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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刑拘的李美青有病无法医治

    【民生观察2021年4月7日消息】2021年4月6日下午,律师前往北京丰台区看守所,会见了被强拆后多次被打压迫害,2021年两会期间被在南苑乡服了大量安眠药,之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的李美青,其身体状况不容乐观,有病但无法得到治疗。

    据悉,李美青身体非常虚弱,浑身无力,成天嗜睡,心跳经常会突然加速,看守所也不给治疗,就是给量量血压,给她吃降压药。李美青一进看守所没有被隔离,而是直接被关进25人的号房。

    家属表示,看守所之前说要将李美青进行14天+7天的隔离,这分明就是警方不让律师会见的一个借口,丰台区警方在违法关押一个合法公民,我们要求丰台区看守所立即释放李美青,带她到医院看病。

    今年中共“两会”期间,家住北京市丰台区石榴庄的李美青被公安以“两会期间维稳”的名义控制多天。2021年3月9日下午4时30分许,李美青被迫服下100片安眠药,随后被送到南苑医院洗胃急救,脱离危险后送到307医院检查,之后又回到南苑医院。李美青在获救后的第二天仍然昏昏欲睡,头晕目眩,浑身无力,却被转到该医院妇产科关押,不再获得治疗。

    3月11日,仍在医院的李美青被当地警察强行带到一个公安办案中心关押,次日凌晨被送丰台区看守所刑事拘留,被控“涉嫌寻衅滋事”。

    3月12日一早7时许,李美青的母亲到丰台区执法办案中心希望探望女儿,但被拒绝,她一直在门外等候,直到10时许工作人员才向她发出李美青的拘留通知书。

    据了解,李美青因住房遭当地政府强拆,上访遭打压,问题至今没有解决。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期间,李美青与当时37岁的妹妹李焕君被其户籍地警察关在长辛店一个“黑监狱”数天。当年除夕夜,李焕君先后到天安门和中共中央领导人办公地点中南海新华门,含泪向习近平“拜年”,陈述自己的冤情。同年,李美青的住房在其被行政拘留期间遭到强拆。

    2015年圣诞节前夕,北京市二中院庭审人权律师浦志强现场外面,李美青连续呼喊“浦志强无罪”,被国保强行带走,关押多日。

    李美青姐妹在北京维权多年无果反而遭受残酷迫害,李焕君因此选择流亡美国“告洋状”。但她反映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且石榴庄村委会还变本加厉,停发她和所有家人工资,停止她全家医疗保险等各项保障,连她女儿赴美跟她团聚也遭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禁止。


  • 医生,我累了,我有病吗?

    挥之不去的忧郁是一种病,那不是性格特征。你不一定要靠药物去复原,然而复原的第一步就是尝试不要独自扛下所有责任,让别人与你分担。

    一名与我年纪相若的年青人推门而进,高大魁梧的他看起来很健康。

    “李先生你好,这两位未来医生快要毕业,我先让他们向你问一问症,待会我再向你解释病情,可以吗?”普通科门诊的当值医生不厌其烦地向应诊者介绍我们这些生面孔。
    “可以。”他报以友善的笑容,古铜的肤色,雪白的牙齿。

    每一次听到这番开场白,我难免有点惭愧,明明快要离开医学院这舒适区,但知识还是匮乏得令人沮丧。

    “李先生,今天来到是有甚么事想我们处理的?”

    “我好累。”年轻人简洁地说。

    “那请问你指的是全身都很累,还是指某一些身体部位?”

    “整个人都很累。”疲累是很主观的感觉,而且很多病也能引致全身乏力。

    “明白。”我点一点头,续问:“请问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开始的?”

    “大约半年之前。”

    “情况有越来越严重吗?”

    “近来越来容易觉得累了,做一点事都好像会用尽所有精力。”他叹道。

    问症就像当侦探,我需要更多线索破解这案件。

    “最近体重有变化吗?”

    “轻了十公斤。”

    “半年之内轻了五公斤吗?”搞清楚时间是很重要的。

    “嗯。”但在我看来他还是很精壮。

    “明白,那么最近食欲有变差吗?”

    “一点点吧,我有时会不吃午餐。”

    不吃午餐是个坏习惯,但忙起来我偶尔也会忘记了医肚饿。

    李先生有著一大堆Constitutional Symptoms(全身症状),意味著他患的病影响著身体的多个系统,有机会是肺结核及癌症等严重疾病。

    “半年来有试过发烧吗?”

    “没有。”他摇一摇头。看来没有长期感染。

    “有流夜汗吗?”

    “都没有。”肺痨的机会又少了一点。

    我对于确实的诊断没有头绪,唯有把可能的症状由头到脚都问一遍。

    结果他没有心口痛,没有气喘、咳嗽或痰,没有疴呕肚痛,大小二便正常,没有任何出血问题……简单地说,他除了全身疲累、食欲不振及体重变轻外,一切都很正常。

    “以往有患过甚么病或做过甚么手术吗?”

    “没有。”

    “有任何家族病史吗?例如三高或癌症?”

    “没有。”

    “有食烟饮酒吗?”

    “没有。”

    李先生一直摇头。

    我似乎无法从病史中找到正确合理的诊断,在交给医生做检查之前,我想用杀手锏来补救我可能错过的细节。

    “李先生,最后问多一句,请问有没有甚么重要的事我没有问到,但你又想告诉我的?”我把某教授传授的绝招使出。

    “没有了。”他挤出一个苦笑。

    我一头雾水,心里踌躇著如何追问李先生之际,当值医生抢先发言:“请问你有持续情绪低落吗?”

    “有。”李先生终于点头了。

    我恍然大悟,这才发觉我忘了问有关精神健康的问题,忽略了诊断抑郁症。

    可能是因为时间紧拙,当值医生决定亲自问症。如果刚刚是考试的话,我大概已经要被宣判不合格。原来李先生不止持续情绪失落,对周遭事物亦失去兴趣,更经常自我怪责,觉得自己毫无用处。综合以上症状,答案呼之欲出。

    当值医生拿起听诊器,为李先生做简单的检查,然后说道:“李先生,你身体没有大碍,症状是由精神压力引起,我大致可以肯定你患上了抑郁症,不过我们都会为你抽血检验一下……”

    “谢谢医生!”李先生突然打断医生的发言:“现在知道自己身体健康我就安心了。”

    “我刚刚不是说你可能患上了抑郁症吗?”医生疑惑地问道。

    “抑郁症都不是病,你刚说检查一切正常,不就代表我身体健康吗?”

    医生反了一下白眼,没好气地说道:“我会将你的个案转介给精神科,但需要你自行到医院预约。”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不会见医生的。”他断然拒绝。

    “全身乏力,经常心情低落,对周遭事物又失去兴趣,你不觉得生活很受影响吗?”

    “那不过是我的性格特征吧。”李先生释怀地笑说:“没事我先走了。”

    看著他的背影离开,医生无奈地说道:“偶尔也会有不肯接受治疗的病人,你们迟点便会明白。”

    “Doctor,其实抑郁真的是病吗?”我身旁的同学说出我心中的疑问。

    “详细的还是留待精神科医生和你们解释吧。我不排除有人天生比较悲观,但我不会剥削他们快乐的权利。”

    你们都想逃离绝望,对吗?

    李先生是早上诊症时段的最后一个病人,当值医生把文件整理好便离去,留下满腹疑问的两个医学生。

    抑郁症患者大多悲观消极,经常自我责备、有罪恶感甚至会有自杀的念头,如果他们愿意承认抑郁症是一种病,肩上担子大概会轻松很多。

    无缘无故的悲伤、无法控制的眼泪、无法跨越的障碍、突然崩溃的时刻……可以的话,又有谁想在名为绝望的苦海中载浮载沉?

    我假设所有的抑郁症患者都想逃离这状态。

    明明抑郁症患者都是无辜的,他们都不想自暴自弃;明明只要把责任都推给病魔,便能让勒在颈上的麻绳松开,轻松地呼吸本来就属于他们的新鲜空气。

    那究竟是甚么原因,让患者讳疾忌医、不愿承认自己患上抑郁症,宁可放弃唾手可得的救生圈,硬要留在泥沼中慢慢下沉,直至窒息?

    其中一个原因,是精神病的污名化。标签效应令患者害怕公开病情,虽然现在社会对精神病的接纳程度比以往高,但歧视的情况在不同场所屡见不鲜。

    我便曾经在Facebook专页“中大Secrets”看过这样的留言:“好心你有情绪病就早啲讲,唔好啪咗Project先黎发作,而家Free Ride晒成组我地又唔好意思话你,一阵你唔开心自杀我咪变杀人凶手?”(请你有情绪病就早点说,不要到做小组报告时才来发作,不做事我们又不好意思说你,一会你不开心自杀我们不就变成杀人凶手?)

    冷血的匿名发言,可能是很多人的心底话,更是患者最担心会成真的恶梦。社会氛围无法于一朝一夕内变改,但个人的看法很多时只在一念之间。

    另一个原因,我认为是过份批判性思考的副产品——泛滥了的特立独行。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特别的,还有人天真得以为抑郁是性格使然,傻傻的接受了这些不合理的悲伤,就像刚刚的李先生一样。

    近年来非主流思想的市场越做越大,好像只要与大众的方向有些分别,即使没法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同,也会觅得一班知音。追梦、热血、青春、浪漫,都是这品牌的主打口号;独立记者、独立乐队、独立作家,好像只要加上“独立”二字便能把整件事升华。我个人非常欣赏这群独立者的勇气,靠自己开拓前路经已是十分艰辛,更遑论要在冷嘲热讽中逆流而上。但我想说的是,在抑郁的路上,你不需要这些无谓的想法,你不需要做“独立患者”。无论你愿意不愿意,我们都愿意与你同行。

    累了便休息一下吧

    曾经有一位医生前辈向我分享他对精神病的看法,他说对精神病的诊断及治疗方法抱有质疑,所以最后还是选择做个外科医生,那时候他举的例子是ADHD(Attention Deficit and / Hyperactivity Disorder ,即专注力失调及过度活跃症)。

    他说:“精神病的诊断很多时只是根据社会对某些事情的既有看法,何谓正常,何谓不正常,其实取决于那个社会的‘一把尺’。这不同其他疾病有明确的病理可遵从,例如心脏病是因为血管闭塞,糖尿病是因为胰岛素失调。所谓的活跃是很主观的,过度活跃亦然。如果把一个ADHD的小朋友放到一群ADHD的小朋友当中,或是让他生活在一个比较好动的社会之中,他还算有病吗?单单因为他们的某些行为与我们这些所谓的正常人不同,便把他们捉去治疗,人道吗?”

    那时候我被他问得钳口结舌,甚至打击了我未来想当精神科医生的信心,但沉淀过后,我认为这说法并不能应用在抑郁症上。抑郁症的那一把尺不是由社会订造的,而是来自患者心中无限轮回的负面情绪。他们认为自己的外在表现,无法符合自己的内在预期,才会开不了心。这亦解释了为何一些在旁人眼中的成功人士,名利双收、有著完美生活的巨星,在抑郁症的蚕食下被迫走上绝路。古今中外,香港、好莱坞、韩国,我们还要见证多少宝贵生命的消逝,才懂得正视精神健康,真正认识抑郁症?

    挥之不去的忧郁是一种病,那不是性格特征,而是脑袋中的分泌出现了问题。你不一定要靠药物去复原,然而复原的第一步就是尝试不要独自扛下所有责任,让别人与你分担。患病不是你的错,我知道你不想这样的。如果你还是不认为抑郁是病的话,其实那也不重要,只要这些负面情绪严重影响到生活的话,我们便有需要整理一下自己。

    哭泣、咆哮、音乐、运动,甚么也好,躺著发呆也好,只要你喜欢,做甚么都可以。

    李先生,累了便休息一下吧。休息过后,我们一起再找解决的办法。

    (来源:端传媒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80210-notes-life-and-death-cheuk/ 2018-2-10)

  • 女子被精神病丈夫杀 家属:早知有病打死不同意嫁

    昨天上午,温州鹿城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故意杀人案。庭审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在这期间,被告人余某全程低着头,不敢抬头。9个月前,他杀死了自己妻子。

    服装店老板娘跟朋友聊微信聊着聊着再也没回复了

    余某今年26岁,江西人。他的妻子姓彭,两人育有一个女儿,在鹿城区丰门街道经营一家服装店,生活还算安定。去年8月27日晚上,余某和妻子彭某像往常一样在店里做生意。当时没什么客人,彭某一边看店,一边跟隔壁店的徐女士在微信上聊天,聊着聊着,彭某就没在微信上给徐女士回复了。

    徐女士以为彭某有事情在忙,便没在意。之后,她看到彭某的丈夫余某从店里匆忙走出来,双手往身上擦了几下,就迅速离开了。又过了十几分钟,一位客人路过徐女士的店,对她说隔壁店里有人躺在地上,流了好多的血。

    徐女士这才觉得不对劲,她立刻叫上隔壁店里的先生,到彭某的店里查看情况。“我们一到店里,就看到老板娘躺在血泊中,脸上、胳膊上都是血,现场很恐怖。”徐女士说,在现场的人第一时间报警。

    两天后,余某主动来到派出所投案,说自己杀了妻子。事发时他怀疑有人要害自己拿起菜刀砍向了妻子在徐女士和马先生等人看来,余某为人挺老实的,就是不爱说话。这个平时对老婆还不错的男人,为什么要凶残地杀害自己的妻子?所有人都无法理解。

    民警经过调查,终于理清了经过。

    事发当晚10点,余某在自家服装店内,因怀疑有人要害自己,就将店中厨房内的菜刀拿在手上。妻子彭某见状,对余某进行劝阻。于是,余某将菜刀砍向彭某头部、颈部等部位,导致彭某倒地死亡。随后,余某把菜刀扔到厨房,从抽屉拿了些钱,就逃离现场。

    经鉴定,余某案发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急性发病期),具有限制行为能力。

    庭审中被告人默默流泪公诉人建议判12年至14年

    昨天,余某的父母,彭某的父亲和哥哥都参与了庭审。彭某的家人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余某赔偿80万元的损失。站在被告人席上的余某低着头,抹了把眼泪说:“我对不起老丈人,我有罪,我会赔钱的。”可是余某的母亲哭着说:“哪来这么多钱啊?”

    公诉人认为,余某的行为,应当以故意杀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鉴于其系尚未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可从轻或减轻处罚;其是自首,也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故公诉人提出判处有期徒刑12年至14年的量刑建议。法庭没有当庭宣判。对于赔偿金额,法官称还要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庭审结束后,彭某的父亲和哥哥告诉记者,他们事先并不知道余某有精神病,也没见过他吃过与精神病相关的药。

    彭某的哥哥说,如果知道余某有这种病,打死也不会同意让妹妹嫁过去。可是,这个世界没
    有如果。

    (来源:法制晚报 http://item.btime.com/36qqrsi10je9l5aoa2c19e1pobv 2017-05-23)

  • 精神病真的有病吗?他可能只是反政府

    内湖女童命案引发社会哗然,北市刑大认定为精神病患杀人,因而北市府宣布要劝导疑似精神病患送医;但31日警方至政治大学欲将丁姓男子「摇摇哥」强制送医,立刻引发政大师生挞伐。然而,「精神病患」的认定其实隐藏了国家机器的权力,纳粹德国、现在的新加坡与中国大陆,都曾出现「被精神病」患者,政府说你有精神病,你就有,说你没有你就没有。
    这些「精神病者」因思想与掌权者背道而驰,而被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强迫送入精神疗养院,可能造成心灵的严重创伤,从2010年开始,这种情况开始被称为「被精神病」。被精神病不是历史,现在许多国家都还是以精神病为手段监禁异议人士,以下由Yahoo奇摩小编整理出新加坡、中国与俄国遭到「被精神病」审判的例子,让大家重新思考精神病认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
    中国学生宣扬台湾民主 被以「人格缺陷」送入精神院
    今年3月25日中国武汉一名大学生,因为在网络上宣扬自己认同台湾民主,遭到同学检举,被学校以「人格缺陷」等原因强行送至精神病院治疗。其实类似的案例在中国屡见不鲜,而官方都以人民上访(上诉)、政府维权等原因,强行限制人民自由。更令人怀疑,中国政府是否利用「被精神病」来迫害人民自由与安全。
     
    新加坡少年批判李光耀 被判入精神院观察
    2015年6月新加坡16岁少年余澎杉,因批评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假民主」,而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观察两星期,此事件引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等的关注,以余彭杉年纪太轻,不适合送入精神病院等原因,要求新加坡立即释放并重新考虑。
    俄国异议人士Mikhail Kosenko被送入精神病院
    普丁的反对者Mikhail Kosenko在2014年被政府诊断为精神病,被强制治疗。从列宁时期开始,政治异议人士就经常被诊断为精神病或精神分裂,送进精神疗养院,并丧失自由。像Mikhail Kosenko这样的例子,不断在当代俄国发生,异议人士、艺术家,都经常「被精神病」。
    二次大战德国纳粹 典型「被精神病」案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纳粹集中营的迫害更是典型的「被精神病」案例,当时纳粹集中营囚禁犹太人、战俘、政治犯、知识分子与同性恋等上千万名囚犯,而这些囚犯大多成为德国的劳动人口,而估计也有上千万名囚犯在纳粹期间遭到杀害,为历史上一大伤痛。
    (来源:Yahoo奇摩https://tw.mobi.yahoo.com/home/%E7%B2%BE%E7%A5%9E%E7%97%85%E7%9C%9F%E7%9A%84%E6%9C%89%E7%97%85%E5%97%8E%EF%BC%9F%E4%BB%96%E5%8F%AF%E8%83%BD%E5%8F%AA%E6%98%AF%E5%8F%8D%E6%94%BF%E5%BA%9C-085802313.html  2016年4月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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