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在河北邯郸发生的初中生杀人埋尸案，震惊了中国社会，成为近日来舆论关注的最大热点。三名中学生勒索并残忍杀害了他们的同学，随后将其尸体埋藏。这起事件不仅因其残忍性而引起广泛关注，而且因为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社会问题而成为热议的焦点。
受害者和加害者都是留守儿童，这一事实揭示了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留守儿童是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而留在家乡的孩子，他们往往缺乏父母的陪伴和适当的监护。这起凶杀案反映了留守儿童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以及中国社会在照顾这一弱势群体方面的不足。这起事件也引发了对中国教育制度和户籍制度的批评。留守儿童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之间的不平等，以及农民工及其子女在城市中受教育的困难造成的。尽管有些家长希望将孩子带到城市一起生活，但是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和户籍制度的限制使得这一愿望难以实现。
此外，这起事件还暴露了中国社会在关注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性方面的不足。留守儿童由于长期与父母分离，不少人因为缺乏应有的家庭关爱，身心成长受到诸多不利的影响。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中共建政后实行城市和农村二元户籍制度，中国的公民被分成城镇户籍和农村户籍，两者在福利、医疗、养老等各方面都有不同的待遇。农村户籍的人，即使在城市工作，也还是农村户籍，即所谓的农民工，农民工的子女也是农民，不能与城镇户籍的人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权，无法在工作的城市公立学校上学，或者被设定非常苛刻的条件，如居住多少年、交社保连续性等等。因此户籍制度而产生的留守儿童问题是中国社会最大的“溃疡”，留守儿童面临教育问题、心理健康问题、社会适应性问题及安全问题，这些儿童由于长期和父母分离，缺乏父母教育和陪伴，往往会出现心理健康障碍，甚至心灵扭曲，走向犯罪。也有的留守儿童面临着威胁、欺凌、虐待、受到伤害及事故等风险。
中国国家统计局、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发布的《2020年中国儿童人口状况》的报告中引用2020年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指出，留在家乡与大家庭，特别是与教育程度较低的祖父母一起生活的未成年人有近6700万（其中城镇留守儿童2516万人，农村留守儿童4177万人）。另据中国教育部去年8月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2023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56万。数千万孩子处于和父母长期分离的状态。
随着河北邯郸悲剧的细节近日来被媒体披露，在网络讨论中，人们再次关注到中国农村留守儿童的成长环境、以及社会福利部门照顾这些儿童的能力。有微博网民指出，社会对农村少年儿童心理健康的关注太少；有人表示“我想这种事会再度发生”。
有数工作室官方澎湃号“有数”发表文章《邯郸初中生杀人案，加害人和被害人为何都是留守儿童？》，文章认为，校园欺凌不会平等地“降临”在城市和乡村的孩子头上。一份2022年发表在《Global Pediatrics》的研究中，作者在2014年对贵州农村地区的76名12-14岁学生进行了全球学生健康调查（GSHS），并与北京的1629名相同年龄段学生的调查结果进行了比较。相比北京的同龄学生，贵州农村的学生遭受过至少一次欺凌的比例更大，有47.4%，前者是20.3%。
有数工作室的文章认为，即便同样都是农村儿童，相比有父母在身边的，留守儿童是欺凌链条里更“底层”的受害者。根据发表在《人际暴力杂志》(JournalofInterpersonalViolence)中一项对象包括2147名中国农村儿童在内的调查研究，大约31.6%的留守儿童反复遭遇过任意一种形式的欺凌。在被故意排斥/忽视、被编造谣言、被肢体攻击等不同的欺凌方式里，留守儿童有此遭遇的比例都比农村中其它非留守儿童更高。
有数工作室的文章说，滚滚不息的城市化进程中，务工人员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而远走他乡，与此同时，只能把儿童留在身后。过去二十年间，留守儿童规模稳定扩大，从2000年的3009万人增加至6693万人，增幅为122.4%。其中，农村留守儿童从2699万人增加至4177万人，增幅为54.8%。并且，农村儿童中，留守儿童的比重也越来越大，大约每3个农村儿童中就有1个在留守。如今，则有接近75%的“第二代”农村留守儿童，还没上初中就与父母分开了，而这正是人对原生家庭有着强烈精神依赖的年龄阶段。农村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留守经历带来的影响深远又复杂。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与农村留守儿童遭遇欺凌同时发生的是，部分留守儿童也成为了欺凌者、施暴者。
作者项栋梁在其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表文章《三名留守儿童杀死留守儿童，北上广的学校因招生不足停办》，文章提出，这是三个未成年人杀死了另一个未成年人的恶性案件，对未成年加害人，应该严惩还是拯救？被有意无意忽视的，则是背后触目惊心的社会问题：这是三名留守儿童杀死另一名留守儿童的血色悲剧，背后更是中国1086万留守儿童（2023年数据）的灰色人生。
项栋梁的文章说，杀人的三个未成年人，为何扭曲沦丧至此？仅凭常识推断也能知道，这样一桩“毫无意义”的凶杀案，但凡三个小恶魔的家庭里面有一个大人知道，都不可能放任发生。文章指出，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三个孩子已经疯狂到联手杀人的程度，为什么他们的家长（爷爷奶奶）居然一无所知，又或者……是无能为力？
项栋梁的文章分析，以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的现状来看，和父母两地分离，被老人隔代养育的，基本只会管吃饱穿暖，有些自己身患疾病的老人，甚至连留守儿童的暖饱都不一定能管好，更不可能辅导孩子作业，孩子遇到挫折和困惑时做好心理疏导安慰，至于对孩子的价值观进行正确引导示范，更是不存在的。
项栋梁的文章说，但凡能让孩子在自己打工的城市读书，又有几多父母忍心把孩子留在农村给老人带呢？文章质问，千万留守儿童的家长不想把孩子带到打工的城市上学？你去问问北京市教委、上海市教委，广州市教委，哪怕是问问河北省会石家庄市教委，农民工子弟能在这些城市无差别入学，无差别中考升学吗？文章还说，“最丧心病狂的是某个首善之区，竟连专门接收留守儿童，完全放弃本地中考机会的农民工子弟学校都要取缔、赶走……”
作者蕨代霜蛟在其微信公众号“蕨经”发表文章《邯郸留守儿童杀人事件，是这个社会成年人的悲剧》，文中提到，怀疑留守儿童“天然有问题”这个思维方式没错，就像担心孤儿天然更加缺爱、更容易罹患心理疾患一样，这本身没问题。问题是，思考到了留守儿童这一步就戛然而止了？以为问题只在于留守儿童，甚至到最后连是什么造成了留守儿童都忘记了。把所有脏水一盆子全泼向留守儿童，好像留守儿童是半夜里突然出现在半空中的恶魔一样。
蕨代霜蛟的文章认为，在这由成年人主宰运行、号称文明的社会里，成年人，你们难道从未体验过良心苛责、羞愧难当、看不见自己的猥琐与可鄙？没有想过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那么多年来让多少留守儿童教育受阻、对他们的身心施加过多么巨大的压力？即使经历过短暂团聚，也难以改善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思念和情感依赖，以及由于家庭分离而导致的孤独、悲伤和沮丧感。更不用说，3年的疫情令许多家长无法回家，加剧了留守儿童的孤独和焦虑。河北邯郸留守儿童杀人事件，是留守儿童的悲剧，但更是这个社会成年人的悲剧。
作者even、黄瓜酸啤在微信公众号“她刊”发布文章《杀人的邯郸少年：死刑困难，更多细节披露》，文章说，从有些恶童具有反社会人格和残忍的天性，走到恶童真的酿成不可挽回的大祸，这不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而是一次又一次隐患被忽视、问题被搁置的结果。男孩失去生命，始作俑者是三个未成年霸凌犯，罪魁祸首则是学校和家庭对留守儿童身心健康、人身安全的漠视。
文章说，留守儿童成为社会问题不是今天才发生的现象。早在1994年，上官子木第一次提出“留守儿童”这一概念，就呼吁社会各界予以关注这一弱势群体。2020年的数据，我国约有留守儿童6693万人，占全国儿童四分之一，随着城乡差距拉大、城市务工的劳动力增加，留守儿童的增速也是惊人的。留守儿童犯罪率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其原因也不难理解，家人长期不在身边，缺乏家庭关爱和引导教育，同时学校也不重视，缺乏最基本的性教育、法制教育等基本教导。社会化失败，有的留守儿童反而在犯罪团伙找到了归属。
文章指出，与高犯罪率一体两面的是，留守儿童还有高自杀率的特点。他们的生活是不受父母庇佑的丛林社会，不欺负别人就会被欺负，遭遇霸凌，甚至被性侵的案件都频有发生。在留守儿童高度集中（占全国7.18%）的广东2015年至2018年三年内有超过2500女童被性侵，半数在14岁以下。这些数据、这些报道从2014年到现在年年往复不断被提起，已经是社会巨大的隐忧，留守儿童聚集的地方就像是滋生犯罪的培养皿，问题从未改善。留守儿童依然在增加，不去直面留守儿童顽疾和校园霸凌根源，依然还有无辜的孩子成为牺牲品。而我们又有多少孩子经得起这般炼狱？
作者维舟在其微信公众号“维舟”发布文章《孩子为何如此残忍？》，文章说，孩子就不是“天生纯良”的，恰恰相反，他们需要充分社会化才能控制好自己与生俱来的攻击性——孩子残忍，正是因为他们没轻没重，也不像成年人那样清楚自己行为的后果。如何控制自己的力量，既不至于伤害他人又不至于压抑自我，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挑战，也需要长久的教养，经历这样的社会化进程，最终才能成为一个文明人。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这个时代，许多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这都是缺失的。
维舟的文章说，毫无疑问，长久不能在父母身边，得到关爱和依恋的滋养，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被充分告知，什么才是正确的行为，也难以产生对他人的共情，只能靠自己孤独地摸索。虽然有些人依靠自己艰难走过来了，但可想而知，势必有一些孩子迷失了方向，在歧途上越走越远。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残忍，不是天生邪恶，而是他们缺乏教养和引导的结果。父母不在身边，就算回家来往往也只问学业而不管内心，校园生活则更枯燥又严厉，对于一些根本不知如何处理自己情绪和攻击性的男孩来说，欺凌弱小就成了他们宣泄的渠道，直到做下可怕的事。
维舟的文章最后说，留守儿童，原本是城乡二元分隔体制的产物，否则父母进城打工，完全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就近入读。这是人为制造的亲情隔离，不管它考虑的出发点是教育资源还是管控人口流动，其结果都是让无数农民工家庭承受了创伤，最终结出了苦果。留守儿童不应该再有了。虽然这一社会解决方案未必就能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但在更多悲剧发生之前，我们至少应当正视悲剧的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