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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民生观察报道，2020年9月15日上午，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飞仙镇上访维权人士尹红宾、尹红艳两兄妹，及尹红宾的老婆李炯英等三人，在被当地政府关押一年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开庭，虽未当庭判决，但根据中国现执法情况，判刑是肯定的，绝不会无罪释放。一家三人因维权居然被羁押一年年后审判，这在世界文明法治史上罕见，然而在中国司法史上却是司空见惯，尤其最近中共极权统治大陆70余年来，这种一人上访维权而祸及全家亲人被判刑可说比比皆是，由此体现着中共极权滥施寻衅滋事之罪而连坐一切不屈服于权力淫威之家，且超越基本人伦道德底线的非法侵权邪恶本性。

雅安市芦山县尹氏一家的尹红宾、尹红艳、李炯英三被告，起因是2013年他们家宅基地上的房屋被强拆。全家对拆迁补偿方案认为不合理，所以7年都不接受当地政府提出的补偿方案而走上抗争维权之路，期间多次进京举报当地官场的问题，从而惹怒芦山县想要政绩的领导，于2019年9月三被告被当地警方从成都接送回芦山后，直接送进看守所一直关押至今。开庭当日，被告人的母亲看见三个“被告的孩子”从身边经过，便泪流满面大喊冤枉，哭诉道“房子被强拆，儿女被关押，今天还要判刑。这是什么世道？”当地政府意图通过拘押威胁来达成让三人屈服而同意拆迁方案目的，但遭致三人拒绝，最后政府就以寻衅滋事来治罪三上访维权人士。这种公然以执法为名来打击捍卫自己权利公民的行径，见证着中国执法完全成为权力统治打手的角色。

无独有偶，2018年10月，河北省承德市85岁李淑贤母女三人，因2013年村里启动土地平整项目，村中所种树木被毁，她们奋起举报他人非法毁林，滦平县国土资源局滥用职权、包庇纵容。她们跑遍了镇、县、市级信访单位，并多次出现在北京，最终三人相继被捕入狱。李淑贤母女因到权力中枢周边撒大量上访材料，被以扰乱公共秩序，判寻衅滋事罪。

另有中国大陆官媒报道因上访一家三人被判刑：2019年9月18日，山东省吴桥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非正常越级上访，构成寻衅滋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判决中说，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以来，被告人牟X瑛、牟X强、林X各以户口迁移证、报到证丢失，限制其人身自由等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解决，三名被告人在国家重大节日、重要国际国内会议等敏感期间，多次越级上访。三被告人被判“寻衅滋事罪”成立。

在中国近年来类似如上因上访维权而全家多人遭致地方政府以寻衅滋事罪判刑案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至于因信仰法轮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而为争取信仰权利等等，全家多人被投入监狱，更是数不胜数。如2018年7月，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隆竹云和其两个女儿孙芳芳、孙园园遭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三人的刑期分别为：隆竹云一年、孙芳芳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孙园园八个月（缓刑一年）。可见，中共极权统治已经将专制时代“灭门之法”广泛施用于各种打压维权人士、信仰群体之上。

当然，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对一切被视为对权力不屈服的政治异议人士的打压就更穷凶极恶，不仅从夺取政权时期的屠杀全家，到夺取政权之后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家灭门，以致在全国屡屡发生如镇反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及文革的从上到7、80岁老人，下到出生不久幼儿都一起被屠杀的惨剧。这些灭门之灾，仅仅因为被权力划入了不顺从行列而定成专政对象。

虽然文革之后中共极权集团中一些人痛感到不讲法制的专政的野蛮与恐怖，而提出了要依法治国，并从立法司法上做出一些努力，但因为中共极权集团始终坚持权力独享，提出四个坚持，从而事实上使中国法制都是半吊子法条，在根本上无法达成法律至上的依法治国。当法律被套上党的枷锁，法律本质上就是统治工具，而不会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利器。在如此法院姓党，政法姓党的前提下，公民只有成为权力的奴婢，完全屈服于权力淫威，才能苟延残喘于社会，否则，只要胆敢违逆权力意志，那就成为专政对象，就必遭致极权的镇压，于是祭起各种千奇百怪的所谓寻衅滋事罪、邪教罪、煽动颠覆政权罪等等来，将一批批上访维权群体、信仰群体、异议群体投入大牢，将他们的家人一并株连。如新近发生在云南楚雄的王藏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王藏因为在今年六四前欲表达对六四亡灵的祭奠，结果被拘押，而王藏的妻子仅仅披露了一些王藏的情况，呼吁当局放人，结果被以同样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再如大胆放言的任志强先生，在直斥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也要作皇帝的小丑”后被拘押，中共集团为了让任志强屈服，居然将他的儿子等一并抓捕。如此公然将一家能够走动与说话的人全部投入监狱，真是赤裸裸的承袭了专制极权的灭门手段。

中共极权集团为了打击一切不屈服于权力淫威之士，广泛滥施各种刑法，利用各种所谓罪名，将当事人及其亲人全部拘押，来对当事人采取禁声灭门，以要挟当事人屈服，及从人性情感上打击当事人。中共当局如此滥施刑法，罗织罪名，打击迫害一切维权人士、信仰团体、独立异议人士个人及其家人的行径，严重践踏自己颁布的宪法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也完全背弃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与条规，是公然挑衅人类文明，突破人道基本底线。因此应该受到文明世界的坚决谴责与阻止。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21日

新闻媒体人罗昌平先生日前因为在微信上对热播的所谓抗美援朝剧——《长津湖》进行点评，被海南省三亚市公安局吉阳分局以涉嫌“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刑事拘留。

自从中国2018年颁布实行《英雄烈士保护法》（简称“英烈法”）以来，究竟有多少人士因为在网络上发言而遭致拘押、判刑的处罚，至今没人能够完整统计，因为在信息严密封锁的当下，很多人判刑后仍不为外界所知，但从各方途径业已披露出来的信息，可以发现“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已经日益频繁地被警方使用，而公民因言及英雄烈士而遭罪现象日益普遍。

出现如此情况究竟是公民对英雄烈士大不敬，屡屡出现损毁英烈名誉言论，还是另有原由？这显然值得国人及一切法律人士认真思考。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罗昌平先生究竟言说了什么而招致警方以污辱英烈罪名拘押。

10月6日，罗昌平先生在微信上发言“半个世纪之后国人少有反思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就象当年的沙雕连不会怀疑上峰的‘英明决策’。//@幸福微甜1233：至于这场战争，不必作过多的评价，看看现在的朝鲜和现在的韩国，所有答案一目了然。”

网友分析，致使罗昌平被拘押的直接原因应该是他在微信中用的“沙雕连”及“英明决策”两词带有讥讽意味，被指是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从罗昌平先生整个发言来看，全文并非是要刻意污辱什么英雄烈士，而是指斥国人缺乏反思，对战争是非对错没有符合历史真相的认识。由此可见，罗昌平先生对所谓抗美援朝有着不同于时下官方灌输给大众的看法。因为有这种不同看法，所以对朝鲜战争中那些战死的志愿者也有着不同的评判。也就是说，罗昌平先生对半个世纪前的那场朝鲜战争，中国军队前往参战的意义有着不同于官方的看法，而这种看法就直接关系到对在那场战争中战死的军人的价值评判。或者更直接地说，就是罗昌平对中国官方认定的抗美援朝战死的军人为英雄烈士存在质疑。而这种不同看法及质疑，正是产生了官方认定他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的根由。

尊崇英雄烈士是人的正常情感与精神表现，也是一个民族精神传承的方面，原本应该发于人的自觉，是不需要也不应该被强迫的。一个人如果真心认定了某种英雄烈士，那无需外力强迫自然就会对其尊崇，而相反，如果一个人不认定某种为英雄烈士，那么外界如何强迫也是难以产生尊崇情感的。

罗昌平先生因为对朝鲜战争性质出现与官方灌输观念不一致看法，由此而产生对朝鲜战争中阵亡军人英雄烈士定性的质疑，这是很正常的，也是一种无法强迫的情感。因此，与其说罗昌平在言词中出现了让外人产生歧义而误认是污辱英烈的用词，还不如说罗昌平先生对朝鲜战争提出了质疑并真实地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而没有也不存在要有意污辱谁的主观意愿。

如此一来，很显然的是，罗昌平事实是质疑朝鲜战争性质，也因此对在该战争中阵亡军人存在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对战死者是否应该被认定为英雄烈士持保留意见。由此在用词上没有那么尊崇恭敬而让某些人刻意解读成侵害英烈名誉。

一个因为质疑战争性质，进而对在战争中阵亡军人是否为英烈存有看法，这居然就可以被当作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吗？根据《英雄烈士保护法》中规定“第十五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对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的研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识和记述历史。”既然国家鼓励研究，那就内含着允许质疑，否则还研究什么？何谓研究？如果官方认定的就完全服从，只能赞美，那还有什么研究可言？同时，法规中明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认识和记述历史”，那辩证法就是要一分为二，要看到正反两面，要遵从历史实事，要去伪存真，由表及里。那就是要敢于直面历史，敢于质疑定论，不断追求真相与真理。因此，罗昌平先生对朝鲜战争提出质疑，存在自己看法，完全是正常的，应该的，为法律所允许的，是该得到鼓励与保护的。怎么一下竟成了侵害英烈名誉？

分析至此，我们不难看到罗昌平先生今日遭罪，皆因对英烈存在与官方不同评判。而与官方不同评判，是否就当定罪呢？这显然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如此。

我们只要稍作回顾，就会发现《英雄烈士保护法》出台后接连被办理的众多所谓污辱英烈案，事实皆产生于公民对官方认定的英烈存在自己的看法，而提出些质疑，并因此招致被以污辱英烈罪处罚。这样看来，这些案子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污辱，而在于官方认定的英烈，公民个人不认为是英烈，或者公民不认同这种英烈。

这种官方认定的英烈而公民不认可，或存在质疑，进而遭致官方以侵害英烈名誉治罪的情况，就是英烈法出台后频繁发生公民言及英烈被定罪的根本原因所在。这就进一步涉及到一个英烈究竟该由谁来认定？该以什么标准来认定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们显然只是看到官方认定英烈，而且只允许官方认定的英烈为英烈，而中国民众没有参与评定英烈的可能。这就出现官方认定的英烈，民众未必认可，而民众认可的英烈，官方未必认可的情况。在此情况下，官方不是采取与民众协调，达成对英烈尽可能一致看法，而是通过手中权力将一切不认同自己认定的英烈人士绳之以法。这种强迫人尊崇自己认定英烈的方法，显然于情不合，于理也不通，并且公然违背自己颁布的英烈法有关条款，也严重践踏着宪法有关保护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规定。因此应该停止滥用英烈法，应该重新审视那些所谓侵害英雄烈士名誉案。

民生观察 2021年10月10日

11月9日，中国大陆毛左网站“乌有之乡”发出了一封叫张兴德声讨首都师范大学的公开信——《就“11月5日请沈志华讲四史的报告”事件致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一封公开信——兼评沈志华学派之十八》，出来为中断播放沈志华学术讲座事件中的恶意举报辩护，更将学术观点上纲上线为政治观点与路线之争，并意欲将首都师范大学捆绑成庇护学术观点的事件责任人，显示着中国当下“恶意举报”者有恃无恐的猖狂，与对现代文明的人权、法治的无视。

据网络披露，11月5日，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组织讲座，“沈志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建立与终结”。但在直播当日，一些朋友询问为何讲座在开始一小时后中断？主办方的官方在网站发表了正式声明，指出线上讲座中断原因是因为遭到恶意举报，故而中途转移。主办方对干扰正常学术交流的行为表示严正谴责，并声明保留进一步追责的权力。

沈志华教授讲座中谈到：“朝鲜战争的问题确实是中国人特别关心的问题，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这可以想象，这是那一代人经历的非常重要的事件。但对于这件事情，人们的记忆曾经是错误的。”历史学研究的依据是档案文献，以前的历史记忆有错误，也不奇怪，因为过去关于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从来没有解密过，所以人们都不知道，报纸上说什么就是什么。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档案开始解密，中国档案也陆续披露出来，大概从1996年以后，各国学者对于朝鲜战争的理解才比较接近真实的历史事实。

从沈志华教授通过前苏联解密档案来研究朝鲜战争而得出结论来看，他是个言说有据持论有理的学者，完全超越政治偏见与权力定论，是真正立足学术的探索。然而，他的观点居然遭致毛粉的恶意攻击，一些倚仗权力后盾而假借学术争鸣的政治御用文士蜂拥上纲上线，疯狂挥舞大棒，无端扣押罪名帽子。

正如张姓公开信开篇就说：（沈志华停播事件被首师大定为恶意举报）爆了一枚重磅炸弹。绝不同于一些“抄袭”“顶替”“论文作假”之类的没有多少“政治含量”的信息。它给人提出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这就是习近平多次强调的：“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要守土有责。作为首都师范大学应该有这个自觉性。并断言“这是举办方，宣传方，有意无意地在客观上起到了反对前不久全国全民纪念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70周年活动、否定习近平在这期间两次讲话精神、否定抗美援朝的正义性、正确性、正当性。为沈志华一向顽固坚持的错误理论提供新的宣传阵地，根本就不是学习‘四史’，不是‘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这是一起严肃地政治错误行动，为此，笔者呼吁主办方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对此应该进行调查处理。”

从张姓公开信通篇就是政治棒子与帽子的言词来看，这显然不是学术探讨，而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并且不仅要审判沈志华教授的学术观点，而且连坐首都师大有包庇之责，意在将首都师大与沈志华教授一并绑架上政治审判台而封杀与治罪。

中国大陆近年来高校举报教授讲课，网络媒体举报公民言论等等事件已经泛滥成灾，以致于大批的大学教授因此被解聘，大批发言平台被关闭，大批的个人微信等等注册用户被封禁，甚至大批的公民被投入监狱。中国社会已经深陷入言必得咎，人人自危，人人畏言，随时因言获罪，进而道路以目的地步。

中国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权利”，作为学术研究，当然有自己依据事实得出结论的自由，并宣讲自己学术观点的自由。这即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学术繁荣的必需条件。然而，在中国当下，类似沈志华教授这样纯粹宣讲自己研究成果，竟被扣上政治错误的大帽，不仅讲座横遭停播，而且被一些捍卫政治正确者以学术名义穷追猛打，咬着不放，还要追究首都师大举办讲座的罪责。如此公然不顾基本人权，不讲学术道德与作人底线，本质上已经超越了“恶意举报”的范围，而达成了恶意构陷。

纵观中国今日之所以各种因言论而招致的恶意举报横行，根本原因不在于人性之恶，而在于极权制度唆使纵容激发鼓励这种恶。中共极权集团从建党之始就将各种举报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尤其在夺取大陆政权后不断掀起的历次政治清洗运动，都借助过举报之风。近年来，中共为了强化极权统治，大肆宣讲政治，提倡一尊意识，进而设置各种举报，鼓励怂恿人们互相检举，以期达成民众互斗，清除社会一切与极权统治意识相背的思想与言论，于是中国社会在各各领域掀起了举报恶浪，使大批讲真话，做真学问的公民与学人遭致整肃。这本质上就是为极权统治清除异议服务。然而，如此一来，中国学术与思想统一于政治，就事实不存在任何研究与创新，而只能成为政治传声器，这样中国学术与思想必将死水一塘。

中共极权集团操控下的恶意举报，不仅违反宪法，侵犯公民基本言论自由权利，而且也严重阻碍着中国文化思想的创新与传承，必将阉割民族的生机，因此是毒化社会，灭绝民族的死路。

民生观察 2020年11月9日

河南毒疫苗受害儿童家长、维权人士何方美女士（网名：十三妹），日前因泼漆当地政府部门的牌子而再度遭致当地中共维稳当局的强迫失踪。外界无法记清这是何方美女士第几次被中共当局强迫失踪了，因为自从何方美女士因孩子打疫苗受害致残而奋起维权以来，被强迫失踪、拘押、判刑就如影随形，从未间断过。

中共当局这种采取“不解决问题，而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的行径，严重侵害着公民基本人权，违反着自己颁布的法制，事实为毒疫苗的延续与泛滥保驾护航。当此中共武汉肺炎瘟疫肆虐，急需研发生产有效的防治疫苗之际，中共当局对曾经疫苗受害家长维权的镇压，就鲜明地表达着中共当局不在意疫苗质量，不计较民众生命安危，而决意以强力镇压那些疫苗受害群体维权来保护疫苗生产权贵集团的利益的本性。

据“民生观察”10月10日报道：继10月2日向河南辉县市政府招牌泼墨后，“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维权人士何方美再向辉县市府招牌泼红色油漆，如今下落不明。

10月2日，何方美带同六岁儿子以及三岁疫苗致残女儿去到辉县市政府门前，向招牌泼墨，后被带走调查，被当地警方处以行政拘留十天，但因何方美已怀有身孕，因此被免予执行。

周五（10月9日）下午，何方美再次去到辉县市政府门前，将事先准备的一瓶红色油漆泼向招牌。不过，这次辉县市政府有所戒备，从视频中听到有小孩提醒何方美“有人在拍你了”。事后知悉该小孩系何的六岁儿子，何方美两次泼污行动的拍摄工作均由其担任。

视频显示，何方美将女儿的推车停妥后随即拿出事先准备的一瓶液体，但与此同时三名疑似保安的制服人员出现阻止，将何方美拖离招牌处，但何方美手中液体已泼出，招牌及墙壁处显示一条不规则红色痕迹，事后得知红色液体系油漆。

根据知情人士透露，何方美泼漆后与一双子女离开现场返回家中，其后被派出所及维稳人员带走，目前下落不明。被带走前，何方美委托好友发布消息，告知公众自己被不知带往何处。

何方美女儿在未满一岁时被强制要求注射儿童疫苗，但事后女儿出现不寻常症状，手脚无法正常活动、无法直立、双手及手指无法动作等，后经北京专家治疗后有些许好转，但女儿仅限于平坐、舞手等，但手指尚不能自主活动。目前何女脱离北京医院康复训练已有快一年，辉县警方及维稳部门不准何方美带女前往北京看病，期间曾答应就疫苗致残一事进行赔偿，包括过往医疗费用及以后的康复等费用，还有赔偿警方曾以“寻衅滋事罪”羁押何方美十个月的损失，但承诺一直未兑现，且不准其离开辉县，因此何方美盛怒之下两次泼污市政府招牌。

何方美女士于1985年10月8日出生于河南省新乡市辉县，是“疫苗宝宝之家”维权团体发起人，人权捍卫者。

自2018年3月23日其年仅1岁零10个月的小女打了百白破疫苗之后导致全身瘫痪，其多方求助投诉均被拒，遂逐级维权讨说法，后因多地亦发生类似疫苗伤害宝宝事件，随组建“疫苗宝宝之家”维权团体共同呼吁，以求当局关注并给予合理赔偿救治；然当局却对此一拖再拖，其被迫到北京上访，故屡遭抓捕打击；2019年3月5日，因中共两会期间与各地问题疫苗家长到北京王府井为残儿募捐，遂被新乡市辉县警方行政拘留；3月21释放日，又被辉县警方刑拘，关押在河南省新乡看守所；因期间一直拒绝认罪，2019年4月26日，被新乡市辉县检察院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正式批捕；同年11月15日，其案在河南省辉县法院正式开庭；2020年1月10日，终被辉县检察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诉，随后被无罪获释；2020年5月18日，又因其不断发声请求国家立法解决疫苗问题、呼吁联合国关注中国疫苗问题等，而在北京遭遇强迫失踪。后被强行遣送回辉县并进行软禁，不允许她离开当地。

何方美因孩子被打问题疫苗致残而奋起维权，结果屡屡遭致中共当局的迫害，这在文明法治世界难以想像，然而却是中国的常态，因为多年来中共当局已将镇压疫苗受害者维权当作了维稳的必备手段。早在2007年山西爆出毒疫苗事件后，相关调查记者与披露事件的媒体不仅没有得到当局支持，疫苗受害者群体没有得到有效救济帮助与解决问题，而且当局还对调查疫苗问题记者与披露疫苗的媒体进行打压，将疫苗受害者家人维权作为稳控对象。

2011年8月15日，北京西城区法院还将"毒疫苗"受害家长杨玉奎以"寻衅滋事"罪名判处拘役五个月。开启以对"毒疫苗"家长维权判刑的案例。此后更不断加重对疫苗维权群体的镇压，将大批全国疫苗受害者起来维权的家长当作稳控对象，予以长期监控、威胁、绑架、殴打、软禁、拘押，直至判刑入狱。中共当局长期对疫苗受害群体上访维权的迫害，严重侵犯着公民的健康权、生命权、上访权、言论自由权、人身自由权等等基本人权。也因为中共当局这种对疫苗受害群体维权的镇压，而大大纵容包庇了疫苗生产权贵集团的罪恶，使中国毒疫苗事件接连不断，以致广泛而深远地危害着国民的健康。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中共统治下的大陆就接连发生了如下一系列疫苗事件：

由上面这一系列中共官方媒体不得不承认的疫苗事件，可以看到，在中国公民从出生就面临的生命安全问题，而导致如此毒疫苗事件持续不断，其中重要原因就是中共极权统治集团镇压疫苗受害者而客观上保护了疫苗生产权贵集团的罪恶。中共今天继续对何方美等疫苗受害家长维权进行镇压，不仅严重践踏人权，而且必将为中国生产问题疫苗继续危害民众生命大开方便之门。当此，武汉病毒肆虐，急需大批疫苗之际，从中共当局对过往镇压疫苗受害者维权群体可以想见中共疫苗的高度风险。值得世界与国人警惕！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12日

据民生观察报道，2020年9月15日上午，四川省雅安市芦山县飞仙镇上访维权人士尹红宾、尹红艳两兄妹，及尹红宾的老婆李炯英等三人，在被当地政府关押一年后，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开庭，虽未当庭判决，但根据中国现执法情况，判刑是肯定的，绝不会无罪释放。一家三人因维权居然被羁押一年年后审判，这在世界文明法治史上罕见，然而在中国司法史上却是司空见惯，尤其最近中共极权统治大陆70余年来，这种一人上访维权而祸及全家亲人被判刑可说比比皆是，由此体现着中共极权滥施寻衅滋事之罪而连坐一切不屈服于权力淫威之家，且超越基本人伦道德底线的非法侵权邪恶本性。

雅安市芦山县尹氏一家的尹红宾、尹红艳、李炯英三被告，起因是2013年他们家宅基地上的房屋被强拆。全家对拆迁补偿方案认为不合理，所以7年都不接受当地政府提出的补偿方案而走上抗争维权之路，期间多次进京举报当地官场的问题，从而惹怒芦山县想要政绩的领导，于2019年9月三被告被当地警方从成都接送回芦山后，直接送进看守所一直关押至今。开庭当日，被告人的母亲看见三个“被告的孩子”从身边经过，便泪流满面大喊冤枉，哭诉道“房子被强拆，儿女被关押，今天还要判刑。这是什么世道？”当地政府意图通过拘押威胁来达成让三人屈服而同意拆迁方案目的，但遭致三人拒绝，最后政府就以寻衅滋事来治罪三上访维权人士。这种公然以执法为名来打击捍卫自己权利公民的行径，见证着中国执法完全成为权力统治打手的角色。

无独有偶，2018年10月，河北省承德市85岁李淑贤母女三人，因2013年村里启动土地平整项目，村中所种树木被毁，她们奋起举报他人非法毁林，滦平县国土资源局滥用职权、包庇纵容。她们跑遍了镇、县、市级信访单位，并多次出现在北京，最终三人相继被捕入狱。李淑贤母女因到权力中枢周边撒大量上访材料，被以扰乱公共秩序，判寻衅滋事罪。

另有中国大陆官媒报道因上访一家三人被判刑：2019年9月18日，山东省吴桥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非正常越级上访，构成寻衅滋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案件。判决中说，法院审理查明，2000年以来，被告人牟X瑛、牟X强、林X各以户口迁移证、报到证丢失，限制其人身自由等问题，向有关部门反映要求解决，三名被告人在国家重大节日、重要国际国内会议等敏感期间，多次越级上访。三被告人被判“寻衅滋事罪”成立。

在中国近年来类似如上因上访维权而全家多人遭致地方政府以寻衅滋事罪判刑案例可以说不胜枚举。至于因信仰法轮功、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而为争取信仰权利等等，全家多人被投入监狱，更是数不胜数。如2018年7月，宁夏银川市法轮功学员隆竹云和其两个女儿孙芳芳、孙园园遭西夏区法院非法判刑，三人的刑期分别为：隆竹云一年、孙芳芳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孙园园八个月（缓刑一年）。可见，中共极权统治已经将专制时代“灭门之法”广泛施用于各种打压维权人士、信仰群体之上。

当然，中共极权统治集团对一切被视为对权力不屈服的政治异议人士的打压就更穷凶极恶，不仅从夺取政权时期的屠杀全家，到夺取政权之后对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全家灭门，以致在全国屡屡发生如镇反运动，反右运动，四清运动及文革的从上到7、80岁老人，下到出生不久幼儿都一起被屠杀的惨剧。这些灭门之灾，仅仅因为被权力划入了不顺从行列而定成专政对象。

虽然文革之后中共极权集团中一些人痛感到不讲法制的专政的野蛮与恐怖，而提出了要依法治国，并从立法司法上做出一些努力，但因为中共极权集团始终坚持权力独享，提出四个坚持，从而事实上使中国法制都是半吊子法条，在根本上无法达成法律至上的依法治国。当法律被套上党的枷锁，法律本质上就是统治工具，而不会成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利器。在如此法院姓党，政法姓党的前提下，公民只有成为权力的奴婢，完全屈服于权力淫威，才能苟延残喘于社会，否则，只要胆敢违逆权力意志，那就成为专政对象，就必遭致极权的镇压，于是祭起各种千奇百怪的所谓寻衅滋事罪、邪教罪、煽动颠覆政权罪等等来，将一批批上访维权群体、信仰群体、异议群体投入大牢，将他们的家人一并株连。如新近发生在云南楚雄的王藏被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王藏因为在今年六四前欲表达对六四亡灵的祭奠，结果被拘押，而王藏的妻子仅仅披露了一些王藏的情况，呼吁当局放人，结果被以同样的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再如大胆放言的任志强先生，在直斥习近平是“脱光了衣服也要作皇帝的小丑”后被拘押，中共集团为了让任志强屈服，居然将他的儿子等一并抓捕。如此公然将一家能够走动与说话的人全部投入监狱，真是赤裸裸的承袭了专制极权的灭门手段。

中共极权集团为了打击一切不屈服于权力淫威之士，广泛滥施各种刑法，利用各种所谓罪名，将当事人及其亲人全部拘押，来对当事人采取禁声灭门，以要挟当事人屈服，及从人性情感上打击当事人。中共当局如此滥施刑法，罗织罪名，打击迫害一切维权人士、信仰团体、独立异议人士个人及其家人的行径，严重践踏自己颁布的宪法有关保护公民权利的条款，也完全背弃联合国有关人权公约与条规，是公然挑衅人类文明，突破人道基本底线。因此应该受到文明世界的坚决谴责与阻止。

民生观察 2020年9月21日

据维权网报道，深圳律师胡正军因到当地派出所报案却迟迟得不到答复而前往询问，结果遭致派出所副所长调动防爆警察实施殴打、捆绑、暴晒、干渴、饥饿、威胁等等酷刑虐待，致使身心倍受伤害，由此向有关方面举报，竟被“不予受理”及“约束控制得当”答复，可见中共警察执法当局滥施酷刑的普遍化常态化已经达到不以酷刑为酷刑的地步。

2019年6月初，胡正军到深圳市宝安区流塘派出所（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田一路17号，电话：0755-27585110）报案求助，请求警方查处传销组织的诈骗行为，追回自家被诈骗的财产。可是流塘派出所在受理后，一直既不立案也不出具《不予立案通知书》，为此胡正军多次去流塘派出所询问、催促，可是派出所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一直不予回答。

2019年7月6日，胡正军再次到流塘所询问不立案的原因，再次被不予回答，气急之下说“你们不能这样一直拖着，你们这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我的家庭已经走投无路、活不下去了，无论如何你们要给我一个说法！”，副所长帕尔哈提就用电话叫来派出所反恐组队员将胡正军按倒在地上并把手别到背后用约束带捆上，反恐组长和其他三个队员用膝盖压在胡后背上，导致胡手腕部和胸部疼痛难忍、呼吸困难。后副所长公然说：“我没读过书，不认识字，我家里有钱，他妈比的我是花钱买到派出所的，我不懂法，不需要懂；我家里有三百头羊、三百头牛，出了事老子大不了回去放羊去！这四个反恐队员都是他妈比的我带到流塘派出所的，这里我说了算。”，说完后就将胡正军放置在流塘派出所食堂门前的台阶上继续捆绑了一个小时后才放开。因胡正军被捆绑、按压的时候已经受伤，疼痛难忍而要求副所长送医。结果副所长说“老子今天就耍流氓了，就不给你送医。”，并令四名反恐队员强行将胡正军拖走，扔到派出所大门外。

胡正军在派出所大门外再次向门卫及四名反恐队员说明已经受伤，要求送医治疗及赔偿损失。反恐组的组长说“想闹事是吧？”，就将胡正军推倒摔在派出所门前的水泥地面上，和其他三名反恐队员压着其头部、颈部、背部，用约束带捆住其手部，并且捆扎的特别紧（事后就医发现腕部被捆绑导致正中神经损害），造成其面部、膝盖、胸部多处擦伤，高度散光的眼镜也被撞到报废。胡正军痛苦之下只好大声呼救，反恐组的组长就从派出所内拿出橡胶毯子将其从头到脚裹得严严实实，带到派出所的院子中放在太阳底下暴晒，并告诉胡不许呼救，并且要求胡不能倚靠墙壁借力，要站在院子的中间。当时正是下午两点钟，一天中最热的时候（7月份也是深圳最热的时候），胡又痛又渴，只能呼救！派出所内的所有工作人员对胡的呼救置若罔闻。胡在被暴晒的过程中严重缺水，体温一直上升，有一个反恐队员看见胡几近虚脱就想喂胡喝点水，反恐组的组长却说“不要给他水喝！”。就这样几近昏厥一直到下午四点钟反恐组的组长才把包裹在胡身上的橡胶毯子拿下去，要求胡坐下，可是胡的双臂已经变形麻木了无法坐下；到下午四点半，反恐组的组长才同意解下胡手上的约束带，这时候胡的手指已经完全麻木，手腕部的勒痕深可见骨，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手腕部的静脉血管、淋巴管、韧带和骨骼。

当晚上6点又把胡关到派出所的侯问室，审至晚上10点多钟，胡才吃到午饭加晚饭。胡在侯问室被关押期间副所长多次去说：“胡正军！就是不给你立案通知书，老子整人的方法多着呢，这次打你是轻的，给你个警告，你他妈比的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弄死你，大不了老子回去放羊去！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有本事你告老子去，再敢来流塘派出所老子弄死你！”。

直至7月7日下午5点多，胡正军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27个小时，超过了公安机关依法传唤的时限。直到副所长帕尔哈提再到问讯室说：“你他妈比的再敢来派出所老子弄死你，老子让你活也活不了、死也死不成！”之后才将胡放出。

胡正军前往医院诊断为“被殴打伤、全身多发伤、两处骨折、手腕部正中神经损害”，又到精神科医院（深圳市康宁医院）检查发现“创伤后应激障碍、双向性情感障碍”。

简单治疗后，胡正军前往宝安分局信访办举报，宝安分局先是做出“举报不实”的答复，又做出超出时限决定“不受理”的答复；胡正军又去深圳市局举报，深圳市局在宝安分局决定不受理后又予以受理，深圳市局在回复中说“对您的徒手约束控制得当，未发现对您虐待、殴打行为，传唤符合法律规定，未超期传唤羁押。民警帕尔哈提在执法中使用不文明用语的行为，现已予以批评纠正。”。

由胡正军律师亲历身心倍受警察伤害的经过，及医院诊断的结果，可见其遭受到了赤裸裸的酷刑，然而，深圳保安公安分局与深圳公安局对此却全然不当回事，保安公安根本不受理，而深圳公安局居然说“约束控制得当”，由此可见警方对公民身心残害的暴行之习以为常。

应该承认，在中国大陆今天，警方对公民实施身心伤害的酷刑是极其普遍的。只要稍微在网络上留意一下，就会发现各种令人发指的侵害公民生命的行径，以致每年发生各种因到警察局而离奇死亡的事件。当然，在中国大陆滥施酷刑的远不止警察衙门，事实上任何公权力都随时可能对公民施以酷刑。如城管抢夺殴打小贩，土管强拆民房，交管抢劫车辆等等，可以说任何公权力部门及其工作成员，无不是残害公民的利器，随时可能对公民实施酷刑。

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规定：“‘酷刑’是指为了向某人或第三者取得情报或供状，为了他或第三者所作或涉嫌的行为对他加以处罚，或为了恐吓或威胁他或第三者，或为了基于任何一种歧视的任何理由，蓄意使某人在肉体或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痛苦的任何行为，而这种疼痛或痛苦是由公职人员或以官方身份行使职权的其他人所造成或在其唆使、同意或默许下造成的。”可见中共深圳警方对胡正军实施了赤裸裸的酷刑。对照联合国酷刑定义，也会发现中国公权力正极为普遍地对公民施以酷刑残害。

中国公权力之所以如此广泛而普遍地以所谓执法名义下对公民施予酷刑，皆因中国公民权利没有得到保障，在没有公民权利约束下的公权力，必然成为出笼的猛虎与溃堤的洪水，残害公民身心，吞噬公民生命与财产。

所以，胡正军律师的遭遇，正是中国公民普遍生态的反映。中国公民要想摆脱这种随时可能遭遇公权力酷刑的命运，就必须努力争取落实自己的宪法权利。

民生观察 2020年2月24日

【民生观察2020年2月19日消息】本网获悉，随着“新冠”疫情的管控措施不断升级，中国各地的防控手段也越来越不讲法治，开枪恐吓、殴打居民、捆绑折磨、游街示众、非法拘禁等现象层出不穷，严重违背了依法防疫、科学防疫的人本精神，对人民的生命安全财产与自由权利形成重大威胁。

2月18日，湖北孝感网民上传了一段开枪视频，视频显示，孝感某地村民因需务农谋生而不愿被封锁在家中，开始抵制地方政府封村、封门行动，旋即政府防疫人员叫来了数名持枪警察镇压。警察到场后，喝令村民回家隔离，而村民表示拒绝，争执中引来了更多村民的围观。

警方见更多村民出门围观，便掏出手枪恐吓村民回家封闭，十余名村民愤而指责警方滥权，斥责警察在非暴力现场持枪威胁民众安全，期间，有老年村民对持枪警察说：来吧！你开枪打我吧，我没有犯罪看你敢开枪打死我？随即，警察朝天开枪恐吓，十余名村民非但没有被吓住，反而群起驱赶警察离开。几名警察见激起了民愤，便仓促后退，群众紧随其后继续驱赶，持枪警察因此被赶下了农田地里。

持枪警察踉跄的退下农田后，其余警察赶来增援，随后农地里的警察再次举枪对准村民，要求村民退后，但十余名村民仍拒不后退，该警便再次开枪示警。视频显示，持枪警察连开数枪，枪声巨响，但村民们坚持不退，现场有村民呼喊：我们要种地，要工作，我们要吃饭。

2月17日，网路上流传一段现场视频，视频中一名中老年男子在街上没有戴口罩，后被全身穿着防护衣的防疫人员施暴捆绑在柱子上，并咆哮的斥责说：“你为什么不带口罩？”遭捆绑男子回答“忘戴了”，防疫人员接着训斥道“你还想活吗？你不想活了，但老百姓还要活。”防疫人员态度非常粗暴。

经了解，该事件事发在河南濮阳，2月13日，濮阳一中老年村民因忘戴口罩出门，被防疫人员抓住，并动手将其捆绑在了一根墙柱上咆哮训斥。17日，濮阳市委宣传部回应，该男子多次不戴口罩，疫情防控人员为了吓唬他，将他绑在柱子上。官方给出的消息是，防疫人员与该男子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在被捆绑几分钟后，该村民被解下。后来这名防疫人员也被批评教育，责令检讨，并由警方介入调查。

视频曝光后，引起网友热议，虽然现在防疫工作非常重要，但网友们也批评说，防疫岂可动用私刑施暴？强行捆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是对公民人身安全的危害，也是对个人及家庭尊严的羞辱，对人的精神打击。防疫人员恐怕忘了，自己也是个人，也有人身安全于尊严的需要。都什么年代了，还搞砸烂公检法那一套，随意捆绑人示众？再这么发展下去，是不是可以当场斩杀任何违规人员呢？

2日16日前后，一段流传于网络的视频显示，在湖北孝感下辖县级市汉川市马口镇附近，仍有菜农摆摊聚集。赶来执法的城管人员态度粗暴，暴力打砸，尤其是在卖菜人哀求“不要打了”后还在继续打砸。

在2月14日，湖北安陆市洑水镇一家四口，也因一家人在家中打牌，被警员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示众的过程中，警员喝令居民手持“悔罪”书，向政府人员宣读悔意。视频显示，该一家四口被带到政府大楼门前，一字排开，由一男性手持“悔罪”书，一字一句的带领三位家属宣读称：“我们一家四口，今天下午在屋里打扑克，违反了非常时期不聚集、不打牌的命令，我们错了！我们错了！”随后，他们被罚站了许久才释放回家。

2月14日，有湖北网民上传了一段视频，视频可见，湖北一地方防疫人员在街头抓捕不带口罩人员，至少有二、三十名穿着冬衣的男女，被绳子反绑双手，串成一长串，集体游街示众。

2月15日前后，在湖北东部地区，有九名男女打麻将被抓。随后，九名男女被警察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逼迫他们沿街认罪并高声朗读防疫政策。

2月16日，湖北省政府发布通告，城乡所有村组、社区、小区、居民点实行24小时最严格的封闭式管理。随后，湖北多个地市升级防控举措，其中孝感市的防控新规自2月17日零时实施。

孝感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17号令，为坚决阻断人员流动，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新规决定：所有城镇居民，必须足不出户，严禁外出；农村村民，严禁在村湾内闲逛、串门、聚集。医护人员，医疗物资和生产生活保障人员，参与疫情防控人员，因病就医、因孕、因丧及经县级指挥部批准离孝人员，允许按指定时段、指定线路临时出行。违反本令的，一律处10日以下治安拘留。所有车辆（含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三轮车）禁止上路行驶。抗疫车辆、公务用车、医护人员用车、运输生产生活必需品车辆，救护、消防、抢险、环卫、警车、邮政等特种车辆和持通行证车辆可通行。违反本令的，车辆一律扣留，对当事人处10日治安拘留并处500元罚款；违反道路交通管理的，依法予以记分、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第17号令同时明确，违反本令的，一律纳入失信人员名单。

湖北其他地市也出台了类似举措。在黄冈市黄州区，当地官方2月16日晚发布的通告，严格小区出入证管理。区公安分局将组织两支巡逻队，在全区范围内24小时巡逻巡查，督查通告落实情况。凡没有防疫工作任务而出入小区的居民（病、产、丧等特殊情况除外），一律收送至区思源学校集中强制学习。

2月17日起，孝感、黄冈等地防疫人员开始上街抓人，数以百计的居民被抓捕关押，其中大部分人被关进了体育场、闲置学校内集中“学习”政策。有视频显示，黄冈一集中关押“学习”基地，数以百计的居民被迫沿操场跑步，不时高喊防疫口号，佩戴警具的监控人员来回巡视检查。

在鄂西北一城市，沿街抓捕的居民被集中关押在体育场内，这些居民被迫睡着冰冷的球场地面上，在严寒季节里他们没有取暖设备，也不能回家安居，并且对释放日期也不甚明了。视频显示，数十人被集中关押在一个体育场内，这些人群居在地铺上，交叉感染的风险急剧增加。

据悉，在2月5日召开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中央提出，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

然而，在潜规则盛行的中共统治下，各地官员人权法治意识淡薄，打着“防疫为国为民”的旗号，大肆逾越法律底线，以“特事特办”为由，制定超常规举措，这些超常规举措已然超越了法定权限，违反了法治比例原则。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依法治国必然要求“依法防疫”，防疫首先要求防疫工作必须严守法律底线，即使在应急状态下也不能突破法律、甚至完全违背法律。根据《立法法》以及《行政处罚法》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才能设定，地市甚至区县一级政府的文件，不能设定任何行政处罚。

“孝感防控指挥部发布命令，性质上来说只能是规范性文件，但在此文件中却设定了行政拘留、罚款以及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这些显然都已经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且完全突破了上位法。”

依法抗疫还要求即使在应急状态下，国家机关的应急措施除符合法律规范外，还需适宜合理，即符合比例原则。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即使为了防控疫情的公益目的，也应选择相对温和、能够为相对人所理解和接受的行为手段，而不能使用过度极端的行为手段。

　孝感等地防控指挥部要求所有城镇居民必须足不出户，这种行为手段不符比例原则，也很难为公众所理解和接受。与此相同的是禁止所有车辆上路通行，这种方式和要求城镇居民足不出户一样，不仅超出了手段的合理限度，而且还存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不当联结。而将违反该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人员一律纳入失信人员名单，也存在超过处罚限度，手段过度以及不合比例的问题。

依法治国不能“特事特办”，如果防疫可以特事特办，那么日后很多事情都可以特事特办，特事特办就将成为不断破坏法治社会的“尚方宝剑”，法治社会将荡然无存。

【民生观察2020年2月19日消息】本网获悉，随着“新冠”疫情的管控措施不断升级，中国各地的防控手段也越来越不讲法治，开枪恐吓、殴打居民、捆绑折磨、游街示众、非法拘禁等现象层出不穷，严重违背了依法防疫、科学防疫的人本精神，对人民的生命安全财产与自由权利形成重大威胁。
 
  2月18日，湖北孝感网民上传了一段开枪视频，视频显示，孝感某地村民因需务农谋生而不愿被封锁在家中，开始抵制地方政府封村、封门行动，旋即政府防疫人员叫来了数名持枪警察镇压。警察到场后，喝令村民回家隔离，而村民表示拒绝，争执中引来了更多村民的围观。
 
   警方见更多村民出门围观，便掏出手枪恐吓村民回家封闭，十余名村民愤而指责警方滥权，斥责警察在非暴力现场持枪威胁民众安全，期间，有老年村民对持枪警察说：来吧！你开枪打我吧，我没有犯罪看你敢开枪打死我？随即，警察朝天开枪恐吓，十余名村民非但没有被吓住，反而群起驱赶警察离开。几名警察见激起了民愤，便仓促后退，群众紧随其后继续驱赶，持枪警察因此被赶下了农田地里。
 
  持枪警察踉跄的退下农田后，其余警察赶来增援，随后农地里的警察再次举枪对准村民，要求村民退后，但十余名村民仍拒不后退，该警便再次开枪示警。视频显示，持枪警察连开数枪，枪声巨响，但村民们坚持不退，现场有村民呼喊：我们要种地，要工作，我们要吃饭。
 
 2月17日，网路上流传一段现场视频，视频中一名中老年男子在街上没有戴口罩，后被全身穿着防护衣的防疫人员施暴捆绑在柱子上，并咆哮的斥责说：“你为什么不带口罩？”遭捆绑男子回答“忘戴了”，防疫人员接着训斥道“你还想活吗？你不想活了，但老百姓还要活。”防疫人员态度非常粗暴。
 
  经了解，该事件事发在河南濮阳，2月13日，濮阳一中老年村民因忘戴口罩出门，被防疫人员抓住，并动手将其捆绑在了一根墙柱上咆哮训斥。17日，濮阳市委宣传部回应，该男子多次不戴口罩，疫情防控人员为了吓唬他，将他绑在柱子上。官方给出的消息是，防疫人员与该男子在整个过程中没有发生肢体冲突，在被捆绑几分钟后，该村民被解下。 后来这名防疫人员也被批评教育，责令检讨，并由警方介入调查。
 
  视频曝光后，引起网友热议，虽然现在防疫工作非常重要，但网友们也批评说，防疫岂可动用私刑施暴？强行捆绑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这是对公民人身安全的危害，也是对个人及家庭尊严的羞辱，对人的精神打击。防疫人员恐怕忘了，自己也是个人，也有人身安全于尊严的需要。都什么年代了，还搞砸烂公检法那一套，随意捆绑人示众？再这么发展下去，是不是可以当场斩杀任何违规人员呢？
 
2日16日前后，一段流传于网络的视频显示，在湖北孝感下辖县级市汉川市马口镇附近，仍有菜农摆摊聚集。赶来执法的城管人员态度粗暴，暴力打砸，尤其是在卖菜人哀求“不要打了”后还在继续打砸。
 
在2月14日，湖北安陆市洑水镇一家四口，也因一家人在家中打牌，被警员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示众的过程中，警员喝令居民手持“悔罪”书，向政府人员宣读悔意。视频显示，该一家四口被带到政府大楼门前，一字排开，由一男性手持“悔罪”书，一字一句的带领三位家属宣读称：“我们一家四口，今天下午在屋里打扑克，违反了非常时期不聚集、不打牌的命令，我们错了！我们错了！”随后，他们被罚站了许久才释放回家。
 
2月14日，有湖北网民上传了一段视频，视频可见，湖北一地方防疫人员在街头抓捕不带口罩人员，至少有二、三十名穿着冬衣的男女，被绳子反绑双手，串成一长串，集体游街示众。
 
2月15日前后，在湖北东部地区，有九名男女打麻将被抓。随后，九名男女被警察拉到大街上游街示众，逼迫他们沿街认罪并高声朗读防疫政策。
 
 2月16日，湖北省政府发布通告，城乡所有村组、社区、小区、居民点实行24小时最严格的封闭式管理。随后，湖北多个地市升级防控举措，其中孝感市的防控新规自2月17日零时实施。
 
  孝感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发布的第17号令，为坚决阻断人员流动，遏制疫情扩散蔓延，新规决定：所有城镇居民，必须足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