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共及其北京公安歇斯底里地掀起了对709律师李和平及王全璋两家的流氓式逼迁骚扰狂潮。中共公安对709律师谢燕益等其他人权律师和维权人士也曾多次实行此类流氓逼迁骚扰，逼迁骚扰早已成为中共各地公安国保部门及其警员对付民间人士的统一标配手法。
自2015年709大抓捕至中共肺炎疫情的2021年6年期间，王全璋、李文足一家就至少已被逼迁4次。在2023年4月以来的两个多月，李和平、王全璋两家更同时遭受中共北京公安的频频逼迁，李和平、王峭岭一家被逼迁8次，王全璋、李文足一家被逼迁13次。北京公安非法动用警力，公然虚构所谓涉嫌吸毒、他人举报等荒谬警情，全然无视自己的政府和治安执法之公共职能，恶意选择夜半时分暴力敲门，恣意进行搔扰；在非法动用警力之外，更恬不知耻地指使、调动众多地痞、流氓非法侵入王全璋、李文足一家的住宅，肆无忌惮地上演中共公安特有的警匪一家、蛇鼠一窝的活剧。
民间俗称国保的中共公安的全称是“国内安全保卫”，中共公安部设国内安全保卫局，民间简称国保局，编号为公安部一局，排各局之首，可见中共对其所谓的国内安全之格外重视，709大抓捕的总操盘手之一孙力军就曾任该局局长；地方各级中共公安设国保总队、支队、大队，民间也把中共公安国保部门的警员简称或蔑称为国保。习近平上位后虽拼尽死力固守其腐朽政权，但中共政权的非法性无可救药，中共政权的风雨飘摇、行将就木之势无可挽回。尽管如此，中共和习近平绝不甘心其必然覆亡的宿命，而是竭力垂死挣扎、苟延残喘，变本加厉地强化其政权对暴力的仰赖，于是在2020年又进一步把其公安的国内安全保卫部门改名为“政治安全保卫”，简称政保。虽已有部分人士改称其为“政保”，然民间已多年习惯蔑称其为国保，故普遍仍习用“国保”之名。
无论国保还是政保，实质都非保国保民，而是保党救党，是党保，即保中共及其一党专制独裁，保中共万世一系的长期永久独家执政。
根据多年来网络传出的中共党保（国保、政保）部门的各种培训教材片段，以逼迁、骚扰之流氓手段对付人权律师、独立异见人士、被强拆访民等民间人士是自政法王周永康以来中共全党一盘棋的有组织的系统化行动。中共党保企图通过逼迁骚扰达成有两重效用：一是对那些中共暂时实在无法或尚未决定强加颠覆政权、寻衅滋事、扰乱秩序、敲诈中共政府等罪名的民间人士，通过逼迁来消耗其精力、滋扰其生活、动摇其心志，逼其就范、使其恐惧，迫其放弃合法抗争和维权，停止与中“作对”，二是通过逼迁把民间人士驱离出本地党保部门的辖区，确保本辖区内无重大“反共”人员，驱离本身就成为地方党保部门的“政绩”，大量民间人士都曾被中共党保警员当面威胁“你搬走，滚蛋，别住在我的地盘上，别给我添乱。”
中共北京公安党保及地方派出所亲自并纠集地痞、流氓对王全璋、李文足一家的逼迁、骚扰、围堵，是在对柔性、韧性抗争的王全璋、李文足进行充分评估之后，明知他们不会就范而精心策划的，大有务必把王全璋驱离出北京之势。为达此目的，中共公安党保既亲自出马，无事生非，挑起事端，非法侵入王全璋一家的住宅，却妄称“提前保护房主利益”，又使用流氓、匪徒手段，断电断水，更调用其豢养的地痞流氓强闯民宅，张牙舞爪，恣意挑衅，真个是无所不用其极！
中共及其公安还是政府吗？还有一丝一毫的政府气味吗？中共这是退掉内裤、赤裸裸地向世人宣告：我是流氓我怕谁！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是警察；流氓不可怕，就怕中共流氓化；流氓不可怕，就怕权力流氓化！
在高度全球化的当今，任何国家及其政府都不可能逃脱普世的国际法所确认的基本人道、人性义务，如不得任意剥夺国籍，不得任意限制国际和国内自由旅行，不得侵犯住宅和居住权利等等，绝大多数国家和政府都能恪守这些基本国际法和人道义务，屈指可数的几个例外大概只有中共、北韩、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卡扎菲时期的利比亚，而近些年中共在限制民间异见人士国际国内旅行、侵犯公民住宅和居住权利方面更是已达明火执仗、寡廉鲜耻之境地，令欧美文明世界惊诧不已、瞠目结舌！
居住权绝对不可侵犯，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所以成为政府的绝对底线，这个终极底线近十多年来也早被一心只求保党救党、只求保住政权的中共踩在脚下。中共，及其打手公安党保，是没有底线的。有底线，就不是中共了！
中共以暴力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起家，其整个政治制度的本质和底色就是流氓化的，中共起家之初的主要来源就是流氓无产者。
邓小平手握军权，以太上皇和无冕之王的身份幕后操纵政局，不也是流氓、政治流氓吗？江泽民以中共党魁之身在主席台上色眯眯地死盯漂亮女服务生、恨不能一口将她吞下，并恶意实行贪腐统治，诱使中共全党尤其是中共红二代以权谋私乃至全民不论是非、唯利是图、闷声发财，不也是流氓吗？中共政法王周永康彻底搞乱法律和司法，开创以寻衅滋事罪和敲诈政府罪对付民间人士之先河，把新黑五类列为中共的敌人，对中共党保人员进行颠倒黑白、强词夺理、混淆是非的所谓培训，以逼迁、驱离之黑帮手段对付民间仁人志士，不也是流氓吗？趁人之危，以亲人病危为把柄相要挟，逼迫郭飞雄、唐吉田就范，限制其出境，不更是流氓吗？
近日，在著名日籍记者石坂明夫主持的一档视频节目中，袁红冰先生谈到1980年代中后期他与时任中共厦门副市长的习近平在北京大学附近餐馆喝酒时习氏公然强摸女服务员臀部一事，世人何曾料想一个刘邦、朱元璋式的小流氓，一个初中没毕业的小混混，今日居然摇身一变，堂皇僭居中共党魁之大位？
中共历任党魁的统治方式或有差异，但其共性无不是专制和流氓统治。专制与流氓不完全等同，但专制的政治和统治一定是流氓的。习近平除掉了大流氓周永康，却完全继受了周永康一手打造的那套流氓维稳手段和体系，并加以大大发展，如习氏在周永康流氓维稳体系基础上抛出了更加流氓而蛮横的“七不讲”，喊出了街头痞子一般的“吃党的饭还砸党的锅”，操弄反宪政逆流，发出义和团式的流氓叫嚣“中国人（他实指中共）是不好惹的，惹翻了是不好办的”，颠倒黑白，纵容、袒护俄罗斯和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大规模滥用非法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迫害各界仁人志士，肆无忌惮地对民间人士构陷颠覆中共罪和寻衅滋事罪，凡此种种，哪一项不是流氓行径呢？
习氏及其统治团伙唯一熟知的统治手段就是流氓蛮横暴力统治，习近平等一众红卫兵头领的脑壳里压根没有以理服人的概念，而只有以强凌弱、暴力相向的流氓理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中共北京公安党保对李和平、王全璋的流氓式逼迁、骚扰，不正与2017寒冬时节年中共京兆尹蔡奇暴力驱赶“低端人口”一样，不正是顺理成章、不正是中共和习近平所乐于见到且正中习氏下怀的吗？习近平等中共最高层在顶层设计上以流氓意识形态和策略对中国人民实行统治，中共基层公安党保在具体手段上对李和平、王全璋实行流氓暴力逼迁、驱赶，这正是中共全面流氓统治的常态。无论对中共的基层党保，还是对中共的最高头领团伙，都已经是无法可讲、无理可论，如何有效抗争，值得李和平、王全璋和数以亿计的访民群体深刻反思。
倘若盗跖的弟子继续发问：何适而无道邪？一定有人回答：中共地界即无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