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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寻找小花梅

    2022年2月10日徐州市委市政府联合调查组称,经部、省、市公安机关对杨某侠、花某英(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与普某玛(已去世,小花梅母亲)生前遗物进行DNA检验比对,认定杨某侠即是小花梅。

    对话小花梅同母异父妹妹花某英。以下是对话实录(对话时间2022年2月12日16点):

    问:徐州方面是怎么找到你的,是电话还是现场?
    答:人找来的,大概一个礼拜前,来了三个人。晚上11点到我家门口给我打电话,我都睡着了。他们说是派出所的,有点事想了解一下,就带我到了镇上派出所。他们问我是不是有一个姐姐失踪了,姐姐叫什么名字,刚开始还问了我有什么亲戚,我就把我的小姨小舅的信息给了他们。
    问:他们当时有给你看视频吗?
    答:没有。就说那个可能是你姐,就这样说的。
    问:后来警方告诉你DNA鉴定结果了吗?
    答:没有,他们没有告诉我。
    问:你姐姐是哪一年出生的,有印象吗?
    答:我不知道她是哪一年出生的,但是我妈和我说过,我姐比我大9岁。
    问:你是哪一年的?
    答:我是1988年出生的。
    问:那你应该对你姐姐有印象啊。
    答:没有什么印象,我大概7岁的时候她就嫁过去保山了,我都不记得她的样子,后来她第二次回来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妈跟我说的有一个姐比我大9岁,还有一个印象就是她用的雨伞不是烂了吗?她就用那个布给我做过一个花裙子,然后其他的都不记得了。
    问:做裙子是什么时候?
    答:应该是还没出嫁的时候。
    问:你读书到几年级?
    答:我读到5年级。
    问:你姐姐去江苏的时候,你在家吗?
    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妈说是我妈的亲戚带走的,然后是带到什么地方去,她也不是很清楚。
    问:她有没有往家里写过信?
    答:在我的印象里面是没有。走了就走了,我妈就是说找不到了现在失联了这事也不知道咋办。
    问:没有尝试过寻找吗?
    答:反正她就说想找带走她的那个人(桑某妞),她听别人说是那个人回来过,但是她一次都没见过,所以就问不到。
    问:徐州警方说提取了你的DNA,是怎么提取的?
    答:他们也没说要拿去做比较,就直接就说需要抽弄点我的血,在我的手指上扎了一下。
    问:还提取了你母亲生前的遗物,是什么?
    答:我妈给我留的一件衣服他们拿走了。
    问:是一件什么样的衣服?
    答:就是我们那里的民族服装,用汉语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基本上都是我妈礼拜天去教堂时候穿的。
    问:你出去打工,还带着妈妈的衣服。
    答:我妈去世后我拿回来的,我就她那一件衣服,她没走之前给我的,所以我就留个念想。
    问:***妈最后的情况怎么样?
    答:2019年4月份到10月份,我妈病重,我就回来照顾她了。她得的是食道癌,很痛苦,吃东西是吃不下去,食道那里给堵住了,吃一点吐一点,后来连水都喝不下去了,打针连血管都找不到了,等于活活饿死了。
    问:你后来看到那个视频了吗?
    答:看到了。
    问:你感觉是你的姐姐吗?
    答:我感觉不出来,让我用肉眼去看的话,我绝对没办法。
    问:听口音呢?
    答:她口音不是很清楚,也听不出来。
    问:如果徐州警方已经认定她就是你姐姐了,你有什么想法?
    答:如果确定是我姐的话,我肯定想去看一下。
    问:他们(徐州警方)现在和你联系了吗?
    答:没跟我联系。
    问:你们现在在周口靠什么为生?
    答:我现在没有上班,我老公赚钱,他是跑外卖的。
    最后,光某英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他们江苏那边的人说是确认了我姐的话,我能跟他们要求看DNA吗?”

    被遗忘又被想起的小花梅

    小花梅是谁?
    如果不是这份徐州官方通报,在小花梅出生的村落,在跟随改嫁的母亲生活过的另一个村落,她的邻居、儿时玩伴、老支书、她的舅舅、堂弟、表弟,都遗忘了她的模样。现在,他们仔细看着视频中被铁链拴身的“八孩女子”,耐心辨识她说话的口音,比对她的五官、眼神,却无法确认,视频中的杨某侠就是小花梅。
    他们能回想起来的小花梅的模样只是她小时候有一张白白胖胖的脸。他们努力想起的过去,却呈现出小花梅、她的母亲、她的生父及其三个继父,曾经在怒江边碧落雪山深处的悲苦人生。

    在子里甲乡亚古村
    怒江州福贡县子里甲乡亚古村,位于怒江边,是一个傈僳族村落,村里现有469户人家,部分人口是近年从附近村落搬迁来的。2020年1月通车的“美丽公路”就从村边通过。依靠便捷的公路和近年实施的扶贫措施,亚古村民的生活已明显得到改善。
    2022年2月7日,徐州发布通告称,警方通过查阅户籍底册,组织亚古村村干部及村民比对照片、口音,确定杨某侠原名为小花梅。
    木娜是土生土长的亚古村人,她现在的家在亚古村主街的中段,之前她家在亚古小学旁边,离小花梅家很近,“我们差不多就是邻居”,木娜说,“小花梅是随母亲从匹河乡改嫁到亚古村的,她来这里后还上过小学,经常从我们家门前经过,我们没有过多交往,但那时候,她是正常的,后来听说她从保山回来就有点不正常了”。
    木娜看了两遍铁链女的视频,又把手机凑近耳边仔细听,“这个说话的口音听不出是我们这边的,长相也认不出来”。
    木娜也是傈僳族,平常讲傈僳语。
    南安建村村干部刘秀珍也不能确定铁链女是本地口音,我们离开后,她又反复听了很多遍,然后发来微信说“有点像彝族口音。”
    今年68岁的于罗四在1992年至1996年期间任亚古村村长,小花梅母亲普桑玛的第三任丈夫是他老婆的弟弟,也就是他的小舅子。有这层关系,他一直叫小花梅为“阿花”。
    “阿花小时候脑子没病,后来嫁去保山那边,回来后有点不正常了”。老村长于罗四说。“她洗被子,就把整个被子放进盆子里洗,不把里面的棉花拿出来。应该是在保山那边受了什么刺激。”
    小花梅从保山返回后的反常举动也得到亚古村木匠桑开益的证实,2022年2月10日,他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建新房,他已得知铁链女和小花梅的事,看视频的时候说铁链女和小花梅的脸型有点相似。但他旁边的女人并没附和这一说法,“太多年过去了,我们认不出来了。”她转头对桑开益说:“你喝了酒,就别乱说啊!”
    小花梅曾经的家在山坡上,一个名为三玛付的女子带我们走过杂草丛生的泥泞小路,指着一片废墟说,她的家是这里。
    在靠近南安建村美丽公路边的山坡上,曾经因拐卖妇女被判刑的娜某言如今寄居在一间借来的简易房里,向我们抱怨没有依靠的生活。她“认不得”铁链女,也对“小花梅”毫无印象。当有人提及她拐卖妇女的过往时,就再也不愿交谈,除了说“记不得”,然后在警惕中沉默。

    匹河县普洛村
    小花梅出生地是云南怒江州福贡县匹河乡普洛村麻子一窝村民小组,这个村落位于海拔1900余米的高寒之地,一条水泥路与外界相连。沿着曲折狭窄的山道蜿蜒而上,内心充满恐高感。
    “普桑玛已经死了三年多了,她是得了食道癌死的”。普洛村一位村干部说。
    普桑玛是小花梅的母亲,这个女人的一生充满坎坷与悲苦。
    她跟麻子一窝村民小组的思罗子结婚后生下小花梅。思罗子是一位在铁房干活的打铁人,虽然收入很低,但还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人们已无法记得关于思罗子这个人的更多详情,只是说他是个好人,后来掉进怒江淹死了。有人说他是见义勇为救落水儿童时淹死的,也有人说他打鱼时失足落水的。桑普玛的弟弟、小花梅的舅舅李永元说,“思罗子就是淹死在怒江,具体怎么淹死的,谁也不知道。”
    思罗子落水而亡的悲剧,也造就了普桑玛和小花梅的人生悲剧。因生活所迫,普桑玛带着年幼的小花梅,搬到亚古村,嫁给比她年长许多的亚古村村民恒益占,生下了小花梅同母异父的妹妹花某英。
    普桑玛嫁过四个男人,这四个男人都相继死去。小花梅失踪后,她经常哭诉:我女儿不见了,找不到了。
    在普桑玛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她搬回老家普洛村麻子一窝村民小组独自居住,她每天都喝很多酒,然后在酒后哭泣。
    在她离世的前,她的另一个女儿花某英从河南周口回来照顾她,2019年,母亲死后她便离开了。
    普桑玛的弟弟李永元说,他姐姐死的很难受,食道癌让她无法进食,“也肯定惦念再也没见到的另一个女儿”,他说。今年58岁的李永元至今独身,他确认不了视频中的铁链女就是自己的外甥女,他也无法准确说出小花梅是哪年出生的。
    桑碧生是小花梅的堂弟,他之前已看过被铁链拴身的女子的视频,他说那是徐州过来的警察发给他的,他们在2022年2月6日晚上22点52分当面互相加了微信。“无论被铁链拴着、生8个孩子的女人是谁,干这个事的不是人”,他说。
    我们离开的时候,徐州警方还在怒江走村进户继续工作。

    手记:跟所有人一样,我们也想得到真相。

    一、缘起

    2月7日徐州警方发布信息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以下简称八孩母)是云南怒江福贡县人,我立即把消息转给了怒江的朋友H,并请他帮忙核实。
    然后马萨留言说,这事儿值得咱们去一趟。我立即赞同。
    我对怒江有感情,从2005年第一次徒步“最后的马帮茶道”进入独龙江,到后来怒江建坝的联署,到2007年9月一个月内三进怒江,其中还在独龙江被困了一个星期,再到后来政府搞“三区三州”深度扶贫,都有深度的参与和探访。
    在我眼里,怒江最大的特点有两个。一个是穷,穷到没朋友的那种穷,在精准扶贫之前,如果说云南其他地方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观,但是怒江却见不到明显的痕迹,囿于交通和地形地貌,这里的很多东西都出不去,城镇化需要巨量的资金,更难;一个是美,美到无法言说的那种美,原始的高山峡谷,三江并流,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民族民俗文化。
    对于外人,领略怒江之美的人更多,体悟怒江之穷的人很少。
    由于感冒,我无法乘坐公共交通,只能自驾车,沿途出了一点小状况,耽搁了大约一个小时,到大理收费站接上了马萨和TM。
    车上我们再一次明确了此行的目的,第一,福贡县亚古村到底有没有一个小花梅;第二,如果有,小花梅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至于小花梅是不是八孩母,实话说,这超出我们的调查能力范围,是无法做出判断的。
    此前网上舆情汹涌,我们虽然愤怒,但也没有逞情绪的口舌之快。徐州警方被放在火上煎烤,现在突然指向云南,我们能做的,就是在地的事实核查。
    这是一次老媒体人自愿自发自费的事实核查行动,内心深处,大概还有一点点对行业旧时光的救赎。

    二、初探

    2月8日,正月初八,晚7点,我们抵达六库。
    朋友H安排了晚饭,烤羊排,喝一种38度的石斛酒。席间话题围绕“小花梅”展开,另一作陪的小朋友是个90后傈僳族,他说他的四个姐姐,都嫁到了山东。在很多年前,这里的女子外嫁现象,非常普遍。
    这一日早晨,当地福贡警方也派员去亚古村做了调查,并邀请了当地融媒体全程拍摄。但是直到晚上,并未有任何信息露出。
    我从县政府的朋友得到的消息是:小花梅确实是亚古村人,小花梅还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妹妹,目前徐州警方调取了八孩母和小花梅的妹妹的DNA进行检测对比。
    所以到这里,还不能确定八孩母就是小花梅。
    地图上看了一下,亚古村就在219国道边,距离六库100多公里,车程2小时。
    下半场,朋友H喊来另一位朋友,说明早安排他的弟兄带我们直奔亚古村委会,找村主任了解情况,然后再上山找其他线索。
    感觉这个调查轻而易举。是夜,大家既痛心又开心,四个人喝了6瓶半石斛酒,都醉了。
    次日早,H告知了两个消息。一个是当地政府已经下了舆情管控的命令,昨晚的朋友不能带我们前行;一个是进入福贡县必须持48小时核酸报告,否则无法进入。
    无奈,我们临时去了怒江州人民医院做检测。
    这对我个人意义重大,因为自疫情以来,我尚未做过任何一次核酸,自诩是“一个完整的人”。马萨记录了这一重要的时刻,说为了寻找小花梅而破防,值了。
    午饭后马萨说有北京的自媒体朋友也正赶过来,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李良华同学。良华算是供职于一家医疗媒体,出的是公差。
    良华曾于多家媒体从事深度报道,非常健谈,甫一见面,既将共识的调查报道江湖上的兄弟姐妹们梳理了一个遍。
    有他的加入,我想是有力地充实了我们队伍。
    我们沿着219国道向福贡县出发,途径唯一的防疫站匹河乡防疫站,检查人员仅仅看了健康码和行程码,并未过问核酸检测情况,我有点小失落。
    219国道是目前中国最长,并且唯一总里程超过10000公里的国道。起点是新疆阿勒泰,终点是广西东兴,经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号称“海拔最高、道路最险、环境最恶劣”。
    从州府六库到最里面的贡山县丙中洛,仅长286公里,是219国道中紧沿着怒江行走的一部分,左边是高黎贡山,右边是碧罗雪山,这是目前大峡谷唯一的对外通道。在过去的20年里,我听闻了这条路上无数的事故,落石、泥石流、塌方,每一次都有人因此丧生,但是峡谷里的人要出来别无选择。
    2019年年底,云南的一家大型国企投入近69亿元,将原来的老路扩建成为二级公路标准,成为现在的“美丽公路”,将原来8小时的车程缩短一半。
    9日下午3时,我们抵达亚古村。亚古村村口就是一间教堂,大门紧闭,非常显眼。此前曾有在当地常年从事社区工作的花花叮嘱我,进入傈僳族和怒族的这些村寨,一定要遵守当地的一些习俗,比如双手握手,吃饭前等主人的祷告等等。
    我们吃过午饭,随即前往村委会。村委会设在一片异地搬迁的新楼里,和全怒江州异地搬迁的楼房相似,这些楼外表呈明黄色,饰以傈僳族怒族等特色棕色纹饰,并都立有大标语“感恩共产党,感谢总书记”。
    对于怒江这种98%的国土面积都是高山峡谷的地方来说,异地搬迁应该是最好的脱贫方法。于是从扶贫攻坚以来,整个怒江州先后有10万余人从山上搬进了楼房,占全州人口的五分之一。
    亚谷村委会只有两个工作人员,询问得知村主任和支书都不在,打电话也不接,估计是这两天被各种电话询问,一看是外地号码,已经有防备之心。
    本来预料中极其简单的求证,变得有些复杂起来。
    是夜宿福贡。旧年的气氛未去,夜空里烟花绚烂。如果小花梅没有离开福贡,还应该沉浸在这年味之中。

    三、再探

    10日早,我翻出小花梅的视频,仔细看了几遍,其中语言模糊部分,我觉得和怒江本地人的口音相似。此前有网友说让她说一段傈僳语,不就立即破案了吗?
    我把视频发给了一些傈僳族朋友,请他们辨认视频中女子的语言是否是傈僳语。
    小花梅持续发酵,期间不断有朋友传信息来。其中一个比较有价值,就是2001年新华网转载了《滇池晨报》的一篇报道,里面提到亚古村支书报警本村有两人走失,后警方出动在保山市的芒宽镇解救了二人,同时将南安建村的娜某,子里甲村的娜某,以及亚古村的车某三个人贩子抓获。
    我们决定从外围先入手,了解一下当年这个地区的妇女被拐卖情况。此时,“先生制造”专访陈业强的文章已经刷屏,里面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有兴趣了解这些的朋友,可自行搜索。
    如果没有小花梅这件事儿,陈业强的那本《怒江傈僳族妇女跨省婚姻迁移研究》估计都没什么人关注。
    看来,人类学家和调查记者才是近亲。另,小花梅事件发酵到现在,也就是这个“先生制造”出了这么一篇相对严肃的文章。媒体境况,大概也就这样了。
    还是花花帮助了我们,找到了南安建村宗教科的刘老师。我把视频拿给她看,她辨认女子的口音,不是傈僳语,也不是怒族语。
    她简单地介绍了20年前当地的女子外嫁情况,和陈业强说的差不多。不过因为在当地获取不到尊严,很多女子后来也陆续返乡,有的甚至带着孩子跑回来,在这边找个人继续嫁了,大部分也不用领结婚证。
    拐卖的事情也挺多,她们村子就有个人贩子娜某,前述新华网的新闻里的人物。刘帮我们找到了电话,我们辗转找过去,在219国道旁边半山的板房里,我们见到了她,如今已经60多岁,一心想着让政府补贴建她的新房子,欲聊当年往事,她立即缄口不言。
    想一想时过境迁这么多年,放在眼下的场景,谁还会提这种往事,也就释然。
    听说我到了南安建村,H给我发来几个字,“中国的南安建,世界的俄科罗”,说这是怒江州脱贫攻坚最为坚硬艰苦的两个村子。村民都是“住着木楞房,窝在穷山坡。挣钱无门路,两眼无光芒”,工作组穷尽了办法和手段,才将一部分搬下山,一部分人盖上新房。
    下午一些朋友陆续传来消息,说无法辨认视频中女子的语言,但是肯定不是傈僳语和怒族语。刘老师后来给我发信息,说可能是彝族话。
    其实这个环节是我一个耿耿于怀的,如果徐州方面怀疑八孩母就是福贡的小花梅,在她神志清醒(假设她真的有精神障碍)的时候,找个当地人用傈僳语通个电话,从语言上不是很容易鉴定吗?

    四、证实

    我们决定采取最笨的办法,就是回到亚古村一家一家去走访。
    亚古村虽然是一个村,但是因为紧邻219国道,往来商客频繁,主街上还有酒店和KTV。
    现在回头看徐州方面的第三次发布,有一句是“以亚古村为重点,扩大多个乡镇调查走访,并发布协查通告”,“还组织干部比照照片、口音”,事实上亚古村就一条主街,人流也都集中在这里,我们先从商店和饭店的老板开始,打探情况,无人知晓视频中女子,也都否认有人来调查过。
    徐州发布里的这个说法,既草率又官僚。
    久寻无果,正绝望想要再去村委会硬闯时,路边一削姜片的大姐引起我们注意,马萨说再问问这个吧。
    我把视频拿给她看,她说不认识,我说知道小花梅不,她立即打开了话匣子。
    早年她就借住在现在的亚谷完小旁边,小花梅经常到她那里玩,印象中“胖乎乎”的。我们蹲在门口聊天的时候,两名身穿夹克带手包的男子转过了街角,显然他们是从徐州来的,也正和我们一样在做调查。
    这位木大姐对小花梅的家世颇为了解,说她的妈妈名字叫做普桑玛,80年代从匹河乡普洛村带着小花梅改嫁过来,前夫系溺水而死,在亚谷和改嫁的丈夫又生了一个妹妹,第二任丈夫去世后又改嫁了两次,送走四任丈夫后,三年前她也孤独死去。
    随后我们探访了小花梅曾经的房子旧址,现在已经荒草丛生。在旧址下面道路旁的一处正在施工的民房里,又遇到了普桑玛生前的邻居。
    这哥们显然是喝多了,指着视频里的女子说,就是她就是她。他媳妇在旁边则不停打断他,你一个喝多了的人胡说什么。
    这是在我们所有走访中(包括后来她的舅舅等)唯一指认小花梅即是铁链女之人,但显然无法采信。
    至此,我终于发了一条朋友圈,亚古村确实有个小花梅。
    很多人留言,是不是就是八孩母,我说不能确定。
    终于找到了小花梅,心情转好,走回街上准备去老支书家拜访,孰料一辆警车正好停在街心,三位民警一看我们是陌生人,上前例行盘问登记,我们积极配合,倒也无大碍。但是良华兄弟看到民警,凭借多年调查记者的经验,转头连夜开车跑回了保山。
    中国的调查记者多年来形成的与公权力的“猫鼠游戏”的思维,已经根深蒂固甚至杯弓蛇影,我深表理解。
    老支书的印象里,没有什么小花梅,大家都喊她阿花,是个圆滚滚的小姑娘,小时候未见智力有什么障碍。但是流传甚广的是,小花梅94年嫁到了保山,据说遭到了前夫的殴打,回来后精神有些失常,洗衣服的时候把棉被带着棉花一起洗了。
    这是目前唯一被多人证实小花梅可能有精神障碍的说法。
    老支书回忆的另一个细节是,普桑玛嗜酒如命。自从小花梅走失后,夫妻二人经常念叨女儿死了,女儿死了,整日借酒浇愁。为了喝酒,把田地抵押了出去,最后,把房子拆掉木材卖了换酒。
    当日晚,徐州警方发布了第四份通报,说经过DNA对比,小花梅确系八孩母。
    但是网络上依旧舆情汹涌,更多人和我说,到底该不该相信徐州方面的话,并表述徐州这个场面陷入了塔西佗陷阱。

    五、亲人

    确定了小花梅是真实存在的,徐州方面说DNA能对得上,小花梅就是八孩母。那除了那个妹妹,小花梅在世间还有没有其他亲人?
    11日早,我们奔赴小花梅的出生地——匹河乡普洛村,寻找小花梅还在世的亲人。
    到村委会说明来意,他们派了一个年轻的武装干事陪我们去小花梅的姨妈家走访,也就是普桑玛的姐姐家。
    路上小干事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徐州调查组打来的,请他陪他们去一趟麻子一窝村。小干事说正陪另一拨人去探访,对方询问我们的身份,我通过免提告诉他们,是来救援的。对方无话。
    我心里其实很想和他们聊聊,他们的工作的进度,以及这件事情的各种。
    小花梅的姨妈家无人,我们在山下找到了正在帮邻居修葺房屋的表弟。
    对于小花梅,表弟几乎没有任何印象,唯一能确定的就是,她比他大2、3岁。表弟是1980年生。这是目前所有走访中唯二能够明确给出小花梅的年龄范围的表述(另一个是她的妹妹的表述,小花梅比她大9岁,而她是1988年生)。


    小花梅舅舅李永元

    她的舅舅李永元58岁,读书到初中,会写字,至今单身,他说这村子周边有50多个光棍,讨不到老婆。他介绍说家中有5姐弟,小花梅的妈妈排行老二。小花梅的的亲生父亲思罗子就住在麻子一窝村,是打铁厂的临时工人,在某一年的6月份,下河游泳溺水而亡。随后妈妈带领小花梅改嫁到亚古村。
    由于亚古村与普洛村相隔10多公里,道路难行,此后交往很少。
    据他们了解,小花梅走失后,也曾尝试报警,无果。而此次抓到的人贩子桑某妞,也正是普洛村人。至于桑某妞是如何与小花梅沟通并未经父母同意就带走的,无人知晓。
    桑碧生是李永元的侄子,在他的手机上,我看到2月6日晚上10时52分,江苏一名卢姓警官加了他的微信。而此前一天,江苏警方走访了李永元,并请他辨认视频中的女子。
    事实上,他们之中没有任何人能辨认出来那个带着铁链的女子,是不是他们的亲人小花梅。
    我把徐州方面最新的发布消息转给了桑碧生,他才知道,那就是他的姐姐。
    来源:https://mp.weixin.qq.com/s/yOchXZ-os3ly_eeRMCLmNA

  • 湖北潜江强拆逼人喝农药 众拆迁户今堵政府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年4月25日消息:昨天,本工作室接到湖北潜江市园林路居民李家梅的投诉信,反映她家位于市区的宅基地被强行拆迁没收,本月13日逼得她大姐自杀喝农药,现在还在医院中。李家梅的投诉信附后。

    今天上午,像李家一样被挖宅基地的市区居民近百人集体来到潜江市政府,抗议对他们房子和土地的强拆强占。拆迁户们一度堵住了政府大门。

    以下今天拆迁户在政府的图片:

    附李家梅的来信:

    我叫李家梅,家住湖北省潜江市园林路。
     
    在此我要向大家诉说一起发生在我的家乡,我无法想像也不敢相信的真实事件,潜江政府在沒有宣传沒有告知不给缓冲期的情况下,强力下发地方性文,在中心城区禁止私人建房。为了去库存强行要收老百姓的宅基地,把老百姓赶上商品。
     
    就在2016年4月13日下午四点左右,潜江市组成的以刘挺为首的两违办的执法人员在沒有和房主有任何的沟通情况下,带着一批身强力壮又不明身份的人,强行用挖掘机挖了沒有人施工的宅基地。当时现场只有我大姐和快八十岁的老妈,在和那些人理论的过程中发生冲突,老妈被那些人推倒在地多次,大姐被多人抬起来丟拋地。我妹妹和妹夫闻讯赶回劝阻,也被人打的头破血流,我大姐眼看着亲人们为了她而受伤害,而又无法阻止这些执法者们的暴行,急怒之下喝了农药。
     
    到今天,我大姐还在医院中。
     
    我想要说,在这朗朗乾坤,光天化曰之下,却发生着让我们广大穷苦百姓流血流泪的事。
     
    2016/4/24

    以下李家梅家遭强拆及家人受伤的现场图片:

    医院中的大姐

  • 广东湛江市访民陈建梅被关押在河北保定宾馆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3/4消息:广东省湛江市访民陈建梅2月28日进京上访遭遇地方政府拦截,被迫转车进京到中南海寻求保护,被地方政府劫走关押在河北省保定市的一宾馆内。
     
    陈建梅是广东省湛江市雷高镇山后村村民,2015年6月6日陈建梅一家被残杀,造成两死两重伤的后果,事后,凶手畏罪自杀,无人承担其伤者的医疗费。陈建梅举债救治但因力量单薄不得不向政府申请救助,遭政府拒绝。
     
    陈建梅对此悲愤欲绝,在多次求助政府无果后开始进京上访,向更高层寻求救助,然而她没有得到政府应有的救助,而是被一次次制止进京。这次她辗转进京后求助于北京警方被送到马家楼,之后被地方政府劫走关押。

  • 甘肃白银王艳梅

     
    姓名:王艳梅

     
     
    性别:女
     
    年龄:66岁
     
    籍贯:甘肃省白银市
     
    受难者单位、职业
     
    白银市稀土公司职工
     
    案件发生地
     
    甘肃白银市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稀土公司保卫科杨广弟等人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2006年5月8号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2008年1月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甘肃靖远县长征精神病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无鉴定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捆绑、强行注射
     
    有否联络方式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王艳梅和丈夫共生育有三个孩子,可以想象年轻时他们也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幸福家庭。然而,后来的一次意外争吵挨打,成为王艳梅思维生活习惯的转折点,也成为她日后争取权益、遭受司法迫害的起点。

    王艳梅资料记载,1989年6月17日,因双方矛盾,被当地魏军家人手持大棒从后脑勺打下,当时住院缝了7针,长时间住院后治疗还是留下脑震荡的后遗症,她老公也被打的头破血流,当时负责治安的厂保卫科不给处理,找到相关领导也不管,起诉到法院后也均不受理。这件事情发生后,给她造成了不小的精神压力,也让她意识到朝里有人、司法不公、百姓无处申诉的窘迫。

    她于1993年开始上访,然而一直没有什么结果,不是没人管理,就是互相推诿。上述的事情还未解决,倒霉的事情又来了,1995年,王艳梅被高某等人打的引起脑震荡复发休克晕倒在地上,幸亏被公民万秀凤阻止,要不姓名都危险了。

     受害,投诉,等待处理结果,上访,到北京递交材料,这成了她日后生活标准流程的一部分,全然没有意识到在政绩跟上访挂钩的年代给地方政府造成的障碍,最终被政府下令三次关进精神病院。

    2006年5月8号,稀土公司保卫科杨广弟等人在国家信访局门前,等王艳梅刚一出现就把她强制带走,连夜乘火车送回到了甘肃靖远县,当晚把她送进了靖远县长征精神病院,这一关就8个多月,关押期间给她打毒针、灌药,每次吃药都要绑起来,并强制灌入破坏中枢神经的药,毒针的力度明显大,明显感觉到副作用比药物更大。

    王艳梅的爱人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当时保卫科骗我去逼着我签字鉴定,后来保卫科和医院还弄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假证明,我当时就很生气,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有分裂症,所以拒绝配合他们,这都是厂保卫科的某领导做的勾当,你说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根本不符合法律程序,他们就这么乱搞,简直无法无天”。

    8个多月后,放她出精神病院时两腿都不能走路,在家休养多日才慢慢好起来,头脑反应迟钝也是休息了好久才缓过来。然而此次关押打开了她以后被精神病的闸门,因为有先前的精神病分裂症前科,以后就无需在鉴定。2008年9月,白银市派出所又把她关进了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心理卫生科(精神病院),进去的第三天给她做了体检,通知了她的家人,4个月后白银派出所和她的女儿把她接了出来。

    因为出来修养的稍微好点后,就开始往北京跑。2010年,为了解决这个麻烦,王艳梅辖区的街道办、派出所和厂保卫科联手第三次把它抬进了精神病院,这次关押的地点还是上次的老地方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心理卫生科,由于有前面两次的迫害,她知道药物副作用对她造成的伤害,所以抵制打针、吃药,结果被强行摁住打针,吃药的时候骗她是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她被摧残关押三个月二十二天后放了出来。
     

     
    案件来源: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sanshierqi/2015/0307/12005.html

    收集时间:2015年4月20日

  • 甘肃王艳梅:三次被精神病都换不来一个处理结果

    笔者在北京第一眼看到她时,见她带着眼镜,穿戴整齐,服饰搭配的得体大方,给人的第一印象仿佛她像一个退休教授,在悠闲的生活,当笔者了解她后才知道在这表面浮华背后,却是一个有20余年上访史、三次被强制送入精神病院遭受迫害的可悲女人。
     
    她是这个生存环境的象征,更是中国司法缺失的有力见证者。经过20余年的上访,她反映的多起伤害案件,没有一件得到处理,反而先后三次被政府送入精神病院强迫“治疗”。
     
    王艳梅,女,汉,66岁,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稀土新村西街8单元3—5号,身份证号:620402194812121325,和丈夫共生育有三个孩子,可以想象年轻时他们也是一个热闹非凡的幸福家庭。然而,后来的一次意外争吵挨打,成为王艳梅思维生活习惯的转折点,也成为她日后争取权益、遭受司法迫害的起点。
     
    王艳梅资料记载,1989年6月17日,因双方矛盾,被当地魏军家人手持大棒从后脑勺打下,当时住院缝了7针,长时间住院后治疗还是留下脑震荡的后遗症,她老公也被打的头破血流,当时负责治安的厂保卫科不给处理,找到相关领导也不管,起诉到法院后也均不受理。这件事情发生后,给她造成了不小的精神压力,也让她意识到朝里有人、司法不公、百姓无处申诉的窘迫。
     
    在那个尚未改革开放、司法进步的时代,这种事情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简直不值一提,可对于那些具有权利意识的人来说,“自我”的萌芽已经苏醒。1992年10月30日,因和吴某家属闹矛盾,王艳梅被殴打一顿,还被限制自由两天,加上上一次的被殴打,心力难以承受的压力迫使她去寻求一个公正的说法。于是她于1993年开始上访,然而一直没有什么结果,不是没人管理,就是互相推诿。
     
    上述的事情还未解决,倒霉的事情又来了,1995年,王艳梅被高某等人打的引起脑震荡复发休克晕倒在地上,幸亏被公民万秀凤阻止,要不姓名都危险了。
     
    受害,投诉,等待处理结果,上访,到北京递交材料,这成了她日后生活标准流程的一部分,全然没有意识到在政绩跟上访挂钩的年代给地方政府造成的障碍,最终被政府下令三次关进精神病院。
     
    2006年5月8号,稀土公司保卫科杨广弟等人在国家信访局门前,等王艳梅刚一出现就把她强制带走,连夜乘火车送回到了甘肃靖远县,当晚把她送进了靖远县长征精神病院,这一关就8个多月,关押期间给她打毒针、灌药,每次吃药都要绑起来,并强制灌入破坏中枢神经的药,毒针的力度明显大,明显感觉到副作用比药物更大。
     
    王艳梅的爱人接受本刊采访时说“当时保卫科骗我去逼着我签字鉴定,后来保卫科和医院还弄了一个精神分裂症的假证明,我当时就很生气,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有分裂症,所以拒绝配合他们,这都是厂保卫科的某领导做的勾当,你说作为一个国家干部,根本不符合法律程序,他们就这么乱搞,简直无法无天”。
     
    8个多月后,放她出精神病院时两腿都不能走路,在家休养多日才慢慢好起来,头脑反应迟钝也是休息了好久才缓过来。然而此次关押打开了她以后被精神病的闸门,因为有先前的精神病分裂症前科,以后就无需在鉴定。2008年9月,白银市派出所又把她关进了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心理卫生科(精神病院),进去的第三天给她做了体检,通知了她的家人,4个月后白银派出所和她的女儿把她接了出来。
     
    因为出来修养的稍微好点后,就开始往北京跑。2010年,为了解决这个麻烦,王艳梅辖区的街道办、派出所和厂保卫科联手第三次把它抬进了精神病院,这次关押的地点还是上次的老地方白银市第一人民医院精神心理卫生科,由于有前面两次的迫害,她知道药物副作用对她造成的伤害,所以抵制打针、吃药,结果被强行摁住打针,吃药的时候骗她是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她被摧残关押三个月二十二天后放了出来。
     
    王艳梅的爱人说“我也没文化,也不懂法律,当初也就是因为我老婆被人打了,厂保卫科看你是普通老百姓不管不理她才上访的。我老婆有没有精神病,我不是医生不能乱说,但是她平时做事非常正常,我现在有心脏病、糖尿病,跟前也没人照顾,所以我特别希望老婆能回来,不要在跑了,过去的事情就过去吧”。
     
    经过这些迫害后,她不服的是,多起案件投诉这么多年、都得不到处理,她却因上访被关精神病院,她希望国家单位为她支持公道,依法处理。可是她没想到最让她难过的还在后面。
     
    2013年2月9日(农历大年30),她的女儿席杰是白银市稀土公司职工,被安排在春节值班,等下夜班回单身宿舍休息后离奇死亡。
     
    王艳梅介绍“女儿被绳子绑住吊在屋内最高处,腿弯曲落地,光一只脚,仅穿内衣,面部有明显被打伤的痕迹,案发当日下午5时许,我丈夫发现后报警,保卫科找来两名法医,没见公安局来人。经多次催促,公安机关仍不立案侦查,也不出具法医鉴定,还在没有破案的情况下匆匆忙忙把尸体强行火化。”
     
    王艳梅怀疑保卫科值班人员对其女儿的死有重大嫌疑,然而尸体还没查明真相、警方也未出示法医鉴定就被火化,她女儿的个人现金及工资卡被盗,家里的工作服、跟同事的合影等均被收走,如此众多的疑点,警方不立案,他们也没给出个任何说法!
     
    2014年11月12日,在北京上访的她被政府从久敬庄接回白银市,刚到家半个小时,家门上的锁就被邻居张祥书与保卫科人员搞坏。已67岁的王艳梅对着他们说“请查出我有问题吧,我伏法!上访20年了,那么多投诉件件不处理勉强说的过去,可人命案件是重大案件,你们都逮不到凶手,我还指望你们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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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抚顺沙同梅

     
    姓名:沙同梅
     
     
    性别:女
     
    年龄:57岁
     
    籍贯:辽宁抚顺
     
    受难者单位、职业
     
    农民
     
    案件发生地
     
    辽宁抚顺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抚顺驻京办、房晓精神病院、抚顺矿务局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2006年至今,沙同梅已经被关入房晓精神病院前后共8次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前后8次都是5至15天左右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房晓精神病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没有鉴定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电击、强迫回民吃猪肉、殴打
     
    有否联络方式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沙同梅,女,57岁,回族,辽宁省抚顺市新屯莫地沟人。2005年7月,其身患肌无力的哥哥沙同浩去世后,因哥哥生前与工作单位抚顺矿业集团的房产债权问题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这个不识字的东北农村妇女开始了为其哥哥维权的上访之路。
     
    起因:集体工的“同工不同酬”
    辽宁抚顺为东北老矿区,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抚矿集团公司)是由原百年企业抚顺矿务局改制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沙同梅一家和哥哥沙同浩一家之前都是这家大型国企(更名前)的老员工。沙同浩是抚矿集团19处的火焊工,多次被单位评为积极工人。
    那时在国企工作分为全民合同工和集体工。尽管工作强度并无差别,但集体工多被认为不是企业的正式员工,没有办理正式招工录用手续,没有劳保。沙同浩就属这种集体工。
    1998年,因工作劳累,沙同浩开始出现肌肉萎缩的症状,病情逐步恶化,直至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这一年,沙同浩没了工作,只能在家卧床休养。
    妻子丁淑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儿子沙海年纪尚幼,再加上卧床在家的自己,沙同浩一家的基本经济来源就此断绝。于是,他和妻子多次向抚顺矿业集团提出申请,要求单位给出一定的赔偿与补贴,然而屡遭拒绝。连同此前沙同浩个人支付的人身保险4400元,也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搪塞敷衍。
    2005年7月,沙同浩病逝。沙家人向抚顺矿业集团索要安葬费和之前的楼房改建费,均遭拒绝。
     
    经过:维权者的“被精神病”
    2006年1月,沙同梅背着体弱多病的嫂子丁淑惠奔赴北京,到国家信访局反映自身遭遇与困境,无奈被抚顺驻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逮住”,期间丁淑惠被狠狠推倒在地。在围观百姓的指责与报警威胁之下,二人方得以逃脱。
    沙同梅再度来到国家信访局,得到的是一张单薄的回复信和一句简单的“此事交由辽宁省信访单位负责”。
    2006年1月10日,沙同梅心怀忐忑而激动地来到辽宁省政府,找到相关负责人刘恩力处长。结果大失所望——“趁着我上卫生间,他们找集体局的人把我嫂子抓走了。”
    “他们为什么抓你嫂子?”记者问。
    “威胁她说服我放弃上访,说不然不给我们好果子吃。”
    1月11日,沙同梅夫妇来到集体局,要求把尚在病中的嫂子带回家。“不仅不放人,还抓住我对象就开打。我上前拉,连着把我一起打。”沙同梅说道,“后来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到了,他们才停手。”
    可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闻讯赶到的警察,强行将她塞进了一辆面包车,一直开到抚顺市矿业集团房晓精神病院。
    “医生护士绑着我,封我的嘴,扎电针,胃药,打吊瓶。”沙同梅声音涩涩地说道,“觉得胸闷心慌,舌头僵硬,而且小便失禁。”
    1月12日,这天是小年夜,沙家人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沙同梅的消息。其女哈影从北京连夜赶回,找到房晓精神病院要求放人。集体局在接到院方的电话后,派人赶到现场,逼迫哈影签下保证书——保证盯住其母沙同梅年前不再到北京上访,院方最终放人。
    1月30日,丁淑惠因心脏病和败血病发作,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带着遗憾与不甘去世。
        此后,沙同梅与抚顺市公安局、集体局开始了长年累月的“捉迷藏”游戏。
    但凡两会、党代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公安局、集体局必定派人蹲在沙同梅家门口,不让她踏出家门一步。
    2006年6月18日,抚顺市党代会期间,信访局的孟处长约沙同梅见面,谁知到了信访局没见到孟处长就被抓到房晓精神病院关了四天,信访局局长亲自下令,恐吓她只要她再敢上访;2007年3月两会前,沙同梅被矿务局的人强行从家中抓走,在房晓精神病院关了8天;沙同梅,这个倔强的回族女子,总是想方设法逃到北京,拿着一纸诉状书四处奔走,希望找到一个伸冤之所,一个能够“为民做主的大人物”。
    然而每次都是被抚顺驻京办人员强行抓回,而抓回的结果通常只有两个:一是拳脚相加,写保证书;二是关进精神病院,被强制喂药。
    “那里不是医院,是关押像我这样不听话的人的监狱。”她低声道。
    2007年10月10日,沙同梅在精神病院上卫生间不慎滑倒,腰部撞上台阶。她大声呼救要求诊治,院方却态度冷淡,只是给出了几张风湿膏和止痛片。
    “我是回民,不能吃汉族的菜(里面有猪肉)。我向院方提出尊重我的民族,但他们置之不理。”10月19日,沙同梅一怒之下将饭菜打翻在地。半小时后,突然冲进来六七个医生护士,“他们动手把我绑在床上,给我过电针。那种疼,撕心裂肺。”沙同梅哽咽道,“不仅非法关押我,还不给我治病,不尊重我的民族信仰,完全不给我做人的自由和权力。”
    2008年3月两会期间,沙同梅上街买菜,被矿务局的人抓到房晓精神病院关了10天;
    2009年3月两会期间,沙同梅在北京上访,在去国家信访局的路上被矿务局的人带回抚顺房晓精神病院,开完会才放人;
    2010年3月,沙同梅在久敬庄被抚顺矿务局的人截访带回抚顺,关了10多天;
    截至目前,沙同梅已经被关入房晓精神病院前后共8次。期间院方没有索要任何精神病鉴定书,且没有任何人提出负责或说明缘由。
     
      
     
    案件来源: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
    http://msguancha.com/a/lanmu51/diershiqiqi/2014/1009/11004.html

  • 辽宁抚顺回民沙同梅8年上访之路与被精神病之痛

    沙同梅,女,57岁,回族,辽宁省抚顺市新屯莫地沟人。2005年7月,其身患肌无力的哥哥沙同浩去世后,因哥哥生前与工作单位抚顺矿业集团的房产债权问题没有得到公平的解决,这个不识字的东北农村妇女开始了为其哥哥维权的上访之路。

    起因:集体工的“同工不同酬”
    辽宁抚顺为东北老矿区,抚顺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抚矿集团公司)是由原百年企业抚顺矿务局改制组建的国有独资公司。沙同梅一家和哥哥沙同浩一家之前都是这家大型国企(更名前)的老员工。沙同浩是抚矿集团19处的火焊工,多次被单位评为积极工人。
    那时在国企工作分为全民合同工和集体工。尽管工作强度并无差别,但集体工多被认为不是企业的正式员工,没有办理正式招工录用手续,没有劳保。沙同浩就属这种集体工。
    1998年,因工作劳累,沙同浩开始出现肌肉萎缩的症状,病情逐步恶化,直至无法进行正常工作。这一年,沙同浩没了工作,只能在家卧床休养。
    妻子丁淑惠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儿子沙海年纪尚幼,再加上卧床在家的自己,沙同浩一家的基本经济来源就此断绝。于是,他和妻子多次向抚顺矿业集团提出申请,要求单位给出一定的赔偿与补贴,然而屡遭拒绝。连同此前沙同浩个人支付的人身保险4400元,也被对方以各种理由搪塞敷衍。
    2005年7月,沙同浩病逝。沙家人向抚顺矿业集团索要安葬费和之前的楼房改建费,均遭拒绝。
     
    经过:维权者的“被精神病”
    2006年1月,沙同梅背着体弱多病的嫂子丁淑惠奔赴北京,到国家信访局反映自身遭遇与困境,无奈被抚顺驻京办公室的工作人员“逮住”,期间丁淑惠被狠狠推倒在地。在围观百姓的指责与报警威胁之下,二人方得以逃脱。
    沙同梅再度来到国家信访局,得到的是一张单薄的回复信和一句简单的“此事交由辽宁省信访单位负责”。
    2006年1月10日,沙同梅心怀忐忑而激动地来到辽宁省政府,找到相关负责人刘恩力处长。结果大失所望——“趁着我上卫生间,他们找集体局的人把我嫂子抓走了。”
    “他们为什么抓你嫂子?”记者问。
    “威胁她说服我放弃上访,说不然不给我们好果子吃。”
    1月11日,沙同梅夫妇来到集体局,要求把尚在病中的嫂子带回家。“不仅不放人,还抓住我对象就开打。我上前拉,连着把我一起打。”沙同梅说道,“后来打电话报了警。警察到了,他们才停手。”
    可是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闻讯赶到的警察,强行将她塞进了一辆面包车,一直开到抚顺市矿业集团房晓精神病院。
    “医生护士绑着我,封我的嘴,扎电针,胃药,打吊瓶。”沙同梅声音涩涩地说道,“觉得胸闷心慌,舌头僵硬,而且小便失禁。”
    1月12日,这天是小年夜,沙家人经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沙同梅的消息。其女哈影从北京连夜赶回,找到房晓精神病院要求放人。集体局在接到院方的电话后,派人赶到现场,逼迫哈影签下保证书——保证盯住其母沙同梅年前不再到北京上访,院方最终放人。
    1月30日,丁淑惠因心脏病和败血病发作,在那个寒冷的冬天带着遗憾与不甘去世。
        此后,沙同梅与抚顺市公安局、集体局开始了长年累月的“捉迷藏”游戏。
    但凡两会、党代会等重要会议期间,公安局、集体局必定派人蹲在沙同梅家门口,不让她踏出家门一步。
    2006年6月18日,抚顺市党代会期间,信访局的孟处长约沙同梅见面,谁知到了信访局没见到孟处长就被抓到房晓精神病院关了四天,信访局局长亲自下令,恐吓她只要她再敢上访;2007年3月两会前,沙同梅被矿务局的人强行从家中抓走,在房晓精神病院关了8天;沙同梅,这个倔强的回族女子,总是想方设法逃到北京,拿着一纸诉状书四处奔走,希望找到一个伸冤之所,一个能够“为民做主的大人物”。
    然而每次都是被抚顺驻京办人员强行抓回,而抓回的结果通常只有两个:一是拳脚相加,写保证书;二是关进精神病院,被强制喂药。
    “那里不是医院,是关押像我这样不听话的人的监狱。”她低声道。
    2007年10月10日,沙同梅在精神病院上卫生间不慎滑倒,腰部撞上台阶。她大声呼救要求诊治,院方却态度冷淡,只是给出了几张风湿膏和止痛片。
    “我是回民,不能吃汉族的菜(里面有猪肉)。我向院方提出尊重我的民族,但他们置之不理。”10月19日,沙同梅一怒之下将饭菜打翻在地。半小时后,突然冲进来六七个医生护士,“他们动手把我绑在床上,给我过电针。那种疼,撕心裂肺。”沙同梅哽咽道,“不仅非法关押我,还不给我治病,不尊重我的民族信仰,完全不给我做人的自由和权力。”
    2008年3月两会期间,沙同梅上街买菜,被矿务局的人抓到房晓精神病院关了10天;
    2009年3月两会期间,沙同梅在北京上访,在去国家信访局的路上被矿务局的人带回抚顺房晓精神病院,开完会才放人;
    2010年3月,沙同梅在久敬庄被抚顺矿务局的人截访带回抚顺,关了10多天;
    截至目前,沙同梅已经被关入房晓精神病院前后共8次。期间院方没有索要任何精神病鉴定书,且没有任何人提出负责或说明缘由。
     
        结果:坚持上访进而连累了亲人  
    2007年6月1日,沙同梅又一次被带到房晓精神病院。此时距离侄子哈海高考,不到一周。“他们上学校骚扰我侄子,告诉他我被关在这里。我侄子知道后,精神压力过大,晕倒而且把腿摔伤了,考试没有发挥好。”说起这段故事,她至今仍感觉气愤,“那只是个孩子啊!”
    2007年10月6日,患有心脏亏血,肾亏竭和神经性脱发的女儿哈影在北京打电话说身体不适,沙同梅连夜跳上了赶往北京的火车。“当时凌晨两点多,我女儿在火车站接的我。天下着大雨,我和女儿拿着给她带的换季衣服,食物和熬好的十三付中药。刚出车站,就被人一辆面包车挡住了。从车上突然就跳下10多个人,凶神恶煞地把我们包围,不由分说强行把我拖上车,混乱中女儿趁机逃了,扯我的衣服,连雨伞皮包都给拽坏了。”她又一次被带回了抚顺那个噩梦般的“监狱”——房晓精神病院,并且在11月份被送到开原精神鉴定中心做精神鉴定,300道题,沙同梅几乎都能答对,可鉴定中心最后不给鉴定结果报告不了了之,患病的哈影也流浪在外没人照顾。
    2010年4月15日,李克强副总理视察新屯莫地沟。“我和老头正在楼下和邻居闲谈,突然从楼西过来一辆面包车,停在我们身边。下来十多个人,把我们团团围住。自称是省厅和市公安局的,问我是不是叫沙同梅。我老头让他们出示证件,他们按住我们的头不说话,直到把我们拖到一间狭窄的小楼。把我们关在屋里,有人用电棍看着我们。”沙同梅说道,自己和老伴心脏都不太好,期间有人帮他们量血压竟然达到160和200,但是“没有人管我们的死活”。
     
    未来:坚持是种态度
       “现在只要我一出家门,立马就会有人在后面盯着我;只要一往火车站的方向,马上就会有几个人冲上来把我押回去。衣服被扯烂,手机被摔坏,可是从来没有人负责或者赔偿。”沙同梅苦涩地说,“我只是想帮亲人争取应得的一点权益,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对我?”
         “有些事情既然是对的,那就应该坚持去做。”挂断电话前,沙同梅同记者说了这么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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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甘肃访民王艳梅为女申冤三次被关精神病院

    王艳梅,甘肃省白银市稀土新村人。她的女儿席杰原来是白银市稀土公司职工,2013年农历大年30她女儿下夜班回宿舍休息,被杨广弟、陈志杰等人害死后,用绳子绑住吊在屋内最高处。腿弯曲落地,光一只脚,仅穿内衣,面部有明显被打伤的痕迹。
    案发当日下午5时许,王艳梅的丈夫发现后报警,保卫科找来两名法医,没见公安局来人。经多次催促,公安机关仍不立案侦查,也不出具法医鉴定,还把尸体强行火化。
    在办理席杰丧事时,席杰室内财产被抢,7000元现金和工资卡被盗,经济损失达30多万元,同时王艳梅家中也被盗。
    席杰生前曾对王艳梅说过,厂领导和执法人员很坏,调戏她,还想下毒害死她。席杰死后在不法分子的干预下,席杰的墓地以比别人高出一倍多的价格购得,席杰生前所交购房定金也被扣了两万元。
    王艳梅说,她家出了这么大事不但没人同情,还遭到厂内人威胁、辱骂,说在告就像席杰一样把她弄死。王艳梅说,她虽然没像席杰那样被人弄死,却把她关进过精神病院。
    那是早在1989年6月17日魏军及其家人手持木棒把我丈夫打的头破血流,保卫科送到医院缝了7针,王艳梅和她的3个孩子也被打伤。经多方、多年反映没有处理,医药费还要自己负担,王艳梅开始为此上访。
    2006年5月8号,稀土公司保卫科杨广弟等人在国家信访局门前等王艳梅,王艳梅刚一出现就把她强制带走,连夜乘火车回到了靖远县,当晚把她送进了靖远县长征精神病院,这一关就8个多月,期间给她打毒针、灌药。
    2008年9月白银市派出所又把她关进了白银市精神心理卫生科,进去的第三天给她做了体检,通知了她的家人,6个月后白银派出所和她的女儿把她接了出来。2010年王艳梅再次被关进精神病院3个月。她说她唯一担心的就是不能活着出来。现在虽然是活着出来了,可记忆力不好了,脑袋里总是昏昏沉沉,可难受了。
    她至今不服的是,她的案件多年、多起都得不到处理,她却因上访被关精神病院,她希望中央领导为她支持公道,依法处理。
    民生观察志愿者
    2014-06

  • 河北保定喻笑梅

     

     
    姓名:喻笑梅
     
     
    性别: 女
     
    年龄:
     
    籍贯: 河北保定
     
    受难者单位、职业
     
    工人
     
    案件发生地
     
    保定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保定铸造机械厂厂长肖中庶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二次被关精神病院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二次被关精神病院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保定市第六医院、徐水县精神病康复康医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私人医院强行给她注射“棕桐派泊塞嗪”液,每次强行让她服用20片“冬眠灵”,如果拒服,就施之以电刑(俗称电匣子)
     
    有否联络方式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第一次是1998年,事由是“保铸”工人胡宝寅因车祸身亡,肖中庶对其拒不执行国家抚恤政策。胡的独生子是下肢残疾人,行动不便,喻笑梅对其伸出援助之手,跑前跑后,帮其料理丧事。为胡的抚恤待遇,挺身而出,找肖中庶交涉,后来为此,喻还找到市政府、市政府人员不负责任,不解决问题,喻据理力争,反遭到暴刑,膀子被扭伤。紧接着,更大的厄运降临,保定市政府保卫处人员伙同“保铸”铸造机械厂于 1998年11月13日 将喻骗到保定市第六医院(原河北省精神病医院),以 “精神分裂症”名义,强制喻笑梅住进该院。负责执行该行动的具体人员是“铸机厂”保卫处张建中和厂卫生所的吕建斌。  
     
    拖了一个月后,才由喻笑梅以前帮助过的残疾人胡洪涛以母子身份将喻接出去。  
    喻笑梅同志第二次被送进精神病院是2000年。因为肖中庶长期间不给工人们发工资,给工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困难,工人们怨声载道,这时喻笑梅又挺身而出,找肖中庶为工人们讨要工资,肖态度蛮横,后来避而不见。  
     
    一次喻笑梅在厂门口堵截住肖说:你既当这个厂长,就要给工人们发工资,你发不了工资,你这个厂长就不称职,就应该下台,谁有能力把厂子搞好,能给工人们发工资,谁就当厂长。并对肖表示,要和他竞选厂长。随后,把自己的履历,和竞选厂长的诺言张贴在厂内,郑重承诺,她如果当了厂长,一起把生产搞上去,若工人们发不了工资,她就下台,绝不徒居其位。  
    肖中庶为保住自己的权势,又故伎重演,指使厂保卫处处长张建中和李慎之,在 2000年6月28日早5点 ,在喻笑梅晨练时,将她强制送到保定地区徐水县精神病康复康医院(私人精神病院)。
    2010年,喻笑梅还在精神病院中。
     
    案件来源:乌有之乡http://zlk.wyzxsx.com/Article/zatan/2010/04/139307.html
             

     
    收集时间:2011-9-11

  • 北京王静梅

             王静梅(杨佳之母)
     

     
    姓名:王静梅
     
     
    性别: 女
     
    年龄:不详
     
    籍贯: 北京
     
    受难者单位、职业
     
    市民
     
    案件发生地
     
    北京
     
    实施迫害的机构、人员
     
    公安
     
    被关精神病院的开始时间 
     
    2008年7月2日
     
    离开精神病院的时间
     
    2008年11月
     
    被关精神病院的名称
     
    北京安康医院
     
    精神病鉴定的情况
     
    公安机关委托作精神病鉴定
     
    医院内有否遭受虐待
     
    不详
     
    有否联络方式
     
     
    遭受精神迫害的基本情况:
     
    王静荣在2008年11月9日去见了王静梅。王静梅告诉她,自己是7月2日被带到这里治疗的,谢有明律师曾到过医院找她签订委托书。
     
    王静梅患精神病了,这也证明母子俩可能存在精神病遗传基因。再结合王静梅叔叔患过精神病,杨佳患过心理疾病,大脑又受过伤等情况来分析,杨佳很可能患有精神病。
     
    由于公安机关委托的精神病鉴定,不仅司法鉴定主体资格有问题,而且也没有采集相关病史,鉴定程序极为草率和不负责任。故应当为杨佳重做精神病鉴定,以确认杨佳是否有无刑事责任能力。
     
     
     
    案件来源:博讯http://www.boxun.com/news/gb/china/2010/06/201006122124.shtml
             

     
    收集时间: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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