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2月20日，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作者项栋梁买下广州地铁体育西路站21日的广告广告牌时段，刊登“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等字样。
21日，项栋梁这个广告广告牌存在不足一天，就被广州地铁传媒单方面毁约提前撤下付费投放的合法商业广告，原因应该是由于这个广告广告牌的内容触动了当局的敏感神经，所以予以提前撤除。
意外的是，广告广告牌内容在中国社交媒体迅速走红，无数网民自发为其配上各种特效表达对内容的认同，当然还有最重要的是，借此表达对中国当下逼仄恶劣的言论环境的不满，对民生日艰的愤怒，对现状的焦虑以及必须予以改变的期许。
广告广告牌所刊内容确实只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基本常识，放在20年前、乃至10年前的中国，绝对不会激起一星半点儿浪花，那时候不管是在网络上还是在平面媒体上，对社会公共生活、公共议题甚至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司法独立等现在已绝对成为“雷区”的议题都有公开讨论，民间氛围空前活跃，对社会发展前景充满了美好的期许。
如此生机勃勃的状况，是由于官方加入WTO发展经济及举办北京奥运的需要，民间获得了有限度的政治松绑。上承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的余波，得益于互联网的传播，公共言说的空间被重新激活，使普世价值观念在中国大陆1949年以后出现前所未有的普及，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出现，使观念实现了付诸于行动的可能性，其对民众的传播、动员效应得到放大，很多社会公共事件都由社交媒体引发成为社会舆论热点，或者在社交媒体介入后出现重要转变。”我爸是李刚”，江西宜黄强拆自焚等公共事件，社交媒体无不显示了强大的传播力量，成为中国公共舆论场上最具影响力的平台。
然而对党国一体的中共极权主义政体来说，社会的自由化必然会危及政权对社会的压榨能力，甚至危及到极权主义政体的生存。所以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后，绳子再度收紧，强化了控制社会的手段，采取了更加强硬的姿态回应社会自由化进程，从冒头才打的维稳模式走向全面打击的国安模式，持续打击、消耗民间社会。经过十多年对民间的“围剿”，整个社会陷入一片肃杀的环境。作为公共舆论场的社交媒体平台并不是真正的公共空间，是被党天下的中共随时控制的，大环境变了一直处于社会舆论中心的角色的存在感也就被剥夺，社交媒体平台走向鸦雀无声，成为娱乐八卦之地。
随着中国繁华年代终结，经济进入漫长的衰退阶段，近两年来中国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迷惘、焦虑状态，经济上的沉重压力、社会上的死气沉沉、政治上的僵化倒退，编织成严密的天罗地网，所有社会阶层无一可逃，悉数成为习近平定于一尊的祭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对习近平、中共的质疑声音在暗地里象野草一样不停地滋生蔓延，社会心理、社会氛围发生明显变化。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目前中国经济的困境、个人生活的困窘归咎为是习近平定于一尊导致的，是中共一党专政导致的。在2023年9月10日，电商网红李佳琦在直播中质疑网民“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引来了中国民众的愤怒，在如潮的“谁不想涨工资？但努力工作就一定能如愿吗”的质疑声中，李佳琦一天掉粉100万。在同一年，一项由美国与中国学界长期合作进行的大型调查显示，认为“努力总会有回报”的中国受访者只剩下28.3%。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富有的人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和关系所提供的特权。而在十年前，受访者将财富归因于能力、才华、良好的教育和努力工作。
在这两年间，中国社交媒体最令人瞩目的变化是抖音、快手、B站等平台的崛起。这些平台固然以其算法根据用户喜好来推荐内容，形成“娱乐至死”的沉迷效应，但也不经意地把同温层的人聚合在一起，把关注同议题的人们聚合在一起，如果有社会热点突破审查就很容易形成网啸。
社会心理、社会氛围的明显变化，同样明显在社媒新平台上反映出来。在这些平台上，对中共的质疑声浪因为审查的关系并不能以直接的内容表现出来，民众都采取了曲线抗争的手法。于是对民国的赞美，对前苏联的揭露，对民主国家的讴歌，对历史的重新解读等等都成为潮流。如果说这些内容还是含而不露，委婉地表达出对中共体制的不满，那么在这些内容下网民的评论就直接得多了，排山倒海一面倒地抨击独裁、怒责黑暗、要求自由。这就是民意。
这种民意全是来自于普通人对当下社会的认知，与早期社交媒体由知识精英的引导风潮截然不同。正是这来自于普通人的真切感受以及诉求，确切地反映了中国民众的真实社会心理。正是在此变动的背景下，才使“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这些基本常识的走红传播成为可能，不是因为这些基本常识有多震撼人心，是人心在传递改变极权体制的渴望。中国越来越可能发生被称为“托克维尔悖论”的一个版本：当不断提高的期望因突然恶化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而受挫时，革命就会发生。
共产党正在失去民心，中国正在迫近大变革的前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