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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国官方对民企大吹暖风。中共党魁习近平在3月6日向工商界代表发表讲话强调要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称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始终是“自己人”，中共有责任在“民营企业遇到困惑的时候给予指导”。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强则在首场记者会上，试图传递中国打造“良好营商环境”的信息，承诺公平对待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并依法保护企业产权和企业家利益。3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2023年“清朗”系列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上，称今年国家网信办准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项行动，着力维护企业和企业家的网络合法权益，特别是维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权益。

引起争议最大的还是3月25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要求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能不判实刑的不判实刑，能不继续羁押的及时予以释放或变更强制措施。网民纷纷质疑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是否拥有法外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否因中共的现实需要而成为一纸空文。

中共官方现在对民企的做法与习近平登基十年间对民企的态度相比可谓是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作为中国经济驱动力支柱的民企在这十年饱受挤压，在国内的经营环境急剧恶化，国进民退成为普遍现象。2022年9月7日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发布的《2022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的资产总额下降了近18%，为41.64万亿元。民营企业税后净利润下降了12.28%，为1.73万亿元。

民营企业的衰退在作为中国经济发动机的房地产业最为明显。2022年7月30日中指研究院发布《2022年1—7月全国房地产企业拿地TOP100排行榜》显示，2022年1—7月，TOP100的企业拿地总额为8,024亿元，央企、国企和地方城投平台成为土拍的成交主力，民企几乎销声匿迹，重点城市拿地金额TOP10的房企中，有八成为中共央企、国企。中国房地产平台“克而瑞”数据显示，曾在土地拍卖市场大肆收购的民营房企，2022年1—7月拿地金额仅占17%。

这十年间中国民企在政策导向、资源配置、市场环境受到严重歧视和刻意打压。中共日益用党代替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因此以低效着称的国企在政府以各种强制性的手段扶持下纷纷侵蚀、抢占民企打开的市场，国企控制了所有最赚钱、利润最丰厚的产业，能源、通信、银行、交通、房地产等等。民营企业正经历倒闭潮，特别是制造业、房地产业。2021年，申请破产倒闭的房地产民企数量达396家，尤其是恒大等大型房企纷纷出现债务违约。2022年上半年房地产民企的破产数量达到175家。民企为解“燃眉之急”，纷纷被迫向国企出售股权，辛辛苦苦多年打下的江山一夜之间就被国企不劳而获。

说到底，民企从来就不是中共的“自己人”。中国的所谓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只不过因为社会主义体制是对生产力的最大破坏，在整个国家陷入困境时被迫而为，是为了挽救中共的统治不得已而为之。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是要控制社会一切，“改革开放”是被迫给了社会一定程度上的自由空间，就在这空间的夹缝中民企顽强发展壮大。民企灵活，国企固化；民企激进，国企保守；民企创新，国企守成，这些明显的优劣对比，使民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驱动力。

对力图控制一切的中共来说，民企占了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始终是个心腹大患。民企发展必然要求自由的市场，自由的人员流动，自由的不被政府权力干预权利，必然划定界限要求权力规范运行，必然要求公权力依法行使，不得干预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催生不同程度的公民社会自由与成长等。这些都是与中共的根本利益相悖的。中共始终把控制社会视为政权安全的基础，如果民企发展带来的是对中共权力控制的冲击，那么中共宁愿不要这种经济发展。

在改开年代因为经济增长带给了中共继续垄断权力的合法性，中共要被迫容忍民企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那么在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踌躇满志，认为东风已压倒西风，开始全面对抗西方后，中共越来越不能容忍民企的发展让权力失去载体，所以才有了近十年来国进民退的趋向。

2018年的中共中央主办的机关刊物《求是》刊出文章《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直接要求消灭私有经济，显示了中共对民企的真实态度。中共不断打压私人资本，扶持国企控制市场，并采取各种强制、行政手段要私人企业入股国有企业，或者国企收购优质私人企业，化私为公。在中共心目中，只有国企才是自己的亲儿子，民企从来就不是中共的“自己人”，是中共在实用主义下一块随用随丢的抹布。

对民营经济的疯狂压制，与西方民主国家交恶，加上2020年新冠疫情持续三年的流行，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已经危及到了中共的政权安全。从来是实用主义至上的中共政权立刻又改变了嘴脸，开始对民企大开绿灯，希望能挽回信心尽丧的民营企业家，重启中国经济的引擎。

然而，如同网民冷嘲热讽所言的“今天天平可以打到这一头，能不捕的不捕；明天天平就可以打到那一头，能捕的必捕”，民企天然不是中共“自己人”，中共的刀子始终悬挂在所有民企的头上，只是什么时候落下的问题而已。辛苦忙活37年挣下51亿元的大午集团最后被党国吞净落得个只有基本生活费的结局就是留给所有民企的警钟。

民生观察 2023年4月6日

“中国民企自愿充公第一案”之十堰市公安局违法办理

2019年，张德武等公司管理层因多项罪名被十堰市竹溪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后，襄大集团经营情况持续恶化，一直游走在破产的边缘。2021年6月2日，襄大集团公开表示将自己的全部资产捐献给政府，并恳请政府全面接管，以确保企业存活。这种民营企业自愿捐献全部资产的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湖北省、襄阳市及宜城市的三级领导对企业的经营情况非常关心，给予了大力支持，才使襄大集团勉强惨淡维持至今。

但目前，负责侦办本案的十堰市公安局、竹溪县公安局在明知张德武等人不构成黑社会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及时纠正对黑社会的定性错误，反而变本加厉，严重违法办案——竹溪县公安局近期紧急大规模违法取证，利诱、欺骗、胁迫当事人认罪认罚，虚构本案构成黑社会犯罪的假象，向上级部门虚假汇报。

一、公安机关威逼利诱当事人认罪认罚，企图以虚假的认罪认罚蒙骗上级。

辩护律师在会见当事人时，多名当事人均反映办案人员存在哄骗其认罪认罚的情况。

如龚某某在会见中表示，讯问人员劝自己认罪认罚，只要能够指证张德武，就对其从宽处理、认定为黑社会组织的一般参与者。龚拒绝认罪认罚后，讯问人员进一步表示，其他同案被告人都已经认罪认罚，企图以此引诱其主动认罪。更有甚者，部分办案人员购买礼品会见范某某的家属，通过做家属思想工作的方式，变相逼迫当事人认罪认罚。

以上行为毫无疑间属于对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滥用，其目的显而易见——在全案明显不构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证据完全不足的情况下，用欺骗的方式获取犯罪嫌疑人的认罪认罚，将本案虚假包装成黑社会，以此将本案强行拔高、错误认定，欺骗糊弄上级领导，以掩盖竹溪县公安局之前侦查方向的错误。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应当以犯罪嫌疑人行为构成犯罪为基础，并以对自愿性的保障为核心。本案中，办案人员通过欺骗、利诱、场外影响的方式干扰犯罪嫌疑人的心态，违反了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已经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同时，这也是全案证据缺失、定罪困难的一种体现，公安机关严重依赖当事人自身的有罪供述达到其办案目的，对这种拼凑罪名、强迫当事人认罪认罚以凑数的违法行为，应当予以及时纠正。

二、竹溪县公安局在审查起诉阶段违法提审当事人。

在律师会见中，多名犯罪嫌疑人均表示近期受到了竹溪县公安局集中、高频次的讯问。张德武、张某德等人的证言及看守所的提审记录能够充分证明竹溪县公安局、十堰市扫黑办的办案人员在检察院主导的审查起诉阶段，违法冒用检察机关的提审证件多次参与案件、开展侦查活动，并就案件事实问题再次与当事人反复纠缠。不仅讯问程序严重违法，讯问过程中甚至出现了“刑讯逼供”的情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应当在一个月以内补充侦查完毕。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补充侦查完毕移送人民检察院后，人民检察院重新计算审查起诉期限。对于二次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作出不起诉的决定。”

根据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侦查与审查起诉是相互分离的两个办案阶段，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就意味着公安机关侦查阶段的结束，侦查机关无权再在审查起诉阶段开展任何侦查活动，期间获取的材料也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本案早已进入了审查起诉阶段，但作为侦查部门的竹溪县公安局仍然多次通过提审的方式继续侦查，已经突破了现行立法对“补充侦查以两次为限”的规定，使得案件”边侦查、边起诉”、极大地侵犯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严重违法。

显然，竹溪县公安局种种违法行为表明——目前该案的侦查结果远没有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并不符合移送审查起诉的条件;而竹溪县公安局在证据不充分，并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存在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强硬拔高、生搬硬凑，将案件移送到竹溪县检察院。现在案件出现了证据不充分、无法定罪的重大问题，竹溪县公安局已经犯下了自己虚假立案侦查、浪费司法资源的错误，不得已违法冒用检察机关的提审证，违法编造证据，妄图掩盖自己的失误。

三、抓捕总经理张国祥，使企业经营几乎瘫痪。

竹溪县公安局为了继续给张德武罗织罪名，让他人指证张德武犯罪，又悍然抓捕了负责企业日常事务的总经理张国祥，使原本经营困难的企业雪上加霜，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经营，使企业几乎陷入破产的深渊。而且不贯彻保护民企业、不影响企业经营的政策，拒不给张国祥变更强制措施。公安在审讯时，毫不掩饰其目的：“你就说是张德武指使你的，你要是不说，你就是主犯，你要是说了，他就是主犯…”

四、明知襄大集团随时会破产倒闭，竹溪县公安局拒不解冻1.5亿元经营性流动资金。

现金流是企业的命脉所在，从侦查阶段至今，襄大集团有共1.5亿元的流动资金被竹溪县公安局持续冻结，这笔钱是用于支付养殖户工资的正常费用，与涉案罪名无关。目前，由于公司资金链脆弱，正常生产经营难以为继，襄大集团不得不低价变卖一些配种所用的母猪、刚刚出生的小猪，通过这样断绝后路的方式进行暂时的资金周转。

经过千辛万难，在襄阳市、宜城市政府的大力帮助下，企业总算是度过了难关。但是近几个月来，猪肉价格持续下跌，据粗略计算，每卖出一斤猪肉、襄大集团就会亏损2-3元钱，饲料供应商、养殖户的欠款等都已经无法偿还，襄大集团无力周转、已经站在了破产的边缘。因此，我们多次向竹溪县公安局提出申请，请求解冻这部分流动资金以作急用、救活企业，但竹溪县公安局多次均无理拒绝企业解冻的请求，对企业的存活与否毫不关心。

当前的大背景下，我国一直致力于打造更完善的营商环境，为民营企业营造更好的法治环境，保护民营企业、企业家的财产合法权益，避免涉案强制措施对企业正常生产活动的不利影响。但竹溪县公安局却反其道而行，明知襄大集团处于破产边缘、情势危急，却依然牢牢冻结其合法流动资金，拖延案件进度，使得襄大集团的经营情况日益恶化、资产流失，展现了对民营企业的极大恶意，可以说，这笔资金就是目前襄大集团的命脉所在。作为湖北省猪肉行业乃至全国农畜行业的龙头企业，襄大集团虽然朝不保夕，但其品牌仍然保持着极强的竞争力，还能继续为湖北的生猪养殖业尽一份力。因此，我们恳请贵单位考虑到本案的实际情况及企业的生存困境，将这笔资金予以解冻。

五、本案不应当由竹溪县人民法院管辖。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合议庭组成人员或者独任审判员，不得再参与本案其他程序的审判。

本案系被分案处理的案件，在张德武及部分当事人被竹溪县公安局立案侦查的过程中，其他被指控参与张德武案的十几名当事人已经被竹溪县法院另案判决，审理这些案件的法官已经在质证不充分的情况下认定了多起犯罪成立，如果再审理张德武等人的案件，无疑属于未审先判，应当回避。而竹溪县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庭仅有三名员额法官，他们依法均应当回避本案的审理，此时竹溪县法院出现了无刑事法官可用的局面，不具备审理本案的条件。

同时，十堰市内联合执法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十堰市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的主要领导早在2018年就已“三长会签”的形式提前深度介入，对本案下了“有罪判决”，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已经无法保证，竹溪县检察院、法院均不适合继续管辖本案。

综上所述，十堰市公安局、竹溪县公安局在办理本案的过程中存在多项严重违法情形，已经严重损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也使得襄大集团处于无力经营、即将破产的困境当中，事关紧要，特此反映。希望全社会能够关注、监督襄大集团张德武等人涉黑案进程，确保案件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维护民营企业及企业员工、养殖户等相关人员的利益，真正把营商环境建设落到实处。

反映人：张德武案家属
2021年7月13日

出生于1983年的王某某是山东省临清市一名普通的微商。初中毕业后她先后从事过代课老师、保险业务员、个体经营户，最终成了一名卖化妆品、日用品的微商。丈夫外出务工，她照料正在读初中的一子一女。

 

2019年7月2日下午4点，王某某接到烟店镇派出所的电话。警察告诉她，她因为参与国脉天网业务而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王某某第一次接触国脉天王卡是在2018年12月份，她的朋友于某给她发了一条推广链接，介绍的是中国联通授权杭州国脉公司开发的国脉天王卡业务，大意是花200元购买一张国脉天王卡，再花1700元购买流量大礼包就可以畅享两年流量无限用，算下来，每月不到80元，王某某觉得很划算。

 

不止于此，花1700元购买流量大礼包后，还可以继续邀请新用户。邀请人每成功邀请一名新用户开卡，可以获得30元；每成功邀请一人购买1700元流量大礼包，就可以获得708元。如果邀请的5名新用户都购买了1700元流量大礼包，邀请人就可以升级为销售员。如果邀请的新用户中有5名成为销售员，邀请人就可以升级为代理商。而当邀请的新用户成为代理商时，邀请人就可以获得绩效分奖励，绩效分可以用来获取每月分红。

 

邀请人邀请新用户后，新用户每邀请1位办理1700元流量大礼包的用户，邀请人都可以获得42元的“辅导费”。当新用户邀满5名1700元流量大礼包用户升级为销售员后，原邀请人就不能再通过他获得42元的“辅导费”，这被称为“平级砍断制度”。

 

所谓平级砍断，就是防止邀请人通过“拉人头”无限获利。因为分配给邀请人的利润都来自国脉天王卡和流量大礼包的销售，目的是对产品进行推广。这样的“拉人返现”的营销模式随着互联网企业的兴起而流行，尤其是某些电商平台邀请新用户返现金红包的模式，宣传效果和下沉力度比传统的广告投放好得多，和“传销”截然不同。



用户购买的天王卡和流量大礼包，均是中国联通授权提供的真实产品。截至案发，中国联通依然为已经购买的用户正常提供服务。



据王某某所说，她在聊城成功邀请的会员有10人。聊城公安补侦结果显示其在聊城地区销售记录1158条，仅占国脉公司销量的千分之二点八。在杭州国脉的用户中，和王某某同一层级或更高层级的，有7万多人。王某某远远算不上主要业务人员，更不要说组织、领导公司业务。

 

但是，对于聊城公安来说，王某某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她为聊城公安介入本案提供了重要的联结点。聊城公安最初的立案文书中，称本案是线人举报。而所谓线人根本没有接触国脉天网业务，只是“听说聊城发展了八九百人、七八个层级”，聊城公安对其没有调查就在《受案登记表》中予以确认。



王某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聊城公安立案之后，又被找来补足管辖依据。这起本该由杭州公安管辖的案件，在聊城警方急于星火的“闪电战”之下，最终由聊城公安取得了管辖权。





违法立案行使管辖，跨省围猎浙江民企



杭州国脉是一家在杭州注册的公司，公司住所地位于浙江省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登记机关为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管辖机关为杭州市白杨工商所，系统服务器采购自阿里云计算有限公司，公司用于收支的微信账号注册地、支付宝账号注册地、关联银行卡开户行所在地均在浙江省。

 

早在2019年5月14日，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开分局就将杭州国脉涉嫌传销一案线索报给开发区公安分局，要求公安介入调查，同时协查该公司资金流向情况。6月20日，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又向市局支队进行了汇报。

 

6月26日，聊城公安突击跨省抓捕杭州国脉公司实际控制人卢小杰。卢小杰称：“2019年6月26日早上，我和往常一样上班，刚到住处地下车库，迎面七八个自称湖北警察的人没有出示警官证、没有出示拘留证，围住我并给我带上黑头套，强行把我带上车，这些人说快用布遮挡住车牌号、快开车别让当地警察发现、快离开浙江。等车子离开浙江省后才被允许到高速服务区上厕所。被带到聊城市后，我才知道是聊城市公安局江北水城旅游度假区分局民警抓捕了自己。”

 

聊城公安机关出具的受案登记表、《情况说明》无报案人信息，无移送单位信息，称2019年5月份，“特情举报”聊城出现网络传销活动迹象。所谓“特情举报”指线人发现线索后向我局举报。然而，在案卷宗没有举报材料、举报证据材料、公安机关针对线人举报的询问笔录。

 

聊城公安在一审期间补充提交了卢小杰的拘留证、赴浙执法的《介绍信》《立案决定书》（聊江公（经侦）立字【2019】57号），其中被拘留人、接收民警部分全部空白，三份文书右下角加盖杭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案件审查审核专用章，均没有备注盖章日期。

 

2019年8月22日，杭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局分局作出《不予立案通知书》，明确记载“你（单位）于2019年07月23日提出控告的杭州国脉电信有限公司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我局经审查认为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

 

针对同一起事实，不同的公安机关出现了两份矛盾的法律文书。聊城公安于2019年6月13日立案侦查，并于6月26日跨省抓捕卢小杰，杭州市公安局却于7月23日认为属于“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决定不予立案。

 

聊城公安2020年5月20日出具《情况说明》显示，“我局民警向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分局了解相关情况，杭州市公安局钱塘新区分局开具的《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显示，因山东警方已经立案、收网打击，对于同一犯罪事实不予重复立案。”然而，在案证据中并没有《呈请不予立案报告书》，相关做法也不符合法律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第一百七十八条规定，公安机关在受案审查的过程中，认为：

（1）有犯罪事实，但不属于自己管辖的案件，应当立即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移送案件通知书，在二十四小时以内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处理，并告知扭送人、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

（2）认为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且属于自己管辖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予以立案；

（3）认为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具有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不予立案。

 

可见，如果杭州市公安局认为山东公安已经立案取得管辖权，那么应当将案件移送山东公安，而不是不予立案。只有在没有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具有其他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情形的，才应当不予立案。杭州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局分局这一《不予立案通知书》明确认为杭州国脉公司的行为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如果杭州市公安局认为自己无管辖权，应该按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七十五条的规定，移送有管辖权的机关，而不是不予立案。

 

一方认为依法不应追究刑事责任，一方却不惜跨省抓捕，并且一审最终宣判构成犯罪，夹在各地公安之间的民企如何自处？聊城公安如此大动干戈，是因为聊城公安在经济侦查、打击犯罪方面比杭州同行更胜一筹吗？





跨省动力：不翼而飞的一千余万被冻结款项



2019年9月11日，侦查终结，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未附涉案款物清单。2019年12月12日，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起诉书未提及查扣资金信息、未附涉案款物清单，未对查扣资金提出处理意见。2020年1月12日，杭州国脉公司书面申请法院调取涉案款物清单，未获准许。经多次公开举报，2020年6月18日，聊城市公安局制作《随案移送清单》，没有接受单位盖章、没有接收人员签字，2.4亿元资金现状不明。

 

聊城公安出具的情况说明显示，在检察院退回补充侦查期间，根据案件需要，2019年10月31日至2019年11月1日，共计110万涉案资金被转至聊城市公安局涉案资金账户中。此后聊城公安局随案移送清单更显示，另有985万元被冻结资金转至聊城公安账户内，共计1095万元。

 

在杭州国脉电信服务有限公司多次公开实名控告的压力下，聊城市公安局在2020年7月27日第三次开庭当日紧急向法院转款1095万元。

 

巧合的是，同样由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审理的唐文金案中，法院迳行判决“公安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置”。该案补充侦查卷第39卷里有一张中国工商银行进账单显示，2020年6月19日，聊城金信置业有限公司账户向聊城市公安局涉案资金账户转款6456万余元。

 

被冻结的财产，竟然能直接转入公安账户，还能在法院开庭前夕，又突然转到法院账户。神乎其技的不只是立案管辖的手段，还有财产处置的方式。打进法院账户的1095万元从何而来？和唐文金案中被转走的6456万元有何关系？聊城公安还有同样的手法办过多少案子？均不得而知。

 

管辖是一个案件的开端。如果一个案子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创收考虑，那么其后的所有程序也就成了一场分赃的盛宴。追缴的犯罪所得返还侦察机关尚嫌不足，还要在审判过程中直接划走被冻结的涉案财产，哪有办不成的铁案呢？

 

远在山东的聊城公安，能把手伸到浙江杭州，跨省抓捕杭州民企负责人。杭州当地公安认为不应追究刑事责任而不予立案，聊城公检法可以从侦查、起诉到一审定罪一路绿灯。案件还没审完，一千余万被冻结款项就进了账户，法院还能判无罪吗？民营企业成了唐僧肉，法治能保障他们度过九九八十一难吗？

据“维权网”、“民生观察”及众多媒体报道，中国著名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夫妇、儿子儿媳及该公司高管20多人11月11日突然被警方抓走，而大午集团已被官方接管。这是孙大午先生继2003年被中共当局以非法集资抓捕判刑出狱后的再度被押，昭示着中国民营企业家权利没有保障而多灾多难的命途。

大午集团内部人士透露，本次河北警方对孙大午及其亲属、企业高管的抓捕是采取由高碑店市异地出警，分两次拘押。11日凌晨1点左右，大批警察封锁大午集团公司高管居住区，破门冲入家中将孙大午及其亲属与集团高管抓走，当日白天，又以召开各分公司会议为名将集团各分公司负责人拘押带走。至12日初步统计大午集团被抓走包括孙大午及其亲属与企业高管20余人。因警方封锁消息，也施压公司员工，外界无法准确获悉拘押人数及关押地点，到13日，除了大午中学校长及几名公司人员获释，众多被抓走者不知下落。种种迹象显示，警方仍随时可能扩大对大午集团员工的抓捕范围。

导致大午集团骤遭如此大规模抓捕与接管厄运，据河北省高碑店市公安局11日上午对外发布警情显示：经侦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侦办中。

从警方抓捕过程中透露出来的消息，有大午集团高管被警方带走时，家属被要求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文件中提到了8.4事件，而后警方又换了一份文件，上面提到了6.21事件。这两次列入警方抓捕原由的事件起因于一桩作为民企的大午集团与作为国营的农场之间的土地纠纷。据大午集团微信公众号曾发布过相关讯息，介绍这个由来已久的土地纷争问题。多年前，徐水县郎五庄村曾将740亩土地交由徐水国营农场耕种。但实际上，徐水国营农场占用郎五庄村土地超2000亩。为了土地确权问题，双方数年间争执不下。后来，郎五庄村将地租给了大午种业公司。在大午公司依照合同经营有关土地时，与国营农场发生了争执，国营农场拒绝退出占用土地给大午公司经营。2020年6月21日，大午集团人员与徐水国营农场人员发生了第一次冲突。8月4日，双方再次发生冲突，徐水区公安介入，并与大午集团员工发生了肢体冲突。这两次事件被称为“6.21事件”和“8.4事件”。

从警方警情通报与大午集团公众号消息，可以看到所谓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就是民企大午集团与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从常理而言，既然是土地纠纷，那就应该是双方的，作为政府应该出面协调、调解及通过司法裁决，而不应该是公权力出面抓捕纠纷一方的人，就算要拘押那也应该对双方实施拘押，而不是只抓某一方。然而，事实却是大午集团遭致大规模抓捕且公司被政府接管，而纠纷的另一方却没有传出扣押任何人的消息。显然，作为应该主持公道，裁决纠纷的公权力完全站到了纠纷的另一方，成为镇压民营而维护国营的打手。

当然，孙大午先生及其企业遭致如此厄运，表面原由虽是土地纠纷而被扣寻衅滋事与破坏生产经营的帽子，背后显然与中国当下国进民退，当局要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相关，而更深层的原因却是近年来中共当局掀起的企业也姓党，要将民营企业党化的运动相关。大家看到，近年来中国大陆许多顺服权力的民营企业已经纷纷成立党支部，并由党委来主持管理工作。而一些秉持市场理念，认同现代自由竞争规则，期待通过法治民主保障自身权利的企业主，自然对权力介入企业保持戒心与距离，于是这些企业成为了权力不欢迎的对象，甚至被划入了另册。而更有甚者，有的企业主还抱持着良心、正义，对社会有关怀情结，热衷于社会公益，认同现代文明普世价值，对时局提出一些质疑与批评。于是这些企业主就成为了权力防范进而敌视的对象，因为极权统治集团是泯灭良心与正义，是敌视普世价值的。所以，这些拥有财富资源的民营企业主就自然成为了极权集团的专政对象。

孙大午先生多年来致力探索企业现代管理，关注社会问题，在企业推出“私企立宪”，实行“三权分立”：所有权、决策权和经营权完全分开。力倡“私有、公治、共享”原则。成立不挣钱的医院与学校，并与自由知识分子及共党内改革老人交往较多，还出面为一些遭致打压的民企发声，甚至偶尔还召开对一些社会敏感问题的研讨会。由此，招罪于中共官僚，忤逆党首精神，让权力集团中顽固势力咬牙，以致今日终于遭致再度被抓捕。结合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家如重庆李怀庆、北京耿萧男等等被抓捕情况，不难理解今天孙大午遭遇的必然。

孙大午，男，1954年6月出生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高林村镇郎五庄村，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监事长。获颁河北省养鸡状元荣誉。

2020年11月11日，高碑店市公安局发布警情通报称，经侦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孙大午初中毕业后曾待过山西临汾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与徐水区农行，这两个经历让他发现农牧业可以发展经营。1985年孙大午创立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以一千只鸡与五十头猪起家。担任董事长期间，孙大午自学不缀，并于1996年6月获颁河北省养鸡状元荣誉。

1995年，大午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五百大私营企业之一，孙大午也获选为保定市人大代表。

1996年8月，当选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的理事长。

2001年，孙大午除了大午集团董事长外，亦兼任大午学校校长。

2002年10月，被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聘请为高级研究员。

2005年，孙大午通过企业内部改制，让出大午集团董事长的职位，担任集团监事长。

2003年4月31日，徐水县公安局通知大午官方网站：该网站发表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像，整顿网站，停止营业6个月，罚款15000元。同年5月29日，孙大午被指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被扣上“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抓捕，还并被指控非法持有弹药。最终徐水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并处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同时也被判处罚金三十万元。尽管获得媒体、农民、学者与网友的支持，但他选择不再上诉，并于同年11月1日父亲生日时出狱回家。

2020年11月11日，再度被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抓走拘押。

从孙大午先生的经历与一再被抓捕的遭遇，可以看到在中国一个民营企业家成长的艰难与权利荡然无存的现实，看到当中国公民基本的宪法权利没有保障时，民营企业家也不会有任何权利可言，随时被拘押判刑也就成为了宿命。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13日

【民生观察2020年1月10日消息】2018年6月，唐国仙位于广东江门蓬江区棠下镇丰盛工业园的盛凯五金加工厂，遭黑恶势力梁景富等人暴力强拆，给受害人造成两百多万元损失。事后唐国仙报警，当地公安机关不予立案，其多次到相关部门实名举报至今无果。

唐国仙讲述：2016年10月17日我与广东江门蓬江区棠下镇丰盛工业园房东梁景富签定了厂房租赁合同，租期三年，用途五金加工，厂名为盛凯五金加工厂。合同约定废水由房东处理，废水费按自来水吨数计算，每吨36元，垃圾费每个月600元。

2018年6月28日晚上，在合同还未到期的情况下，梁景富逼我把我厂里的产品全部搬离厂房，并说如果不搬后果自负。因为我是做出口加工的，厂里有几百万元的产品，为了不耽误出口只能把产品搬离厂区，暂时放在仓库里。29日上午我们不在厂里回家休息，梁景富偷偷把我厂门钥匙换了，并且购买了几十个大型塑料桶把我厂二十吨左右的硫酸和磷酸运走，还有十几吨的废水也被运走，至今下落不明。29日中午梁景富打电话叫我到他办公室一趟。梁景富对我说：‘环保部门不让做了怎么办？环保部门是不讲理的……。’我说：‘不让做你要给我一个月时间，我自己找合适的地方搬走。’梁景富说：‘不行，一个小时都不能等，要马上拆’。我不同意就回家吃饭去了。下午1点半左右，我去厂里发现以梁景富、梁公公、叉车司机为首的恶势力团伙，带领一批人毁灭性地强拆我工厂里的设备，我不肯让他们拆，梁景富恶狠狠的说，今天没有拆完你死定了，我一个电话就能让你坐牢，并且罚款二十万元，没收厂里设备；叉车司机像黑社会一样很凶恶的说，今天不拆也得拆，不拆我用叉车全部搞烂。

因我是外地人，看到他们那么凶怕被他们打，为了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我本来想报警，想想梁景富的势力那么大，报警也没有用的，因为之前已经被赶走了十几家厂，都没人敢报警。叉车司机把拆下来的设备叉到厂门口，并且用叉车叉烂胶槽，然后逼我全部处理掉。最后还有一条流水线和大型烤炉价值二十多万元，梁景富又叫了七八个人过来，逼我把流水线和烤炉以13000元卖掉，我不肯卖，梁公公说他补7000元凑够20000元逼我卖了，事后我向梁公公要回7000元，梁公公不但不给还要打我，至今7000元都没要回。厂房拆完后梁景富就跑路了，在外躲了一个多星期，觉得没事了就又回来了，我找他谈赔偿的事，他说一分不赔，我就试试看报案有人管不。

2018年7月12日我向棠下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做完笔录后叫我回去等消息。8月6日我到派出所问案件进展如何，派出所给我报案回执，并且说你这个案子我们管不了也处理不了，你去起诉吧。我知道派出所是故意拖延时间，好让梁景富毁灭犯罪证据现场的摄像头。于是，我就准备起诉梁景富侵权行为和合同违约。我请了律师到园区现场拍照，被梁公公发现，他马上打电话叫我有空过来办公室谈谈，他要从中调解，后来我们去了两次棠下司法局调解，两次都已失败告终，梁公公非常不友好，像要吃人一样。棠下法院只听梁景富律师的黑白颠倒，无凭无据的辩论，双方证人都证明拆设备的人是梁景富雇的，工钱也是梁景富微信支付的。最后，法院判决梁景富没有侵权，因梁景富厂房没有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属违建，判决我们签订的合同无效以及我厂设备没有发票无法赔偿。

2019年1月24日派出所看了判决书，按照判决书的意思给我下达了不立案通知书。

如今中央三令五审在打黑除恶期间，黑恶势力梁景富却不顾法纪，顶风违纪侵害老百姓合法权益，紧迫性的逼我贱卖掉厂房设备，梁景富为了达到目的出钱又出力拆毁我厂，是谁给梁景富等人的权力拆我厂房设备，为此我多次实名举报到当地相关部门都得不到解决，为什么厂房属违建还能出租坑人害人？为什么我厂还能办理营业执照？看来梁景富在地方的势力确实不小。

综上所述，是我在广东江门蓬江区棠下镇丰盛工业园所受到的非法侵害，我厂是合法企业被黑恶势力团伙毁灭性拆除，所以我希望上级部门能依法彻查，对毁灭性破坏、强拆厂房设备的行为，依法追究相关责任并赔偿所造成的一切损失，不要让恣意践踏法律者继续顶风违纪胡作非为。梁景富利用其关系胡作非为致使我厂损失二百多万元，在法治社会里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我只能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唐国仙电话：18138918636

【民生观察2020年1月7日消息】2018年9月至10月，民营企业北京汇英豪商贸有限公司6.71亩厂区内约9000平方米的厂房及设备遭遇非法强拆。事先，公司未收到政府通告或协商。北京大兴警方以政府行为管不了为由不予阻止和处理。北京大兴区政府和西红门镇政府以无政府征地批文、无政府房屋征收决定和建筑拆除工作部署和要求为由推责。

维权1年多，在政府不担责、公安不作为的窘境下，民营企业家郭坤鹏不得不向社会公开自己的遭遇，呼吁社会关注民营企业财产权益的保护，呼吁政府依法行政，呼吁公安和法院公正司法，维护民营企业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推动打掉造成公司上亿元财产损失的疑似“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

2001年，北京民营企业家郭坤鹏成立北京汇英豪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英豪公司”）。2006年，汇英豪公司受让一块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白楼村8号占地6.71亩（4472.65m2）的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登记证：京兴国用（2007出）第007号）。该地块是1993年取得工业用地使用证的，50年使用权限，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43年6月2日，原有厂房1800多平方米。汇英豪公司接手该地块后，对原有厂房进行了重新翻建和扩建，使厂房和办公用房总建筑面积达到约9000平方米，电、上下水和采暖设施齐全。厂房一部分用于开办涂料厂，一部分出租给制衣厂。多年来，汇英豪公司一直专注于实业，投入大量资金和心血。2017年，政府以环保和安全等原因要求两厂分别停工。此后，公司包括出租部分均停止了一切生产作业，郭坤鹏积极寻找新的经营项目。

一、汇英豪公司三次遭到强拆，警方均称是“政府行为”不管
2018年9月至10月，汇英豪公司连续遭遇三次强拆，厂房全部被拆除。警方称是“政府行为”，他们不管。第一次强拆：2018年9月30日，在政府未事先公告和通知，无任何单位来通告和协商的情况下，数十名身着黑色保安制服和其它着装的人员开着挖掘机强行进入公司，架走当时厂里唯一的一名看门员工。汇英豪公司另一名股东贺女士知道消息后立即赶到现场，看到当时带队强拆的是西红门镇主持拆迁办和相关拆除腾退指挥部工作的副镇长宗文浦，另外还有西红门镇党委纪委书记孙伏玲（女）、西红门镇拆迁办翟主任（女）带着几十名保安和几台挖掘机正在拆除公司。当时宗副镇长对贺女士说：“你这里不拆，王（有国）区长都睡不着觉！”汇英豪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坤鹏回京后，于2018年10月4日15时32分拨打110报警，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区分局金星派出所口头回复称是政府行为，他们不管。

第二次强拆：2018年10月20日，汇英豪公司遭遇第二次强拆，郭坤鹏于当日11时46分拨打110报警，金星派出所虽出警，对郭坤鹏做了询问笔录后告知郭坤鹏是政府行为，他们管不了。

第三次强拆：2018年10月29日，汇英豪公司又遭到第三次强拆，郭坤鹏于当日15时19分拨打110报警，警方未出警。金星派出所对郭坤鹏做了询问笔录。派出所口头告知报警人郭坤鹏该强拆是政府行为，他们管不了。

遭遇三次强拆后，汇英豪公司厂房全部被拆除，仅剩东侧一面墙，无法正常经营，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坤鹏只能将公司公章、营业执照等放在皮包中，由实业家变成皮包公司老总。

2019年6月5日，汇英豪公司又向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区分局递交《刑事控告状兼立案请求书》。然而，对于汇英豪公司的报警、报案和刑事控告，大兴警方没有制作受案登记、接受案件回执单。

二、对取得国有土地证的民营企业汇英豪公司非法强制“腾退”
2018年9月30日公司部分厂房被强拆后，汇英豪公司法定代表人郭坤鹏从外地赶回北京，四处询问公司是被谁强拆及拆除原因，警方指定的受理单位金星派出所仅说是政府行为，但拒绝告知其它情况；西红门镇政府工作人员只说北京银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城公司”）有被拆除建筑及设备的一份评估报告。随后，郭坤鹏从银城公司拿到一份《估价结果通知单》复印件，标题是“大兴区西红门镇城乡结合部改造试点1号地代拆地块1标段”，该通知单只标明了拆除房屋的建筑面积，并无估价，汇英豪公司也从未收到该通知单。

(一)强拆的政府背景
郭坤鹏后来了解到：北京市政府和大兴区政府拟对西红门镇城乡结合部进行改造开发，汇英豪公司所在地区被政府列为大兴区西红门镇1号地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根据2015年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大兴分局《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大兴分局关于大兴区西红门镇1号地C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授权有关问题的批复》（京国土兴函[2015]189号），确认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大兴区分中心作为主体，组织开展西红门1号地C组团的土地一级开发工作。西红门镇政府在2018年12月14日作出的《行政复议答复书》说汇英豪公司所处地块就在1号地C组团土地区域内。

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直属于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原北京市国土资源局）的事业单位，专门从事土地储备、土地交易的单位。土地储备职能包括：依法通过收回、收购、置换和征收等方式进行土地储备；建立土地储备库；组织实施和管理土地一级开发。

所谓土地一级开发，是指由政府或其授权委托的企业，对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城市国有土地、乡村集体土地进行统一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并进行适当的市政配套设施建设，使该区域范围内的土地达到“三通一平”、“五通一平”或“七通一平”的建设条件（熟地），再对熟地进行有偿出让或转让的过程。

2018年10月下旬，汇英豪公司向北京市大兴区政府提出《依法履责申请书》，要求：1、大兴区政府履行保护申请人经营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2、依法查处西红门镇政府的违法强制拆除行为，赔偿损失，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行政责任；3、相关人员构成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后来，大兴区政府拒绝，称“原告确有位于西红门镇大白楼村的建筑物被拆除，但无证据表明是西红门镇政府拆除的。”

在汇英豪公司提交《依法履责申请书》后不久，郭坤鹏经理接到一个自称是西红门镇政府拆迁办的人电话，要求谈补偿问题。郭坤鹏经理和来电人约定见面。2018年11月1日，郭坤鹏等一行到达约定地点西红门镇大白楼村委会，见到了西红门镇政府的相关负责人，包括宗文浦副镇长、镇纪委书记孙伏玲书记、镇拆迁办翟主任、北京银城房地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此时郭坤鹏才从他们口中了解到，本地区正在组织所谓“腾退”工作，对于申请人的这块土地，拟通过“腾退”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这次是约申请人来谈补偿问题。宗文浦副镇长等人向郭坤鹏提出的补偿条件远远低于先行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办法》（建房〔2011〕77号）和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评估暂行办法》（京建法[2016]19号）确定的评估和补偿标准。如此低补偿标准，疑似有“黑恶势力”参与其中得利。

在后续的汇英豪公司向政府申请信息公开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过程中，西红门镇政府出具了一份2016年7月10日大白楼村村委会的《告知书》（即《拆除腾退公告》），称：

西红门镇作为北京市城乡结合部改造试点镇，为了彻底改善城乡面貌，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启动了团河路沿线相关村的“工业大院”拆除腾退工作。按照市、区、镇相关工作部署和要求，各村村委会负责本村的拆除腾退工作，补偿办法参考《大兴区集体土地非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办法》（京兴政发【2011】16号）制定，现将相关事宜告知如下：
拆除腾退范围：本村村域范围内的非住宅房屋（包括建筑物、构筑物及其它附属物和附属设施设备）。

(二)何为“腾退”？
关于“腾退”，官方人员对郭坤鹏的口头说法模糊。郭坤鹏偶然通过网络找到了一个北京政府部门对“腾退”的官方解释：

2018年6月12日，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在“非本机关政府信息告知书”（市住房城乡建设委（2018）第598号-非本）中称：

1、“腾退”不是一个专门的法律用语，“腾退”活动非政府许可行为，同时也不纳入房屋征收拆迁管理范围。

2、“腾退”一般是指集体土地中村民自洽腾退（协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由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通过具体的腾退补偿安置方案组织实施。

显然，作为村民自治组织的大白楼村委会无权要求已经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汇英豪公司腾退，更何况是强制拆除厂房。

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和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政府等相关书面文件，证明政府拟对汇英豪公司所在地块进行城乡接合部改造或土地一级开发，但是并未履行相关合法的程序，无征地批文，无房屋征收决定，大白楼村村委会等单位不敢擅自对汇英豪公司强制拆除，因此，2018年9月30日由西红门镇政府副镇长宗文浦带队，组织有关单位和人员非法以“腾退”名义对汇英豪公司强制拆除。

三、要求政府依法赔偿被推责

2018年11月29日，汇英豪公司向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要求：确认被申请人（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强拆行为违法；赔偿申请人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责令地方政府积极协助企业恢复生产经营。

2019年1月4日，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认定汇英豪公司行政复议申请不属于行政复议范围（《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兴政复字[2018]156号）），称：
2007年1月23日，申请人获得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白楼村4472.65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证书编号为京兴国用（2007出）第007号，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43年6月2日。2016年7月1日，北京银城房地产评估有限公司中标西红门镇城乡结合部改造试点1号地代拆地块项目，项目总规模85万平方米，中标范围包含申请人土地使用地段。2018年9月30日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托北京中厚建设有限公司对北京汇英豪商贸有限公司进行拆除，拆除面积为8951.17平方米。

上述事实有《拆除腾退公告》、《北京市房屋条件调查表》、《北京市房屋附属物及设备登记调查表》、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证明和《中标通知书》等证据佐证。

本机关认为：
本案中，申请人提交的相关证据尚不足以证明被申请人实施了强拆行为，被申请人对此予以否认，同时有行为实施方的证明佐证并非被申请人所为，也不存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故申请人申请行政复议缺乏相应的事实根据，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的行政复议的受理条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本案被申请人不存在国家赔偿的前提条件。被申请人复议申请中责令地方政府协助恢复生产经营和评估程序违法的过程性行为，不属于申请行政复议的范围。

2018年12月14日，西红门镇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称：
（一）、西红门镇政府未对申请人汇英豪公司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白楼村的地上物实施拆除行为，本案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根据市、区有关部署安排，西红门镇开展城乡结合部改造试点，进行村级工业大院拆除腾退，2016年11月启动1号地代拆地块的拆除腾退工作。汇英豪商贸公司位于大白楼国有用地及地上建筑物属于该项目拆除腾退范围内。该项目的拆除腾退人为西红门镇大白楼村委会，具体由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业城镇公司）组织实施，而非西红门镇政府，所有拆除腾退工作均由欣业城镇公司完成。在拆除作业之前，欣业城镇公司委托的评估公司已对拆除作业的房屋进行的清登，估价报告正在出具之中。欣业城镇公司该项目拆除腾退指挥部多次与申请人法人郭坤鹏协商解决腾退补偿事宜，该补偿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汇英豪公司主张西红门镇政府做出强拆行为，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案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

(二)、汇英豪公司取得的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白楼村国有用地没有发生任何使用权变更，该土地的使用权人为汇英豪公司。

事实上，在被强拆之前，欣业公司从未与汇英豪公司协商过。对汇英豪公司位于北京大兴西红门镇大白楼村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的厂房及设备强制拆除的行为，是在没有任何相关部门通知、公告和协商，没有政府征收决定和补偿方案等程序的情形下，由西红门镇副镇长宗文浦带队组织非法实施的。

四、谁是强拆的责任者？

2019年1月16日，汇英豪公司不服大兴区政府行政复议决定,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京四中院”）提起行政诉讼。2019年6月19日，京四中院判决（（2019）京04行初72号）：“一、撤销被告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于二○一九年一月四日作出的京兴政复字[2018]156号《行政复议决定书》”。

京四中院在撤销大兴区政府该《行政复议决定书》（京兴政复字[2018]156号）的判决书中说：

本案中，原告汇英豪公司以西红门镇政府为被申请人向大兴区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复议过程中，西红门镇政府虽然向被告提交相关证据材料答复称，“汇英豪公司位于大白楼村国有用地及地上建筑物属于西红门城乡结合部改造试点一号地待拆地块项目拆迁腾退范围内，该项目的拆迁腾退人为西红门镇大白楼村委会，具体由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业城镇公司）组织实施，而非西红门镇政府，所有拆除腾退工作均由欣业城镇公司完成”；欣业城镇公司亦出具证明称，原告所主张的拆除行为系欣业城镇公司委托北京中厚建设有限公司实施。但在本案中，涉案土地是否在西红镇政府所称的腾退项目范围内，腾退项目的具体情况，欣业城镇公司作出委托行为的依据，拆除行为的责任主体、行为性质及合法性等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明确。被告大兴区政府在未审查上述问题的情况下，简单认定原告提出的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属事实认定不清，主要证据不足，本院依法应予撤销。

前述已经提到，2018年12月14日，西红门镇人民政府《行政复议答复书》称：

根据市、区有关部署安排，西红门镇开展城乡结合部改造试点，进行村级工业大院拆除腾退，2016年11月启动1号地代拆地块的拆除腾退工作。汇英豪商贸公司位于大白楼国有用地及地上建筑物属于该项目拆除腾退范围内。该项目的拆除腾退人为西红门镇大白楼村委会，具体由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业城镇公司）组织实施，而非西红门镇政府，所有拆除腾退工作均由欣业城镇公司完成。

无论北京市大兴区政府、西红门镇政府如何推责，郭坤鹏认为一些政府对汇英豪公司的强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虽然北京四中院的判决没有明确责任者，但是也没有支持大兴区政府、西红门镇政府推责。

欣业公司的背景是什么？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西红门镇政府发起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北京南郊西红门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下属三级公司。

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市西红门市政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控股股东）、北京大晟创新投资有限公司和北京市盛世宏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北京市西红门市政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是北京南郊西红门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发起设立的独资企业。而北京南郊西红门农工商联合企业总公司是由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发起设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对于汇英豪公司的强拆没有合法的手续。
2015年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大兴分局《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大兴分局关于大兴区西红门镇1号地C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授权有关问题的批复》（京国土兴函[2015]189号）：“同意由你中心（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大兴区分中心）作为主体，组织开展西红门1号地C组团的土地一级开发工作。”并按规定组织入市交易。

2017年5月10日，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大兴区分中心向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大兴区分局提出的申请中提到，“该项目已通过2013年北京市政府专题会审议通过（北京市人民政府办文第31059号）”。

2018年12月20日，北京市大兴区西红门镇人民政府对汇英豪公司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西红门（2018）第21号-告）称：“经查，您公司所在的位置位于大兴区西红门镇1号地C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范围内。”

2019年3月26日，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对汇英豪公司的《依申请答复书》（京行政公开（2019）第29号-答）称：没有关于“大兴区西红门镇1号地C组团土地一级开发项目”的征地批文，也没有该项目地区的房屋征收决定。

2019年4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对汇英豪公司的《依申请答复书》（京兴政公开（2019）第59号-答）：没有关于“大兴区西红门城乡结合部改造试点1号地代拆地块项目”的征地批文，也没有该项目地区的房屋征收决定。

2019年4月18日，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对汇英豪公司的《依申请答复书》（京兴政公开（2019）第60号-答）称：“不存在大兴区针对‘西红门城乡结合部改造试点1号地代拆地块项目’的相关工作部署和要求有关的规范性文件材料、资料”。

五、民营企业家郭坤鹏维权陷入无法推进的境地

涉及厘清政府责任的行政复议中止，原因未透露。
2019年9月27日，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就法院判令重新作出的行政复议向汇英豪公司发出《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政府行政复议中止通知书》（京兴政复字[2019]120号），称：

根据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6月19日作出的《行政判决书》[2019)京04行初72号]判决结果，判令本机关重新作出处理。因案情复杂，本机关依法决定延长审理期限30日。因该案属于其他需要中止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自二○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起中止行政复议。

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八）项:（八）其他需要中止行政复议的情形。

大兴区政府中止行政复议原因不明。2019年11月12日，汇英豪公司向大兴区政府提出《复议中止异议书》，至今无答复。2019年11月26日，汇英豪公司向北京市政府提取《依法履责申请书》：请求北京市人民政府履行监督权，督促大兴区人民政府积极履行行政复议职责，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履行法院生效判决；2、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作出处理，并将结果及时通报给申请人。

对于行政复议中止，作为复议申请人和财产遭受巨额损失的汇英豪公司完全有理由知悉具体原因。大兴区政府如此遮遮掩掩，是掩盖政府责任还是为“黑恶势力”提供保护？

2019年7月14日，汇英豪公司以大兴区政府认为“不存在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不是西红门镇政府强拆的，是银城公司中标了“西红门镇城乡结合部改造试点1号地代拆地块项目”，北京欣业城镇建设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业公司”）委托北京中厚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厚公司”）拆迁为由，向北京市公安局大兴区分局提交《刑事控告状兼立案请求书》，将银城公司、欣业公司和中厚公司法定代表人及相关工作人员列为控告对象，控告他们故意毁坏汇英豪公司合法财产。至今，大兴警方对汇英豪公司的报警、刑事控告均未立案，也未向汇英豪公司依法出具受案登记回执单。

【民生观察2018年6月21日消息】本网获悉，最日，河北民营企业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在河北容城、安新等地的巨型商业广告牌遭政府强拆，大量财物遭强卖。

据大午集团工作人员反映，2018年6月16日，该公司在河北容城的几个大型塔牌被政府部门强拆了。当天下午，强拆人员居然开始切割拆下来的广告牌金属，意图变卖获利。大午集团获悉后，就派出公司法监部人员与广告公司姚经理去找容城镇的邸镇长了解情况，公司法监部人员向邸镇长表示：“我们大午公司不是阻拦拆迁，如果是合法合规的进行，我们肯定支持。我们的大型广告塔牌，是合法设立的，我们的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退一万步说，假设我们的塔牌是非法的，那么政府对待一个非法的塔牌也不能随意处置，也不能不择手段，也还是要有一个法定的程序来解决的。你们此次的强拆行为，不给我们执法文书肯定是不行的。现在塔牌被无合法手续的拆倒了，并且这些强拆人员还要切割属于我们的财物，还要抢走、变卖我们的大量物资，这简直是无法无天。如果政府这么漠视我们的权利，我们就只好找县纪委、监察委反映问题了，我们会要求把强拆现场和幕后的乱作为的干部们问责处分了。”

不一会儿，邸镇长对大午公司工作人员说：“你们大午公司可要支持政府的工作啊！”大午公司工作人员说：“第一、不管是镇政府，还是县政府，或者是雄安新区的领导依法安排的工作，我们公司都会支持；第二、我们支持政府，也希望政府尊重并支持企业的发展，如果用错误的方式对待我们，那我们当然也要讨个说法。”后来，邸镇长让大午公司的工作人员到隔壁房屋等待答复。等了一会儿，再见面时，邸镇长的脸色有了笑意，他回复说：“我了解了一下，现场没有我们部门的车辆啊？”而旁边一个政府人员说：“怎么我们弄你们大午公司一个牌子就这么费劲啊？我们已经拆除了一百多块广告牌了，哪有你们这么较真的事啊？”。对此，大午公司法监部人员让广告公司的姚经理询问了一下现场他的同事，确认镇政府的车辆的确已撤走。公司法监部人员就对镇领导说：“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可以拉走自己的塔牌了？我们的财产可以由我们公司自由处置了？”但邸镇长却笑意盈盈的回答说：“我没那样说啊！我只是说并没有我们的工作人员在现场，你们要怎么办，是你们公司自由决定的事，我管不了。”

次日，大午公司法监部工作人员又找到容城政府官员交涉，他们见到了主管副县长，也见到了辖区镇长、副书记和一般工作人员。交涉之后了解到，这些官员有能力不够的地方，毕竟他们没能阻挡住非法强拆，导致大午公司以及其他企业的几块大型广告牌被无手续强拆了。但此行也取得了一些成果，那就是，公司保住了部分被强拆的大型广告牌的财产所有权，不再被政府强拆人员肆意偷走变卖了。大午公司法监部的工作人员认为，通过此次的据理力争，大午公司依法“倒逼”公权力回到它应有的轨道上来，“倒逼”了一些官员们，促使他们好好做官，做个好官。这种“倒逼”的做法，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好人在做好事。

关于此次大午公司的大型广告牌被强拆一事，许多民众也纷纷予以斥责。居民刘松说：“大午公司是知名企业，最起码他们还能找到这些官员说得上话，换做是一般的老百姓的话，他们基本上连政府的人都找不到，所以政府才有了拆一百多块广告牌都没人去找他们理论的结果。显而易见，普通百姓副县长是不会轻易接见的。”

居民李涛说：“你跟政府讲道理，他就跟你耍流氓！”

居民原野说：“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了，强拆就强拆了，民营企业就是胳膊拗不过大腿。在我国，公家政府是可以欲所欲为的。这就是专政政府，他们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他们对待一个知名企业可以如此霸道，那么对待普通老百姓就会更随意了。”

据了解，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位于河北省保定市徐水区大午独立工业区，始建于1985年的一家农牧公司。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先生，初中毕业后曾待过山西临汾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与徐水县农行，这两个经历让他发现农牧业可以发展经营。1985年他创立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以一千只鸡与五十头猪起家。担任董事长期间，孙大午于1996年6月获颁河北省养鸡状元荣誉。1995年，大午集团已经成为中国五百大私营企业之一，孙大午也获选为保定市人大代表。1996年8月，他当选保定市禽蛋产业联合会理事长。2001年，孙大午除了大午集团董事长外，亦兼任大午学校校长；2002年10月，他被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聘请为高级研究员。

2003年4月31日，徐水县公安局通知大午网站：该网站发表的《小康社会的建设及难点》《悼念李慎之》《两位民间商人关于中国的时局及历史的对话》三篇文章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形像，整顿网站，停止营业6个月，罚款15000元。

2003年5月29日，他被指向三千多户农民借款达一亿八千多万元而被捕，并以非法集资的罪名遭到收押，并被指控其非法持有弹药；两位弟弟大午集团副董事长孙志华、总经理孙德华和集团的财务处长也都被扣留。最终徐水县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罪名判其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同时也被判处罚金三十万元。尽管获得媒体、农民、学者与网友的支持，但他选择不再上诉，并于同年11月1日父亲生日时出狱回家。

孙大午因此被描述成一个优秀的农民企业家，一个为中国农民的前途命运忧心忡忡的思想者，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企业家的良心”，也有媒体称呼他为“中国农民的英雄”。他在北京大学演讲，直言农村有八座“大山”。他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牢狱之灾而受到全社会的瞩目。无论外界对他如何评价，他的自我认识是：“看似可喜可贺，其实是可悲可叹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