告知传唤的理由与依据,后秦燕被强行交给南通政府带回当地。

  • 当政权比鬼怪更恐怖

    万圣节成为中共眼中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人的经验是无论如何也是想象不到的,然而,自从在去年的上海万圣节引爆了中国网络,把万圣节成功改造成万梗节此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批判狂欢,直接触及了当局的敏感区以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可能性,当时就有网民在知乎上发问“你觉得2023年上海万圣节会是最后一届吗?”

    在2024年万圣节到来的时候,中共以其一贯的尿性向社会给出了答案。上海一片风声鹤唳,警方严控、逮捕、清查“奇装异服者”的行为处处可见。万圣节在现代的西方更多是人类以鬼怪、荒诞和狂欢为名的世俗欢聚,在极权主义中国,万圣节成为政权的威胁,为那些荒谬至极的传说、故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真实cosplay(角色扮演):一个反人类的政权比鬼怪更恐怖。

    万圣节成为中共的禁忌,原因一是2023年的上海万圣节大大拓展了此节日的边界与意涵,使其成为一场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在不断压缩自由空间严控民间声音表达的当下是当局所不能容忍接受的;一是城市年青人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是不安全感日增的中共严重忌讳的。

    万圣节作为西方国家来历悠久的传统节日,在现代已几乎仅仅是为节日的娱乐性而以鬼魂为名制造的一个噱头,它展现的已不是对鬼怪的恐惧,而是对人生的热爱和追寻。而在中国,传统的节日不是与家庭伦理身份认同有关如春节、中秋等,就是与宏大叙事有关如三八、五一、十一等,唯独缺少彰显个性、表达自我的快乐节日,同时由于中共严控社会而造成的民众公共参与公共表达渠道缺乏,所以万圣节这样的舶来节日完全迎合了新一代年轻人精神生活的诉求,迅速成为很多中国城市年轻人的新流行时尚。

    一切变化发生在三年疫情时期。中国年轻世代经历了一个他们从来想象不到的漫长噩梦,他们从小被塑造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的价值观以及在消费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观念在这三年里被摧枯拉朽,从而重新定义了他们的社会认知与国家认同。以前所憧憬的所喜爱的在那以后一切都不同了,如果说在以前欢渡万圣节只是小众的年青人“亚文化”,从中寻求自我、表达自我和创造自我,那么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对把不确定不稳定的未来带给他们的这个操蛋的时代操蛋的社会的失望和愤怒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和接受。这就是在2023年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万圣节中出现的以年青人的审美表达出他们的态度的原因。

    固然万圣节中他们向公众展现出来的绝大部分还是希望在安全线内的态度,以自嘲的艺术宣泄这个苦闷时代年青人的伤痛、逃离,然而其中对现实的戏谑、冒犯已是对习天下的戏谑、冒犯,是对“新时代”所刻意构建的“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主流叙事的戏谑、冒犯,更不用说不少年轻人把现实政治、社会议题联系起来的勇敢表达,所以它成为了中共绝对不能容忍的充满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视之为对政权的重大威胁因素。

    另外一个对中共政权来说不能容忍的重要因素就是年轻人群的聚集。公众聚集活动一直是中共的维稳对象,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江河日下的今天,年轻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就业、生存陷入困境成为常态,“躺平”、“内卷”、“佛系”、“社畜”、“摆烂”、“韭菜”、“人矿”等高频热词在年轻世代的热传无不显示着他们对这个彷徨时代的压抑挣扎情绪,在中共政权眼中是构成重大风险的,而群体聚集活动就极有可能成为对政权的不满和抗议场所。尤其是在2022年的白纸运动发生后,为了防止再度出现类似的群体政治抗议,按照中共维稳体制的一贯逻辑,必须要把任何“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阶段,所以万圣节必须成为中共的禁忌。

    如果专制政权的预防、控制、扼杀社会有效的话,那么专制政权确实可以江山永固了。事实上正相反,中共的应对恰恰暴露了专制政权越维越不稳的弱点,陷入危机不断和应付危机的恶性循环,就如在这次的政权扼杀上海万圣节活动,当把年轻人在安全线内的对社会意见表达加以禁止时,事实上是在更加刺激这个世代的不满情绪把他们完全推向政权的对立面,重新定义他们对政权的认知与集体经验,孕育出年轻世代的新反抗选项,从而成为中共政权崩溃的导火索。

    这就是万圣节成为中共禁忌的最重要意义。中国人习惯敬鬼神而远之,都是借鬼来说人间事,譬如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借鬼怪情讽人间事,最荒诞的故事反映的都是现实,当一个政权比鬼怪更恐怖时,这个政权运行的逻辑已然是荒谬的,在美学上亦然是审丑的,是被戏谑和嘲弄的,根基全然腐烂,只有等待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 重庆市民反映更换新表后燃气费成倍上涨

    【民生观察2024年4月13日消息】2024年4月11日,因重庆市燃气费用逐年环比跳涨两三倍,引发全市舆情,市民在抖音和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刷屏。小区群业主纷纷晒出自己账单发现燃气换表后生活习惯和消费人数不变每个月比去年同期费用暴涨三四倍。燃气公司说是因为之前气表计价不准,但很多没换新表的业主也是翻倍上涨。甚至有居民晒出了停气跑表的视频以及四月份已出五月份燃气缴费截图。

    重庆巴南一名男子发布视频说:“作为重庆燃气的每一位老用户,我觉得都应该把这个视频顶起来,因为重庆燃气2023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比2022年同期增长了八九百,这样的成功离不开每一位老用户的默默付出。

    我是重庆巴南人,2023年9月份,也就是第四季度,燃气公司对辖区的所有天然气表进行了大面积的更换,我家的天然气表也不例外,换表之前,我们家每个月的燃气费七八十块钱,同样的生活习惯,换完表以后,每个月的燃气费不低于100块钱。

    一直也没有在意这个问题,以为是我家的一些习惯,造成燃气增多的问题。最近很多人都在网上吐槽同样的问题,那么我一家的问题,可能是我自己的问题,所有的人家里面都有这个问题,那么燃气公司的气表肯定有问题。”

    对此,重庆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是怎么解释的呢?

    重庆燃气九龙坡分公司工作人员李先生说:“天然气表跟你的汽车一样,你在使用了七至九年过后,她里面会或多或少有可能出现一些老化,有可能就会影响它的计量,所以可能客户觉得好像我原来那块表走的比较慢或者说计量比较少,所以说我们更换的每一块气表,都是符合国家法定计量结果的,都是合格的正常的。”

    对于燃气公司工作人员的解释,该名重庆巴南男子表示不认可。

    他表示:“你说旧表是因为老化了跑得慢,不可能所有家庭里面的表都同时老化,你的这种解释不成立,而且我们所有的用户不接受。你们说对自己家的表有异议,可以打电话咨询客服或者说把这个表拿去送检,那么我请问你,你把这个表拿去送检了以后,家里面的正常生活怎么来开展。

    我看最近市场监管局也介入调查了,我相信各位领导的家里面也有同样的情况,我们期待你们的调查结果,给所有的用户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位重庆女子也发布视频,她吐槽部分人燃气费用同比去年暴涨十倍。据公开报告,重庆燃气公司去年一季度亏损5000万……

    该名女子通过视频说:“重庆燃气凭一己之力得罪了半个重庆,我妹妹她们屋里头最近换了个燃气表,每个月的燃气费她说的是比之前多了好几十块钱,我看到网上还有些是成倍的增长,之前一个月就几十百来块钱,换了这个表之后变成两三百了,很多业主晒自己的交费记录,很明显比之前高了很多,有的甚至是涨了4倍。

    好像这个现象哎,确实是在大面积出现,我看好多评论都说,自己屋里头的燃气费变高了,如果说每个月的生活习惯都一样,那浮动个十几块钱,是属于正常范围,但是多出了好几倍,那个燃气费是啷个多出来的,又不是说一天煮八回饭洗八回澡。

    后头我看重庆燃气媒体的负责人出来解释,说是因为之前的老表技术不准确,新款的智能表更准确,我不晓得有好多人能相信这个说法,而且反映问题的人越来越多。

    重庆燃气官方确实是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公告,大致意思就是说,有问题可以打客服的电话,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核实检查,并没有说问题出在哪点儿,也没有说啷个去解决问题,那既然这个问题是大面积的出现,都不会是偶然现象。真的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并且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说法和解决方案。

    收入没有增加,生活成本增加了,还增加的不明不白,说的过去嘛?大家对这件事情有啥子看法,可以在评论区讨论讨论。”

    另外,重庆某小区一名业主表示,他家新换的燃气表停气了都还在转,水龙头开着流出的是冷水,气表都还在转还要计费。

    视频中该名业主说:“大家看哈啊,这个是停了气的,有点扯,这个燃气表停了气都要转,把水开起都要转,这会儿停了气的没得气的,我不晓得这个表啷个还要转,这是啷么个情况,又没得热水的,没有热水,停了气这开冷水都要算,这哪个来给我解释一哈,搞不懂啊。现在没得气得,热水器火是熄的,这气表一直在转。哪位邻居家现在有气,我现在时间是下午4点多钟。”

  • 相比病毒 更恐惧入户消杀

    5月8日有一个传播很广的视频:

    视频的开头,穿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对着镜头说:“这里是九号楼XX室,我们专业消杀组正在入户对病毒进行消杀。我现场(拍)视频,等待以后取用。”

    接着,拍摄者就开始展示他们是怎么消杀的。

    打开冰箱门,直接往冰箱里大量喷消毒水:往地上、电视上、沙发上喷大量消毒水。

    黄浦区官方说消杀时用的是过氧化氢。而评论区有人表示他们那消杀用的是次氯酸钠,会漂白衣物……同时对着电子产品猛喷,极有可能导致电器进水,造成电器毁坏。

    在这条视频下面就有一位自称做这事的人,他表示:衣服全褪色、冰箱清空、日常接触用品全当医废,碗筷浸泡。

    还有人表示自己隔离完回家,发现冰箱里的东西都被扔在地上,已经发臭长蛆了。现在家里全是苍蝇,用了三瓶雷达也无济于事。

    上海公民、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撰文《对上海新冠防疫两措施的法律意见》

    已披露的上海官方人员与相关居民的对话视频、音频显示,上海新冠病毒防疫采取的两项措施引起的事态非常严重,在市民中反应也很强烈,很可能造成某种法治灾难,特发表法律意见如下,以为各方处事的参考。

    一、对居民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方舱隔离的任何做法都是非法的,应立即停止

    本市某区某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人员与居民对话视频显示,有关官员强硬声称,同楼层密接人员一律送方舱隔离,不服从就使用强制手段实施强制。有关官员声称,这是全市统一部署,实施强制的依据是《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中第1项的规定。实际上,这些官员的说法明显误解乃至故意曲解了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规定的第1项不可能成为支持他们强制行为的法律依据。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相关规定的原文是:“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一)拒不执行人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情况下依法发布的决定、命令的”

    为什么说以上规定不可能成为支持街道办事处、派出所人员强制行为的法律依据呢?对于稍微有点社会主义法律意识的人来说,这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1.“紧急状态”是一种法律状态,必须经有权机关依宪法宣布才出现或存在,绝对不是任何机构或官员可以随意认定和信口开河宣告的。我国《宪法》第67条第21款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或者个别省、自治区、直辖市进入紧急状态”。我国《宪法》第89条第16款规定,国务院“依照法律规定决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范国内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外,我国没有任何组织和官员有权决定和宣布上海市或上海市部分地区进入紧急状态。

    2.现实情况是,上海市或上海市任何地区都没有依法进入紧急状态,因而国务院和上海市各级地方人民政府不可能依法发布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布的决定、命令,也确实没有发布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表的相应決定、命令。

    3.即使考虑到《传染病防治法》第39条的规定,有关机构也无权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居民到方舱隔离。该条第1款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及时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病人、病原携带者,予以隔离治疗,隔离期限根据医学检查结果确定;
    (二)对疑似病人,确诊前在指定场所单独隔离治疗;
    (三)对医疗机构内的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的密切接触者,在指定场所进行医学观察和采取其他必要的预防措施。”该条第2款规定:“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第2款中的强制措施是指强制隔离治疗措施,显然只是针对前款第(一)项和第(二)项中所提到的病人、病原携带者和疑似病人,而不包括第(三)项的密切接触者,更不会包括其他居民。

    结论:

    1.依据宪法,在目前,上海市任何组织、官员決定和宣称上海市或上海市某地现在处于紧急状态,那一定是没有法律根据的、虚假的,切组织和个人对谎称“紧急状态”之说法的非法性都应予以揭露、抵制;

    2.上海市任何组织或官员声称根据人民政府发布的在紧急状态情况下才能发布的决定、命令,有权使用强制手段强制送市民到方舱隔离的说法或做法,都是非法、无效的;

    3.上海市任何组织或官员用强制手段强行把除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以外的任何居民送方舱隔离的做法都构成对相关公民人身权利的非法侵犯,应该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4.上海市各级各类公共机关都有责任有义务立即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制止使用强制手段强行把除病人、病原携带者、疑似病人以外的任何居民送方舱隔离的做法,保障市民合法的人身权利与自由;

    5.人身权利与自由受到威胁的任何市民有权要求执行强制命令的工作人员出示人民政府盖章发布的决定、命令的纸面文本或国家机关网站文本。

    6.已经受到人身权利被侵犯的任何市民在事后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得到法律保护和补救。

    二、上海市任何机构无权强行要求市民交出住宅钥匙井进入市民住宅“消杀”

    录音音频显示,本市虹口区有关官员强制要求飞虹路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离家,并声称要入户进行病毒消杀,态度非常强硬。这种做法在上海恐怕已经不是个别情况。

    相关法律的规定:

    我国《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我国没有任何法律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让居民向公务人员交出住宅钥匙后离家,让后者进入居民住宅进行病毒消杀。

    结论:
    1.上海有关官员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由他们派人入户“消杀”(的区域已经开始实施这种做法)这是非法侵入公民住宅的行为;

    2.上海市各级各类公共机关都有责任有义务立即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制止强制要求居民交出住宅钥匙,由公共机构派员入户“消杀”的做法;

    3.《传染病防治法》关于“消毒”的规定不会、也确实没有授权任何组织和个人强行获取居民住宅钥匙、进入居民家中“消毒”。

    三、上海市委市府若认为出现了紧急状态,可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根据宪法采取相应措施

    病毒毒性不强,危害不大,应防止防疫过度,防止严重得不偿失。

    上海市委市府若认为出现了紧急状态,可提请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紧急会议,并通过人大常委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按宪法规定宣布上海市或其中某些区域处于紧急状态,然后制定系统的工作方案。

    新冠防疫要与保障市民权利、自由兼顾;各级国家机关和官员应严格依宪法法律办事,不可为办事方便违反法治原则、破坏法制。

    新中国以来,上海从来就是以开明、法治、繁荣著称于全国乃至世界,倡导多年的上海“十六字精神”即“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已经成为广大市民的骄傲。当前,我国防疫形势依然严峻,上海的情况不容乐观,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如何在科学防疫、民主防疫方面向全国做出表率,是上海各级领导和市民的责任和使命。

    专此提出如上法律意见,谨请各位深思!

    (作者为上海居民、广东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华东政法大学教授;本文形成过程中,华东政法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社科院、华南理工大学、武汉大学、湖北大学、北京大学等教育学术机构的总共20余位教授表达了意见;复旦大学桑玉成教授提出了重要修改意见。)

    网民1、最近上海又在“攻坚”了,正如我昨天的文章所以我居沪20年的观察看,如果从4月1日算起到今天40天时间里,上海市民前半截最担心的是就医问题和物资保障问题,后半截最担心的是被集中隔离和被入户消杀,总之唯一不担心的就是病毒本身。这座大城以靠谱著称的人设,一夜之间崩了,这是最伤心的地方,而且不可逆。

    网民2、和强制隔离一样,入户消杀的蛮横和荒诞也打破了人们对上海文明程度的想象。前半截只是生活质量问题,后半截就是侵犯到基本的个人权利了

    网民3、我只能代表和我交流的上海人,我們不關心病毒是因爲知道死不了人,既然病毒死不了,那麽其他的次生災害才是需要關注的。

    网民4、上海一个朋友介绍说,现在搞入室消毒,主人隔离在方舱不肯交钥匙,就强迫入室了。

    网民5、“抄家式”消杀天怒人怨,但他们拒不认错,认为是防疫重要一环!

    网民6、阳性或密接被隔离,因消杀需将钥匙交给居委会,如果不肯交钥匙会怎样?这个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就是会撬门消杀。但有个细节大家要明确,就是这个撬门一般不是找锁匠来撬的。

    网民7、一本正经的为人民服雾!消杀是要成为中国核酸、隔离、疫苗之后的第四大经济支柱吗?

    网民8、上海每天出動消殺隊16萬人對1.3萬個小區展開屠殺行動。
    我提兩個建議啊,第一,這奧秘可溶病毒最怕硫酸,潑硫酸效率最高,一桶硫酸潑將過去,家裡的一切消殺乾淨,如果有人抗議,連人一起潑
    第二,建議上海市領導以身垂範,從自家殺起,然後區一級領導,再街道領導,一級級領導消殺過來,保證群眾支持

    网民9、阳性或密接被隔离,因消杀需将钥匙交给居委会,如果不肯交钥匙会怎样?这个大家现在都知道了,就是会撬门消杀。但有个细节大家要明确,就是这个撬门一般不是找锁匠来撬的。

  • 漫话人权·沪民之声

    上海疫情更像是一部反乌托邦的生化武器电影。居民听从政府封控的规定,喊着不给政府添乱的口号,被饿上吊、自杀、疾病得不到医治而死亡,高价祈求等待政府的食物,是上海人的悲剧,更是全中国人的灾难,深深刺痛着每一个人的心,她他是我们的兄弟姐妹,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儿女,下一个她他,也可能是我们的亲人,甚至是我们自己,我们呼吁还上海人自由,还全国人民自由。

  • 驯兽师的动物活体实验生活(一)

    在某种意义上,囚犯比妓女、乞丐更弱势。

    对囚犯惨无人道的惩罚,更多的人是叫嚷:罪有应得!却鲜有人去追问,让结出恶果大树茁壮生长的土壤。

    仇恨种下仇恨种,以暴易暴无善终。“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

    (一)全国两个高度戒备试验监区之一的眉州高度戒备监区

    四川眉州监狱高度戒备监区,是2015年后司法部(当时的司法部长张军,现最高检察长)在全国设的两个实验监区之一(另一个在哪里,似乎是个秘密,出狱后,我向司法部就这一问题——在全国秘密设立高度戒备监区的法律法规依据——提出信息公开。他们至今未回复)。在这里,他们对待囚犯的唯一要求:绝对服从,这服从,不仅是要服从狱警,还要服从协助看押你的囚犯。否则,他们就视你为抗改、袭警,就用暴力殴打和各种酷刑(包括禁食)回应。一次次的施刑过程,用惨绝人寰、骇人听闻来描述毫不夸张。

    眉州高戒区设在眉州监狱内一全封闭小院内,透明的天盖将小院罩住,铜墙铁壁,风雨不透。小院成不规则椭圆型,大门边半圆弧建筑是三四层楼的办公室,它的中间部分凸向椭圆心内。办公室对面是监室楼,向外凸,三层楼大概九十多个监室,分A、B、C、D区,A、B区在三楼,C、D区在二楼,囚犯来高戒区后被分成三个等级(依次为一、二、三级)。我所关的三楼,西南头是A区,A区大约有十三个监室,一个反省室,其中一二个监室是四人间,其他是单人间,A监区全关一级严管罪犯,用在上衣背肩部、裤两边加红布条与其他监区衣裤加黄布条相区别。东北头是B区,有八个单间,九个四人间,按他们规定,这区全关二三级严管犯,我从2018年6月也关了进去。二楼是C、D区,关二三级严管囚犯。二楼西南头的231室是行刑室,看守我的囚犯叫它“飞机场”,说里边刑具应有尽有。一楼是住看押严管罪犯的囚犯及单独的小猪笼式的囚笼室(他们认为最不听话的,需要惩戒的就关在这里)。整个小院占地估计不到四亩地。

    整个高戒区长年关着,关的是各个监狱转来的四五十名囚犯,及四五十名协助狱警看押严管的普通囚犯。囚徒来后被分成一、二、三级严管,刚来一般是一级,经一段时间魔鬼式的严管整肃,经评定合格后由一级调为二级,然后再经一段时间的整肃,经评定合格后由二级调到三级,绝大部分经六个月的严管整肃后,他们认为合格再转出严管监区,被转到别的监狱或监区。在我离开眉州监狱押往雅安监狱的前二十天,监区换了监区长和一副监区长,好像又将一二百眉州监狱的新犯一起关在了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发现他们以前这集中营似的非人道的管理不合适,而进行了改变。依我观察,这四五十名被严管的囚犯可分成六类,一类是不认罪的新疆瓦哈比穆斯林派(我在此关押期间一直有五六个);二类是我这样需要整肃的政治犯(估计从2015年开始建起来的这高戒区,只关过我一个这样的政治犯);第三类是打死都不认罪又不服从监狱毫无人性的惩罚管理的普通刑事犯;第四类,是不屈不挠反抗牢头狱霸、恶魔狱警暴政的囚犯;第五类是那种被逼成有严重精神病的患者囚犯或本身有精神病的患者囚犯;第六种是那种故意捣蛋、惹事生非、不服从管理的囚犯。前五类估计占99%,后一类占1%。按他们初衷,只有第六类才有可能被关在这里面。实际的操作可见,这高戒区是多么的荒谬。

    在这里,他们毫无顾忌地使用惨无人道的各种暴力改造囚犯,据我统计,我刚去的半年,狱警殴打囚犯事件,至少就有96件之多,后半年有49件之多(我的统计记录在日记的特殊符号里,我希望有一天能用上这,配合他们的视频,来指证他们的暴行)。这些暴行包括:

    语言暴力:狱警、参与协助看管被严管的囚犯,只要不顺眼,都可以随时随意辱骂严管囚犯;禁食:早上一两馒头,一勺100ml的米汤,中午晚餐每顿只给一两米饭及没有油的菜汤,没有时限,直到你认罪;体罚:一个小时的军姿标站,一个小时的盘腿,或一个小时的军姿标站,一个小时的军姿下蹲,不服从便电刑或送行刑室大刑伺候;电刑:高压电警棒直接电击,不分你头脚手;警棒殴打,拳脚并用,劈头盖脸,发泄完直接送医务室。

    集体活动都从我监室路过,我发现被严管的一级囚犯,没几个脑袋不带伤巴的;电刑床,整天整夜地仰卧起、四肢固定在行刑室的电床上,连大小便都是在臀部下的床上挖个洞解决。更有不服从者,直接在刑床上辣椒水侍侯,听协管囚犯讲,每每这个时候,整个人被折磨得满嘴翻白沫泡,就像发羊儿疯猪儿疯。掉“飞机”,在行刑室,四肢被捆绑悬空将人掉起来(所以看押严管囚犯的服刑人员叫行刑室为“飞机场”)。猪笼似的单独关押,想给你吃,就给一点,不想给你吃,求爹告娘也不行,想打你,拉出笼打你一顿。

    在行刑室还有些啥刑罚,他们都不告诉我,只是问我,要不要去体验一下。

    在全国搞两个这样的试验区,就是要试验绝对暴力的管监成效,正如外面大环境那样,大肆抓捕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公民记者、宗教人士、访民骨干,制造白色恐怖。

    一年零八天,我所见的仅仅部分案例。因为我被关单间,整天不让出门,不让我与任何人接触,所以我只是有限的看到听到:

    艾力仔明:新疆喀什巴楚县色力布亚镇人,瓦哈比穆斯林,70后,1米8左右的个,大胡子,只会点点汉语。据他讲,他是因2014年昆明火车站袭击案,官方指控他恐怖袭击罪被判十年。事实上,他是去昆明外婆家探亲,在火车上被捕的。他拒绝认罪拒绝劳动改造。他被判刑走完上诉程序,就从双流看守所直接押送到这里。他比我早来这里一年零八个月。

    他来后跟我一样,经初入狱的杀威及7天的反省酷刑,被关在我的隔壁319室。他几乎没有转过监,偶尔转,到二楼,也就很快转回来,或是因为他不适应,或是因为他没有守他们的规矩。

    在我来之前,他经常被吃漂汤。全天只有中午有点肉,结果是协助看守他的牢头囚犯,随意用个理由,比如说他盘腿姿势不对,站姿不标准等,就把他的肉选吃了,只给他一点点蔬菜及汤汁。因他的不屈服,或者因为他是穆斯林,不吃猪肉,监狱就用牛肉、兔肉代猪肉,在狱中牛肉兔肉是稀缺货,牢头们嘴馋也是其霸占他肉食的缘故。这样的处罚几乎是整月整月。2017年12月世界人权大会之后,他才获准吃肉。

    因为一级严管,也不准买任何食品。牙膏牙刷、洗衣粉肥皂之类生活必需品由监狱供给。这供给你别以为是监狱方真正的供给,其实是其他囚徒出钱购物,由牢头控制了的供给。可能是他身体虚,经常拉肚,需要手纸多,但牢头每次还是按一个人每天五片的发,有时还几天不发,他不够用,不得不苦苦地向牢头求要。这情境让人心酸。多少次我利用牢头监控空档,送给他一些。就是这样,牢头如发现了绝不允许。或是他帐上根本没有钱,因为他一直没有获准与家人联系。

    2017年12月世界人权大会后,他和我一样获准放风。这放风也不是实质意义的放风。他们把近20平米的监室,从大门口近6平方米的空间隔离出来,在房顶上开了个透明的玻璃全封闭天窗,用这作放风场地。放风具体的时间不固定,中午下午看狱警心情。放风时间的多少也是狱警掌控,多则半小时,少则十几分钟。因放风,我们在各自的放风间,隔墙近距离可以说说话,但彼此不能看见脸。我们有时也伸出手,挥挥致意。

    严管不让见家属,到我离开近两年他都没有见家属,或与家属通过信。

    由于长年累月的漂汤,营养匮乏,又不能买食品补充,加之长期不放风锻炼,他全身浮肿,脸色死人般雪白。据他讲,刚开始入狱,他近一米八的个,膘肥体壮,精力充沛,根本没有什么疾病,现在头晕脚软,夜梦恶梦缠绵。他每次短时间的聊天,首先说的都是,“他们太坏了,不把我当人。”这也是他说的最清楚的一句汉话。

    大概在我离开眉州监狱前的一个月,他被转到二楼,再也没有他的音讯。

    某甲:他关在我左边监室,他来眉州高戒区时,我已在此监室关半年了,他待了大约两个月。近两个月,在没人时,我主动找他说话,问他的情况,他都害怕,一个字不回答,我都当他叫某甲。他不是正式登记造册的严管囚犯,是眉州监狱的普通囚犯,说他是因一个案子没有配合警方招供而遭严管逼供的。

    起初45天,每天军姿标站一小时,再盘腿一个小时,交替进行,一天十四五个小时。早一个一两的馒头,约100ml的米汤(我叫它玻璃粥);中午一两米饭,100ml左右的白水蔬菜汤,油星星都见不到一点;晚餐与中午一样。因他是眉州监狱的,他可能知道这严管监狱的残酷,一句话没敢吭声。

    45天后,他没有屈服,于是他被带走。起初我以为他被放了,心里暗暗祝福他,而在牢头面前,我故意发起牢骚:“你们把我关了半年了,按来时说半年,现在半年已过,为啥还不放我?看,后来的都走了。”牢头答:“走了?!他走哪里去?他是不招供被带到二楼加刑具处罚了。他现在每天是军姿标站一小时,军姿下蹲一小时的交替处罚。”我说:“那军姿下蹲十分钟都难,一个小时怎会受得了?”牢头答:“受不了,就挨打呗。那惨样,你要不要试试?”

    果然,过了快二周,他又被架回我隔壁监室,他已走不动了,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苍白像死人。就这样他们仍然没有放过他。架回来的第二天,他仍被架到二楼下折磨。这样折磨了几天,他晕死后被送到医院,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某乙:瓦哈比穆斯林,他几乎不懂不说汉语,我试着隔墙了解情况,他要么不出声,要么细声的说一句,根本听不懂。他在我左边隔壁几个月,直到我搬到另外监室。一度我左右住的都是新疆维吾尔人,我都跟值班民警戏问“我是不是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天,不知不觉就听见他在哭,声音很弱小,有时一天几次的哭。特别是深夜,他的哭声更凄惨,像鬼哭,吓得你全身发麻。有几次白天哭泣,特别是阴天或下雨天,太让人心痛,因为不能看到他,每次哭都很长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流了多少眼泪,也不知道他眼泪是否流干,更不知道他的家人是否知道他的苦难,我也不知道他的妈妈因为没有了儿子的消息是否会彻夜无眠,是否多少个夜晚成为泪人。多少次心里的痛让我无法坚持,我就跟监视我们牢头说,你劝劝他吧……

    某丙,瘦小,大概1.5米不到的个,长相是那种怪怪的。大家也清楚,在中国大陆,身体的强壮,长相的好坏,无论在学校,在单位,或者在社会上,都自动地被划了等级。我估计他是因为自己长相及倔强的性格,不服牢头一次次的欺辱及狱警的打压(看守所、狱警几乎不会听囚犯的分辩,牢头说东就是东,是西也是东,牢头说是白就是白,是黑也是白。总之,他们叫嚷,狱警就是囚犯的天,牢头就是囚犯的地)。

    有次在监室不知道为什么被暴打了很久。大概是晕死过去,我见两彪型大汉的牢头拖着他从我监室外路过:两牢头左右架着他的两手,身首仰面朝天,满脸是血,头上一滴一滴的血从后脑勺在往下滴,他穿破烂的单层牢改服,光着脚丫,在地上拖着,大冬天的,是冷得没了知觉,或被打晕死过去,只有天知道,被拖过的地下留下长长的血迹……

    某丁,身体很壮实,大概1.8米的个,被打时声音叫得特别的大。刚进高戒区那一顿“杀威”暴打持续有40多分钟,他爹啊妈呀的叫喊声和电警棍霹雳吧啦在他身上滚的声音,还有警官的叫骂声,交织在一起冲满了整个监区。最后是两牢头架着拖上楼,关在三楼的一级严管区。

    因他不服牢头的动物式的管理,起初的一两个月是没隔三五天要被打一次。有一次,牢头看他不顺眼,故意骂他,他回敬后惹得牢头喊来警官,打得他也是呼天叫地,最后是晕死过去。四个牢头抬着他四肢,送医抢救。整个人卧起脸朝下,不知道他哪里被打伤,只是血沿鼻尖往下滴,抬走过的地板上留下点点血迹。手不知怎么反剪着,四个牢头,后俩抬两只脚,前俩抬两手,一闪一闪的上下跳动,牢头们戏谑着,招摇而过……

    他也被整月整月地长时间关“猪”笼里,吃喝拉撒都在这里。这种“猪”笼长约2米,宽约1米,高1.5米。李旺阳出狱前待过二十多次,黄琦也待过。估计“飞机场”的刑具他都尝试过了,狱警没招了,只有把他关在这“猪”笼子里,断他的伙食。起初还听他边拍打铁笼,边大声地叫“放我出去……”若干天后,他拍打“猪”笼子的声音明显小了,而口里只弱弱地喊“给我点吃的……”再后来,声音越来越小……

    某戊,以前无数次的狱警行刑,无论是在囚徒的监室或二楼专用的行刑室,我都只是听到,没有看到,因为我关封闭单间,出不了门。在我快转到雅安监狱的前一二月,我被转到三楼的B区的12号监室,由于监室排列有一个弧度,而且是中午快吃饭前的放风时间,我监室角度刚好看到二楼行刑室门口他被打的一幕。

    被打原因不清楚,只见两个牢头架着拖着他,狱警在离行刑室十几米的地方开始,一路狂打。只见警棍在他的身上、头上翻滚,他痛哭地只顾求饶,因为是牢头架着,根本无法躲闪。一种姿式打累了,狱警又换一种姿势,一只手打疲乏了,狱警又换另一只手拿警棍开打。十几米的距离边打边拖着走,估计花了十几分钟。在行刑室门口,大概他知道里边的厉害,死活不配合进去,警察又是一阵更猛烈地拳打脚踢加警棍,数分钟下来,在铺天盖地地暴打及牢头的推、拉、拖、拽下,他被打进了行刑室。进到行刑室,我就看不见了,只是听到以前其他囚徒被行刑时一样的声音,不过,他这次更久些,声音的惨烈度要高得多得多……

    在这个高度戒备监区几十号人里,又是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听说死了两人囚犯,一个是被行刑后第二天死亡,往上报的是高血压心脏病发作死亡;另一个是绝食半年活活拖死的。

    (未完待续)
    来源:https://cmcn.org/archives/52885

  • 由异议人士佩利被抓说起

    国内异议人士佩利(女,真名程爱华,四川省西充县人,生于1970年)失踪一个月,音讯全无,竟然谁也不知她的下落,也竟然谁也没有深究她突然音讯全无的原因。两天前方得知佩利消息,她于一个月前被四川省西充县国保拘留了一个月,两三天前才被放出来。

    出狱以后的佩利在推特上发文,声称自己的苹果手机至今还被西充县国保扣留,国保企图从其手机中寻找“罪证”。佩利文中刻意提到自己是一名绝经妇女,对警方已无利用价值,准备好好过退休生活。然而西充县国保却威胁她,要取消她的养老金,还威胁佩利活不过十年。佩利同时感慨,她被抓一个月竟然没有人过问,让她倍感失落。她心酸地揶揄道:明天起,我要投奔共产党了,总比失踪以后没人过问要好。

    得知佩利被捕一个月,其友人不仅震惊也极其汗颜自责。她的一位友人表示,在她失踪期间,他至少给她发过三次消息,可是她都没有回复。她的友人透露,由于近一个多月以来,他本人和本人家庭深陷困顿困苦境地且难以自拔,故此在佩利未回复他消息之后,他未进一步深究,这是其一。其二,佩利失踪前他们一直互有联系,佩利告诉他,西充县国保一直在找她,她担心再次被骗回去拘捕,因此被迫躲起来,电话卡也没有用。佩利说,她跟外界联系的方式,就是通过wife。此外佩利说,为了躲避西充县国保的骚扰和抓捕,她悄悄在成都市的某地打工,甚至为了挣一点生活费,尝试着去做过洗碗工。她说,西充县国保让她母亲通知她,之所以找她回西充县的原因,是打算给她分配廉租房,并非要抓捕她。由于此前(今年6.4前,佩利被西充县国宝骗回西充县【国宝电话通知她回西充县,说带她到就近农家乐旅游几天,避开6.4敏感期即可】结果佩利被行政拘留了7天),西充县国保已经通过欺骗手段把佩利骗回去予以拘禁,因此这次“分配廉租房”的通知,令佩利半信半疑,担心回去后再次上当受骗。事实证明,西充县国保再次运用娴熟的欺骗伎俩,欺骗并拘捕了佩利。

    佩利被抓一个月外界毫不知情,给海内外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人权组织以及所有遭受迫害打压的人们敲醒了一个警钟:关注关爱关心身边的同道朋友,尤其要关心关爱关注互有往来却忽然音讯全无的同道朋友。今年以来,习近平当局穷尽全力地加大加紧了打压迫害国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斯坦人等的步伐和节奏,许多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斯坦人遭到关押或拘禁。与疯狂而强悍的中共当局相比,民间反抗力量堪称微不足道,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并欣喜地看到,民间反抗力量虽然微不足道,却是那一片歌功颂德、歌舞升平、阿谀奉承、谄媚厚颜声中罕有的“不和谐声音”中的一份子。民间反抗力量既无中共谎称的外部敌对势力的支持,也无内部组织架构,而是无数“不和谐声音”中的一员,自觉自愿地站在反抗暴政的“不和谐声音”的队列当中。这些“不和谐声音”之所以愿意“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极权专制的中共暴政带给人类文明和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深重的灾难和噩梦;他们深知,人类文明发展的轨道必然是自由与民主,没有自由与民主,枪杆子里面获得的政权,必定是暴政和生灵涂炭。

    这些“不和谐声音”从诞生至今,从1979年的天安门事件到1989年的6.4学运,再到1999年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的静坐,以及今天港人的反送中运动等,尽管中共当局从未停止过对“不和谐声音”的暴力血腥镇压,然而“不和谐声音”们虽然力量悬殊,虽然微不足道,虽然头破血流粉身碎骨,也要学那荆轲刺秦,学那暗夜里的一道闪电,刺破漫无边际的黑暗深渊。或许在“不和谐声音”的人生目标中,自由是弥足珍贵的一个符号和印记吧——不自由毋宁死!中华民族今天的苦难,来自于极权专制和被极权专制奴役数千年的奴性基因;前赴后继的牺牲者之所以走上一条漫长无际的不归路,在于这个民族总有一种“不和谐声音”的存在,在于自由尊严比苟且偷生更重要。这些“不和谐声音”,骨子里刻着“永不屈服永不顺从”八个字,他们的血他们的“刺”,在走上“不顺从窄路”的那一刻,已经滴入泥土,扎进这片他们深爱着的大地!

    2019年10月20日

  • 监狱狱警:精神病犯感情比较丰富 更渴望被接纳

    由于与普通服刑人员不同,广东番禺监狱里20多名疑似精神障碍罪犯会相对集中在某一个监区,并会得到特别照顾。据狱警介绍,和一般人相比,精神病犯普遍感情比较丰富,容易感动。因此,他们会在病人清醒时给予更多关怀,同时邀请亲友一起加入到关怀行列,让其感受到关心和被牵挂。针对一些相对内向的精神病犯,监狱也会组织一些轻松的文娱活动或兴趣活动,让他们重燃对生活的热情。

    全天候观察记录做好服药记录

    狱警们对精神病犯的改造感化看似是一些琐碎小事,但每个细节都注意到了。如安排一到两名服刑人员进行护理和照看;为了防止他们摔伤,将他们安排睡到下铺床位和靠门口的位置,全天候进行观察记录,发病时立即按医学标准进行处置;在其情绪稳定时,适当安排简单无伤害隐患的工种。

    同时,监区会在其吃药时做好服药记录,并有狱警现场监督其服药,看病时做好病历保存,发病时做好视频记录。

    此外,精神科专家大约1-2个月到监狱进行一次专业会诊,对疑似病犯进行鉴定,对确诊罪犯根据病情、天气等制定用药和治疗方案。

    另外,对于精神病犯患病、治疗、用药等,监狱方面也会及时做好家属告知工作。监狱会根据相关程序作专业化会诊治疗,绝不允许病犯家属加以主观臆断干预治疗。如精神病犯钟某有段时间病情波动,家属就投诉监狱私自换药。经调查,监狱医院考虑到原来的药物对其神经系统不良反应的副作用较大,且监狱医院无相关设备对药品进行药物浓度检测,所以及时邀请广东省精卫司法鉴定研究所专家会诊,适时调整用药方案。监狱医院还本着病情需要、及时用药的原则,同鉴定机构积极协商,为该犯家属特开绿色通道购买顾送相关治疗药物,而并非该犯家属所讲的私自换药。

    “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

    肖警官介绍,和一般人相比,精神病犯普遍感情比较丰富,容易感动,因为平时受到的冷嘲热讽比较多,更渴望被接纳。因此,狱警会在病人清醒时给予更多关怀,同时邀请亲友一起加入到关怀行列,让其感受到关心和被牵挂。慢慢的,精神病犯会逐渐敞开心扉,真诚交流,得知自己发病时的过分表现,清醒后,精神病犯也会主动道歉。

    王警官提到,监区有个精神病犯阿钟,就是比较严重的精神分裂,狂躁发作时会大喊大叫扰人,一度很让大家头疼。前阵子,有天下大暴雨,王警官想到有些器材不适合露天摆放,便冒雨去搬抬。在对面楼上的阿钟看到他就大喊大叫情绪很激动,他以为阿钟又犯病了,便通知狱警去安抚他。

    后来才知道,阿钟并没有犯病,只是看到他冒雨去搬抬东西,当时又是大闪电,担心他的安危。“我听到后,真的觉得很暖,有种苦尽甘来的感觉……”王警官说。

    同时,针对一些相对内向的精神病犯,他们也会组织一些轻松的文娱活动或兴趣活动,来转移他们的注意力,培养一些兴趣爱好,让其重燃对生活的热情。另外,多交流人生理想和愿景,也对未来有所关注和计划。

    高墙内突发精神分裂夏天要穿棉袄 与管教用英语交流病情稳定

    现年42岁的KS是一名外籍服刑人员,有大学文凭,中英文都颇为流利。近10年前,他初次来到广州,便因携毒获刑。陆警官告诉记者,刚来时,KS只是在普通监区,他干活很积极,但是经常违纪。不久后,KS便表现出异常举动:经常大喊大叫,精神异常亢奋,全天睡眠时间不超过6小时,且不讲卫生,气味难闻,严重影响其他人的生活。

    狱警观察发现,KS说中文时虽然反应很快,但是思维混乱。大热天仍说很冷,要穿小棉袄和棉裤。每日精神极度亢奋,情绪波动较大,长时间自言自语、手舞足蹈或者突然间大喊大叫、猛捶心脏等类似自伤自残行为和一些不文明行为。

    经鉴定后,KS被确认为精神分裂,随后转到精神病监区。换了个新环境,KS的情绪变得更加激动了,面对狱警和看护们的管教安抚,他的情绪很对立,完全听不进去。心情好的时候,他讲普通话、粤语,面对教育管理时就讲英语……此外,他还经常拒绝吃药、拒绝吃饭,还向别人要烟抽等。

    为此,监区特地安排了擅长英语的陈警官及肖警官来对他进行关怀教育。

    狱警用英语与KS沟通,一方面能够得到他的尊重,另一方面也表示了对他的重视,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KS刚来的时候,正值春天,天气仍然寒冷,但他只带了一床凉席及几件薄衣服过来,没有御寒衣物。陈警官立即为其准备了衣服、被子,而牙膏、香皂、洗衣粉等生活必需品也做好了安排,为其提供了极大的生活保障。

    陈警官了解到,KS不仅十分喜欢足球,而且也爱踢足球。因此,只要有足球比赛,都尽量让KS观看。肖警官在值班期间,在给他解除戒具进行梳洗时,都会用英语进行问候,了解思想近况。当了解到KS喜欢看书,肖警官便告诫他不要放弃努力,要用正确的方式洗脱自己的罪过。细心的肖警官发现,KS很在乎与他人的关系,便告诉他,他人也是愿意帮助他的,毕竟虽然他有病,但内心不坏,大家会接受他的。

    肖警官发现,在聊到当地文化时,KS很有话聊,滔滔不绝,便主动围绕这个话题,听他讲家乡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及民俗谚语,获得认同后KS逐渐对大家友好起来,也越来越多地使用中文和大家交流了。有时候他还会打趣,让肖警官好好学习英语。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KS又重新融入集体生活,病情也渐渐好转,一年多前他成功解除了戒具。目前,除了能像正常人一样改造,他也能承担搞卫生、拿饭菜等劳动。

    身负血案自杀未遂产生幻听 悉心照顾特殊戒具护其安全

    关某在犯病时杀害他人后畏罪割喉,最终被救回入狱。入监后,被救回来的关某生存意志很低,一直插着喉管也不舒服,言行持续不稳定,发病时数次无意识地拔掉喉管,危及生命。而且,他的幻听十分严重,被害妄想也十分严重,常认为他人要害他,在他的水中下毒,就长期不喝水,还不配合服药,认为有人通过药物控制他。

    同时,对于管教也十分抗拒,认为都是他的仇家派来报复他的,常污蔑他们干了坏事,有时甚至向管教们吐口水。

    相较KS,关某的情况更为特殊,他容易无意识用身体多个部位拔掉喉管。因此,在其发病初期,专门为他设计了一件约束衣和一个脖套,保护他的安全。为了防止其肌肉萎缩,在其病情有所缓解时,适当给他空间运动双手,天气好时让他到操场晒晒太阳。狱警也会告知他,并不是因其主观上的不良表现对其进行惩罚,而是针对该犯病情做出的对他和同改的保护措施,待其病情有所好转时,可以适当放松戒具(因他情况特殊,不能完全撤除),使他能够接受。与此同时,还挑选服刑人员对其进行监护,保护他及他人不受伤害等。

    (来源:新快报 http://epaper.xkb.com.cn/view/1072575 2017-4-23)

  • 隔离监禁:也许比死刑更残酷

    1993年,社会心理学家克雷格·黑尼(Craig Haney)采访了在加利福尼亚州最严苛的刑罚执行机关——州立鹈鹕湾监狱(Pelican Bay State Prison)中受到隔离监禁的一群犯人。
    当时,他正在研究与世隔绝状态对囚犯的心理影响,而鹈鹕湾监狱正是美国各地兴建的第一批新型最高警戒度监狱之一。
    二十年后,黑尼博士再度回到那所监狱进行了另一组采访。他吃惊地发现在自己的采访对象中,有一些是他之前就见过的老面孔——这些犯人已经在没有窗户的单人牢房里被关押了二十多年。
     “老实说,这真令人震惊。”黑尼博士说。
    几乎不曾有社会科学家质疑过这种隔离可能会产生有害影响。过去半个世纪的研究证明,与世隔绝会加重已经存在的心理疾病,还会引发新的症状——甚至在起初心理状态十分稳健的囚犯中也依然如此。
    然而,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侧重于隔离时间相对较短的实验室志愿者或监狱囚犯。黑尼博士的采访让人们第一次有机会系统性地考察了那些几乎整个成年期都被隔绝在正常的人际联系之外的犯人们的生活,以及这种监禁造成的巨大损失。
    作为针对鹈鹕湾监狱中长期单独监禁政策的一起诉讼的一部分,这些采访持续了两年才得以完成,它们尚未被撰写入正式的研究报告,也未经过其他研究人员的评议。但是,黑尼博士的工作为这些严重离群索居的人们提供了生动的写照,用黑尼博士的话来说,他们已经“社会死亡”了。
    囚犯们说,长年累月地被监禁在密闭环境中,每天都要拼命努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理智,不至于疯掉。有一名犯人将其单人牢房比作“武器实验室或进行人体实验的地方”。他们还谈起他们是多么渴望能看见一棵树或者一只飞鸟。面对这样的隔离监禁,许多人的反应都是封闭自己的情感,更进一步地与世隔绝,甚至回避他们所能得到的寥寥无几的与人交谈或有人陪伴的机会。
     “如果你把鹦鹉关在笼子里很多年才把它放出来,它会死的,”一名老犯人说。“所以,还是呆在笼子里好了。”
    长期的隔离监禁在美国监狱中相当普遍。最近几周,这种做法终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上个月参观了一所联邦监狱(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美国总统),他质疑道:“难道我们真的会认为,将这么多人持续数月有时甚至数年地每天23小时禁闭在狭小的单人牢房里是合情合理的举措么?”
    今年6月,在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作出的一项裁决中,安东尼·M·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法官在写到隔离监禁时指出:“这种近乎绝对的隔离让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012年,宪法权利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代表鹈鹕湾监狱中被单独监禁10年以上的囚犯们,向联邦法院起诉了州政府官员,声称对这些囚犯的长期隔离侵犯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Eighth Amendment)赋予他们的权利。该中心的主席,匹兹堡大学的宪法学教授,同时也是该案的首席律师尤勒斯·洛贝尔(Jules Lobel)称,目前各方正在和解谈判之中。
    黑尼博士以及其他若干名原告律师保有的专家证人准备就此案发表报告,《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获得了这些报告的副本。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的心理学教授黑尼博士采访了鹈鹕湾监狱中被分别单独监禁在禁闭室(security housing unit, 简称S.H.U.)中10年至28年不等的56名囚犯,其中七人他在1993年曾经采访过,八人是上文提到的诉讼的原告,剩下的41人则是随机选择而来。为了便于比较,他还采访了25名没有受到隔离的最高警戒度囚犯。
    被关进这所监狱的囚犯都身犯重罪,而且常常是暴力犯罪。保罗·雷德(Paul Redd),现年58岁,他谋杀了一名与他竞争的毒贩;加布里埃尔·雷耶斯(Gabriel Reyes),现年49岁,犯有入室盗窃罪,并依照加州的三振出局法(three-strikes law,指对于犯第三次[含以上]重罪的累犯,采用强制性量刑准则,大幅延长监禁时间——译注)被判刑。托德·阿什科尔(Todd Ashker),现年52岁,他是这场诉讼的首席原告,身负二级谋杀、入室盗窃、用致命武器袭击他人以及持有致命武器等多项罪名。
    但是,大多数人被投入隔离牢房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所犯下的罪行,而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帮派或作案团伙的成员。该州的管教部门表示,为了避免监狱中出现帮派仇杀以及袭击工作人员和其他囚犯的案件,按照加州当时的政策,有必要对这些人进行长期隔离监禁。
    监狱管理人员称,部分囚犯太过暴力,不服管教,必须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开。但是全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管教部门官员认为,将囚犯隔离禁闭数年——甚至像加州所做的那样,数十年——既不必要而且也没什么效果,更有一些人权组织称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折磨。
    在黑尼博士采访过的囚犯中,有很多人谈起多年未能碰触也没说过话的母亲、妻子和孩子时都怅然若失(被关在禁闭室的囚犯不能接打私人电话,也不允许与来探监的亲人有身体接触)。有些人在他们被隔离监禁的孤独岁月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来探视。
     “当我的父亲去世时,我接了一个历时15分钟的电话,”一名已被隔离监禁24年的囚犯说。“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再认识我的家人,甚至连他们的声音我都认不出来了。”
    另一名犯人则讲到,他将家人的照片放在自己单人牢房中面对电视机的位置,在他看电视的时候就会和他们聊天。
     “也许是我疯了,但这样做让我觉得他们陪在我身边,”他告诉黑尼博士。“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开始拥抱这些照片。”
    有一部分囚犯被隔离禁闭弄得无所适从,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
    在加州的州立鹈鹕湾监狱,一名狱警在打开禁闭室的门前先用手铐铐住该牢房中的囚犯。
    还有一名犯人表示,接受采访的那一个来小时是他“多年来说话最多的一次”。
    加州管教与感化部(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litation)以诉讼仍在继续为由拒绝对该案以及黑尼博士和原告的其他专家证人的报道发表评论。但从该案被提起诉讼起,该部门已将鹈鹕湾监狱中被隔离监禁十年以上的多名囚犯转移到了其它牢房中。该部门的发言人杰弗里·卡利森(Jeffrey Callison)称,除了两人之外,本案最初的10名原告犯人的关押环境都已改变。
    在接受采访时,黑尼博士表示他采访的许多囚犯展现出来的那种深重的悲伤尤其令他动容。
     “他们所承担的重负已经深入灵魂。”他说。
     “他们为自己失去了生活、失去了与社交界及家人的联系、失去了自我而悲痛不已,”黑尼博士说。“他们大多清楚过去的自己已经不复存在,却不确定如今自己变成了怎样的人。”
    据监狱专家称,在美国的联邦和各州的监狱中,估计有75000名囚犯被隔离监禁。其中大多数人每天有23小时以上待在单人牢房中,只有洗澡、简短地做做运动或求医之类的时候才被允许出来。
    监狱专家表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州为了应对帮派暴力以及因严刑峻法导致的监狱过度拥挤,日益频繁地使用隔离监禁,建立起最高警戒度监狱来关押那些“人渣中的人渣”。
    然而,近年来,在诉讼、预算限制和公众舆论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减少隔离监禁的在押犯的人数。加州刑事司法系统请监狱顾问来评估被隔离关押的囚犯们的危险性,结果发现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有必要受到这样的限制约束。
    鹈鹕湾监狱位于加州与俄勒冈州边境的一个偏远地区,自1989年开设后,它迅速成为全美最严厉的刑罚机构之一。在它那庞杂的建筑中关押着2700多名囚犯,其中1000多人受到隔离监禁。
    加州的其它监狱也设有禁闭室。但是,鹈鹕湾监狱设置S.H.U.的目的却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这些单人牢房长11.6英尺(约合3.5米)宽7.6英尺(约合2.3米),没有窗户,囚犯每天所能面对的就只有混凝土墙壁。牢门的开闭都使用电子化控制。狱警通过对讲机跟犯人讲话。
    尽管囚犯可以隔着带小孔的铁门或借助通风竖井与其他囚犯喊话,但除此之外别无任何交流。
     “科克伦和特哈查比的监狱都有窗户,“约瑟夫·哈蒙(Joseph Harmon)说。他现年51岁,以前是一名黑帮头目,在鹈鹕湾他被隔离监禁长达8年,在那之前他也在其他监狱被单独关押了5年。
     “在鹈鹕湾监狱,现实就是如此,”哈蒙先生说,他是在袭击了另一犯人后被送来这里的,但他称自己已经金盆洗手了,还成为了加州斯托克顿市的一名牧师。“那里(鹈鹕湾监狱)是一座坟墓,一座用混凝土铸成的坟墓。”
    约瑟夫·哈蒙在加州的州立鹈鹕湾监狱里被关押了八年。他现在是一位牧师,但有时仍觉得想要退缩,不愿意与人交往。
    约瑟夫·哈蒙在加州的州立鹈鹕湾监狱里被关押了八年。他现在是一位牧师,但有时仍觉得想要退缩,不愿意与人交往。
    在美国各地,单独监禁的囚犯基本都以帮派或犯罪团伙的成员为主,他们大多都是因为暴力行为或破坏行为被关进去的。
    但在加州,只要被视为帮派或犯罪团伙成员,或者被认为与他们有任何关系,无论犯人的行为如何,都会被送进鹈鹕湾或其他三个设有禁闭室的监狱中的单独囚室里,而且没有固定的禁闭期限。
    在鹈鹕湾监狱和其它监狱的一些囚犯绝食抗议后,加州对待帮派团伙的政策受到了民权组织的批评,进而有所改变。管教部门现在使用了不同的标准来判断哪些犯人需要被隔离关押,并建立了一个程序来帮助他们通过努力最终脱离禁闭状态。
    该部门的发言人卡利森先生说,目前鹈鹕湾监狱禁闭室在押囚犯1081人,关押期限不定。其中,34人已被禁闭10年以上,28人被禁闭20年以上。而在2012年,被关进禁闭室的囚犯中有308人被关了十年以上。卡利森先生称,对其中大多数长期囚犯的禁闭已经开始逐步放松。
    然而,民权律师仍批评该部门的这一程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全部完成,而在此期间囚犯们仍然遭受着不必要的隔离监禁。
    在为该案的原告律师准备的一份报告中,管教顾问詹姆斯·F·奥斯汀(James F. Austin)称该部门重新划分需要隔离禁闭的犯人的修正程序“严重短缺”。
    奥斯汀博士还补充说,逐步放松监禁的程序“在基本结构上存在缺陷,需要大幅修改。”
    1993年,在黑尼博士采访的囚犯中,有很多人报告自己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如抑郁、非理性的愤怒、思维混乱以及头晕、手汗等应激症状。
    当黑尼博士再次来到鹈鹕湾监狱时,他以为经过二十年的时间,这些人应该已经适应了环境。
    加州州立鹈鹕湾监狱位于该州与俄勒冈州的边界附近,其禁闭室中隔离关押着与帮派团伙有关的囚犯。
    加州州立鹈鹕湾监狱位于该州与俄勒冈州的边界附近,其禁闭室中隔离关押着与帮派团伙有关的囚犯。
    但事实并非如此,黑尼博士发现这些囚犯中仍然存在着上述的大部分症状。“时间的流逝并没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痛苦,”他写道。
    为了便于比较,黑尼博士还从鹈鹕湾监狱中随机选择了25名没有受到隔离禁闭的最高警戒度囚犯,并对他们也进行了采访。
    在隔离禁闭超过10年的犯人中,有63%称自己感到“快要崩溃”了,而在最高警戒度囚犯中有这种感觉的人只占4%。
    同样,在受到隔离的囚犯中,有73%报告自己存在慢性抑郁症,78%称自己感到生活枯燥乏味,提不起劲儿来,相比之下,在最高警戒度囚犯中有上述感觉的分别只占48%和36%。
    在为鹈鹕湾监狱的官司准备证词时,被长期隔离禁闭的犯人们还表示自己存在焦虑、偏执、知觉障碍和重度抑郁。
    原告之一雷耶斯先生称,他患有严重的失眠,而且在寂静的禁闭室内,他有时会听到一个声音在念他的名字和手机号码。还有时候,他说,“我会看到眼前有小斑点小东西什么的动来动去。”
    雷德先生说,他老是做充满暴力的梦,但这是他被关进鹈鹕湾监狱后才出现的情况。
     “我甚至完全不做梦,”他说。“我甚至从没有想过从我的床铺往上看。你看见那铺位上的裂缝时还说:‘嘿,伙计,如果发生个小地震,这道墙、这上铺就会塌在你身上。’你看,你开始变得有点紧张兮兮的。”
    雷德先生说,被锁在单人牢房里,让他经常陷入绝望的境地。
     “虽然并没有到让人想自杀的地步,”他说,“但有时候,我会有种冲动想给法官写信,求他:‘判我死刑。伙计,给我个痛快吧。’ ”
    有研究发现,受到单独监禁的囚犯占全美监狱囚犯总数的3-8%,但前者中自杀者的人数却高达所有狱中自杀人数的50%。较之受限制较少的环境中的犯人,关在禁闭室中的犯人割伤自己或发生其他形式的自我伤害的情况也更为常见。
    雷德先生已经在鹈鹕湾监狱里待了11年以上,现在,他已被转移到了科克伦市加州州立监狱(State Prison)中的治疗机构。
    但从其他囚犯的经历来看,他在鹈鹕湾监狱受到禁闭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延续下去。
    精神病学家、监狱心理健康问题专家特里·屈珀斯(Terry Kupers)因该案采访了此前关押在鹈鹕湾监狱的一些囚犯,他发现即使在获释数年后,其中许多人仍然遗留着因禁闭造成的心理后遗症。他们很容易受惊,会刻意回避人群,寻找封闭的空间,且无法承受感官刺激。
     “他们在与他人相处方面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屈珀斯博士说。
    朗尼·罗斯(Lonnie Rose),现年64岁,犯有藏毒罪,并根据加州的三振出局法被判刑。2013年,也就是他被隔离监禁八年后,他被释放了。他说在鹈鹕湾监狱时,他一直在努力保持健康。
     “我基本已经认命了,想着自己可能将在那单人牢房中了此残生,”他说。“但我们总要尽全力扭转最坏的局面。我学习,锻炼,日复一日。”
    不过,他还是难以适应人群拥挤的环境,他说,而且,在隔离禁闭中被恶化了的强迫倾向仍然存在。
     “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井井有条,”他说。“长期被关在混凝土箱子里会让你的强迫症(O.C.D.)更加严重。”
    2010年,前黑帮头目哈蒙先生从鹈鹕湾监狱里释放出来,但他说即使现在已经过了五年,他仍然不喜欢被别人碰触。
     “身为一名牧师,这很麻烦,”他说。“人们总会上前来想摸摸你,还想拥抱你。”
    现在哈蒙先生已经结婚了,他说他已把过去的生活都抛之脑后。但一个月里总会有那么几次,他会忍不住要将自己关在狭小、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着。他告诉妻子“不要跟我说话”,然后自己躲进卧室。
     “这种时候,隔离禁闭留下的阴影再度笼罩了我的身心,”他说。
    哈蒙先生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理当受到一段时间的单独监禁。
     “监狱里确实有很多暴力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他说。但是,他又补充道:“我反对长期的精神折磨。”
    他将在鹈鹕湾监狱中受到长期隔离监禁的犯人比作在狗窝里关了10年的狗。
     “把那狗放出笼子,看它还能咬多少人,”他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就是无法理解,这个道理明明很简单。”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style.com/living/20150817/t17solitary/dual/ 2015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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