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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然灾害下民间救助面临的打压

    (编者按:日前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导致重大人员伤亡,牵动着世人的心,一些民间救助组织前往救援,这引发人们对过往自然灾害下民间自救面临政府打压的困境思考,从而明白在极权统治下,民间自救被禁止的根由,从中更看清极权统治与民为敌,仇视公民社会,恐惧民间互助,漠视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本质。)

    一、西藏定日县地震稀少了民间救助组织

    西藏定日县1月7日发生6.8级地震。根据中国官方的数字,截至8日12时,遇难人数增至126人、188人受伤,超过3,600户房屋倒塌。据中国官媒报道,当局目前已救出超过400名被困者,并转移安置了逾4.6万名灾民。然而,官方始终未公布仍下落不明的民众人数。由于当地寒冬严寒,失踪者幸存的希望正变得越来越渺茫。有专家和观察人士则对灾情及官方信息透明度提出质疑。

    此次地震的震中定日县措果乡平均海拔为4,300多米,昼夜温差达到20几度。这几天晚间最低气温只有零下10多度,救灾人员设置过百个安置点,搭建帐篷供灾民入住,并加紧将受伤的民众送到医院救治。

    从众多报道突显着中共官方的救灾,但稀少了过往灾害中民间组织救助的报道。

    另有网络披露,1月8日中共当局借以高寒缺氧、路途遥远为由阻止亲自前往灾区输送物资的藏人志愿者们。西藏定日发生地震后西藏三区即(卫藏,康巴,安多)的藏人团结一致共同声援定日同胞的救灾活动可能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藏人有点功高盖主的救灾行为惹大撒币不高兴了。

    二、达赖喇嘛祈福,中国外交部警惕“政治图谋”

    中国民间社会对地震灾难的关注与救助在中共官方眼中成为一根意欲拔出的刺。这从中共对身在印度的达赖喇嘛祈福警惕中可见一斑。

    针对达赖喇嘛计划1月9日在印度主持祈福仪式,悼念西藏地震的罹难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8日表示,北京很清楚达赖喇嘛的分裂本质和政治图谋,并保持高度警惕。

    达赖喇嘛7日以书面向台湾中央社表示,他对于西藏的大地震深感悲痛,他为不幸失去的生命祈祷,也衷心期盼所有伤者能早日康复。

    三、被卡在邀请函上的救援

    中共在自然灾害前防范民间力量介入救助,这在最近2023年河北洪灾中可以看见。

    2023年8月2日澎湃新闻报道,连日来,北方多地遭遇暴雨,引发洪涝灾害。据《南方周末》报道,近日多支民间救援队欲前往河北涿州,但卡在邀请函上。

    细看报道,不同的救援队遭遇的情形不尽相同。有的是难以从灾区应急管理局开到邀请函,有的是在等待所在地应急部门批准,还有的是由于灾情影响通讯,申请开函的时间难以把握;也有救援队向求救的村庄、街道单独要求邀请函,理由是在以前的救灾中有地方夸大灾情,救援队去了后发现什么事儿没有。

    洪灾牵动人心,涿州这座小城因为灾情严重,更成为网络关注的焦点,不少当地居民也在社交媒体发布了求助信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外地救援队被邀请函卡住的情况,确实让人困惑。洪水无情,灾情紧急,抢救被困居民及财产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这是公众的朴素认知。

    “一方有难,八方驰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力量参与救灾的热情持续高涨,逐渐发展成长为救灾工作的一支重要力量。然而,民间救援不是“说来就来”那么简单,背后需要一系列的协调工作,如信息共享、任务分配、后勤支持等。

    尤其是跨省救援,需要更多协调对接。比如,救援车通常需要走高速,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经过批准执行抢险救灾任务的车辆,免交车辆通行费。但这一福利政策需要一定的证明,此前就发生过救援车辆缺乏证明而被要求缴费的纠纷。

    去年11月,应急管理部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社会应急力量健康发展的意见》,指出要利用社会应急力量救援协调等信息平台,向社会发布灾区救援需求信息,并掌握处理救援、救助信息,为社会应急力量参加抢险救援行动提供信息咨询、报备统计、任务管理、装备物资补充协调、救援和撤离灾区保障等支持,确保救援救灾秩序。

    让民间救援队进行报备,了解他们的救援能力、特点和擅长领域,有利于从整体上协调救援力量,提高救援效率。只是,考虑到灾情突发多变的实际,也不能机械地照搬流程。比如,在这次灾情中,就发生了通讯中断、公章被水冲走等意外情况,对于这些bug,是否需要灵活变通的应急思维?

    的确,如果完全没有报备、协调,也容易出现救援队扎堆或者盲目前往,最终没能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浪费资源和时间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申请和报备也是为了提高效率。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本是为了提高效率的流程,如果卡住了,出现了一边等待救援、另一边等待被允许去救援的尴尬,就需要反思改进了。

    四、青海地震僧侣救援被不许报道

    2010年4月18日自由亚洲报道,4.14玉树地震后,僧侣前往灾区救援。青海隆务寺僧人扎西告诉记者,该寺派出的十多名僧预计周一抵达灾区,还会将拍卖寺院物品的收入,帮助灾民:“隆务寺去几个人,可能明天下午到。”

    记者:你们带了什么去?

    扎西:东西,我们拍卖后,我们会拍卖物品。

    不过,官方媒体对藏区喇嘛奔赴玉树救灾,刻意回避。据网友在微博客Twitte披露,宣传部门下令,不许重点报道“喇嘛救人”。事实上,从地震以来,从来就没有“重点报道”过喇嘛救人。有藏人网友,将喇嘛救人的照片发布到互联网,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僧侣救灾的细节。

    在微博客推特传出消息,政府统战部门要求正在救灾的各地喇嘛返回,而非本地的NGO组织也得到政府通知,返回各地。由于遭到政府威胁,周二当天赶赴灾区的四川甘孜州石渠县色须寺数百名喇嘛,不得已放下救灾的事情,开始返回。而一位救灾藏人告诉记者,拉萨色拉寺的僧人正在赶赴玉树途中:“色拉寺那些僧人组成的救援团队,他们在开车往灾区运送食物,僧人组成的团队对救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记者:听说政府不让他们参与救援?

    藏人:有这样的说法,因为我们这边有五、六个人去了,他们汇报过来的情况,差不多就是这样。

    色拉寺的僧侣曾被当局指是3.14西藏事件中的“幕后黑手”。

    关注地震灾区的西藏女作家唯色告诉记者:“有关部门要求救灾的喇嘛返回,而且态度非常严厉,好像说他们做的事情很过分,然后让他们立即返回所在地方,否则会有麻烦,所以现在有好多寺院都在陆续地不得不叫僧人返回去,停止救援”。

    五、2008汶川地震民间救援遭打压

    四川大地震之后,民间团体纷纷发起救灾捐款活动,但许多团体表示,他们的捐款活动救灾都受到了中共当局的阻挠,多位中国泛蓝联盟成员近日遭当局拘留恐吓或失踪。湖南长沙成员谢福林表示,他们信不过政府,自己买救灾物质送到灾区,但不被当局允许。

    泛蓝联盟湖南长沙成员谢福林告诉记者,16号下午,泛蓝成都成员黄晓敏送救灾物资到灾区时,被当局拘留14天;重庆成员张起和杭州成员魏桢凌失去联络,也都是跟赈灾活动有关。谢福林指出:“灾区募捐也叫我们停止,如果要捐款就要捐给有关部门,政府的可信度太使人失望了,他们捐款是不是能真正到达灾民的手中,这还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我们自己捐钱,自己买救灾物质送过去,不应该受到打击。”

    长沙成员李东卓表示,最近他和谢福林被传唤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救灾捐款活动,二是20日的马英九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总统的网聚活动。“基本上这两次传唤都是警察提醒你,不要乱说乱动,不要搞什么活动,给你一个警告,就是不能以团体的名义。”

    由于泛蓝联盟为弱势群体说话,其成员长期受到恐吓、殴打、骚扰、监听、跟踪、拘押、绑架,虽然遭受打压,但其成员仍然坚持参与各种维权活动。广西成员莫巨烽表示:“民间做是反对的啊,警告就是不准私下做这个事情,我们泛蓝它打击多了,手段多了。”

    据了解,五一二四川大地震后,各地访民,浙江民主党的成员以及中国泛蓝联盟成员的捐款救灾活动都遭到阻挠,发起人先后遭到当局拘留及传唤恐吓。

    四川大地震之后,许多民间团体及人士纷纷发起响应救灾的相关活动。自由亚洲台曾报导过在大陆信奉三民主义的中国泛蓝联盟及浙江民主党在地震当天及隔天都分别发表救灾宣言及成立赈灾小组,他们同时也在网上积极呼吁募捐。然而,中国泛蓝联盟及浙江民主党的成员却也在近日先后遭当局拘留及传讯。

    中国泛蓝联盟成员李兴志告诉记者,泛蓝联盟四川成员黄晓敏遭当局拘留,泛蓝重庆成员张起也一直无法联系得上:“张起现在无法联络得上,黄晓敏还继续被拘留当中,我们现在也无法动了,因为还有些捐款在黄晓敏的账上。可能因为有中华慈善基金会的和黄晓敏联系关于物品如何运送的问题,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将他拘留了。不知为何当局说我们是非法的,不可以这样搞私人活动。”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黄晓敏及张起,电话均关机。另一位泛蓝联盟成员谢福林对于当局的做法表示:“我觉得黄晓敏被拘押完全就是一个政治事件,他用泛蓝名义进行抗震救灾我觉得这是没有错的,只是当局怕泛蓝的影响扩大,他们一直认为泛蓝是一个非法组织,我们估计他们对泛蓝联盟的打压又加大了力度。”

    中国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王荣清在近日也被当局约谈警告,另一位民主党浙江委员会成员杨建民告诉记者:“王荣清去捐款了两千元,银行开给的发票上面就是写着民主党浙江委员会,后来他就被当局警告说发票不能在网上宣传,我觉得关键就在于发票上面写的是「中国民主党」。”

    杭州民主人士邹巍表示:“我想当局可能是习惯性地老式思维,觉得这些团体或人士是和当局做对,因此就连这些人道救援主义的活动也不让他们参与。”除了王荣清之外,浙江民主党原发言人高海兵也在近日被国保约谈,国保人员告诉高海兵说中国民主党是敌对组织,要他日后不能以中国民主党的名义活动。

    设在四川成都的中国天网四月21日报道,港澳台地区、北京、广东、天津、湖南、湖北、四川512地震灾区等地民众及慈善人士纷纷致电该网,表达对420雅安芦山地震灾情关切,询问救援相关事宜,并表示将组团进入灾区救援。4月20日下午两点,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420雅安地震首批救灾团从成都启程,赶往雅安芦山县灾区,但下午6点在雅安城区被警方拦截。

    天网报道说,雅安市公安局国保支队带领数十名警员及不明身份人员,将天网创始人黄琦与成都维权代表江志奎、周文明、天网义工蒲飞一行四人带往雅安市公安局青江派出所。

    六、民间捐款进入政府腰包

    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后,海内外各界人士踊跃捐款,甚至有乞丐把讨来的零线换成100元钞票捐给四川灾民的报道。不过,当时就有捐款人表示,他们最大的担心就是这些慈善捐款是否能够送达灾民的手中。

    中国媒体广泛报道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调研结论,来自全国各地价值高达767.12亿元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中,有80%左右流入政府的财政帐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于中国广泛存在政府官员腐败的现象,一些民众对政府的公信力提出质疑。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经过半年的调研后公布的这组数字,在全国各地传统媒体和网络论坛上,引起极大的反响。

    *网民质疑:政府为何支配民间捐款?*

    中国网民们质问:政府为何要支配民间慈善组织的捐款?捐款难道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

    还有一位网友说,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捐款?就是因为钱捐了不知道给了谁,真正受惠的却没得到多少,倒是一些不痛不痒的人分了不少。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网民之所以听到赈灾捐款80%流入中国各级政府的金库,成为政府的“额外税收”后感到担忧和愤怒,基本原因在于政府、特别是地方官员的公信力近年来急剧下降。正像一位网友指出的那样,把地震善款交给他们,人民不放心。中国腐败官员信仰缺失,道德缺失,就是“不差钱”。

    七、国外对自然灾害中民间救援的态度

    民间救援不可或缺

    驻洛杉矶记者郭爽:在美国,大众力量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救援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目前,美国民众可通过社区救灾反应队、美国红十字会、工商协会紧急救援组织等基层组织、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组织等参与救援。美国有很多类似红十字会、房屋重建组织等民间非盈利慈善机构,它们拥有相对固定的一批志愿者,其中一些人甚至24小时待命。一旦灾害发生,志愿者会迅速向灾民提供食物、医疗、房屋维修等较专业的救助服务。根据资金募集情况和受灾情况,不少民间组织的服务会在灾后持续数年,其作用是政府无法替代的。通常来讲,灾后重建的过程少则两三年,多则数十年。公众的参与,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精神层面均是社会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中国民间救援组织由汶川地震的勃兴到萎缩

    2008年以前,中国各地,尤其北京、广州、云贵等地区,已有不少草根NGO冒起。5.12震后,NGO深入多线工作,表现亮眼,令主流社会首次注意到在政府、商界以外,中国还有一股如此庞大的民间力量存在。

    政府救灾工作侧重“硬件”,未必能细致体察灾民的心理、生活需求,NGO的介入,能补足政府未能顾及的地区与服务,更能将中国民间的关注,有效转化成促成改变的力量。

    5.12地震后迸发出的民间力量,扩散至全国,影响深远,因此才有了“公民社会元年”的说法;往后数年,“公民社会”、“公益”、“NGO”等成为热词。境外基金会热切寻找本土NGO合作,由中国本地商家筹组的民间基金会亦急速冒起,既有空间、又有资源,民间力量得以长足发展,草根组织的意识亦越来越开放、进步,它们开始走向追求自主与赋权的方向。

    在中国,“民间力量”随时处于当局的监视与控制当中,“发展”是一个与官方周旋、拉踞的过程。NGO最重要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随着政治局势演变,不断在突破与妥协之间摇摆。

    在四川,从一开始“不知所措”的状态中稳定下来后,政府开始收回空间。

    根据清华大学学者邓国胜的研究,在震后一年之内,政府当局已接管大部份原由NGO设立的庇护设施与社区重建项目。

    一些地方官员开始认为外来志愿者的存在是“搞局”。随着校舍倒塌演变成豆腐渣工程丑闻,有服务遇难儿童家长的志愿者,因掌握死亡学生名单等“敏感资料”,工作被中止。

    2010年,一份中国教育部向中国高校发出的通知流出,当中批评深度参与512灾后工作的香港乐施会“与‘维权’组织合作…向内地渗透”等,要求高校防止该会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乐施会向当局作出解释后,事件不了了之。

    在公民社会的理念中,NGO与权利倡导不可分割;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下,NGO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在非政治化的钢丝上,在当局时松时紧的掌控中求存。
    艰难中前行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民间社会中言论、新闻、网络空间持续收窄,承载着民间动能的NGO亦遭整顿。大批中国大陆NGO在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期间,遭到打压,重要公益组织平台“益仁平”遭查抄,多人被当局带走,寇延丁是其中之一。

    2016年,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遭当局关押,被逼在央视镜头前认罪、道歉;同年《境外非政府组织(INGO)境内活动管理法》通过,针对境外基金会、NGO及慈善团体实施严格限制。

    种种迹象均显示,中国大陆的NGO生存空间正在不断缩减。

    九、中共打压民间救援的原因

    中国当局在四川汶川地震后所有的应对行动中,最刺眼的莫过于阻止国内民间人士与国际社会NGO参与救灾。5月24日“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遭到警方传讯,5月30日,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在压力之下宣布停止联合救助行动,由政府之外的组织参与的救灾活动基本停止。

    中国政府为何对不由它主导的慈善事业如此不放心?这得从中国畸形发展的国家能力谈起。国家能力包括汲取能力、强制能力、规范能力、保护能力与分配能力等。从近20年的社会现实来看,中国政府主要发展了汲取能力与强制能力,另外三种能力却处于畸形发展或者弱质化状态。

    所谓汲取能力主要指征税能力与抽取资源能力。以征税能力为例,中共应该感谢朱镕基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这一制度充分保障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近十年,中国的GDP总量由1998年的8.44万亿元增至2007年的24.6619万亿元;中国全国财政收入则由1998年的9.876亿元增至2007年的51,304亿元,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幅度远远超过GDP增长幅度。这种超强的资源抽取能力甚至达到反人道的地步,比如近十年各级政府的征地造成近7,000万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

    所谓分配能力,主要是指对国家资源的分配,以及通过税收、福利制度形成的社会财富分配能力。中国政府的分配能力显然没有遵循惠及大多数的原则,自2003年至2007年,标志分配平等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就一直在0.47-0.458之间徘徊。另一份调查显示,150万个家庭(约占中国家庭总数的0.4%)占有中国财富总量的70%――这还只计算了存款、股票等资产,没有计算灰色收入――而在发达国家,一般情况下是5%的家庭占有50%至60%的财富。而导致财富迅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杠杆,就是笔者反复谈到过的“权力市场化”,是中国普遍的贪污腐败造成的。

    现代国家的规范能力指规范政府、企业及社会成员的行为之能力,保护能力指保护社会组织与社会成员的人权及合法利益。这两类国家能力主要是通过法律制度与司法系统得以实现。中国政府的立法本身就具有只考虑国家利益、忽视公民权利的禀赋;法律在实践中形同具文,司法系统的犯罪现象比比皆是,这些均表明国家的规范能力与保护能力严重弱质化。这次地震救灾中的腐败现象与学校校舍的建筑质量就充分证明这点。中国有关建筑工程质量标准的各种条文中,规范发包者与承包者关系、以及工程施工监工验收的程序一样不缺,但最后的结果是不少学校校舍成了豆腐渣工程,受害者连问责都要受到当局严厉打压。

    唯一获得中国政府大加涵育与发展的是国家的强制能力。这里且不讨论政府宣称用于对外的军力与政府部门软性的强管制能力,只谈国家暴力,即用于国内管制的警力与“准警力”(不在编制内的保安队伍)。目前中国控制网络言论的有网络警察,用于维护城市秩序的有城管,用于管制政治言论与行动的有“国保”与“国安”,用于对付群体性事件的有庞大的防暴警察队伍。这类强管制能力每年到底用掉纳税人多少钱?很难从统计年鉴里找到精确数字,但它带给民众的震慑力与恐惧感却无处不在,仅仅城管部门每年造成的暴力伤害致死事件就发生多起。

    上述分析可以证明中国的国家能力处于畸形发展状态:汲取能力超强导致国富民穷,失地农民与城市拆迁户沦入生存绝境;分配的偏倚决定了受惠者是权贵精英集团;规范能力与保护能力的弱质化导致种种不法横行,而国家又不能保护守法者并惩治违法犯罪者。所有这些导致了社会反抗频发,而超强发展的强制能力则将民众的不满与反抗强行压制下去。如此状态之下,中国政府自然有很强的危机感,防堵各类颜色革命就成了当前要务。

    可以说,中国当局压制各类NGO参与救灾,原因有二:第一,专制者向来认为施惠于民是自己做为统治者的专利,任何NGO及个人直接赈灾都被其视为是邀买民心的大逆不道之举;第二,中国当局想让全世界明白,中国这块大地上,只有共产党才是这块土地的唯一主人。离开它,任何力量将无所作为。想维持中国社会的稳定,就得维护中共的统治权力。

    详情请参看:

    1、西藏强震逾300人伤亡灾情与信息透明度引关注
    https://is.gd/rQeXTx

    2、西藏僧侣前往灾区救援遇阻
    https://x.com/P9Wb1kMpj484jEW/status/1877239828842004989

    3、马上评|救援队卡在邀请函?一道秩序与效率的优化题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4081376

    4、洪灾救援,局部“堵车”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BEU79V60514R9P4.html

    5、玉树地震遇难人数两版本官媒刻意回避僧侣救灾(图、视频)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yu-04182010172803.html

    6、地震救灾僧侣及民间组织被逐达赖喇嘛拟探灾民外交部拒评(组图)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dizhen-04202010103558.html

    7、民间团体救灾受当局打压
    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08/05/25/246474.html

    8、维权人士雅安赈灾遭维稳民间救援者指官媒漠视
    https://www.voachinese.com/a/dc-rights-activists-20130421/1645970.html

    9、中国民间救援组织为何陷入“孤岛”
    https://mzyz.cyol.com/content/2015-05/27/content_11414060.htm

    10、为赈灾发起相关活动的民间团体及人士遭传唤拘留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injian-05192008101829.html

    11、八成地震救灾捐款流入中国政府帐户
    https://www.voachinese.com/a/a-21-2009-08-13-voa40-60877932/1013170.html

    12、从地震救灾看中国国家能力的畸形发展
    https://is.gd/Yef5jh

    13、汶川地震十年系列—捐赠者的质疑:怎么捐?捐给谁?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3945981

    14、汶川地震十年系列—公民社会从爆发到沉寂的艰难之路
    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ese-news-43972586

  • 2025,来自民间新年献词的倔强声音

    每一年的新年献词都是大时代的记录。很多人对新年献词的记忆都停留在由《南方周末》开启的1997年。事实上中国媒体新年献词的历史开始得比我们想象的更早。如在1916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新青年》杂志的新年献词就这样写道:“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反映与旧时代、旧生活决绝的激烈态度。

    自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后,中国媒体全面沦陷,新年献词歌功颂德成为唯一标准。好在自媒体的流行使新年献词记录时代的功能并没有丧失,即使面临着种种限制,仍然有众多倔强的声音不折不挠地向公众传递真实的情感,全然不同于官方“献词体”空洞的叫喊。真正的新年献词,当然已经不见容于这个党掌控一切的时代。我们在这里收录了民间一部分在新的一年比较有意义的表达声音。

    著名网络作家王五四在微信公众号“新新默存”发表后来被当局删除的文章《2025新年悼词》,文章说,每年的这个时候,很多媒体都要写新年献词,去年我写的是新年悼词,因为我觉得“献词”这两个字,太积极向上太喜气洋洋甚至有些太谄媚得意……,这些年大家过得并不好,这种不好是在形势一片大好之下的不好,是大局正好之下的小我不好,是无人问津还要遭人白眼的不好,是垂头丧气没有盼头的不好,是不能说不好的不好。国有难,不献词,所以我坚持用“新年悼词”,甚至新年的新,也显得那么刺眼。

    王五四的文章说,这两年有不少人在批评《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包括我,认为它写的越来越空洞无力,不似从前那般给人鼓舞、希望和温暖,甚至有人认为它不应该再写献词,我倒觉得没关系,应该继续写,写成媒体衰落和衰败的写照,一直写到一个时代的消亡。当年它带给我们的那些温暖和希望,所呈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现在回头看看,也仅仅是我们自我陶醉和意淫出来的幻觉。它最能读懂中国,它不再能读懂中国,它从未读懂过中国,它假装读懂中国,这不就是中国媒介发展史的缩影吗?这不就是最真实的中国和国民心态吗?我们总是习惯于在困境之中寻找希望,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这希望分两种,一种愚蠢,希望大救星出现,一种残忍,希望那些替我们牺牲的人出现,不论哪种希望,最终只是错付了,这也算是一种报应吧。

    王五四的文章认为,2025年会是转折的一年,虽然变化早几年就开始了,但是大众的心理感受是延后的,大众的生活开始动荡不安也是延后的,2025年是图穷匕见也好,是水落石出也罢,我们要做好巨轮撞上冰山的准备,这种准备只能是心理准备,因为其他的准备基本来不及了,该上岸的都上岸了,该换船的也都换好了,剩下的都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了,不论是头等舱一等舱还是二等舱的乘客,都只能靠上天的眷顾活着了,所以平时还是要多与人为善多做好事。对庞然大物的批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它就赤裸的矗立在你的面前,毫不遮羞,毫不掩饰自己的无能与残忍,大家都看得见,都感受得到,对它的批判,除了能留下点历史痕迹,几乎没有任何现实价值,它的历史结局也早已注定。

    著名网络作家李承鹏在其微信朋友圈发表文章《2024年度总结》,文章说,这一年,流行不生孩子,却流行开车撞学生,流行企业家被“远洋捕捞”,还流行殡仪馆盗取尸体骨头卖给医美做假牙、假鼻梁,这像一个倒霉蛋从出生到死亡的浓缩一天,所以这一年并无新意,只是加剧悲凉版的“出生,活着,死亡”。《1984》的结尾:他再也不会跑了,也不会叫喊了。他又回到了仁爱部,所有的罪行都得到了党的宽恕,他的灵魂洁白如雪。我们的2024年,像一朵卑微的雪花嗖地在脸上融化,快得甚至没感到一丝凉意。

    李承鹏的文章说,维稳仍那么优秀,北京昌平迅速拆除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城的雕像,在每条大街都有失业人口的时节,可不能让某个失意人抬头就找到了人生偶像……其实不必拆,国人忍受力是地球所有物种中最卓越的,一个网友精彩评论: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也不是每天都这么长时间去觅食,放眼整个动物世界,都没见过像咱这族群一样每天外出觅食十几个小时的。那个精神病时代又回来了。说起精神病,云南那个冲上台揭露学校不修缮破旧学生宿舍却修建安娜草堂的学生,被精神病了。控告辅警猥亵的李某雪,两度被精神病。一个上访户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帮他喊冤的老母亲也送进去了……整个国家就是的一个精神病院,不配合的就是精神病。

    李承鹏的文章认为,当孟加拉青年上街抗议,韩国青年上街阻止总统戒严,中国大学生排了二十公里长队骑车去开封吃灌汤包,竟也引得我们这些自由派群情振奋,觉得青年可贵,未来有救。大家忘了这些被高浓度洗涤精反复清洗过的年轻大脑,底色和上一代上二代没什么不同,脑回路里只写着四个大字:“标准答案”。每一年都毕业1000多万大学生,密密地走向大街,他们有的穿孔乙己的长衫,有的抗日,有的怀揣利刃,有的坚信牛顿抄了《永乐大典》……这,就是未来。不要相信青年救国,别以为00后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他们很快就不骑单车去吃灌汤包,而是骑电瓶车满大街抢单。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微信公众号“水木网络法学”发表文章《我的2024,学会重新出发》,文章说,过去的2024年,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一年。就自己的职业发展来说,从一切很顺到几乎事事受挫,表面原因似乎是我在公共领域表达了一些与主流相背离的意见,实质则是由于不合于时代的主旋律。我并没有变,只是时代的基调变了。当时代的基调与个人的价值结构不相契合,那种格格不入的摩擦,让人不可避免地陷于钝性的疼痛与无奈之中。

    劳东燕的文章说,疼痛并不尖锐,无奈也还不至于到绝望的程度,但由于过程漫长,很容易消磨个人的意志。身在局中,这样一种持久而看似终点漫漫的消耗,会让沉沦产生莫大的吸引力:选择沉沦不再坚守自我,就能迅速消除格格不入的痛苦,类似于在唐诘诃德与风车的战斗中,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不如索性就缴械放弃。过去的一年,最大的欣慰便在于,与法学圈之外的交往,让我发现不同领域的人们对社会有着相似的关心,并且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自己的努力;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星星点点的微光,正是未来的希望所在。

    作者木蹊在微信公众号“阅后即瞎”发表文章《写给2025:墙破之处,就是旷野》,文章说,南方周末2025的新年献词标题叫《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献词不比严世藩写得差。但华丽辞藻,往往颠倒了现实的悲欢。有没有一种可能,日益进化算法,正在定义普通人的活法?从你掏出手机付款的那一刻,你的隐私,你的活法,就在被算法跟踪、引导、定义。人世间,有着很多靓丽光鲜的诱惑,也有很多种草打卡的软文。但当你掀开袍子后,就会发现:袍子下面写满了罪恶和残忍。

    作者熹华君在微信公众号“曹教授”发表文章《媒体千篇一律的新年献词缺乏常识》,文章说,2025年元旦已至,打开手机,听到看到的是各大媒体的新年献词。这些新年献词,占据各大媒体最显著位置,冲击你逃无可逃的眼睛,让人躲也躲不掉。媒体千篇一律的陈词烂调,变成同一张死板的面孔,年年重复的献词结构,散发百多年前已经废除的科举八股味。就是好不容易积攒的几句网络新词、新梗,生搬硬套放在新年献词里,也多是笨拙的讨巧卖乖。更多的,不像辛弃疾一样自嘲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为赋新词强献词。

    熹华君的文章说,一年来,燃气事件、盗卖尸骨、男县委书记、体育场撞人……,一个个事件发生时,本应是媒体引导舆论、凝聚共识、促使社会更加进步完善的时机,让人痛心的是,各大媒体不约而同集体玩消失。媒体没有学会在重大事件怎么发声,而是到了新年一个个出来献词。但读完若干献词,也真的令人遗憾。因为,几乎所有献词缺乏基本常识,基本缺乏中国这个国度一直倡导的常识。一个人最大的运气就是国运。所以,媒体千篇一律的献词需要常识。唯有常识,才能让一个国家生生不息。

    作者老萧杂说在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发表文章《本号无新年献词》,文章说,饯旧迎新,照例是要说点什么的。时局艰虞,命运惶惑,精神逼仄。面对混沌扰攘的现实,我们都处于一种无以言说的精神困境中。有智识者说,这几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里来,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百姓的希望感——人们对未来需要一个明确稳定的预期。回避这些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净说些富含玄学色彩和神棍气质的祝福话语,不免显得浮薄和廉价。假装深度思考,假装人文关怀,假装洞悉时势,假装先见之明,众多媒体的这类新年献词,则无异于新年献丑。本号无新年献词。

    老萧杂说的文章说,在时代的日益匮乏与紧张中生存,无数的人正在或将面对人生沉浮,寻常百姓甚或是直线下坠。营营役役,日苟月苟,跌跌撞撞走到年终岁尾,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如果不能给予人们精神上的实在指向,不如让其拥有一个逃离精神规训的喘息片段。

    社会被抽空了多元性,期望与现实的断裂而造成的焦虑和身份迷失,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面对无法拒绝的精神困境,人们仍会寻找精神的高度,找出一条突围之路。新的一年,会有转机和希望吗?

    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每于寒尽觉春生——2025年中国人权律师团新年献辞》,回顾了这一风雨如磐的十年,并重申对正义与人权的坚定承诺。献辞描述近十年以来,法治状况的持续恶化,“但我们已经听到了海潮的声音,也一定会看到自由的一天”。整个中国大地,在喧嚣的中国梦里,步入前景暗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往十年的人权倒退,并不一定能在2025终结,但当所有人越来越明白问题的症结,离问题的解决也就越来越近了。”

    中国人权律师团的献词对《监察法》修正草案中的各种强制措施表达担忧,指出当局日益严厉的监控措施迫使民众处于没有可预测性的危险境地。献辞提到香港“四十七人案”的审判,熄灭了华人融入世界文明的最后希望。献辞满怀信心的希望每一场寒冬终会迎来春天,“每于寒尽觉春生,守得云开见月明。”“那美好的仗,如果没打,可以歇歇,如果没胜,不在一时。以我们自己坚守的方式,美丽的活着,灿烂的绽放,就是对极权最大的解构。”

  • 在中共的历史垃圾时间民间何为?

    中国社会情绪现在已普遍进入认为中共已处于“历史的垃圾时间”的心理预期,宣告了中共专制政体正在走向失败的必然趋势。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是相比同样席卷中国的内卷、躺平这些社会共同情绪,无疑“历史的垃圾时间”有相当巨大的进步,但仍然呈现出社会的习得性无助心理。

    这种习得性无助体现在“历史的垃圾时间”的两重意思里。一是中共崩溃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结局难以改变,所以现阶段的历史已进入“垃圾时间”。这一点强调的是官方的无能为力。二是“垃圾时间”之所以为“垃圾时间”,是中共在大局已定下仍然徒劳挣扎,变本加厉镇压民间,企图挽回败局,在血腥的历史垃圾时间里,在强大的专政机器镇压和威慑下,民间难有大的与专制对抗动作。这一点强调的是民间的无能为力。

    我们认为,历史有垃圾时间,但是人没有垃圾时间。民主转型与巩固不会伴随中共的崩溃而自动到来,如果民间躺平被动等待,那么“历史的垃圾时间”后迎来的也可能是历史同样剧本的“垃圾循环”,就象前苏联土崩瓦解后在其废墟上建起的是普京的寡头政权。说到底,是否能真正终结中共的极权主义,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新中国,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中国民间是否能直面房间里的大象,直接与专制政权冲击、碰撞、抗争的结果。因而,即使是在这血腥残酷的“历史的垃圾时间”里,民间理应并且是能有所为的。

    要有所为,就必须要正视、检讨中国民间,特别是中国政治反对派自身的缺点与问题,不能把中国民主运动自身的困境全部归咎中共强大的专政机器镇压和威慑,镇压和威慑本来就是极权主义政体的必然手段,把困境责任全部推给中共的后果就是让我们失去了吸取教训反思与前进的能力。

    刘晓波在2002年的文章《中国民间反对派的贫困》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自由主义、特别是作为实践自由主义的民主运动的贫困。这种贫困,绝非指数量而是指质量。从数量的角度讲,我们并不比其他转型国家落伍……四分之一世纪的坚持,曾经辉煌过的广泛动员,曾经悲壮过的献身精神,非但没有修成正果,反而越发陷于道义上、组织上、思想上的贫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流亡者中间,这种组织上贫困的状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苍白。”

    刘晓波认为:“中国的一党独裁制度之所以仍然稳定,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民间力量的不足,尤其是民间精英阶层的良知和勇气的贫困……中国民间反对派在道义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日益贫困,民间反对运动的愈发孤立无援和边缘化,无法形成各阶层相互声援的广泛动员和持久坚持,每个群体对暴政的反抗都只局限于这个群体的既得利益之内,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成为目前中国的道德常态。无论是持不同政见者的上书还是难属群体的抗争,无论是弱势群体的示威还是法轮功信徒的殉难,所有的民间抗争几乎都是孤立的,因而并不能对独裁政权构成真正的民间挑战……每一次民间反抗暴政的行动陷于孤立无援的贫困,也就等于全社会都在参与对道义资源的变相出卖。在中国历史上,有过太多的道义资源被全社会合谋出卖。非常不幸的是,这种出卖于今犹烈。”

    时间已经过去22年,刘晓波的洞察依然没有过时,民间的道义、组织、思想的贫困依旧。道义上我们有《零八宪章》、有至死仍得不到自由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思想上我们有从西单民主墙迄今已数代人对极权、专制、暴政的揭露与批判,组织上我们有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开始的组党运动的丰碑,但是现实又是如何呢?

    道义上,刘晓波去世了,他的名字他的思想他的主张他的殉道几乎被民间遗忘,民间反对派大都“宁做鸡头不做凤尾”,能亮自己的旗号就绝不扛别人的枪,如此丰富的道义资源就这样被闲置。思想上,民间自我固化、老化、凝滞甚至停滞,以一己经验简单化社会、政治议题的复杂性,这数年来围绕特朗普的争论就是这思想贫困的典型表现。组织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不同山头各自为战,没有连接、积累、融合,因而从没有一个连贯性的社会运动,只有各个旗号“运动”的轮番上演,因此缺乏跨界、跨群、跨代的联合,从而失去对整个社会不同代际、不同人群的动员能力。

    社会运动,特别是推动社会转型的政治运动,没有道义、组织、思想的积累,没有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圈子的连接合作,就不可能形成有效的运动积累,成功的可能性是天方夜谭。而这恰恰就是中国民间、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根本缺陷所在。所以,我们主张,中国民间在未来需要在以下几方面达成共识,否则必然在时间窗口来临时再次丧失历史机遇。

    首先,中国民间,特别是政治反对派,应在认知上对目前中国的政治进程有清醒的判断,严格区分开想象与现实的分野,不把中国社会的命运和自身的命运寄托在一厢情愿的想象上,不焦虑,不绝望,不盲目乐观,不悲观失望,这是政治反对运动创建广泛社会共识、实施更广阔政治反抗形式的前提(参见《习天下的“历史垃圾时间”有多长?》https://msguancha.com/a/lanmu2/2024/0804/23664.html)。

    其次,应该有清醒的角色意识。要想成为一个合格的反对派,只有认知是不够的,因此中国民间,特别是政治反对派,要把自己定位为抗争者,或者说抗争者才是中国政治反对派的身份、角色:我们,就是专制政权的反对者;我们,就是极权主义的掘墓人。一个政治反对派,Ta必然首先是一个抗争者,其次才是作家,记者,人权律师,政治异议者等职业人士。以极权主义抵抗者的角色构建中国社会转型的民间道义形象与价值观,此身份与立场的共识成为群体连接的基本纽带。

    最后,建立民间信任网络。在“历史的垃圾时间”中共专政机器的强大威慑下,无疑组织化是高风险的,但这并不是说民间束手无策。我们主张,中国民间理应做好构建不同代际、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圈子、不同人群的信任网络,以信任网络达成基本的道义、底线共识,在未来中共崩溃的时间窗口来临时以此建构清晰的反对运动框架,实现跨界、跨群、跨代的协同、联合,彻底终结中共极权主义。

    未来的历史转折点必定是以中国民间现在的努力为开始。

  • 民间悼念中国良心蒋彦永医生

    2003年北京非典疫情的“吹哨人”、被称为中国良心的蒋彦永医生于3月11日去世,享年92岁。官方媒体对此不进行报导,当局还要求家属:不办公祭、不收花圈、不受采访。蒋彦永的告别式15日在301医院举行,但不许外人参加,朋友们的挽联都要经过审查。

    2003年4月,蒋彦永医生不满当局隐瞒非典疫情,率先向外界披露真相,拯救了无数生命,后曾多次致信中共高层公开要求为六四事件正名,并揭露死囚器官交易内幕,因而遭当局长期打压。美国《时代》周刊曾经赞赏说:蒋彦永本着一个医生对生命的高度责任感,他的诚实和勇气挽救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因此于2003年12月选他为年度亚洲风云人物。2004年8月,蒋彦永再获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赛赛奖。

    2004年接受中国大陆媒体访问时,蒋彦永说他披露疫情真相,是因为“我一定坚持要讲真话。讲假话、讲空话最容易,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50年来,经过历次政治运动,我深深体会到,讲假话、讲空话是最容易的,但我要做到绝不讲假话。”为了讲真话,蒋彦永医生付出了20年的自由和生命代价。但他作为2003年SARS疫情吹哨人,作为1989年天安门亡灵的良心代言人,已雕刻在了中国的历史丰碑上,永垂青史。

    中国媒体对这位中国良心的去世集体噤声,没有任何报道,但中国民间却没有忘记这位深受敬仰的老人,纷纷在网上自发进行哀悼。“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一路走好!所谓的主流媒体不太敢提及你,但历史会铭记你!”但悼念的文章很快被禁。在微博上,点击带有蒋彦永名字的话题,没有得到任何结果,而只是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话题页未予显示”。

    微博网民“西部文化创意产业园”写道:蒋彦永,一个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军医。上医治国,中医治人,下医治病。

    网民赵小姜说:看到蒋彦永医生去世的消息,一个勇敢的人走了。

    网民Geo_Girl说:蒋彦永医生昨天去世了,全网查无此人。

    网民吾真贫说:蒋彦永医生逝世。当年在国内四处吹哨无一媒体、主管部门敢接应,后向外媒披露,倒逼国内严查。

    网民“牙医景的无痛生涯”说:讲真话不需要理由,也没有所谓的场合。最难的是勇气和良知。

    网民“爱生活的静静的顿河”写道:国士无双双国士,良医无二二良医。20年前SARS疫情吹哨人的蒋彦永医生,于3月12日下午4:39分仙逝。与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一样,他们以生命为烛,真正体现了“医者仁心”精神!为他点燃一支蜡烛吧!天堂里没有谎言和欺瞒!蒋医生,一路走好!

    根据显示话题热度的微信指数,蒋彦永医生去世后,微信上涉及这位医生名字的搜索和提及次数激增。但众多微信的悼念文章在审查下不断被删除。

    作者中城读书会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城读书会”发表的后来被审查删除的文章《大医医国!中国医生蒋彦永去世了…》,文章说,2003年5月23日,蒋彦永被《中国妇女报》的《经济女性》周刊列入“抗‘非典’英雄榜”。榜上排名第一的是广东的呼吸道专家钟南山,蒋彦永名列第二,排在第三位的是副总理吴仪。

    文章说,中国疫情报告得以有如此改进,不仅是蒋彦永一人之力。然而,他的行动,特别是最初的署名信件,确实至为关键。人们铭记这位医生的功劳,赞颂他的勇敢和正气。而蒋彦永说:“我只想到两点,一是人的生命最重要,二是要讲老实话。承认这两点就可以了。”他心态如常。

    作者猛哥在其微信公众号“人民路56号”发表的后来被审查删除的文章《那个“诚实的医生”走了》,文章说,在人民心目中,他确实是功臣。在这个关系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事件中,蒋教授尽到了他作为一个医生应尽的责任。在当时可能信息不通畅的前提下,比他更了解情况的可能有上百人,但只有他站了出来。

    文章说,2003年感动中国人物评选,央视放出部分网友推荐人选,网友“李小平”推荐了蒋彦永。他说:“到今天为止,蒋彦永的名字还不为人所熟悉。他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以非凡的勇气坚持真理和正义,披露了北京SARS的严重性。这才有了后来有关官员被免职,有了每天公开SARS疫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蒋彦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英雄并不为过。至今,他还寂寂无名。”

    文章最后说,遗憾的是,迄今,他还寂寂无名。当然,按照蒋彦永的风骨,他根本不在乎。“我不是什么英雄,只要说蒋彦永是个说老实话的人就行了。我一直认为,人的生命最重要,讲老实话最重要。”谢谢你,蒋彦永医生。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宋志标在其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发表的后来被审查删除的文章《纪念蒋彦永,争做自由人》,文章说,这位被称作“良心医生”的92岁老人受到人们深切缅怀。20年前被尘封的历史一幕,在各种躲闪的言辞中复活了,那是蒋彦永讲真话的时代。20年来先是非典后是新冠,蒋彦永的逝世激发了公众昨是今非、今非昔比的直观感受。纪念蒋彦永的人群,引入了公共卫生事件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并衡量起典型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言说境界,充满了拍遍栏杆、独上西楼的感喟和伤怀。

    文章认为,蒋彦永之所以冲破非典早期瞒报的暗流,在于他的职业认识与耿直性格,医医者仁心必须讲真话,否则只能无谓地牺牲生命。这种朴素的价值观既来自于他行医的经验,也经过革命年代乃至于动乱时期的洗礼。可以说,蒋彦永的人生磨炼与生活方式就是讲真话。在亚洲周刊的封面新闻中,蒋彦永解释自己讲真话的动机:人民利益高于一切。20年后再来重看蒋彦永的一生,能轻易看见那一代知识分子对人民、对信仰的真情流露,以及在具体行动上对这种情感的呼应和践行。讲真话不只是他性格使然,更让他成为自由人。

    文章还认为,正因为有蒋彦永勇毅在前,经过三年疫情的民众在回望前逾千日疫政社会之种种,心里是有比较、有衡量,也会有各自的结论。对比之下,也自然会对蒋彦永的昨天与生民的现实产生历史性的思索,对讲真话这一人类的基本资质有切肤感受。因为这一层关系,纪念蒋彦永就成了纪念讲真话,纪念讲真话的蒋彦永就成了纪念一位永逝的自由人。而在这种纪念的逻辑递进中,但凡看重真话力量的人,都会在遥想20年前的蒋彦永医生时,环视当下,甚至难以遏制地反求诸己,壮怀激烈或无语沉默。

    文章最后说到,蒋彦永医生留给世人的遗产,亦即讲真话永远是保护公共利益的基础设施,讲真话作为个人、团体与社会的核心资质,涵养一个人、一个社会自由意志的总量。而蒋医生在留给后来者这一项公共遗产时,也将更持久的追问摆在纪念者面前。二十年间,两场大流行凝结在蒋彦永身上的,讲述了一个人讲真话的故事。而这个故事所强调的主旨是,讲真话不是一项待完成的任务,而是对改变的持续需求。纪念昨天的蒋彦永医生,不仅仅是纪念一位理想人物,更是在确认这种需求,以及它换算成自由人的成色。

  • 花季少女身亡 民间舆论沸腾

    10月18日,河南省汝州市一名14岁的初中女孩因在防疫隔离点高烧后延误救治而死亡,家属透过网络发声向官方讨公道,相关消息和视频在中国互联网上疯传,在微博上成为热搜话题,民间舆论沸腾,引发对当局清零政策和草菅人命的不满。

    这位年仅14岁的花季少女10月14日与家人一起被送往汝州市万基高中进行集中隔离。女孩进入隔离点后便发起高烧,却连续两天得不到医生救治,至病危才被送院,终因延误治疗导致急性脑炎而于18日凌晨离世。

    抖音同被隔离的室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在隔离点内女孩身裹棉被,躺在床上不断剧烈抽搐,但并没有防疫人员理会。即使这段视频被网友大量转发以便“救救这个可怜的孩子”,但打动不了官方的铁石心肠,导致花季少女无人过问致死。

    女孩去世后,网民愤怒如潮,纷纷批评当局的清零政策和草菅人命。因为正值中共二十大召开,对民间舆论风声鹤唳,强力维稳,所以很快就急删相关视频和消息,微博把相关热搜词进行屏蔽和审查。但网民持续大量接力转发,评论不断,尽管讯息存活时间不长,但迄今已在多个社群掀起究责声浪,要求汝州官方给个说法。

    网民质问说:“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但究竟谁是人民?”。有网友怒斥,“草菅人命啊,这种次生灾害远比新冠更可怕。”“不给个说法,就当一回杨佳吧!”还有的说,“父亲至今还不知道女儿被谁害死的吧!”“完全不顾老百姓死活!这个体制早该被打破,中国人民不应该一直这么苦。”“整个体制都瘫痪了,根本没有人在做事,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资本主义国家应该不会出现这种事吧!”

    有网友愤怒谴责:“该死的无人性法西斯防疫国度!安息,来世不做中国人!这是人祸,但在中国红色法西斯环境下估计没人对此负责”、“九千六百万的共产党都开会二十大呢”、“没有核酸流产的,老人脑梗死在医院门口的,跳楼的,太多太多了,这样的国家和屎一样烂!”

    网民“坐家-五味俱全”说:“关注#汝州#疫情,关注#汝州女孩#事件。希望能有更多的细节和详情公布,事情真相如何,如果存在相关违规行为,也希望能予以严惩!#河南汝州女孩隔离点去世##汝州市岁少女40度高烧死亡#”

    网民“花03333”说:“想象孩子临终前的恐惧、无助、绝望,那些执政者您睡得着吗?”网民“心静如水xtxt”质问:“隔离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老人小孩,救救孩子吧!”

    网民“大写的KWOK”说:“更可恶的是藏的这么严实,只看纸面数据平顶山都是零新增,请汝州本地人说一下到底如何?为什么一个零新增,防控压力不大的城市如临大敌的一样这么多封控区?甚至一个女孩看病都没有医生顾得上?即便是封控,那集中医学隔离观察的隔离点也该有医生吧,那又为什么又要耽误两天不给人看病?一个又一个疑问请相关人士出来解答!”

    网民“烤鹅大师”写道:“女孩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网民zq-linda写道:“这年头,封控区+生病=死亡”

    网民“三米以内内”谴责:“不只是汝州的16岁女孩,还有武汉、西安、上海、贵州、泉州……的那些死难者,如果光只是惋惜而搞不清楚原因,更大的灾难只会在不远处,到时就会明白,原来大家都是前祸的帮凶和自己的掘墓人,到时就会明白,原来愚蠢和沉默都是罪行。”

    网民“加油娜娜”说:“人们是生病了需要救治,不是变成僵尸了,需要消灭……”网民“消失的座头市”说:“下一个会是谁家的孩子呢?一场疫情看清了很多事。”

    网民“守静笃007”追问:“‘一切为了人民的健康’,如果是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这算不算是谎言和欺骗?”网民“风清扬gmail”跟问:“谁是人民?”

    网民“backpacker_Mr_Li”说:“每个中国人都对汝州女孩的死有责任。”网民“雾月_Lee”说:“触目惊心,这场人祸是没完了。”

    作者闻舞视界在其今日头条公号“闻舞视界”发表文章《在隔离点发烧的14岁汝州女孩死亡,是否延误送医所致应该彻查》,文章说,静态管理了20多天的汝州,没有听说病毒导致的死亡个例,却出现了14岁花季女孩在隔离点发烧、抽搐、说胡话“没人管”导致的悲剧。

    文章写道,面对一名在隔离点发病的14岁女孩的离去,汝州方面不能沉默,理应给出一份反映客观事实的调查结论,并对女孩从发病到就医之间长达一天多时间里,是否存在病情误判、延误送医、抢救措施是否得当等一些列问题给出说法。与此同时,更高层面也应该对汝州在防疫中是否存在层层加码的问题进行调查,比如,对郭先生和女儿一家的隔离以及隔离时间是否符合“九不准”有关规定,郭先生的女儿发病之后迟迟无法送医是不是跟汝州防疫规定有关,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女孩的发病和救治,不应忽视。

    文章还说,面对曾经多次出现的封控、静默、隔离医疗悲剧,汝州14岁女孩的去世让人更加无法接受,送医流程是否符合汝州对集中隔离观察人员的规定,汝州规定是否能够满足突发需求的医疗救治,都值得好好调查,深刻反思。更为让人悲伤的是,据女孩父亲介绍,孩子不治身亡之后,汝州市第四人民医院还称没有停尸房停不了,需要家属自己联系停尸房安置孩子。按照郭先生的想法,先尽快把孩子安置好,等着家人结束隔离,再处理孩子的后事。

    文章最后说,任何防疫举措导致的次生灾难,特别是年轻生命的凋零,远比病毒本身产生的危害更让人痛心。期待汝州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调查结论。

    作者冯杰在其微信公众号“冯杰频道”发表文章《汝州16岁女生之死,刺痛了谁?》,文章说,16岁女生的生命本有机会救回来的,可还是因为人为的失误葬送了一条生命!这种人为的失误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而且是不可原谅的!

    文章还说,应该有人站出来为此负责,并且受到严厉处罚,否则这件事的发生就会没有任何意义,类似的悲剧就有可能继续发生!我清楚地知道,虽然我们是看故事的人,但我们也是故事里的人之一。无论我们能把事情看得多么清楚,除了无能为力,还是无能为力!但是我相信,只要我们的良知尚在,就能用星星之火造成燎原之势。让人性的关怀充满每一个角落!

    作者稻香农农在其微信公众号“峰上客”发表文章《汝州女孩去世,到底是谁在破坏防疫?》,文章说,就是那些不停删热搜,出现问题不准别人说的地方,把钱花在降热度的地方,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对于这些地方的领导而言,防疫就是儿戏,防疫就是权力的任性,就只要能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其他问题一概不管。

    文章提到,这两天网上流传的那张图大家应该看到了,某地一个社区马主任警告大家不要发送负能量的消息,否则他随随便便把你弄进方舱医院里去。可见有些领导本身就把方舱当做惩罚人的地方,并且他们还能滥用权力随便把人送进去,细思极恐。

    文章还说,黑暗不揭露不代表社会就不存在,充其只是自欺欺人,假裝看不不到而已。我们一些领导现在是只为了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容不得半点对自己不利的消息传出去,那老百姓的监督还有何意义?照这样下去,以后靠舆论曝光都将失去作用,因为舆论会慢慢的传不出声,然后消失殆尽。

    作者三少爷的剑666在其微信公众号“剑胆诗心”发表文章《九问汝州:少女死于隔离点,请彻查!》,文章认为,汝州女孩并非死于医疗技术,而应该说是死于文明和人性的缺失。最美好的年纪却猝然离世,家人该多么悲痛。逝者已矣,面对女孩之死,谁能给家属一个说法?谁能给公众一个交代?如果事情最终不清不楚不了了之,就会对每个人造成威胁。

    作者对汝州官方提出了九个问题质疑:

    一问,为什么一家数口,不能隔离在一起,而让年纪最小的孩子与身体最弱的老人隔离在一起?就算男女分开隔离,为什么女孩未能与妈妈一起隔离?

    二问,按照规律,当地疫情防控举措一定“科学高效”,但是,具体是如何明文规定隔离期间危重患者的送医救治办法的?女孩之死是否确实因为延误送医所致?

    三问,隔离点那么多人隔离,为什么只有护士,没有医生?是没有安排医生,还是医生翘班脱岗?

    四问,公众赖以求救的电话,为什么持续断联打不通?120和110到底是占线还是拒接?事关人命,当地应该彻查。

    五问,死者家属透露,最后之所以能够送医,是隔离点联系了医院。请问当地,是不是120和110必须通过官方渠道才能联通?

    六问,死者生前出现发烧症状,隔离点为什么没有及时上报?出现发烧可能是两种情况,一是新冠阳性,二是普通发烧。及时确定是否阳性不应非常关键么?如果是阳性及时单独隔离,不是阳性及时用药退烧,为什么没有引起重视?集中隔离的意义在哪里?

    七问,如果隔离人员突发基础病,谁来负责救治?隔离点只管新冠患者,其他病症患者就不管不问么?隔离点的工作人员,是不是只负责阴性和阳性,不负责人性?

    八问,当地疫情防控的运作机制,有没有公开细则?公众遇到困难如何才能真正联系到有关部门?有关部门又能给与怎样的帮助?

    九问,死者去世至今,当地为何尚无任何回应?就算尚未调查清楚,发生事关人命的大事,也应对家属先行慰问,或回应社会关切。目前网络流传的信息,都是死者家属单方面信息,不知是否与事实存在出入。有关部门应该及时回应,如有不实信息,及时澄清纠偏,如果问题属实,则应积极帮助家属妥善处理死者后事。职能部门的职责,不要只讲不做。

  • 民间自发悼念长沙坍塌事故罹难者

    4月29日湖南长沙房屋坍塌事故经过一星期的救援,当局5月6日宣告搜救结束,总共仅救出10人,高达53人不幸丧生。然而,官方媒体全面淡化这起重大死伤违建事故,地方政府更是至今没有任何一个官员要为事件承担任何责任。家属则被全面消音,官方还清空事故楼房附近的高楼层宿舍,避免搜救与罹难者遗体运送画面被拍摄记录。

    事发后,官媒报导都强调获救信息。搜救结束后,强调长沙市委书记和市委道歉及中共国务院成立调查组等,但对于整起塌楼事故的详细情况,不论是罹难者的性别与年龄层,是否多数为附近长沙医学院学生,亦或是倒塌房屋的违法加盖,是否涉及政府监管不力等具体事项,官方则是一概回避。且严格控制讯息传播,受害家属整理的失踪学生名单,在网络遭删除封杀,该话题当天曾一度上微博热搜,但不久就消失了。官方报导刻意避免提到“违建”两个字,更全力淡化伤亡情况,直到搜救结束前夕,遇难人数都只停留在26人。官方还全力强调救援的困难与艰辛。

    因为不满官媒的冷漠,网友开始自发寻找长沙53名罹难者身份。5月7日,作者名为“noodlessoup”在微信公众号“住在树上”以题为《坍塌的53个名字》发文表示,自事故发生后,几乎大部分新闻报导中都抹去了遇难者的名字。在所有的通报中,都是把获救的信息放置前方。但只要点开“长沙医学院”的超话,就能看到铺天盖地的悼念与呼喊。

    文章提到,楼房所在的街区紧邻长沙医学院,这里曾经是一片农地,20年前,长沙医学院扩建迁来这里,附近的村民开始建起自建房,出租给许多商户,就形成了一片商业聚集区,学生们称这里为“后街”。

    这篇文章收集45名罹难者的资料中,其中有30多人都是大学生,还有一些是影院、麻辣烫的老板、店员等。文章描述了遇难学生的专业、爱好、性格、梦想,及介绍他们的生活习惯、亲友对他们的思念等。

    文章说,以上是53人中45人的一些信息,来源于“长沙医学院超话”、“抖音”等社交网络。如果有错误与遗漏,可以留言提出。

    文章最后说,5月6日,许多人都在网上订了花束送到学校西南门,有志愿者学生会帮忙放至体育馆门口。5月7日,下雨了,体育馆门口的花逐渐挪进了室内。

    《坍塌的53个名字》迅速达到10万次以上的转发量,并引来许多留言。留言中,有些人继续补充在这次意外中丧命的亲友细节,也有人说,如果这篇文章被删,“那就是删掉了这个民族的良心”;还有人留言,看到这些名字和个人资讯,感谢有人记得这些曾经真实存在了很多年的人;“除了一些宏大叙事,我们要真正地关心每一个人”。

    《坍塌的53个名字》在微博同样被大量转发,网民“学术大观察”表示:“看哭了,这53人大部分都是长沙医学院的学生,其中又以大一新生居多。才十八九岁,人生就戛然而止。太让人难过了。”

    网民“巴山夜雨”说:“没有腐败,就会减少许多伤害。尽管付出的代价是青春凋零,但罪恶的源头也难以肃清。”

    网民“春日告别玫瑰湖”说:“当你只看见数字的时候只会惋惜可是当一条条生命有了具体的名字和故事才会惊觉生命的重量能压的人喘不过气。”

    网民“温心sammii”说:“和丰县铁链女一样,任何一个国家机关负责任一点,审批或质检部门认真一点,这样的悲剧都不会发生。”

    网民“gplq2019”说:“整个社会都在追求黑猫白猫,不顾一切赚钞票,丢掉了礼义廉耻,仁义道德。”

    网友细数2014年到事发前,从山西、青海、福建等多地,陆续发生过至少8起自建房倒塌事故,早已有上百条人命因此丧生。如今长沙塌楼再夺53条年轻生命,但当局拔除违建沉痾的速度,恐怕远远不如删除讯息的速度快。

    5月7日微信公众号“断十六狼”以题为“53人遇难,长沙人祸多少眼泪在飞”发文表示,“53人死亡啊,一个多么恐怖痛心的数字,一场多么惨烈的飞来横祸。”“如果你对这一点都无法想像,那么你应该就更加难以想像,在这场灾难中丧命的人可能绝大多数是大学生。”

    文章说,严重超标的楼层,固然是整栋楼倒塌的直接祸根。但是,光有房主的贪婪,房子也盖不起来。是施工、设计、检测等多个环节的一烂到底,才共同导致了这栋“死亡之楼”的存在,以及这次灾祸的发生……而我们不用怀疑,这类人祸,绝不会是最后一起。因为利益熏心的人,贪婪的人,良知残疾的人,永远不会绝种!

    作者马屿人士在其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小心你走进的每一幢房屋——长沙楼房倒塌事件有感》说,小心你走进的每一幢房屋,也许那是间危房,也许是违章建筑;小心你走过的每一条道路,也许窨井盖丢失,也许下面已是暗洞遍布;小心你走上的每一条桥梁,也许存在偷工减料,也许设计严重错误;小心你乘坐的每一辆车,也许有人失意绝望,也许司机疲劳过度;小心你搭载的每一架飞机,也许机械保养不够,也许飞行员满怀愤怒;小心你吃的每一口食物,也许使用了地沟油,也许各种有害化学物;小心你喝的每一口水,也许水源早已污染,也许里面还掺杂着重金属。

    文章说,小心你阅读的每一本书,也许歪曲事实颠倒黑白,也许潜藏减智的毒素;小心你观看的每一个电视节目,也许是甜蜜的谎言,也许是喷香的迷雾;小心你前往的每一个国度,也许民众痛苦不堪,也许权力缺少监督……小心你的每分每秒每一步,一辈子战战兢兢是怯懦沉默的理想归宿。

    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5月6日发表前新闻记者项栋梁的文章《53条人命,新华社的报道只有52个字》批评现在官媒的事故报道。文章说,这一周里面你可能零星看到过一些报道。救出一个人来,又救出一个人来,救出一位女大学生说消防员是榜样,骨折了还给消防员唱歌。救援的新闻,有时会有惊人相似的角度。比如,记者哽咽了,然后,专家哽咽了,最后,市长也哽咽了,就这些信息,看得我也要哽咽窒息了……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做的下三滥的报道啊!

    文章批评说,你是国家级媒体记者,在事故现场能得到各方最多的采访配合与信息支持,能不能老老实实去做点调查采访,别在屏幕前哽咽。人们关心的是被压在倒塌楼房下的人,关心的是他(她)们为什么会被压在那里,关心的是自己会不会碰到突然倒塌的楼房,谁管你记者有没有哽咽啊?!如果你以为我把这些摆出来是要嘲讽,是要批评,那是你不懂我内心的悲愤,一名前新闻记者无处发泄的悲愤。严肃新闻供应不足,舆论场上喂给大家的就剩这么些哽咽新闻了。

    文章说,现在的问题是,地铁浸水、飞机坠毁、楼房倒塌,都只剩下了两句话:等官方通报。一切以新华社发布为准。就像疫情封控中的人们追问什么时候发物资、什么时候解封,永远都只有一句回复:等通知。

    文章总结说,灾难报道中严肃新闻的缺席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大环境的舆论尺度收紧,报道空间被持续压缩,另一方面是媒体自身生产方式的变革,工作重心变成了网络信息的整理加工。而且这两方面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互为因果。舆论尺度收紧促使新闻机构压缩一线记者编制,而市场化媒体的转型又使得他们距离发布信息的官方信源越来越远。

  • 民间财富缩水 世代集体躺平

    从2021年开始,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所谓中概股指的是在境外上市,但业务和盈利主要在中国大陆的上市公司)经历了多轮下跌,总体跌势惨烈,不少个股累计跌幅惊人。而在今年三月的前两周再度引爆一轮疯狂跌势,滴滴出行股价一日暴跌44%,龙头阿里巴巴一度剩下高点时的23%。

    根据Wind粗略统计发现,自2021年高位以来,在美国上市的中概民营公司总市值累计缩水已超过1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超6.3万亿)。

    据Wind数据统计口径,目前272只在美上市的中资民营股中,2021年以来合计有244只股票股价出现下跌,占比约九成,这里面有178股累计跌幅超过50%,占比接近2/3,其中31股累计跌幅超过90%,占比超一成。

    自三月开始关于中概股的消息,基本上可以用风声鹤唳形容。

    3月8日,美国证监会发布首批“预摘牌名单”,如同一把利刃,刺破了中概股的大动脉,汩汩鲜血直流三个交易日。市场纷纷惊呼,“一个时代结束了”。

    美国证交会3月8日把肯德基炸鸡的母公司百胜中国,以及李嘉诚旗下的和黄医药、再鼎医药、盛美半导体等五家最无疑义的中概股,列为率先强迫下市的“预摘牌名单”。

    3月23日,美国证监会把微博列入了预摘牌企业名录。微博需要于4月13日前向SEC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不具备被摘牌的条件。若无法证明,则会被列入“确定摘牌名单”。

    SEC网站3月30日显示,此前首批进入有退市风险“暂定名单”的中概股,目前已经被转入“确定名单”。

    3月30日,美国证监会将百度、富途控股、爱奇艺、凯信远达医药和Nocera等5家中国企业列入《外国公司问责法》暂定名单。这五家公司需要于4月20日前向SEC提供证据,证明自己不具备被摘牌的条件。若无法证明,则会被列入“确定摘牌名单”。

    “预摘牌名单”更新吓坏中概股,受“预摘牌名单”等因素影响,中概股在美股一季度收官日(3月31日)大跌。百度、爱奇艺、富途等紧急回应

    美国国会在2020年通过了一项专门针对中国公司的法律《外国公司问责法》,根据这项法律,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必须能够检查在美国市场上市的外国公司的审计情况。包括亲自前往公司所在地检查所有工作底稿。并对相关公司的会计师进行监管。如果该委员会连续三年无法做到这些,那么相关公司的股票就会被禁止在美国证券市场进行交易。

    中国政府一直以所谓的涉及到国家机密、信息安全乃至国家主权,对美国的此项法规持抵触态度,没有责令相关在美上市的中资公司贯彻执行PCAOB的规定。对中共来说,在美上市只是为了“利用”资本家的资金,破坏规则而不是遵守规则才是中共的本质。

    因此唯独来自中国的上市公司拒绝提供审计等财务报告,美方所需的信息只能来自中国的监管机构。这种让中国公司独享特权和特例的做法近年来已经引起华尔街和美国政坛的强烈不满。美国监管当局已经作出决定,要求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包括来自中国的公司,必须在2024年完全合规,否则将被清除出美国股市。

    经济通通讯社报导,美国证监会主席詹斯勒4月1日表示,中概股只能完全遵守美国审计要求,才能继续在当地上市,同时指中美进行了深思熟虑、相互尊重和富有成效的对话。但他指出,美方仍然坚定认为,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PCAOB)的监察官有权全面参与审计,包括检阅中概股的审计底稿,且认为这些文件很少会包含敏感信息,而美国法律令几乎没有妥协的空间。

    彭博社4月1日报道称,中国考虑让美国完整取得多数公司的审计信息,知情人士称,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机构正在起草框架方案,将允许在纽约上市的200多家中国公司中的大部分保住上市地位。

    报道称,中国政府也准备接受让持有敏感数据国企和私营企业被摘牌。一些细节仍在讨论当中,有变化的可能,文件需要得到最高领导层的批准。

    知情人士称,框架方案预计将澄清哪些数据会触发国家安全顾虑。其中一位人士表示,监管机构正在讨论阿里巴巴等处理消费者信息的公司是否会自动归于这一类。

    香港《明报》4月2日发表报道《中国或让步允美方全取审计底稿个别敏感企业撤美上市中概股早段急涨》说,中央最快今年中向美国监管机构公开中概股审计底稿的全部审阅权限,为防止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进一步脱钩,罕有让步。消息人士称,中证监正跟其他监管机构起草框架方案,将允许大部分在美上市中资公司,能够保持其上市地位。

    不过该名消息人士又称,中央也准备接受部分握有敏感数据的国企和民企退市,目前仍在讨论之中,有待最高领导层的认可,希望能在夏季前后达成协议。

    美国之音4月2日报道《中国当局罕见让步!拟同意美国监管机构全面获取“在美上市中国公司”审计报告》说,中国证监会会同财政部、国家保密局和国家档案局4月2日就修订《关于加强在境外发行证券与上市相关保密和档案管理工作的规定》(简称《规定》)公开征求意见。《规定》修订草案中特别删除了原《规定》中关于“现场检查应以我国监管机构为主进行,或者依赖我国监管机构的检查结果”条款与表述;同时明确表明,境外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有关主管部门提出就中国境内企业境外发行证券和上市相关活动对境内企业以及为这些企业提供相关证券服务的证券公司、证券服务机构进行调查取证或开展检查的,可以通过跨境监管合作机制进行。

    中国被迫作出让步的背后,是中概股的压力造成中国的互联网巨头裁员潮,且愈演愈烈。股价暴跌除了导致民间财富缩水,也使互联网大厂缺乏资金扩张,并必须管控人力成本,进行裁员,加剧社会的失业压力。

    3月28日,中国基金报刊登文章《互联网巨头被曝裁员,紧急回应!更有裁员工牌堆满一大箱,半层楼的人都空了…》说,近日,社交平台上一份致京东员工的“毕业须知”引起热议。有多名认证为京东员工的网友发声,京东多条业务线正在裁员,并分享被裁经历。不少中国网民重提京东董事长刘强东曾发下“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的豪语,贴文讽刺他“不会开除兄弟,只会让他们毕业。”

    随后,也有网友晒出B站也将裁员文案,成为“bilibili毕业日”各项事宜指引。据网传的一份文档显示,此次裁员覆盖业务线较广,京喜、京东国际、京东零售、京东物流、京东科技等多个板块的多个事业部都设置了裁员比例,多数在10%~30之间,其中京喜广东战区裁员比例更是高达100%。

    中国基金报的报道指,从股价上来看,虽然不可避免地受中概股影响,但是京东从2021年的一季度创下历史新高之后,股价就一路走低,截至目前,已经接近腰斩。

    裁员不叫裁员,叫毕业。这种掩耳盗铃的修辞手法当然也是跟制造谎言的祖师爷中共学的。在中共国家统计局的报告里,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2亿人。失业不叫失业,叫灵活就业。

    美国之音4月2日的报道《互联网大厂掀裁员潮中国经济的痛苦指数恐攀升?》说,此波裁员潮所反映出的是互联网行业对未来预期的销售、利润率和市占率走缓的共识。随着中国今年经济所面临的三重压力发酵,部分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失业和

    通膨率恐双双走升,亦即,中国今年的痛苦指数将持续上扬。

    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除了全球景气和疫情的冲击,这一波互联网的裁员也和过去一年来,中共对部分产业发动的各项监管打压、反垄断调查或共同富裕等左倾运动有关。邱达生说:“一般会裁员的话,大概就是相关的利润不足以支应成本,这跟中国今年封城的一些措施,还有从去年开始的一些譬如说共同富裕(运动),重新调整总体经济的一些政策等等,现在产生了副作用。”

    邱达生说,中共这一年来紧缩监管规范,压缩互联网行业的获利和成长前景。再加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期喊出“共同富裕”口号,暗示赚钱的巨贾富商,如阿里巴巴的马云,要将获利回馈给社会。因此,在获利可能不敷成本的前提下,中国互联网公司落实“人力成本的极小化”是必然的中长期趋势。

    近期中国房市的崩盘、股市的暴跌,再加上,失业或就业障碍,都让民间出现财富缩水的效应,恐冲击到未来的民间消费。邱达生指:“中国的股市跟中国现在非常想要拉抬的那个引擎,就是民间消费是息息相关的。因为股市没有支撑会进一步地让民间消费的成长力道是不足的。”“未来中国的挑战就是它的痛苦指数会飙升。痛苦指数就是通膨加上失业率这两个加总,一般而言,痛苦指数持续上扬的话,政府一定要做出因应,要不然的话,会让民众对政府的执政失去信心。”

    微信上被删除的署名“深圳客”的文章《有一些深圳人已经开始“怀念”996了》说,这几年舆论扎堆批判骄纵的资本蔚然成风时,大家想的是“资本躺赚,打工人卖命苦”,可没料到的是“当资本萎靡,打工人想卖命而不得那才叫真苦。”

    和眼前的濒临失业比起来,之前的996好像也算不得什么了。“以前觉得苟,是对自己人生不负责;现在看到市场大环境忽然觉得,2022年能苟一份稳定,能每月按时苟一份口粮,能保证家人平稳生活,苟不是且,能苟就是赢,苟赢”。

    从躺平到苟赢,不忍细想这些评论后面具体的生活。

    同样被删除的署名“远方青木”的文章《互联网大厂裁员数万,为什么?》透露,阿里员工超过25万,被传裁员比例30%,腾讯员工超过10万,被传裁员比例10~30%,仅仅这两家就会裁掉几万程序员,还有其他所有的大厂也都在裁,总人数相当惊人。去年还在全网声讨互联网企业996呢,今年突然没声音了,也不用讨论在哪个路灯上吊死互联网资本家了,因为都被裁了。作者认为这只是互联网冬天的开始,后面几年会越来越冷。

    台湾《工商时报》刊文指出:“中国新创公司过去借着海外上市,创造的财富,激励了整个世代的青年投入创业,如今中概股跌掉九成,不只创业梦想破灭,整个中国互联网产业千万员工的努力都化为灰烬,这不仅造成中国经济与金融的紧缩效应,最具创新动能的产业因此集体躺平,更会是中国全面转轨的重大指标”。

    台湾《今周刊》黄健诚撰写的文章《习近平推“共同富裕”恐沦“共同躺平”?中概股5个月烧掉4成台股市值 未来跟着共产党走,会有“好日子在后头”?》分析指,中国政府近期动作频频,从打压腾讯、阿里巴巴等科技股、整肃补教业,再到中国艺人张哲瀚、赵薇等人遭到猎巫等事件,微博上也有国税总局针对个别隐瞒高收入未如实申报纳税人员,正立案调查的消息传出。一连串中国政府全方位监管趋严的动作,与习近平提出“共同富裕”政策有一定关联。

    同样在《今周刊》刊登《世代集体躺平美国中概股陷归零潮中国新经济心惊》的分析文章,追问:海外上市的中概股,曾是创造财富与青年就业的聚宝盆,如今却沦为落水狗,搞到财富缩水、失业大增,北京政府到底在想什么?

    文章说,这群代表着中国经济创新能力、让数千万中国年轻人构筑梦想的海外上市企业,几乎全数被打趴在地,一大群中概股股价惨跌超过九成、甚至九成九,成为一文不值的“归零企业”。

    文章严厉谴责习近平断送了一整个世代的中国梦,从北京到深圳,三四十岁的中年人丧失了一辈子奋斗积累的财富,难以统计的年轻人失业,族群发财梦碎,最终将导致世代集体躺平的后果。中国正以“具有中国特色”的模式,一步一步踏进日本躺平三十年的覆辙。

  • 东航空难引发民间广泛关注热议

    3月21日下午,搭乘了123名旅客,9名机组成员的东航执飞昆明到广州的MU5735航班在广西梧州藤县上空失联坠机,机上人员生还渺茫。空难在中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习近平罕见地出现在电视上宣称自己“震惊”,指示尽速彻查空难原因。

    这次空难终结了中国民航连续138个月、累计时长超过1亿小时的安全飞行纪录。外界有关这起事故原因的传闻满天飞,一名自称是中国民航飞行员的网友在问答网站“知乎”发表一篇分析文章,内容提到东航MU5735客机坠机事故的诸多疑点。有网友翻出肇东市法院的判决书,一位名叫杨鸿达有13万元人民币未支付债务,而东航机长的名字也叫杨鸿达。有网友质疑,“东航是否有严重的管理疏职?此杨鸿达是否就是东航机长?”

    同样在“知乎”网站,知乎作者@王队长上月20日对2月19日吉祥航空从上海虹桥飞往成都天府机场的HO1231航班风挡现蛛网裂纹备降武汉一事答问,由于答问披露了中国民航的安全隐患,东航空难发生后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目前此答问已遭到官方删除。

    @王队长的答问披露,疫情改变了民航业的一切,民航业整体萧条了两年,飞行员收入下降10%–40%,空姐也限随降薪,整体亏损扩大,去年某三大航之一出售库存的飞行员回收了好几个亿人民币,航空业惨不忍睹了现在,只是公众并不知情,整个行业军心不稳,人员流动烈增加,这对于靠安全吃饭的行业来说,这些意味着什么?

    答问还披露了过去一年时间里包括“青岛航空压死一个机务、东航榆林跑道外接地、昆明祥鹏起落架安全销未拔出、吉祥航空客机风挡现大面积蛛网裂纹、九元航空航班机翼弯折紧急降长沙机场”等中国民航业从未有过的差劲安全记录,某种程度上为中国对疫情控制背后导致的各项灾难提供了一个注脚。

    有网民立即翻检出了上个月的2月28日中国民航报文章《中国民航创世界最好安全飞行纪录,坚持以习近平思想为指导》,文章写道“民航局航空安全办公室主任朱涛表示,这一成绩的取得,是中国民航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胸怀‘两个大局‘,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统筹发展与安全的结果”,从而对把党魁习近平包装为全知全能的完美领袖的个人崇拜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3月22日,在东航空难的新闻发布会上,一名路透社记者围绕失事飞机维修记录、飞行员的飞行时长、事故发生时天气情况等问题,进行了提问。东航云南公司董事长孙世英的回答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不满。有网友评论“典型的权力的傲慢,空难的原因离不开形式主义,官僚主义”。

    一如既往,中国官方对东航空难的媒体报道进行了严密的控制。《星洲日报》的报道《MU5735航班上的人们》被网易网和众多微信公众号转载,目前已被删除。

    在管控下媒体对灾难的报道角色,也引发了争论。前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李思磐发表文章《为什么要支持记者进行灾难新闻的采访工作》,文章写道:“报道遇难者遗族(的追念与悲伤),是常见的灾难报道题材。对生命逝去的哀痛和共情,也是推动事故原因调查、追责、善后和隐患排查纠正的重要动力”,文章呼吁:“如果一件事情不被记录,那么它就等于没有发生。”李思磐的文章在管控下已被删除和屏蔽传播。

    知名媒体人石扉客在22日的微信朋友圈重发了其2014的文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记者报道灾难现场》谈“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伦理”,认为“采写固然要特别注意方式方法,但决无任何理由反对媒体去现场,更无任何理由反对媒体报道灾难内容。”

    对此,著名的新媒体写手王五四在其微信朋友圈对石扉客等媒体人进行了批评:“就像这次东航航空空难一样,半死不活的媒体里,开始有几个媒体大谈媒体伦理了,其实很难得了,难得有人谈媒体的专业主义,但这在我看来,就像石扉客当年跟新闻学院的学生谈新闻理想主义一样,有点不要脸了,你们连新闻自由都没有都没有捍卫过,现在还有脸谈什么新闻伦理。石扉客当年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阻挡记者报道灾难现场‘,豪言壮语,所以在我眼里才显得荒诞可笑,宣传部的禁令算不算理由,只是有些时候,他们也懒得管你们,给你们点面子,你们就真以为自己是‘无冕之王‘了?我的媒体朋友、曾因说话太直接而被很多人隔离的孙旭阳老师曾这样评价过媒体,‘无力尽数展现,又以展现为业‘,我认为说的很直白了,就是份谋生的工作,我们都理解,别太拔高自己,更不要借助这拔高的氛围,谋取私利。况且,所谓的‘披露遇难家属的悲伤,展示命运的无常,可以激起人们的共情,成为追问事故原因,倒逼追责的强大力量。‘这都是一厢情愿,人们的共情一文不值,只会让他们更加珍惜活着的和活下去的机会。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记者,老记者前记者,依然乐悠悠地苟活在没有新闻自由的新闻伦理里。”

  • 2月6日:全民真话日——温和的决绝

    民间设置社会议题的一次尝试
    ——对“全民真话日”倡议的一种建构性解读

    假如一个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大的威胁——哈维尔

    一句真话比整个世界的份量还重——索尔仁尼琴

    2020年2月6日是李文亮医生的殉职日,次日(2月7日),人权律师刘书庆在微信公开倡议以他的殉职日作为“全民说真话日”(《南华早报》2021年1月26日),嗣后人权律师们联合发了倡议声明。这件事在我看来很值得说说。

    不夸张地说,这一行为如同人权律师节的建构,都一定程度表征着公民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换。

    “全民真话日”是直接向民间喊话,而不再是惯常地向权力机关呼吁、吁请,这既体现出一种对权力的失望,也意味着一种自主性的生长。

    当权力堵塞一切民间对良治社会建构的努力,权力体系成为一个完全僵化封闭的系统,再面向权力说话既是无意义的,也在折损自己的尊严,这时候背过身去面向民间,摆脱权力中心的既有范式,自我设置议题并主导议题的进程,意义重大。

    在一个极权国家,民间力量非常孱弱,对国家走向的影响与权力相比,隔着几个量级,权力就像一条大河,而个体不过一洼浅水,这条大河汹涌澎湃泥沙俱下,裹挟着几乎所有的资源,而一个国民无论你亲近它还是疏远它,都会被它影响,那些亲近它的人借机汇入其中,扬其波而逐其流,成为弄潮儿,那些疏远它的人也会被河床的流沙所带动,因为没有另一条独立的河流可以选择,一洼浅水无论多么不情愿,最终要么干涸要么被裹挟进入这条大河。

    但是如果民间意识到我们完全可以自主地汇聚成一条与大河并行的河流,哪怕它是一条又窄又浅甚至随时可能断流的小溪,我们都可以部分的逃脱被裹挟的命运,不被淹没在那条权力大河的洪流中,从而彰显出自己。

    民间只有具备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的能力,民间的努力也才能真正留下一点建构性的遗产,这是一种不关乎政治权力的社会性遗产,对一个良治社会的生成会起到独有的作用。

    如果民间不能尝试自己设置议题主导议题,而只是采取一直以来的模式,围绕着权力的运行发声,发现权力违法作恶的热点,大家秉持良知,秉持悲天悯人的情怀围观批评见恶就上,舆论压制和反压制你来我往几个回合,然后批评的话语穷尽,话题开始沉寂,然后被下一个新闻热点转移掩盖,循环往复,看上去很热闹,从中也能管窥体制的僵化和丑陋,几乎每个良知者都怒火中烧,但权力完全不为所动,即便收敛改变也只是个案,没有任何制度性进步,如果回头审视来路,发现全是些碎片。民间良知者遍体鳞伤身心俱疲甚至不间断地折损却没有真正改变什么,甚至境况反而每况愈下,民间的批评非但没有给权力套上任何枷锁,反而让他们恼羞成怒,提醒他们弥补上极权制度的漏洞,进一步收紧民间的生存空间。

    每念及此,直叫人心生悲凉。

    这不是说以后就要放弃公民责任,放弃对权力的监督,而只是想说,民间应当对此进行反思,应当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转移到自我设置议题主导议题上来,一旦民间对此形成相当的共识,民间才算真正成熟。

    一旦设置一个议题,就要持续耕耘跟进,假以时日,就会发现在权力之外,民间或许已经为良治社会的建设打了几个深桩,树立了几个里程碑。

    一个不需要权力认可允仍的议题,民间完全可以自在自为的完成。它做它的鸿篇巨制,我们做我们的小成本,对改变他们不再心存执念。我们把主要精力用在讲好自己制作的小故事。

    在我看来,“全民真话日”这个倡议就是这样一次尝试。它不需要调动多少资源来做,事实上民间也没有多少资源,民间只能是小成本制作,民间需要的就是坚持,就是用心培育。

    这个倡议虽然没有进攻性,但体现了一种温和的决绝,体现了民间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它所倡议的内容根本不需要权力的认可。

    而且这个倡议的内容也并不会让参与者处于特别的危险中,多媒体时代,每个人都可以担任公民记者的角色,有时只要随手一拍就足矣,看到各种灾难各种违法及时发出信息,只是发出一则信息,这个风险是可控的,即便存在一定风险,相比于无视灾难而可能引起的更大的灾难最终可能殃及自身,这种风险也是值得的。

    倡议并没有向民众提出一种多高的道德要求,而且也没将倡议绝对化,它必然受传统、习俗、人情世故的制约,它把讲真话置于人性之下。从倡议文本来说,它没有从道德的角度去论述人应当讲真话,而是从功利的角度论述人应当有共同体意识,每个人都可以做吹哨人,不要等到雪崩的那天才意识到自己作为一片雪花也是有责任的,当然这种责任不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而是一种社会责任。如果每个人都逃避这种社会责任,这个社会共同体就会危机四伏,个体也必然面临更深的奴役,但从法律意义上,人有逃避这种社会责任的自由,这属于消极自由的范畴。所以讲真话无论何时何地,也只能是一种倡议,它不能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要求,否则它就是压迫性的,而压迫性远比不讲真话可怕的多。

    他们倡议讲真话,但文本篇幅所限没有对何谓真话展开论述,那么什么才是真话?

    对一个普通人而言,他没有能力占有很多信息,他掌握的信息可能仅仅是碎片,也很难期待他能有多深刻的思辨能力,对于眼见耳听的纷繁芜杂的信息,也难以指望他能去伪存真,所以一个普通人更可能处于盲人摸象的尴尬境地。

    但这些人愿意传递信息很重要,哪怕其传递的仅是碎片甚至可能会被证伪。而且在我看来,这些人就是在说真话。我们倡导的真话有点类似于实话,它的真不体现在其内容与客观事实的契合,而是一种内心确信。当然对于非亲眼所见而是传来的二手信息,人们应当养成更审慎转发的习惯。

    而且真话并不仅限于事实信息,它也涵盖表达真实的情绪,表达真实的好恶,表达真诚的批评与赞扬。因此,公民践行言论自由的权利,对政府进行批评也属于讲真话的范畴,可以作为讲真话的一个子集。

    甚至,在相当大意义上,倡议讲真话重点不在于真话而是讲真话这个行为,与讲真话对应的一般不是讲假话、讲虚伪的话,而是沉默和冷漠。

    从应然角度,一个具备基本法制的国家,更不用谈法治国家,对一个国民都应当容忍上述这种真话。不能对一个普通国民发布自以为真的信息(特别是亲眼所见的信息)课予很高的真伪性审查义务,只要不是故意编造,哪怕最终证明为假也应当容忍。当然,民间根本无法影响权力的恣意,说真话比曲意逢迎肯定多一份风险,但是如前所述,每个人都不是孤岛,发现堤坝出现管涌而不出声,整个堤坝都可能被摧毁,最终可能付出更惨的代价。

    综上,“全民真话日”这个社会议题由民间设置,由民间主导,代表一种民间主体性意识的生长,是民间参与社会变革的一种范式转变,让孱弱的民间逃离权力的洪流裹挟,自为自在的培育成长,从而彰显出自己。

    尤陆沉
    2021年2月5日

  • 民间拟发起募捐为李文亮造铜像

    【民生观察2020年2月9日消息】两日前,因参与抗疫一线工作而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李文亮医生最终因抢救无效离世,引发民间及网络一片哀悼,网民纷纷谴责当局曾在1月3日以“造谣者”身份的指控对李文亮进行“训诫”,原因是李曾于2019年12月30日在同学微信同学群透露疫情信息。

    网友认为,李文亮医生不幸离世后,网民纷纷对武汉市公安局以“造谣者”身份对其“训诫”表达极大的愤慨。当时除了警方打压言论自由采取“训诫”措施之外,中共几大党媒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纷纷大肆通报渲染,本着打击“造谣犯罪”的幌子杀一儆百,以制止疫情消息的蔓延,从而达到隐瞒真实疫情、瞒报受疫数据的目的,并由地方电视台及媒体以宣传通稿的方式作出新闻播报,令全国民众及各地方政府误信权威发布,因而对疫情掉以轻心,特别是武汉及湖北省内的民众。当局连贯的欺瞒动作令疫情大面积扩散蔓延,加上农历新年的回乡潮,最终酿成大祸令疫情病例遍布全国各省市以及海外多国。

    大量网民纷纷谴责武汉当局以及一众党媒的无耻行为,并对李文亮医生以“造谣者”身份离世表达极度愤慨,更有网民情绪激动对中共当局进行谩骂泄愤。中共当局为了“安抚”民意,在李文亮逝后采取多个假动作以挽回面子以及平息民间愤怒情绪,包括主动为李文亮定性“工伤”、主动为家属提供工伤赔偿服务、各大党媒一改之前的“造谣者”指控而宣扬李文亮的功绩等。当局前后矛盾的宣传手法令人不齿,有网民形容当局“一夜之间自掴巴,上下臭X两张嘴”。

    为了纪念与弘扬李文亮医生勇于发声、践行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精神,武汉黎学文等人发起“为李文亮医生铸造铜像的活动”,并公开募捐铸造费用,得到大批网民的支持,倡议书获得大量转发。

    附《倡议书》全文:

    为李文亮医生铸造铜像募捐的倡议书

    各位国人同胞:

    我们是几位从事不同职业,长期关心社会公义的武汉公民。惊闻李文亮医生于2020年2月6日深夜去世,我们与所有人一样,感到巨大的悲伤与愤怒。未泯的良知促使我们必须做一点什么。

    李文亮医生身前秉持专业精神、坚守良知、勇于讲真话,在病毒尚未肆虐的时候发出警报,奈何不为当道重视,且被传唤训诫。疫情短时间内发展迅速,从封口到封城,死难惨重,直至如今无法收拾,举国惶惶。

    李文亮医生生前勇于发声,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他恪尽职守、以身殉难,他不仅是武汉人民的英雄,也是中国人民的英雄。为了让世人长久铭记他,为了纪念与弘扬他勇于发声、践行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精神,我们决定为他发起铸造铜像的募捐活动,具体如下:

    一、此次募捐活动从今日起,将持续8天(以铭记武汉市八位勇于说真话的医生),截止之日为2020年2月15日;

    二、此次募捐目标为人民币20万元。该款项主要用于铜像铸造、李医生纪念文集的编辑与出版事宜;

    三、此次活动将设立专门的推特和脸书账号,每天及时公布款项收支、具体活动等情况,账号由义工专人管理;

    四,募捐结束后,将公开向全球华人艺术界公开招标,聘请优秀艺术家尽快完成创作工作。铜像建造完成后,如暂时无法在武汉显目公共场所落地安放,会委托权威场馆展出,直到落地武汉。

    募捐账号:工商银行6212260200170702522,委托户主:朱日坤

    发起人:黎学文(作家)张贵良(前医生,私人业主)汪艳芳(公民)张毅(公民)吕新华(良心人士)李勇(公民)周成柱(民间思想者)

    监督人:张学标(教授)张科科(律师)

    推特:勿忘李文亮医生关注组https://twitter.com/wenlian99075102
    脸书:勿忘李文亮医生关注组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46672224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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