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1日，在线语音社交平台伴伴App发出的官方声明《武汉常相伴公司告全体员工、主播及合作伙伴停业书》，称广东顺德公安“远洋捕捞”式跨省执法，违法划转公司3亿资金，导致公司无法经营，被迫停业。事件引起网民关注，成为网络热点，而声明中提及的“远洋捕捞”执法一词也迅速走红，成为嘲讽中国警察的丑陋面目网络新热词。
“伴伴”APP是武汉常相伴科技有限公司旗下产品，注册用户3600万人，入驻主播24万人，该公司曾入选2021年、2022年中国互联网成长型前二十强企业，是中国国内语音直播行业的龙头企业，也荣获过武汉“重点软件企业”、湖北服务业企业百强等荣誉。
即使这样一家已颇有名气和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在任性的权力面前，依然不堪一击。去年4月，广东顺德公安分局以“伴伴”涉嫌开设赌场为由，跨省到武汉市刑事拘留常相伴公司管理人员和员工25人，包括8名财务人员。羁押在看守所的财务人员其后被强令将公司及关联公司银行账户资金3亿多元，全部转入顺德公安分局账户，其中公司股东个人资金也被划走约2000万元。在被强行划走的资金中，包括常相伴公司的母公司及旗下所有子公司、部分合作公司的帐户资金，其中大部分公司的资金与顺德公安立案侦查的案件没有任何关系。
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对于涉案人员、企业金融账户内的财产，只能依法采取冻结措施，严禁以划转、转账或者其它任何方式变相扣押。《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4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依据规定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的存款、汇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2020年，公安部下发《关于进一步依法严格规范开展办案协作的通知》，其中强调：“对于涉案人员、企业金融账户内的财产，只能依法采取冻结措施，严禁以划转、转账或者其它任何方式变相扣押。”常相伴公司因账户钱款被顺德公安违法强制划扣，公章、银行U盾被全部扣押，致使全体1600名员工工资，数十万平台主播及合作伙伴合法收益无法支付，依靠平台谋生的数十万人员陷入生计无着的境地。
不仅变相扣押引发争议，就连顺德公安的“远洋捕捞”式跨境执法，也让舆论感到匪夷所思。在这起案件中并没有顺德相关人员涉案，直到抓了人之后的2023年5月，办案方才发现有顺德人。公安部的公通字〔2020〕6号文件《公安机关异地办案协作“六个严禁”》规定：“未经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不得对无管辖权的案件立案侦查。管辖争议解决前，不得擅自跨区域采取强制措施和侦查措施”，实际上顺德区公安局在立案和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时并没有相关人员在顺德区报案，也就是说顺德方面根本并不拥有管辖权，遑论抓人抢钱。
这起引起网络严重关注和抨击、被直指为“百年前是土匪，百年后还是土匪”，并且创造出流行新热词“远洋捕捞”的案件，直接被网民命名为“新顺德模式”。如果说在改开年代的“顺德模式”代表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模式的话，那么“新顺德模式”就代表了在习家王朝社会治理失败下的衰退萧条期的掠夺社会财富新模式。
在中西脱钩、房地产超级泡沫全面崩盘、地方债务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财政断崖式减收，对地方政府财政运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导致公务员系统、政府事业单位员工的收入严重下降。即使是江苏、天津、广东等经济大省亦因财政枯竭，出现公务员被欠薪或被降薪的状况。有些地方就连党国刀把子公安国保的薪水也不保，甚至降薪达2成。
在极权主义的衰退萧条期，越是经济状况恶化，越加剧沉船效应，加剧地方官僚不择手段攫取民众财富的冲动。在政府内的公检法、工商税务这些有“创收”权力、能力的权力机构便拿罚款的自由裁量权作为创收工具，以罚增收、以罚代管、逐利罚款大行其道，有的地方甚至直接将部门绩效与罚款挂钩。这其中的典范莫过于近两年被曝光的霸州的苛征暴敛事件了。为解决财政压力弥补财政亏空，河北霸州市出台非税收入考核办法，在2021年10月1日至12月6日的67天内共计对当地2443家企业罚款6700万，平均每家罚款、收费2.64万元。
霸州式苛征暴敛只能是“兔子吃窝边草”，要想“冲出地方，走向全国”，当然是要靠专政暴力机器——警察。而在习近平掌权后将党国的社会控制权力推向极致的时代，作为刀把子的警权无疑是最任性的公权力。作为党国专政机器的核心部分，习家王朝已逐步形成警察控制政府，政府配合警察的高强度管控社会的警察国家模式。在经济下行期，作为专政体制家丁的警察便成为政府四出“搞钱”的主力军。
根据目前的刑事管辖规定，在网络犯罪案件中全国3000多个基层区县级公安基本都有权管辖，如果算上公安局下辖的派出所，有近5万家可以启动刑事立案的单位。这个警察国家赋予警察的自由裁量权，使他们在疯狂压制社会的自由诉求的同时，也疯狂地以逐利性执法掠夺社会财富。乱收费乱罚款现象、争夺管辖权、违反法律规定异地抓捕、划扣冻结资金、侵吞应当返还财产等逐利性执法遍地开花，成为警察国家的常态。
在稍早前的极权主义经济黄金岁月期，北方和南方的经济相比差距巨大，于是北方经济落后省份派出警察到南方经济发达地区抢劫民营企业成为常态，网上嘲讽的段子也尽出不穷：“年关难过，东北铁骑该南下收‘岁银’了”、“不让铁骑南下，北方怎么过年？”2020年1月4日黑龙江省七台河市警察发布的视频轰动网络，视频显示他们在杭州抓捕同盾科技公司涉案人员时，遭遇杭州“保护性”抓捕，即杭州方面抢先抓人，令其空手而归，且双方在入住酒店展开了侦察与反侦察。视频画面显示，两地警察在一个酒店大堂执法“摩擦”的细节。事件的起因是2019、2020年连续两年，每到年关七台河市警方都来杭州“打草谷”，以不给钱就抓人为要挟，获取“年终奖”，且要价一次比一次高，终于逼得杭州出面保护企业，，在公司附近派警察值守，七台河市警察于是上网喊冤。
“打草谷”本来是历史上游牧民族对中原王朝的经济掠夺战，游牧民族以牧马为名，四出劫掠汉人，充为军饷，俗称打草谷。现在“打草谷”居然成为一个国家内部公权力公开抢劫社会财富的代名词，可谓滑天下之大稽。
在2021年上半年，包括东北、河南、山东，甚至甘陕的警察，均派人常驻浙江的世界小商品之都义乌，查封民营企业私人账户，只有交钱才能解封，造成义乌经营户银行账户被全国各地警察冻结情况频发，让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雪上加霜，出现企业因流动资金问题面临破产，经营户支付不了供货商货款，发放不了工资等情形，给义乌经济和社会造成极大影响，并因此发生了多次群体性信访事件。迫于社会压力，在2021年3月份，义乌警方公开发布“义乌公安致全国各地公安机关的一封信”，一方面“哀求”全国公安高抬贵手；另一方面警告不会支持“过度执法、选择性执法”。
一地警方向全国同行求情，一方面显示了警察逐利性执法的泛滥和严重程度，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民企生存之艰难，在一个黑吃黑的非正常社会里，中国企业家只不过是这个体制养的猪，养肥了就可以随时屠宰，因此在中国的企业家群体里一直私下流传着一个“肥猪周期率”：穷养民企富杀私营。
这次“远洋捕捞”的新顺德模式之所以是里程碑式的，是因为它和以往贫穷北方公权力“打草谷”抢劫富裕南方不同，是富裕南方中经济最繁荣发达地方之一的顺德“北伐”。南方“北伐”只有一个原因，在极权主义的衰退萧条期，南方也撑不住了，必须“北伐”攫取社会财富了。
“远洋捕捞”新顺德模式标志着在这场中国走向王朝末路的世纪性转折中，没有哪一个地方，哪一个阶层能置身事外，任何一个地方的警察都可以随意抓捕其它地域的企业，任何一个企业家毕生的奋斗所得在公权力的抢劫下都可能血本无归，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的社会财富在这个私有财产得不到保障的极权主义体制下被赤裸裸掠夺。
表面上看来，“远洋捕捞”新顺德模式与中共当下的政策是相悖的，毕竟在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危及到中共的政权安全下，实用主义至上的中共政权已改变嘴脸，重新开始对民企大开绿灯，希望能挽回信心尽丧的民营企业家，重启中国经济的引擎。
但这就是中共式极权主义体制的悖论，这个利维坦创造的怪物既吞噬社会，最终也吞噬自身。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为了维护专制体制，建立了庞大的警察国家进行维稳，但警察国家也在吞噬极权主义的体制活力，吞噬极权主义的统治根基，他们除了追求利益外再无任何追求，最终破坏社会稳定的必然是这个体制仰仗的警察。
一切只在等待阀值到来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