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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关了一个月零几天，那天农场书记去了，我说：“你要不放我那你明天就来取死尸来”！孙永芹这样开始了自己的讲述。

孙永芹1958年出生，1976年与丈夫高绪彩一家落户在黑龙江省密山市八五五农场，成为大集体工人。1984年一家人依照中央谁开荒谁受益的政策，在东南山开垦荒地60亩，1985年却被时任农场20队队长的的王志成收走，分别承包给了牡丹江农垦公安局八五五公安分局局长的小舅子于海林和局长司机的父亲赵文福，造成高彩绪投资的6000元血本无归。高彩绪为此多次请求领导处理，返还土地未得到任何答复。

1986年，孙永芹夫妇在原有耕地的基础上又承包470亩荒地，建立了家庭农场，并高额贷款置办机械开荒种地。又开垦出了桦南林业局红霞林场数百亩荒地。没几年的功夫夫妇俩将家庭农场经营的风生水起，成果丰硕，在当地小有名气。

正在一家为庆幸自己的辛劳终有成果时，1991年3月11日上午，又被公安分局民警赵建平、张辉持枪伙同农场政治室主任宋继泉、商业科科长、税务局局长、等一帮人闯到他家农场来将夫妇俩打伤，将装小麦的10个粮穴砍坏，585袋小麦被全部装上卡车运走。

随后夫妇俩为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和权益与强权掠夺者展开了不懈的斗争，其间，他们的遭遇可谓艰险坎坷，夫妇俩为保护自己的财产，多次被打，被拘，被威胁。1994年更是为反抗抢夺并殴打他们的施暴者，被警察向高彩绪驾驶的拖拉机连开十二枪。

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孙永芹高彩绪夫妇，不断申诉，进京上访。2009年9月16号，他们夫妻在北京被驻京办人员抓获，在拘留孙永芹10天，拘留高彩绪19天之后，将高彩绪送到了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进行关押。

而当时拘留期满，孙永芹回家一边照顾临产的儿媳一边找农场要被关押的丈夫。

2009年10月15日在家积酸菜的孙永芹正和怀孕的儿媳说话。“忽然后院帐子全被推倒扒开，进来六个警察二话不说把我两个胳膊一架就往外走”。孙永芹说：“把我整上车了，一个人说：'我告诉你，今天不老实整死你'。这个说话的我不认识，但有农场鹿山派出所所长柳向瑞和农场公安局的周天、郎福林。周天招呼了声“走”！我小叔子跑过来问：干嘛抓我嫂子，我侄媳妇要生孩子了，你们干嘛什么都不说就抓人？等我儿子媳妇赶出来时，已经找不到我人了”。孙永芹说：当时是下午3点来钟，抓我时我还穿着衬衣线裤，天特别冷，到了地方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其他人都去玩麻将，吧我气得嗷嗷叫，郎福林一直皱着眉头看着我。”就这样关了一宿，早上8点左右孙永芹被送进了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

“早晨一早太阳没出来就又被我整上车了，当时他们对我说：'带你到省里和老高见面，完了咱们把你们的事唠一唠，给你们解决问题。'可到了地方我觉得不对劲”。孙永芹回忆说：“一下车那上面写的‘精神病医院’我能不认识吗？这个地方在佳木斯是农垦总局的精神病医院。”此时孙永芹只有表现出比较配合的样子。“我一看不行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呀，在这里不能反抗了，一反抗他给你打那针就完了！当时一个挺胖的人坐在那说：'你不是牛X吗，怎么不耍啦？'我说：'老弟啊咱没冤没仇的，我开荒能开出罪来吗，凭什么啊，凭什么把我关在精神病医院哪，你不用说，我知道了'!胖子说：'你挺聪明啊'！”
孙永芹知道他是故意来刺激她情绪的，便不再搭话。

孙永芹回忆了在精神病院的经历：进去第三天院长来了解情况，看了看说：“这也没有精神病呀。”我说是：“谁知道你这精神病医院是什么医院。”后来我在里面着急吃不下饭，医院主任拿着碗面条指指对面说“你家老高在那边”。我才知道丈夫高绪彩就被关在对门的院里。
主任说：“你不吃饭我们也有招，你别难为我，你吃点饭！”我说：“我儿媳妇要生孩子了，我不吃饭。”
日子就在担心丈夫的安危，操心儿媳生子的煎熬中一天天过去。

一天孙永芹在四楼望着窗外楼下一个推车路过的女孩大喊：“大侄女！我求求你啦，我不是精神病，我是上访的被他们关到这里了，我不知道我儿媳妇生了没有啊，我下去我给你钱（我的钱都被他们拿走了，身上没钱），求你给我打个电话。”女孩同情的替她拨通了儿子的手机。拨通后孙永芹一听到儿子的声音就呜呜的哭，儿子听到母亲电话里远远的嘶喊也在那头泣不成声，女孩告诉孙永芹的儿子：“电话不能给你妈，她在楼上我替她打的，我给你传话。”儿子说：“叫我妈别着急我马上去找人救她。”而此时孙永芹的儿子、哥哥、弟弟因为怕她们被害，就在精神病院附近住在旅店里日夜打探消息。回忆起那时的场孙永芹景依然泪流满面，喃喃道：“你不知道，真的，这是什么社会！”

说起在里面的日子，孙永芹说：“在里面我就急的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进去第二十五六天时病房主任拿来两片白药片说：'你药物过敏我真的害怕不敢让你吃药'。我说：我真睡不着觉了，反正我寻思自己也出不去了，吃了死就死。主任说：你放心，我不会让你的搁这里的。”于是我就把药吃了。晚上7点多吃的到了第二天下午3点多醒过来时护士全在床边坐着主任拍着手说：“唉呀妈呀可算醒了！”没过了两天陈艳波书记和孟金成教导员到精神病院来对我说：老孙你说你值吗？我说：书记我犯到哪了，给我整到这来，我媳妇都要生了。书记说：还没生呢！后来才知道那时候都已经生了两天了。那时候我已经绝食不吃饭了，当时我对他们说：陈书记你知道我，我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上个北京都把我关这里，你今天晚上放我就放我，不放就明天你来取死尸来吧！当时主任就不干了，说：她现在几天没吃饭，说话都没劲了，赶紧把她取走！当时我亲家在哈尔滨托人跟农场交涉，找精神病院交涉，花了5万元钱，2009年11月17日才把我弄出来，这时候我孙子己出生7天了。但是农场领导把我接出来直接就拉到农垦公安分局准备又要劳教我。

幸好当时的公安局长看不下去没有批，把农场书记臭骂一顿说：：你们还有没有人性了！”当时很多人围观，我儿子当时咕咚就给局长跪下了说：“没成想还有好人，快把我爸也放出来吧！”局长说：“你放心我慢慢想办法。”回家后而每天两辆警车跟着我，不让我出来找人营救高彩绪，有一次找机会甩掉他们我上北京请了记者律师，可费尽力气，他们就是不放人，二十万哪，前后花了二十万，还是没把人整出来呀，不这样不行啊，他们在里头给老高吃药我怕老高被他们整死啊！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他救出来。孙永芹淌着眼泪说：过了两个月人还没有出来，没办法我就准备上北京，2010年2月3日走之前，我给公安局长打了个电话我说：“我买飞机票了，俺家老高，你放不放？你不放出来也是废了，反正是为了这个家，我们老两口都已经拼了命了，我们开地也能开出错吗？你放不放？”局长说：“你在哪？”我说：“总的来说，你还没多损，你要是放我就不走了，你要不放就不要再找我了，我身上带了匕首，你们要找到我，我想好了自杀，不会再让你们送到精神病院的。”局长说：“大姐，你等我五分钟。”三分钟后打来电话说，放人。我说：“别唬我，我不是三岁两岁小孩。”老高在旁跟我说：“老孙啊，我出来了。”我当时就哭了。第二天农场陈艳波书记要我们拿出4万块钱做抵押，才能放人。但是家里钱已经花完了，没有办法只好给，小姑子打电话，她家女婿在煤矿出事了刚拿到抚恤金，我对她说：“老妹子，妹夫已经死了，难道还看着你二哥又……，我给你高利息，你给拆借给我四万，到年底一定还你。”小姑子说：“什么利息不利息的我得把我哥整出来啊！我不要钱也得救啊！嫂子你都豁出命的救我哥，我还能说啥。”我一听呜呜的哭。她拿了三万加上我弟弟想办法凑够了四万，交了钱，再保证半年不许上访才将在精神病院受尽折磨的高彩绪押送回家。

现在夫妻俩为维护权力挽回损失还在奔波上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