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残障

【民生观察2022年5月11日消息】今天早上福州72岁残障女士梁白端来电诉说：她现在还被关押在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刑侦大队，已超过15个小时。警察强行给她戴上手铐，却不做笔录，不给饭吃，不让睡觉，故意折磨和虐待，已经72岁的她，身体实在吃不消。

据福州了解梁百端昨天上访维权情况的一访民介绍：梁百端昨天上午到福州市检察院，就她去年3月底无故被鼓楼区南街派出所民警任晓丹暴力殴打，致其胸部肋骨断裂，手筋断了两根，身体伤害一案，进行投诉控告。

下午约2点，梁百端又到福州市公安局门口上访，要求市局督办她被民警任晓丹暴力殴打致伤一案。因为该案发生已过一年，鼓楼公安分局官官相护，至今仍未立案处理。然而市局却只是打电话叫来鼓楼分局南街派出所民警，将梁百端强行带到南街所关押到昨晚7点。后将梁白端戴上手铐，转押到鼓楼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新的《信访工作条例》5月1日起刚刚实施，条例明文规定不得打击报复信访群众。没想到福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不但不依照条例规定化解矛盾，解决问题，而且仍然和以前一样官官相护，枉法包庇恶警任晓丹，对已经72岁高龄的梁百端，公然进行打击报复，违法关押，虐待、折磨，还非法使用上铐等强制措施。

敬请大家紧急关注！

梁白端电话：13489918432

【民生观察2021年3月22日消息】四川省雅安市雨城区老人陈光清，是1969年12月加入到中国人民解放军5838部队，服役在修筑襄渝铁路的道路工程兵。在1972年6月份的一次施工中，因为山体塌方高空坠落导致身体内外受伤严重，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后依然不能恢复康泰，便于1973年3月没有任何手续的离开部队回到雅安。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全国上下开展拨乱反正运动。有些权益意识的陈光清，结合身体表现出的病态特征，怀疑自己的行走不稳、头痛乏力和痴呆困顿，是在部队那次事故后留下的身体后遗症。于是来到北京投诉反映。经过北京医疗系统技术鉴定，和军委机关身份资料认定，随后不久便核准颁发了“川军18003编号、因工伤残、残疾三级、永久有效”的残疾军人证书，体面的得到了应有的残疾军人的社会地位和荣誉待遇。

2019年11月25日，69岁的陈光清旧病复发离开了人间。陈光清家属携伤残军人证件来到民政系统，要求按照伤残军人的优厚待遇给予补助厚葬。民政系统要求家属提供原始档案，才能说明确实属于残障军人身份。由于过去这一块的业务归属于民政系统，而现在统一调整归了新成立的退役军人事务局。所以按照权限职能管理责任，陈光清在部队时的原始档案和病例，都应该在雨城区退役军人事务所。

家属根据民政系统的提示，找到雨城区退役军人事务所，联系到优抚科科长唐燕。说明来意提出要求，唐燕满口允诺，说是繁忙需要时间。此后又多次催问，唐燕一改过去的态度，变得极不耐烦多有抱怨说是“找不到”。

2020年8月31日，陈光清家属再次来到事务所，询问档案或者是补救解决的方案。唐燕从不高兴的神色升级到用手指指着家属侮辱，说“你们骗共产党、吃共产党，还想继续占共产党的便宜”。家属也感到纳闷气愤和深感不安。难道是工作失职丢失了档案，或是故意刁难推脱不给？要么就是受人指使耍赖逃单，不想支付伤残军人的抚恤资金。

随后，家属先后来到北京中央军委、国家退役军人事务部、四川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反复反映投诉举报，各部门也说会给一个结论，但是到现在都没有明确的怎么处理的答复公函。

如今又过去一年多了，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复核工作，到现在还没有圆满的解决方案。期间还一再蒙受退役军人事务工作人员的讽刺谩骂和怀疑，视为是一个虚假军人的老骗子。虽然陈光清人已入土埋葬，但作为伤残军人的最终价值和最高荣誉，不仅没有得到反而还蒙上一层阴影，依然不能盖棺论定入土为安。这到底是谁的责任和耻辱呢！

一个国家的先进也许只需要精英来代表，但一个国家的文明却体现在弱势群体所受到的对待。高楼大厦华堂美舍映衬不了棚户危房，弱势者的哭泣也不应被赞歌掩藏。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残疾是一个总称，包括损伤、活动受限以及参与的限制”，“残疾不仅仅是一个健康问题。它是一种复杂现象，反映了人体特征与他或她所生活的社会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要克服残疾人遇到的困难，就需要进行干预，消除环境和社会方面的障碍”。

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12月13日通过的《残疾人权利公约》不认为残疾是一个医学、慈善或受抚养的问题，而向世界人民挑战要把残疾问题作为人权问题来对待。因此将残障人士的权利仅仅停留在健康或者经济救济是对残障问题的简单和低俗化。

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2019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9年底，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入库持证残疾人3681.7万人。残疾居民参加城乡社会养老保险人数2630.7万；636.2万60岁以下参保重度残疾人中，618.2万得到政府的参保扶助，享受代缴比例达到97.2%。299.1万非重度残疾人享受了个人缴费资助政策。1070.8万人领取养老金。全国有50.9万人次农村残疾人接受了实用技术培训，6190名贫困残疾人获得康复扶贫贴息贷款扶持，4662个残疾人扶贫基地安置6.2万名残疾人就业，辐射带动10.0万户残疾人家庭增收…..。从这个公报上我们似乎可以说中国残疾人事业有了很大进步，许多残障人士得到救助与帮扶。但是联合国大会和《残疾人权利公约》提出的将残疾当作向世界人民挑战作为人权问题来对待，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不像官方报告那么简单和光鲜。

民生观察正是基于《残疾人权利公约》将残障问题作为一个世界性的人权挑战，而对中国国内残障人士的现状进行采访研究和报道，以增进大家对残障人士现状的了解，促使政府和民间在改善残障人士生存和权利做出更加务实的努力。对残障人士权益的报道可以促使我们深思，或者这些报道只是一些个例，但却让我们忧虑，我们文明的底线在哪里，弱势者除了感激，他们勉强的笑容是否隐含着泪水，他们的身体已经受到伤害，心灵是否还在深深地被刺痛？

本文就结合民生观察最近发表的《关于中国农村残障农民权益保障状况的备忘录》、《关于部分农村残障人士特殊待遇的走访情况》等文，并结合其它报道以及笔者掌握的情况做一个简略的评述。

首先让人感到不适的是，志愿者来到巴中市南江县贵民乡所受到的待遇。笔者也有类似的经历。当时一个四川一企业为了拓展知名度，就跟政府联系要到养老院慰问孤寡老人，团市委、妇联领导一起，带着记者和摄像机随。养老院里面干净整洁，老人们穿着得体，笑容可掬，幸福得像是要流溢出来。整个画面让人感动。可是不久，一个朋友的亲人在里面受了欺负，再次前往，却看到完全不同的画面。环境脏乱差，房间里老人的被褥许久都没有洗过，也没有任何人提供这些服务，老人们私下都说院长贪污了他们的伙食费，经常对他们报复，管理员基本不在，即使在也是粗声粗气。

这次志愿者也遭遇相同的对待，只要你是上级打了招呼的，他们就配合你演戏，给你看和谐的美图，如果你是私自前往，那么，你就是值得怀疑的。所以你不要说想得到真实的情况，更可能受到盘查，甚至被当成敌人。这些村干部都是人精，他们深深知道，一切的报道和数据都是他们提供的，是假的不作数的，真实的情况暴露出去，他们就将无地自容。不但所谓对残障人士的优待是易碎的肥皂泡，而且这里面还有他们对这少得可怜的东西进行无情的掠夺。

南江县的残疾人每个月领到手的钱总要少50元，还习惯性的给村干部买一包“中华烟”（零售价大概45元）。这就是这些基层干部对凡是前来关心弱势群体的外来人员保持戒心的原因。

虽说官方报告里提到中国建立了许多残疾人托养和服务机构，但是在民生观察的走访中，许多的残障人士，上至90多岁，下至几岁的都未能享受这些待遇。按说一个人身有残疾，政府就具有扶助的责任。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其它手续和波折。按劳取酬是劳动力市场的规律，依规对弱势群体帮扶也只是照章办事的程序而已。可是在现实中对残障人士的确认和帮扶数额都是由工作人员来操作的，这就为腐败滋生提供了温床。

一个名叫海爷的孙子的8岁智障小孩，父母长年在沿海打工不回家，这也跟他们无法接受智障孩子有关，他跟着高龄的祖父母生活。为了孩子好过点，也为了孩子不损坏庄稼，祖父将孙子用铁链拴住，由于住在乡道边，官员就会担心上级检查路过会看到，而影响他们的政绩。相识的村干部告诉海爷，有些事情管民政的副乡长说了算，但是得花应有的代价，于是在送了一头山羊后，这个智障小孩得到的补助是最高的，达到每月450元。这个补助也是挤掉其他人的名额得来的。

没有人知道这个名额到底是多少，虽然可能在上面会有一个计划，但是在下面没有人知道，所以不是因为你残障了你就必然有资格得到帮扶，得到批准才是最关键的。而这个批准有时则完全是随意的，或者就是寻租的机会。虽然不至于将残疾补助发给完全不具资格的人，但是发给这个而不是那个，发多发少却是残障人士难以控制的。比如，一直广西打工的小平20岁时左手在劳动中被切断，现年43岁了，一直没有受到民政与人道救助。在他得知今年精准扶贫快完，当即回到家乡巴中。当他到扶贫办要求房屋改造，却发现他的生活用房被贴上生产用房的标识，这样必须改造的房屋就不用改造了。

更加让人忧虑的是许多残障人不但得不到应有的扶助，甚至连相关残疾证明都得不到。上海曹秀珍右眼失明，骨折，患有多种疾病，街道和居委会都说给办残疾证，可职能部门却一直不给办。导致其到北京上访。

残障者得到医疗救助的机会渺茫，除门诊不在医保范围得不到报销，重病虽然可以通过新农合报销大部分住院费，但是每次住院都涉及大量的检查，实际剩余需要自己负担的部分也是不菲，所以对这些拮据的残障人士来说，不到疼痛难忍或涉及生命安危时也不会到医院去。

虽然如残疾人联合会上述报告所言，中国对无障碍出行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包括障碍环境建设和出台无障碍环境建设与管理法规、政府令和规范性文件，但是无障碍出行对许多有这方面需要的残障人士和老人、孕妇和小孩来说仍不敷用。今年8月1日，在《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实施八周年的日子，以广东的残疾斗士朱明建为代表的残疾人向广州、深圳、佛山、河源、惠州、东莞等21城市交通警察支队各邮寄了一份《关于交警部门依法落实监督占用无障碍通道车辆的建议信》，证明无障碍出行还任重道远。另据红星新闻报道，今年11月2日，在天津工作的何先生去北京参加北京联合大学针灸推拿转业的自学考试，订了酒店，酒店却以“酒店没有电梯，且盲人入住必须有直系亲属陪护”为由拒绝他入住。

在相关报道里，我们也看到，残障人士特别是农村残障人士除了在生活的不便、经济的困窘外，他们的发展利益根本得不到任何的保障，这些发展利益包括接受教育和就业。除了聋哑孩子有些地方可能有聋哑学校外，其他孩子无法进学校读书，更遑论深造。一则消息称，10月31日，盲人女孩吴潇最终放弃报考陕西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因为她要求提供一份盲文试卷而遭到校方拒绝，尤为让人感到吃惊的是在人民日报数字传播微博发起的一场投票中，有102人认为“学校出于慎重考虑，拒绝情有可原”，有73人认为“不合理，剥夺他人受教育的权利”，对残障人士权利忽视者远超重视者。

残障人士得到补贴的门槛也是非常高的，要求得评为一、二级残疾才会得到很少的补贴。一、二级残疾按规定就是生活不能自理。而三、四级这些永久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残障就没有机会得到长期救助。佳木斯某老人，因糖尿病引发白内障导致双目失明，最后被评为三级残疾。广安某敬老院某老人从小视障，双眼只能看很近的东西，连六级残疾都没有评上。巴中医院专家都认为是永久失去劳动能力，可是评审机构就是不给他评定。

残障人士的权益保护最终要达到残障人士与其他公民平等地、有尊严地生活，可是我们看到残障人士参与政治生活的空间相当狭窄，他们的选举权基本被他人代理，他们领取救助也基本被基层官员以他们身体不便而操纵于他人之手对残障人士的关爱，不仅是年节时发一点慰问品，以显得政府的关怀和制度的优越，更重要的是将社会救济制度制订得更加人性，落实得更加实在。同时舆论和社会力量参与到其中，才能杜绝演出式的和蜻蜓点水式的救济，甚至成为一些官员捞取政绩和搜刮钱财的机会。毕竟残障只能是身体的问题，而解决残障才是社会的问题。残障人士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的道路还漫长，就目前而言，还不足书写宏图，只足以使我们警醒和努力。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22日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22日消息】本网信息员用两个月的时间，先后到吉林、山东、北京和福建几个省的农村进行走访询问，关于中国农村残障人权益情况，得到的总结是，国内对农村残障人士的照顾除了一级残和二级残有部分保障外，其它的除了国家统一规定的，如残障人士坐公交不花钱，坐火车半价，旅游景点门票免费或半价等普遍照顾外，其它的和正常人一样，再无其它特殊照顾。但各省各地区对农村一级残和二级残障人士的特殊保障还是有不小区别的。

第一采访处：山东诸城贾悦镇探访一家庭

一位老妇80岁，腰腿痛几十年了，拄着拐哈着腰，步履蹒跚。丈夫更是拄着双拐（87岁又是脑血栓后遗症）挪一小步晃三晃，两位老人都行动不便。他们有一儿子，前两年又得了脑梗，留下严重后遗症，行动不如两位老人，几近瘫痪，为二级残疾。老人家有一23岁的孙子去年夏天得了脑炎，当时误以为是感冒（其实是家庭太困难，一般有病不敢送大医院），在乡镇卫生院打了几天针，又请神婆子看，耽搁了正规治疗。等昏迷不醒才送大医院，诊断为脑炎。治疗几个月出来后就在家这么慢慢的恢复，孩子拄着双拐行动。

这个家庭不懂得自己可以向政府申请福利，听说有人帮助他们申请了低保，但现在没有着落。这次申请还是花钱找关系办的，政府不会主动给低保待遇。

第二采访处：吉林省松原市对农村一二级残障人士的特殊照顾情况

本网信息员采访前郭县白依拉嘎乡的张女士和王女士得知，只要有这两个级别的残疾证明就可以申请国家低保，除本人之外还可以连带一个照顾其生活的家人一起成为低保对象。一般情况下定为一等低保人员，每人每月可领取三百七左右人民币。另外本人每月可领取残联发放一百二十元左右的残疾金。再有就是重病住院通过两次报销基本上花不了多少钱了（门诊和不在医保范围内的不报销）其它的如分土地或政治权利等和普通人一样。再无其它特殊照顾。

第三采访处：福建省福州市的闽侯县农村

采访许先生得知，只要是一二级残障人士，可申请低保，每月低保费大多七百多元，物价补贴每月几十元，电费补贴每月十几元，重残护理费每月大概两三百元。看病住院除了门诊和非医保范围内的不报销外，其它在医保范围内的报销比例也非常高。至于其它的如分土地或政治权利等都和普通人一样的待遇。

第四采访处：山东日照的五莲县农村

采访一位王先生的妻子（王先生脑梗后遗症不能动也不能言）和褚先生了解到，这里的一二级残障也可以申请低保，但只限于本人，每月低保费几十元到两三百元不等（王先生是一级残，每月可领取三百左右，褚先生是二级残，每月只有八十元）。他们说到残联申请有点照顾，重大疾病住院有照顾。其它的如分地或政治权利等和普通人一样。

第四采访处：北京对农村残障人士的保障要比其它地方都好一些。

在北京用了很长时间都接触不到农村一二级残障人士，一位在村委会工作女士向本网信息员说，北京对一二级残障人士的待遇很高，每月发一千七百元左右，重大疾病住院通过报销也花不了多少钱。但她讲也是只有本人才有这个待遇。

总结：

农村的残障人士除了一级二级残有上述保障外，有些地方的农村干部会在春节前发一点慰问品，比如送点米油之类价值在一两百元的实用物品。重度残疾的教育权益难以得到保障，除非是聋哑孩子，这样的孩子也只有去聋哑学校读书。关于投票选举村长的活动（农村人只有选举村长的权利）虽然有选举权，但大都由家人代签。

关键的问题是上述这些保障是针对一级二级残障人士才有的，达不到这两个级别是没有任何保障的，另外我了解到，想要弄到这两个级别的残疾证是很困难的。比如吉林省前郭县乌兰图嘎镇有个村的人没了一条腿，也才三级残，什么照顾都没有。

另外有的地方（比如吉林前郭县）的残障人士申请低保，证明和资料递交上去五个月了还没有办下来；如果钱打到本人的卡上，过了几个月或是时间更长一点不去取出来，就有可能被撤销低保照顾，理由是不缺钱，不能算低保。

【民生观察2020年9月9日消息】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凤呜村居民王义翠，曾经是大陆民间维权机构六四天网的义工。在2016年十月参加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等活动，被地方政府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获释后对内江两级法院的结论提出申诉，多次找内江市中区法院和中级法院查阅复印审理案卷却被粗暴拒绝，为此开始了一场新的猫捉老鼠探究真相的维权过程。

今年六月初王义翠来到法院要求复印案卷。工作人员说“必须请律师来才能复印。”王说“我没钱，请不起律师。再说按照最高法的规定，当事人有权查阅和复印卷宗。”法院告诉她，叫她申请法律援助。因为王义翠还是残疾人，具备了申请司法援助的软硬条件。但是去了几家律师事务所，一听说是“寻衅滋事案”都不愿提供相应地援助服务。

被逼无奈为了尊严、真相和追责，王义翠还是在四川地齐律师事务所，找到了愿意受理的陈晗律师。但让王义翠没有想到的是，陈晗律师去了法院几次，也见了区法院副院长邱乐峥（案审法官），还是不给律师复印卷宗。花了冤枉钱也没能复印卷宗，使得王义翠再经历一场无奈的痛苦。她跑到法院给法院工作人员说“你们口口声声说要请律师才能复印，可是我请了律师你们还是不给复印，你们是不是太过分了呢？让我非常难过无法接受，伤心难过的哭了好多次。现在，我当着你们的面我还要说，不管受到什么样的阻拦我也会坚强，坚持永不放弃！”

王义翠认为自己是无罪的更是受害者。房子被毁不查不办不立案，宅基地被黑恶势力霸占没人同情，举报却被地方官员打击报复、非法拘留，长期恐吓、跟踪、监听，最后还遭人为的冤假错案，掩盖他们的犯罪事实。在审理中，证据没有当庭出示质证辨认和辩论，一切只是走过场。同时那些所谓的证人，基本都是被举报的公安民警、政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都是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应该回避不能充当证人的既得利益群体。即便是作证也是做的虚假伪证，应该承担法律控告的伪证责任。

王义翠认为：只有对案卷证据进行全面的一次梳理取证，才能公平公正的依法判决，才能让我口服心服，才能真正做到结案了事。内江两级法院拒绝调阅复印案卷的行为，证明他们自己明知错误故意掩饰，知道我是被冤枉经不起检验没有自信，是粗暴简单的剥夺了我的申诉控告和举报揭发权。这样只会增加我对枉法判决行为的合理怀疑。所以我呼吁，在刀刃向内刮骨疗毒，清除政法队伍的害群之马的大革命风暴前夕，内江两级法院应该敬畏法律，惜民爱民公正执法。如果法院继续刁难使坏不予理睬。我将继续控告检举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长期关注于中国底层百姓人权状况的民生观察工作室于2019年的冬天以非公开的形式发起了一项“中国农村地区残障农民生存状况的调查”行动。备忘录记录了四川省东北部巴中市南江县、通江县、平昌县三个“国家级贫困县”农村残疾人生活境遇，期望国际社会关注中国农村残疾人弱势群体在当下中国的苦难命运，期望国际社会关注当下中国农村残疾人弱势群体可能因为中国局势的恶化可能导致的人道主义灾难。

四川巴中市地处四川与陕西交界地带，属于丘陵地带。在蒋时代，中国共产党勾结它在境外的“革命父亲”苏维埃政权，在这里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川陕革命根据地”。蒋总统对这支叛乱武装的除灭未能彻底，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政府。南江、通江、平昌均留下众多这支如同”ISIS伊斯兰国”组织这样的活动印迹。

一

南江县较其它两个县每年获得中央财政资金最多，能在南江县任职是很幸运的差役，一名统战部官员这样说。

有外界人士来到贵民乡，亦称贵民镇。走访一位九十岁高龄腿部残疾的老人，快要结束时引来了周围邻居的举报，村支书跑步赶到老人家里，要求来者告知身份、出示身份证件。问话的是一名眼部残疾的村支书，对于我们回答是旅游经过此处不置可否，但仍不罢休继续诘问。由于老人的人道救济管道要经过村支书，故不敢得罪，他告诉村支书来者熟不相识，出于好奇来到他的家里与他谈话，谈话内容没有不妥当言辞，均是关怀问候。村支书从对话中认为来者是外地口音提出查看身份证件要求，在拿到身份证后他似乎在向镇长、派出所所长询问处理方法。电话那头没有发出明确的指示，可能经过公安户籍网查询无异常后最终我们得以放行，安全离开老人的家里。

通过对老人先前的谈话得知，这些村支书干部相当惧怕外来人在村子里走访，因为他们合伙贪污农民的抚贫资金数额惊人，怕事情会暴露。

老人接收中央政府发放的每月100元高龄补助、二级残疾补助费用50元每月。

退耕还林补助120元/月这些补助资金被村支书等人控制着，在2018年之前支取这些钱购买每月的油盐食材还得自己先向邻居借，等村支书、村长用他的身份证以他的名义去信用社取到后再去村委会领。相当于这些民政性或人道性对农村残疾人的救助实际控制人是地方基层的村委会。有上级检查时村干部可以灵活地解释老人们残疾行走不便出于义务帮忙做这件事。

老人很清楚每个月能领到多少金额这样的补助，但每个月到手的钱总要少50元钱，这50元钱可以够他每个月的食盐和糖的购买。他去领钱时习惯性地要给村干部买一包“中华烟”，不买其实也可以，可是其它的五保户、残疾人、低保户都买了自己不买会让他下个月的补助发生变化。

曾经有村干部威胁他们说，“这些钱不是必须给你们的，给不给不是你们说了算，干部有决定权，你不听话可不可把你的名额给其它人嘛？”

听了村干部这些话大多数人都明白应该怎么讨好让村支书、村长高兴。

实际经手办理、发放这些补助是村长，接收他们送去的烟也是村长，事后村长将这些烟与村支书瓜分，村干部再将烟在商店里换成钱，一个村的残疾人、五保户、低保户人群众多，他们每月仅从这样的“雅贿”中获利一到两万元。

中国政策规定农村残疾人有就业、康复、人道、助农等方面的补助或援助资金，涉及地方的就业局、卫生局、民政局、农业局、教育局等。这位九十岁高龄残疾人从未得到过这方面的救助或援助。不过每年像他这样高龄老人还要去这些部门演戏帮助骗取中央经费。

在冬天里，他的腿部并无大碍，没有化胧的呈度。村长带着乡卫生院的医生提着大米和油来到他家，先拍照接收物品的过程，然后一口一个“大爷”地求他去乡卫生院看病，没有病也要去帮他们开展一下工作。由于村长带头动员，去医院一日三餐有保障免费提供，所以他也去了。

在乡卫生院里上班时间要躺在病床上，吃饭有护士送来，他们下班后可以下床活动走走。每天医生、护士会拿着大量的收费单据让他签字，具体是什么内容他眼睛老光无法看清，签字时手颤抖护士就握住他的手帮助他签完字。每天医生和护士像祖宗一样关心着他，希望他在病床上待得更久一些，一个月两个月都可以。

老人家说，乡卫生院的药全是假药，吃了没有效果。他自己生病了只能向远房亲戚求助资助他在私人诊所购买一点药治疗。

一个人生活导致老人无心对家里的卫生做很好的清洁，他的年龄和情况按照民政方面的政策应该收容到县城养老院，进入养老院后他的所有补助都将被院方接收使用，更为不堪的是养老院的生活非常痛苦。福利院领导、职工、孤儿吃剩下的再盛给五保户老人吃。邻村的五保老人给自己侄子打电话求助老人才得以放回家。这让他感到无法接受，加之老人家的远房亲戚经济状况尚可，一直向村委会要求不准将老人送养老院所以他才幸免去养老院受罪。

老人家的厨房有一只暗淡的小灯泡，屋子里太暗白天、夜晚都要保持开灯才能看到屋子里的情况。来他家的人看到灰尘太多无法坐下，只有站着讲话。睡卧的房间里弥漫着尿液和粪便的气味。门后是一副用树木劈开的脚支架。根据中国政府政策规定残疾人康复器材应当由地方残联或民政部门负责解决，显然现实境况并非如此。

二

通江县、平昌县地方政府直接挪用残疾人补助，致使残疾保障形同虚设。

四川巴中管辖通、南、巴、平四个地方，这里离四川的首府有700余公里，算是最为边远的地区。平昌县曾闹出有近二十个副县长的笑话，更为荒诞的是这个县一名叫苟于洋的常委，政协主席的公开档案信息显示，1970年出生，0岁入党、3岁参军、9岁任排长、13岁任科长。党政系统几十年不查处直至民愤暴发才勉强走过场加以处理。这些县或市任职的市长、市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普遍是省府、中央高层支系下的的派系，地方挂职一两年快速地调离升职到发达的地方担任核心职务。所以充当了官二代过渡渡金的地方。

平昌县人口不足八十万，负债高达3000亿。中央补助残疾人的资金被挪用于扶贫，周而复始地拆东墙补西墙。该县官员采取将残疾人专项补助资金每月发全县20%的补助对象，剩下的80%拖欠，下一个月再继续发放这80%中的20%，一方面是为了应对上级检查，如果不认真核查是极难发现这中间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于残疾人来隔三差五发放一次，形成一种错觉，这些补助是在发放只不过有一些缓慢。

一天下午，我们驱车来到位于通江县与南江县之间的一条乡道路边，窗外已有些寒冷。一名胖胖的小男孩赤着脚踩在水沟的泥沙里，脸已冻得通红，鼻涕与口水沾满了他的脸，不足一米五的身高体型却超出正常人的三四倍，他的腰间栓着一条长4米的铁链。一些小孩子围着他玩耍，正在给一只鸭子洗澡。

这是一名叫海爷的孙子，他的父母生下他后一直在沿海城市务工，很多年没有回过家了，这名孩子没有辨别能力，甚至不知道自己从活而来，但他能叫“爷爷”。海爷和老伴已75岁每天要照顾他的生活，如果下地干活就把小孩用铁链栓在房前看门，因为带在身边，他会损坏庄稼。唯一幸运的是小孩没有攻击性，眼神有些呆滞但还算柔和。

这个孩子的到来使海爷全家在乡邻抬不起头，受人挖苦、排斥，其它正常的孙子正在成长也常常受到邻居孩子的侮辱、谩骂、调戏，长期的心灵伤害致使这些孩子们变得粗暴。为这事时常与邻居发生争吵冲突。由于长期生活的重担和受邻里大人小孩侮辱、言语调戏，海爷曾拿菜刀要杀害欺负他孙子的邻居小孩。被众人劝下才作罢。

生活在乡道边，这样栓住小孩曾引来乡政府干部的反对，说是有损地方政府形象。海爷大骂乡干部，要求如果乡政府认为有损地方政府形象哪就为孩子找个去处。遇乡政府重大检查活动，上级领导路过时村支书出面会劝说海爷不要这样做。海爷心里清楚只要将小孩栓在可以示人的地方这些贪污残疾人补助资金的官员会特别害怕。但这些狡猾的官员会找与海爷关系好的村干部去做说服工作。人情难却，农村本身就是人情社会，思前顾后海爷只能作出退让。

一家人要生活，还要照顾小孩。毕竟自己老俩口都75岁了，会死在孙子前面，自己死了谁来照顾小孩是个痛心的问题。

孩子的父母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从没有照顾过小孩一天。心理特别沉重，患上了自卑方面的心理疾病。每当在电话里谈起小孩的事就哭泣。小孩的智商没有发育，生活无法自理，两个老人有些时候太累又要照顾小孩发怒是常有的事，这小孩看到爷爷奶奶发怒就抱着海爷“爷爷、爷爷”地呼喊。海爷见此情景心软下来，除了痛心，爷爷奶奶一点喜悦也没有，海爷这样对我们说。

见到我们在与海爷谈话，小孩抱着我们的腰，口里不停地说着一些听不懂的话，可能是怕小孩身上的污垢会弄脏我们的衣服，海爷慈祥地搂着小孩，把他往屋里领。小孩抱着我们的哪一刹那，心里备感难受，唯一的念头是我们能做什么？哪怕是给他一件心爱的玩具换取片刻的欢乐也是对我们正常人的一点心里安慰。

小孩今年已满8岁，对于小孩是否能接受教育以及智力康复他们没有抱任何希望，也没有当地的教育与医疗部门帮助过他们，中国到底有没有这种残疾人教育与康复人道救助保障机制他们也不知道，以至于我们生活在中国也无法知道到底有没有规范、可执行性的制度。

曾有与海爷相识多年的村干部俏俏告诉他，给管乡民政的副乡长每年逢年过节送一两千元礼物，他的孙子的事情很好办，小孩的智障残疾和身体发育残疾是多种残疾状况，在政策保障范围内，这些事情只有管民政的副乡长说了算。海爷按照村干部的指点给副乡长送去了一头山羊，事情很顺利地办成。给他孙子补助争取到了比其它任何人都多。每月可以得到450元补助。虽然会被拖欠，但每年至少能领到一半的补助用于购买小孩的生活所需。

按照海爷孙子的残疾等级每月的补助最高也无法达到450元，村、乡的干部考虑到他的艰难，在两百元的残疾标准上再解决他家里一个人的“底保”，这样共计达到了450元每月。这些低保名额是村干部实际控制的，海爷家的一个人低保名额也是挤掉其它人的名额而来的。一个村到底有多少家庭能获得低保救助，每月是否发放到位都成为国家秘密，人们无权知道，地方官员甚至制造出了一套新型的人权学说或隐私论学说。当有村民或外界询问该村有多少低保户，他们的名字什么是谁，他们的家庭状况怎样，这些官员便说，这是低保户的隐私，我们要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

诚然是海爷的孙子每月得到了450元的补助，但他心里还是多有愤慨，每个乡的各村村支书至少任职十年，这些村支书每年贪污村民的低保经费、和民政救助经费至少以百万计，这么多人口，低保资金全是村一级控制在手上按照自已的喜好发放，中央、四川省、巴中市、平昌县的纪检部门全是在走过场层层欺骗，甚至像县一级这样的纪委本身就是贪官污吏，这些严重失去人性的贪污行为，如贪污残疾人救助资金曾查过，但都没有查出问题。村支书在成都、重庆、县城为自己子女买的房子哪里来那么多钱？纪委将村支书带走调查然后又放回继续任职，村支书更大胆，因为关系都已打通，贪得更利害。甚至威胁村民，自己有的关系、背景，天下乌鸦一般黑……云云。

三

小平今年43岁，左手在20岁时劳动中切断，现在劳动只能用一只手，吃饭、生活甚为痛苦。这些年一直在广西建筑工地务工，每年过春节才回到家乡，他的状况从没有受到过任何形式的民政与人道救助。在他看来甚至质疑政府会是良善的，可以对残疾人带有人道性的救助和关怀？

每年春节回家都是住在弟弟的洋房里。自己和母亲的老宅已是危房，屋里漆黑人已不敢进入，会担心里有蛇。春节后他如同往常一样回到建筑工地务工。表姐给他发信息，告知今年巴中地区精准扶贫就要完了，你老了后住哪里？赶快回来找乡政府解决，这是最后的机会了。

小平接到消息后回到了家乡，他的表姐在乡广播站知道一些内情。让他去县里找县扶贫办公室。小平将自己房屋的照片、视频在手机展示给平昌县扶贫办的官员看。对于常年在工地务工的农民来讲是无法狡猾得过官员，视频里的房屋画面墙上贴有生产用房的标识。意思是这不是村民的生活用房，根据扶贫政策生产用户即使是危房也不需要改造，只有是村民生活用房才能改造。这个县的官员将扶贫资金贪污，狡猾地将村民生活用房墙上标上生产用房标识。这样必须改造的房屋就可以不用改造了。在乡道路沿线的危房都得到了改造，因为这些地方最容易看到。离乡道路远的村根本没有理会，老百姓甚至不知道什么叫精准扶贫。

小平无法接受扶贫办官员的解释，表示这件事不处理就要把事情搞大。扶贫官员给出解决办法，让他先回到乡里找基层政府，扶贫办再致函乡政府要求妥善处理。

几天后小平来到乡党委书记的办公室，说明了来意，书记是一个年轻人，说话很直接，改建危房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其它村改造的房屋没有钱支付工程款停建了。不可能为你一个人的房屋专门改造。基于你手残疾、你的母亲脚残疾。给你解决两份低保，每个月有几百元，一年下来也有几千元，这是最终我能处理的方案。

三个月后，我们通过微信联系小平，微信里小平大骂书记太他妈的流氓，不是个东西，当时只是想哄骗他不找事，顺口许诺，至今他母亲和他没有得到过一分钱的低保。只能全靠自己才行！

四

在巴中的最后一个星期，我们帮助一位母亲寻找自己智力障碍的儿子结束了巴中之行的调查。

这名智障男子有哥哥、姐姐、妹妹。父亲已故，目前与母亲相依为命。他时常不确定地离家出走，有时正在吃饭会扔下碗筷离开家。他们居住在山顶，下山的路有很多，加之现在农村方远几里无人烟较为普遍。他时常胡乱的离开家无目的地的行走，家里年迈七旬的母亲伤心绝望，一年中大量时间都是要看住他，还要做农活谋生计，身体和心里感到特别累。没有人能为他分担痛苦。诚然有这么多的哥哥、姐姐、妹妹，真要是实质性的担负起责任来是不可能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长久的负担仍是自己承担，

有一次找了两天发动亲人寻找仍不见他的踪影，报警要求派出所帮忙，警察电话里答应一定帮助寻找，实际也只是话说得好听，走过场而已。从哪之后无数次的寻找再也不报警了，反而还浪费时间。

通常离家出走了在附近的乡道便能找到，母亲担心开车的人速度快出车祸，又担心人贩子弄走去大城市乞讨谋利。白发的母亲可能因为长期劳动、寻找孩子赶路的原故，行走相当利索，以至于我们跟上她的脚步需要加快速度。她的外孙女在天津一所大学读书，我们提议为她的舅舅购买一只GPS手环，这样在手机上可以看见他在什么位置，外婆也就没那么辛苦寻找了。查看网络商店里的售价后还是望而却步。

结语

像这样生活在农村的智障农民，中央财政对他们的各项经费到了地方，市、县、乡各级的官员如同饥饿的猎狗一样首先想到的是如何把这些经费用巧妙的方式套取出来贪污掉而又天衣无缝不暴露无法查处。根据当前中国的政治生态不太有可能哪个官员心系人民和百姓。

从最基本的判断，中国政府应该有相关经费为农村残疾人购买康复设备，提供生活保障使更多的残疾家庭减少痛苦。事实却是这些官员贪婪到吃肉不吐骨头的地步。经过走访四川巴中市的这几个县调查，让我们感到忧心，如今基层官僚体系的腐败如同瘟疫一般泛滥，带有极强的帮派化、黑社会化的手段巩固腐败利益。

在这样严峻的腐败形势下正常人的基本人权都无法得到起码的保障，更不可能保障到贫弱的残疾人群体。

【民生观察2020年8月11日消息】今天（8月11日）是全国肢残日，两位分别向各地政府申请公开残疾人康复资金使用信息。

今天是第10个肢残日，河南辉县何方美和广东河源欧阳春兰，通过邮寄方式向各地政府发出信息公开申请。了解各地的残疾人康复专项资金、康复药品报销比例、康复治疗医保资金的拨付使用情况。

据悉，河南辉县何方美、李新夫妇1岁10月大的小女儿李琪于2018年3月在河南辉县接种甲肝、麻腮风、百白破疫苗后，导致病毒性脊髓炎而瘫痪，在多方求助投诉均被拒绝后，夫妇俩人在北京一边为女儿治病，一边上访维权，但无数次遭地方维稳人员打压迫害。广东河源欧阳春兰则是一位癫痫患童的母亲。

两位母亲说：残疾人特别是残疾儿童都渴望得到最好最有效的康复治疗，长大后不拖累父母争取做贡献。

两位家长表示：我国2008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各部门要履职尽责、协作配合，加强工作衔接和信息共享，深化“放开服务”改革，努力实现“最多跑一次”、“一站式结算”，切实提高便民服务水平，共同做好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让残疾儿童得到最有效的康复治疗也正是让残疾人享有“平等、参与、共享”社会生活，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共建更美好的世界！

欧阳春兰表示，8月5日，她曾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公开一针70万天价药（诺西那生钠注射液）定价依据信息。

欧阳春兰说，“我今天上午已经正式寄出申请，一个普通家庭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钱？”

“2014年我儿子才几个月大就得了癫痫，经常发作会抽搐，当时只有一种激素药物可以治疗，但这个药非常难找，我们几乎找遍了国内的大医院都找不到，真的是一药难求。”

欧阳春兰回忆，6年前这种激素药在国内很少，就没有药企生产。“当时这种药特别的难找，一直就没有找到，后来我是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人转卖这个药，我就高价买来的，25毫克规格的将近2000元一支，当时给我儿子打了以后很有效，孩子就不再抽搐了，但是这个药只能是暂时控制住病情。”

欧阳春兰表示：“我们家也是普通农村家庭，我没有工作，就是个家庭主妇，在家里带我儿子，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就是孩子他爸，他是跑建材、装修生意，他的收入要看他的业务量，有时候几千元也不稳定。”

欧阳春兰承认经济压力很大，“这个病需要长期用药，而且后期的康复治疗更难，所以还有很大的经济压力。”

欧阳春兰表示，近2000元一支的激素药物尽管价格不菲，但是要和湖南怀化的病童一针高达70万元的诺西那生钠相比，还算是可以接受的。

“看到湖南怀化这个事情，一下子就勾起我对过往的回忆。我最近一直在联系怀化这个家庭，但是还没有联系上。我看到湖南这个家长可能是同病相怜，一下子特别能感同身受，他们跟我们早几年的经历是一模一样的，我能感受到他们几乎是濒临绝望，一个普通家庭怎么能拿出这么多钱，因为搞不好他的孩子需要连续打几针，这对普通家庭来说，是不可能承受得起的。”

欧阳春兰说，更令她匪夷所思的是，有网友说这个救命药在澳洲只卖41澳元，折合280元人民币就能买到。“我就觉得很难相信，我就想找出答案，所以我就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信息公开，我就认为有必要为这个孩子，为所有普通家庭的子女，就想问个清楚。”

“我就是想知道这些，希望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能公开相关信息，我希望各种天价药都能进入寻常百姓家。”欧阳春兰表示，她请求公开引进诺西那生钠的采购合同、国内销售价格定价依据和定价计算相关说明，以及诺西那生钠库存数量和分配发放的信息。“寄送应该3天就可以到北京，而且应该是在收到之后的15天之内作出答复。”

但目前为止她还没有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书面答复。两位母亲欢迎各地媒体记者关注采访报道！

何方美电话：13233809174
欧阳春兰电话：1375022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