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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2024年9月8日消息】2024年9月2日，人权律师谢阳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庭前会议。辩护律师李国蓓、李贵生参加了庭前会议，期间律师抗议审判长违法主持并有多处违法之处，之后会议被迫休庭。

目前被迫休庭的谢阳律师案件庭前会议，法律人士归纳总结了一下，法院的违法之处有10条具体如下：

1.庭前会议前，法院没有依法确认辩护人李贵生律师的辩护资格。余丹法官违法。

李贵生律师在3个多月前就提交了委托手续，可法院直到9月2日庭前会议召开中，才确认李律师的辩护人资格。之前的三个多月时间中，余丹法官即不及时通知李律师，也不送达起诉书，不安排阅卷，更没有告知李贵生律师手续有什么问题。余丹法官在违法推进谢阳案件。

2.辩护人李贵生律师没有被送达起诉书，余丹法官违法。

李贵生律师在没有收到起诉书的前提下，余丹法官仍然坚持继续召开庭前会议。余丹法官此举违反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应当提前10日送达起诉书副本，给辩护人留出阅卷时间。余丹法官也没有告知李贵生律师手续有什么问题，她提出的十分荒谬的理由是：根据律师协会某条规定需要当面查验李贵生律师证的原件才能确认辩护人身份。余丹法官违法。

3.辩护人李贵生律师被剥夺阅卷权。

李贵生律师的辩护资格，直到庭前会议召开中才被认可，他没有阅卷，没有被送达起诉书，没有给他留出阅卷时间，他根本不了解公检法司是如何指控谢阳的。可法官余丹居然强行推进庭前会议。

4.辩护律师被剥夺阅卷方式的选择权。

辩护律师复制案件的权利被剥夺。辩护律师对阅卷方式有选择的权利，法院无权决定。余丹法官坚持称法院有权利决定是否复制，要挟辩护律师只能摘抄，不能复制案卷。中国法律没有授权法院来规定是否复制案卷。

5.余丹法官就复制案件权利上违法要挟李贵生律师。

余丹法官不熟悉中国法律，坚称法院有权同意和拒绝涉密案件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案卷。余丹法官要挟李贵生律师，若李贵生律师不同意以上法院的权利，就不要来阅卷。可在谢阳案件中，法院已经同意辩护人李国蓓律师阅卷，谢阳案件的律师阅卷权不应该拒绝同等法律地位的另一位辩护人李贵生律师的阅卷权。余丹法官违法。

6.谢阳案件定密失当，余丹法官违法对本案定义为涉及国家秘密。

谢阳律师被指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基本的事实是在2021年12月底去湘西永顺寻找被精神病的李田田老师，谢阳律师的此举行为是捍卫中国的法律，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可余丹法官却坚称此案涉及国家秘密，余丹法官违法定义国家法律。

7.复制案卷和定密失当问题未解决前，法官余丹违法继续审议其他事项。

庭前会议9月2日11:40休庭，法官称休庭研究复制案卷和定密失当问题，下午答复。下午1：30分，庭前会议继续。法官称复制案卷和定密失当问题需要继续研究后再答复，继续审议其他事项，辩护人抗议，法官不理，强行违法往下推进。

8.七位以上合议庭成员曾参与2015年的谢阳案件，他们违法参与此次的案件评议。

谢阳案件中的评审委员会，包括刑二庭庭长兰志龙，有7位以上曾参与2015年709大抓捕的谢阳案件。目前的案件与709期间的案件都有关于“谢阳是否遭受酷刑”的评议内容。这些评审委员会成员违法参与此次的案件评议，需要回避。

9.前承办法官梁峰公开宣称对谢阳打击报复。

前承办法官刑二庭副庭长梁峰，公开在办公室向辩护人宣称，是“谢阳耍了公安”才导致二次被抓。梁峰法官作为公检法司的代言人，如此嚣张的公开言论，显明此次抓捕是对谢阳的打击报复，即使谢阳是在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也被非法羁押2年8个月，严重违法。

10.辩护律师提出审判人员需要回避的情况下，余丹法官违法强行推进庭前会议。

辩护律师无法获知谢阳与公检法司有过什么约定，导致梁峰法官公开向辩护人宣称是“谢阳耍了公安”才导致二次被抓。为防止公检法司联合打击报复迫害，这些公检法司人员应全部回避。余丹法官却不知道中国的这项法律，强行推进庭前会议。

据悉，谢阳因声援湘西被关精神病院的李田田老师，于2022年1月11日被长沙市公安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逮捕，关押于长沙市第一看守所，期间遭到酷刑虐待。

其后案件经过九次延长变更羁押期限，于2024年9月2日10时案件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庭前会议。

“历史的垃圾时间”一词最近在中国互联网上横空出世，不断发酵，意义是相当重大的。在此之前的中文互联网网络流行热词，从内卷，到躺平，显示了在中共对社会的严密控制下，习得性无助下民间一种无可奈何的个体消极反抗回应。而“历史的垃圾时间”则是对整个社会走向的判断，认为中共专制政权进入尾声，从而在总体上否定了中共一党专制的合法性，宣告了其走向失败的必然趋势，这是中国民间在认知上的突破，所以无论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当说中共现在的统治处于“历史的垃圾时间”时，事实上是包含了两重意思。一是中共崩溃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结局难以改变，所以现阶段的历史已进入“垃圾时间”。这一点强调的是官方的无能为力。二是“垃圾时间”之所以为“垃圾时间”，是中共在大局已定下仍然徒劳挣扎，变本加厉镇压民间，企图挽回败局，在血腥的历史垃圾时间里，民间难有大的与专制对抗动作。这一点强调的是民间的无能为力。

鉴于民间的立场与作为决定了是加速还是延缓中共的极权统治崩溃，更何况民主转型与巩固并不会伴随中共的崩溃而自动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即使是在最残酷的“历史的垃圾时间”里，民间一样是能有所作为的，正确评估当下的历史进程，不盲目乐观，也不悲观失望。一直以来，中国民间有一种浅薄的观点认为专制必然垮台民主必然到来，所以有中共三五年垮台的说法，颇有市场。从大尺度时间来说专制必然垮台这是没问题的，问题是，我们当下处于专制的哪一阶段？不加分析地以主观意志代替严谨的政治观察与分析，是中国民间多年来的通病之一。

与这种盲目乐观相反的是，近年来随着习近平政权实行恐怖统治对民间的打压变本加厉，民间的心理日益浮躁，迷惘感、无力感日深，从而也产生了两个极端的观点，一是愈加把希望寄托在虚幻的改变上，先是意淫郭氏爆料革命，然后幻想美国、西方围剿中国导致专制快速垮台等种种虚幻情绪宣泄的寄托而不是现实政治可能发生的事实上。一是悲观失望，认为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中共极权垮台，既然不能改变社会那就改变自己的生存空间，所以纷纷选择“润”去国外。

帝国的崩溃不会一蹴而就，而是帝国对社会的治理失败、人心思变的结果。帝国的崩溃往往与这个体制是民主还是专制无关，只能说专制体制限制乃至剥夺自由导致的政治衰败使其必然治理社会失败，从而导致其崩溃；而民主制度因为在个人权利、法治、平等、公正等问题上占据优势，有利于社会治理的自我纠正，所以更能应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挑战，使社会得以稳定。

中国民间一直以来受囿于专制必然垮台这另一种历史决定论的影响，而低估了专制政权自我永存的能力。中共长达四十年的“改革开放”，确使中国摆脱了贫穷落后的状态，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的整体面貌有较大改变，而民众以政治上的犬儒妥协和容忍社会的不公换取了经济上的财富积累，使中共获得了相当庞大的政治红利，成为中共执政的主要合法性支柱。中共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始到习近平执政间，在帝国的治理、控制上几乎没犯什么大的政策错误，通过与国内外资本的利益结合建立起一个高度垄断的市场专制主义帝国，有效地给中共续命。至于镇压民间，这本来就是独裁政权的必然逻辑，容忍民间对政权的挑战对独裁政权来说才是犯错。

历史进入垃圾时间，或者说中共政权的真正危机始于2018年习近平的修宪取消任期限制。修宪抛弃了邓小平设置的为中共续命的游戏规则，习近平要延续其终身独裁野心，就必须否定、放弃邓小平的制度安排，把政党、国家的权力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权力定于一尊，党天下变成习天下，从而狠狠挖了共产党得以续命的生存根基。中共在改开年代各利益集团政治博弈形成的任期制、“隔代指定制”和“储君制”这些权力更替潜规则被彻底破坏、抛弃，最坏的规则也是规则，当连糟糕的规则也不存在时，中共名为政党实际沦为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的野兽，天命已尽。

修宪的另一后果是西方社会对“接触改变中国”幻梦开始觉醒。对西方自由世界来说，“接触改变中国”政策曾经成为贯穿数十年与中国打交道的策略，企图通过框架（framing）、群体（community）和政策（policy）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接触政策，将中国纳入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希望自由能在中国的各个领域延伸，而不是再次成为国际规则秩序的挑战者和破坏者。这个一厢情愿的幻想伴随着西方大大小小资本家与中共权力资本在中国市场上的紧密勾结获取暴利而产生的利益联盟，使“接触改变中国”政策21世纪代际成为了资本漠视、践踏中国人权的遮羞布。习近平修宪废除任期制让大部分西方人震惊不已，世界舆论一片哗然，触动了所有西方民主国家的敏感神经，才惊觉中共依然是那个不负责任的独裁政党。世界著名政治学家福山在习近平修宪完成即刻在华盛顿邮报撰文《中国的“坏皇帝”回来了》指出：“他已碾碎了很多中国人对更加开放、透明和自由社会的期盼。”

修宪是中共统治犯错的开始。及后的清零防疫制造的人道灾难，给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按下暂停键，造成民怨沸腾。在政治生活以一姓家奴取代利益官僚集团，在经济生活以以意识形态安全、党重新控制经济取代市场化发展，在社会生活以党重新控制社会，凡此种种，使国民丧失安全感的迷茫、焦虑取代了对未来的确定期待。2018年至今，与此前截然相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政策，中共都选择了最糟糕的结果，一系列的犯错让中共积重难返，回天乏术。

在“历史的垃圾时间”里，习天下存在的每一天都在不断消耗中共的政治红利，这此消彼长的过程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长度，终点就是中共的彻底脆断。我们不能判断此过程的时间到底多长，但因为习天下对党天下的高伤害烈度使最高权力的失序更替问题犹如古希腊神话中的阿喀琉斯之踵重新成为中共的致命要害，所以可以判断的是，习近平生命消失的时间基本就是历史的垃圾时间结束的时间，中共的接班人危机全面爆发，帝国社会治理失败危机全面爆发，民主运动的时间窗口到来了。

所以，从终结中共的角度来说，习近平继续定于一尊的个人独裁而长期执政才是最有利于中国民主运动的，习近平是中共真正的掘墓人，破坏了中共得以续命的生存规则，亲手为中共这副僵尸钉下了棺材钉。相反，习近平统治如果三五年短时间就结束，那么中共极可能“拨乱反正”，那又是中国社会翘首望新政重新幻想中共善政的周而复始，只要有一丝可能，中国社会总习惯对可能导致社会剧变的民主运动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恐惧，希望能有渐变式的社会发育来推动社会变革，习天下每延续一天，中国社会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才有更强烈的改变意愿。

在这个角度来说，民间近期对习近平“中风”、“兵变”等的传言只是违背政治现实的心理上焦虑想象，把中国社会的命运和自身的命运寄托在变幻不定一厢情愿的想象上，说到底这还是下意识对痛苦感的减少渴望。因而，中国民间不必焦虑，更不必绝望。给习近平的天下更多一点垃圾时间，帝国终结的钟声已在准备震耳欲聋。

【民生观察2023年10月30日消息】2023年10月28日，成都秋雨圣约教会工人学院毕业典礼遭到冲击，警方宣布教会的聚会是非法的，现场的同工和部分弟兄姊妹被带走，随后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派出所里。目前，因聚会被带走羁押的9位肢体已全部获得自由。在羁押期间，有2位肢体遭到警方的辱骂和殴打。

10月28日上午，秋雨圣约教会工人学院毕业典礼被冲击，有九位弟兄姊妹被带到派出所，其他人皆被登记身份证和个人信息。

当日下午五点左右，李英强长老被德阳警方从成都草市街派出所带走，六点多回到德阳家中，得着自由。

晚上十二点，舒琼姊妹、张迦勒牧师从西御河派出所被释放。凌晨一点，刘应许弟兄、聂博弟兄、李本立弟兄从草市街派出所被释放。

这期间一直都有弟兄姊妹及家属在派出所门口等候他们出来；直到深夜两点，警察明确说剩下三位弟兄今夜不会被释放，大家才离去。

至深夜两点多，丁书奇传道、贾学伟副执事仍在草市街派出所，郝桂如弟兄仍在西御河派出所。

在10月29日上午的主日敬拜之中，被扣留在派出所的剩余三位弟兄均被释放，至此，昨天因为聚会被羁押的共9位肢体全部获得自由。随后，他们喜乐地在教会面前来见证在过去24小时之中的经历，他们因着为基督受苦而保守了福音的优先性。

贾学伟副执事昨天在青羊区办案中心被审讯的过程中，一位国保警察将他拖到厕所拳打脚踢，疯狂殴打，满嘴污言秽语，仿佛陷入了疯癫的状态，之后在其他警察的劝阻下，才有所克制。丁书奇传道在被警察带走的过程中，也遭遇了暴力拖拽和殴打。

另外，昨天一位国保负责人在会场执法的时候，满嘴文革语录，大骂肢体是汉奸，卖国贼，想把肢体全都抓去游街。

有需要的人士，请将受灾经过和损失情况描述清楚，请发邮件到minshengguancha@protonmail.com。注意：请使用安全保护功能强的邮箱来联系，比如tutanota，protonmani，gmail。考虑到国内人安全问题，我们对QQ或者163等邮箱发来的邮件不会给予回复。

2023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河北洪水成灾，至今没有看到受害灾民得到合理的补偿和安置，看到的却是政府的虚假宣传。为此，我们愿意做传播真相的桥梁，同时为受灾公民寻求法律救济提供帮助。

据公开消息：8月1日早上，涿州市应急管理局一名工作人员承认，上游泄洪是导致7月31日水位上涨的原因之一。为此，面对涿州水患，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8月初视察时，曾发出河北要“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之说。针对倪岳峰的“护城河”之说，有人认为这个表述不准确，因为蓄滞洪区的有效性是针对下游并非上游，北京是在上游，所以推论河北泄洪不是为了保北京而是为了保护习近平主席亲自指定、部署、规划建设的雄安新区。

这次泄洪的前因后果，我们有太多的不明白：

1、在泄洪之前采取了何种措施？是否尽到向民众提前通知、撤离的义务？

如果说，泄洪是不得已的选择，那么，众所周知的常识是：必须提前通知受灾民众，同时切实做好民众的撤离工作。上游水库泄洪，涿州等地区的民众事先得到通知了么？
据大陆官媒《财新》报导，说永定河泄洪后，下游居民开始转移，31号那天大量被安置在北京首钢高端产业服务区。泄洪后转移，这话就暴露了：显然首都郊县民众也没有得到预先通知，30号泄洪，31号才转移。
然而数小时后，这个泄洪造成的洪水就到达了毫无预防的涿州，河北方面通知，小心拒马河的洪水。但是一个晚上下来，却是永定河为了保北京人为制造的洪水淹没了整座涿州城。正在睡梦中的居民遭受了更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2、这次洪灾死了多少人？财产损失有多大？

中央电视台说，各地遇难者总共11人死。2023年8月1日，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所谓重要指示，指出华北、黄淮等地洪涝和地质灾害，造成北京、河北等地“重大人员伤亡”。这个“重大人员伤亡”，国务院早有标准：死亡30人以上叫做“重大”。习近平办公室的人给他的稿子用“重大”字眼，就说明中共高层已经掌握了实际数字，远远超过央视的公布。

3、灾难来临的时候采取了何种抢险救灾措施？负有抢险救灾义务的解放军哪里去了？
泄洪无预警！事后不见军队救灾！
国家气象局早就做了暴雨预告：北京特别西边山区郊县山洪危险地域的居民，还有更加危险的北京南部，东南方向的河北低洼地区，包含唐山近800百万人口，保定地区1100万人口，为何没有接到任何预警？
国家气象局公布为历史上第二次红色暴雨警报，可见灾情严重，却任由民众自救，解放军哪里去了？2005年6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令第436号公布《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明确规定，军队、武警、公安和卫生部门必须协调行动展开抢险行动。军队是有救灾抢险义务的。国务院的国家抢险应急方案里面说得很清楚，红色暴雨警报自动启动了国务院一级重大灾难急救预案，军队为何不见行动？

4、灾后采取了何种善后措施？灾民是否得到妥善的安置与补偿？

诚然泄洪是不得已的选择，但泄洪引起的一系列后果不应由当地百姓来承担，不应因为其他地方需要被保护而无视在泄洪中生命和财产都蒙受了巨大损失的当地老百姓，当地老百姓并没这个的义务！暴雨和洪水不是人为可决定来还是不来，泄洪可能年年都有，如何妥善处理泄洪这事，如何妥善安排好被动接受泄洪的当地人，如何做好善后和补偿工作，是政府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民生观察 2023年8月22日

中共央视某年春晚有首歌叫《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嗨嗨地唱到“有钱没钱，回家过年，老百姓讲个团团圆圆”。

过年，对黄世仁的矿工杨白劳来说，要过的不是年，而是一道有债必还的关卡，是年关。无数杨白劳们聚集成待采的人矿，有数的黄世仁们则是矿主和采矿人。杨白劳，喜儿的爹，仅仅是人矿中一粒不起眼的矿石。

在中共自嗨的这个新时代，底层草根们虽不至像杨白劳那样悲惨得过不起年——今天的平民单论物质的丰富连紫禁城里的皇帝也望尘不及，却依旧延续着杨白劳的贱命，白白地劳动，白白地任中共开采，而中共的书记们则都是黄世仁投胎的富贵命。

过年闲暇，聊一聊中共国的人矿是如何炼成的。

中共屈膝媚外

1月9日-16日，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上任伊始首次出访，目的地是毛太祖口中把中共抬进联合国的穷朋友，非洲五国。轻轻地，秦部长去到非洲，带去了被中共强行代表的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轻轻地，秦部长再一挥手，免除了众多非洲国家所欠中国（人民）的巨额债务。

秦刚的前任王毅以及他们的共同主子习近平早已一次次擅作主张，不经贫穷的中国人民和人矿的同意，免掉了非洲不计其数的债务。

中共和习近平私自慷中国人民之慨，大把撒币，却把人情尽收在中共和习近平个人名下，以高大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自嗨，为习近平个人营造非洲救星、为世界指明方向的人设。

非洲之外，中共还对并不贫穷、对中国人民和中共自己从不友好的俄国也大把撒币。公开数据显示，近些年来，中共最大的外援对象并不是被上帝抛弃的贫穷的非洲，而是侵吞中国领土最多的北极熊沙俄，还自称发展中国家的中共国对俄国一国的援助是对整个非洲援助的6倍。

中共党媒虽偶尔蜻蜓点水般公开几笔对外大撒币的数据，但由于中共一向大搞秘密外交，无疑还有更多的对外援助未予公开，尤其是对北韩这只喂不饱的白眼狼的秘密救援数额之巨更是不可想象。2012年，时年82岁的北京奥运老太王秀英女士等维权公民曾依法申请中共财政部公开对北韩援助的数额，被中共财政部非法拒绝，中共法院亦同样非法拒不受理王秀英女士对中共财政部的起诉。

中共对俄国、非洲以及南美、南亚等区域众多欠发达国家打肿脸充胖子，装富逞豪，大把撒币，并非始自今日，而是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早在1962年，为争当共产阵营穷棒子王国的大哥大，中共不顾三年饥荒饿殍千里的惨状，不顾国内草根大众死活，在大西洋上把从加拿大进口回国的救命小麦转送给无赖小国阿尔巴尼亚。

中共及其第一代头目们，以及正在处处为人类指明方向的习近平及其扈从王毅、秦刚们，绝妙地诠释了慈禧太后的无耻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中共，到底与中国人民有多大的仇恨，才会干出这般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勾当？

如此逼迫底层小民勒紧裤带，却吃里扒外，恣意对外大把撒币，实属典型的卖国行径，毛太祖、周恩开以及习进平等人已构成卖国、叛国罪！

中共苛待人民

2020年5月28日，中共总理李克强公开承认有6亿中低收入人群平均月收入仅千元左右。

当年6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研究院教授万海远、孟凡强发表文章，以翔实的统计数据证实了李克强的结论：中国有39.1%的人口即5.47亿人（包括546万无收入者）月收入低于1000元，5250万人月收入在1000-1090元，二者相加，月收入1000元左右（1090元以下）、年（可支配）收入仅为12000元左右的人口达近6亿。

李克强和北师大两位研教授采用的应是2019年的数据，当年中共国的GDP总量是98.65万亿元，人均GDP是7.01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07万元，而事实却是，近6亿底层草根的（可支配）收入仅为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9%（1.2÷3.07）。

2021年，中国顶级投资银行中金公司的研究显示：

中国月收入为0的人口是546万，0-500元是2.1589亿，500-800元是2.0203亿，800-1000元是1.2404亿，即月收入500元以下人口超过2.2亿、1000元以下人口约5.5亿；

月收入1000-1500元的人口是2.4389亿，1500-2000元是1.7263亿，2000-3000元是2.0735亿，3000-5000元是1.5695亿；

（以上数据相加，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人口达13.2824亿）

月收入5000-10000元的人口是6328万，10000-20000元是784万，20000元以上是70万。

可以断言，在月收入20000万元以上的70万人中，极少数以百万以上计的金字塔顶超高收入者要么是几百家中共核心权贵家族，要么是与各级中共权贵相勾结的私企业主和外企中方金领雇员，这是由中共垄断所有核心资源、不与中共权力相勾结绝不可能大富所决定的。

14亿人口中，有13.2824亿月收入低于5000元，其中显然包括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南开大学中国政府发展联合研究中心朱光磊、裴新伟2021年的研究显示，按职业、地域（常住地）和户籍，即农业劳动者、农村人口和农村户籍人口三个标准分别估算，作为“农业劳动者”（常住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并且基本都是农村户籍）的农民现已少于2亿人，作为“农村人口”（农村户籍且常住农村）的农民已减少到5.10亿人，而作为“户籍人口”（不论常住地和职业的农村户籍）的农民仍有7.71亿人。姑且估算7.71农村户籍人口中的7亿人月收入为5000元以下，则将约有6.2824（13.2824−7）亿城镇人口月收入低于5000元。

中金公司所使用的应是2020年（2019年？）的数据，当年中共国的GDP总量是101.36万亿元，人均GDP是7.18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是3.22万元。

不足5000元的月收入，休说在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购房，即便面对中小城市和较大的建制镇4000-20000/平米的房价，也只能望洋兴叹！5000元，在北上广深如非本地人且由父母提供住房，除了甘当蚁族、租住地下室或格子间外，简直无法生存！

世人尽知，由于中共国雄冠全球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任何人均数据都毫无意义，都不能真实反映底层草根的收入和生存状况，都只能掩盖中共特权统治阶级，特别是几百家顶级红色核心权贵家族、央企高管以及与中共权贵相勾结的大型私企老板劫掠绝大部分GDP的残酷现实，都只能是默认底层草根被中共权贵强行平均的幻象。客观揭示占中共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草根的收入状况，只能以底层草根人口的数量及其收入占GDP的比例为据。

2019年，中国约有6亿人口的（可支配）月收入在1000元左右，2020年约有5.5亿人口的（可支配）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约有13.2824亿人口（其中约有6.2824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这样的数字足以说明中国国民整体上的收入之低和生存之艰难了！

中共国家统计局（统计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以2021年的数据为基础）显示，2021年中共国90%的人口月收入在5000元以下，年收入在6万以下。

无论是在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前国力孱弱时期，还是在改开之后国力渐增，特别是被美欧无原则大发善心放进世贸组织、凭土地财政大肆掠夺农民而极度虚胖之后，中共用于底层草根医保、教育、福利等民生的支出都一直位居全球最低国家之列，有些指标甚至是全球唯一最低，底层草根收入占GDP的比例竟长期低于非洲贫穷国家。

最为无耻和恶劣的是，中共低价劫掠农民及部分市民的土地，转手高价倒卖，直接催生房价虚高，以全球最高的地价、房价对全球收入最低的底层草根施行残酷压榨，逼得底层大众全家三代同做房奴，以全球最低的收入承受着全球最高的房价。最让底层草根蚁民产生人矿感的正是中共国举世无双的畸高房价！

畸高的房价源于畸高的地价，畸高地价背后的黑手和推手是仰赖土地财政存活的地方中共党政衙门，而地方党政衙门之所以对土地财政、对抢夺和倒卖土地乐此不疲，则是因为中共需要喂饱数量畸形庞大、比正常国家多出不知几倍的中共党官这一虎狼和赘疣官僚群体，一个不劳而获、吸食草根蚁民血汗、狠挖13.2824亿底层小民人矿的中共寄生统治阶级！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居住，却被中共强迫支付高昂的土地费，被迫把月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支付房贷，被迫节衣缩食几十年做中共的房奴和人矿，任中共敲骨吸髓、榨取膏脂！

底层草根市民不仅生时被中共残酷压榨，买不起房，而且死后也继续被中共盘剥，买不起几平米的葬身之地，此即民间所称的活不起也死不起。市民医保仅能勉强应付小病，一遇大病即半数医药费用不在医保范围，被迫自掏腰包；农民则长期没有医保，近年虽开始推行所谓新农合，但住院医保承担比例仅约60%左右；无论市民或农民，一遇大病，要么倾家荡产、一病返贫，要么不医不治，坐以待毙，此即病不起；老少边穷的农村地区，学童交不起学费，食不能果腹，衣不能御寒，此即学不起。

无论是中共国学者的研究还是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数据，都表明中共历年财政收入用于底层市民、农民的医疗、教育、福利的比例，以及底层市民、农民收入占GDP的比例都是全球最低之列甚至全球倒数第一。

中共一直对中小微民营（私营）企业社保难题放任不管，私营部门特别是餐饮、快递等低门槛服务业的五险一金大都无法保障。对农民的养老等基本保险，中共更是长期不闻不问、一毛不拔。2009年开始推行的新农保所确定的农民基础养老金最初仅为区区每月55元；2022年，上海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从每月1200元提高到1300元，位居全国第一，北京提高到每月887元，全国第二。京、沪两地已实行养老金的城乡统筹、标准统一，而其他绝大多数尚未能实行城乡统筹、标准统一的省市则远远不能望京沪之项背，农民的养老金仍是杯水车薪、聊胜于无。

这种残酷压榨底层小民的苛政、暴政得自中共的共产祖师爷苏俄，并被中共推向巅峰，其苛暴程度远超绝大多数专制皇朝，其精髓正是商鞅的弱民、疲民、辱民、贫民之邪恶统治术，以及韩非的权、术、势之帝王之道；中共更邪恶地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商鞅、韩非的暴虐秦政推向极致，领全人类之先河而使政治幻想小说《1984》在中国变为现实。

习近平屡屡咬牙切齿地叫嚣在民主、人权领域不需要美欧教师爷，却铁心要在对小民实行苛政、暴政问题上认准苏俄祖师爷！

习近平好大喜功、发下“大愿”，誓要效法毛太祖当穷棒子王国的大哥大和救世主，要拯救非洲，拯救南美，救援沙俄，坚挺北韩，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然而，他却不顾本国底层大众的死活，绝不肯在医疗、教育、养老、退休、民主、法治等领域与中国底层草根、韭菜构建一个共同体！

中共优待自己

中共严苛对待底层草民、蚁民、矿民，那么它又是如何对善待自己的呢？当中共体制外的草民、蚁民、矿民们拿着微薄的工资，辛苦种地，拼命打工，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跳楼讨薪，没有医保和养老金时，中共的党政军、工青妇，中共的所谓央企和地方大型国企老早就享受着行政垄断的高薪及“合法”的职务消费、丰厚的医保和养老金、巨额的年终奖；当农民工们蓬头垢面、在寒风中吞咽盒饭时，中共的机关食堂和央企、国企的食堂免费提供花色繁多的美味佳肴；当草民、蚁民、矿民们无奈地吃着用超标农药、化肥、污水种植的粮食、蔬菜和陈化粮时，中共的官老爷们和央企、国企权贵们却品尝着特供的无污染有机粮食和菜品；当草民、蚁民、矿民们遭逢大病却不能报销进口药，罹患白肺却只能坐以待毙时，中共的书记们却不仅全额报销、常住高干病房，而且还能移植聂树斌、胡鑫宇们的年轻器官；当数千万访民长年无望地奔波在上访的绝路上、期盼青天大老爷垂幸自己时，中共的各级官员们正在像女镇委书记王丽那样密谋用一百种方法刑事访民，正在像北京天通苑社区的女中共干部那样企图把居民的儿子当作软肋，正在用寻衅滋事罪、敲诈中共罪对人民构陷冤案……

当底层草民、蚁民、矿民门为一日三餐而无休止地艰难劳作时，中共特权统治阶级，特别是其中数百家红色权贵核心家族，凭借其僭取的国家暴力，轻松窃取着巨额财富。按陈云、邓小平的安排，红色权贵核心每家至少占据一个省部级高官之位，并把持巨型央企，联手国际资本，勾结不法私人资本，疯狂盗窃、劫掠本属底层草根的财富。

十年前就有网传称80%的医疗支出被850万中共官员所占用，后虽被中共官方“辟谣”，但像此类涉及中共特权阶层的特权利益的信息，中共向来做贼心虚，是从不公开的，因此，民间所传虽未毕毫厘不差，但也绝非空穴来风。

政治人矿——“人矿”的第二重含义

“人矿”无疑首先是个经济概念，其首创者显然也主要是针对中共国底层大众长期的经济苦况而有感而发。然而，经济的背后是政治，是中共所窃取的国家暴力，中共不仅把底层大众当作经济人矿狠狠地挖掘，而且也一直把底层大众当作政治人矿滥采滥发、恣意消耗。

1950年10月，中共僭政仅一年后，中共不顾百废待兴、民生凋敝的现状，无视北韩太祖金日成挑起韩战的事实，打出欺骗性的的“保家卫国”的旗号，把中共军队伪称为“志愿军”，出兵百万，扶持北韩金家王朝。中共拍摄的《为了和平》电视片给出的中共志愿军死亡人数为19万7653人，中共其他渠道给出的志愿军负伤数据约为38万多人；而美国的统计则是中共志愿军死亡40万人、负伤48.6万人。各方关于中共志愿军伤亡人数的估计一直在50-100万之间，中共自己给出的死19万7653人、伤38万多人处于50-100万的下限。中共以这约58万中国人矿的血肉，扶植、豢养的却是一个实行世袭制家天下并对中共自己背后捅刀子的北韩白眼狼金家王朝！

著名韩战史专家沈志华教授认为，毛泽东和中共执意卷入韩战是要争取共产共主斯大林的信任，让斯大林相信中共可以成为亚洲革命的领导人。直言之，58万中国子弟，被毛泽东和中共作为人矿、作为祭品、作为投名状献给了斯大林。这58万人矿为毛泽东和中共赢得了巨大的国际政治资本，赢得了不久之后与苏共叫板的资本，赢得了持续至今的在中共国内部蛊惑底层愚民无脑拥共、狂热反美的政治资本。中国人民，不仅被中共当作有形的经济人矿，还被中共用作捞取国际、国内政治资本的无形政治人矿。

吊诡的是，毛泽东本人的儿子也意外成为一块人矿矿石。

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中共极速消灭最具活力的私有经济，以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手段短时间内强推公有制；在城镇实行低工资，在农村则残酷剥夺农民、低价征购农产品；以赶英超美为名，数十年实行超高积累，长期片面发展重工业，底层人民在生存线、赤贫线、死亡线上苦苦挣扎。“大跃进”和浮夸风之后，为确保特权阶层的供给并稍稍顾及城市底层平民和城市稳定，中共又采用苏俄1930年代征粮队的野蛮手段，竭泽而渔，把农民的口粮和种子悉数抢走，农民被逼啃树皮、吃观音土甚至人相食，数千万以至近亿底层草民被中共饿死。

这一切，都被习近平冷酷、轻蔑地称为“艰辛探索”！

在毛太祖和习近平的眼里，只有人矿，哪有人民！在中共的脑袋里，人根本不是有灵性、有尊严的活人，而只是任中共收割的器官、待中共挖掘的人矿；每一条人命都仅仅是人矿中的一块矿石，都可以被中共用来“艰辛探索”！

中共视人民如矿石而凶狠地挖、无情地挖，与纳粹法西斯愚弄德国民众的手法、与日本军国主义欺骗日本民众为天皇玉碎的手法并无二致，与波尔布特把人民从城市驱赶进丛林、进行共产主义实验的手法，与北韩金家王朝的愚民统治如出一辙——他们统统地不把人当人，而只把人当动物、当矿石、当随时可以献祭的牲畜。

“人矿”一词精准地揭露了中共特权统治阶级对底层草根小民持久而深重的阶级压迫，揭露了底层草民近年来在中共的野蛮统治和奴役下加速沦为矿民、矿工、矿奴的历程，揭露了中共与底层草民、蚁民们根本敌对的残酷真相，揭露了人民从来不是中共所宣称的国家主人、中共及其书记们才是国家主人的血淋淋现实。

“人矿”一词告诉人们，底层草民、蚁民们一直被中共蓄意异化为客体、物体。中共以防疫为名对底层草民、蚁民长达三年的物化管制、动物式封控，充分证明了中共待草民、蚁民如待宰的动物、待挖的矿石之铁血事实。草民、蚁民已不只是被中共一茬又一茬收割的韭菜，而且一直就被中共视作无物、视作无生命的矿物！

这，就是“人矿”一词的终极内涵！

记住上海封控期间那位年轻丈夫的话：这是我们最后一代！

这句话饱含着对中共心如死灰、决不再为中共生养人矿的无边绝望，包含着对中共压榨下人矿们苟活之艰难的血泪控诉，包含着“时日何丧、吾与汝偕亡”，以断子绝孙为代价而与邪共同归于尽的决绝！

【民生观察2022年6月24日消息】湖北大冶维权公民尹旭安于2022年5月底移送湖北黄州监狱，近日获许与家人通话。他目前在监狱医院住院，对比2月份中风时情况有好转，说话口齿比原来清晰一些，但尚未恢复到正常状态；无法正常行走；高血压仍高达240。

尹旭安于2019年5月底被抓，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21年7月21日终被大冶市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半。

据悉，其在狱中身体状况极差，已被抢救数次。其曾在2021年11月病危送大冶中医院住院，出院时高压仍高达300、低压高达220。

2022年2月14日，一彭姓警察联系尹旭安家属，告知尹突发中风在住院治疗中。家属与尹旭安简单视频，见他精神状况极差，且口齿不清，无法听清其说话内容。家属为打听详情，再到派出所与尹旭安视频，得知其早在2月9日就突发中风送大冶市中医院治疗，吃饭喝水均无法自理，需人喂食。目前被羁押于大冶市看守所。

附简介：尹旭安，1974年8月出生，湖北省大冶市人，原湖北省大冶市保安镇村民，维权公民，中国在押政治犯。

2003年，曾因控告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区民政局就其夫妻离婚争议非法登记一案，被地方法院枉法裁判，而地方高院对此又不作为，遂被迫于2007年到北京上访；

自2007年11月以来，因多次上访而备受当局非法处罚及伤害；曾因上访维权和参与围观、声援、抗争行动而被当局非法拘留6次、被关黑监狱8次；

2009年，在美国时任总统奥巴马访华期间，曾因到北京市公安局治安总队申请游行示威，而被湖北当局处以劳动教养2年，并延期释放3个月；劳教期间，曾因身患高血压三期（极高危程度）及多种其他疾病（如乙肝、胆囊炎及结石等）而多次晕倒和急救；

2012年起，曾因在京维权，开始更多关注民主公益维权事业；2012年，曾积极参与十八大民主直选学术代表，呼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废除劳教制度及打击黑监狱等；

2012年7月—10月，曾因举报和起诉湖北省当地政府非法征用土地、起诉湖北省劳教委非法延期及非法选举等问题，而遭当局非法拘禁42天；

2013年始，开始积极介入声援围观行动，如江西新余刘萍独立候选人案、山东曲阜薛福顺事件、山东淄博孙峰“煽颠案”、4.29祭奠林昭活动、湖南衡阳赵枫生“煽颠案”开庭、郑州十君子事件、焦作张小玉案、苏州老兵范木根血拆案开庭、与王福磊等维权网友声援维权公民王健案等。

2015年3月8日，曾因用微信转发“湖北大冶市驻京维稳人员名单”而遭当局抓捕，并被行政拘留15天，3月24日被以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刑拘，后被释放；

2015年7月25日，又因与王芳、耿彩文等维权人士在武汉市黄鹤楼前身着声援屠夫（吴凎）的文化衫，并拍照上传网媒，遂于7月28日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拘留于大冶市保安镇派出所，同年8月23日被转为刑拘；9月26日，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批捕；2016年9月13日，其案在湖北省大冶市法院开庭受审，至2017年5月27日被该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

关押期间，曾遭狱警和牢头狱霸酷刑殴打，身心俱毁，且多次要求会见律师遭拒；2018年12月27日，被释放，但在出狱后不久的中共两会期间又被湖北省大冶市警方以涉嫌“故意泄露国家机密罪”刑拘，且遭虐待，直至2019年1月才获释放；

2019年5月23日，尹旭安因64车牌照被抓，随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2019年10月，其案被大冶市检察院起诉至地方法院；2020年1月19日，其案被湖北省大冶市法院虽开庭审理，久拖至2021年7月21日终被该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6个月，刑期至2023年11月22日。

【民生观察2022年5月24日消息】5月23日早上，福州唐兆星、张华、叶钟、施惠卿、邱香英、刘合仙、陈步筹、林琴、陈光、梁百端等背负冤屈的访民，早早就陆续到福建省福州市名胜区三坊七巷守候，准备迎接前两天就在福州访民圈中传说开的中央巡视组领导即将到来所谓“亲民秀”视察。

事先得知消息来到三坊七巷众访民不久就发现，他们还没开始“拦轿喊冤”，三坊七巷各个方向路口就全面戒严，用铁栏杆封控。正在景区里面的众访民，也一个个被不明身份的便衣，强制绑架着清理出三坊七巷。

众访民见状已明白传说中中央巡视组领导到来视察并非空穴来风，但苦于被清理出来，无奈之下只得重新聚集在三坊七巷外围一亭子继续等候“拦轿喊冤”机会。

直至下午中央巡视组领导迟迟都没有出现，也许是三坊七巷景区突然出现许多访民的变故，领导临时改变事先安排好的“亲民秀”行程。到下午福州市各个地方政府官员可能是得到通知，闻讯赶来，把还滞留在三坊七巷外的一个个访民强行带离。

据访民张华介绍，她于昨天下午约3点左右，在三坊七巷门口被当地五凤街道书记林武星和综治办主任郑亮雇佣的黑保安绑架，强行塞进一车牌闽A–839D8小车，带到福州闽侯县甘蔗。在她不断报警下，到晚10点左右才被送回家。

福州三坊七巷是习大大当初主政福州期间改造的一个重点政绩工程，现在是福州很有名气的一个名胜区。许多中央领导来福建视察工作，都会到三坊七巷走一走，看一看。

直至今日，被福州市晋安区政府官员绑架走的访民叶钟、刘合仙、邱香英三人，目前仍是处于失联状态。

此文章为民生观察网站转发来自于保护卫士的文章：
原文链接：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node/317

中国警方有一种新型消失人权捍卫者的方式，即完全违法剥夺他们的名字。

我们今日发布的最新报告《嫌疑人的消失》，是《强制隔绝》系列报告三部曲的第一部，研究警方如何强迫为受害者（大多数是人权维护者）在看守所以假名登记，以阻止他们会见律师。根据中国法律，被羁押人员有权在登记进入看守所48小时内会见指定的律师，然而，用假名登记意味着：

·律师根本无法找到被羁押人员
·有权给其存钱存物的家、朋友根本无法找到被羁押人员

在我们的研究中，约有三分之二的案件受害者从未予以会见自己指定的律师。

被以假名失踪于看守所，受害者更有可能遭受酷刑、虐待和逼供。使用假名也有助于警方隐藏敏感人权案件的拘留细节，而不被其他监友向外泄露，也可能有助于让警方掩盖重伤或杀害受害人的案件。

我们的研究表明，许多被迫在看守所使用假名登记的人，此前曾在中国的秘密监狱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体系中度过数月，在那里，除了看守和审讯人员，他们被单独关押，完全与世隔绝。当受害者被转移到看守所，再次以假名为他们登记，他们失踪的时间就会更长，因此也延长了受害者及其家人的折磨。

中国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曾被多个联合国机构谴责为等同于酷刑和非自愿失踪。

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黑暗时光结束后，受害者仍然无法与亲人取得联系，一些家人甚至只能担心最坏的情况，即他们的家人已经死亡。

当人权活动人士翟岩民被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转移到天津的看守所时，警方以翟天成这个假名为他登记。当他的妻子试图要求会见时，看守所回答说，他们的登记簿上没有叫翟岩民的人。当时已经97岁高龄的父亲急于寻找儿子，他恳求翟岩民的妻子每天推着轮椅带他出去，甚至晚上也要上街找他。

通常受害者被迫与假名相伴长达半年，但也可能是几年。人权律师王全璋在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秘密监禁后，他以假名在两个不同的拘留场所（即使被判刑后）生活了长达三年零四个月时光。

姓名：刘正有，男，出生日期：1952年3月10日
户籍地：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汇东路738号
身份证号：51030419520310231x

上访原因：刘正有原是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白果村16组村民，1993年，自贡市政府以建立高新技术开发区为由强征土地，建造商品房，1995年刘正有等人开始向各级政府反映，并提起行政诉讼，法院不予受理。2000年初，在未达成征地协议的情况下又将刘正有的三层楼房强行炸毁，拉走全部财产未予赔偿，导致刘正有上访不休。在上访十余年后不幸于2020年2月28日病故。

维权历程：
2003年被国内媒体《新闻周刊》评为十大维权人物之一；
2006年，获得瑞士日内瓦“全球居住权与反迫迁中心”授予的“住房权利卫士奖”。
2006年6月16日上午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被警方拦截，不准其参加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人权会议。18日凌晨获释。
2008年6月18日被以涉嫌利用邪教组识破坏法律实施为由取保候审1年。。
2009年11月12日刘正有被自贡市公安局汇东新区分局刑事拘留，2010年8月20日，被自贡市自流井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刑两年，并处罚金2000元。他的未婚妻胡玉兰也被判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000元，并于判决当日获释。
刘正有于2011年11月11日刑满释放。

刘正有诈骗案的辩护人郑建伟律师在微博这样写道：刘正有给了冯桂琴33000元，冯桂琴答应拿去社保局帮刘正有办理养老保险，到底刘正有欺骗了谁？第一次看到拿33000元诈骗18000千元的诈骗犯。

酷刑迫害：刘正有被羁押期间血压临近死亡线（高压220，低压160），随时有生命危险，但官方不准其取保，也不准其保外就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