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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张建中公开曾经被迫写下的认罪书

    张建中对认罪书的说明:

    1、以下认罪书,是张建中(反腐义勇军)被逮捕后,由天津市国保和区国保及法院人员先后共10次到看守所让我(张建中)认罪。另有河北区纪检委人员也曾到看守所向我调查、核实(做做样子,走过场)曾在脸书上发表的“流氓政府害人民一、二)”两篇文章中所列举的近年政府人员违规、违纪等贪腐事例。

    2、该认罪书在我被羁押期间已面交了国保。该认罪书是根据本人从监牢带出来的草稿原文所写,具体是哪一天交给国保的,本人已记不清了,只能按当时草稿中写的月份。

    3、本人在看守所被羁押一年后,且从2020年1月初开始至2021年3月底出狱前,曾多次通过正常程序向驻看守所检察院机关控告并举报以张高丽,黄兴国(在押)、武长顺(在押)、何立峰、苟利军、刘慧文(自杀)等人涉嫌包庇、纵容天津泰达足球俱乐部董事长董文胜(2021.12.7被纪委、监委调查)等人的贪腐势力。

    4、由于本人被中共迫害多年,且在入狱前已是体弱多病,在进看守所后不久,由于营养严重不良等原因导致被120送至医院抢救。所以当时在写这份认罪书时的语句,有词不达意之处。

    见谅,谢谢读者。

    认罪书:

    我是张建中、男、59岁,现被羁押在天津市河北区看守所。本人在2018年12月26日早上7点多,因去天津二中院围观被强迫失踪近三年的律师王全璋案开庭时,在二中院附近被河北区墙子派出所副所长杨斌、国保郭强、郎英雷等国保人员带走,后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逮捕至今已8月有余。期间在国保等人的耐心帮助和教育下,我充分认识到了在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自己所犯下的错误和罪行。就办案机关所罗列的本人罪证做一下深刻的检讨。

    一、悔不该在网络(脸书)上及向国际媒体讲述本人实名举报而遭中共政府打击报复及被警察打伤、打残致体弱多病等事实。悔不该在若干年前曾向有关纪检委,中纪委、中央巡视组、张高丽、何立峰、苟利军等部门及领导人举报和投诉天津泰达董文胜等贪腐势力。

    二、悔不该在网络(脸书)上分享伟大领袖习主席扛二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不换肩的英雄气概的视频。悔不该在脸书上分享某些地方政府将习主席所走过的脚印进行圈地保护,以供人民参观学习并进行伟大的爱国主义教育。

    三、悔不该在脸书上分享有代表人民意愿的看法,即对国家领导人的评价及文章等。罪不该质疑现行体制下的司法体制。千千万万的访民大军已经证实了中国司法制度的成熟和完善,因为早有外交部发言人曾向全世界说过:“不要用法律做挡箭牌”。我们应当坚信官员所说的:“能让人活着就是最大的人权”。前总理温家宝曾明确表述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需(须)民众的觉醒”。事实上说明了中国千千万万的上访大军在已完善的法律体制下,正在行使着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不该质疑官员在官媒上公开宣称的千千万万访民的诉求基本得到解决的结论。

    四、悔不该在网络(脸书)上的评论带有“共匪、流氓”一词。虽然一些土匪、流氓的言行和手段曾逊色于当局,但我更应继续坚信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和政府在有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将维稳工作出色的、做的更好。

    五、悔不该在接受外媒采访时谈及国家的经济发展及失业状况,悔不该向外媒透露官媒曾报道的大批企业倒闭及滚滚的失业大军回乡创业致富等内容。

    今后我要更加坚信和热爱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活着就要遵守现行的法律、法规。在任何一个时代,国民都要恪守当代的国家法律、法规。即使是早年的“戊戌六君子”、李大钊及当年的刘少奇、林昭、张志新等千千万万的人被弄死,都是那个时代法律的需要。而我的(反党)言论和举报,若是发生在朝鲜国家,我将会很快被处死。(被犬决或被炮决,办案人员也如是说)。另外,我的言论和举报若是发生在虚伪的所谓法制国家,那么将会有至少100多人被投进监狱,而我也定是个伟大的英雄人物。而如今我却因言寻衅滋事获罪,我罪有应得,死有余辜。现在我遵守中国的现行法律。

  • 疑似王全璋案即将开庭 曾经当事人李蔚被长期上岗

    [民生观察2017年5月19日消息]自2017年4月29日开始,北京维权人士李蔚就被北京海淀北太平庄派出所人员上岗。“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之后也没有结束,国保说是要到“六四”之后,但种种迹象表明并非针对“六四”。  

    下文是李蔚的自述:
     
    我是北京维权人士李蔚,行事一直低调,但自2012年12月至2013年4月要求官员公开财产期间在网络上除外。  
     
    2017年4月29日上午,我接到北太平庄派出所副所长电话,约见。见完才知要被上岗。  好在我没固定工作,宅男一枚,知道习总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即将召开,配合维稳,少给政府添麻烦,也算我识相。然而,高峰论坛结束之后,上岗还在继续,国保称“铁定要到六四以后。”  
     
    我知道,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非法,然而控告也不会有地方受理。国保虽然只是公安的一个分支,但它们的权力超越检察院、法院。为此,不得不公开说两句,向网友吐吐槽。  
     
    1.被上岗影响我收入  
     
    目前,我没有工作,生活依靠低保和家人接济。  
     
    最近,偶尔有个过去的朋友找我,参与一个企业信息化的项目。本来很高兴的事情,不管怎样,能赚点钱。不巧,被上岗!  
     
    做项目,就需要与公司同事、客户方多交流,然而行动受到限制,诸多不便。看来,赚钱的营生又要泡汤!  
     
    2.被上岗影响低保资格的保持
     
    吃低保,几百块钱一个月,加上占点家人便宜,我的生活也还能维持。不过,低保资格半年审核就要审核一次,其中,需要有找工作不成的证明。
     
    为找工作,或为了拿到证明,也需要出门跑。不出门,哪里去找工作?!  
     
    3.为什么给我单独上岗
     
    我问国保,为什么给看我这么长时间?我保证今年“六四”不做什么,你们就解除上岗吧,也让派出所警察歇歇。国保回答,这是领导的命令。  
     
    4.不是因为“六四”?  
     
    原本以为,派警察看着我是因为去年纪念“六四”的一张照片中有我,今年要看紧些。由此,问了一下去年的所谓同案赵常青,结果他4月18日就已经自由了。他可是“六四”骨干,老牌民运分子。
     
    没有看着他,难道 “六四”只是一个借口?  
     
    5.雷洋事件后北京公安执法规范性没有明显改进
     
    说到“六四”,就不得不提北京市公安局执法规范的问题了。雷洋案就不提了,只说我自己遇到的问题。  
     
    2016年5月30日,因“纪念六四 勿忘国殇”的几张照片我与几个人同时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名刑拘。随身带的两部手机被扣押。
     
    当年6月30日取保释放后,才得知家中也被抄了一遍,电脑、移动硬盘、U盘以及其他几部手机等等被扣押。所有被扣押的物品都没有给我和家人扣押物品清单。  
     
    自从我取保出来后,一直就直接或通过国保所要扣押物品清单。  
     
    2016年7月1日,海淀国保郭队长和白先生找我谈话,我请他们协调给我扣押物品清单。郭队长当时说:“过一个月就给你了,一个月等不了?”打电话给丰台预审,他们答复说,东西是在他们那里,但是东西不是他们执行扣押的,应该由执行部门给。他们已经与交给他们物品的部门有手续,不能再出第二遍手续给我。  
     
    2016年8月至9月,每周又找一次海淀国保,他们说,我们向上面反映了,但没有结果。国保老邓和白先生说:“你写个东西申请吧,我们好协调。”为了要扣押物品清单,没有法律法规,我也配合一次,给他们写了一个申请。然而,迟迟没有结果。  
     
    海淀国保说:“虽然抓你和抄你家的是有海淀国保和海淀北太平庄派出所的人,但扣押你东西的是市局国保。我们也不能要求他们。”  
     
    知道公安是强势部门,向检察院控告无用。没办法,只好求助“人民内部矛盾”解决热线12345。2016年11月底,给12345北京市政府非紧急救助热线打去电话,反映了这一情况。1个多月后,公安海淀分局有人给我打了电话询问了情况。2017年3月初,丰台分局预审王先生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反映的事情他们知道了,正在上报领导,申请撤案,估计很快东西就发还了。  
     
    我想,如此最好,等等吧。  
     
    没成想,这一等,5月份就要过去了,还要被非法长期限制人身自由!  依照法律法规,就应该给我扣押物品清单,然而我要了11个月却要不到!  
     
    到今天,才恍然大悟,我这个所谓“老江湖”也上当了。  
     
    至于北京市公安执法规范性的问题,在经历新老两任局长,特别是雷洋事件后还没有得到改善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规范不仅是针对我们这些所谓涉及“敏感”事件的人。有实例为证: 2017年2月27日下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说:北京丰台洋桥派出所“奇葩”自行规定说,办理居住卡的人员,需要先到“京东”网购买360水滴型摄像头。经记者曝光后,该规定取消。  
     
    注意,这是媒体监督的力量。不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报负面新闻,不算“煽动颠覆”或“颠覆”国家政权吧?  
     
    6.为什么不给扣押物品清单?  
     
    难道,是要非法扣留我的一些东西不还了?比如:要求官员公开财产签名表若干张(2013年因放在其他朋友处幸免被抄走)、“我爱台湾”文化衫(台湾商品,朋友赠与,全新)。  
     
    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签名已经作古,现实意义不大了。对于我个人有意义,对于社会影响,几乎没有太大价值了。至于“我爱台湾”文化衫,那是台湾夜市和小商店经常卖的商品,打算不还它给我?破坏我对台湾岛和台湾人民的感情?想不透。  
     
    再琢磨一下,感觉又有点不对。据我所知,因围观浦志强案庭审被刑拘的渠红霞、王素娥等人被扣押物品后也没有接到扣押物品清单,连刑拘通知书和取保通知书都没有给,但是被扣押的物品后来都归还了。也许我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7.因王全璋案给我上岗?  
     
    为什么给我长期上岗呢?给我上岗是要花纳税人缴纳的税款的,还要派警察和保安轮班倒,24小时楼下车里不离人。  
     
    想来想去,只有一种可能,709!  
     
    709被关押的王全璋曾经是我的律师,我也曾经给被关押中的他写过公开信。  有人可能想,你写公开信就是为了炒作!对此,我只能说,快两年了,亲属聘请的律师都见不到,他能收到我写的信吗?
     
    我服刑期间,我的家信还长期不允许邮寄呢!  
     
    我的律师,我不关注,我还是人吗?!  
     
    看来,709王全璋案可能要在5月底6月初解决。不过,对此猜测,我不负责。没人通报我,我只是猜的。就是您心里认为因我“被上岗借709王全璋炒作”也别说,千万别拍我砖!要是猜对了,也只能说是国保通过这种特殊方式通知了我,谢谢啊!
  • 老民运史振泰:曾因民主墙运动被关精神病两个多月

    看到艺术派头十足已入古稀之年悠闲过退休生活的他,谁能想到在35年前的那个黑暗年代,他是一个极具公民意识、极具理想抱负的好青年。1978年,中国各地出现张贴大字报发表另类观点的氛围(被称为中国民主墙时期),其中不乏一些批评共产党的文章。79年初,史振泰也撰写了文章、并在此活跃时期张贴《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相比蒋经国无疑是爱国者》等文章, 来阐述自己对新观念、新世界的看法。
     
    史振泰, 笔名:广砖,又名史中太,此名因为爆发朝鲜战争,所以用“中太”来祈盼中国太平,上海人,家住黄浦区小南门王家嘴角街26弄14号,曾是一名港务局电工,年轻时意气风发,跟志同道合的朋友积极倡导中国变革,实施民主化转变,并和上海诸多老民主运动人士积极联系,参与相关活动,79年冬被上海市警方送入宛平南路的上海市精神病总院关押两月有余。
     
    1979年年初,正值全国大字报张贴如火如茶之际,家住上海的史振泰也来到上海人民广场民主墙上公开贴出政论性大字报《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相比蒋经国无疑是爱国者》;由于中共高层当时对张贴事件处理态度不统一,全国各地张贴氛围较好,史振泰也未过多受到当局的骚扰,同年8月他又贴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文章,当天即被上海黄埔区公安分局拘留。此后的风向标开始急转直下,而沉寂在启蒙写作当中的全国各地民主人士并未意识到当局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打压行动。
     
    10月10日,史振泰于上海人民广场“民主论坛公开演讲《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评价”双十节“的历史意义》;三天后就被抓至宛平南路的上海市精神病总院关押,10月16日,著名的《探索》刊物负责人魏京生被抓后判处有期徒刑15年。11月,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即民主墙运动。随后在全国大肆抓捕自由知识分子。所有地下刊物被一网打尽。
     
    史振泰被抓后,警方派遣上海港公安局秦书文到他家去骗家人签字,遭到史振泰父母严词拒绝,并说:“谁将我们的儿子当作精神病,他自己才是精神病患者”!
     
    没有得到家属的签字,警方还是把他送到精神病总院关押,当时,医生们不肯收治,也不肯做病历,就这样拖着,后在迫于无奈下才收治了史振泰。他在被绑架进精神病院当天,为了防止他逃离门诊观察室,医院给他注射了大剂量氯丙嗪,随后的关押时间内也给他注射这种药物,致使原来吊环运动爱好者的他丧失了活动能力!
     
    维基百科介绍:氯丙嗪也叫冬眠灵,是第一个抗精神病药,开创了药物治疗精神疾病的历史。从1950年代初氯丙嗪用于治疗精神分裂症和躁狂症。该类药物一般都伴有锥体外系副作用。针剂的体位性低血压副作用较明显。长期服用后戒断会出现肌肉抽搐
     
    除了肌肉的活动能力减少,在被当局关押精神病院里遭受迫害后,也留下了反映迟钝的后遗症。
     
    以步入古稀之年的他,本来享受着退休后难得的狭义生活,老史家所在的董家渡,位于上海老城厢与黄浦江南外滩之间,是上海开埠以来最早形成的城区之一,被誉为上海的发源地。因为这点,许多热衷于老城厢文化的摄影爱好者和国外游客纷至沓来。然而寸土寸金的上海城区发展触及到了他居住的地方,上海政府决定开发此地,征地公文已经下发,强拆的大戏就像全国很多地方上演的一样,这里也没有能逃脱。
     
    2014年11月13日凌晨5点,一群未标明身份的人冲进史振泰家,把他暴打一顿后并绑架关押数小时。史振泰几代人居住的家业遭到强拆。老祖宗留下的黄金、银元、古董、名表等等贵重财产被抢劫一空,没有任何单位或人给予一个说法和任何补偿。
     
    同为上海民主运动的民运人士胡可师、汪建华、高晓亮、杨勤恒、沈继忠、周琦冰、陆峰、张惠康、张化顺、张汝儁等联名向当局抗议这种打压民主人士的土匪行径。
     
    在上海的董家渡,有一位艺术家派头十足的老人,胸前挎着一把手风琴,一把山羊胡须,一身保安服,一只吹萨克斯的小布偶老虎,还有一只名叫“宁宁”的流浪狗,走街串巷,将或激昂或忧伤或欢快的风琴曲带给老城厢的居民和游客——这是中新社2014年对他采访时的一段描述。
     
    然而现在,描述的董家渡以不复存在,派头十足的老人也只能拿着陪伴他一生的手风琴,来到被拆房屋的废墟上,回忆着亲人和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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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曾经的土豪今日的访民――访谈飞越“疯人院”的唐学成

    精神卫生法实施后,长沙市精神病医院医师朱炼说“你要还敢到北京告状,我们就把你关精神病院一辈子”
     
    用现在的话说,曾经是土豪,或者叫暴发户,2005年前,经营着一家多金属矿,生活幸福家庭美满,然而从2005年后半年开始,唐失去了往日富裕无忧的生活,陷入一连串的侵占财产和行政、司法迫害案中,直至现在家破人亡,流落北京。2013年12月,笔者在北京对唐学成进行了采访,了解了他由“土豪”到访民,再成“精神病”的经历。
     
    从富翁到访民
     
    唐学成,1964年8月4日出生,初中文化,湖南郴州市北湖区芙蓉乡廖家洞村五组,身份证号:432821196408046817,曾任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矿长,法人代表。唐学成开采的有证矿山龙冒岭铅、锌、锡多金属矿,资产在千万之上。
     
    2004年农历12月底,湖南省郴州市李姓官员告诉唐学成,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采矿许可证已被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吊销,政府将拟价一千二百万元的《公告》在郴州市北湖区党校拍卖。竞标者以一千三百万中标。中标后后在一个星期之内又以二千一百万转让给别人开采。
     
    2005年9月27日,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芙蓉乡乡长曾祥峰和北湖区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田贤益对唐学成说:“你的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己被别人收购了,这是政府行为,请你在《矿山资产补偿协议书》上签名,如果你不签字,政府炸了你的机械设备和厂房就白炸了,你一分钱都得不到,考虑到唐学成是原投资者,经金华会计师事务所现场评估核定,最后收购成功的那家企业赔偿唐学成人民币壹拾壹万壹千捌百元整(111800元整),作为唐退出前的机械设备及生产设施补偿。
     
    2005年10月8日,唐学成到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办证厅咨询了关于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采矿许可证的情况,工作人员从电脑上查阅了有关资料。然后说,省厅于2005年9月30日己下达了《湘国土资函[2005]342号文件和[2005]101号的有关通知》通知你单位(龙帽岭铅锌锡多金属矿)在一个月之内前来省厅办理变更和年检延续手续…..
     
    听到这个消息的唐学成傻了,自己的金属采矿许可证一直属于有效期内,矿产被卖,只是个别领导跟不法商人一起上演的诈骗剧罢了!!从那时开始,唐学成开始了地方法院的诉讼程序,结果两审两败,被迫走上了维权上访路!
     
    维权路上的被拘留、劳教、精神病
     
    2006年9月至11月初,唐学成两次到北京外交部立法司.行政司和新闻司讨伐副部长张业遂,讨伐的理由是张业遂于2003年12月21日,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上代表中国政府签字,就这样被芙蓉乡乡长曾祥峰从北京将唐以处理问题为由接回郴州,回去后问题没处理,却被行政拘留十天(2006年11月6日—11月16日)行政拘留的理由是“上访闹事”。
     
    11月16日,在解除拘留之前,拘留所的干警问唐学成解除拘留后有什么打算,唐学成拿笔写下,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谁也不能剥夺公民的诉讼权。就是这一句话,没有让他获得受迫害之后本来应有的自由,16日早上7点半钟,北湖区芙蓉乡干部李鹏飞和曹新将等五人将唐学成从拘留所强行送入湖南省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在刚进去的四天里,唐学成拒绝吃药,遭到了强迫喂药,后来唐学成把一天两顿的药都压到舌头底下躲避护士的检查,并避免强迫灌药和吃药给自己造成的副作用。
     
    然而这好比西天取经的九九八十一难,过了一个坎还有一个在前面等着你,由于知道唐学成的情况,主治医师对他很不客气,唐学成描述“主治“医师”冯晓蓉说,她的丈夫是在检察院工作,她和他的丈夫都知道,如果我出了郴州精神病医院的大门,会给郴州市给郴州市纪委书记曾锦春.市长周政坤等人带来什么后果。因此,冯晓蓉就叫了十多个医师和护士把我用绳子捆绑在床上,然后用高强度的电针深扎我身体上的八个穴位(2个太阳穴.2个地仓穴.2个合谷穴.2个行间穴),并威胁我不准喊出院,不准上访,上诉,告状。否则天天给你扎电针,直到扎死你为止,看你到哪里去告状”。
     
    在关押期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学成积极照顾其他病人,多数护士对他抱有好感, 2008年3月1日,他到护士办公室问本人每月体检一次(心电图,脑电图,肝功能,血常规)的报告是否正常。因护士正在忙着办理刚来的病人的入院手续,忙不过来,征得护士的允许,就自己去拿病历档案看。唐学成发觉自己入院以来每月的体检报告都是正常的,并在“病历”档案后面夹着湖南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行政裁定书》(2007)郴行监字第3号的《再审通知书》。印章上的打印时间是2007年6月20日。这就说明郴州精神病医院控制唐学成,直接帮助了非法占有自己的贪官,还剥夺了出庭申冤的机会。
     
    尤其可笑的是在进院检查的时候检查结果是精神分裂症,入院的时候诊断为偏执性精神障碍,出院的时候诊断为偏执性人格障碍。不知道在主任一栏签字的冯晓蓉医师要何等的精神分裂才能诊断出如此出神入化的病情变化!!!
     
    唐学成说“我偷偷的拿出法院的裁定书,拿给我的病友李劲松看,他是中国航空大学毕业的本科生,也是精神病医院行政腐败和职业道德败坏被误诊为“精神病”的。李劲松看了我的《再审通知书》后,说快过期了,并策划要我们如何逃生。我知道住在这郴州精神病医院是会非整死我不可。我亲眼看见一个16岁的男中学生叫邓文涛因服药剂量过大导致休克死亡的医疗事故。郴州市精神病医院却蒙骗其家属,说邓文涛是上吊“自杀”身亡的悲剧。这是多么黑暗,多么令人恐怖的社会啊!”
     
    2008年3月7日晚上11:05时,唐学成和李劲松从湖南省郴州市全封闭式的精神病医院四病区四楼的卫生间里,从被他们扭开的防护窗网逃生,就这样结束了480多天的疯人院生活,而由于下至二楼时滑落,两人不幸坠楼致残,经郴州市旺昇司法鉴定所鉴定结果显示,唐学成跳楼导致左桡骨骨折、右肱骨骨折,为此唐曾多次向市政府各级职能部门反映,并向北湖区、苏仙区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赔偿医疗费和伤残费等费用,均未予受理和立案,但是在精神病院里面和杀人的、吸毒的等其它问题的病人一起生活,医院又没有相关隔离防护,让唐学成染上了乙肝这个一辈子都放不下的病症。
     
     
    养好伤后被迫无奈的唐学成再次来到北京,于2010年3月5日凌晨3点多,带着一瓶白酒一个喇叭爬上中央民族大学操场内的探明等顶部抗议。这次的抗议没有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还给唐学成带来了一系列的侵权迫害,在3月6日被芙蓉乡政府送回郴州后,被郴州市北湖区公安分局行政处罚距离十天,在3月17日减除行政拘留的情况下,又被芙蓉乡政府从拘留所劫持到郴州市今源宾馆软禁9天,紧接着又被郴州市人民政府处罚劳动教养一年,劳教期限是从被行政拘留开始的2010年3月7日至2011年3月6日。这一系列的处罚行为,显然违反了《行政处罚法》一案不能重复处理的原则,但是哪个机构又会在乎这些侵权行为!
     
    2013年8月8日早上,来到北京的唐学成像平常给各机关部委寄信一样,准备好材料,为了安全,坐车离开自己住处,跑到较远的地方找邮局,可在北京这个无缝监控的城市,就是你入地三尺,只要政府想找,就没有你的藏身之地,当他自认为安全的找到邮局刚踏入大门时,三位穿着制服的人就出现在他面前,就这样他被带到北京市丰台区洋桥派出所,下午由该所警官石志凯等三人押送至北京市昌平区华一医院(精神病院),从8月8日唐学成一直关押到9月5日,期间没有给予任何书面检查报告或法律依据,只有一张出院时的物品扣押清单。
     
    出院的唐并没有被释放,而是被湖南长沙市救助站在华一医院接走,连夜送回湖南老家,9月6日早上长沙市雨花区救助站又将唐学成送到长沙市精神病医院强制关押,由于有以前的住院经验,在吃药和配合的时候受到的伤害就减小了很多,并且把一天两顿的药全部偷偷保留下来作为将来审判的证据。这次跟上一次诊断结果差不多的一点是都遇到了有精神障碍的医生,因为在入院诊断一栏明确的写着精神障碍待查,而在治疗结果一栏却赫然写着“好转”,既然是待查,又何来好转一说!这次关押,唐学成一直到11月4日才获得释放。
     
    中国的《精神卫生法》是实施了,但是该法律针对的医务人员的法制意识并没有提高,在唐学成这次被关的时候,负责的主任医师朱炼说“你还敢要到北京告状,我们就要把你关进精神病院一辈子”。这种赤裸裸的威胁,说明了医生道德良知的缺失是何等的严重,也说明《精神卫生法》实施针对解决被精神病问题的局限性,如果国家行政权力继续以官本位运行,而缺少民众监督的话,再多的法律也是一直空文,再天使般的职业也会变成魔鬼摇篮!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佐真
     
    201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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