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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港人案证明香港反送中的紧迫与正当

    2020年末,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对12名香港欲流亡台湾的人士中的10人,以“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判处7个月至3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1万至2万元。另两名未成年者被交由香港警方押回监禁。至此12港人事件被阶段性划上句号。12港人去台湾却被拦截扣押到中共大陆,在押期间及判决中所受到的不许律师代理与会见,不许家属会见与联系,不许与外界任何通讯,不公开听证等等遭遇,揭示中共大陆当局无视人权与人道,不顾法制,肆意栽赃陷害的专制人治本性,从而力证着香港民众2019年来发起的大规模反送中条例运动的正当与紧迫。

    2020年12月30日,中共深圳市盐田区法院网站对12月28日开庭审理的12港人案作出宣判:12港人中,邓棨然以“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被判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乔映瑜则以同罪遭判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5千元。郑子豪、严文谦、张铭裕、张俊富、黄伟然、李子贤、李宇轩、郭子麟则以“偷越边境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两名未成年人黄临福和廖子文,经过不公开听证,以偷渡边境罪作出不起诉决定,深圳方面把两人移送香港警方。

    12港人因流亡台湾而遭致中共大陆警方拦截拘押判刑的事件,源起自中共要修改送中条例,欲将香港的人押至大陆关押审判,而招致香港民众群起反对,进而演化成持续一年多的反送中运动。而12港人因参与反送中抗议,遭致中共操控的警方拘押,并随时面临进一步迫害。于是12港人欲前往台湾避难。12名港人于2020年8月23日从香港西贡布袋澳出发,原计划先到距离香港340公里、由中华民国国军驻守的东沙群岛,再转大船赴屏东县。12人打算抵达台湾后申请政治庇护,但在23日上午9时许于广东东南部海域(21°54′00″N114°53′00″E/21.90000°N114.88333°E)处被中国海警截获并强制押往大陆深圳关押在盐田看守所,直至26日,中共海警才通过微博才对外公告拘押了12人消息。再到9月13日,深圳盐田公安通报,12名港人涉嫌偷越国(边)境犯罪,被刑事拘留。9月30日,深圳市盐田区中共检察院通报,以涉嫌组织他人偷越边境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邓某某、乔某某,以涉嫌偷越边境罪批准逮捕犯罪嫌疑人李某某、黄某某等10人。11月27日,深圳市公安局盐田分局将案件移送盐田区检察院审查起诉。12月16日,检察院向法院提出公诉。12月28日,深圳市盐田区法院开庭审理,30日作出宣判。

    在整个12港人被拘押判刑事件中,中共当局先将港人秘密拘押至大陆,直到三天后在国际舆论压力下才对外公布承认拘押事实;后来香港被拘押者家属聘请大陆律师代理辩护,但遭到中共执法当局阻扰,拒不安排会见,并且公然通过司法部门警告威胁代理律师,迫使律师退出代理,使家属不得不接受官方指派律师;而官方指派律师配合中共官方,不及时而全面向家属透露案情进展。12港人家属表示,内地指派的律师没有向他们通知有关送检的消息,称“心急如焚”,担心儿子的情况。同时指出官派律师“一问三不知”和很多资料都不能公开,家属渴望能到场旁听和要求由家属委托的律师代表当事人。为此,港人家属9月4日对外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被拘留者仍被“秘密关押、音讯全无”,事件更牵涉起码三名未成年人士。另外,多名获家属委托的大陆律师未能会见当事人,甚至被国保要求退出代理案件。有家属抨击中共当局欲以“官派律师”剥夺遭拘留人士的权利,“香港政府更从未提供任何实质协助”。亦有家属分别指出其子女患有哮喘、皮肤病及抑郁,需要服用长期药物,然而中共当局却拒绝有关请求。家属在会上提出4点要求:拒绝“官派律师”,并促请当局立即让家属委托的律师面见被拘留者;要求中国当局提供合适药物予有需要的被拘留者;要求中国当局准许被拘留者致电家属;要求香港政府确保港人权利得到保障,并立即将12港人由中国大陆接回香港。中共当局对12港人家属要求充耳不闻。12月21日,12港人家属到湾仔入境事务大楼递交请愿信,要求处方协助并陪同家属到内地听审。家属在公开信向内地当局提出5项要求,包括庭审要公开并现场直播;开审前不少于20日通知家属,以及提早进行病毒检测及其他安排,或以检测结果代替强制隔离;向家属提供起诉书及会见笔录,并公开法庭组成名单;通知所有官派律师的身份及联络方法;以及由家属委托的律师辩护。但中共对此不作回应。直到12月28日开庭,12港人家属及其所请求的美国、英国、加拿大、葡萄牙、澳洲及荷兰等多国领事馆派出代表到场,要求旁听此案,但被当局以旁听名额已满为由拒绝。

    由上种种中共当局对12港人秘密关押,拒绝家属聘请律师,隐瞒案件进程,拒不披露案情信息,不为关押者提供应有药物医治,不让家属及外国领事前往旁听等等,赤裸裸地展现着中共大陆执法当局无法无天,肆意践踏人权毁弃法制的行径,而这种野蛮违法侵权的所谓执法,正好有力地证明着港人对送中条例的恐惧与反抗的正当与紧迫。

    12港人事件使世界更进一步看清中共党主执法下肆意为政治需要而迫害公民的现实,从而更真切理解香港民众反抗送中条例的正义性。面对中共当局现已通过所谓国安法,而将香港完全变成大陆,香港人民及文明世界应该坚决拒斥中共对香港法治的践踏,并为维护香港现代文明的人权、法治元素而抗争到底。

    民生观察 2021年1月1日

  • 调查指15%港人患可确诊精神病 当中3%属严重程度

    精神健康问题对都市人造成困扰,过去有研究调查指香港共15%患者有精神不同程度的精神病,即至少逾100万人患有精神问题,当中3分1没有求医。港人对「精神病」字眼感到负面,加上担心被标签化,即使患病亦不愿求医。有组织将在下月3日至5日举行「香港精神健康研讨会」,希望找出方法,令精神健康的话题不再成为香港人的禁忌。

    「香港精神健康研讨会」由顾眷患者基金会及香港精神科学院合办,以「关注精神健康 – 摆脱卷标」为主题,下月3日5日在香港医学专科学院举行,邀请不同国际嘉宾就教育体制、医疗环境、健康的工作空间、长者需要、法制及政策制定,及媒体报道六大范畴进行讨论。

    研讨会讲者之一的港大医学院精神医学系教授陈友凯指,过去有研究调查显示,香港可诊断的精神病人士占约15%,当中约3%属严重程度,另精神病人士有3分之1未有求医。他指,香港一直以来对精神健康问题感到忌讳,担心被标签化亦不愿求医,其中「思觉失调」、「精神病」等字眼令人对精神健康问题感到负面,期望透过研究会寻求方法改变香港对精神健康的态度。

    研讨会最后一日设有公开论坛,可接触香港不同的心理健康组织机构,并有专家免费指导心理健康意识培训,及可与专家研讨心理健康的对策、交流知识,有嘉宾分享各自心理健康的小故事。

    (来源:星岛日报 https://goo.gl/FwEX1x 2017年10月17日)

  • 都是精神病惹的祸?

    真奇怪,香港人平日讲求私隐,凡事强调证据,不同意未审先判。然而,每当发生严重暴力事件或伦常惨剧时,以上种种都会抛诸脑后,总喜欢以最快时间为事件定调。像早前的地铁纵火案,警方一句「疑犯有精神病」,彷佛已为事情作岀合乎情理的解释。

    日前在葵盛东邨发生的伦常惨剧,又出现类似的情况。一名老妇怀疑被独生儿子斩毙,后者其后堕楼身受重伤。事发后,当区区议员实时走出来,向现场记者侃侃而谈当事人的背景历史;翌日,又有消息人士向传媒放风,警方在事主家中找到精神科药物的药袋,怀疑该名儿子是精神病患者。

    一时间,事情又好像变得明朗清楚,原来又是精神病惹的祸:事主因为精神错乱斩死母亲,至于长期独力照顾母亲的压力,正正是其精神出现问题的原因。

    不问也知,传媒发放的消息来自警队,而无论是警方与那位区议员,在发放消息前皆未有征求事主的同意,后者亦未有任何机会作出澄清与解释。更有甚者,警方消息指事主是否在政府精神科诊所求诊,仍有待进一步证实。既然事实尚未核实,警方又为何要急不及待放料?
    很明显,以上的处理手法对案中儿子极不公平。然而,对于社会上下来说,「精神病」已为事件提供了最好的解释。虽然当事人袭击母亲,有可能基于其他原因,不一定与其精神或情绪问题有关;他面对的也可能不只是照顾母亲的压力,事情的背景可能比大家想象复杂得多。凡此种种,原可透过警方调查,以至其后法庭的聆讯,令大家看得更清楚,然而公众早已对案件未审先判,这一切也变得不重要。

    作为前线的精神复康社工,笔者对警方不负责任的放料手法深感失望:这既无助大家了解事情真相,也令社会进一步标签精神病患者,认为他们都很危险。当然,社会上下也要反思,当类似事件发生时,我们是否倾向将事情简单化,急须寻求一个解释与答案。我们是否缺乏应有耐性,反思事件背后显示的问题,寻求改善与解决方案。

    (来源:众新闻 https://goo.gl/DcdMLP 2017-10-10)


  • 一直被忽略的精神病照顾者

    对于港人来说,患有精神分裂症其实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事,虽然不是新奇事,但要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属坦然面对社会,仍是难事。事实上,关于精神病患的讨论里,我们经常把集中力放在患者身上,但一直被忽略的精神病患者照顾者,其实也应该被关注。

    根据三个关注精神病患的组织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明爱全乐轩及香港家连家精神健康倡导协会委香港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民调与研究中心所进行的调查显示,现时香港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约有48000人,据香港心理社会康复协会估计,照顾者约有48000至60000人,而面对社会(甚或照顾者本身)对精神分裂症的不理解、患者拒绝服药、覆诊,令照顾者的压力日渐积累,感到忧虑、失眠,甚至出现情绪病的症状,如抑郁、情绪低落、悲观等。精神分裂症患者与照顾者彷佛身处对平衡时空中,前者会坚信自己的幻觉、幻听,而后者则无法理解患者所坚信的“事实”,进退两难,在社会中被忽略、找不到支持的同时,在其家属、朋辈之间亦得不到谅解。

    精神分裂症照顾者彭淑贤小姐的妹妹患病超过三十年,曾经因为对精神病的误解而误会妹妹是鬼上身、有暴力倾向等,面对妹妹不稳定的病情,她及其母亲的压力从未减少,母亲甚至因而患上抑郁症。但彭小姐指出,照顾精神病患者是很漫长的路,社会的资源对照顾者来说是很重要,当中包括让不同的照顾者互相支持、分享;学习精神病的行为及病症、照顾方法等。

    政府现在只有一家家属支持中心,去年亦有增加资源给精神健康综合小区中心发展照顾者支持服务,但据统计各区中心共所接触的照顾者只有3000人,受支持的照顾者人数不到十分一,可见政府并没有足够资源支持。虽然现时政府开始发展复元人士的朋辈支持服务,但在照顾者的层面上则尚未发展。而更长远的,是应该让患者尽早使用第二代长效针剂,减低复发机会的同时,不需患者经历第一代长效针剂产生的副作用,如手震、坐立不安、口干、便秘等。

    事实上,任何精神病都不是个人的病,是影响一个家庭的病,不单是照顾者,其实连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应该支持。而发展支持服务,是需要政策规划,从对大众的教育也好、患者的药物治疗、照顾者的支援也好,都不是单一次拨款就能解决的问题,能具备长远的规划才为上策。

    (来源:立场新闻 https://goo.gl/z3QBs3 2017/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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