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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湖北陈喜珍李桃珍法制日从北京绑架遣返

    【民生观察2023年12月7日消息】2023年12月4日中国宪法日,湖北潜江访民陈喜珍,李桃珍俩人在北京遭到非法绑架俩人下车刚到北京等待公交车时遭到十几个不明身份的人员绑架,将俩人绑架到车上然后抢夺手机、身份证等私人物品随后立即遣返。

    湖北潜江访民陈喜珍遭非法强拆,家里房屋在2019年7日18日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下由徐国亮高新开发区副书记,管委主任,竹根滩镇党委书记。胡军华是高新开发副书,常务副主任竹根滩镇镇长带领一百多人闯入陈喜珍家,用非法暴力的手段进行非法强拆,徐国亮,胡军华俩人指示村书记王高凯、刘红星、关城平等人,用非法手段有组织的黑社会性质,深夜用塑料手提袋蒙着陈喜珍头将陈喜珍绑架,她呼喊救命;这帮土匪对着陈喜珍打嘴巴煽耳光,将陈喜珍绑架到黑监狱囚禁102天,用各种残酷折磨虐待殴打等手段胁迫陈喜珍同意强拆了签字。

    她们俩个人被押上车后一路狂奔连夜赶路,在第二天12月4号中国宪法日的早上8点50分左右到达目的地湖北潜江,奇怪的是她们没有送俩个人回家却直接把她们送到湖北潜江园林派出所,园林派出所两个警察把李桃珍接到询问室。陈喜珍到园林派出所下车后谴责他们非法拦截绑架践踏宪法侵犯人权。就被不明身份押送她们的黑恶人员掐嘴巴!园林派出所警察不制止。就把北京黑社会人员和车放走了。

    李桃珍维权是因为老公李家清上访遭到构陷入狱已经批捕关押在湖北潜江看守所,她老公李家清是因为社保工资待遇不公而上访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今年三月份两会期间在北京国家信访局登记后被接回潜江遭到行政拘留又更改刑事拘留,随后遭到检察院批准逮埔起诉至湖北潜江法院,李桃珍老公李家清从今年三月份关押至今没有开庭宣判,超期关押严重程序违法。

    陈喜珍在关押黑监狱期间遭到暴力殴打,酷刑折磨,手段残忍,让陈喜珍下跪,看管她的人还录制陈喜珍下跪的视频上传发给领导看,每天都要陈喜珍写信访条款,陈喜珍在关押黑监狱期间被打晕死过去几次,每天要下跪、要写信访条款,一天要写上百张A4型号纸的信访条款,看管陈喜珍的人录制她下跪、写的信访条款的视频上传给领导看,在关押期间要陈喜珍写信访条款,不写就打,不给饭吃,由于夏天天气炎热,吃了剩饭剩菜,加之卫生差,导致陈喜珍身上溃烂,几次晕死过去,直到陈喜珍身上溃烂的伤口恢复看不到了才释放陈喜珍回家,一个快70岁的老人被这样折磨了102天,真的是死里逃生活了下来,陈喜珍关押102天释放回家后看到家里的房屋没有了,她关押期间家里人多次找市政府、找乡镇政府要人,都不给予任何解释。乡镇开发区副书记徐国亮、胡军华等人弄虚假账。陈喜珍至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

    2023年12月3日陈喜珍进京请律师,遇到潜江另一个访民李桃珍,中午一点左右两个人在陶然桥北下车,突然被十几个不明身份的标榜大汉围堵,陈喜珍,李桃珍被绑架拖上车后抢夺她们的手机与身份证,还非法搜身。这群不明身份的人说:他们是被湖北潜江驻京办的人打电话安排拦截她们两个人的,她们下车连饭都没有吃,就被这群不明身份的人绑架遣返了。

    李桃珍维权是因为老公李家清上访遭到构陷入狱已经批捕关押在湖北潜江看守所,她老公李家清是因为社保工资待遇不公而上访很多年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在今年三月份两会期间在北京国家信访局登记后被接回潜江遭到行政拘留又更改刑事拘留,随后遭到检察院批准逮埔起诉至湖北潜江法院,关押至今没有开庭宣判,超期关押严重程序违法。

    陈喜珍,李桃珍俩个人被非法拦截绑架遣返可以看到湖北省潜江市政府部门参入非法拦截访民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并且严重渎职,乱用职权,暴力截访,践踏宪法,侵犯人权非常严重,中央一再强调不要非法拦截访民,要让老百姓正常维权上访,要打开绿色通道,让信访畅通无阻,要让每一个公民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但是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卑微与无助,法律维护不了老百姓的财产,政府法律都不为民做主。

    本网将继续关注她们的维权的后续情况。

  • 湖北潘向荣法制日走访国家信访局

    【民生观察2023年12月5日消息】今天法制日,湖北潜江维权人士潘向荣黄行芝在北京寒冷的零下8度的天气情况下,她们两个人在夜间凌晨四点左右到国家信访局排队,从凌晨四点直到上午9点多才进入国家信访局,在长长的排队人群中只见”蛇头不见蛇尾”。所有来国家信访局排队的人都穿着厚厚的大衣,有的人还带着被子在“睡觉”排队,在北京夜晚凌晨室外的温度非常寒冷,大风吹到脸上呼呼刺痛,排队的人紧贴着人,这样有点“相互取暖”的感觉,长长的排队栏杆不是一条直线,而是盘旋转圈式的,这样的设置就是为难所有在这里排队的人,在国家信访局公路两边进入”信访局胡同”都设置了近两米高的铁皮围墙,这样是不是怕路过的“外人”看到这样的“风景”。因为国家信访局是唯一信访的途径,这里长年累月都是这样”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很多人排队几天都进不去登记。

    湖北潜江访民潘向荣黄行芝在北京已经一个月了,她们走访了国家信访局,公安部,劳动保障部,工会,银监会,工商银行总行信访办等所有信访窗口。在国家信访局排队五六个小时进去刷一下身份证就一秒钟。这就是中国信访制度最真实的写照。

    湖北潜江工商银行前职工潘向荣黄行芝伍立娟三人同时在2004年被工商银行被迫下岗,她们都是在劳动合同法保护规定之下而被非法下岗的,工商银行严重违背国家法律,肆意践踏宪法,藐视国家法律法规,并且把员工非法下岗后,还偷梁换柱,转移个人社保公积金,医保各项社保账户,导致她们下岗后无法办理职工退休,同时无法享受职工医保。黄行芝自己在没有缴纳各项社保医保的情况下办理了退休工资才1300元,潘向荣目前不到退休年龄无法办理退休,也没有医保报销待遇,伍立娟与黄行芝同年龄,但是伍立娟在银行没有缴纳各项社保医保的情况下拒绝自己办理退休。伍立娟已经延迟六年退休了,也没有医保报销待遇。

    湖北潜江工商银行下岗维权的伍立娟,潘向荣,黄行芝三人在20年的维权中遭受殴打,绑架软禁,伍立娟20年被非法绑架软禁无数次工商银行信访干部段家用曾经带领一大群人非常闯入伍立娟家里,闯入卧室甚至将穿着睡衣的伍立娟吊带睡衣抓落,将赤身裸体的伍立娟绑架出去,伍立娟说:你们出去客厅等我把衣服穿上跟你们走,在客厅门口还是邻居看到怒说,你们太过分了让人家把衣服穿上吧!这就是中国法制与人权。他们所作所为的恶,严重践踏法律,严重侵犯人权,世道有轮回,苍天饶过谁,曾经多次指挥绑架软禁伍立娟的前湖北潜江支行工商银行副行长付明在2022年元月5号跳楼自杀。

    今后的维权访民出路在哪里?湖北省信访局召开全省信访工作会议要求一站式解决信访案件,长期不解决问题的案件要纳入解决问题,要敢于创新,敢于承担责任、落实到位、做好准备工作迎接明年开门大战。

    湖北省信访局局长柯东海指出: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对信访工作法治化试点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明确,进一步提高认识、压实责任、加大力度,为明年全面推开信访工作法治化做好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确保开局即决战、起步即领先。

    我们维权访民拭目以待湖北省人民政府明年怎么创新解决问题。怎么确保开局即决战起步即领先?

    本网将继续关注潜江维权访民在北京的维权的后续情况。

  • 法制日徐彩虹何斌夫妇起诉国务院总理被拒⁩

    湖北公民徐彩虹何斌夫妇二人12月4日到最高法院要求立案起诉李克强被推诿拒绝将徐彩虹何斌夫妇二人推出高法大厅,法制日最高法工作人员啪啪打脸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何斌,徐彩虹是湖北襄阳人。因法院众多违法,夫妇举报却被其利用国家机器打击报复,续而十几年遭遇的各种权益的侵害。

    1999年夫妇创立自己第一个实体店品牌“爱点”,意为:爱的起点、有爱的地点、爱的聚集点。以诚信、用心为基础,自己独特的商业视角及勤劳拼搏的精神为依托,生意红火,顾客盈门。生意快速的发展并成为该区域同行最大最红火。

    旁边的超市限于眼光和对潮流的把握,时常到精品店打探再跟货,并经常以把精品店热卖的同类产品作为赠品捆绑促销的方式试图用不正当竞争挤垮夫妇的店。然而夫妇俩不大的店面却罗列百余种商品,网罗了半个中国的精品,受年轻人、时尚达人追捧喜爱温馨的小店,包含着夫妇心血与付出、创意与个性。继而又动用各种手段也是撼动不了夫妇的店,夫妇不但没被挤垮,还迅速发展壮大,从精品文具、礼品、饰品、玉器、白金饰物、服装,到精致餐吧和夜市排档,多方齐头并进蓬勃发展,很快“爱点”成为该区域生意最火,且能持续保持发展的品牌,时尚消费的名片。

    红火的生意带给夫妇事业成就感及经济利益,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灾祸。守法、不搞歪门邪道的夫妇触动了利益集团的利益被找上了麻烦,黑白两道联动出手打击。

    2001年丈夫何斌被构陷入狱,在有直接证据证明何斌无罪的情况下法院刑厅长还强压拖延不开庭,徐彩虹抱着与其同归于尽的决心将被关押半年多的丈夫救出,出狱后第二天,黑道又来将夫妇店面打砸,将何斌打伤,并让黑道人员言明是得罪法院刑厅长的结果,夫妇二人被打击报复后就走上了维权道路,经历了这么多年问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遭到频繁的打击报复,这一切都是最高层管理不善造成基础违法乱纪的行为,所以徐彩虹何斌夫妇二人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起诉,但是没有那个法院敢于立案。

    2020年12月2日,最高院院长周强在会上强调:要求严格落实立案登记制要求,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对于违规不予立案的要严肃处理。

    湖北公民徐彩虹何斌夫妇,时隔一日12月4日法制日,到最高法要求立案起诉李克强,但是到最高法后,最高法院的门口执勤民警在徐彩虹与何斌俩当事人未进高法办公场所、未见法院法官的情况下,就非法的将递交诉状的徐彩虹何斌夫妇当事人拒之门外,不依法登记,不依法裁定、答复。以实际行动啪啪打脸院长的工作讲话。向人们展示当前的法治践行状况。

    12月4日下午1:30,鉴于之前(10月24日)向最高院邮寄(特快专递)的行政起诉状历时40个工作日未得答复,何斌、徐彩虹来到全国最高院位于朝阳区小红门乡红寺村40号的立案庭,当面递交诉状,门口执勤法警得知二人是起诉国务院和全国人大后将诉状塞回给二人,说高法不接受立案。法警说:“建国以来高法只有一次作为一审立案法院,那就是江青。你告的是李克强!”——原来还是可以一审立案的,不知道他的意思是不是李克强或者国务院和全国人大没有一个人的级别高?

    法警挥手让出去,二人说现在是立案登记制,能不能立案该里面的接待法官来判定,凭什么连门都不让进?法警看看二人说:可以让你们进,不过进去也会把你们分流出来。

    徐彩虹何斌夫妇二人进大门后,一个法警将徐彩虹的手机夺过去将包括之前在门外拍的照片全部删除。一个门口法警将诉状拿去看看说:起诉国务院和人大的!一副看笑话的表情。二人说:能不能立案、该到哪儿立案应该由里面的法官来判断和跟我解释。

    法警说:“好,我给你叫法官。你们先安检。”经过脱衣、查包、搜身等系列检查,走过弯曲长长的走廊,来到一个十几平米的灰暗空间,空间尽头是一扇大铁门,不大的空间五六个警察等在那里,将徐彩虹何斌夫妇二人围在当中,何斌说:我们是进去还是在这等?一个头目一样的黑胖子诡异的一笑,说:你们告的是国务院和人大都不能作为被告。徐彩虹何斌夫妇二人说:国务院和人大都不在法下?头目说:你们可以去地方起诉。在几个警察的各种推脱下,打开了后边的大铁门,原来铁门后面就是法院之外,从头到尾,让人进去立案都只是个过场,推出门外才是目的!

    徐彩虹,何斌
    2020年12月4日

  • 王和英:法制日探望刘艳丽

    2019年12月4日,旅游到了湖北荆门市,决定去看守所探望刘艳丽女士。

    刘艳丽(女)1975年6月1日出生,汉,大专文化。湖北省荆门市人,中国建设银行荆门市分行金龙泉支行员工,网名“拽拽重出江湖”,网络和博客写手,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民主人士,中国在押政治犯。

    起诉书中称:2016年9月26日,因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和发送10余条涉及国家领导人信息,遂被荆门市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刑事拘留8个月,后虽被取保候审释放,但2018年5月25日又被以涉“诽谤罪”监视居住半年;2018年11月22日,被荆门市东宝分局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转正式逮捕,12月3日,案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经依法审查查明:2010年9月以来,被告人刘艳丽长期在QQ空间、微信朋友圈、网易、博客,辱骂、攻击中国共产党及党和国家领导人,恶意炒作社会热门事件,起哄闹事,破坏社会秩序;情节恶劣。

    2019年1月31日,其案在荆门市东宝区法院开庭受理,据起诉书中控方指,2010年以来刘艳丽长期在网上散步虚假信息,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恶意炒作社会热门事件,共有29项消息和文章。刘艳丽和辩护人都认为指控罪名不成立,言论自由是公民的权利,批评时政和关心公共事件反而是公民良心和社会责任的体现,并且控方也没有提供损害社会秩序的后果的证据。至今尚未宣判。

    目前被羁押于湖北省荆门市看守所。

    对于这样一位有着传奇色彩般的知识型女性我感到好奇。12月3日联系到她弟弟见面。经了解,刘艳丽家兄弟姊妹五人,刘艳丽原本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和幸福的小家庭,儿子出国留学,丈夫是教师。她原本可以和中国大多数女性一样,相夫教子,安稳工作,过着岁月静好的“舒服日子”,可她为何会“走进”监狱呢?

    据她弟弟讲,她的性格比较倔强,在里面坚决不认罪。强烈要求法院尽快判她实刑或是还她自由。进去前一个月,她预感不妙,就和丈夫办了离婚手续,刚进派出所被控制起来后曾割腕自杀未遂,导致左腕几根神经断裂。。。

    12月4日上午,刘艳丽弟弟开车送我去荆门市看守所,在门口登记后我们一起进到里面,这里
    集拘留所、戒毒所和看守所在一个大院内。我们进入到看守所办公大厅后见里面有几个人在等着送钱或衣物,办公人员不在。等了一二十分钟,办公人员进来后,我也很顺利的给刘艳丽存了200元表示一下心意。

    据我所看到起诉书中罗列的29条罪状中,都是用文字记事、评论或转帖之类的内容,她的言辞大胆犀利。为此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如今她夫离子散,独自一人被丢在冰冷的看守所里。

    对于她的文章是对是错我不去评论,更或者说是我不敢评说。还是那句话,或许时间会证明一切。她到底有罪没罪?眼下也只能由法院决断。开庭都快一年了,如刘艳丽所盼,是判是放,需要尽快有个答案。我也拭目以待。

    期盼刘艳丽早日出狱!等她出狱后我一定再去荆门会会这位豪气干云的女侠。

    王和英 写于国际人权日

    附:刘艳丽:我的自辩书及最后陈述
    http://wqw2010.blogspot.com/2019/02/blog-post_3.html

  • 精神病院进易出难法制保障何时能够落实?

    同性恋从精神病的榜单上被除名已经是上个世纪的事情,中国也已在 2001 年停止将“自我认同型同性恋”划为病态范畴。就在这样的情况下,2015 年一名同性恋男子余虎(化名)却被协议离婚的妻子送进了当地的精神病院,并强制治疗了 19 天。
    余虎在 2015 年向全家人出柜承认自己的男同性恋身份,并和妻子协议离婚。但就在签离婚协议的当天,却被妻子和家人送进了当地精神病医院。尽管他反复申辩,但医院拒绝释放他,还以“性偏好障碍”为理由对他进行强制治疗。直到报警后,他才脱离了被关 19 天的精神病院。前不久,依然深陷心理创伤的余虎已经向法院递交了诉状,希望判处医院赔偿他的精神损失并进行书面道歉。
    余虎的经历并不是个案,这里反映了一些精神病院的通病:易进难出。
    尽管 2013 年 1 月开始实施了《精神卫生法》,其中规定了“自愿原则”,即入院治疗必须是当事人本人自愿的,他也可以随时要求出院;除非当事人被诊断为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并且出现过伤害他人行为的,才会由监护人做决定。
    但是从这次事件来看,已经实施三年多的《精神卫生法》并没有完全落到实处,胡乱收治、强制接收正常人的情况依然时有发生。就在今年 3 月,64 岁的咸阳人刘玉栈因为 80 多万元的补偿金被儿子领走,上法院起诉儿子;却被儿子和孙子绑架,用绳子捆绑、胶带封嘴的方式送到了洋县磨子桥镇中心卫生院。卫生院不仅接收了刘玉栈,甚至还开具了精神分裂者的诊断证明。直到刘玉栈的女儿来卫生院协调后,她才被放出去。事后卫生院负责人在一段通话录音中对刘玉栈的女儿承认:“上次你哥让我给帮个忙,现在我把忙帮了。你怎么还来威胁我。”
    根据 2014 年底对黄石精神卫生中心的一项调查,该中心里的护士们对《精神卫生法》的认知度非常低。89.10% 的人的知晓程度都处于较差的水平,7.93% 的人处于非常差的水平,只有 2.97% 的人知晓程度为一般;对《精神卫生法》各部分内容的知晓正确率也比较低,最高的正确率也只有 51.49%。
    在实践中,精神病院收治病人通常无须事先见过当事人,无须事先进行医学诊断,收治时无须听取本人的意见。仅凭送治人单方面提供的描述即可以把人强行收治起来,并不用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卫生机构的行业规则也没有对收治程序做出要求。尽管 2010 年召开的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上强调:“没有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的审查同意,对不是精神病患者的人员,一律不得接受。”但即便是这一道关卡,也是形同虚设。
    在这样的情况下,想把一个人送进精神病院并不是一件难事。除了其他无法描述的“被精神病”情况,被伴侣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情况也偶有所闻。
    2015 年,河南新乡的李小燕和丈夫闹了矛盾,结果就在睡着的情况下被送到了精神病院。李小燕的娘家人在报警后才得知真相,精神病院却不肯放人,要求一定要丈夫本人来接走。直到当地媒体介入后,精神病院在承认李小燕并没有任何精神异常,放她出了院。
    回顾历史,美国的经验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借鉴。精神病医院的乱象在 1940 年之前的美国曾十分普遍。20 世纪 30 年代的美国正在经历全球资本主义国家都无法避开的经济大萧条,精神病院得到的补助越来越少,开始滋生各种问题。居住环境差、卫生条件无法满足、治疗不作为……以及虐待病患。
    在经济大萧条最严重的那段时间里,美国精神病院里突然涌入了一大批“病患”,那些养不起孩子的家庭就以精神障碍的名义把孩子丢给精神病院。1940 年,全美的精神病院里已经有了 100 万的病人,每年还在以 80% 的速率增加。
    这个时候,精神病院对病人的虐待也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许多人把精神病院直接称为“地狱”。为了节省人力开支,病人们被成日关在屋子里;毫无必要的束身衣的使用也成倍增加;医生护士们甚至会给病人们服用一些药剂,让他们直接变成僵尸状态,除了吃喝拉撒什么也不做。
    医生会在毫无许可的情况下擅自用病人做人体实验。在美国巴尔德莫附近的一家医院里,医生们用癫痫症儿童做人脑 X 光成像。为了让成像更清晰,他们在这些儿童的头颅上钻洞,然后把保护大脑的脑脊髓液抽走,往里注入空气或氦气。这给孩子们带来的后果是,他们在接下来的两到三个月时间里都会持续地头痛、晕眩、恶心呕吐、癫痫发作,直到他们的大脑自动填充了脑脊髓液为止。在最严重的案例里,被试的儿童会留下永久的脑损伤,甚至瘫痪。
    直到 1950 年,出现了精神病院“去机构化”的浪潮,倡导者们要求把与世隔绝的独立精神病院逐渐取消,替换成融入社区的心理健康服务站;要求不再用隔离的方式对待精神病患者,而是想办法让他们重新回到正常生活中。
    这个运动受到了肯尼迪总统的欢迎,他本人的妹妹罗斯玛丽(Rosemary Kennedy)正是在 23 岁时被父亲安排着做了脑白质切除术,来解决她的一些行为异常,但最后手术失败终身残疾,她在杰斐逊的一家精神病院里度过了余生。这件事使肯尼迪(John F. Kennedy) 一直都对精神病院的改革有着超乎一般人的兴趣。
    1963 年,就在肯尼迪被刺杀之前,他推动了两条法案的通过:《亲子健康和心智不全计划修正案》和《心智不全救助机构和社区建设法案》。这两个法案促使联邦政府给心智不全患者的救助机构和研究单位投入了更多的资金,也推动社区成立了许多救助站。
    尽管对于“去机构化”运动的结果,一直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它帮助许多精神病患者从完全隔绝的状态恢复到正常人的模式里,给他们带来了重生的希望,也减轻了国家支撑精神病医院的财政负担;但另一些人认为,“去结构化”运动的过程中,不负责任地把一些重症患者放归到社会里,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定因素,也让那些本来应该在精神病院里的到特殊看护的人被送进了监狱或者无家可归。不过根据哈丁博士(Courtenay M. Harding)的研究报告,佛蒙特州立医院在进行了“去机构化”改造后,其中三分之二的病人都表现良好。
    不管怎样,这个运动的确推动了美国精神病院的转型,但更重要的是,它对“非自愿承诺”起到了抗衡作用。
    非自愿承诺是针对攻击性比较强的精神病人的一个医院政策,这本身是对失去自我意识或自控能力的病人提供医疗保障,也为他周围的其他人提供安全措施。当病人表现出过激的精神异常行为时,医生可以合法监禁他 72 小时;但在这之后,就必须提交法院,由法官根据精神科医生的评判,来决定是否能继续关押病人。
    法官对是否继续关押的审判十分谨慎,甚至可以说有些过高标准。2014 年,美国马里兰的珍妮(Jennay Ghowrwal)无法继续忍受患有人格障碍、喜怒不定的母亲,在多次建议去看医生无果后,她试图向法官申请“非自愿承诺”来强制治疗母亲。但法官告诉她“除非你在你妈妈正对着别人挥刀子时,或者在她把自己锁在车内奄奄一息时,再递交上申请书,才有可能得到许可”。
    “去机构化”一直致力于保障精神病患者的人权,独立选择权就是其中之一。他们要求哪怕是强制关押的危险病人,也应该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如今的“非自愿承诺”中已经包含了一项:即便是被强制关押的病人,如无紧急情况,医生也不可以在没得到病人本人允许的情况下对他进行治疗。
    (来源:网易新闻http://view.163.com/16/0620/17/BQ15S1IS00012Q9L.html 2016-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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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权观察员徐秦被维稳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3/2消息:中国人权观察员,江苏高邮市公民徐秦要求依法信访改革,高邮当局要让她当法官的侄子来北京维稳她。

    徐秦说,刚接到儿子电话,我再不离开北京,中共政府将再次差遣(实是绑架)我的法官侄儿赶到北京,对自己的亲姑姑实行“人道主义”维稳,是北京安局打电话到江苏省公安,再到高邮市公安的。

    找我侄子说我最近在北京很活跃,在与内蒙古山里人(网名)做 [对2005年《信访条例》及信访依法深化改革的呼吁]征集签名,要求其立即来北京维稳,维稳费报销。现已升级到向我儿子所在地昆山某单位领导施压,昆山市公安局已通知我儿子喝茶,请大家关注我的安危。

    据悉,徐秦因为关注人权案件被北京市西城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羁押近一个月,2月2日获“取保候审”回家。



  • 法制日(宪法日)来临千余访民突破封锁信访局登记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12-3消息:今天在国家信访局有千余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其中辽宁蚁力神案的51名代表和几十名三级终结案件的集体访代表在信访局外排队等待登记,有的访民见接访的走来走去就带上口罩或帽子,避免被接访人员发现带离。信访局的保安则逐个查看他们的身份证。
     
    信访局院内铁栏杆里今天也排满了人,好多访民人说,明天就是法制日(现改为宪法日)了,地方看的紧,好不容易突破封锁来北京的,哪都要登记,不能就这样让他们接回去。

  • 刘艳状告公安二审败诉 对中国法制改善和公正无望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7-21消息:今天下午5点刘艳状告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的代理人彭中林,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行终字第57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刘艳刘艳状告丰台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败诉,对此,代理人彭中林表示:对中国的法制的改善和公正,不抱希望,判决明显极为不公,中国司法制度,民告官几乎没有胜诉的。
    刘艳和彭中林都是因遭到地方政府和公安与司法腐败侵害十几年而控告十几年,对地方政府和公安与司法腐败及官员等违法侵害至今没有纠正、查处、解决。
     
    江苏徐州访民刘艳因2013年11月10日在久敬庄遭到不明身份两男抢夺其挎包及挎包内的身份证和几十元钱,经北京市110报警,北京丰台公安分局警察出警到了案发现场及处警时,警察询问刘艳案发情况,刘艳明确向案发现场出警民警报案称(已向法院提交并经质证的刘艳手机现场录音、录像):“民警:什么时候的事啊?刘艳:应该是在二十多分钟前吧。”“民警:这个应该出在你那个屋吧?刘艳:啊。民警:哪怎么没进去啊?刘艳:当时报了案,好像出来平电脑啦。刘艳:接了,那两个人我不认识,说等来人来接,出来晒太阳,他们都冷,我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呢,然后,包呐,他们拽了两次,(包带)链子都拽坏了,好不容易修好了,所有东西他们拿了,谁拿的我不知道,身份证和钱不见了。”“民警:你那个多少钱?刘艳:几十块钱,钱无所谓,当时就是发生在没了。民警:不可能拿你钱,就拿身份证。”
        刘艳向出警民警提出要求调取案发现场监控录像,办案民警去调取了发现场监控录像,但拒绝刘艳看现场监控录像:“刘艳:那能不能让我看一下录像?”“民警:你不能看,你怎么能看?能让你进吗?”
    出警民警调查违法嫌疑人后回来告诉报警和报案人刘艳称(刘艳向法院提交的录音录像):“民警:今天我问呐,人家说没拿。刘艳:凭什么没拿?他要拿了,他会承认?他抢了我包,抢了两次,被我拽回来了,把我这抢走了,这个抢走,把我东西…”。
        最后刘艳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出警民警不履行法定职责提出(刘艳向法院提交的录音录像):“刘艳:我要看一下你警号。民警:你啊,我告诉你,我不给你警官证,你哪那么多事?出去,出去。刘艳:他们110说,是谁处理的?给他们说啊。民警:说,赶紧说,你说,你说,这有警号,你赶紧看,真有毛病。刘艳:我不知道你警号,领导,笔录也没有,,,,,”。上述录音录像及电话记录等几十分证据,证据确凿,法院关于回避,只字不谈。
    刘艳在案发当天及之后一个多月几十次通过向北京市公安局(110报警平台转)督察部门和被告丰台公安分局督察室提出投诉丰台分局出警民警不履行法定职责,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保护公民财产安全,毫无作用、希望。
    被告丰台公安分局除出警随便询问违法嫌疑人外,没有依法传唤嫌疑人和制作笔录、没有给被侵害人制作笔录、没有依法做出是否调查案件等任何书面文书,没有依法和按法定程序查处违法嫌疑人和违法行为,没有查处归还被抢夺的身份证等财物履行法定职责。
        刘艳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状告北京市公安分局丰台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二审北京市二中院同一审丰台法院上下一样,故意对北京公安是否违法、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不进行全面审查,而是故意违法“断章取义”、故意“缺失”“回避”上述报警与报案事实及经质证证据、铁证,一、错误认定事实和错误认为被告分局“民警出警”了,就是履行完职责;二、接警“民警出警”到现场后(不可回避的)必须的询问原告报案案发情况,故意“缺失”“回避”,作出不公正判决。
        除上述确凿证据外, 原告申请法院调取证据,法院没有;原告十几次向被告督察部门投诉:“原告钱和身份证被抢夺”的报警报案、投诉依据,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依据《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认定原告钱和身份证是被他人抢夺的报警报案事实与被告不履行职责的证据,依法应当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原告要求被告向法院提供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证据,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等等。法院违法采用被告违法不制作文书、不予调查处理决定的违法、不真实的报警服务台记录表派生证据(不提供报警录音证据),且违背《110接出警工作细则》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的事实,作出不公正判决。
    以下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内容: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7-21消息:今天下午5点刘艳状告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一案的代理人彭中林,接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4)二中行终字第574号行政判决书,判决刘艳刘艳状告丰台公安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败诉,对此,代理人彭中林表示:对中国的法制的改善和公正,不抱希望,判决明显极为不公,中国司法制度,民告官几乎没有胜诉的。
    刘艳和彭中林都是因遭到地方政府和公安与司法腐败侵害十几年而控告十几年,对地方政府和公安与司法腐败及官员等违法侵害至今没有纠正、查处、解决。
     
    江苏徐州访民刘艳因2013年11月10日在久敬庄遭到不明身份两男抢夺其挎包及挎包内的身份证和几十元钱,经北京市110报警,北京丰台公安分局警察出警到了案发现场及处警时,警察询问刘艳案发情况,刘艳明确向案发现场出警民警报案称(已向法院提交并经质证的刘艳手机现场录音、录像):“民警:什么时候的事啊?刘艳:应该是在二十多分钟前吧。”“民警:这个应该出在你那个屋吧?刘艳:啊。民警:哪怎么没进去啊?刘艳:当时报了案,好像出来平电脑啦。刘艳:接了,那两个人我不认识,说等来人来接,出来晒太阳,他们都冷,我就过来了,过来之后呢,然后,包呐,他们拽了两次,(包带)链子都拽坏了,好不容易修好了,所有东西他们拿了,谁拿的我不知道,身份证和钱不见了。”“民警:你那个多少钱?刘艳:几十块钱,钱无所谓,当时就是发生在没了。民警:不可能拿你钱,就拿身份证。”
        刘艳向出警民警提出要求调取案发现场监控录像,办案民警去调取了发现场监控录像,但拒绝刘艳看现场监控录像:“刘艳:那能不能让我看一下录像?”“民警:你不能看,你怎么能看?能让你进吗?”
    出警民警调查违法嫌疑人后回来告诉报警和报案人刘艳称(刘艳向法院提交的录音录像):“民警:今天我问呐,人家说没拿。刘艳:凭什么没拿?他要拿了,他会承认?他抢了我包,抢了两次,被我拽回来了,把我这抢走了,这个抢走,把我东西…”。
        最后刘艳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出警民警不履行法定职责提出(刘艳向法院提交的录音录像):“刘艳:我要看一下你警号。民警:你啊,我告诉你,我不给你警官证,你哪那么多事?出去,出去。刘艳:他们110说,是谁处理的?给他们说啊。民警:说,赶紧说,你说,你说,这有警号,你赶紧看,真有毛病。刘艳:我不知道你警号,领导,笔录也没有,,,,,”。上述录音录像及电话记录等几十分证据,证据确凿,法院关于回避,只字不谈。
    刘艳在案发当天及之后一个多月几十次通过向北京市公安局(110报警平台转)督察部门和被告丰台公安分局督察室提出投诉丰台分局出警民警不履行法定职责,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保护公民财产安全,毫无作用、希望。
    被告丰台公安分局除出警随便询问违法嫌疑人外,没有依法传唤嫌疑人和制作笔录、没有给被侵害人制作笔录、没有依法做出是否调查案件等任何书面文书,没有依法和按法定程序查处违法嫌疑人和违法行为,没有查处归还被抢夺的身份证等财物履行法定职责。
        刘艳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状告北京市公安分局丰台分局不履行法定职责。二审北京市二中院同一审丰台法院上下一样,故意对北京公安是否违法、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不进行全面审查,而是故意违法“断章取义”、故意“缺失”“回避”上述报警与报案事实及经质证证据、铁证,一、错误认定事实和错误认为被告分局“民警出警”了,就是履行完职责;二、接警“民警出警”到现场后(不可回避的)必须的询问原告报案案发情况,故意“缺失”“回避”,作出不公正判决。
        除上述确凿证据外, 原告申请法院调取证据,法院没有;原告十几次向被告督察部门投诉:“原告钱和身份证被抢夺”的报警报案、投诉依据,要求被告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依据《公安机关督察条例》第九条第二款规定,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认定原告钱和身份证是被他人抢夺的报警报案事实与被告不履行职责的证据,依法应当认定原告主张的事实;原告要求被告向法院提供案发现场的监控录像证据,被告无正当事由拒不提供等等。法院违法采用被告违法不制作文书、不予调查处理决定的违法、不真实的报警服务台记录表派生证据(不提供报警录音证据),且违背《110接出警工作细则》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的事实,作出不公正判决。
    以下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内容:

  • 加强城市社区精神病人管理和救助

    法制网讯 记者吴亚东 从厦门大学研究生被杀事件再到“BRT公交爆炸事件”,一次次血的代价让社会公众将视线聚焦于肇事者的失管失控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而由于受服务人群的特殊性和公众知晓度和接纳度的低下,精神卫生领域总是处在尴尬的边缘地界。在今年的福建省两会期间,黄乔生、吴丽冰、欧阳丽娟等三位代表联名提出建议,要求加强城市社区精神病人的管理和救助,让精神疾病/康复者真正重返家庭和社区,适应社会生活。
      目前,福建各市的精神卫生服务和管理救治工作主要牵涉卫生局、公安局、民政局、社会管理综治办、残联等多个职能部门。具体工作的开展仍以医生主导的医学治疗为主,街道社区主要负责辖区内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和救助政策的宣传与落实,而公安机关则是以强制力保障民众安全、预防危害发生及有效处理危及人身安全问题。
      由此可见,各部门对于精神病人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可见一斑。但是经代表调查,精神病人的实际生活现状不容乐观。有的病人虽在家人的监护下,但家庭早已不堪重负无法维持治疗;有的则被家人抛弃流浪街头,甚至还危及到自己及公共的安全。
      黄乔生等代表认为,加强城市社区精神病人管理和救助有利于社会公共安全的保障,同时也有利于倡导公众对精神病人去标签化,促进全民精神健康。此外,这项工作还有利于社会资源的整合。国外的精神康复历史让大家看到,社会资源的发动包括企业力量、民间组织的发展壮大和多专业合作队伍的建设等。这些民间力量通过配合政府向受服务者提供更为专业的服务,不仅优化了社会资源,有效避免服务重叠造成的资源浪费,而且能衍化出专业化程序极高的服务团队。
      代表据此提出建议,首先应明确救助职责。建议亲属排第一位,职能部门第二,政府部门第三。政府部门不要轻易越位管理精神病人,要让其亲属或相关职能部门先去作为。具体处理上,派出所、街道和社区多方配合,协助精神疾病患者家属将其送到医疗治疗。当精神病人亲属不作为,应从法律层面上给予处罚。另外,为防止部门与部门之间互相推诿,建议对相关部门和人员给出一套考评指标。
      其次,由财政部门拨款,残联筹备专项经费用于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同时由政府牵头,倡导机关、企业和社会团体积极筹措,建立精神康复的专项基金,并依患者监护人申请给予补助。补助额度可根据监护人的经济收入情况而定,若无监护人的,可由户籍所在地居委会提出申请。
      第三,建议以“户籍地管理为主、居住地管理为辅”为原则。不少地区都提到以常住地管理为主的原则,但这一原则使得综治维稳工作人员在管理救助精神病人时有心无力,因为精神病人在申请民生保障低保等救助采用的仍是以户籍地管理为主的原则。因此若采取与低保申请一致的原则,将有利于对精神病人管理和救助工作的顺畅。
      第四,由卫生医疗部门牵头,与社会工作专业机构或高校队伍合作,建立包括治疗、康复、预防、管理、教育等措施在内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并且渐进有序地推进正常化和社区精神康复。
    黄乔生等代表认为,国外精神康复的做法已经成熟,其中重要的一点是推进正常化的社区理念,即教育社区居民将精神疾病/康复者看做正常人。他们看似不合常规的想法背后,实际上都与“正常人”有着一样的逻辑,只是他们没有获得沟通和平等对话的机会才导致了行为的异化和越轨。因此,试行社区正常化精神康复,可以真正让精神疾病/康复者在医护、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等多专业队伍的合作指导下,重返家庭和社区,适应社会生活。
    (来源:法制日报http://news.sina.com.cn/o/2014-01-22/162329318973.shtml 2014年01月22日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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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制日新华社出现访民 中央电视台前访民去一个抓走一个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4消息:今天是全国法制宣传日,访民们除了在北京南站大量聚集抗议外,还有部分访民前往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普法”请愿。
     
    据在京维权人尹旭安介绍,上午新华社前至少出现了二、三十位访民,包括林秀丽、葛智慧、郭清华等人。访民们在此引打出了各自的标语、横幅,要求进驻新华社的在中央巡视组督促新华社加强舆论监督,关注弱势群体,结果访民们很快遭警察进行阻止、驱赶。
     
    到中央电视台“普法”请愿,是每年访民法制宣传日的传统行动。今年由于访民主力在南站,到中央电视台的访民中午前去的不太多,不过警察早有预案,并做了周密安排,访民去一个就被抓上车送走一个。
     
    后续情况我们将继续观察。

    以下是访民在新华社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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