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杭州开车到长沙，全长大概900来公里，开车要十多个小时。上了高速后，一路上，也几乎没有什么车辆，有几个高速公路的出口已经关闭了。进入杭新景高速后，更是一路无人了。
我打开定速巡航，以限速的高限，孤独地行驶着。
路上，我再次给办案单位打了个电话，让值班人员转告林圣新警官，我已经出发了。
把车上的多媒体打开，找到了佛教音乐的文件夹，点开。
虽然我是基督徒，在1989年冬季的时候，就正式受洗。但我依然喜欢听一些佛教音乐，在心情烦躁的时候，听一些佛经，能让自己的心情慢慢地平静下来。
可是，这次，就连佛经，也没有办法让我平静下来。
十多个小时的车程，为了让自己不至于那么疲累，我决定分两次走。
这个决定，最后证明是正确的。因为此时的长沙，宾馆都已经全部关门，不再接待客人。如果我直接开到长沙的话，可能只能在长沙的街头，倦在车里过上一夜。
所以，过了一大半路程之后，我就下了高速，在朋友家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就又向长沙出发。
进入湖南境内之后，接到一个电话，是林警官打来的。我问我，是否已经到了长沙。
我告诉他，估计中午可以到达长沙。
他告诉我说，到了就给他打电话，因为他们的领导想和我谈一谈。
我答应了，本来这次去就是想找他们谈一谈的，只要能了解到我儿子的情况，哪怕只有一丁点儿的信息，也是我所渴望的。于是，约好了下午两点，在办案单位的门口见。
但是，他们的领导，会和我谈什么呢？我想。
到了长沙，已经是中午12点多了，肚子也不觉得一点饿。但一想到下午还谈事，我决定无论如何先吃点东西再说。
开着车，绕着长沙市政府转了一圈，却没有发现一家饭店是开业的。
此时的长沙，已经和全国许多城市一样了，所有的工商服务业，都进入了全面停业状态。
幸好，我的包里，还有几包锅巴，车上也还有瓶装水。就喝着瓶装水，啃着锅巴。吃过之后，深深地吸了几口气，调整一下心态——因为，我还必须得装出一幅笑脸来和他们相见。
虽然，我的内心是苦楚的，但我必须表现得轻松、而且还是有点卑躬屈膝的样子。为了儿子的自由，自己所谓的尊严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
中午1点，开车到了办案单位。我直接开车进了大门，然后转向停车他们内部的停车场，把车停在停车场门口的栏杆前。
保安跑过来问我干什么的，我告诉他，是他们的领导找我谈话，让他打电话给林圣新警官证实。
保安也没打电话，抬开栏杆，直接让我进去了。
停好车，打电话给林圣新警官，告诉他，我到了。他回答说：好的，稍等一下，他先跟领导汇报一下。
我躺在车里，摇下车窗，点燃了一支烟，心里突然特别地平静起来。
如同一潭死水般地平静……
快到1点30分的时候，林警官打电话给我了，他问我在哪。我说我在车上，马上过来。下了车，林警官已经在保安室门口接我。
和以前一样，掏出手机，摆在那个窗口台上。然后，在他的引导下进入了之前我进过的那间会议室。
一进室内，我就感觉到，这次的气氛非同寻常！
我依旧坐在上次来时坐过的那个位置上。我的对面，是一位年纪不是很大的警官，他的右边，坐着一位更年轻的警官。这位年轻的警官面前，有电脑、有打印机。这两位都摆着一幅似乎我欠了他们米，还他们糠似的脸色。用我老家的土话说，就是一幅买棺材的脸。
林警官依旧是那么和善的样子，又是给我倒茶，又是给我递烟的。倒完茶、递完烟后，在那位警官的左边坐下。
会议桌的一端，还有一位，头上不长毛的。穿着便服，戴着口罩，也不靠桌来坐，而是背靠着墙，目无表情地在那里坐着。
我想，这就是林警官所说的那位要找我谈话的领导了。可是，他干嘛不坐上来，坐到我的对面呢？我想。
我不在乎他们的表情和态度，我急于要知道的是：案件有没有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
林警官回答我：又延长了侦查期限两个月！
我强力地掩饰住自己内心的愤怒。我想，如果我手里有一支枪，或许，真的会对着他们开火。
可惜，我没有。
“什么理由呢？”我问。
“这是经过上级批准的，”我对面的警官用敌对的眼光看着我，说。
他说完，就开始用那种审讯犯人的口吻对我宣布，对我进行依法传唤。
大概意思是，我是程渊和我儿子一案的知情者和涉案人员，根据法律的规定，他们依法对我进行传唤。要求我老实地配合他们的调查，如实地交待问题。
然后，向我出示了询问通知书，让我在上面签字。
一开始，我拒绝签字，冷笑了一声，说，有什么问题，你就问吧！
他们也没有坚持，就开始装腔作势地审问我起来。
“你的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如实地交待出来。”
他的这个口气，一下把我激怒了：你们连我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还找我谈什么东西？
“态度放老实点！如实交待！”他训斥我道。
我掏出身份证，扔给他们：你们自己看吧。
第一次僵持开始了！
他们要我自己说，但我坚决不说。
僵持不下的时候，林警官出来打圆场了！以他们自己看我的身份证进行记录。
当他们问起和我程渊的关系，是如何深度参与程渊他们的活动时，我开始主动滔滔不绝起来：
程渊是一位NGO成员，他们的机构，叫平机。
为什么叫平机？平机，就是平等机会的意思。就是要让每一位公民，都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就业权，与其他公民平等地享有作为一国公民应有的权利。这也就是我国宪法上所说的“人人平等”。
我说：他们曾经和其它机构一起，为中国数亿的乙肝患者，争取了平等的就业机会，也曾经和我一起，曾通过信息公开等方式促使社会抚养费信息的公开透明；在全国许多有志之士的努力下，为中国达1300万的因超生等原因而无法取得户籍的人争取到了应有的上户、上学的权利；为全国数百万的失独父母争取国家的必要的帮助；为减缓中国人口老年化，促进和加快了全面二孩子的开放；使得全国数以千万计的妇女，免于被强制结扎的可能。
这一切，都是在包括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党媒在内的全国主流媒体都有公开的报道，也正是在他们的积极配合和帮助下，和全国有志之士一起努力的共同努力的结果。事实证明，程渊和我所做的这些事，都是有利于我们这个国家，有利于这个民族，有利于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难道，做这些事，在你们的眼里，就是一种犯罪呢？
他们找我，当然不是要想听我说这些。所以，他们打断了我的话，直截了当地问：
“你老实交待，你收了程渊他们多少钱？”
“钱？什么钱？”他们这个问题，多少有点让我意外，因为我和程渊，交往多年，从来就没有发生什么经济上的来往，“我没收过他们一分钱。”
“你这么拚命帮他们做事，难道不要活动经费的吗？”他们问。
“什么帮程渊做事？这些事，都是我自己要求做的，程渊是被我拉下水的，在这之前，程渊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社会抚养费！也从不不做涉及计划生育的事。提到钱的问题，就是当初申请社会抚养费信息公开，那些函的邮寄费全部是程渊他们出的——因为是他组织人帮我邮寄的。我收了他们什么钱？”
“真的没有收他们的钱吗？你这样不老实对你没有好处！我们可是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收了他很多钱，现在是给你一个坦白交待的机会，你自己不把握这个机会，过了就没这个机会了！”坐在我前面的那人严厉地说。
“没有！”我再次回答说。
“你相信不相信，你再不老实，我们现在就可以对你上手段？”
“就是没有！”我坚定地回答。
无论坐在我对面的人还是那位记录的小子怎么审问，我还是告诉他们，没有。
这时，林警官开口说话了：
“吴律师，你这样做就没意思了，事实就是事实，你应当配合我们的工作，如实交待。你交待了，对你也有好处。”
“不存在的事情，让我如何交待？难道你们就是非要我按照你们编的说，才算是我老实交待？你们不是有证据吗？把证据拿出来看呀！”
又僵持不下了。
这时，一直靠墙坐着不说话的那位站起来，走了过来，拿起桌上的一叠资材，在桌上用力一摔，说：
“证据我们有的是！就在这里！就看你是不是老实交待！你再不交待，我们可以用现有的证据证明你是这个案件的深度参与人，是共同犯，随时可以给你采取措施！”
“随你们怎么来，反正，不存在的事实，我是决不会承认的！”
面对这个的威胁，我强调说。
“那就准备给他采取措施吧！”那头上不长毛的便衣的人说。
“采取措施”，这是业内语言，即采取刑事诉讼法上所说的强制措施。给我采取措施，也就是说要当场刑事拘留我。
一听到这话，我沉默了。
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的车子怎么办？想什么办法让我妻子来开回去？然后，委托哪位律师来作为我的辩护人比较合适？
他们都死死地盯着我看……
会议室里，顿时寂静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