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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药物短缺致民众愤怒和焦虑

    迫于经济压力和11月下旬各地发生抗议活动后不断上升的社会不满情绪,当局在12月7日突然全面放松疫情政策限制后,全国出现了大规模感染潮,新冠病毒席卷中国,一份当局内部会议纪要显示,中国单日新增感染人数直逼3,700万人,12月1日至20日累计感染达2.48亿人。

    政策突变使全国的医院、诊所和药店措手不及,药物短缺,等待买药的顾客排成了长龙,而药店内早已被抢购一空,最常见的退烧药和感冒药一药难求,成千上万中国人为寻找药物费尽心机,加剧了民众的愤怒和焦虑,在网络上引起大量不满的声音。12月23日,微博话题#卖退烧药45天赚近60亿#登上热搜,该话题显示一家中国药企靠卖退烧药在45天哪赚了近60亿人民币。在社交媒体抖音上,不少民众都在讲述药物短缺的情况。有人表示:“管的时候像管瘟疫,放的时候像丢垃圾,病了也该给点药吧。你不给我花钱也买不到啊。”

    在微博上,网民纷纷宣泄不满与愤怒。网民CaiZT的网名说:“泱泱大国,百八十米一个大药房,我连一颗布洛芬都买不到。”网民谢淮西说:“药贵的要死,没人管??平时只卖几块钱的药现在都涨价十几二十甚至更多,厂家加价店家加价,最后还是买家被趁火打劫。”是网民书言呀_说:“三年了,三年了,连药都买不到。悲哀。”

    在问答网站知乎上,被删除了的问题《如何看待现在国家放开疫情管控?》,网民的回答除了愤怒,还是愤怒。网民Simon林回答说:“全员核酸一年做了几十上百次,几分钱的退烧药发不出来。真优秀。”网民狐狸家的空空回答说:“一夜之间放开了,什么准备都没有。”网民国内外专利商标回答说:“封了多少小区了,每次应对突发状况都没有预案,你还指望着干嘛?”

    在网络上广被传播的作者署名魔都学霸的题为《上海两千万人静默三个月的代价,白白浪费了》的文章写道,上海为了实现社会面清零,采取大规模的核算检测,高峰时从江苏浙江抽调大量医护人员协助。但恰恰是核算检测时的聚集,核酸检测的不规范,又造成新的传播。作者批评,上海三个月封锁付出的巨大代价,白白浪费了。

    作者还分析,为什么现在松绑后突然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形,一是宣传突然转向,民众心理准备不足;二是基础药物准备不足,布洛芬等退烧药脱销,事实上中国是全球布洛芬第一生产大国;三是医疗资源准备不足,各地医院仓促进入临战状态,从新冠定点,到全面开放发热门诊,使得很多医院的医护人员出现大面积的感染,不得不带病上岗;四是顶层方案设计不足。

    作者项栋梁在其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发表文章《为什么连医院都买不到退烧药?》,文章说,都知道退烧药不好买,但我万万没想到医院也会缺药:前几天,我分别问了上海、广州、成都各一家大型三甲医院的医生朋友,无一例外,门诊都开不出【对乙酰氨基酚】和【布洛芬】这两种退烧药了。一位医生朋友跟我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发热门诊能做的基本只剩下“话疗”,用谈话来安抚患者,然后大家各显神通去找退烧药。真正的弹尽粮绝。

    文章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一直以来是全球最大的退烧药生产国与出口国。退烧药产能明明这么高,为什么还会如此短缺呢?答案就四个字:毫无准备。当前,退烧药已经事实上进入了政府管控调节的范围,第一批增产出来的退烧药肯定会优先供应医疗机构与敏感单位,会优先供应给某些更高贵的城市。是的,管控并不是为了让你好买药,而是为了按照政府的意愿来分配药。

    作者无根之风在微信公众号“洪广玉”发表文章《我们为什么会缺退烧药?》,文章说,缺药可以理解,但为什么在12月7日放开后,到目前已经9天了,仍然没有药品大量填补上来?要知道,中国是全球首屈一指的退烧药生产基地。全球扑热息痛、布洛芬一半的产能都在中国。只要做好规划,提前一段时间预判,产能不是问题。

    文章认为,有关部门完全没有预判到缺药会严重到什么程度,没有对市场需求量、目前的库存量进行哪怕很粗的评估,否则就不会连“提升产能”提都不提,更没有提出任何应急预案。各方面的信息都说明了一点:在放开之前,并没有任何评估药物供应和储备药物的计划。这进一步说明,“放开”本身是很突然的,很多工作都来不及做。

    文章说,中国的放开其实是“防不住”了,是被动行为。文件中的“宣布放开”,不过是承认现实。现在还要加上一点,即有关部门对于“防不住”的判断也出现了偏差,即他们也许会感觉到“防不住”,但可能寄望于各地还会僵持一段时间,但没想到形势变化如此之快。大家认为的“储备药物”是一件天大的事,但对于决策和执行严重分离的职能部门来说(政策突然转向时就是这样),其实是一件并不存在的事。

    作者越秀山边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对话李公明:请问国家医疗应急司,你们履行职责了吗?》,文章说,最近,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等退烧、感冒药“一药难求”。线下药店和社交平台都充斥着“布洛芬什么时候能有货?”“布洛芬还是买不到”的声音。像感冒类的中成药,这两天陆续有一些供应,但像布洛芬等退烧药,从12月7日放开之后至今两周的时间了,一点新的供应量都没有。这有点太匪夷所思了。没有存货、需求暴涨,这些可以理解,但是两周的时间,物流也好、生产周期也罢,哪怕是一有货就被抢光都可以理解,怎么可能会没有新的供应流入市场呢?但市民看到的是,普通药店一直没货,头部连锁药店也没有,药店的上游医院供应平台也没有,互联网药品销售平台叮咚、京东等也没有。布洛芬到底去哪了?

    对话嘉宾李公明认为,“布洛芬去哪了?”这个现象恐怕可以称之为“布洛芬之谜”了。而且一般公众恐怕难以知道,总以为是自己买不到布洛芬,却不知道压根就没有市场供应量。这恐怕是“布洛芬之谜”中最诡异的现象。如果在市场上绝迹,但不大可能布洛芬全部供应给医疗机构。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明显不符合让轻症感染者居家休息、根据需要服用退烧药品的新政策。那么有如下可能:一是布洛芬完全停产;二是产品被全部封存。这两种情况可能更加匪夷所思,甚至连想都不敢或不应该想。

    作者认为,对公众来说,似乎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它甚至具备某种讽刺意味:作为全球主要的布洛芬原料药生产国和出口国,居然会有布洛芬“一药难求”情况的出现。更何况,它此刻与公众的生命健康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救命药”。审视布洛芬缺货的过程,我们会发现,这首先是一个因为政策对市场信号的扭曲,导致供求关系严重失衡的过程。正如有媒体报道梳理的,疫情三年以来,疫情防控政策是严控布洛芬等四类药的售卖,在这种情况下,药店不会囤货,药企卖不出货自然也就不会备货和存货。各地疫情爆发下,很多药企四类药的产能在没有饱和的状态下,甚至出现了停产。所以,如下的现象就意味深长得有些诡异了:如果同样可以作为治疗感染新冠之后的药物,为什么之前严控药店卖布洛芬,但连花清瘟却到处免费派发呢?

    文章最后说,无论如何,布洛芬等退烧、感冒药品的断货绝非正常的市场经济现象,它折射出的问题一是前期的严控售卖政策强行扭曲了市场供求关系,同时对于产能出现的严重状况没有及时关注和调整;二是在防疫政策作出根本性改变的时候,没有作出正确的需求预判,其中包括没有借鉴国外以及香港地区已经出现过的情况和对策。我不知道作为国家一级的医疗应急司,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是否还能说是履行了自己的工作职责?至于说“为什么会连如此简单但却关系万千民众生命健康的事,都做不好?”,我也和你一样很想知道真实的答案是什么。

  • 社会焦虑情绪显示中国走到历史拐点

    今年的10月1日是中共建政73周年,由于中共继续对新冠疫情实施极端的防疫封控措施,使一贯是旅游热季的十一长假期民众出游人数大减,而根据在上海的官媒“澎湃新闻”的整理,截至10月1日,中国全国被划入疫情高风险等级的地区共有846个,而被划分为中风险的地区则有720个。这1566个被划分为疫情中高风险区的居民,被迫“足不出户”或“人不出区”,影响达数千万人。

    即使是没有发生疫情的地方,至少有24个省市要求民众仍须就地过节,这是因为相比由民众旅游而带来的消费收入,中共各级大小官员更注重执行已“定于一尊”的党魁习近平的清零政策,以在二十大前表态效忠。越是临近二十大开会,这种效忠政治表演愈演愈烈,对民众的荒谬控制措施层出不穷,更造成了比疫情更大更严重的人道灾难,譬如西藏拉萨从8月12日迄今已经封城达50多天,造成极严重的社会损失,经济压力以及被关在家里或被迫留在隔离中心的精神创伤使民众绝望,至少有五名藏人从大规模隔离区或被封控的住宅楼上被逼跳楼自杀。而贵州实行“社会面清零”的918事故更导致27位同胞罹难,震动全国。

    即使民众已经苦不堪言,但是中共的极权主义体制决定了其官员只对上级而不是对民众负责,所以迎合上级政治需要、政治正确搞极端防疫不动摇成为“疫政”的主旋律。就在10月1日,内蒙古党委书记孙绍骋在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要“杀鸡用牛刀”防疫“尤其不能外溢到北京”,随即内蒙古林西县、满洲里市仅仅发现一例阳性病例,就在“杀鸡用牛刀”的上级政治指示下宣布全县、全市区封城。

    在此氛围下,中共建政73周年的十一假期各地冷冷清清,丝毫没有节日的气氛。民间渴望催动旅游消费、带动经济复苏的愿望注定落空,而中国经济则受到继续执行严格新冠动态清零政策,以及不断对全国各大城市进行封城管控的影响,经济发展被严重阻碍。9月30日公布的最新财新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显示,中国制造业景气继续收缩,指数为48.1,为五个月以来最低。50是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枯荣线,之上意味着扩张,之下意味着收缩。

    财新公布的最新数据还显示,中国经济服务业的情绪也在恶化,恶化程度超过预期,弥漫悲观情绪。这个数据显示了“疫政”两年以来,饱受极端的、非人道的防疫措施摧残的民众筋疲力尽,生活艰难,心灰意冷,对清零政策、习近平怨声载道。广被网民流传的新疆乌鲁木齐王家梁小区的一名年轻男人和一名怀抱孩子的年轻女人跪在大白面前,男人绝望地喊:“我活不下去啦!”的视频刷爆中国网络,就是中国民众在跪地男人绝望的哀号里感同身受,对极端防疫的沉默和隐忍已到了极限。

    这种绝望和渴望改变的情绪已经成为民间很大一部分原本对政治不敏感的民众的普遍情绪。最近,一首几乎没有什么诗意的诗歌却风靡中国网络,就是因为这首名为《等风来》的诗说出了筋疲力尽的国人的心声,引起共鸣。这首诗歌写道:十几亿人都在“等风来”。风向就是方向。官员在等,企业家在等,老百姓在等,等这个秋天的“风”吹过来,到底是东风西风?还是南风北风?是往前的风还是往后的风?所有人都停在原地焦灼的等待,像一个个可怜的木偶等着命运的宣判。把国家的命运和自身的命运都寄托在变幻不定的“风向”上,何其荒谬!

    这就是中共建政73周年的民众情绪,都在等风,等风驱散习近平时代的阴霾。这也是为什么最近网络铺天盖地疯传习近平遭到“软禁”、“习下李上”的传言的原因,民众无从得知传言的真实性,但习近平执政十年、特别是“疫政”的两年,对中国民众特别是中产阶层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下意识地选择相信传言,把自身的命运都寄托在想象习近平的倒台上。

    这种心理上的焦虑想象当然违背政治现实。而中国的民众特别是中产阶层,在中共的“改开”年代通过让渡政治权利而获得了一部分经济红利,所以对可能导致社会剧变的民主运动带有一定程度上的恐惧,希望能有渐变式的社会发育来推动社会变革,因而即使在当下的困境中的变革意愿也仅仅停留在渴望习近平下台,重返“改开”道路的程度上。

    正如民间的俗话所说的:“社会主义的铁拳会打醒他们”,中共二十大将会显示迷恋独裁权力的习近平打破中共潜规则的现实,极权主义体制不存在社会发育空间的可能性以及中共继续对抗西方自由世界的未来,都将前所未有的动摇、分化中国社会,促使中国的民主运动得到前所未有的庞大同盟军。政治改变需要的是集体行动,集体行动离不开社会情绪的强烈改变愿意,在这个角度来说,目前的社会焦虑情绪确实已经显示中国正在走到历史的拐点,成为改变党魁还是改变政党、渐变发育社会还是剧变民主运动的历史分水岭。

  • 现今焦虑、忧郁症需积极治疗的程度,已和盲肠炎、肺炎相当

    精神科这一门医学专科起源于19世纪的精神病院,1844年,13位开设小型精神病院的医师聚集在费城,创立了美国精神病患机构院长协会(Association of Medical Superintendents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for the Insane)。
    当时的精神病院提供的是一种环境照护,叫作「人道疗法」,这种照护方式是由贵格会教徒引进美国,在那时候的成效颇佳。
    大部分精神病院50%以上的初次住院患者都能在一年内出院,而且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出院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医院。19世纪曾有一个针对乌斯特州立精神病院所作的长期研究,发现该院984位出院患者中,有58%的患者终身情况良好。
    然而到了19世纪后半,精神病院的规模迅速扩大,小区内的老年人和梅毒患者等神经症状患者都被扔到精神病院,这类病人根本不可能痊愈,人道疗法因而被看成一种失败的照护方式。
    设想一种新颖的精神医学
    在1892年的聚会中,这些精神病院院长立誓抛开人道疗法,转而采用物理治疗。
    精神医学新时代的曙光乍现,他们很快就开始传扬许许多多物理治疗的好处。他们说各式各样的水疗,包括高压淋浴、长时间泡澡,是有帮助的。其中一间精神病院报告提出,为患者注射绵羊甲状腺萃取物能带来50%的治愈率;还有医师宣称,注射金属盐、马血清,甚至直接注射砷,可以让疯狂的心智恢复清明。
    特伦顿州立医院院长亨利·柯顿(Henry Cotton)在1916年报告中说到,他治疗神经失常的方法是拔掉病人的牙齿。有人说发烧治疗有用,也有人说深度睡眠疗法有用,只是这些身体治疗的报告虽然在一开始看起来大为成功,但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精神病院的医师们热烈拥抱一种直接作用于脑部的三合一治疗,被大众媒体称为「奇迹般」的治疗—至少最初如此。
    首先是胰岛素昏迷疗法。医师先为病患注射高剂量胰岛素,让他们因血糖过低而陷入昏迷状态,再帮他们注射葡萄糖,让他们活过来。
    《纽约时报》如此解释,这时候「脑中的短路消失了,正常的电路重新开始作用,他们因而能恢复理智、认识现实。」接着是痉挛疗法,也就是利用四氮五甲烷(Metrazol)这种毒性物质,或电击的方式,引发病患的痉挛;等到病患清醒之后,就不会再有病态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精神上的幸福感;至少精神病院的医师是这么说的。
    最后一种「划时代」的疗法是额叶切除术(lobotomy),用外科手术摧毁大脑额叶(frontal lobes),立即就能显示成效。《纽约时报》说,此一「灵魂的手术」,能够「在数小时内,让野兽化作温驯的动物」。
    《哈泼》、《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周六晚报》等知名报章杂志经常注销此类文章,社会大众便有理由相信精神医学对于治疗精神疾病已有重大进展,与其他医学领域一样突飞猛进。
    但二战才刚结束,社会大众就被迫面对一项与这种进步讯息截然不同的事实,除了感到震惊,也让人无法置信。当时有42万5千人被锁在美国国内的精神病院,一开始是《生活》杂志,再来有记者雅柏·德伊琦(Albert Deutsch)出了《国耻》(The Shame of the States)一书,以照片带美国民众深入这些老旧设施的内部。
    一丝不挂的男人在空荡荡的房间内缩成一团,在自个儿的粪便里打滚。穿着粗布罩衫的女人,光着脚被拴在木条凳上。病患睡在破洞的帆布床上,寝室严重爆满,病患得爬过床脚才有办法走出房门。一系列影像呈现出管理的疏失,以及病患遭受的痛苦,教人难以置信。书末,德伊琦用一个你一定能想象的例子描绘了这里的景象:
    走过巴百瑞(Byberry,精神科医院)的病房,我想起纳粹在贝尔森(Belsen)和布亨瓦德(Buchenwald)的集中营。建筑物里密密麻麻都是赤身裸体的人类,像牛群般被放养着,但受到的关注却还不如牛群;恶臭弥漫,气味如此鲜明、恶心,这股臭味简直要生出实体的存在了。我看见屋顶漏水,四壁破败发霉,几百个病人住在里面,他们在腐朽的地板上或坐或卧,因为座椅不够。
    显然我们的国家必须重新规画精神疾病住院患者的照护方案,而在研拟此项需求的同时,亦有另一项证据显示一般大众的精神健康状况堪忧。
    战时,精神科医师负责筛检役男的精神疾病,他们认为有175万名美国男性在精神方面不适于服役。虽然其中可能有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兵役而装病,但这个数字仍然呈现出某种社会问题。
    另外,许多从欧陆返国的退伍军人开始产生情绪困扰,1945年9月,兵役局局长路易斯·赫雪将军(General Lewis Hershey)向国会提出,此一问题已被掩盖许久,迫切需要国家出面处理。战时「效率低落与人员折损的最大原因就是精神疾病。」他说。
    现在,精神疾病是美国国内首要关注的议题,而这时抗生素四处攻克细菌,每个人都能轻易想到该往哪找长期解决的办法。我们信赖科学的力量。我们认为现行「医学」疗法(胰岛素昏迷、电击、额叶切除术)对精神病患极有帮助,可以让更多病患采用。
    既然已经有一套方法在对抗传染病方面成效卓著,我们也可以用同一套程序制造出治疗精神疾病的长期方案。我们只要研究精神疾病的生理成因,就能发展出更好的治疗方式,既可以提供给病况严重的患者,也可以应用在中等程度的病人身上。
    「我可以想见将来有一天,精神医学界的人会彻底遗忘我们的来路,忘记我们的起始之处是收容所,是济贫院,是监狱。」此言出自康州哈特福医院安生机构(Institute of the Living in Hartford)主任查尔斯·浦林根(Charles Burlingame)。
    「我可以想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变成医师,用医师的方法思考,精神病院的运作、院里的医病关系,和最好的内外科医院差不了多少。」
    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精神卫生法(National Mental HealthAct),以联邦政府雄厚的经济实力推动此一革新。联邦政府出资赞助精神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的相关研究,补助州政府、市政府设置诊所与治疗中心。三年后,国会成立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以监管改革。
    「我们要体认到精神疾病跟生理疾病一样是真实存在的,焦虑症、忧郁症需要积极治疗的程度,不下于盲肠炎或肺炎。」纽约大学教授霍华·珞斯柯(Howard Rusk)在《纽约时报》为他开设的每周专栏中如此写道。「这些疾病都是健康问题,都需要药物治疗。」
    舞台准备就绪,精神疾病及其治疗即将变身。社会大众信奉科学奇迹,政府注意到精神疾病的照护方式亟需改善,而精神卫生研究院已经准备好要来实现此一目标。
    大家都预料有些了不起的事情就要发生,且多亏了抗生素的销售佳绩,制药产业迅速成长,足以把握良机。将上述推力全部结合起来,治疗严重的和不太严重的精神疾病(思觉失调、忧郁、焦虑)的仙丹妙药,如此快速地出现,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左岸文化出版《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
    (来源:风传媒http://www.storm.mg/lifestyle/184580 2016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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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民生观察评论:股市狂热与民生焦虑

    民以食为天,这句人们耳熟能详的老话,放在生活物资日益丰富,经济领域各行业甚至产能过剩的当下,仍旧不失其意蕴与价值,昭示着生存与发展,依然是民生国计的两大问题。在食不果腹的短缺经济环境已经成为往事之后,公众生存与发展的重心已经转移,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准、更加安全的未来,就成为了公众的欲求和一种社会现象。在社会保障不足、投资渠道不足、家庭收入下降、经济增长陷入困顿、发展预期悲观的现实中,公众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焦虑状态,这种普遍的民生焦虑,最近就在了A股市场的“暴涨”行情中得以集中且突出的体现。
    A股市场的这一轮“暴涨”行情,再一次引发了“股疯”。就在几天之内,股指连续破位上行,走势强劲。创下了成交量过万亿的天量纪录,A股的总市值火箭般串升至全球第二。稍加回顾,今年5月,沪深股市全月成交量仅2.7万亿,亦即现在的“疯牛”行情一天的成交量相当于半年前的一周,更相当于1996年A股市场全年的成交额。在A股长达7年的熊市后,行情突然转“牛”,如此的陡转,严重脱离经济发展理性轨迹,严重违背市场规律,只能断言为在经济萎靡不振的局面之下,政府黔驴技穷,故伎重演,操纵股市,为股市植入了病毒,促股市患上了“疯牛病”,而这种病况所导致的恶果,显而易见的会阻碍社会进步、恶化经济局势、最终由全民埋单而伤及民生。
    中国股市重启近30年,仅有市场经济之名,而无市场经济之实,一直由计划经济观念主导,一直被政策束缚,为政府所操纵。众所周知,中国股市从来就是政策股市、政治股市,其中规则形同虚设、监管粗疏失范、漏洞遍布、内幕重重。正因为如此,辅以市场上投资渠道的稀少狭隘,股市也成为了黎民百姓投机博利的场所,一些人或可从中获利甚而一夜暴富,但最大且获益最多的庄家则是将股市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政府,甚至那些拥有雄厚资本、做黑庄家和操纵股价的大户,也不过是政府的掌中玩物。数十年来的一轮又一轮的牛市熊市交替,股市丛生的弊端、斑斑点点的劣迹,都是无可辩驳的明证。常识告诉我们,这样的股市,不会一夜之间改变其本质,转眼就成为一个遵守市场规则、讲求公平交易的透明的健康的股市。也就是说,这一波疯狂的牛市行情的可以预期的结果,无非也就是绝大部分散户被套牢甚至血本无归而已。
    从另一面看,股市狂热则凸显了普遍的社会焦虑,公众纷纷涌入股市,毫不迟疑地砸进自己的血汗积蓄,印证的也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亘古不易的道理,而这种逐利的目的无外乎是为了未来提高生活质量和生存保障。这种狂热的投资行为,是广大入市散户基于他们对中国股市的认知,基于他们对政治经济形势,和政府管制和操纵股市技法的谙熟做出的选择,是建立在不信任基础上的一种自利行为,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投机行为。这种现象所折射的社会现实,一方面包括了目前经济格局的不健康、政府经济决策的失当,经济的结构性弊病已经几入膏肓,市场畸形,长期以来没有为公众提供个人和家庭财富增值的投资渠道,也未能为公众的未来生活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另一方面,这一股市狂热,落实到民生方面,则反映的是一种遍及全社会的群体焦虑,在很大程度上,是民不聊生的一种新形式,属于民生凋敝的一种表征。而这种民生焦虑,只有通过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建立自由公平的市场,约束行政权力,防止政府行为粗暴干预市场,为公众开拓多元多样的投资渠道,对目前的股市和市场加以彻底改造,革故鼎新,才有可能缓解焦虑,平复狂热,在基本层面改良经济,惠及社会,改善民生。
    民生观察特约评论员
    2014/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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