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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发华：男，56岁，1957年12月20日出生，汉族，农民，住湖北省宜昌市点军区桥边镇石堰村十一组。1998年3月4日，李发华因妻子失踪，从种种迹象中怀疑其妻李长敏是被同村村民李发新拐卖。为了找回妻子，其先后到派出所、镇政府、市政府报案、举报、控告，因处处碰壁、屡屡被推脱、敷衍，李发华走上了上访之路。结果是问题演变的越来越复杂，打击报复、其幼女被强暴、本人被精神病，随后而来的各种不幸接踵而至。十几年上访路是在被拘留、殴打，女儿在十一岁时遭强暴却立不上案、先后七次被强迫送进精神病院等悲惨历程中走过的，冷酷无情的打压构筑了其血泪上访史。多年的打击和摧残导致李发华双脚麻木、视力严重衰退、双下肢肢体残废，被定为残疾四级，丧失了劳动能力。2013年3月《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编辑江河在北京采访了他，并为他录制了视频，在为其录制视频的时候，能看到他的眼睛一直在无休止的眨动——这就是多次被关精神病院强迫打针吃药造成的严重后果。

下面是对李发华的采访记录：
问：谈谈你的遭遇境况？

答：1998年3月4日，我妻子李长敏被同村的李发新拐卖。我找到李发新要人，李发新便与我们石堰村调解主任赵长林一起强迫我签订了一份《协议书》，给了我2000元钱，并威胁我不要将事情弄大。我不服，于是上宜昌市告他们。3月8日，我从宜昌回来，刚进村，就在石堰经销店门口，被七、八个人拦住。我挣脱从小路跑回家叫了我的两个兄弟，我们三人返回来又遇见了他们，厮打并抓住了其中一人，他交代说是受李发新指使。当晚，桥边派出所警官李盈清就来了，要求我们放人，但对于我妻子被拐卖的事却声称“我们不管”。我于是在3月20日向原宜昌县公安局报案，控告李发新拐卖人口，并向公安部门上交了2000元赃款。原宜昌县公安局对上交款不但不给任何收据，还做出了不予立案的答复。这样，我又找到市里，市信访办冯主任即打电话要求县政府安排人带上经办材料到市信访办当面答复。宜昌县公安局信访办丁主任口头答复说李长敏已被拐卖到浙江萧山，县公安局已安排去弄人了。可是，这之后就又没了任何音讯。为此，我又到省政府上访。由于我一直的追究，引起了相关人的愤怒，他们就想尽办法对我实施迫害。
1999年3月27日晚上，他们偷偷的将我家的照明电线切断，接着闯入我家，将我11岁的长女李春芬胁迫至室外塑料棚内实施强暴。在我报案后，县刑警二中队经侦查，确定作案人为李发新，却一直没采取任何措施。直到现在，犯罪嫌疑人李发新仍然逍遥法外。
后来，又出现了一个叫卢文玉的福建女人起诉我，要和我离婚。但是，这个卢文玉，其户口所在地、身份证、年龄、出生年月日都与我妻子李长敏的实际不符，宜昌县法院还是在2001年4月12日判决解除了我和妻子的婚姻关系。

 

在采访中，我们接到了李发华的上访材料，看到了一份《司法精神医学鉴定书》。其结论主要为：
2002年4月3日，宜昌市公安局点军分局委托宜昌市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对以扰乱社会公共秩序为名羁押拘留的李发华进行精神病鉴定，以确认其有无责任能力。2002年4月9号，该院鉴定李发华存在明显的被害妄想，且内容固定、系统，并在妄想影响下出现病理性意志增强，故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鉴定医师签章不清、司法医学鉴定章清晰，仅仅通过卷综和问答判断）
问：你一共被精神病几次？大致情况是怎么样的？有过被打骂、控制、强制灌药等经历吗？有治疗诊治病历吗？
答：由于我的多起刑事案件不给立案，我就不断的上访告状。他们就将我送进精神病院，到目前止，共七次被关精神病院。2002年11月12日，我第一次被桥边派出所强行送进宜昌东山精神病院。被关在精神病医院的地下室里，他们强行对我进行灌药、打针、捆绑。到现在都没给我任何的病历结果。
第二次是2004年2月17日，桥边派出所所长杜崇将我从北京骗回，说是给我解决问题，回去后强行把我关进精神病院；时间是一个月。
第三次是2004年9月28日，桥边派出所又将我送到宜昌东山精神病院关押了10天，后由政法委书记王声金将我接出。
第四次是由于我不服多起刑事案件不予立案和桥边镇政府对我的迫害，2004年12月4日，我到北京，找公安部、全国人大、最高法院上访。2004年12月28日，桥边镇政府强行将我从北京带回送到宜昌市精神病院，这次迫害我长达3年零13天之久，并且抢走了我的所有上访材料。包括多次对我实施拘留的拘留证、法律文书、交通道路事故责任认定书等。在长达3年多的被精神病时间里，精神病院和镇政府都没通知我的家属、亲人，甚至还给我指定了一位叫刘华强的监护人。我的弟弟、弟妹多次找镇政府要求放人，都遭到拒绝。这次被精神病，由于长时期的强行服药、打针，导致我双脚麻木、视力衰退，落下了严重的不停眨眼睛的毛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并丧失了劳动能力。
第五次在2009年10月7日，截访人员将我送到北京昌平北郊精神病院关押了3天。在北郊精神病院，他们强制我吃药，对我实施殴打，打得我小腿、大腿两侧都是伤。
第六次是2010年2月9日，由于省政府、中央、人大都对我的案件向下级进行了转办，当地政府不但不办，还再次将我关押进精神病院，不让任何人探视。为了反抗，我吞下了长达9公分的竹筷3根，他们才在5月17日将我放出院。但我为此（吞竹筷子）却要动手术，又需要大笔资金，我的女儿为此向政府求助，政府不给，我和女儿被迫上访。
第七次是2011年9月24日，这次是被关进北京市昌平区北郊精神病院，3天。因为我在北京上访，被关进久敬庄，几个自称是湖北省办事处的人将我和女儿强行接走。当车行至六环路上时，他们强抢我和女儿的手机，女儿用刮胡刀片划伤自己的手反抗他们，他们心慌了，就掉转车头，将我们带到宜昌市驻京办事处，并强行将我送到昌平区北郊精神病院。我女儿绝食3天要求见我，宜昌办事处陈孝龙在27日晚才带着我女儿到精神病院将我接出。

李发华在后面的陈述里，大致回顾了自己的经历。

他说：2004年12月28日3年多那次被强制精神病对我的打击是沉重的，政府把我送进精神病院的三年多的时间里，一分钱都不给我出，三年里，我得了病，像感冒发烧的，连片药都不给。眼睛变瞎了，双腿残疾了。关了我三年，都没通知过一个我的家属。谁想见我，护士都拦着不让见，闲杂人员更是不能看我和与我搭话。我出来后，又去找政府，问政府有什么权利说我是精神病？有什么权利给我指定了一个监护人？接待我的政法委书记答应赔我100万。我回答说要以事实为依据，依法办案、执行政策，该给我的，我接受，不该给我的，我一分不要。你这一百万是依据什么给我的？这样，镇政府又和东山医院（宜昌市优抚医院）联系，和我签订了一个协议（2008年3月18日）。我认为这份协议对我十分有利，完全证明了是镇政府将我非法送进精神病院的，并变更监护人为李发贵（李发华之弟）。后来，我又被精神病3个月那次，我吞下了三支竹筷子，虽然精神病院最终将我放了，但是我因此需要做手术。而做手术需要大笔金钱，我的女儿拿不出，我也不想拖累女儿。为此，2012年，我又来到北京，控告湖北省省委省政府，我认为自己被迫害是政府行为，而湖北省省委省政府都有责任。
最后，李发华说：我在北京流浪，我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要求把两个女儿依法还给我，我需要子女赡养。我需要做手术，希望政府解决。我想回家。
采访完了李发华，心情仍久久难以平静。信访制度，本质上就是一个体制怪胎。而维稳的要求，竟能让地方政府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结果是一件没解决，又增添了无数新的违法违纪案件。其残酷若此、恶劣如斯，让人无法想象。

《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月刊江河

2013-3

以下是对李发华的访谈视频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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