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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益阳罗灿宏为父申冤遭连续死亡威胁

    【民生观察2024年10月1日消息】湖南益阳罗灿宏的父亲罗树中因遭受刑讯逼供,蒙受冤屈,罗灿宏为替父维权,一直通过网络直播呼吁大家关注罗树中案件的进展。近日,罗灿宏遭到一名为“蔡明辉”的人连续私信死亡威胁。报警后,至9月29日案件无任何进展,不得已罗灿宏向益阳市公安局金银山派出所递交了要求提级办理案件的书面申请书。

    罗灿宏因为父申冤三年多,近日遭到私信死亡威胁,威胁者与虐待她的家人,其一直控告的办案民警蔡明辉政委同名。

    2024年9月19日晚,罗灿宏被通宵死亡威胁,惶恐不安下,第二天醒来后罗灿宏就打了报警电话,且去了她的归属地金山派出所报案。

    9月19号去报案的时候,罗灿宏担心真如威胁她的“蔡明辉”所说:“罗灿宏你不去劝爸爸认罪认罚也行,不过麻烦点而已。”“还有少在网上发东西,罗灿宏我警告你少点投诉,否则哪一天怎么死的都不知道”“一出门我都派人盯着你”。

    悲愤交加的罗灿宏说:“因为我爸爸妈妈家人宁死不屈,他们宁可被打伤打残,三年多了公安拿不出证据往死里折磨我家人!爸爸是有骨气的人,他把清白比命都看得重要,又怎么可能认没做的事!”

    辩护律师曾明确告知罗灿宏,她的父母是无辜的,蒙冤的,不构成犯罪的!并且所有所谓的蔡明辉收集的证据在一审开庭49天已经全部不攻自破,一次性就排除了非法证据三百多份!而这些通过刑讯逼供殴打迫害得来的虚假证词,反而能够证明办案人员故意栽赃陷害!使罗灿宏的家人蒙受不白之冤!

    对于此次死亡威胁罗灿宏意识到并不简单!甚至可能是故意设的局,在违法公权力的控制下,罗灿宏不得不担心威胁会变成现实!

    为了安全起见,整个报警过程罗灿宏都是在派出所对面安全位置开启了快手直播记录,在大家的陪同下,才敢放心的去报案。整个报案过程约一个多小时。

    9月19号晚上直播的时候,因为警方已经收了罗灿宏所有被威胁的聊天记录,id账号,取证,笔录都已经记载好。但是说情况特殊,只能向上级汇报,蔡明辉是政委,管不到他。

    罗灿宏就在直播间,如实的公开展示了所有“蔡明辉”威胁她的聊天记录,并请大家帮忙保存监督。

    罗灿宏表示:“我一个人根本抗衡不了,这三年多维权,各位血脉同胞是我最大的依靠!”

    可是让罗灿宏万万想不到的是,在当天晚上下播后,“蔡明辉”再次威胁她!而且这次更过分!

    2024年9月20号凌晨2点13分,“蔡明辉”再次发信息威胁罗灿宏:“很快就轮到你,出门时给我注意点,逮到我就往死里整”。

    对此,罗灿宏猜测,“如果是普通人的恶作剧,他为何对我家人发生的伤害如此清楚。比如爸爸被打伤打残至今不认罪。比如爸爸被打到跪着求饶说要打死了,疼死了。比如我在检察院门口下跪讨公道,要更高领导监督却无人理会。比如法官逼爸爸认罪认罚就可以轻判,可以少受点苦。比如蔡明辉的手下,罗丰警官曾在囚禁爸爸的房间摄像头下亲口说:“是领导要搞你,所以我们兄弟伙只能搞你,你也别怪我们”。比如他说要我少点投诉,不许维权,不管我怎么办他照样升官发财。

    回想这些!如同噩梦。如果是普通老百姓有胆量这么干吗!有胆量在我报警后,全国都在监督的情况下,居然再次连续对我发出死亡威胁?”

    目前,派出所相关领导也明确表示这个事情他们压力很大,毕竟他们没有权限管刑侦的政委!而且,全国二十大党代表,益阳市委书记瞿海是第一人选,蔡明辉是直接默认的第二人选。市委书记眼前的红人,多项金光闪闪的荣誉加身!谁敢查!谁敢请他配合查?

    罗灿宏越想越害怕。

    于是,2024年9月29日,在罗灿宏被死亡威胁的第九天,她依旧没有接到任何主动打来告知案情的电话,而她只能自己一次次反复追问案件进展,但依旧没有任何明确的回复!

    迫于安全考虑,不得已,罗灿宏只能书面递交了要求提级办理案件的申请书!

    内容如下:

    请求贵所按照程序向湖南省公安厅申请由湖南省公安厅提级办理罗灿宏被威胁一案

    事实与理由:

    因罗树中(申请人父亲)遭受刑讯逼供,蒙受冤屈,申请人为替父维权,一直通过网络直播呼吁大家关注罗树中案件的进展。2024年9月19日凌晨20分,申请人收到了自称是益阳414案办案人员“蔡明辉”的信息,“蔡明辉”通过快手平台向申请人发私信称:“你还在网上乱说,小心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9月19日,申请人立即前往贵所报警,19日晚上,申请人在直播间请求大家保护申请人的安全,并晒出了申请人与“蔡明辉”的聊天记录。20日凌晨,申请人再次受到“蔡明辉”的死亡威胁,他说:“很快就轮到你,逮到我就往死里整。”

    9月26日,申请人收到贵所短信称:对报警已受理为治安(行政)案件,并前往贵所领取《接报案回执》(赫公(金)接回[2024]5407号)。

    面对对申请人如此赤裸裸的生命威胁,从报案至今,贵所尚未查清威胁申请人的嫌疑人是否为罗树中案件的主要办案民警——蔡明辉。如果系蔡明辉,其现任职益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政委,贵所无权对蔡明辉展开调查。

    退一万步讲,如果是其他人冒用蔡明辉名义威胁恐吓申请人,不管此人是否与蔡明辉认识,蔡明辉均是该案的利害关系人,可能会干预贵所侦查过程。故贵所不便办理该案,为了维护司法公正,申请人请求贵所向湖南省公安厅申请由省厅提级办理此案。

    综上,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的相关规定,为了公正处理本案,确保案件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确保申请人的生命安全受到基本保障,申请人恳请贵所依照程序向湖南省公安厅申请,由省厅提级办理罗灿宏被威胁一案。

    此致
    益阳市公安局金银山派出所

    最后,罗灿宏恳请大家监督!相对个人的安危,更求大家能关注到此次事件真正的源头———蔡明辉等人真实的多年来用违法公权力的滥用,刑讯逼供很多民营企业家。

    父亲罗树中的伤是罗灿宏拿到了伤情鉴定,所有打伤后的CT影像资料,公检法领导都承认刑讯逼供铁证如山,罗树中的罪名有问题,证据有问题!却任由罗灿宏苦苦维权,无人管!无人问!这是多么的可怕!

    罗灿宏表示;“自己一定要讨回公道,庭审直播,还原事实真相!每天和大家报平安!与其苟且活着,不如为了家人,为了公平公正坚持到底!”

    罗灿宏电话:15116708599

  • 广东彭坤金为父申冤三十八年未果

    【民生观察2024年3月5日消息】革命烈士后人、广东汕头市潮南区彭财通因举报村书记贪污遭报复,被人打死后抛尸荒野,其子彭坤金为父申冤38年至今未果。维权期间,彭被人用枪指头、逼签息访书以及被关押毒打。

    彭坤金,广东汕头市潮南区雷岭镇鹅地村人,是老红军革命烈士的后人。其祖父彭松1928年带领2个儿子参加彭湃先烈族亲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红军队伍,最后其祖父和二伯父壮烈牺牲。

    37年前,其父亲彭财通(革命烈士子弟)曾因举报村书记贪污被报复,被人打死后抛尸在离家6公里的荒郊野外,38年来彭坤金从未放弃为父追凶,受尽欺辱至今没有结果。原潮阳县公安局包庇杀人凶手,命案不立有案不查。

    彭坤金讲述事情经过:1985年9月7日深夜,村书记大女婿彭文光和家父发生纠纷,被村书记指使的治保人员,将父亲押到治保会关押起来捆绑殴打,次日早上6点被人发现,死亡于离家6公里的荒郊野外;9月8日,惠来县公安局尸检结论为他杀抛尸,认定田垄死亡地点不是死亡第一现场。

    我的父亲是潮阳县人,案件移交潮阳县公安局,案件就变得蹊跷起来。9月9日,潮阳县公安局死亡结论为脑血管破裂猝死。我不服死亡结论,向上控告要求复检,一个月后,潮阳县公安局成立联合调查组,由村书记彭钟炎的宗亲彭木河(县检察院检察长)任组长,宣布父亲是服了甲胺磷农药自杀,我父亲性格刚强,绝不可能是自己服农药自杀。

    根据证人彭松林讲述,我父亲死时嘴里塞有一束青草,现场没有农药残留,身上和头部都有伤,白色文化衫背后还有一个大脚印,显然我的父亲是被人殴打死后抛尸。

    另据在抛尸现场附近守果园的杨木磷向我证实,当晚凌晨三四点左右,他亲眼看见8个男人提手电筒抬着一个人从山岭走下来,抬到田垄后慌忙逃走。

    2006年省公安厅开棺验尸,检验结果尸骨没有农药成分,却发现有锁骨肋骨断裂致命的伤痕。但令人不解的是,省厅还是维持了服农药自杀的结论。

    我为父鸣冤上访,我曾被人以枪指头,非法毒打关押10个多月,被逼迫写下悔改书,承认父亲是服农药自杀,并保证不再上访控告。更令人愤怒的是,父亲死亡当天,村霸村书记还指使他的亲友牵走我家的猪牛,拆掉我家的门板。

    为打击农村黑恶势力,为保护革命烈士后代的合法权益,我恳请全国网友帮我转发,谢谢。

    彭坤金电话:13902477285


  • 河南女孩叶婷为父申冤被逼疯

    【民生观察2022年12月10日消息】河南省开封市杞县叶婷的父亲被殴打致死,公安局对打人凶手不做处理,叶婷、叶冰艳、叶玲玲等姐妹几人相续在网上喊冤,随后叶婷被便衣抓走,并逼迫其删除视频签承诺书,叶婷被放出来时已经精神失常。警察通知家人为她办理取保候审,并说要判处她5年有期徒刑。

    近日国内疯传的视频,在最初的视频中,一名叫叶冰艳的19岁女孩手持身份证实名举报,称自己的父亲在一年前因与人发生口角后被殴打致死,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叶冰艳的四姐叶婷也在抖音上发布了父亲的视频,之后有消息称叶婷失联。

    12月6日之后又有多名博主发贴,称叶婷失联。在快手上,一名名为主持人阿喆的博主称,叶婷找到了,正在接受警方的调查处理,并讲述了事件过程。然而8日晚,叶婷被送回来的时候已经精神失常。

    相关视频在网上疯传,引发了大量关注。视频显示,当时一辆黑色的私家车(豫B:7GNO9)将叶婷送到路边,车内有两名穿制服的人与叶婷的家人发生争执,且过程中叶婷情绪失控,不断抽打自己,疑似经受了非常严重的惊吓。声称对方抢了自己的手机,并把视频全部删掉了。

    12月8日,叶婷的妹妹叶冰艳发微博讲述了当天的事情经过。她说:大家好,我是此次让大家备受关注的19岁女孩父亲,被殴打致死事件中的实名举报者叶冰艳,视频中精神失常的女孩是让大家备受关注的女孩叶婷,她是我四姐,在抖音发布了我父亲的视频。

    在12月6号,叶婷被七八名陌生男子强制带走,随后叶婷的同事想尽各种办法联系上我们家属,之后叶婷通过我们不认识的陌生电话联系我们说在杞县派出所,声称他们要求叶婷删除视频并签下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发表不实言论,叶婷未签。

    随后逼迫叶婷签下协议,并且强制夺走手机,把手机卡取出删除了视频。隔天我三姐叶双玲带母亲去杞县信访未果,当天叶婷未回(并未见到叶婷)。

    终于在12月8号晚上八点多,杞县的人联系我们说要送叶婷到监护人手里,并且需要监护人(我母亲)为叶婷签下取保候审的签名,我们约定好地点(我们定好的宾馆),等待杞县的人员到来,结果在晚上十一点左右,他们把叶婷扔在路边并联系我们接走叶婷。

    见到叶婷的时候,叶婷整个人精神已经失常,呆滞,而后见到我母亲开始大喊大叫求救!随后杞县的人通知我母亲要给叶婷判刑5年有期徒刑。她还是一个大学生啊!我们只是受害者家属,为什么受害者家属要被判刑5年。天理何在啊?

    此前,针对这起事件杞县成立专案组并发布了情况说明。警方在通告里,很平淡的用“发生口角,引起厮打,回家后感到身体不适,家人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这段话,对该起案件给予了定性。

    而在叶冰艳的举报信里,则称父亲遭到残忍的殴打,饭店打过后,又拉到饭店门口殴打,最后又追到柏油路上打,直到晕死在路边,被邻居大爷发现后送回家中。

    观察人士发现,警方于2021年7月13日对该起案件发布的警情通报中,确实未对凶手之一的刘青彦采取任何措施。

    据悉,该事件在网上讨论非常火热,在抖音上,叶婷,叶玲玲姐妹的账号中有大量的视频。据其自述,她们发视频为父鸣冤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凶徒之一的刘青彦至今逍遥法外。

    有网友通过了解后得知,其家中姊妹众多。分别是:老大:叶玲玲,老二:叶焕焕,老三:叶双玲(抖音号是叶子),老四:叶婷,老五:叶冰艳,老六:不知,老七:不知,老八:儿子。

  • 潘飞为父鸣冤被关精神病院

    【民生观察2022年7月24日消息】河南商丘的潘飞因为父鸣冤被永城警方抄家抓捕,家属至今没收到任何拘留通知书。近日家人发现潘飞已经被关进永城市精神病院,家属委托律师前往会见被拒。

    2020年8月3日,永城市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潘前进、潘千里、潘胜利(侦查期间病故)等11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寻衅滋事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诈骗罪等一案。

    潘前进、潘千里、潘胜利三人系兄弟关系,该案也称河南商丘三潘案。三潘在羁押期间被严重刑讯逼供、造假罗织构陷、包装成黑社会,一切从漏洞百出的报案开始制造。

    该案大部分事实,与民间借贷有关,指控的行为基本都不构成犯罪,更远谈不上黑社会。本案属于典型的口供定案。所谓的“受害人”,都是长期欠钱不还的老赖,其中涉案金额最大的“受害人”蒋北京在永城市人民法院涉及的民事诉讼多达70多起,均为其故意欠钱不还导致诉讼,早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且其家人多为公职人员?而且,老赖不还款账,绝大多数也是通过诉讼解决,是通过合法手段,而非暴力,威胁或者其他违法手段维权。

    现年30岁的潘飞一直在依法控告反映其父潘千里等人,在案件办理过程中,被毫无人道的刑讯逼供:潘前进、潘千里等人,均先后不同程度上被“抓生殖器”、“捏睾丸”、“拳打脚踢”,遭受了巨大的肉体痛苦;同时办案人员还对嫌疑人进行威胁、恐吓,长时间不让休息、睡觉。这么做的目的,是为取得假口供。而这些就发生在永城市中山派出所的审讯室。

    潘飞被抓后,家属至今没收到任何书面通知书,目前发现潘飞已经被关在永城市精神病院。律师要求会见被拒绝,说是请示后不安排。

    另外,家属反映潘飞的手表、打印机以及一些贵重物品,亦被永城警方抄家搜走,但未提供物品清单。

  • 谢培救父

    【民生观察2020年6月24日消息】这是一个女儿和父亲之间的父亲节故事。

    三年来,一个中原女儿倾尽全力救父亲出狱,她被法学家徐昕教授称为当代缇萦,被冤狱救星李金星大律师称为最佳刑事被告人家属、当事人家属典范。

    三年来,一个中原女儿近百次奔走在北京、郑州、芜湖途中,周旋在数十位被告人家属、一百多名来自京沪及全国各地的律师、无数公检法官员以及面目可疑的司法掮客之间。

    这三年中,她替失去自由的父亲送别父亲的父亲,为了营救父亲失去自己的孩子。

    她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每天给父亲的微信账号发问好。

    她最希望的是,这场持续了1059天的父女间的单向度微信问候,能够早一天收到答复。等父亲无罪释放,一定得告诉他:过去的三年里,你女儿可厉害了,现在你回来了,我要做回孩子了。

    2020年6月21日零点,谢培又一次打开和父亲的微信对话框,发出“父亲节快乐”。这是她第三次给父亲发无法得到回应的父亲节祝福了。

    她的父亲,正在千里之外的安徽省繁昌县,度过了看守所里的第三个父亲节。

    “爸,你来北京了?”“我的好爸爸,我要生日啦,你别忘记了”……

    谢培不时翻阅父女俩曾经的聊天记录,这是她情绪满溢的出口。

    在谢培身上,几乎看不到世俗意义上“富二代”的影子。三年来,她的社会角色单一,芜湖案第一被告人谢留卿的女儿。使命是不遗余力、倾其所有地救出失去自由的父亲。

    从农村少年到民营企业家,谢留卿走了30多年,开创了北京中金鼎盛国际艺术品收藏有限公司,为谢培撑起了生活的顺遂:考上中国人民大学,赴加留学,光大银行就职。

    然而因为一个戏谑而荒诞的诈骗案,谢培原本安稳的生活一片狼藉,看守所、法院、律所成了她最常出入的场所,公检法系统、律师、冤案家属是她最常沟通的对象。从养尊处优的宝贝女儿到冤案家属,命运没给她缓冲时间。

    2020年1月底到2月初,谢培先后将1万枚口罩、1000个防护镜、9000副手套寄给芜湖市第二人民医院、看守所、共青团及公安,落款是民营企业家谢留卿之女谢培。

    2月26日,63人的家属群里纷纷刷起“自愿放弃国家赔偿”,谢培再一次寄出取保候审申请书。

    5月12日,芜湖案审理期限又一次届满,谢培却收到了繁昌法院的延期审理通知,这是第四次。

    第二天,谢培寄出了一份繁昌窑发展建议书。她近乎异想天开的设想是,如果父亲的企业能投资和拉动案件所在地繁昌县的工艺品行业发展,或许会有助于父亲早日获得自由。

    令人振奋的消息是,两周后召开的全国两会上,最高检在工作报告中建议对1971名被关押的民营企业家取保候审。谢留卿并不在这1971名幸运儿之列。

    倘若用“以德报怨”来一言蔽之,总让人不禁反问“何以报德”。在救父的过程中帮扶他人,谢培也曾疑惑:我该如何自救?

    2019年11月26日,河南省洛阳市伊川县的谢庄村,谢全斌的送葬队伍零零落落,谢培作为长孙女走在前头,唢呐声把凄楚的哭声盖得严严实实。

    在八百公里外的安徽省繁昌县看守所,谢培的父亲谢留卿因涉嫌诈骗罪被关了852天,没能见90岁父亲的最后一面。

    2017年7月28日,早晨7点的郑州,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十多个警察径直冲进了谢家。谢留卿问他们是什么人,对方晃了下证件,说刑警大队的。紧接着,警察用手铐将父女俩带进了一家快捷酒店的标间,二人被告诫:不许交流。

    为何被抓?要抓去哪?一概不知。

    当夜八九点,两人被带到了800公里外的繁昌县。

    几天后,他们才得知,这是一场涉案人数众多的跨区域抓捕,抓捕的160余人均是谢留卿所属中金公司的员工。半年后,63人被起诉,其中53人为女性。他们的涉嫌罪名无一例外:诈骗罪,巨额、特大。

    “你爸是不是诈骗?”

    五个小时的讯问里,这句话出现了不下十次。警察拉扯着声带在吼,似乎凭借音量足以坐实诈骗犯。

    凌晨3点,因与公司无关联,谢培被释放。身无分文的她,在派出所附近的酒店安顿下来,来不及痛哭,她只剩下一个信念:我要救出父亲。

    整夜里,谢培幻想电话响起,公安告诉她抓错人了。但是迟迟没有等到,直到今日,审理期限又一次延长,无罪的判决遥遥无期。

    7月的芜湖,天亮得极早,谢培早早赶去派出所守候。酒店离派出所不过几百米,她还是担心去迟了,见不到父亲。苦守几天下来,她能清晰记得派出所门口的台阶数、自动门的开合频率,甚至学会了几句皖南方言。

    常有警察劝她,“姑娘走吧。”

    谢培总回一句,“我等我爸。”

    没过几天,公安安排体检,谢培瞥见了警车内的父亲,追着驶出的车,用尽全身力气嘶吼着:“爸爸,别怕!”“爸爸,有我在!”“爸爸,你要坚强!”

    这三句是谢培呼喊给父亲打气的,也是说给自己听的。

    从迷茫到坚定,谢培只用了几天。她知道,那个无忧无虑的小培结束了,漫长的救父之路开始了。

    被抓捕员工的家属们陆续赶来繁昌,他们中有大半生没出过河南的农村老人,有着超出实际年龄沧桑感的丈夫,有嗷嗷待哺的婴儿。

    员工的出事均因中金公司而起,有些员工仅仅是负责送货的快递员工,并不涉及起诉书控告的任何犯罪,也被抓进去了。家属们对公司如何能没有怨恨?

    “她就是谢留卿的女儿——谢培!”认出谢培的家属们指着她窃窃私语。

    谢培不忍心直视她们无助、焦急的眼睛,只能慢慢抬起垂着的头,代替父亲逐一说对不起。谢培理解家属们因不安产生的愤怒,那时,家属们也以为公司卖的是假货。

    怀着歉疚的三年里,除了说对不起,谢培更多的是采取行动。

    不少员工的家庭根本无法负担律师费用,甚至掏不出取保候审五千块的保证金,谢培直接掏了钱。她深刻地体会着至亲失去自由的境地,不忍心让困顿的家属再遭受经济上的窘迫。

    父亲出事以前,谢培从没听说过繁昌县的名字。这个长江边上的小城,隶属芜湖市管辖。父亲被捕的前半年,谢培常驻在交通稍方便一点的芜湖。这是她第一回在南方过冬,这个习惯了暖气的中原姑娘第一次长了冻疮。

    过冬前,谢培去贸易市场买了三车的过冬衣物,一件件打包好送去看守所,她想着被抓的不少是女员工,女孩子爱美,讲究款式,就在市场里挑了整整一天。

    每月的固定时间,谢培会来芜湖给在押员工们看守所里的账户存钱。她没有选择减少麻烦一次性上账,就是想传递信息进去,宽慰失去自由的员工们:公司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她们,绝不会放任不管。

    高墙之内,失去自由带来的不安全感,谢培尝试着努力去共情。

    很快,家属们不再用充满敌意的目光看她,开始改口喊她小培。有家属夜里想孩子了,还会打电话给谢培哭诉。

    对待家属里的老人,谢培的窍门是多聊天,多安慰;对年轻家属,谢培会邀着一起搜集案件,分享学习法律问题,让大家都产生付出感,不至于空虚。

    “公司为我们家人聘请这么好的律师,是不是想我们家人替老板顶罪?”,总有家属这样狐疑。父亲作为第一被告,得为全案负责,谢培没有精力寒心,她只能继续为全案奔走,她知道自己要救的从来不止父亲一人。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京皖道上的奔波,法庭内外的鏖战,谢培的努力终究没有白费,陆续有员工被取保出来。收获着员工和家属致谢的谢培,有时也会在夜里自怜:爸爸啊,我已经救出了这么多人,怎么还是没能救出你呢?

    2017年底,谢培终于离开呆了半年的芜湖。

    工艺美术品收藏是个有着不低门槛的技术行业,谢培需要寻找业内知名的专家、大师为父亲作证,还要联络给父亲公司供货的上游厂家。

    2018年1月中旬,谢培又一次动身繁昌,为了送证据材料。在发现自己可能怀孕后,她即刻前往芜湖伊丽莎白妇产医院,检查结果是宫外孕,极可能大出血,医生建议她住院治疗。

    谢培觉得自己并无不适,可能存在误诊,继续忙着证据的提交。

    第二天晚上八点,谢培坐高铁回了郑州,直奔医院。所幸医生告诉她,“已经看到胎囊,(芜湖)可能存在误诊。”

    这句话让谢培安了心,但对于这个新生命的到来,她还没法产生过多的愉悦。

    2018年春节,是父亲不在的第二个春节。

    3月,谢培先去繁昌送了补充材料,紧接着奔赴武汉参加专家论证会。

    3月20日,谢培终于可以回郑州做孕期产检,然而检查的结果却是“胎停”。

    诊断书上的“胎停”二字让谢培止不住地发抖,她仍不敢相信小生命的流失,哭着让医生再检查一次。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谢培被家人要求不许奔波,静养以恢复身体。但她如何能什么也不做?诈骗罪相关的刑法知识都是在那时自学的。

    2018年8月,为了给证据材料办公证,谢培在郑州呆了整整一个月,因为郑州的公证收费比北京要便宜一半。她细致地比照起诉书中涉及的每一件藏品,生怕有所遗漏,只为了证明公司藏品物有所值。

    在拿到最后一份公证材料时,谢培以为有了胜算。没曾想,公诉方并不认可价格公证书以及供货合同的证明力。

    救父的初期总是迷惘的,案件的来龙去脉都不清楚,又如何伸冤?

    谢培暗想,应该先寻求法律专业人士的帮助,南京、郑州、北京、芜湖的律师都找了个遍,但当时的她并不清楚什么是好律所、好律师,听人介绍某某律所名气大,她就一气请了三四十个这个律所的律师。

    她以为,找了律师就好了,所有事情都交给律师来做,自己只需要配合律师收集证据。

    谢培着急,问律师是否需要寄信。律师回复她,等着开庭就好了。

    再后来,形形色色的神秘人也找上门来了。掮客们向她暗示,只要愿意送钱,就能找到靠谱的关系把她父亲放出来。

    谢培花出去不少冤枉钱。她想的是,虽然坚信父亲无罪,但如果真能救出人来,试试也未尝不可。

    在这片大地的许多冤案里,家属们在几次碰壁后,大多会试试这种无可奈何的方法。但结果多是既要忍受不公的庞杂体制,又被骗去了钱财。

    被羁押的员工多半是二十上下的女孩,繁昌公安告诉她们,中金公司销售的产品都是假货,她们不自觉地慌了神。不久,认准了中金公司卖假货的家属们纷纷给看守所里的孩子们带话:尽快认罪。

    2019年3月18日,一审开庭。七天的庭审中,63名被告人当庭痛哭,高呼自己无罪,辩护律师边作无罪辩护边流泪,旁听的法警也听哭了。

    七天的庭审结束,谢培听到可能会重判的消息,问律师需要做些什么,只被告知等待判决结果。

    谢培暗想,不能再这么坐以待毙了,父亲有冤,庭上要律师们勇敢地辩,庭外就要她这个做女儿的来坚决地喊了!

    她着手寻找第二波律师,四个月后,也是这些“站立派”律师推翻了指控的核心证据,终于争取到了第二次开庭的机会。

    谢培渐渐意识到,如果不喊冤,就没有人会注意到案子,更不会有人重视你是否冤。她给自己打气,喊了不一定有用,不喊肯定没用。她申请了微博账号,取名芜湖谢留卿案,学会了制作微博话题,想办法发粉丝头条和上热搜。

    第二波律师加入后,只要律师会见,谢培一定奔赴芜湖,她默默听着律师的意见,不时打开手机备忘录记下,像个笃信“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的勤奋学生。

    “一周没和律师聊天就心慌。”谢培喜欢跟着律师跑,也总结了一套和律师沟通的技巧。她列了个表,要求自己计划好每周为救父做了什么,再询问律师的指导意见。

    她告诉其他冤案家属,在和律师沟通前,要先形成自己的想法,再简明扼要地表达,目的是解决问题。

    “我太难受了”“公检法太坏了”,诸如此类的话,谢培从来不说。她知道抱怨解决不了问题,更不会问律师父亲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7月16日,繁昌检察院据以指控的核心证据“价格认定结论书”被谢培请来的第二波律师们打掉。那天,谢培在微博上连发三个感叹:没有资质的鉴定机构取缔了!冤枉我们两年的机构被取缔了!害我们家人被羁押的机构被取缔了!

    谢培以为,这足以使检察机关撤诉,繁昌法院也会尽快作出无罪判决,但“择期”的无罪宣判仍杳无音讯。

    11月12日,谢留卿已被羁押两年四个月,审理期限届满。繁昌法院的法官承认还未收到最高法的延期批文,谢培却收到了一张延期审理通知书,绝望再次笼罩在这个瘦弱的女孩身上。

    谢培第一次动了自杀的念头。另一个员工家属正巧打电话过来,哭着说想自杀。谢培告诉电话的那头,“我也正琢磨这事。”两人苦命的女孩收住眼泪,笑作一团。

    第二天一切如常,打印、快递伸冤材料填满了谢培的生活,两年下来,邮政的快递小哥都知道了谢培父亲的案子,每次上门取件还宽慰谢培,说她这是最后一次了。

    终于熬到了腊月下旬,距离第二次开庭还有一周,北京下了第一场雪。

    证据材料繁多,装了几百个卷宗和包裹,谢培选择从北京开车前往芜湖。同时,几辆卡车从郑州出发,装着部分涉案的同款藏品,都是谢培花费近三百万从市场上购入。

    担心南方湿冷,谢培备好了膏药和足贴。

    救父之路漫长而艰难,也在磨砺和造就谢培。她南下北上,指挥家属们时有着中原女儿的豪爽果断,安排大小事务时又有着超出年龄和阅历的细致周到,转过身来还要和律师们一起商讨如何配合辩护工作。

    开庭前夜,谢培站起来,哽咽着给律师们敬酒,强忍着没哭出声。

    饭局结束,她挨个跑家属们的房间,传达律师给予的信心,这是家属们勇气的来源。

    父亲出事前,谢培涉世未深,并不善交际,极少参加饭局,更不需要周旋于鱼龙混杂。现在的她,既要沟通协调辩护风格、价值观念截然不同的不同律师群体,又要安抚、团结员工及家属。

    在律师们面前,谢培更多的是个倾听者。但在家属身旁,谢培是主心骨一般的存在。

    无可消解的冤屈与疲惫笼罩下,谢培学会了抽烟和喝酒。从烟酒中获得片刻挣脱后,她和丈夫达成默契,在家绝不讨论父亲的案子,话题绕开痛楚走。

    救父三年了,谢培的女儿长到了3岁,但是晚上从不和谢培睡。女儿被陪伴的时间太少,难免不习惯,谢培怎能不愧疚呢?大家都夸她是个孝女,但她自认不是个合格的母亲。

    对待救父的种种,谢培压抑着情绪,冷静而克制,这和她的娃娃脸、大眼睛相比,有些许违和,但一提到女儿,她泣不成声。父亲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没法自我欺骗说“我还是个孩子”,她要做大人,做家长,做主心骨,要给大家抵御风雨。

    谢培想,等父亲无罪释放,一定得告诉他:过去的三年里,你女儿可厉害了,现在你回来了,我要做回孩子了。

    2019年12月24日上午8时30分,谢留卿案在安徽芜湖中级法院一审第二次开庭。

    第十二法庭的右墙上用楷体端正地写着: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

    法院外,老伴因绝望投井自尽的老头想多要一张旁听证,近乎哀求地对书记员说,“两年多没见孩子了……”书记员只答复一句,“旁听证不够。”

    谢培坐在旁听席右侧第二列的第二个位置,旁听证只有一张,她的丈夫和母亲站在法庭外。旁听席左侧零星散落着四五十个空位,谢培苦笑,她对这种情况早就习惯了。

    “请法警将谢留卿等60名被告人带进法庭。”审判长的话音刚落,作为第一被告的谢留卿被法警从法庭右侧带出,戴着手铐、脚链,步履阑珊。

    从进入法庭到落座被告席,只有短短几秒。谢留卿焦急地向旁听席张望,一眼看到了女儿,安了心。谢培冲父亲做了个加油打气的手势,父女俩向彼此默契地点了点头。

    偌大的百人法庭上,只有屈指可数的辩护席位。近100个辩护人被“安排”在法庭的一角,没有桌子,只能一边拿着电脑,一边近乎匍匐地翻阅纸质材料。

    庭审第二天,公诉人简单宣读了四本新卷宗。辩护律师律师纷纷举手抗议,表示应当宣读证据内容,但均被审判长警告。

    审判长不予理睬辩护律师们此起彼伏的抗议,铁青着脸推进庭审,“请第一被告谢留卿发表对四本卷宗的质证意见。”

    这是一沓专业律师都需要一个小时才可通读的控方补充证据,谢留卿只翻阅了不到10分钟,随即被催促质证。

    他用浑厚的河南方言表达着对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不认可,随后他表示申请辩护律师先发言,法官宣布,“请法警将谢留卿带出法庭冷静!”

    辩护席、旁听席上炸开了锅,戏谑“在搞缺席审判”。

    谢培在旁听席带着哭腔高喊“抗议”,柔弱的声音承载着愤怒,是对要求父亲离庭的不满,更是对傲慢公权的鄙夷。

    审判长示意法警将谢培也带出法庭。

    谢留卿在逼仄的被告席慌了神,哀求审判长“请不要和我的女儿一般见识,她只是小孩子……”

    话没说完,话筒被法警拿走。

    法警示意谢培起身。谢培用一动不动再次表达抗议,不到30秒,谢培的背影消失在第十二法庭,那句抗议声依旧清晰。

    从旁听席到法庭侧门是段不到十米的路,谢培被两名法警挟着走,谢留卿在被告席的最内侧扭过头来,谢培也一步两回头地走着。谢培知道,父亲在为她鼓掌,更替她心疼。

    2020年1月3日22时11分,审判长敲下法槌,宣布闭庭,长达9天的审判告终。

    两刻钟前,第二轮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们进行了最后的陈述。成片的认罪认罚,乞求从轻从缓,谢培却表现得格外冷静。

    早在一周前,看守所里就传来消息:不少员工签了认罪认罚。谢培怎能不担心这对父亲罪与非罪、量刑轻重的影响,但她也表示理解,失去自由的两年半里,心态如何能不扭曲?清白的确不算什么了。

    “只要给我自由,让我签什么都行……”

    羸弱的女孩们声音颤抖,至亲们在旁听席上泪流满面,用清白换来的自由太昂贵了,他们恨自己无能为力,更恨滥权对人性的碾压。

    谢留卿站立在被告席的最前头,一天的庭审下来满是疲态,但声音仍然洪亮,“快过年了,如果可以的话,先给我62名员工办了取保吧,就算判我20年也可以,或者把我嘣了也可以。他们都是小孩子,老板无能,让他们都戴上诈骗犯的帽子……”

    经营半生的企业成了诈骗集团,销售、质检、物流人员都成了共犯,女儿为自己奔走了两年半,自己没能见九旬老父最后一面,所有悲痛向谢留卿涌来,这个年近六十的河南汉子流下泪来。

    “爸爸无罪!”“爸爸加油!”……谢培忍不住在旁听席大喊了起来,审判长一句“旁听人员肃静”让她止住了悬着的泪。

    九天的庭审,谢培都是带着笑脸进入法庭。

    许多令人悲愤的遭遇,她都可以当作笑话来自嘲、戏谑。她永远做最坏的打算,再给上自己最积极、正向的心理暗示。三年的救父路,憋屈只能自我消解。

    父亲像座倚靠了30多年的高山,顷刻间,没有预兆地坍塌,她成了唯一的修复者。谢培在微博上写下,“坚持下去,并不是因为足够坚强,而是别无选择。”

    第二天,谢培将早已写好的取保候审申请书寄出,她对父亲回家过年仍怀有一丝希望。

    一审尚未宣判,谢培继续忙活寄材料,她不愿意放弃任何希望。

    三年来,申诉控告材料早就超过了2万封,她在不计其数的检举、申诉等材料上签上谢培,旁边也会写上父亲的名字,谢留卿女儿这个身份让她充满力量、无从退缩。

    年前,谢培在给繁昌公检法系统寄去新春贺卡上,写了她想的四句话:司法若不彰,繁昌无以昌,芜湖不能平,安徽何以安?

    终于挨到1月21日,农历新年只剩下三天。

    好消息传来,12位被告人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家属们欢天喜地去芜湖接人回来团圆。

    但是,还有8位的取保申请并未被采纳,谢留卿仍将在看守所度过他铁栏杆里的第3个春节。

    1月中旬,新冠疫情开始肆虐,看守所、监狱感染的新闻让谢培不寒而栗,她又一次动笔取保候审申请书,63名被告人的家属纷纷表示愿意放弃国家赔偿。

    口罩资源紧缺,谢培辗转几处购买口罩、护目镜、手套等医疗资源寄往芜湖。一开始,她只计划捐助医院及看守所。芜湖政府负责协调物资的人员建议她,给一线公安也捐点。长辈告诉谢培,“人在做,天在看,要相信有人也在帮你。”

    2月12日,审理期限届满,谢培等到了第三次延期。三个月后,她收到了第四次延期通知。

    5月13日,延期通知的第二天,谢培寄出了准备数月的繁昌窑发展建议书。谢家文化产业起家,谢培在微博上写道,繁昌送我四次延期,我送它安徽文化产业之繁昌窑发展建议书。全文没提半点父亲的案子。

    疫情期间,谢培每天都在寄材料,初稿、修改、定稿、打印、装订,重复性的工作,她不厌其烦。

    此外,谢培每天还花两个小时翻看微博、微信,其他案件的做法也是她学习的目标。谢培疯狂汲取着一切能够救父的知识,最高检张军检察长的《新控辩审三人谈》成了她的枕边书。

    律师夸她积极,谢培笑:“我们冤案家属里的女儿群也在比着进步。”

    在这个父亲节里,谢培的父亲谢留卿已经失去自由1059天。过去的三年里,谢培失去了父亲的父亲,自己腹中的孩子,也失去了那个曾经懵懂的自己。

    父亲节已是昨日,但谢培的父亲劫,并未终止。

    案件背景:

    艺术品销售企业涉嫌诈骗

    工商登记显示,北京中金鼎盛国际艺术品收藏有限公司(下称“中金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1日,是一家自然人独资企业,曾用名为北京中金国藏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为谢社卿,董事长为谢留卿,其经营范围为:销售工艺品、收藏品、金银制品、珠宝首饰、文具用品、办公用品、日用品;企业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展览展示。

    据了解,谢社卿还于2016年11月23日注册成立了北京中金鼎盛国际艺术品收藏有限公司河南分公司(下称“中金河南分公司”)。而中金公司和中金河南分公司的实际拥有人均为谢留卿。

    综合多名艺术品销售领域专业人士、艺术行业从业者以及武汉大学多名法学家出具的《专家咨询法律意见书》等消息,谢留卿自2008年开始涉足艺术品销售行业至今,是这个行业较早的进入者。除上述两家公司外,谢留卿还实际控制河南中金典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多家公司,专门从事艺术品销售,其控制的中金系企业稳居业内前三的地位。

    中金公司及中金河南分公司主要代理故宫博物院、中国工美、北京工美等大型机构和一些艺术家、瓷器家、画家,如张介宇、李砚祖、孙菊生等并销售其作品。其交易流程是:由谢留卿负责联系厂家进货,中金公司以指导价的3至4折进货,由中金公司总经理刘艳芳组织客服部门对产品进行销售,其销售产品属于市场上流通产品,销售价格均为市场统一价。

    公开报道显示,2017年7月,安徽省繁昌县的男子陈某因为资金紧张,电话联系中金公司客服电话,称其之前购买的价值60多万元的艺术品和收藏品不想要了,需要退货。经过双方协商,中金公司同意退货,由中金公司先退给陈某10万元现金,陈某在收到款项之后,通过邮局将之前购买的产品邮寄回中金公司。

    “然而,在货款打到陈某的账户之后,他却没有把产品邮寄给我们。此后经过了解,原来陈某以我们诈骗为由,向繁昌警方报案了。繁昌警方正式立案后,于2017年7月28日,将我们公司100多名员工抓捕至当地公安局。客户购买商品后后悔要求退款的情况之前我们遇到过不少,公司也有完整的退款流程和制度,每次遭遇此类纠纷我们会按照流程予以退款。然而这一次却让我们搞不懂,为何一个普通的退款纠纷会演变成涉嫌诈骗犯罪,并且之后的走向越来越让人看不懂。”谢留卿的女儿表示。

    2018年1月31日,繁昌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将包括谢留卿、刘艳芳在内共计63名中金公司员工移送至繁昌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在此期间,繁昌县检察院因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两次退回侦查机关补充侦查。因案情疑难复杂,延长审查起诉期限三次。

    2018年8月14日,繁昌县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将谢留卿等63名被告人起诉至繁昌县法院。

    2019年3月18日至24日,因该案涉及人数众多,繁昌县法院在芜湖中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在持续7天的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涉案产品的真伪、价格这一关乎诈骗罪名是否成立的关键事实进行了激烈交锋,而这也是引发外界尤其是媒体和艺术品销售行业关注的关键点。

  • 山东王丽珍为父伸冤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访民之声2017/8/24消息] 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王玉杨因上访被无辜关押后,他的女儿王丽珍开始出入与各有关部门为父鸣冤。昨晚,刚刚回到家乡的王丽珍被张店公安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而她的父亲今年3月被冤判4年。

    王丽珍失联后,她的妹妹在王丽珍建立的微信群打听王丽珍的消息,在群友的指点下,她询问张店公安分局得知王丽珍被刑拘,并拿回了家属通知书。在她询问为什么刑拘王丽珍时,对方以不方便说为由拒绝告知。王丽珍的妹妹表示:“昨晚,王丽珍坐火车回到张店,下车后还给我打电话让她送药去,后来就联系不上了。”

    王丽珍的父亲是因遭遇强拆上访,因上访被多次行政拘留。王玉杨被刑拘后,王丽珍为了替父伸冤接力上访,也曾因为上访被拘留。今年3月9日,她的父亲被张店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冤判4年后,王丽珍更加愤怒,曾录制视频发布于社交媒体,挑战负责她父亲案件的法官。并与近期进京为父亲被判刑的事情召开了案例研讨会。目前,王丽珍被羁押于淄博市看守所。

    相关报道:山东淄博访民王玉杨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四年
    https://fangminzhisheng.blogspot.com/2017/03/blog-post_21.html



  • 拆走摄像头许诺江父与江天勇对话

    【民生观察2017年2月24日消息】 本网获悉江天勇父母家有最新进展,人权观察员马上联系江天勇太太金变玲,得知昨日(2月23日)中午,乡党委办公室人员来到江天勇父亲家中,声称接到乡党委书记的通知, 将安装在邻居家门口且对准江天勇父母家门口的摄像头拆走,并告诉江的父母以后不要再接受外国人的采访,说外国人就是利用律师事件来捣乱中国,并传达书记的意思, 表示乡党委和政府会与上级领导商量找个合适的地方让江父能够与江天勇见面对话。
    由于担心当局会利用老人家心软来劝说江天勇认罪的可能性,金变玲提醒江天勇父亲不要轻易相信他们的话。
    本网将继续关注和报道江天勇案。
     
    附相关报道:
    江天勇失踪逾三月 当局拟在其父母门前安装摄像头 http://msguancha.com/a/lanmu4/2017/0222/15500.html
  • 病情严重治疗无望 90后精神病儿被父杀死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的那些“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河南省平顶山宝丰县翟庄村,当地人管患精神病的人叫“神经头”。2015年10月3日晚,这个村子里一个22岁的“神经头”彻底消失了。10月4日警方发现时,他已死于10公里外的一处机井内。
      在案件告破前的20余天里,村中甚至没有人注意到,那个患病十几年,常在村中水泥路上大笑、骂人的“神经头”不见了。
      没有人想要见到他,包括他的父亲。
      10月27日,其父王军于家中被捕。警方在通告中将王军的杀子动机描述为:因被害人有精神病史,其行为经常对家人构成生命威胁。王军对杀害儿子的行径供认不讳。
      而在村民和亲戚的印象中,王军却是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老实人”。他曾带儿子看病,却因为无法承担的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在去打工的路上,病情复发的儿子砸折了他的肋骨﹔当发病的儿子拿着菜刀威胁他和妻子时,他开始担心,迟早有一天他会控制不住儿子手中的那把刀。
      父亲王军发现,他已经无力拯救他那正在失控的儿子和家庭。
      1最后一次“看病”
      2015年10月3日傍晚,翟庄村东村口的大片麦田已完全淹没在黑夜中。离东村口不远,王军和他那患有精神病的儿子住在一个刷着暗红色油漆大门的院子里。晚上7点左右,王军推开那扇门,启动了停在家门口的摩托车。王军跟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王健说,要载他去“看病”。
      实际上,王军已经有半年没有带儿子看过病了。而这半年却是王健犯病最厉害的时候。
      沿着王家门口的水泥地向西大概六七间房的距离,是王健姨妈李艳芳的家。每当邻居听见王健在家里“闹得厉害”时,就会跑来叫她去看看。
      “健健拿着菜刀追着俺姐砍,他俩在院子里转。”李艳芳神情紧张地压低了声音,就像王健还在她眼前一样,“还有一次,我跑到他家时,看见俺姐的小儿子正跪在地上向他大哥求情,说:哥,哥,不要砍咱妈了。但健健说,非要俺姐也给他跪下才行,结果俺姐就给跪了,他才把刀放下。”
      “他不‘神经头’时像人,一‘神经头’就不像人。”在翟庄村里,人们称呼精神不正常的人为“神经头”,在一位的村民印象中,这个姓王的“神经头”已经得病十几年了。“我姐姐家早就不成个样子,家里面那些凳子、电饭锅都叫他给砸了,床也撞坏了,我就跟俺姐说她家早晚得毁在健健手里。”李艳芳说,“他一犯起病来,直接吼他爸妈的名字,不喊爹妈的。”
      最近这半年中,李艳芳曾3次看见外甥拿刀威胁姐姐和姐夫。今年22岁的王健,正值壮年,她拦不下。幸运时能碰见没有外出打工的中年邻居来帮忙,但大多数时,上了年纪的村民们也只是围在院子外面瞧瞧,或是吓得跑回家。实在没办法,她就跑到大哥家,叫他过来“吓唬”他。李艳芳发现,王健“怕恶人”,怕比他厉害的人。而姐姐李素英和姐夫王军却都是“老实人”。
      2015年春节后,王健拿大石头砸断了正要出去打工的王军的肋骨。王军蹲在路边捂着肋骨,不敢动,甚至有人看见他“噙出泪来”。春节前,王健曾因病情严重入院治疗,本就欠债的王家,又花出去了“一大笔钱”。而王健这一打,不仅叫王军失去了一次出去赚钱的机会,也让这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又添了一处伤。
      十年前,王军就曾在做工的煤窑上出过事,废了左肩膀。窑上给了几千块钱了事,但他一天七八十块钱的工资也随之消失。之后,他只能去县城里找点轻活,有时跟着装修队打杂,一个月挣一千多块钱。而那时也是王健开始发病的时候。
      “情绪暴躁、骂人”,一开始,王军并没有想到儿子会发展到拿刀砍人的程度,也曾带他看病、拿药吃。而看病的频率却取决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一没钱了就不治,有钱再去治,他爸打工的钱都给他治病了。”一个村民说。
      在离翟庄村大约30公里的宝丰县精神病院里,医生查到了有关王健的两次住院记录,一次是2014年7月20日到11月4日,另一次是2014年11月4日到2015年2月9日。连续两个疗程的住院治疗,是因为王健的精神分裂症已发展为重度。“患病前期,他在家中拒绝服药,这会影响到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控制。”医生翻看着王健的病例说。
      2015年春节前,王健病情稳定,出院。6个月的治疗,免去国家报销的医药费和住院费,王家大约支付了五六千元。这笔钱,让王军不想再送儿子去医院。
      今年3、4月份,李素英去医院给儿子拿药时曾和当时应诊的医生说,儿子病又厉害了,在家里拿刀威胁她,说是要杀了她。医生建议她,让病情复发的王健继续入院治疗,但李素英并没有将儿子送到医院去。
      不久后,这位医生又接到王军的电话,“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国家有啥好政策吗?那孩子俺不想管了,您那儿管吧,俺不要他了。”
     
      2 、不吭气的父亲
      王健坐上了父亲的摩托,可车子并没有朝着宝丰县精神病院开去,而是驶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没有人想到王军会做出“那种事”。
      在李艳芳的印象中,姐夫王军是个连鸡都不敢杀的人,“老实得很”。有时候,姐姐李素英横他几句,他都是笑呵呵地不吭气。
      王军和李素英是在村子里放牛时认识的。王军第一次来李家时,他甚至连饭都不好意思吃。回忆起这些事时,李艳芳难得地笑了起来,但转念一想,却发觉,姐夫这种不爱吭声的人,什么事都往心里憋。王健在家里乱发脾气砍人时,李素英有时会跑出来找她,但王军却从来不跑。
      在李艳芳看来,姐夫王军甚至老实得有点“蠢”。她记得姐姐家曾因为盖房子挡着别人的庄稼,对方家里三四个人跑到王家来打,结果王军和李素英被打在地上,不敢动,也不敢还手。后来事情经过派出所的调解,让王家分出2亩地给对方,事情才平息下来。而王家这片地一共才五六亩。“对方家里找人了,我姐夫他家没人。”李艳芳说。
      两三个月前,她见王军开着三轮车拉着玉米秆去卖钱,王健跟在后面。刚走没多远,王军没掌握好平衡,连人带车栽到路边沟里了。“健健就冲他爸喊:你想死啊!这是我的车,你再试试把车给我翻了?你看我砸不砸死你!”李艳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比划着说,“健健就在那边指挥我姐夫,要他这样开,那样开,手里拿着石头在后面吓唬。”很多在村口的村民都看见了这一幕,而王军只对王健说了句:我知道了,你不要说了,然后扶起车,继续往前走。
      面对“神经头”儿子,王军一向的方式是“忍着”。
      李素英近来曾听王健跟她说,要拿刀去砍邻居,原因是他嫌对方“老是瞪他”。李素英劝他“可不敢这样做”,王健却反问说:“什么?你说俺不敢?!”她把心里的不安告诉了妹妹李艳芳,担心她大儿子哄不住了。
      但为了多挣点钱,李素英开始出去打工。只有小儿子王亮放假回家时李素英会回去一段时间,因为“不放心他和他大哥在一块儿”。李素英曾亲眼目睹,王健死死地掐着王亮的脖子,要不是她及时掰开,她小儿子可能就断气了。
      事发前,在无工可打,也没钱给儿子看病的日子里,王军就和他那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待在家里。而随着王健病情的复发和加剧,王军心里也开始发毛。
      他曾跟妻子说:你要是不在家,俺自己在家有点怕,健健病犯了,拿刀砍我,我真怕他把我砍死,你回家吧,咱俩在一块还不老害怕的。
      但迫于生计,妻子并没有回来。
    2015年10月3日晚上,王军下决心,“不要他了”。他开着摩托车带着王健,朝着临近的汝州方向开去。那是他和大儿子最后的一段独处时光。
    3父亲的决定
    大约开了20公里后,王军把车停在汝州小屯镇鲁辛庄村北一处农田的机井旁。据汝州市警方描述,在这个机井旁,王军诓骗王健服用农药后,将他推至井中,并用石头、水泥块砸击落井的王健,致使其死亡。
    对于儿子神经质的喊叫,王军或许早已习惯。
    事发后,王军一个人在家里,闷了23天。李艳芳曾几次到王家去,但发现姐姐出去打工了,只有姐夫一个人在家。她有时也见王军扫扫院子,或者去门口镐点菜带回家做饭。“那会儿见他精神不好,老是耷拉着头瞌睡,村里都不去。”李艳芳说,“但是没往那头想。”虽然那段时间都没有看到王健,但她并没觉得不对劲,也没问王军。
    “本来也不想看见健健,以前俺自己在家,大门都会上上,他喊门俺也不开。”李艳芳又想起王健对她的“恶”,“俺劝他不要犯病,他就对俺拳打脚踢的。”
    这期间,李素英也回来过,她曾问王军大儿子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是:“送医院了,看去了。”再问下去,王军开始不耐烦:“你还问那些干啥呢?不要问。”
    10月27日上午,公安局来抓人时,李素英还在旁村打工,李艳芳正在镇上的理发店做头发。只有村民围到警车旁,看着披着土黄色夹克的王军低着头被押进警车里。“当时不知道为啥抓他。”住在王家西边的村民说,“都是后来才传过来,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儿子给害了。”
    “哎,‘神经头’把他爸砍死了没罪,他怎么能把自己儿子害了呢?”另一位村民慨叹说,“他爸会怎么判,会死吗?”
    李艳芳重复着姐姐知道这件事情后不断念叨的话:“艳芳,艳芳,健健死了,健健死了……”她到现在还不相信,姐夫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健健骂俺打俺,拿刀砍俺姐的时候,俺也想过:要是他在外面拿车撞死了,这一家也就安安生生的了,实在是没办法。但真听到他死了,心里还是受不了。你说俺姐以后咋过啊?”李艳芳别过头去。
    在翟庄村的东头,一直立着一个建了很多年,但是始终没有粉刷的房子。这是王军和李素英十一二年前向别人借钱帮王健盖的。但房子刚刚起来,王健的病就开始厉害了,房子也就一直在那儿荒着。
    李艳芳还记得姐姐曾嘱咐她说:可别说咱健健是“神经头”哦,咱还得给他找媳妇呢。
    4 、“安静”的村庄
    11月中旬的翟庄村,笼罩在土黄色的雾霾中,空中飘着从不远处洗煤厂散出来的黑粉。
    在东村口的水泥路上,王健曾经喜欢开着他父亲那辆摩托出去转,有时也会站在别人家门前的水泥路上大笑、骂人。而现在,这笑声、骂声连同这个几乎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一起消失了。
    村委会的门也一直锁着。村民说,他们的村长、书记,都住到镇上去了,在那里做生意。几次拨打村民告知的村长电话,均是无人接听。
    据旁村的一位村干部说,村里不会强制管理这些精神病患者,除非对方开始危害公共安全。“这种事情,农村太多了。”这位村干部摇摇头说。
    “俺村以前也有一个‘神经头’,但后来他自己跑没了,一两年看不见人,家里也没人找,就那样没了。”李艳芳说,“要是健健自己跑丢了,对他家可能也是种解脱。”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那些的“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据宝丰县精神病院杨院长说,目前宝丰县共有重症精神病患者2000多名。他也曾遇到过村干部和家人直接把患者“赖到”精神病院,然后不管不问的情况。迫于无奈,医院曾向政府申请应急救治基金,但至今也没有批复下来。
    在翟庄村所在的前营乡卫生院中,冷清地散坐着几个医生。关于乡里精神病方面的治疗,一位医生介绍说,病人可以凭“慢性病就诊证”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得到国家对于门诊和住院费70%至90%的报销。
    从王健就诊的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的情况来看,王健确实得到了这两方面的补助。但在县精神病院7月份已经开始实施的一项“贫困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项目,乡卫生院却并不知道,这也意味着乡卫生院下面的村卫生室以及王健一家也难以知晓。而据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这个精神康复公益项目可以每年补助精神病患者住院费4000元。
    “人都死了,讲这些还有啥用?”一位上了年纪的村妇说。在翟庄村,很难见到除老人、孩子,以及妇女之外的人,年轻人和中年男人都外出打工,大多去了北京、苏州、广东等地方。村里老人在谈起这位消失的“神经头”和他的父亲时,也常常是讳莫如深,表示“这不是啥光彩的事”、“不好说”。
    事情发生后,李素英也没敢把实情告诉小儿子王亮,她害怕学校里看不起他,让他再受到刺激。如果小儿子问起来,她打算回答说:爸爸去打工了,哥哥住院了。
    李艳芳能感觉得到,现在身边亲戚,包括姐姐都在恨姐夫,怨他“怎么下得去这个手?”她也常常处在两种矛盾中,一方面想这些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不考虑他家里曾经发生了多少事。另一方面,她也会埋怨王军,“他不想想,以后我姐一个人怎么过,家里面欠着钱,大儿子死了,丈夫也生死未卜……”她把头扭向门外,现在白天她家的大门很少上锁了。
    儿子下葬第三天,李素英便去了汝州。在截稿前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她说:“我在饭店打工,我要挣钱,养活我的小儿子。”她的声音脆弱而苍老。
    在翟庄村,王家的大门始终紧锁着。门前那簇正在盛开的红花和对面大片的青麦芽,是父亲王军门前仅剩的生机。
    (来源:北京青年报http://xj.people.com.cn/BIG5/n/2015/1130/c188521-27207801.html 201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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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争“魔兽世界”—黑龙江孟庆义为父伸冤被送疯人院

    “文革”已经过去近40个年头了,而文革给他造成的伤害却如影随形伴随他到现在,他为此上访30多年,30多年间他被收容、殴打、拘留、关精神病院,导致他妻离子散,但他文革初期被揪斗致死的父亲的冤案却一直没有平反,性格开朗的他将这一畸形现象称为“魔兽世界”。
     
    孟庆义,今年71岁,家住黑龙江省绥化市北林区西长发镇和平村9组58号,他的父亲孟宪卿原是一名公社卫生院的医生,县卫生贫协协会会员。在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和1995年的社教运动中孟宪卿被开除公职受到揪斗迫害,1966年5月16日文革开始后被划为黑五类,遭到公社卫生院的造反兵团多次带走用尽酷刑批斗至其卧床不起。1968年的一天,造反兵团把孟宪卿从床上拖起来拉去批斗,批斗结束后不久孟宪卿即吐血而亡。文革结束了,在邓小平主张的平反冤假错案活动中,孟宪卿的冤案却没有得到平反。
     
    为了给父亲平反,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1979年孟庆义开始带着3个孩子上访,因当时存在的收容遣送制度使到京上访的孟庆义经常被收容遣送,共计达30多次,这期间因为他家是中农成分生产队断了他家的口粮,他的妻子不堪忍受贫困和打压离家出走,抛下了他和3个孩子。
     
    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后,在当局主导的维稳压倒一切的大形势下, 2007年8月24日在京上访的孟庆义又被北京警方送到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西长发镇政府不失时机的把他接回当地,于第二天把他送到了黑龙江省北安市精神病医院进行强制治疗。镇书记告诉孟庆义是给他走程序检查一下身体,有病看病没病回家,送孟庆义去医院的人还欺骗接诊的大夫说,“孟庆义没有儿女,随便治”。孟庆义发现不对急于想逃脱,但被政府和医院的人控制在了医院。
     
    在精神病院,孟庆义被鉴定为精神分裂症,被迫吃药打针。为了少受苦,孟庆义不得不配合医院的治疗,过了很久孟庆义才找到机会托病人家属通知他的家人他在精神病院。得知孟庆义在精神病院后,他的孩子们一次次的找到镇政府,2007年12月29日,他的3个孩子终于把孟庆义接回了家。孟庆义计算,包括收容遣送、拘留、关精神病院他已被非法关押了100多天。
     
    出院后的孟庆义并没有气馁,继续进京上访,每天到各部门填表诉冤,2009年的7月,孟庆义被村委会和县里领导从马家楼接回后关进了黑龙江省铁力县精神病院,同年的7月28日,他的3个孩子把他接了出来。孟庆义说,这次在医院就呆了3、4天的时间,没受罪,我孩子知道后给医院一说,医院知道我没病就让把我接出来了。
     
    这次出院后孟庆义依然没有停顿,他拿着1981年《中央组织部关于彻底平反纠正冤假错案进一步做好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意见》的文件到各级政府部门上访,要求纠正解决他和他父亲的两大冤案,赔偿这么多年给他造成的损失,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给他公平公正的说法,还他应有的人权和尊严。但时间转眼又过去几年了,他依然奔走在上访路上,没有看到丝毫曙光,反倒因上访被拘留。
     
    他在上访信中无奈的写道;宋朝包公越千年,明朝海瑞时过千。血泪冤案今犹在,何年何月见青天!他还在期盼,但这期盼又是如此的渺茫,他甚至绝望,但他不甘心,他怀着矛盾的心情拖着老迈的身躯奔走在上访路上。但又何止是他一人,数以万记的访民也和他一样矛盾着期盼着,期盼着何年何月见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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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吉林通化崔美良为父伸冤被关精神病院

    崔美良,居住于吉林省通化市二道江区东通化街新春委八组,出生于1945年11月3日。身份证号是220503194511030523。
     
    1960年刚刚15岁的崔美良赶上了最为动荡不安的年代“文革”时期。较为富裕的崔美良家被定为“地主”成分,她已故的父亲崔兰松被定为国民党军官。崔美良的姐姐崔美光被区委派人抓去严刑逼供,至崔美光多次昏迷,用凉水浇醒后继续逼供。试图让其招认家庭财产状况和父亲的身世,崔美光坚称父亲是地下党员,曾和于振波将军同期工作(现在中央军委任职),被多次揪斗、暴打,被停止工作,停发工资。
     
    年幼却颇有胆识的崔美良见状向省、市相关部门反映,要求停止迫害无果后,1969年5月开始到北京上访,但她的举动最终让政府迁怒于她的家人,她的母亲和姐姐再次被揪斗,她也因上访被关进了精神病院。
     
    2011年3月19日,崔美良在北京天安门东1路公交汽车站等车时被民警盘查身份证,她的户口本也被警察搜出来。核实完身份,警察把她带到天安门地区公安局做了笔录,之后把她单独关进一间小屋子里,一只手用绳子绑上和椅子拴在一起。当天晚上8点多,把她和5、6个上访人一起送进了北京市华一精神病院,医院没给她们做任何检查就把她们关进病房。第二天医院发现崔美良不大对劲,经检查发现她有心梗、脑梗才用药抢救。崔美良说,华一医院的大夫一直表态她没有精神病。
     
    10几天后二道江区公安局、民政局、区委、街道来了6个人把她接回原籍送到了吉林省通化市精神病院,并告诉大夫“她没精神病,就是上访,你就把她关到死,省的她在上访”,崔美良因此也避免了被不良药物的摧残。直到2013年的腊月28日街道办事处和小区居委会来人让她签了息诉罢访协议才放崔美良出来。
     
    崔美良回忆起在精神病院的经历时说,在通化市精神病院3天后,民政局就带她到四平市脑科医院做了检查,但没告诉她检查结果,也没给她用药。她是因为每天找大夫要求出来被绑住手脚,固定在床上动弹不得,她为此开始绝食,绝食时间最长的一次是9天,绝食7次,被鼻饲10余次,经常吐血,牙掉了5颗。2011年的12月份的一天她吃完食堂特意给她留的饭后突然就不会走了,也不会说话,还不由自主的咬牙,咬的咯咯响,现在嘴也不好,说话不清,出院后一直治疗身体才基本恢复正常。
     
    崔美良虽经历了重重磨难,至今还奔走在维权伸冤的路上,而她的姐姐却没能熬过一次次人为的灾难,最终死于非命。
     
      1970年7月10日早上9点多,街道主任指挥两人用管钳打崔美光的头,还用毛巾包住石头塞进崔美光的嘴里,她的三颗门牙被打掉。下午3点多区委又派10几人闯到家里把崔美光手脚用绳子捆上拴在马车后边往区委拖,这惨无人道的行为激发了群众压抑已久的愤慨之情,400多人联名为崔美光及家人伸冤,才保住了崔美光的命。7月13日区委召开全区家居大会,公布崔兰松是反革命,谁要在为崔家伸冤就把他全家遣返原籍管制劳动等方式威胁小区居民。姐妹俩从此双双逃到北京上访。
     
    1989年崔美良在北京的正阳饭店捡剩饭时,一食客送给她一包饭,崔美良赶紧拿回去给了姐姐,谁料姐姐吃后一病不起,两天后死在了回乡的路上。崔美良推着姐姐的尸体木然的在走,被通化市公安局抢走了姐姐的尸体,强行火化,也未出具尸检鉴定,不久崔美良的妈妈也中毒身亡。
     
    现在无亲无故的崔美良拖着老迈之躯坚持上访,她要求政府作出一份正确的政治结论,洗清他家的冤屈,查清姐姐和妈妈的死因,找出凶手,追究刑事责任,出具20多年前崔美光的尸检结论。这是她唯一的愿望,也是她最终的愿望。希望政府能正视历史,尊重事实早日给她一个圆满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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