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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当政权比鬼怪更恐怖

    万圣节成为中共眼中迫在眉睫的威胁,这在过去数十年里中国人的经验是无论如何也是想象不到的,然而,自从在去年的上海万圣节引爆了中国网络,把万圣节成功改造成万梗节此中国特色的现实主义批判狂欢,直接触及了当局的敏感区以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可能性,当时就有网民在知乎上发问“你觉得2023年上海万圣节会是最后一届吗?”

    在2024年万圣节到来的时候,中共以其一贯的尿性向社会给出了答案。上海一片风声鹤唳,警方严控、逮捕、清查“奇装异服者”的行为处处可见。万圣节在现代的西方更多是人类以鬼怪、荒诞和狂欢为名的世俗欢聚,在极权主义中国,万圣节成为政权的威胁,为那些荒谬至极的传说、故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真实cosplay(角色扮演):一个反人类的政权比鬼怪更恐怖。

    万圣节成为中共的禁忌,原因一是2023年的上海万圣节大大拓展了此节日的边界与意涵,使其成为一场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在不断压缩自由空间严控民间声音表达的当下是当局所不能容忍接受的;一是城市年青人大规模的人群聚集,是不安全感日增的中共严重忌讳的。

    万圣节作为西方国家来历悠久的传统节日,在现代已几乎仅仅是为节日的娱乐性而以鬼魂为名制造的一个噱头,它展现的已不是对鬼怪的恐惧,而是对人生的热爱和追寻。而在中国,传统的节日不是与家庭伦理身份认同有关如春节、中秋等,就是与宏大叙事有关如三八、五一、十一等,唯独缺少彰显个性、表达自我的快乐节日,同时由于中共严控社会而造成的民众公共参与公共表达渠道缺乏,所以万圣节这样的舶来节日完全迎合了新一代年轻人精神生活的诉求,迅速成为很多中国城市年轻人的新流行时尚。

    一切变化发生在三年疫情时期。中国年轻世代经历了一个他们从来想象不到的漫长噩梦,他们从小被塑造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的价值观以及在消费主义社会成长起来的观念在这三年里被摧枯拉朽,从而重新定义了他们的社会认知与国家认同。以前所憧憬的所喜爱的在那以后一切都不同了,如果说在以前欢渡万圣节只是小众的年青人“亚文化”,从中寻求自我、表达自我和创造自我,那么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对把不确定不稳定的未来带给他们的这个操蛋的时代操蛋的社会的失望和愤怒的声音被更多人听见和接受。这就是在2023年疫情结束后的第一个万圣节中出现的以年青人的审美表达出他们的态度的原因。

    固然万圣节中他们向公众展现出来的绝大部分还是希望在安全线内的态度,以自嘲的艺术宣泄这个苦闷时代年青人的伤痛、逃离,然而其中对现实的戏谑、冒犯已是对习天下的戏谑、冒犯,是对“新时代”所刻意构建的“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主流叙事的戏谑、冒犯,更不用说不少年轻人把现实政治、社会议题联系起来的勇敢表达,所以它成为了中共绝对不能容忍的充满中国特色的反抗艺术,视之为对政权的重大威胁因素。

    另外一个对中共政权来说不能容忍的重要因素就是年轻人群的聚集。公众聚集活动一直是中共的维稳对象,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江河日下的今天,年轻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就业、生存陷入困境成为常态,“躺平”、“内卷”、“佛系”、“社畜”、“摆烂”、“韭菜”、“人矿”等高频热词在年轻世代的热传无不显示着他们对这个彷徨时代的压抑挣扎情绪,在中共政权眼中是构成重大风险的,而群体聚集活动就极有可能成为对政权的不满和抗议场所。尤其是在2022年的白纸运动发生后,为了防止再度出现类似的群体政治抗议,按照中共维稳体制的一贯逻辑,必须要把任何“不稳定”因素扼杀于萌芽阶段,所以万圣节必须成为中共的禁忌。

    如果专制政权的预防、控制、扼杀社会有效的话,那么专制政权确实可以江山永固了。事实上正相反,中共的应对恰恰暴露了专制政权越维越不稳的弱点,陷入危机不断和应付危机的恶性循环,就如在这次的政权扼杀上海万圣节活动,当把年轻人在安全线内的对社会意见表达加以禁止时,事实上是在更加刺激这个世代的不满情绪把他们完全推向政权的对立面,重新定义他们对政权的认知与集体经验,孕育出年轻世代的新反抗选项,从而成为中共政权崩溃的导火索。

    这就是万圣节成为中共禁忌的最重要意义。中国人习惯敬鬼神而远之,都是借鬼来说人间事,譬如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借鬼怪情讽人间事,最荒诞的故事反映的都是现实,当一个政权比鬼怪更恐怖时,这个政权运行的逻辑已然是荒谬的,在美学上亦然是审丑的,是被戏谑和嘲弄的,根基全然腐烂,只有等待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命运。

  • 比“文革”更甚的毁教运动

    连日来,云南昆明北京路教堂成为了网红抢拍场所,众多昆明市民与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赶到昆明的人士,纷纷前往教堂留影以作纪念。这座拥有近百年历史,历经抗日与内战战火,承受文革破四旧洗礼,而得以保存至今的“耶稣圣心堂”,其恢宏气势与优美景观,曾给昆明人以无尽遐思与温暖,而今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被中共当局在悄无声息中,偷偷分步拆毁。由此可见,文革都不曾拆毁的教堂,今天躲不过中共“宗教中国化”狂潮。也就是说,今日中共对基督教打击力度更甚于当年文革,中国公民信仰自由权利被剥夺的彻底由此可见一斑。

    据知情人士介绍,云南省昆明市北京路“耶稣圣心堂”1935年由天主教云南教区主教、比利时传教士雍守正始建,后因病回国。教堂由续建者完成。初名“小德肋撒堂”,又因旧时北京路称太和街,故俗称“太和街天主堂”。1981年改今名。圣心堂包括教堂和原主教府两部分。教堂主体建筑坐西朝东,宽约15米,长约29米,建筑面积约440平方米。2002年重新装修。“耶稣圣心堂”曾是昆明(云南)总主教区主教座堂,现为天主教云南省两会及昆明市天主教爱国会的所在地。由于教堂年久失修已属危房,2007年云南省天主教“两会”报云南省委、省政府批准进行重建。但由于种种原因2018年重建完成后的“耶稣圣心堂”仅仅举办了几次弥撒和圣礼后便不再对外开放。时隔3年后的“耶稣圣心堂”通往教堂的楼梯和部分外观已经被拆除。

    听曾走进过“耶稣圣心堂”的人士形容:当阳光照在教堂内彩色玻璃窗花上,折射出来的五彩光斑散落在教堂的墙壁上。那一刻的场景,美的让人下意识屏住了呼吸。可如今这么美的建筑居然要沦为废墟的命运。

    当然,如果仅仅是云南昆明耶稣圣心堂遭致如此拆毁的命运,那可能是因为城市变迁所致,然而,中共十八大新党魁登台提出红色血统传承论与宗教中国化后,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基督教堂就纷纷遭致拆毁的命运,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中国大地被拆毁的基督教堂数万计,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大量曾经辉煌且给无数民众带去心灵安慰的教堂,纷纷变成粉尘,让多少信徒心灵流落失零。而得以暂时苟延的教堂,也受到中共当局的严密控制,使之失去真正信仰与灵魂安放的功能。如全国多地传出宗教场所被政府张贴公告,在教堂墙上公开列明“两不进、两不出”,即“未成年人不得进入;党员非工作原因不得进入”“宗教活动不出场所,教职人员未经允许不得出外参加宗教活动”。可见中共当局对全国宗教场所与教职人员严控的程度到了类似监狱对犯人的程度。

    中共当局不仅拆毁大量教堂,不管这些教堂无论有多少历史与建筑价值,都不能成为中共打击宗教而格外考虑留存的对象,而且中共对一切信教民众更是一个也不放过。中共要这些民众要么放弃信仰耶稣基督,要么就信仰中共而敬拜中共党魁,否则他们聚会敬拜场所被取缔,他们家庭查经被遣散,信教者租住的房屋被强行退租,工作被丢弃,家属被株连,还面临被拘押与判刑。

    据民生观察报道,9月1日晚,成都市武侯区晋阳路派出所片警和国保警察,带着几十个戴红袖套的人挨家挨户敲门盘查,要驱逐几家在这个小区长期租房的秋雨圣约教会的基督徒。秋雨圣约教会的几位基督徒,租住在成都市武侯区交大花园,而这些基督徒的租房合同都远未到期。

    9月2日下午,秋雨圣约教会基督徒舒琼在回家时,被晋阳路派出所的几位警察拦住车,不让她进自己居所的小区——成都市武侯区交大花园武侯小区。

    警察问舒琼是否是基督徒,舒琼回答说,“我就是信基督教。”警察说,“现在这里不允许。”舒琼大声向路人说:“我就是信仰基督教,信基督得永生。中国现在没有信仰自由,因为我信仰基督教,他们就不让我进门。你们非法执法,暴力执法。我犯法你们可以抓我,我现在为我自己呼吁!”

    大约一小时后,另一位住在同一小区的秋雨会友李映被警方从小区门口强制带走。当晚7点左右,李映获释。

    9月3日一大早,警察再次带着一群大叔大妈上门威胁秋雨圣约教会的朱红、孙爱伦夫妇,说不欢迎他们,要求他们搬家。孙爱伦有孕在身,2018年12月9号秋雨大抓捕时她也正怀孕,警察对她施暴,导致她流产。今天,舒琼和罗以用手机拍摄,警察抢她们的手机,扭她们的手,威胁她们删除视频,称要带她们去派出所。

    中国信教民众面临的逼迫及教堂、聚会场所被拆毁与封禁的现实,控诉着中国公民宪法赋予的基本信仰自由权利被野蛮剥夺的命运,也揭示着中共当局与普世文明决绝的本性。面对公民权利被如此践踏与人类文明被如此蹂躏,世界应彻底看清中国局势,进而文明世界群体奋起为捍卫人权与文明竭力。

    民生观察 2021年9月5日

  • 驯兽师的动物活体实验生活(一)

    在某种意义上,囚犯比妓女、乞丐更弱势。

    对囚犯惨无人道的惩罚,更多的人是叫嚷:罪有应得!却鲜有人去追问,让结出恶果大树茁壮生长的土壤。

    仇恨种下仇恨种,以暴易暴无善终。“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

    (一)全国两个高度戒备试验监区之一的眉州高度戒备监区

    四川眉州监狱高度戒备监区,是2015年后司法部(当时的司法部长张军,现最高检察长)在全国设的两个实验监区之一(另一个在哪里,似乎是个秘密,出狱后,我向司法部就这一问题——在全国秘密设立高度戒备监区的法律法规依据——提出信息公开。他们至今未回复)。在这里,他们对待囚犯的唯一要求:绝对服从,这服从,不仅是要服从狱警,还要服从协助看押你的囚犯。否则,他们就视你为抗改、袭警,就用暴力殴打和各种酷刑(包括禁食)回应。一次次的施刑过程,用惨绝人寰、骇人听闻来描述毫不夸张。

    眉州高戒区设在眉州监狱内一全封闭小院内,透明的天盖将小院罩住,铜墙铁壁,风雨不透。小院成不规则椭圆型,大门边半圆弧建筑是三四层楼的办公室,它的中间部分凸向椭圆心内。办公室对面是监室楼,向外凸,三层楼大概九十多个监室,分A、B、C、D区,A、B区在三楼,C、D区在二楼,囚犯来高戒区后被分成三个等级(依次为一、二、三级)。我所关的三楼,西南头是A区,A区大约有十三个监室,一个反省室,其中一二个监室是四人间,其他是单人间,A监区全关一级严管罪犯,用在上衣背肩部、裤两边加红布条与其他监区衣裤加黄布条相区别。东北头是B区,有八个单间,九个四人间,按他们规定,这区全关二三级严管犯,我从2018年6月也关了进去。二楼是C、D区,关二三级严管囚犯。二楼西南头的231室是行刑室,看守我的囚犯叫它“飞机场”,说里边刑具应有尽有。一楼是住看押严管罪犯的囚犯及单独的小猪笼式的囚笼室(他们认为最不听话的,需要惩戒的就关在这里)。整个小院占地估计不到四亩地。

    整个高戒区长年关着,关的是各个监狱转来的四五十名囚犯,及四五十名协助狱警看押严管的普通囚犯。囚徒来后被分成一、二、三级严管,刚来一般是一级,经一段时间魔鬼式的严管整肃,经评定合格后由一级调为二级,然后再经一段时间的整肃,经评定合格后由二级调到三级,绝大部分经六个月的严管整肃后,他们认为合格再转出严管监区,被转到别的监狱或监区。在我离开眉州监狱押往雅安监狱的前二十天,监区换了监区长和一副监区长,好像又将一二百眉州监狱的新犯一起关在了这里,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发现他们以前这集中营似的非人道的管理不合适,而进行了改变。依我观察,这四五十名被严管的囚犯可分成六类,一类是不认罪的新疆瓦哈比穆斯林派(我在此关押期间一直有五六个);二类是我这样需要整肃的政治犯(估计从2015年开始建起来的这高戒区,只关过我一个这样的政治犯);第三类是打死都不认罪又不服从监狱毫无人性的惩罚管理的普通刑事犯;第四类,是不屈不挠反抗牢头狱霸、恶魔狱警暴政的囚犯;第五类是那种被逼成有严重精神病的患者囚犯或本身有精神病的患者囚犯;第六种是那种故意捣蛋、惹事生非、不服从管理的囚犯。前五类估计占99%,后一类占1%。按他们初衷,只有第六类才有可能被关在这里面。实际的操作可见,这高戒区是多么的荒谬。

    在这里,他们毫无顾忌地使用惨无人道的各种暴力改造囚犯,据我统计,我刚去的半年,狱警殴打囚犯事件,至少就有96件之多,后半年有49件之多(我的统计记录在日记的特殊符号里,我希望有一天能用上这,配合他们的视频,来指证他们的暴行)。这些暴行包括:

    语言暴力:狱警、参与协助看管被严管的囚犯,只要不顺眼,都可以随时随意辱骂严管囚犯;禁食:早上一两馒头,一勺100ml的米汤,中午晚餐每顿只给一两米饭及没有油的菜汤,没有时限,直到你认罪;体罚:一个小时的军姿标站,一个小时的盘腿,或一个小时的军姿标站,一个小时的军姿下蹲,不服从便电刑或送行刑室大刑伺候;电刑:高压电警棒直接电击,不分你头脚手;警棒殴打,拳脚并用,劈头盖脸,发泄完直接送医务室。

    集体活动都从我监室路过,我发现被严管的一级囚犯,没几个脑袋不带伤巴的;电刑床,整天整夜地仰卧起、四肢固定在行刑室的电床上,连大小便都是在臀部下的床上挖个洞解决。更有不服从者,直接在刑床上辣椒水侍侯,听协管囚犯讲,每每这个时候,整个人被折磨得满嘴翻白沫泡,就像发羊儿疯猪儿疯。掉“飞机”,在行刑室,四肢被捆绑悬空将人掉起来(所以看押严管囚犯的服刑人员叫行刑室为“飞机场”)。猪笼似的单独关押,想给你吃,就给一点,不想给你吃,求爹告娘也不行,想打你,拉出笼打你一顿。

    在行刑室还有些啥刑罚,他们都不告诉我,只是问我,要不要去体验一下。

    在全国搞两个这样的试验区,就是要试验绝对暴力的管监成效,正如外面大环境那样,大肆抓捕异议人士、维权律师、公民记者、宗教人士、访民骨干,制造白色恐怖。

    一年零八天,我所见的仅仅部分案例。因为我被关单间,整天不让出门,不让我与任何人接触,所以我只是有限的看到听到:

    艾力仔明:新疆喀什巴楚县色力布亚镇人,瓦哈比穆斯林,70后,1米8左右的个,大胡子,只会点点汉语。据他讲,他是因2014年昆明火车站袭击案,官方指控他恐怖袭击罪被判十年。事实上,他是去昆明外婆家探亲,在火车上被捕的。他拒绝认罪拒绝劳动改造。他被判刑走完上诉程序,就从双流看守所直接押送到这里。他比我早来这里一年零八个月。

    他来后跟我一样,经初入狱的杀威及7天的反省酷刑,被关在我的隔壁319室。他几乎没有转过监,偶尔转,到二楼,也就很快转回来,或是因为他不适应,或是因为他没有守他们的规矩。

    在我来之前,他经常被吃漂汤。全天只有中午有点肉,结果是协助看守他的牢头囚犯,随意用个理由,比如说他盘腿姿势不对,站姿不标准等,就把他的肉选吃了,只给他一点点蔬菜及汤汁。因他的不屈服,或者因为他是穆斯林,不吃猪肉,监狱就用牛肉、兔肉代猪肉,在狱中牛肉兔肉是稀缺货,牢头们嘴馋也是其霸占他肉食的缘故。这样的处罚几乎是整月整月。2017年12月世界人权大会之后,他才获准吃肉。

    因为一级严管,也不准买任何食品。牙膏牙刷、洗衣粉肥皂之类生活必需品由监狱供给。这供给你别以为是监狱方真正的供给,其实是其他囚徒出钱购物,由牢头控制了的供给。可能是他身体虚,经常拉肚,需要手纸多,但牢头每次还是按一个人每天五片的发,有时还几天不发,他不够用,不得不苦苦地向牢头求要。这情境让人心酸。多少次我利用牢头监控空档,送给他一些。就是这样,牢头如发现了绝不允许。或是他帐上根本没有钱,因为他一直没有获准与家人联系。

    2017年12月世界人权大会后,他和我一样获准放风。这放风也不是实质意义的放风。他们把近20平米的监室,从大门口近6平方米的空间隔离出来,在房顶上开了个透明的玻璃全封闭天窗,用这作放风场地。放风具体的时间不固定,中午下午看狱警心情。放风时间的多少也是狱警掌控,多则半小时,少则十几分钟。因放风,我们在各自的放风间,隔墙近距离可以说说话,但彼此不能看见脸。我们有时也伸出手,挥挥致意。

    严管不让见家属,到我离开近两年他都没有见家属,或与家属通过信。

    由于长年累月的漂汤,营养匮乏,又不能买食品补充,加之长期不放风锻炼,他全身浮肿,脸色死人般雪白。据他讲,刚开始入狱,他近一米八的个,膘肥体壮,精力充沛,根本没有什么疾病,现在头晕脚软,夜梦恶梦缠绵。他每次短时间的聊天,首先说的都是,“他们太坏了,不把我当人。”这也是他说的最清楚的一句汉话。

    大概在我离开眉州监狱前的一个月,他被转到二楼,再也没有他的音讯。

    某甲:他关在我左边监室,他来眉州高戒区时,我已在此监室关半年了,他待了大约两个月。近两个月,在没人时,我主动找他说话,问他的情况,他都害怕,一个字不回答,我都当他叫某甲。他不是正式登记造册的严管囚犯,是眉州监狱的普通囚犯,说他是因一个案子没有配合警方招供而遭严管逼供的。

    起初45天,每天军姿标站一小时,再盘腿一个小时,交替进行,一天十四五个小时。早一个一两的馒头,约100ml的米汤(我叫它玻璃粥);中午一两米饭,100ml左右的白水蔬菜汤,油星星都见不到一点;晚餐与中午一样。因他是眉州监狱的,他可能知道这严管监狱的残酷,一句话没敢吭声。

    45天后,他没有屈服,于是他被带走。起初我以为他被放了,心里暗暗祝福他,而在牢头面前,我故意发起牢骚:“你们把我关了半年了,按来时说半年,现在半年已过,为啥还不放我?看,后来的都走了。”牢头答:“走了?!他走哪里去?他是不招供被带到二楼加刑具处罚了。他现在每天是军姿标站一小时,军姿下蹲一小时的交替处罚。”我说:“那军姿下蹲十分钟都难,一个小时怎会受得了?”牢头答:“受不了,就挨打呗。那惨样,你要不要试试?”

    果然,过了快二周,他又被架回我隔壁监室,他已走不动了,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脸色苍白像死人。就这样他们仍然没有放过他。架回来的第二天,他仍被架到二楼下折磨。这样折磨了几天,他晕死后被送到医院,我就再也没见过他……

    某乙:瓦哈比穆斯林,他几乎不懂不说汉语,我试着隔墙了解情况,他要么不出声,要么细声的说一句,根本听不懂。他在我左边隔壁几个月,直到我搬到另外监室。一度我左右住的都是新疆维吾尔人,我都跟值班民警戏问“我是不是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很多天,不知不觉就听见他在哭,声音很弱小,有时一天几次的哭。特别是深夜,他的哭声更凄惨,像鬼哭,吓得你全身发麻。有几次白天哭泣,特别是阴天或下雨天,太让人心痛,因为不能看到他,每次哭都很长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他流了多少眼泪,也不知道他眼泪是否流干,更不知道他的家人是否知道他的苦难,我也不知道他的妈妈因为没有了儿子的消息是否会彻夜无眠,是否多少个夜晚成为泪人。多少次心里的痛让我无法坚持,我就跟监视我们牢头说,你劝劝他吧……

    某丙,瘦小,大概1.5米不到的个,长相是那种怪怪的。大家也清楚,在中国大陆,身体的强壮,长相的好坏,无论在学校,在单位,或者在社会上,都自动地被划了等级。我估计他是因为自己长相及倔强的性格,不服牢头一次次的欺辱及狱警的打压(看守所、狱警几乎不会听囚犯的分辩,牢头说东就是东,是西也是东,牢头说是白就是白,是黑也是白。总之,他们叫嚷,狱警就是囚犯的天,牢头就是囚犯的地)。

    有次在监室不知道为什么被暴打了很久。大概是晕死过去,我见两彪型大汉的牢头拖着他从我监室外路过:两牢头左右架着他的两手,身首仰面朝天,满脸是血,头上一滴一滴的血从后脑勺在往下滴,他穿破烂的单层牢改服,光着脚丫,在地上拖着,大冬天的,是冷得没了知觉,或被打晕死过去,只有天知道,被拖过的地下留下长长的血迹……

    某丁,身体很壮实,大概1.8米的个,被打时声音叫得特别的大。刚进高戒区那一顿“杀威”暴打持续有40多分钟,他爹啊妈呀的叫喊声和电警棍霹雳吧啦在他身上滚的声音,还有警官的叫骂声,交织在一起冲满了整个监区。最后是两牢头架着拖上楼,关在三楼的一级严管区。

    因他不服牢头的动物式的管理,起初的一两个月是没隔三五天要被打一次。有一次,牢头看他不顺眼,故意骂他,他回敬后惹得牢头喊来警官,打得他也是呼天叫地,最后是晕死过去。四个牢头抬着他四肢,送医抢救。整个人卧起脸朝下,不知道他哪里被打伤,只是血沿鼻尖往下滴,抬走过的地板上留下点点血迹。手不知怎么反剪着,四个牢头,后俩抬两只脚,前俩抬两手,一闪一闪的上下跳动,牢头们戏谑着,招摇而过……

    他也被整月整月地长时间关“猪”笼里,吃喝拉撒都在这里。这种“猪”笼长约2米,宽约1米,高1.5米。李旺阳出狱前待过二十多次,黄琦也待过。估计“飞机场”的刑具他都尝试过了,狱警没招了,只有把他关在这“猪”笼子里,断他的伙食。起初还听他边拍打铁笼,边大声地叫“放我出去……”若干天后,他拍打“猪”笼子的声音明显小了,而口里只弱弱地喊“给我点吃的……”再后来,声音越来越小……

    某戊,以前无数次的狱警行刑,无论是在囚徒的监室或二楼专用的行刑室,我都只是听到,没有看到,因为我关封闭单间,出不了门。在我快转到雅安监狱的前一二月,我被转到三楼的B区的12号监室,由于监室排列有一个弧度,而且是中午快吃饭前的放风时间,我监室角度刚好看到二楼行刑室门口他被打的一幕。

    被打原因不清楚,只见两个牢头架着拖着他,狱警在离行刑室十几米的地方开始,一路狂打。只见警棍在他的身上、头上翻滚,他痛哭地只顾求饶,因为是牢头架着,根本无法躲闪。一种姿式打累了,狱警又换一种姿势,一只手打疲乏了,狱警又换另一只手拿警棍开打。十几米的距离边打边拖着走,估计花了十几分钟。在行刑室门口,大概他知道里边的厉害,死活不配合进去,警察又是一阵更猛烈地拳打脚踢加警棍,数分钟下来,在铺天盖地地暴打及牢头的推、拉、拖、拽下,他被打进了行刑室。进到行刑室,我就看不见了,只是听到以前其他囚徒被行刑时一样的声音,不过,他这次更久些,声音的惨烈度要高得多得多……

    在这个高度戒备监区几十号人里,又是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听说死了两人囚犯,一个是被行刑后第二天死亡,往上报的是高血压心脏病发作死亡;另一个是绝食半年活活拖死的。

    (未完待续)
    来源:https://cmcn.org/archives/52885

  • 由异议人士佩利被抓说起

    国内异议人士佩利(女,真名程爱华,四川省西充县人,生于1970年)失踪一个月,音讯全无,竟然谁也不知她的下落,也竟然谁也没有深究她突然音讯全无的原因。两天前方得知佩利消息,她于一个月前被四川省西充县国保拘留了一个月,两三天前才被放出来。

    出狱以后的佩利在推特上发文,声称自己的苹果手机至今还被西充县国保扣留,国保企图从其手机中寻找“罪证”。佩利文中刻意提到自己是一名绝经妇女,对警方已无利用价值,准备好好过退休生活。然而西充县国保却威胁她,要取消她的养老金,还威胁佩利活不过十年。佩利同时感慨,她被抓一个月竟然没有人过问,让她倍感失落。她心酸地揶揄道:明天起,我要投奔共产党了,总比失踪以后没人过问要好。

    得知佩利被捕一个月,其友人不仅震惊也极其汗颜自责。她的一位友人表示,在她失踪期间,他至少给她发过三次消息,可是她都没有回复。她的友人透露,由于近一个多月以来,他本人和本人家庭深陷困顿困苦境地且难以自拔,故此在佩利未回复他消息之后,他未进一步深究,这是其一。其二,佩利失踪前他们一直互有联系,佩利告诉他,西充县国保一直在找她,她担心再次被骗回去拘捕,因此被迫躲起来,电话卡也没有用。佩利说,她跟外界联系的方式,就是通过wife。此外佩利说,为了躲避西充县国保的骚扰和抓捕,她悄悄在成都市的某地打工,甚至为了挣一点生活费,尝试着去做过洗碗工。她说,西充县国保让她母亲通知她,之所以找她回西充县的原因,是打算给她分配廉租房,并非要抓捕她。由于此前(今年6.4前,佩利被西充县国宝骗回西充县【国宝电话通知她回西充县,说带她到就近农家乐旅游几天,避开6.4敏感期即可】结果佩利被行政拘留了7天),西充县国保已经通过欺骗手段把佩利骗回去予以拘禁,因此这次“分配廉租房”的通知,令佩利半信半疑,担心回去后再次上当受骗。事实证明,西充县国保再次运用娴熟的欺骗伎俩,欺骗并拘捕了佩利。

    佩利被抓一个月外界毫不知情,给海内外异议人士、维权人士、人权组织以及所有遭受迫害打压的人们敲醒了一个警钟:关注关爱关心身边的同道朋友,尤其要关心关爱关注互有往来却忽然音讯全无的同道朋友。今年以来,习近平当局穷尽全力地加大加紧了打压迫害国内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斯坦人等的步伐和节奏,许多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藏人、维吾尔人、哈萨克斯坦人遭到关押或拘禁。与疯狂而强悍的中共当局相比,民间反抗力量堪称微不足道,然而我们应当清醒并欣喜地看到,民间反抗力量虽然微不足道,却是那一片歌功颂德、歌舞升平、阿谀奉承、谄媚厚颜声中罕有的“不和谐声音”中的一份子。民间反抗力量既无中共谎称的外部敌对势力的支持,也无内部组织架构,而是无数“不和谐声音”中的一员,自觉自愿地站在反抗暴政的“不和谐声音”的队列当中。这些“不和谐声音”之所以愿意“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极权专制的中共暴政带给人类文明和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民深重的灾难和噩梦;他们深知,人类文明发展的轨道必然是自由与民主,没有自由与民主,枪杆子里面获得的政权,必定是暴政和生灵涂炭。

    这些“不和谐声音”从诞生至今,从1979年的天安门事件到1989年的6.4学运,再到1999年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的静坐,以及今天港人的反送中运动等,尽管中共当局从未停止过对“不和谐声音”的暴力血腥镇压,然而“不和谐声音”们虽然力量悬殊,虽然微不足道,虽然头破血流粉身碎骨,也要学那荆轲刺秦,学那暗夜里的一道闪电,刺破漫无边际的黑暗深渊。或许在“不和谐声音”的人生目标中,自由是弥足珍贵的一个符号和印记吧——不自由毋宁死!中华民族今天的苦难,来自于极权专制和被极权专制奴役数千年的奴性基因;前赴后继的牺牲者之所以走上一条漫长无际的不归路,在于这个民族总有一种“不和谐声音”的存在,在于自由尊严比苟且偷生更重要。这些“不和谐声音”,骨子里刻着“永不屈服永不顺从”八个字,他们的血他们的“刺”,在走上“不顺从窄路”的那一刻,已经滴入泥土,扎进这片他们深爱着的大地!

    2019年10月20日

  • 评论人士:中国政治犯处境比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更糟

    俄罗斯评论人士说,今天中国政治犯的处境要远比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更差。苏联时代也曾使用各种手段迫害政治异议人士,但当时西方世界比今天更加关注人权议题。

    克格勃严密监控镇压

    中国政治犯议题,以及他们家属的命运越来越引起各界关注。苏联从上个世纪60年代起逐渐兴起了持不同政见运动。

    恰好在50年前的1967月5下旬,前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开始执掌克格勃。安德罗波夫1956年曾担任苏联驻匈牙利大使,亲眼目睹和经历了匈牙利民主浪潮对共产党统治的冲击。他在担任秘密警察首脑后,逐渐把克格勃打造成为巨大的安全情报帝国和苏联严密监控社会的机器。安德罗波夫特别在克格勃内设立第五局专门监视和镇压持不同政见人士,迫害手法和镇压手段各种各样,特别到80年代初时,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几乎全部陷入瘫痪。

    持不同政见者未受酷刑

    但分析人士说,与那时的苏联相比,当代中国政治犯更受到严酷对待,处境更加险恶。熟悉苏联持不同政见活动的伊赫洛夫说,克格勃人员从未敢直接对持不同政见者使用酷刑,惩罚持不同政见者的手段通常是把他们同刑事犯关押在一起。

    伊赫洛夫说,苏联当时有两个集中营关押持不同政见人士,一个是彼尔姆-36,另一个在离莫斯科不远的俄罗斯穆尔多瓦共和国。关押在彼尔姆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被认为都很幸运,因为那里的犯人都以知识界人士为主。

    伊赫洛夫说,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也受到牵连迫害,有的人被单位解雇,子女的上学和就业都会受到影响。

    摧毁意志公开认罪

    同中国被捕维权人士和政治犯有时上电视和公开认罪一样,苏联时代也有过持不同政见人士通过电视公开忏悔,或是在报上公开认错的事情发生。

    伊赫洛夫说,克格勃当时对持不同政见者们了如指掌,因此在审讯时并不太关注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细节和周围联系的人士,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摧毁持不同政见者的意志上,让他们公开忏悔能羞辱持不同政见运动,并且能展示给其他苏联政权的批评者看。

    西方当时更重视人权民主

    与今天更多关注同性恋等内部问题不同,冷战时代的西方社会更多关注人权和民主,特别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命运。苏联领导人每次出访西方时,都会释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相关议题也是主要讨论题目。

    伊赫洛夫说,西方国家现在都愿意同中国做生意,对中国人权和政治犯的关注根本无法同冷战时代的西方社会关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相比。但西方社会当时关注苏联人权议题时同今天一样也会遇到阻力。

    异议人士更需要公开支持

    伊赫洛夫:“特别是在勃烈日涅夫出访时,苏联领导人受到的压力非常大。但对勃烈日涅夫施压有时因为基辛格干预而中断。40年前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代表的一派人认为,不应该对苏联施加公开压力,因为压力越大,苏联会更不听话。他们主张台面下外交,同苏联外长格罗米科为此讨价还价。”

    伊赫洛夫说,虽然秘密外交的结果可能导致苏联多释放几名持不同政见者,但对更多的不很出名的苏联异议人士却带来很大打击。因为更多的苏联异议人士当时非常需要知道,他们的活动不是单枪匹马,而是获得了整个西方自由世界的支持。

    媒体今天对中国政治犯关注不足

    伊赫洛夫说,同当时西方媒体报导持不同政见者议题相比,今天的中国政治犯受国际社会的重视程度也远远不足。

    研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活动的历史学家卢卡舍夫斯基说,持不同政见者当时是许多在苏联西方记者报导和关注的焦点。那些西方记者非常有勇气,他们冒着被苏联当局驱逐的风险与持不同政见者接触,报导他们的活动。

    卢卡舍夫斯基:“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最早对外联络就是同在苏联的那些外国记者们接触,这些外国记者们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当你在从事抗议活动时,如果你感觉没有人知道你的活动,你会觉得非常艰难。而那些外国记者们却能报导向外界传递你的活动信息,让你感觉到自由世界都知道你所从事的事业。”

    大量使用流放手段

    卢卡舍夫斯基说,正是在各种压力下,苏联当局对待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特别是那些较出名的人一直没敢下重手。比如对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前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一直拖到1979年,才将他流放,但始终没敢对他判刑。对待另一名持不同政见者,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外长李特文诺夫的孙子也采取了相似的处理方法。

    伊赫洛夫说,同中国和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相比,苏联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判刑时间相对较短,而更多采取流放手段迫害持不同政见者,比如把他们和家属发配到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这些人在当地有的从事清扫工等工作,如果有毕业文凭,一些人也会被安排从事技术性工作。流放的地方一般会给他们提供宿舍或是公寓住宅。一些不太出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会被流放到苏联一些加盟共和国的首府。

    许多人被关入精神病院

    历史学家彼得罗夫说,苏联时代积极使用的另一种迫害手段是把许多持不同政见者关入精神病院。苏联心理学界当时因此被赶出有关国际学术机构,直到苏联解体后才被恢复资格。

    伊赫洛夫说,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先是被送入著名的莫斯科谢尔博斯基精神病学院进行一个月的诊断,然后被送到其他几处地方精神病院关押,他们有时被注射特别的药液制剂。

    组建网络提供支持

    卢卡舍夫斯基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和他们的同情者,支持者们都非常团结。当时许多人自愿组织起来为被捕关押人士提供各种支持,比如寄送信件慰问鼓励,送去各种食品和生活必需品,这些支持都非常重要,因为被关押的人会获得重要的精神支持,他们会觉得没有被人忘记。

    伊赫洛夫说,每当有人被捕,克格勃搜查,或是法院审判时,都会有很多人赶到现场表达支持。支持者们当时组织了很严密的网络,甚至还捐款说明家属。

    (来源:美国之音 https://www.voacantonese.com/a/news-chinese-political-prisoners-situation-are-worse-than-soviet-dissidents-20170524/3868975.html 2017年5月25日)

  • 隔离监禁:也许比死刑更残酷

    1993年,社会心理学家克雷格·黑尼(Craig Haney)采访了在加利福尼亚州最严苛的刑罚执行机关——州立鹈鹕湾监狱(Pelican Bay State Prison)中受到隔离监禁的一群犯人。
    当时,他正在研究与世隔绝状态对囚犯的心理影响,而鹈鹕湾监狱正是美国各地兴建的第一批新型最高警戒度监狱之一。
    二十年后,黑尼博士再度回到那所监狱进行了另一组采访。他吃惊地发现在自己的采访对象中,有一些是他之前就见过的老面孔——这些犯人已经在没有窗户的单人牢房里被关押了二十多年。
     “老实说,这真令人震惊。”黑尼博士说。
    几乎不曾有社会科学家质疑过这种隔离可能会产生有害影响。过去半个世纪的研究证明,与世隔绝会加重已经存在的心理疾病,还会引发新的症状——甚至在起初心理状态十分稳健的囚犯中也依然如此。
    然而,目前的大部分研究都侧重于隔离时间相对较短的实验室志愿者或监狱囚犯。黑尼博士的采访让人们第一次有机会系统性地考察了那些几乎整个成年期都被隔绝在正常的人际联系之外的犯人们的生活,以及这种监禁造成的巨大损失。
    作为针对鹈鹕湾监狱中长期单独监禁政策的一起诉讼的一部分,这些采访持续了两年才得以完成,它们尚未被撰写入正式的研究报告,也未经过其他研究人员的评议。但是,黑尼博士的工作为这些严重离群索居的人们提供了生动的写照,用黑尼博士的话来说,他们已经“社会死亡”了。
    囚犯们说,长年累月地被监禁在密闭环境中,每天都要拼命努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理智,不至于疯掉。有一名犯人将其单人牢房比作“武器实验室或进行人体实验的地方”。他们还谈起他们是多么渴望能看见一棵树或者一只飞鸟。面对这样的隔离监禁,许多人的反应都是封闭自己的情感,更进一步地与世隔绝,甚至回避他们所能得到的寥寥无几的与人交谈或有人陪伴的机会。
     “如果你把鹦鹉关在笼子里很多年才把它放出来,它会死的,”一名老犯人说。“所以,还是呆在笼子里好了。”
    长期的隔离监禁在美国监狱中相当普遍。最近几周,这种做法终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美国总统奥巴马(Obama)上个月参观了一所联邦监狱(他也因此成为第一个这样做的美国总统),他质疑道:“难道我们真的会认为,将这么多人持续数月有时甚至数年地每天23小时禁闭在狭小的单人牢房里是合情合理的举措么?”
    今年6月,在美国最高法院(Supreme Court)作出的一项裁决中,安东尼·M·肯尼迪(Anthony M. Kennedy)法官在写到隔离监禁时指出:“这种近乎绝对的隔离让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2012年,宪法权利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代表鹈鹕湾监狱中被单独监禁10年以上的囚犯们,向联邦法院起诉了州政府官员,声称对这些囚犯的长期隔离侵犯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Eighth Amendment)赋予他们的权利。该中心的主席,匹兹堡大学的宪法学教授,同时也是该案的首席律师尤勒斯·洛贝尔(Jules Lobel)称,目前各方正在和解谈判之中。
    黑尼博士以及其他若干名原告律师保有的专家证人准备就此案发表报告,《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获得了这些报告的副本。
    美国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的心理学教授黑尼博士采访了鹈鹕湾监狱中被分别单独监禁在禁闭室(security housing unit, 简称S.H.U.)中10年至28年不等的56名囚犯,其中七人他在1993年曾经采访过,八人是上文提到的诉讼的原告,剩下的41人则是随机选择而来。为了便于比较,他还采访了25名没有受到隔离的最高警戒度囚犯。
    被关进这所监狱的囚犯都身犯重罪,而且常常是暴力犯罪。保罗·雷德(Paul Redd),现年58岁,他谋杀了一名与他竞争的毒贩;加布里埃尔·雷耶斯(Gabriel Reyes),现年49岁,犯有入室盗窃罪,并依照加州的三振出局法(three-strikes law,指对于犯第三次[含以上]重罪的累犯,采用强制性量刑准则,大幅延长监禁时间——译注)被判刑。托德·阿什科尔(Todd Ashker),现年52岁,他是这场诉讼的首席原告,身负二级谋杀、入室盗窃、用致命武器袭击他人以及持有致命武器等多项罪名。
    但是,大多数人被投入隔离牢房的原因并不是他们所犯下的罪行,而是因为他们被认为是帮派或作案团伙的成员。该州的管教部门表示,为了避免监狱中出现帮派仇杀以及袭击工作人员和其他囚犯的案件,按照加州当时的政策,有必要对这些人进行长期隔离监禁。
    监狱管理人员称,部分囚犯太过暴力,不服管教,必须将他们与其他人分开。但是全国各地有越来越多的管教部门官员认为,将囚犯隔离禁闭数年——甚至像加州所做的那样,数十年——既不必要而且也没什么效果,更有一些人权组织称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折磨。
    在黑尼博士采访过的囚犯中,有很多人谈起多年未能碰触也没说过话的母亲、妻子和孩子时都怅然若失(被关在禁闭室的囚犯不能接打私人电话,也不允许与来探监的亲人有身体接触)。有些人在他们被隔离监禁的孤独岁月中甚至没有一个人来探视。
     “当我的父亲去世时,我接了一个历时15分钟的电话,”一名已被隔离监禁24年的囚犯说。“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再认识我的家人,甚至连他们的声音我都认不出来了。”
    另一名犯人则讲到,他将家人的照片放在自己单人牢房中面对电视机的位置,在他看电视的时候就会和他们聊天。
     “也许是我疯了,但这样做让我觉得他们陪在我身边,”他告诉黑尼博士。“说不定有一天我会开始拥抱这些照片。”
    有一部分囚犯被隔离禁闭弄得无所适从,甚至开始质疑自己的存在。
    在加州的州立鹈鹕湾监狱,一名狱警在打开禁闭室的门前先用手铐铐住该牢房中的囚犯。
    还有一名犯人表示,接受采访的那一个来小时是他“多年来说话最多的一次”。
    加州管教与感化部(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 and Rehabilitation)以诉讼仍在继续为由拒绝对该案以及黑尼博士和原告的其他专家证人的报道发表评论。但从该案被提起诉讼起,该部门已将鹈鹕湾监狱中被隔离监禁十年以上的多名囚犯转移到了其它牢房中。该部门的发言人杰弗里·卡利森(Jeffrey Callison)称,除了两人之外,本案最初的10名原告犯人的关押环境都已改变。
    在接受采访时,黑尼博士表示他采访的许多囚犯展现出来的那种深重的悲伤尤其令他动容。
     “他们所承担的重负已经深入灵魂。”他说。
     “他们为自己失去了生活、失去了与社交界及家人的联系、失去了自我而悲痛不已,”黑尼博士说。“他们大多清楚过去的自己已经不复存在,却不确定如今自己变成了怎样的人。”
    据监狱专家称,在美国的联邦和各州的监狱中,估计有75000名囚犯被隔离监禁。其中大多数人每天有23小时以上待在单人牢房中,只有洗澡、简短地做做运动或求医之类的时候才被允许出来。
    监狱专家表示,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许多州为了应对帮派暴力以及因严刑峻法导致的监狱过度拥挤,日益频繁地使用隔离监禁,建立起最高警戒度监狱来关押那些“人渣中的人渣”。
    然而,近年来,在诉讼、预算限制和公众舆论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州开始减少隔离监禁的在押犯的人数。加州刑事司法系统请监狱顾问来评估被隔离关押的囚犯们的危险性,结果发现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人有必要受到这样的限制约束。
    鹈鹕湾监狱位于加州与俄勒冈州边境的一个偏远地区,自1989年开设后,它迅速成为全美最严厉的刑罚机构之一。在它那庞杂的建筑中关押着2700多名囚犯,其中1000多人受到隔离监禁。
    加州的其它监狱也设有禁闭室。但是,鹈鹕湾监狱设置S.H.U.的目的却是为了尽可能地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这些单人牢房长11.6英尺(约合3.5米)宽7.6英尺(约合2.3米),没有窗户,囚犯每天所能面对的就只有混凝土墙壁。牢门的开闭都使用电子化控制。狱警通过对讲机跟犯人讲话。
    尽管囚犯可以隔着带小孔的铁门或借助通风竖井与其他囚犯喊话,但除此之外别无任何交流。
     “科克伦和特哈查比的监狱都有窗户,“约瑟夫·哈蒙(Joseph Harmon)说。他现年51岁,以前是一名黑帮头目,在鹈鹕湾他被隔离监禁长达8年,在那之前他也在其他监狱被单独关押了5年。
     “在鹈鹕湾监狱,现实就是如此,”哈蒙先生说,他是在袭击了另一犯人后被送来这里的,但他称自己已经金盆洗手了,还成为了加州斯托克顿市的一名牧师。“那里(鹈鹕湾监狱)是一座坟墓,一座用混凝土铸成的坟墓。”
    约瑟夫·哈蒙在加州的州立鹈鹕湾监狱里被关押了八年。他现在是一位牧师,但有时仍觉得想要退缩,不愿意与人交往。
    约瑟夫·哈蒙在加州的州立鹈鹕湾监狱里被关押了八年。他现在是一位牧师,但有时仍觉得想要退缩,不愿意与人交往。
    在美国各地,单独监禁的囚犯基本都以帮派或犯罪团伙的成员为主,他们大多都是因为暴力行为或破坏行为被关进去的。
    但在加州,只要被视为帮派或犯罪团伙成员,或者被认为与他们有任何关系,无论犯人的行为如何,都会被送进鹈鹕湾或其他三个设有禁闭室的监狱中的单独囚室里,而且没有固定的禁闭期限。
    在鹈鹕湾监狱和其它监狱的一些囚犯绝食抗议后,加州对待帮派团伙的政策受到了民权组织的批评,进而有所改变。管教部门现在使用了不同的标准来判断哪些犯人需要被隔离关押,并建立了一个程序来帮助他们通过努力最终脱离禁闭状态。
    该部门的发言人卡利森先生说,目前鹈鹕湾监狱禁闭室在押囚犯1081人,关押期限不定。其中,34人已被禁闭10年以上,28人被禁闭20年以上。而在2012年,被关进禁闭室的囚犯中有308人被关了十年以上。卡利森先生称,对其中大多数长期囚犯的禁闭已经开始逐步放松。
    然而,民权律师仍批评该部门的这一程序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全部完成,而在此期间囚犯们仍然遭受着不必要的隔离监禁。
    在为该案的原告律师准备的一份报告中,管教顾问詹姆斯·F·奥斯汀(James F. Austin)称该部门重新划分需要隔离禁闭的犯人的修正程序“严重短缺”。
    奥斯汀博士还补充说,逐步放松监禁的程序“在基本结构上存在缺陷,需要大幅修改。”
    1993年,在黑尼博士采访的囚犯中,有很多人报告自己出现了精神病的症状,如抑郁、非理性的愤怒、思维混乱以及头晕、手汗等应激症状。
    当黑尼博士再次来到鹈鹕湾监狱时,他以为经过二十年的时间,这些人应该已经适应了环境。
    加州州立鹈鹕湾监狱位于该州与俄勒冈州的边界附近,其禁闭室中隔离关押着与帮派团伙有关的囚犯。
    加州州立鹈鹕湾监狱位于该州与俄勒冈州的边界附近,其禁闭室中隔离关押着与帮派团伙有关的囚犯。
    但事实并非如此,黑尼博士发现这些囚犯中仍然存在着上述的大部分症状。“时间的流逝并没能显著地减轻他们的痛苦,”他写道。
    为了便于比较,黑尼博士还从鹈鹕湾监狱中随机选择了25名没有受到隔离禁闭的最高警戒度囚犯,并对他们也进行了采访。
    在隔离禁闭超过10年的犯人中,有63%称自己感到“快要崩溃”了,而在最高警戒度囚犯中有这种感觉的人只占4%。
    同样,在受到隔离的囚犯中,有73%报告自己存在慢性抑郁症,78%称自己感到生活枯燥乏味,提不起劲儿来,相比之下,在最高警戒度囚犯中有上述感觉的分别只占48%和36%。
    在为鹈鹕湾监狱的官司准备证词时,被长期隔离禁闭的犯人们还表示自己存在焦虑、偏执、知觉障碍和重度抑郁。
    原告之一雷耶斯先生称,他患有严重的失眠,而且在寂静的禁闭室内,他有时会听到一个声音在念他的名字和手机号码。还有时候,他说,“我会看到眼前有小斑点小东西什么的动来动去。”
    雷德先生说,他老是做充满暴力的梦,但这是他被关进鹈鹕湾监狱后才出现的情况。
     “我甚至完全不做梦,”他说。“我甚至从没有想过从我的床铺往上看。你看见那铺位上的裂缝时还说:‘嘿,伙计,如果发生个小地震,这道墙、这上铺就会塌在你身上。’你看,你开始变得有点紧张兮兮的。”
    雷德先生说,被锁在单人牢房里,让他经常陷入绝望的境地。
     “虽然并没有到让人想自杀的地步,”他说,“但有时候,我会有种冲动想给法官写信,求他:‘判我死刑。伙计,给我个痛快吧。’ ”
    有研究发现,受到单独监禁的囚犯占全美监狱囚犯总数的3-8%,但前者中自杀者的人数却高达所有狱中自杀人数的50%。较之受限制较少的环境中的犯人,关在禁闭室中的犯人割伤自己或发生其他形式的自我伤害的情况也更为常见。
    雷德先生已经在鹈鹕湾监狱里待了11年以上,现在,他已被转移到了科克伦市加州州立监狱(State Prison)中的治疗机构。
    但从其他囚犯的经历来看,他在鹈鹕湾监狱受到禁闭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延续下去。
    精神病学家、监狱心理健康问题专家特里·屈珀斯(Terry Kupers)因该案采访了此前关押在鹈鹕湾监狱的一些囚犯,他发现即使在获释数年后,其中许多人仍然遗留着因禁闭造成的心理后遗症。他们很容易受惊,会刻意回避人群,寻找封闭的空间,且无法承受感官刺激。
     “他们在与他人相处方面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屈珀斯博士说。
    朗尼·罗斯(Lonnie Rose),现年64岁,犯有藏毒罪,并根据加州的三振出局法被判刑。2013年,也就是他被隔离监禁八年后,他被释放了。他说在鹈鹕湾监狱时,他一直在努力保持健康。
     “我基本已经认命了,想着自己可能将在那单人牢房中了此残生,”他说。“但我们总要尽全力扭转最坏的局面。我学习,锻炼,日复一日。”
    不过,他还是难以适应人群拥挤的环境,他说,而且,在隔离禁闭中被恶化了的强迫倾向仍然存在。
     “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井井有条,”他说。“长期被关在混凝土箱子里会让你的强迫症(O.C.D.)更加严重。”
    2010年,前黑帮头目哈蒙先生从鹈鹕湾监狱里释放出来,但他说即使现在已经过了五年,他仍然不喜欢被别人碰触。
     “身为一名牧师,这很麻烦,”他说。“人们总会上前来想摸摸你,还想拥抱你。”
    现在哈蒙先生已经结婚了,他说他已把过去的生活都抛之脑后。但一个月里总会有那么几次,他会忍不住要将自己关在狭小、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着。他告诉妻子“不要跟我说话”,然后自己躲进卧室。
     “这种时候,隔离禁闭留下的阴影再度笼罩了我的身心,”他说。
    哈蒙先生承认,自己所犯下的罪行理当受到一段时间的单独监禁。
     “监狱里确实有很多暴力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他说。但是,他又补充道:“我反对长期的精神折磨。”
    他将在鹈鹕湾监狱中受到长期隔离监禁的犯人比作在狗窝里关了10年的狗。
     “把那狗放出笼子,看它还能咬多少人,”他说。“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就是无法理解,这个道理明明很简单。”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http://cn.nytstyle.com/living/20150817/t17solitary/dual/ 2015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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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枪击更严重的是“维稳”——民生观察评徐纯合事件

    自黑龙江庆安县火车站的枪击案件已经大半个月过去了,一个又病又弱的中年访民徐纯合惨死在庆安火车站派出所警察李乐斌的枪口之下,死者手无寸铁,在他身边仅有高龄的老母和三个年幼的孩童。由于涉案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以及其结局的悲剧性,庆安枪击事件掀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网络和现实中的强力围观。在巨大的公众舆论压力之下,官方终于在14日公布了调查结论,与此同时CCTV也对此案进行了报道,他们一致认为:警察李乐斌开枪击毙徐纯合是正当合法的!
     
    不过,CCTV并没拿出完整的监控录像,他们所播放的视频证据经过了明显剪辑和刻意篡改,其中隐含着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尽管不明原因→但徐纯合做出某种对抗行为→所以他活该被击毙……这种让人毛骨悚然的思维再一次将庆安枪击案推向了舆论的峰尖浪口。一时间众说纷纭,其实公众想得到解释的仅仅是简单的三个问题:第一,警察为何与徐纯和发生冲突?第二,警察是在什么情况下开的枪?第三,徐纯合的惨死是否可以避免?
     
    从国内众多媒体的报道可以看出,徐纯合的身份从最初的“暴徒”到后来确认为“访民”,的确经过了一段时间的挣扎。财新网13日发出的深度报道《庆安枪击案死者徐纯合“无上访史”》中表示,徐纯合一家曾数次到北京乞讨,并希望通过上访使三个年幼的孩子进入福利院,因此他们名列当地重点稳控名单之中。仅在今年“两会”期间,村干部在上级的严令之下,曾看守徐纯合的母亲权玉顺不让其进京,并“到车站堵过几回”。财新网的报道尽管并没有触及枪击事件本身,但也足以解释徐纯合在火车站与警察发生冲突的原因。
     
    那就是上了当地“维稳”黑名单的徐纯合一家人,5月2日欲乘车外出时被车站人员发现并阻止上车,双方矛盾与冲突由此产生。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所谓的“维稳”,导致了徐纯合事件的发生。
     
    据庆安县工作人员透露,庆安县的信访局、法院、公安等均有专门的驻京人员,一般程序是由北京警方送至马家楼的接济服务中心中转,再由对应的地方政府接回。而稳控重点对象背后则涉及到信访工作的考核与问责,省内会根据各地的上访人数进行排名,相关责任人会受到“诫勉谈话”,甚至免职。因此像徐纯合一家这种“挂了号的”重点维稳对象出现在庆安火车站的时候,无疑在第一时间就引起维稳部门的“高度警惕”。
     
    由于患有心脏病、肾炎、肺炎等疾病,徐纯合早已丧失劳动能力,妻子又患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三个年幼的子女一直是权玉顺老人独自抚养,这一家人的生活长年处于社会贫困的最底层。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之中,徐纯合选择外出乞讨和上访纯属迫于无奈。在凤凰网15日发出的特稿《“暴徒”徐纯合前传》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至少在5年前,已经有人看见权玉顺带着3个孩子在庆安县街头乞讨……村里有一种说法,徐纯合是靠一个老人和3个小孩养活的。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事实,乞讨几乎成为这个六口之家唯一的收入来源。近几年,除了庆安本地及大连,权玉顺把乞讨地点延伸到了北京。”
     
    也许徐纯合的上访诉求,在法律层面上存在两难的困境,但无论是上访还是乞讨,其行为本身并不违法。从徐纯合被截之后的几十分钟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尚且无从知晓,但人们仍然难以想象就是这样一个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又没有携带任何凶器,竟然能够成为庆安警察口中的“暴徒”,并且因“袭警”而被击毙?!对此当地村民也发出了质疑:“我都能把他制服,即便喝多了,铁路警察治他不很容易吗?”
     
    然而警察之所以没有选择制服徐纯合,而是击毙他的原因,官方至今语焉不详。我们无从揣测警察李乐斌当时开枪的深层次心理活动,只是……“杀人什么感觉?”“感觉很爽!”国产电影《战狼》里的台词冷不丁的在耳边炸响,令人不寒而栗!也许就如同二十六年前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所谓“暴乱”,跟如今警察持枪击毙上访者的背后政治逻辑是完全一致的,都是出于极权统治者的“维稳”需要:任何不顺从权力者意志的人,权力者都可以无视法律规定,任意剥夺他们最基本的人权!现在可以肯定的是,徐纯合绝不是倒在这个庞大维稳机器下的最后一人。在这个连乞丐也不放过的反人性的国家里,“稳定压倒一切”的暴力机器正无情地吞噬着生命,这也许是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危机。
     
    由此,我们必须指出,比枪击更严重的是当今的“维稳体制”, 这个“维稳体制”才是剥夺徐纯合生命的罪魁祸首。随着官方对庆安事件的定性,这个事件的热度正在快速下降。正是因为这一事件正逐渐淡出人们视野,作为长期关注与抗争中国“维稳体制”的民生观察,想提醒和告戒广大民众的是,庆安事件将过去,但“维稳体制”还在中华大地上阴魂不散,我们对它的警惕与抗争不应就此停止。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5年5月21日
     
     

  • 英研究称严重精神病患者或比常人短寿10至20年

      据法国《费加罗报》报道,英国牛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精神疾病对减寿的影响不亚于烟草。
      报道称,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全球10大最令人担忧的病症中有5条属于精神疾病范围: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成瘾,抑郁症及强迫症。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项研究中指出,严重的精神疾病会导致患者减少10至20年寿命,超过烟草对人类寿命造成的影响。该研究结果发表在《世界精神病学》 杂志。
      据报道,相关分析涵盖了约20项研究成果,共涉及170万名个体病例。研究人员从中抽取造成减寿的主要精神疾病的范围。精神分裂症可导致患者寿命减少10至20年,双相障碍为9至20年,饮酒及吸毒为9至24年,慢性抑郁症为7至11年。对比而言,重度吸烟(每天吸烟超过一包)所导致的寿命减少为8至10年。
      牛津大学精神病学博士塞纳·法扎勒(Seena Fazel)表示,精神病患者经常会做出一些高危行为,尤其在喝酒或吸毒之后,也更容易自杀。由于医生常常聚焦精神疾病患者的精神健康,患者们自身其他健康问题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诊治。
    英国韦尔科姆基金会(Wellcome Trust)神经科学及精神健康部主管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指出,精神病患者是社会中最脆弱的一类人群。该项研究结果提醒人们,应为精神病患者接受适宜的治疗及建议提供便利。
    (来源:21CN新闻网http://news.21cn.com/world/guojisaomiao/a/2014/0620/10/27504954.shtml 2014-06-20 10: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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