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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人权独立观察员徐秦二审维持原判

    【民生观察2025年1月4日消息】中国人权玫瑰团队前秘书长,独立人权观察员徐秦二审今天1月3号上午9点,由扬州中级法院受托宣判,裁定维持原判。徐秦拒绝到扬州市中级法院接受当庭宣判。应该是扬州市中级法院法官到看守所向她送达了二审裁定书。昨天下午律师会见了徐秦,徐秦表示,江苏省高院二审不开庭、不告知合议庭成员等行为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委托一审法院代为宣判更是错得离谱,严重藐视法律尊严,把法律当儿戏玩弄于权力之中!徐秦她当然不会配合这样的违法行为。徐秦最近出现了便血、腹痛等症状,已经做了血检,结果还没出来。徐秦希望二审后,能够申请保外就医。徐秦希望看守所能允许家属尽快来探视。今天法院禁止家属旁听。

    徐秦简历:女,民间维权组织“中国人权观察玫瑰团队,前秘书长,“玫瑰团队”成员,人权捍卫者,中国在押政治犯。

    长期以来,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并与著名人权活动家、民主异议人士秦永敏一道筹建中国人权观察;自秦永敏被捕、秦之妻子赵素利“被失踪”后,她曾多次上街声援,跟进案件。

    2018年1月31日,被警方突然限制自由,之后一直遭跟踪与监控;

    2018年2月9日,其在从扬州高邮到昆山的途中被警方带走,后得知其被扬州市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同年3月15日,其家属委托的代理律师要求会见,遭到警方拒绝,但被告知其已于3月11日由刑拘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3月21日,又被追加罪名,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扣留,且不准律师会见;据悉,此次被捕,皆与其近年来坚持关注人权问题,后又积极组织联署声援维权律师余文生,以及为维权公民徐琳筹款等活动有关;2018年8月31日获悉,其已获取保释放;

    2021年11月5日,徐秦突然又被警方从家中带走;据悉,之前其案件一直处于延审中;此次被捕前,徐秦刚做完心脏搭桥手术,且患有脑梗、心梗、高血压等多种疾病。狱中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甚至瘫痪无法站立。后在律师的抗争和各界关注下,徐秦身体比以前好了一些,在别人的搀扶下可以走一小会。2022年8月份看守所安排她到东方医院做了检查,开了一些药。

    2022年11月4日徐秦案已经在扬州市看守所法庭召开庭前会议,但长时间仍不开庭审理。徐秦案被延期审理竟然达到十二次,中共政权玩弄法律肆无忌惮,令世人叹为观止。

    徐秦案终于在2024年3月29日上午于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法庭判决徐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有期徒刑4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刑期至2025年7月11日。目前徐秦被羁押于江苏省扬州市看守所。

    本网将继续关注徐秦在看守所关押的情况,强烈谴责江苏扬州当局迫害人权的违法行为,当局应该立即停止迫害人权行为,请立即无罪释放徐秦出狱看病,本着尊重人权宣言原则,徐秦身体健康堪忧,请立即无罪释放徐秦回家看病养病。

  • 人权独立观察员徐秦颠覆国家政权案中止审理

    【民生观察2022年5月22日消息】本网获悉,今天收到从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出的徐秦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的裁定书:

    中国玫瑰团队人权独立观察员人权捍卫者徐秦依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由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在2022年4月21日刑事裁定书:由本院受理过程中因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第(4)项的规定裁定如下:本案中止审理。2022年4月22日,江苏扬州中级人民法院。

    据悉,徐秦介入人权领域后以“中国人权独立观察员”身份写了大量人权报导。2015年在两会期间遭受严重维稳后,于2015年3月8日毅然发出声明退出中共党员身份。因秦永敏2015年1月被关押后一直没有消息,与其几乎同时被失踪的新婚妻子赵素利更是去向不明,徐秦虽然进入玫瑰团队时间不长,此前也并不了解认识秦永敏,但出于对秦永敏的敬佩及自己的道义责任,在秦永敏被抓捕后,前秘书长刘兴联相继被抓捕关押的情况下,玫瑰团队成员在全国各地遭到当局“询问、喝茶”逼迫成员退出玫瑰团队等一些列恐吓的情况。

    在这样严峻的情况下团队一盘散沙,群龙无首的情况下,徐秦自发推存自己承担责任,在大家投票同意的情况下徐秦担任团队秘书长的责任,徐秦数次自费去武汉寻找秦永敏夫妻下落,在此期间遭受武汉警方恐吓、殴打、拘禁、遣返等对待,但依然不改初心坚持和家属及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为失联的秦永敏夫妻奔走呼吁。在徐秦等人长期不间断地呼吁下,秦永敏先生终于在被关押长达两年半之久后,于2017年6月12日得以会见律师,赵素利也于2018年2月5日得以与家人见面。

    徐秦长期以来她一直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并与著名人权活动家、民主异议人士秦永敏一道筹建中国人权观察;自秦永敏被捕、秦永敏之妻子赵素利“被失踪”后,她曾多次上街举牌声援,跟进案件,在徐秦不懈努力的情况下,在各社会关注的情况下,秦永敏得到律师的会见,妻子赵素利得以回家,得到信息前秘书长刘兴联关押在武汉第一监狱,这一些列都是徐秦努力的结果。

    2018年1月31日,当其准备申请旁听隋牧青律师被吊照听证会时,被警方突然限制自由,之后一直遭跟踪与监控。

    徐秦在2018年2月9日在从扬州高邮到昆山的途中被警方带走,家人多方打听才得知被扬州市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

    2018年3月15日,其家属委托的代理律师要求会见,遭到警方拒绝,但被告知其已于3月11日由刑拘转为“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2018年3月21日,又被追加罪名,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继续扣留,且不准律师会见;再次被捕,皆与其近年来坚持关注人权问题,后又积极组织联署声援维权律师余文生,以及为维权公民徐琳筹款等活动有关。

    从2018年8月31日,江苏扬州当局做出取保释放回家,以监视居住一年。

    从2018年取保释放后徐秦回到家里没有得到自由,反而公、检、法乱用职权,都用了监视居住一年的“条款”对徐秦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管控,所有的“延期”用完之后,又回到辖区派出所监视居住半年,期限是2021年11月7号到期,在监视居住还有两天到期的情况下徐秦再次被批准逮捕,现关押在江苏扬州看守所。

    中国玫瑰团队人权独立观察员人权捍卫者徐秦2021年11月5号被江苏扬州高邮当局依颠覆国家政权罪批准逮捕后收监关押在扬州看守所。

    2022年2月16日江苏高邮公民玫瑰团队前秘书长,玫瑰团队独立人权观察员,人权捍卫者,徐秦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入狱收监三个月后见到了委托代理律师,律师把会见的情况告诉了徐秦的老公汤志:会见情况如下:已经会见过她了,律师说:她现在身体状况还蛮好的,以前因为疫情见不到律师心情不好,被关押在小囚室,现在统一到大监室了,徐秦担心被他们扣押的东西问汤志拿回来没有,汤志告诉律师扣押的东西都拿回来了,徐秦老公汤志问律师,去了中院没有,汤志说:徐秦延迟审理为什么不送达通知书给他,他是徐秦的合法丈夫,他应该得到法律程序的权利,律师告诉汤志会去中院,还会与他们打交道沟通的,律师说这次延期可能是最后的延期。

    徐秦收监关押三个月后在2022年2月17日,代理律师见到了徐秦,她说现在关押环境比开始两个月前要好一点。她对外通信权始终得不到保障,她写给有关部门的控告,给辩护律师及家人的信件都被看守所扣押。看守所借口疫情限制律师会见,为此她进行了两次绝食斗争。她重申继续委托程海作为自己的亲属辩护人,在这一点上,绝不妥协。她向关心她的朋友致以新年祝福,这也是徐秦被收监后第一次的会见,至今也是唯一的一次。

    徐秦在2018年8月31日,江苏扬州当局做出取保释放回家,以监视居住一年,从2018年取保释放后徐秦回到家里没有得到自由,反而公、检、法乱用职权,用尽了所有监视居住延期一年的”条款”对徐秦进行了长达三年的管控,所有的”延期”用完之后,又回到辖区派出所监视居住半年,期限是2021年11月7号到期,在监视居住还有两天到期的情况下徐秦再次被批准逮捕,现关押在江苏扬州看守所。

    再徐秦被关押的后,徐秦的家人及老公汤志都受到江苏扬州高邮当局滥用职权违法骚扰家人与爱人汤志等家人的正常生活,徐秦在看守所购物的自由权利被剥夺,涉嫌在押人员购物需要的日用品是法律赐予的权利,任何看守所领导到不得滥用职权限制拘押人员购物的权利,在外界的关注下徐秦在看守所的购物情况有所改善。

    当局第六次延期审理徐秦案件,再次证明江苏当局打压异议人士的违法行为,徐秦身患种疾病,在看守所那样苛刻无医疗条件的情况下,徐秦身体不好肯定会受到很大痛苦,这次延期审理可能是与当前冬奥会有关,冬奥会结束后又是“两会”,另外加之江苏“铁链女”事件的热度,江苏当局为避免有人去江苏参加开庭,同时引起众多群众要求江苏徐州给”锁链女”事件的答复意见结果有关。

    江苏扬州当局非法关押徐秦不释放,徐秦案件第六次延期,几乎是用完了所有的延期程序,最后延期时间为2022年4月20号,但是江苏扬州在不开庭的情况下做出了裁定书中止案件审理,江苏扬州玩弄法律,中止不是终止,音同字不同,终止就意味着可以释放徐秦回家,中止审理意味着还要继续关押,不审理不宣判,无期限的继续迫害徐秦,2022年4月20日为延期最后的日子不开庭不审理,却在4月22日做出裁定书中止,但是朋友得到信息是5月21日,一个月的时间外界才得到这一信息,目前徐秦老公汤志还没有收到此裁定书。

    江苏扬州当局这一非法关押人权捍卫者徐秦女士必将载入历史史册中,你们的所做所为也将受到人民的清算与审判。 请江苏扬州立即无罪释放徐秦。

    徐秦裁定书全文如下: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刑事裁定书
    (2020)苏10刑初12-1号

    公诉机关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徐秦,女,1962年1月14日生,身份证号码321022196201140028,汉族,大学文化,退休职工,住江苏省高 邮市中山路185-1号。被告人徐秦因涉嫌寻衅滋事罪,于2018年2月9日被高邮市公安局刑事拘留,同年3月11日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同年8月28日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寻衅滋事罪被高邮市公安局取保候审,2019年8月27日经高邮市人民检察院决定取保候审。2020年5月6日,经本院决定取保候审,2021年5月7日决定监视居住,2021年11月4日决定逮捕,次日由高邮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于扬州市看守所。

    辩护人:
    江苏省扬州市人民检察院于2020年4月24日以扬检刑诉(2020)10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徐秦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一案 向本院提起公诉,本院于同日受理本案

    本院在审理过程中,因不能抗拒的原因致使案件在较长时间内无法继续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六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本案中止审理。

    审判长:陈圣勇
    审判员:黄月花
    审判员:杨帆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二日
    本件经核对与原本无异
    书记员:姜旸

  •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周远志刑满获释

    【民生观察2022年5月11日消息】因言获罪被判刑4年6个月的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周远志,于2022年5月9日早上刑满获释回到家中,其精神状况良好。

    周远志:“我是今天上午获释出狱的,完成了四年半的文字狱的服刑,首先的话感谢各位朋友各位同仁对我的关怀、支持和帮助,以及给我家人的关心和帮助,谢谢大家。”

    “老子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备出口,我尊敬的晓波兄、天水兄等等,他们已经用生命成就了刍狗,当然这个刍狗是要打引号的,我能活着走出荆门看守所,走出江北监狱,应该是不幸当中的万幸。”

    周远志:“我前不久在监狱里面学了一首诗,叫《普京发飙》,现在念给大家听一听:(音)普京东奥突发飚,穷兵黩武战火烧,铁地蹂躏乌疆土,飞弹如簧四海消,黑海一夜变红海,苍生涂炭万民滔,民粹主义置身事,北极熊丸惨无道,失道寡助胡寸山,痴恋帝国梦云绕,华岳解体穷途末,前度欧美尤可笑,直大项燕天下亡,共襄平安国有道,北美美欧北约为虎卫,孤身不死天下傲,西方诸国同敌忾,亏正众气好除暴,汝国儿女多奇志,打败普京狗强盗,浩浩荡荡民主潮,世界大统天不老,不知常识万诸胸,猴王不画定灭霄。”

    据悉,周远志,笔名:华梁兴、曾仁全。1961年2月22日生,湖北省钟祥市人,国际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自由撰稿人,中南财经大学财会专业本科(1988年)毕业,湖北省钟祥市税务局退休。

    由于长期撰写、发表关于各类社会问题及揭露官员腐败的文章,他曾以笔名曾仁全发表多篇敏感文章,其中题目包括“农民以特殊方式表达对江泽民的憎恶”及“人民的名义远离普世价值”。

    2008年5月被湖北省钟祥市国家安全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获释后在家长期被当局监视稳控。

    2017年11月10日周远志被荆门市公安局行政拘留15日,11月24日被以“组织非法聚集罪”刑事拘留,2017年12月29日,周远志因非法组织聚集罪被荆门市检察院正式批捕,荆门市掇刀区法院于2019年6月28判决,罪名为组织非法聚集罪、寻衅滋事罪、诽谤罪,刑期四年零六个月。

    周远志上诉至荆门中院后,荆门中院维持原判。2019年12月25日,周远志被移送至湖北省荆州市江北监狱。刑期2017年11月10日至2022年5月9日。

    2020年3月12日,江北监狱一杨姓警官给周远志妻子张中凤打电话,告知周远志目前病重在监狱医院住院,患有心脏瘤,高血压,心律失常,心功能失常,脑梗塞等各种疾病。

    周远志妻子张女士表示,周远志以前的体检报告,并没有这些病症,她怀疑是荆门看守所或者江北监狱对其进行了迫害,或者是故意提前推卸责任来达到杀人灭口的目的,亲属将会对相关部门追究责任。

  • 独立媒体人江雪长安封城十日志

    【民生观察2022年1月6日消息】曾经的华商报首席记者、财新调查记者江雪被封在了西安。她用自己的观察,客观冷静地记录了2021年12月23日至2022年1月3日封城后西安人的生活。

    江雪目前为独立媒体人。在该文发出后,有朋友担心江雪的安全,刚刚与江雪联系过,到目前为止她是安全的,文章也没被删。她自己也在朋友圈里调侃等有关部门的电话等的都寂寞了。

    西安封城从2021年12月23日至今已经十多天,被隔离的一千多万人中,部分家庭食物短缺的现象日趋严重。居民通过视频在网络上抱怨及求助。包括食物不足、有病无处治以及蔬菜水果价格昂贵等。而该日志中讲述的情况与居民发出的求助视频也基本相吻合。该日志全文如下:

    我的封城十日志

    小区里的大喇叭又响了起来,一遍遍重复着,喊人们下楼做核酸。队排了很长。测核酸的女生,每做完一个,都使劲地用消毒水拍打着自己的塑料手套。我闻着那冰凉的气味,想象着她的手已冻成青紫。

    这是2021年12月31日。旧年的最后一个黄昏,暮色即将降临。从阳台上看出去,大街上空寂无人。这城市不再有车水马龙的傍晚,死一般的寂静让人感到荒谬而又有一丝恐惧。

    1封城当日

    12月22日下午,西安封城令宣布当天。我闷着头在南郊的家里编稿子,隐约感觉到疫情变得严重。家门口的一些餐馆几天前就被贴了封条,门口的便利店前一天已不再接快递,生活开始不方便。三点多,朋友随喜微信留言,说还是去买些菜吧,储备一些食物,马上超市都要关门了。我相信她,她是资深的公益人,有多次远程救灾的经验。于是立马出门。

    到超市就发现情形不对。虽然当天的新闻发布会还没召开,傍晚的大抢购还没开始,但人们的购物车都塞得满满当当。我决定多买一些,共享单车是驮不回去了,最后还是用车载了回去。

    果然五点多的新闻发布会上,下了“封城令”,虽然政府说“物资供应充分”,但人们已开始抢购。我因已买好东西,心里比较笃定。忙完了,出去转转。路上看到,高新区的沙井村村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整个村子外面,沿路边有两三百米,都已被绿色的板子隔了起来。

    从天桥走到路对面想看看详情,这才发现,有一家正在营业的商店,也被隔在了挡板里边,暂时还灯火通明。我站在天桥的台阶上,和老板打招呼。他告诉我,下午紧急封村,商店过一会儿就得关门了。

    村口聚集了上百人,人们都戴了口罩,摩肩接踵,没有其它防护。路边,有一辆警车,闪着灯,车上没人。

    一个年轻女人,买了一堆东西,塑料袋胡乱放在地上,正蹲着给家人打视频。一个中年男子,靠着自行车,发愁地看着人群。他告诉我,早上他出去干活时还好好的,晚上八点下班回来,就发现村子封了,进不去了。他告诉我,一个月的房租是500元。

    我知道那种房子。20年前刚毕业,我就住城中村,大约10多平米,没有卫生间,在楼道里做饭,采光不好,黑咕隆咚的。

    两位清洁工,手里拎着塑料袋,大约也是买了点生活用品,站在人群里,黄色的保洁服很显眼。问他们,说是下午四五点出去干活的时候,还能出来,晚上干完活回来,就进不去了。

    很多年前我做过保洁员的报道,知道他们租房,只能在城中村,因为他们有推车、扫把等工具,就算租得起楼房,也没法住。当年报社附近的黄雁村,就是保洁员们的一个聚集地。后来那里整体拆迁,盖起了楼,他们也就失去了一个落脚的地方。

    我陪他们站在路边,感受着他们的无奈。年龄大的一位很胆小,生怕说错了什么。年轻的那位,却始终笑着,对我不时点着头。口罩后是黝黑的面庞,我能感受到他笑容的温暖。

    一忽儿,隔离板接口的地方,人群一阵骚动,似乎开了一条缝。听人们说,现在村里的领导正开会,还在等说法。两名保洁员也赶紧凑了过去,一会儿又失望地散开。看看手机,已将近晚上十点。人们聚在这里,在寒风里至少已等了两个小时。

    几天后,看到网上说,住在城中村的一个年轻男人因封城吃不上饭,饿得大哭。我就想起这个封城夜。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也住在有几万人的沙井村,也曾在那一晚被堵在村外、一脸茫然。

    又去了几个地方,然后回家,此时大街上已空荡荡。吉祥路上,俗艳的红灯笼挂满了路边的梧桐树。有人站在路边,拎着大包小包。高新路上,骑摩托的外卖小哥小吴正赶着送零点前最后的餐。他说,虽然封了城,人总要吃饭,商场里的一些餐馆应该会开门,会有单子跑。说话时他还笑嘻嘻的。

    那时候,我们还没想到,这场“封城”,会如此仓促不堪,朝着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这个夜晚,那些被堵在家门口的人,超市里抢购的人,孕妇、病人、考研学生、建筑工人、城市流浪汉、路过西安的旅游者……可能都低估了这场“封城”将为他们带来的灾难。

    而那些为这座城市按下“暂停键”的人,那些手握权力的人,他们又可曾想到,他们将怎样影响居住在这城市的1300万人的命运?如果这不是比天还大的事情,那还有什么是呢?

    2残存的市场

    至少在封城之初,一切似乎还说得过去。很多社区门口的超市、蔬果店,遮遮掩掩都还在经营。虽然人们的流动已停止,但基本的生活供应还在运转,不过慢了许多。

    我所在的小区,院子里每两天做一次核酸。大门虽不能自由进出,但物业开个“出门证”,也就是一张小纸条,就能出门。据说隔离政策是“每一户两天可以有一人出去买菜”。

    我并不需要外出去买菜。一来还有储备,二来小区旁的便利店还开着,勤快的老板娘隔着栅栏记下大家的需要,不管是蔬菜米面油,还是生活用品,配好货,再递进来。12月25日,下雪了,有蔬菜车停在了小区门外,菜很新鲜,还有鲜肉,邻居们自觉地排队去买。一位女士在人们羡慕的目光中,抱走了自己订的一大束鲜花。

    没有人能预料到,仅仅过了两天,全西安人都开始在网上找菜,全民买菜难。在这样一个物质过剩、人人都要减肥的年代,吃饭会突然成为一件难事。

    12月26日,封城后第四天。在网上看到消息,说大家最近都在关注的湘西田田老师回家了。为田田老师高兴的同时,我想起了一位年轻的律师朋友,他的妻子,此时也在网上呼喊,盼着丈夫能回家。但她的声音实在是太微弱了。

    心头憋闷。我决定以买菜之名出去转转。

    拿“路条”出了门,在积雪未融的街道上扫了辆共享单车,享受这难得的自由。大马路上,公交车还在跑,但并没有人坐。某个站台的躺椅上,躺着一位流浪者。大街上,不时掠过外卖小哥、快递员的身影。

    路上警车不少。出来十分钟,大约看到四五辆警车。

    平日经常去买菜的甘家寨村口,用挡板遮住了。板上贴了好几张纸,歪歪扭扭写着“调料”、“辣椒”、“榆林豆腐”、“土猪肉”字样,都留了电话。有两个男子,就隔着挡板,一手交货,一手扫码付账。

    这是一个庞大的城中村安置区,也是周遭一个著名的集市。每到傍晚,村里灯火通明,红尘万丈。好几个快递公司的服务站都设在这里。和周边社区相比,这里衣食住行,自成一统。虽然封城,但村里的好多小餐馆还开着。此时,社区的围墙外站着一溜儿外卖员。不一会儿,就有餐馆的小老板匆匆跑过来,隔着栅栏把待送的餐递给他们。

    一位外卖小哥正坐在摩托车上玩手机。我和他聊了一会儿。

    小哥姓刘,今年29岁。老家在宝鸡。他说,22号那天听到要封城,想赶紧回老家,结果一问,回老家就要集中隔离,隔离费还得自己掏,一天得210元。太贵了,他决定还是留下来。但他租住在沙井村,村子已封了,他也回不去。

    没办法,他就住酒店,因为这样可以自由进出,还能继续跑单。而大街上的酒店,最便宜的是每天150元,他和人分担。这些天,开门的餐馆少了,单子少了,但外卖员也少了,所以他每天还能跑三、四百元,甚至超过了他此前的日平均收入。

    几天后,看到新闻,老家在咸阳淳化县的一个男人,封城后,为了从西安回家,蹬了一辆共享单车,在零下六七度的关中原野,从晚上8点骑到早上6点,将近90公里,在接近老家时被防疫人员“抓住”了,罚款200元。还有一个年轻小伙,为了回家,从咸阳机场走到秦岭,又在山里走了八天八夜,一直到了分水岭附近的广货街,被人发现。

    我又想起了小刘。不知道后来“管控升级”,他还能出来吗?即使能出来,又有单可跑吗?一天150元的住宿费,他又怎么承受?后悔那天没有留下他的电话。

    3管控升级

    12月27日,突然听说全西安“管控升级”了。小区保安说,原本执行的“两天出门买一次菜”,已经作废。从今天开始,任何人都不能进出小区。

    28日,全网都在呼吁“买菜难”。我所在小区门口,大门紧锁,物业的人不再让大家在门口停留,在栅栏内登记买东西。我扫码加了门口便利店的群,这才发现,这可能是我接下来唯一可依靠的生活补给渠道。

    后来想想,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果所有的人都不能出门,那外面物资再丰富,宣传再好,其实也和普通人没了关系。

    便利店的群里一片混乱,已有400多个人。人们都在找吃的,抢吃的。老板娘规定,每天“接龙”只能限于早上一个小时,但每个刚进来的人,都要先抢接龙一番,自然被老板娘一顿训斥。

    翻了翻群里信息,看到小区里有年轻人在求助:“谁能卖给我一幅碗筷?到处都买不到。”我留了话,让他十分钟后在楼下取,然后给他收拾了碗、碟、筷子等一套餐具,送了下去。

    隔着绿化带,问了一下小伙子的情况。小伙说,家在附近,公司在这边,封了后回不去,但办公室从没有开过火,所以啥都没有。他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个炖锅,但又没有餐具,也没地方买……作为感谢,他带给我一点零食,包括一袋鸡肉肠,一小包士力架,还有一盒特仑苏奶。

    第二天,情形更糟糕。看到群里有两个年轻人说,已经吃了一周泡面,嘴都烂了。一个说,她现在所有的库存,只有两包方便面。另一个说,自己已“弹尽粮绝”。

    我留言给两位年轻人,说第二天中午,我给他们送一顿盒饭。一位谢绝了,另一位答应了。临睡前,我取出了冰箱里的一块牛肉,想着第二天给这位姑娘做西红柿炖牛腩。没想到,第二天她留言,说自己有吃的了,不用给她做了。再三邀请,她还是说算了。猜测她是因为自尊,或者还有一丝戒备,就没有再强求,只告诉她,有事可以和我联系。

    我也开始数着自己的库存过日子。看到邻居说天天做油泼面,为了省菜。就送去了四朵香菇,两个西红柿,一个西葫芦。再加上一桶我封城前买的啤酒,挂在她家门口。她挺开心,回赠我几个甜脆的苹果,我求之不得。

    此时,看到网上说很多小区,邻居之间开始“以物易物”,拿方便面换香烟,大蒜换土豆等,哑然失笑,但我相信,这当然是真的。

    突然进入了物质匮乏的状态,人也开始对食物计较。我老想去厨房看看,清点一下冰箱里的存货。封城已近一周,提前采购的食物,也少了一大半。想着再补给一些,但在便利店的群里,根本接不上龙,很多人说自己已在饿肚子,等吃的,央求店家能早点配货。我决定不去凑热闹,另谋生路。

    4人们的自救

    从12月28日到12月31日,至少这四天,关于怎么买到菜以及生活必需品,也就是如何能吃到饭,大部分西安人只能依靠自救。

    有外地的朋友好奇,问快递能送到吗。事实上,在12月21日左右,西安的快递已停,人们无法从外地网上购物。封城后,微信群里流传着一些网购平台,称疫情期间可以送菜。但我下单才发现,只要住在西安,就无法配送。平时常用的“盒马”,永远是“快递小哥已约满”。好不容易找到一家“人人乐到家”,下单买了些菜,但付账后两天,还没有动静,也就退了。

    12月29日政府新闻发布会的直播,评论区被“买菜难”攻陷,结果干脆关闭了评论。

    我和几位朋友在一个志愿群里讨论。他们都参与过各种救灾,经验丰富,都不约而同地说,这次在西安,要做点事,实在太难了。封城之初,他们就组织了线上线下几千名志愿者,但却没法发挥作用。政府“一刀切”关闭了所有小区,通行证又非常难办,志愿者根本没法离开居住地,到一线服务。这也是他们多年来都没有遇到的情况。

    其实很容易想到,我们这些小区居民还是幸运的,家里一般都会有点余粮,不至于马上挨饿。最悲惨的是老旧小区,城中村、建筑工地等一些“三不管”地带的人。难以想象的是,那些平日在公司上班的年轻人,封城后也成为吃饭最难的人群之一。他们平时不做饭,没炊具,有的就住办公室。此时外面餐馆关门,外卖停止,连大门都出不去,方便面都成了稀罕物。

    12月30日晚,气温零下。在一个小群里,朋友留言,刚在街上给流浪者送完餐回来。这位朋友热心慈善公益,与人合作,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为西安街头流浪的赤贫者提供食物。这几天,他在南郊的工厂为流浪者准备食物,然后送去城里,一晚上送了185份热饭菜。他因有通行证,倒没有什么阻碍。

    封城前,我曾参加朋友的活动,给流浪者们送过一次棉衣。知道他们平时主要在市区的银行、ATM机下等地方避寒过夜。如今封城,他们一方面被驱赶,另外,因为街道上没人,不管乞讨还是拾破烂,都没了条件。对他们来说,这注定是一个极为艰难的冬天。

    元旦这天,我和好不容易有点空闲的张姐聊了会儿天。她做公益机构已10多年,原来为残障者服务,近三四年投入社区工作。这次疫情,她一直在和社区合作,链接资源,参与了很多救助活动。

    张姐告诉我,遇到封城这种极端情况,社区邻里自救非常重要,类似独居老人、孩子等人群的特殊需要,有人没吃没喝等,一些燃眉之急,邻里互助完全可解决。包括在一些重大危机发生的时候,社区内的自助自救都是不可缺少的。但目前的情况是,社区不做这些事,人和人相处如在孤岛。在这块儿,原本公益机构可以做很多事,在社区耕耘建设。但这一点,往往又被政府忌讳。

    说到目前到处吃菜难的状况,她比喻,类似于把大家全圈起来,再由政府工作人员去“投喂”,试想在上千万的城市,怎么可能实现?一个社区有两万人左右,基层工作人员一般不超过十个,光各种行政指令都忙不完。她感叹说,认识到的社区工作者,以年轻女性为多,很多也都是母亲。这些天她们根本回不家,都是超负荷运转,很多人就打地铺睡在办公室,让她都觉得“心疼”。

    “政府还是没有认识到,行政力量不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就像这次防疫,基层工作人员这样没日没夜地辛苦,效果又如何呢。”我们聊着,不知不觉过去了一个小时。

    5我们的建议

    12月31日上午,我终于买到了疫情以来的第一箱菜。说起来还是通过邻里互助。我在小区微信群里看到卖家的海报,发现价位比较合适,108元一箱,一箱20斤。赶紧下单,第二天就送到了,还挺新鲜。

    此前,网上已曝出不少新闻,政府的免费菜发到了一些小区,但网友追查,一些自称保障丰足的小区都和政府有关。与此同时,住在曲江的朋友开始收到“爱心菜”,不少人开始发“正能量”。但我的判断,即使政府送温暖,一时半会也到不了我们手里。道理很简单,市场停摆,全市日常的物流配送都停着,1300万人的大城市,靠基层工作人员、志愿者短期内送菜上门,可能吗?

    取到菜,问了老板两句。老板说菜是从宁夏调来的,调了5000件。因为前些天办不下通行证,没法送。只要小区的需求在5件以上,他们都愿意配送。“市场永远比政府聪明”,这是句老话了,此时此地,我才能感同身受。

    事实已经很明显,持续多天的“买菜难”,本质还是人为灾难。在西安,并不存在物资匮乏,只是物资难以送到最需要它们的人手里。看到很多自媒体文章,有一篇,作者叫兽爷,一语中的:“我们有天猫、京东等那么强大的物流系统,政府为什么不用?非要自认为聪明地自己去送菜上门?”

    天天看着朋友圈,微信群,内心被各种信息轰炸。随着管控升级,每天都有坏消息传来:高危孕妇无法去医院备产,肾移植后急需用药的病人无处买药,农民工在关门的建筑工地上无法吃饭,考研学生滞留街头挨饿……因防疫管控而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频频发生,再下去,并非没有爆发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

    12月31日,一早和朋友们聊,讨论该怎么办,和随喜等朋友形成了一些建议。我决定,以市民个人的身份,先把这些建议发出去。这份“西安一位市民关于解决吃菜难问题的紧急建议“中提到:必须逐步恢复市场秩序。首先恢复末端物流系统,让菜贩、果蔬店、超市等能进入小区供应,包括让各种救命药品进入居民手中等。并且鼓励社会力量进入救助系统,鼓励民间自救等……

    最后,还是决定不署名,为的是不被贴上“标签”,只让市民的心声能表达出来。但天知道,我心里是没有恐惧吗?朋友敏涛前两天写了几篇日志,就是呼吁解决“买菜难”的,文章发出两天,就找不到了。我熟悉的一家平台,已开始刪掉西安疫情的所有“负面“…

    6“西安只能胜利”

    2022年的第一天到来了,一大早,拉开窗帘,晨光熹微,街道依然沉寂如荒原。

    我拿起手机,本来是想写一点新年的心情,随手点开一个视频,却看到在距离我不远的南窑头社区,一个外出买馒头回来的小伙子,在社区门口被防疫人员围着殴打。

    画面上,白花花的馒头洒了一地,我仿佛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打人的人,面对自己的同类,这寒风里买回一点食物的人,怎么能下得去手?是哪怕最微小的权力,也会让人变异吗?是在有权者眼里,暴力才是成本最小的解决方式吗?我默默关掉了手机,此时此刻,我只希望自己闭目塞听,能平静地度过这新年一天。

    这城市表面的寂静掩盖不住它的兵荒马乱。从个体角度来看,从12月27日以来,几乎每一天,都有灾难发生着。最初是各种吃不到饭,后来更多的是关于治病就医的呼救。我过去呆过的报社,成立了一个“记者帮”的栏目,希望“帮一个算一个”,记者去帮市民买药送药,解决一些实在过不了的关口。每一天,收到的求助信息有上千条。

    新年到了,我所在的小区内,家家户户门上都贴了封条。因为另外一栋楼上有两例确诊病例的人,听说按照最新的社会面“清零”政策,如果再有病例,我们小区的住户,就要全体被拉走集中隔离。

    在小区单元群里,我简直能感受到大家都在瑟瑟发抖。12月31日半夜,被全体拉走集中隔离的糜家桥小区,就在我家附近。而明德门8英里小区被拉到灞桥公租房集中隔离的人,已在求助。我们至少还是在自己温暖的家里啊。此时,不再需要物业提醒,单元群里,大家都在加油鼓劲:先停止一切购物、下楼,一定确保安全,否则,全小区的人都要被拉走集中隔离啊。一位邻居最担心的是家里养的五只猫,其中三只,都是一线防疫人员寄养的啊……有朋友提醒我,还是简单准备一下,以免真的被突然拉去集中隔离。

    1月3日,又一天过去了,群里有人说:“终于又保住了一天”。我们就这样活在“盛世”。

    中午,看到网上流传着一个叫“太阳花花花”的女孩的消息:她的父亲心脏病发作,费劲周折出了小区送到医院,医院因为她所在的小区是“中风险”,先是不接受,后来勉强留下,拖了几小时,要做手术抢救,但终于没有抢救过来……

    我通过小红书去找这个失去父亲的女孩,我想知道,在这个寒冷的冬天,她到底遭遇了什么。如果有机会,我想抱抱她。也想告诉她,我们遭遇的苦难,应该被记录下来,也不应该白白承受。

    我留言希望这个女孩能和我联系。但到傍晚时分,也没有消息,却发现她小红书上第一页关于父亲去世的内容,已被删除。好在我截了图,那上面显示,有很多人已关注她。评论中看到一条,大意是:在这荒谬的城市,只要不是死于病毒,就不算死亡。

    1月3日的黄昏又降临了。这是封城后的第十天。我没有等来小红书上女孩的消息,却看到了一个曾经熟悉的朋友留言,一大段话,大抵是为“社会面清零”叫好。末尾有一句是:“西安只能胜利,别无选择,没有退路。”

    我很无语。默默地把那个女孩讲述自己失去父亲的遭遇截图发给他。说真的,我不想和他产生任何的辩论。

    但最后,我还是忍不住发去几段话。

    “‘西安只能胜利’,这是正确的大话,套话,也是空话。与之类似的,还有‘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是不错,但具体到每一个普通人,我们可能要想一想,在这里,我们是‘我们’,还是要必须被付出的‘代价’?”

    “事件过后,如果没有反思,不吸取血泪教训,忙着立功摆奖,歌功颂德,那人们的苦难只能是白白承受。”

    我不打算再见到他。但我想告诉他,这个城市,不管最终如何从宏大叙事去讲述这场苦难,在今晚,我只关心那个失去父亲的女孩;关心那个流着泪,去找一个陌生的防疫人员要卫生巾、一遍遍诉说的年轻母亲。以及那些被羞辱、被伤害、被忽略的人们。他们原本不需要遭受这样的痛苦。

    我也想对他说:这世间,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每一个人的死亡就是所有人的死亡。病毒没有在这城市带走生命,但别的,却真有可能

  • 重庆独立候选人发表联合宣言

    【民生观察2021年12月2日消息】近日,重庆市四位独立候选人公开亮相,他们是渝中区韩良,两江新区肖真义,巴南区王承康,渝中区汤境舟。重庆市区镇级的人大代表换界选举于12月10号进行投票活动。四位候选人发表竞选感言:想做一位让街坊四邻找得到的人大代表。我们愿意为选民办实事,说实话,忠实地代表选民的意愿履行职责。以下为联合宣言全文:

    重庆人大参选独立侯选人联合宣言

    多年来,我们深感与公检法沟通的困难想找人大代表,请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但只能在电视上看见人大代表,现实中既认不倒也找不到。2021年的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开始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我们都有参选的权利和资格!在此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想做一位让街坊四邻找得到的人大代表!

    我们愿意为选民办实事,说实话,忠实地代表选民的意愿履行职责!

    独立侯选人:韩良,王承康,汤境舟,肖真义
    2021.11.30.

    据悉,现年七十二岁的韩良,是重庆公民。他自称是国军军官后代,经常上街演讲,传播人权、法治观念,呼吁争取言论自由等基本权利,因与官方的版本有出入而受到重庆公安的打压。

    2013年,韩良曾因上街纪念“抗战胜利68周年”被公安打伤。2016年12月2日“世界人权日”前夕,韩良被当地公安局以“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处以行政拘留10天。

    2017年12月2日到3日两天,韩良在巴南区民主广场宣传法治,捍卫人权,12月5日在渝中区奥体广场宣传法治,进行“捍卫人权”的演讲,随后被当局抓捕关押,羁押在渝中区看守所。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三年半,刑满后仍遭拘押,于2021年7月4日获释。

    另三位独立侯选人王承康、汤境舟、肖真义所在的社区分别是:重庆市巴南区花溪街道陈家湾社区、重庆渝中区、重庆两江新区大竹林康美社区。

  • 从严防公民独立参选看中共及其民主的伪善

    2021年10月中旬,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共十四名北京居民(公民),包括三位“709”夫人王峭玲、李文足、刘二敏,集体公开参选北京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令中共惊恐失措,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媒体的极大关注。当然,由于中共国的赤色恐怖局面,十四位参选人的举动不会受到中共官媒的关注,甚至连互联网自媒体也无法传播,与十年前江西新余女工刘萍等独立参选人被多家中共官媒报道及微博自媒体的高人气关注判若云泥,昭示了中共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相同的是,十四位参选人像“新余三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一样享受了中共公安的高强度非法关注:传唤、盯梢、软禁、旅游、恐吓……

    由于地处北京,国际关注度极高,加之稍稍吸取了六年前颟顸发动“709”大抓捕最终却一地鸡毛、狼狈收场的教训—“709”操盘手傅政华魔头而今也成了中共自己的阶下囚,用中共的口头禅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不会像2014年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那样,对这十四位参选人也抡起刑罚大棒。

    同时高调参选的还有年逾七旬的重庆著名异见人士韩良先生、清华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何志兰女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重庆、北京的中共公安和伪选举机构的非法阻挠。

    与十年前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的参选一样,十四位居民的集体公开参选,以及韩良、何志兰的个人参选,直刺中共假民主、真专制的面纱,又一次强烈地将了中共一军,让中共反民主、反宪政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潮流,包括中共国在内的整个共产极权阵营也不得不在各自的宪法等法律中冠冕堂皇地规定民主条款,即便最顽固的北韩家族独裁政权也不例外—北韩“创造性”地把“民主(主义)”、“人民”、“共和”三个最能体现民主、宪政的同义词杂糅在其国名中,尽管与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它既不民主也不人民更不共和。

    试看中共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另看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条款,像中共更多的其他法律条款一样,像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所有官员一次又一次老调重弹的“郑重”承诺一样,像中共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悦耳动听,说的比唱的好听!

    七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明白了,而且也终于使很难理解中共所谓复杂“国情”的洋人渐渐明白了,中共是最善于、最擅长阴阳两手的,对他们的所有语言、文字最好反向理解,千万当不得真!明面肯定、暗中否定,笼统而抽象地肯定、明确而具体地否定,嘴上和纸上肯定、行动和行为上否定,当面肯定、背后否定等等两面手法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中共的话、对中共的法律、对中共向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谁当真,谁上当,谁吃亏!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把中共的宪法和选举法当了真,被抓捕、被判刑、被迫害;“709”律师把中共的法律当了真,被大规模抓捕、被颠覆、被强判重刑;女律师张展把中共的上述条款当了真,把自己的主人地位当了真,被抓被判被迫害;丁家喜、许志永把中共的法律和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国名当了真,同样被颠覆,同样的重刑显然也在所难逃;WTO和国际社会把中共的承诺当了真,被中共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耍弄得晕头转向、满脸懵逼。

    在活生生的现实中,中共的宪法第2条、第3条实际上是这么写的:

    第二条:中国的真实国名叫中共国,中共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共,中共国的人民不得独立享有或行使政治权力。

    中共国形式上和表面上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实质上的权力机关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命于中共的各级委员会。

    法律的规定只是虚假幌子,人民不得果真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即构成颠覆中共政权罪。

    第三条:中共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是虚假的和虚伪的,集中才是真实的,集中的主体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一把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虚假的、虚伪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必须受中共各级委员会操纵,对中共各级委员会负责,如何选举和选举谁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前暗中决定。

    中共为什么一贯如此这般地说一套做一套呢?这就不得不从专制政体的本性说起。

    一贯地说一套做一套,也就是撒谎成性、谎言起家和谎言治国,另加暴力起家和暴力治国,是形形色色专制政体的本性,并非为中共所独有。今天,中共的说一套做一套之所以显得格外刺眼和令人厌恶,在于专制政体在全人类已屈指可数,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共产极权集团土崩瓦解之后,中共已成为所剩无几的几个专制政体中的大哥大,自然也就越发醒目。

    说中共是靠谎言起家的,不需细数,看一看《历史的先声》和中共签署的入世协议就够了。

    像所有新老专制政体如皇权(王权)家天下以及苏俄东欧共产集团一样,中共是靠暴力起家的,中共政体中充满了暴力、蛮横、不讲理、不妥协、不让步的血腥基因。回看中共的历史,无论是夺权前还是掌权后,满是血淋淋的场面,真真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饿殍万里,甚至在苏东阵营开始崩盘的1989年,中共仍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几十万军队向天真无邪、满腔热血的学生开枪。暴力基因导致中共血债累累、罪孽深重,笔笔血债和罪孽是中共挥之不去的梦魇。

    谎言和暴力的罪恶之果,使得中共无时无刻不深深地恐惧于失去政权,深深恐惧于一旦失去政权后被人民清算,进而深深恐惧于人民独立参选。这才正是中共十年前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今天又阻挠、骚扰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中共苦心孤诣对香港渗透、不遗余力摧毁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以掐断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之风逐渐向内地扩的根本原因。

    人类自有国家以来,经过数千年极其艰难的探索,经历了无数次血腥杀戮,无数个帝王将相如过江之鲫轮回跳梁登场、次第谢幕陨落,在1776年美国立国、1787年制宪后,终于创建了民主政体这一虽非完美却堪称最好的政体。再经两百多年的扩散,民主已成为无可争议的普世价值,实质、直观地体现着民主的选票和选举制度已成为所有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有国家以来90%以上停滞不前、恶性循环的漫长历史中,一直作为夺取政权手段的暴力再也不能成为政体合法性的来源了。

    靠谎言起家和治国,就必须防止谎言被揭穿,就必须绝对防止人民通过形式合法的选举成为议员(中共的人大代表)、行使权力。因为,一旦有不受中共操控的公民独立参选并成功当选,中共的权力垄断铁幕就开始被撕破,当选的议员就可能进一步成为行政官员,就会有更多的公民独立参选并当选,中共七十多年来一直高度恐惧着的失去政权的危险就越来越大,中共长期靠谎言掩盖着的杀戮、迫害、饿死数千万人、“六四”镇压等等血债真相就会被揭露,中共残存的一点愚弄、欺骗底层民众的能力就会丧失殆尽,他们将会面临何种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他们怎么可能不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进行迫害?怎么可能不对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横加阻挠和骚扰?

    延安时期,中共为了收买人心,也曾进行过有限的、可称真实的“三三制”选举,无党派者李鼎铭当选过政府副主席。只是,中共的这种选举实属权宜之计,昙花一现,一旦暴力夺权成功,中共连这种收买人心的表演也不再需要了,就再也不需要上演一下哪怕是徒具形式的选举了。1954年中共制定第一部宪法不久,毛泽东、刘少奇就公开或半公开地宣称“我们不依靠宪法治国”、“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于是,中共公然对自己制定的宪法弃如敝屣,竟至敢于近二十年不召开哪怕是表演式的人代会,刘少奇也终因他自己的“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而死于非命,实在是绝妙的反讽!说刘少奇是他自己的死因之一,虽然残酷,却不失历史真实。

    与打压、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与阻挠、骚扰十四位集体参选人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出于同一逻辑,中共悍然发动的“709”大抓捕、对苏州和福州公民的大抓捕、深圳大抓捕、对NGO长沙“富能”三子(程渊、刘大志、吴葛剑雄)的大抓捕、厦门案(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李翘楚等人)的大抓捕、对张展等公民记者的抓捕等等不计其数的抓捕,无不是对公民行使主人权利、兑现主人地位的极度恐惧,以及对公民真正当家作主后其累累历史血债被曝光和清查的深深恐惧。

    同样的,中共指示李锐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起诉李锐女儿李南央、企图夺回李锐日记,亦是为了掩盖其AB团屠杀、陕北大杀戮、“六四”大屠杀等等历史血债的真相。中共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上演着《一九八四》的剧本。

    中共出于掩盖、毁灭其历史罪恶的极度焦虑而对公民社会、对民间各界的全面打压已至不可理喻的疯癫、邪魔、歇斯底里的境地,中共已不甘于把其防范、围堵和迫害之网局限于大陆境内,中共蓄谋已久地对香港的法治和高度自治的摧毁就是这种歇斯底里症的发作。毫无疑问,自1997年香港被中共接收以来,关于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对中国大陆所能产生的影响,中共一定始终心存防范,并越来越高度防范、警惕和焦虑。特别是在2010年后微博、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迅速普及以及内地-香港自由行开放之后,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越发紧密,香港完善的法治和民主越来越成为大陆民众的向往,中共越来越把香港视为向内地传播法治和民主的星星之火,越来越把香港人民视为可能与内地民众紧密联系、从根基上动摇其极权、独裁政体的心腹大患,必欲铲除香港的法治和民主而后快。中共言而无信,在香港强推虚假选举,拒不落实真实普选,其阴险而不可告人的动机正在于此。

    公民独立参选还从根源上拷问着中共政体的合法性。缺乏合法性是所有专制政体的共性,而中共的合法性危机则是空前绝后的。姑且不论中共1949年初次执政的合法性,1957年的所谓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以及随后饿毙数千万人的大饥荒、1966-1976年的“文革”、1989年的“六四”屠杀,以及1990年代以来一起又一起的政治迫害案件和对数千万访民的民生迫害案件,早已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荡然无存。

    “历史终结论”倡导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认为,一个制度只有对更多的民众确立合法性权威才能延续下去,但在整个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合法性危机就迫在眉睫,而只是说它存在着根本的、内在的、长远而言会危及其存续的深刻危机;在民众中潜滋暗长的合法性危机会通过各种途径(民众自己供职于执政党、军队、警察等公职部门的亲友等等途径)传导至体制内部,并最终一定会动摇一直是体制的各级受益者乃至最大受益者的中坚力量(核心群体),导致各级既得利益者直至核心群体对他们自己的体制都失去信心,如苏东共产极权集团的崩溃。独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最终崩溃的契机就是其核心、铁杆力量的内部危机,或曰内乱。毋庸置疑,中共的这种内乱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民主、宪政、法治思想以及独立参选人的选举行动从根本上刺穿了中共政权这个共产极权政体最后老大哥的合法性面纱。中共从2012年开始公开掀起“七不讲”、反宪政、反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的逆流,表明中共自认其政体与民主、宪政的根本对立,实即公开宣告其长期高喊的法治、民主的虚伪性—那种始于延安时期的、共产极权体制内在固有的虚伪性。

    中共为了粉饰其合法性,煞费苦心,拼凑出空洞的“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企图挽回其合法性丧尽之颓势。这一歪理邪说的实质是公开宣称其合法性来源于1949年前的暴力革命,是企图以它1949年暴力夺权的事实来强证其今天继续拥有合法性。

    如前所述,中共如此自我赋予“合法性”的另一企图是要逃避它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来的累累血债,强使国民接受它家天下一般永久的、万世一系的合法性。显而易见,中共这种所谓“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与皇帝、国王的权力私下和家天下毫无二致,是永久的、万岁的、传之万世的,根本不需考虑1949年以后的民意,完全剥夺了1949年以来直至今日全体中国民众的选择权、选举权。

    中共此种靠暴力、靠枪杆子和刀把子获得的“合法性”与靠选举、选票之宪政、民主程序获得的合法性显然势同水火。自人类进入宪政、民主阶段后,除了民主政体即真正的、实质的、由公开而普遍的选举所保障的人民主权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政治合法性,非经自由、公正、真实选举及人民的自愿授权,绕开公民投票而靠暴力夺取的政权,都不具有丝毫的合法性。

    合法性及其来源问题,正是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以及此次十四位集体参选公民和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所揭开的要害问题,也正是一直使中共政权无法安睡的致命问题。面对这种被中共视为根本性挑衅、寻衅、颠覆的举动,中共只有一招,就是打压、迫害。

    在有国家以来五千年左右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段,人类一直浑浑噩噩地停留在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的政治蒙昧状态,政治智慧一直原地踏步,直到西欧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人类的政治智慧才豁然开朗,才发生了质的飞跃,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发现、创立了民主(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分权、法治、宪政的崭新政治理念和理论体系。紧随美国1776年率先建立经典的三权分立民主政体、并在1787年制定实操性极强的宪法,1789年法国大革命又在西欧拉开了近代民主、宪政政体的大幕,尽管法国大革命的跌宕起伏和高强度暴力一直为部分知识人所诟病,但它与美国革命相继为世界指明了民主、法治、宪政的方向,无疑厥功之伟。根据福山教授的研究,1790年,美国制宪三年后和法国大革命一年后,全世界只有美国、法国、瑞士3个自由民主国家;1848年欧洲革命之际,全世界有5个自由民主国家,在美、瑞士之外新增了英国、比利时、荷兰3国,法国倒退为非民主国家;1900年全世界有13个自由民主国家,1919年(一战结束后一年)有19个,1940年二战期间倒退为13个,1960年增加为36个,1975年倒退为30个,1990年苏东共产极权阵营崩盘之际增加为61个。已故夏威夷大学教授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Rudolph Joseph Rummel)则给出了一个稍有差异的全球民主进程表:1800年有3个民主国家,1900年13个,1950年20个,1970年30个,2010年后约有130个。另据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世界各国民主指数,实行完全民主的国家有28个,实行部分民主的国家有52个,实行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加议会制或共和制的混合政权36个(混合政权显然包含有民主成分)。对民主国家或民主指数的这三种统计或评定都显示民主国家的数量、各国政体中的民主因素及世界民主进程越来越呈加速度之势。

    中共一直自欺欺人地吹嘘什么马列主义(共产极权专制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苏东共产专制极权阵营的轰然倒塌无情地击碎了这一弥天大谎。相反,整个人类的政治制度史,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约400年的政治思想史,以及始于美国建国的约250年自由、民主政体的实践和扩展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宪政之前的传统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还是希特勒纳粹或苏东阵营的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的新专制极权,或是继承了新极权并结合了数字技术的集极权之大成的后极权专制,都同样已经或必将败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恰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人类历经数千年血泪和失败才摸索出来的政治趋势和方向,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合法性缺失的困境对中而言共是先天内生的、致命的、无法克服的。马克思曾絮聒什么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这个臆断已被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实践而宣告破产,资本主义的劳资谈判、互让、妥协和全民的自由选举、定期选举和任期制等等自我完善机制持续地为政府更新着合法性;相反,倒是以苏俄为首的共产极权体制抱残守缺,固守暴力和斗争意识形态,引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全面失败和普遍人道灾难,导致合法性破产,最终自取灭亡。

    与自由、民主政治之前可以完全罔顾民生的传统专制相比,其势汹汹、看似无所不能和无远弗界的当代后极权主义专制内生着另一个与合法性缺失相关的深刻危机和悖论:为了给自己多少涂抹一层合法性,它不得不为国民的生存提供最低的秩序保障,不得不发展经济并运用现代科技,不得不发展教育、培养知识型劳动力,不得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进而不得不客观上促使民众启蒙、开悟、产生权利要求、主张自己的主人地位—民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不甘愚弄,越来越难以欺骗和驾驭。韩国的朴正熙和西班牙佛朗哥的军事独裁政权,以及苏东各共产极权政体的崩盘和转型,无不如此。一言以蔽之,当代后集权专制政体内在孕育着自我终结的基因。不妨借用一下马克思的那句著名臆断:后极权专制的独裁性与必须发展经济的内在矛盾使其政治制度自始不具有合法性,这一矛盾决定了专制政体孕育着自己的掘墓人人民大众,决定了其最终必然自取灭亡。

    中共后极权专制政体除面临政治合法性危机外,也面临着经济领域或者说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危机。出于对独立参选公民进行防范、围堵、迫害的相同逻辑,中共始终对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抱有深深的防范和恐惧。邓小平和中共在被动结束反人道、反人类的“文革”之后,面对民不聊生、濒于崩溃的经济,被迫对内恢复私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对外引进国际资本主义。然而,按中共的公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独掌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反民主、反人性极权意识形态,对内外资本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利用不过是1970年代末期为挽救其垂死的经济而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中共内心深处始终对内外私有资本高度警惕和防范,始终把内外私有资本秘定为潜在颠覆势力,这从中共一直在外资企业里以党委干预管理层正常经营,以及所谓的国计民生部门绝不对内外私营资本开放可见端倪。而今,中共自视在经济上羽翼已丰、内外私营资本已不再具有利用价值,即公然对内外私有资本痛下杀手,对内整肃、限制孙大午、马云等私营企业家,对外则束缚或逼破国际资本就范,尽管其靠倒卖农民土地而虚胖起来的房地产泡沫经济和中低端制造业根本就是外强中干,绝不像其自我感觉的那般强大。中共以阴阳两手对内外私有资本进行束缚、钳制的动因并不在于中共的经济果真已经足够强大,而是在于其挥之不去的政权丢失恐惧症,在于中共一直抱定私有资本是其敌对势力、终将撼动其政权根基的极权冷战意识形态。任由内外私有经济发展,自由、民主力量就必然继续同步壮大,中共极权必然终结;困死内部私有资本、逼走或逼迫国际资本就范,臆想着国有经济的所谓做大做强,中共必然在经济上困死自己,因为所谓国有实乃中共党有的国企、央企本质上是反人性、反自由、反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自主决策、反市场规律的,已被苏东中央计划体制的崩溃证明是低效甚至负效的,逆市场经济规律而强推国进民退,中共极权的自我终结同样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共的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困境。

    总之,中共对自由、民主的防范和围堵是系统、全面和一以贯之的,既对本国人民独立参选等争取自由、民主、宪政的行为以及能够产生民主要素的私营经济严加防范、束缚、围堵,也对体现着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国际资本划定苛刻的边界,更屡屡公开叫嚣反宪政、反司法独立、反新闻自由、反普世价值,藐视和挑衅整个国际民主、宪政社会。极权、专制是中共及其苏俄老大哥为代表的整个共产阵营的天性,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针锋相对、势同水火,中共对独立参选人的防范、围堵、骚扰、迫害是其反民主、反宪政本性的必然要求。把各种自由、民主要素扼杀于未萌,是中共秘定的策略。为此,法律、法治,尽管是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以及中共自己一直空喊着的法治,统统都要一脚踢开。

    毫无疑问,中共对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对它不可能永远抗拒自由、民主、宪政之现实,一定心知肚明。只是,作为古今中外极权、专制的集大成者,作为苏东崩盘后“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超大型极权、专制堡垒,除了对自由、民主死扛到底,中共别无选择,它的后极权、超极权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如此。至于还能死扛多久、还能苟延残喘几日,中共已经完全无暇顾及了。

  • 从严防公民独立参选看中共及其民主的伪善

    从严防公民独立参选看中共及其民主的伪善

     

    2021年10月中旬,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十四名北京居民(公民)包括三位“709”夫人王峭玲、李文足、刘二敏,集体公开参选北京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令中共惊恐失措,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媒体极大关注。当然,由于中共国赤色恐怖,十四位参选人的举动不会到中共官媒的关注,甚至连互联网自媒体也无法传播,与十年前江西新余女工刘萍等独立参选人被多家中共官媒报道及微博自媒体的人气关注判若云泥,昭示了中共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相同的是,十四位参选人像“新余三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一样享受了中共公安的高强度非法关注:传唤、盯梢、软禁、旅游、恐吓……

    由于地处北京,国际关注度极高,加之稍稍吸取了六年前颟顸发动“709”大抓捕最终却一地鸡毛、狼狈收场的教训—“709”操盘手傅政华魔头而今也成了中共自己的阶下囚用中共的口头禅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不会像2014年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那样,对这十四位参选人也抡起刑罚大棒。

    同时高调参选的还有年逾七旬的重庆著名异见人士韩良先生、清华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何志兰女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重庆、北京的中共公安和伪选举机构的非法阻挠

    与十年前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的参选一样,十四位居民的集体公开参选,以及韩良、何志兰的个人参选,直刺中共假民主、真专制的面纱,又一次强烈地将了中共一军,让中共反民主、反宪政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潮流,包括中共在内的整个共产极权阵营也不得不在各自的宪法等法律中冠冕堂皇地规定民主条款,即便最顽固的北韩家族独裁政权也不例外—北韩“创造性”地把“民主(主义)”、“人民”、“共和”三个最能体现民主、宪政的同义词杂在其国名中,尽管与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它既不民主也不人民更不共和

     

    试看中共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另看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条款,像中共更多的其他法律条款一样,像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所有官员一次又一次老调重弹的“郑重”承诺一样,像中共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悦耳动听说的比唱的好听!

    七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明白,而且也终于使很难理解中共所谓复杂“国情”的洋人渐渐明白了,中共是最善于、最擅长阴阳两手的,对他们的所有语言、文字最好理解,千万当不得真!明面肯定、暗中否定,笼统而抽象地肯定、明确而具体地否定,嘴上和纸上肯定、行动和行为上否定,当面肯定、背后否定等等两面手法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中共的话、对中共的法律、对中共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谁当真,谁上当,谁吃亏!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把中共的宪法和选举法当了真,被抓捕被判刑被迫害;“709”律师把中共的法律当了真,被大规模抓捕、被颠覆、被强判重刑;女律师张展把中共的上述条款当了真把自己的主人地位当了真,被抓被判被迫害;丁家喜、许志永把中共的法律和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国名当了真,同样被颠覆,同样的重刑显然也在所难逃;WTO和国际社会把中共的承诺当了真,被中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耍弄得晕头转向、满脸懵逼。

    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的宪法第2条、第3条实际上是这么写的

    第二条:中国的真实国名叫中共国,中共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共,中共国的人民不得独立享有或行使政治权力。

    中共国形式上和表面上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实质上的权力机关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命于中的各级委员会。

    法律的规定只是虚假幌子,人民不得果真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即构成颠覆中共政权罪。

     

    第三条:中共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是虚假的和虚伪的,集中才是真实的,集中的主体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一把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虚假的虚伪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必须受中共各级委员会操纵,中共各级委员会负责,如何选举选举谁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前暗中决定。

     

    中共为什么一贯如此这般地说一套做一套呢?这就不得不从专制政体的本性说起。

    一贯地说一套做一套,也就是撒谎成性、谎言起家和谎言治国,暴力起家和暴力治国,形形色色专制政体的本性,并非为中所独有。今天,中共的说一套做一套之所以显得格外刺眼和令人厌恶,在于专制政体在全人类已屈指可数,尤其是在苏联东欧共产极权集团土崩瓦解之后,中共已成为所剩无几的几个专制政体中的大哥,自然也就越发醒目。

    说中共是靠谎言起家的,不细数,看一看《历史的先声》和中共签署的入世协议就够了。

    像所有新老专制政体如皇权(王权)家天下以及苏俄东欧共产集团一样,中共是靠暴力起家的,中共政体中充满了暴力、蛮横、不讲理、不妥协、不让步的血腥基因。回看中的历史,无论是夺权前还是掌权后,满是血淋淋的场面,真真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饿殍万里,甚至在苏东阵营开始崩盘的1989年,中共仍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用几十万军队向天真无邪、满腔热血的学生开枪。暴力基因导致中共血债累累、罪孽深重,笔笔血债和罪孽是中共挥之不去的梦魇。

    谎言和暴力的罪恶之果,使得中共无时无刻不深深恐惧于失去政权,深深恐惧于一旦失去政权后被人民清算,进而深深恐惧于人民独立参选。这正是中共十年前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今天又阻挠、骚扰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的根本原因,也正是中共苦心孤诣对香港渗透、不遗余力摧毁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以掐断香港的民主和法治之风逐渐向内地扩的根本原因。

    人类自国家以来,经过数千年极其艰难探索,经历了无数次血腥杀戮,无数个帝王将相如过江之鲫轮回跳梁登场、次第谢幕陨落,在1776年美国立国1787年制宪后,终于创建了民主政体这一虽非完美却堪称最好的政体。经两百多年的扩散,民主已成为无可争议的普世价值,实质、直观地体现着民主的选票和选举制度已成为所有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在有国家以来90%以上停滞不前、恶性循环的漫长历史中一直夺取政权手段的暴力再也不能成为体合法性的来源了。

    靠谎言起家和治国,就必须防止谎言被揭穿,就必须绝对防止人民通过形式合法的选举成为议员(中共的人大代表)、行使权力。因为,一旦有不受中共操控的公民独立参选成功当选,中共权力垄断铁幕就开始被撕破,当选的议员就可能进一步成为行政官员,就会有更多的公民独立参并当选,中共七十多年来一直高度恐惧着的失去政权的危险就越来越大,中共长期靠谎言掩盖着的杀戮、迫害、饿死数千万人、“六四”镇压等等血债真相就会被揭露,中共残存的一点愚弄、欺骗底层民众的能力就会丧失殆尽,他们将会面临何种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于是,他们怎么可能不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进行迫害?怎么可能不对北京十四位集体参选人以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横加阻挠和骚扰?

    延安时期,中共为了收买人心,也曾进行过有限的、可称真实“三三制”选举,无党派者李鼎铭当选过政府副主席。只是,中共的这种选举实属权宜之计,昙花一现一旦暴力夺权成功,中共这种收买人心的表演也不再需要了,就再也不需要演一下哪怕是徒具形式的选举了。1954年中共制定第一部宪法不久,毛泽东、刘少奇就公开或半公开地宣称“我们不依靠宪法治国”、“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于是,中共公然对自己制定的宪法弃如敝屣,竟至敢于近二十年不召开哪怕是表演式的人代会,刘少奇也终因他自己的“法律是用来约束敌人的,不能束缚我们自己的手脚”而死于非命实在是绝妙的反讽!说刘少奇是他自己的死因之一,虽然残酷,却不失历史真实。

    与打压、迫害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与阻挠、骚扰十四位集体参选人及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出于同一逻辑,中共悍然发动“709”大抓捕、对苏州和福州公民的大抓捕、深圳大抓捕、对NGO长沙“富能”三子(程渊、刘大志、吴葛剑雄)的大抓捕、厦门案(丁家喜、许志永、常玮平李翘楚等人)的大抓捕、对张展等公民记者的抓捕等等不计其数的抓捕,无不是对公民行使主人权利、兑现主人地位的极度恐惧,以及对公民真正当家作主后其累累历史血债被曝光和清查的深深恐惧。

    同样的,中共指示李锐先生的第二任妻子张玉珍起诉李锐女儿李南央、企图夺回李锐日记,亦是为了掩盖其AB屠杀、陕北大杀戮、“六四”大屠杀等历史血债真相。中共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上演着《一九八四》的剧本。

    中共出于掩盖、毁灭其历史罪恶的极度焦虑而对公民社会、对民间各界的全面打压已至不可理喻的疯癫、邪魔、歇斯底里的境地,中共已不甘于把其防范、围堵和迫害之网局限于大陆境内,中共蓄谋已久地对香港法治和高度自治的摧毁就是这种歇斯底里症的发作。毫无疑问,自1997年香港被中共接收以来,关于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对中国大陆所能产生的影响,中共一定始终心存防范,并越来越高度防范、警惕和焦虑。特别是在2010微博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迅速普及以及内地-香港自由行开放后,内地与香港的联系越发紧密,香港完善的法治和民主越来越成为大陆民众的向往,中共越来越把香港视为向内地传播法治和民主的星星之火,越来越把香港人民视为可能与内地民众紧密联系、从根基上动摇其极权、独裁政体的心腹大患,必欲铲除香港的法治和民主而后快。中共言而无信,在香港强推虚假选举,拒不落实真普选,其阴险而不可告人的动机正在于此

    公民独立参选还从根源上拷问着中共体的合法缺乏合法性是所有专制政体的共性,而中共的合法性危机则是空前绝后的姑且不论中共1949年初次执政的合法性,1957年的所谓反右、1958年的“大跃进”及随后饿数千万人的大饥荒、1966-1976年的“文革”、1989年的“六四”屠杀,以及1990年代以来一起又一起的政治迫害案件和对数千万访民的民生迫害案件,早已使得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荡然无存。

    “历史终结论”倡导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教授认为,一个制度只有对更多的民众确立合法权威才能延续下去,但在整个民众中缺乏合法性并不意味着合法性危机迫在眉睫,而是说它存在着根本的、内在的、长远而言会危及其存续的深刻危机;在民众中潜滋暗长的合法性危机会通过各种途径(民众自己供职于执政党、军队、警察等公职部门的亲友等等途径)传导至体制内部,并最终一定会动摇一直是体制的各级受益者乃至最大受益者中坚力量核心群体,导致各级既得利益者直至核心群体对他们自己的体制都失去信心,如苏东共产极权集团的崩溃。独裁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及其最终崩溃的契机就是其核心、铁杆力量的内部危机,或曰内乱。毋庸置疑,中共的这种内乱完全是可以期待的。

    民主、宪政、法治思想以及独立参选人的选举行动从根本上刺穿了中共权这个共产极权政体最后老大哥的合法性面纱。中共从2012开始公开掀起“七不讲”、反宪政、司法独立等普世价值的逆流,表明中共自认其政体与民主、宪政的根本对立,公开宣告其长期高喊的法治、民主的虚伪性—那种于延安时期的、共产极权体制内在固有的虚伪性。

    为了粉饰其合法性,煞费苦心拼凑出空洞的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企图挽回其合法性丧尽之颓势。这一歪理邪说的实质是公开宣称其合法性来源于1949年前的暴力革命,图以它1949年暴力夺权的事实来强证其今天继续拥有合法性

    如前所述,中共如此自我赋予“合法性”的另一企图是要逃避它1949年以后特别是1957年以来的累累血债,强使国民接受它家天下一般永久的、万世一系的合法性。显而易见,中共这种所谓“历史形成的”之歪理邪说与皇帝、国王的权力私和家天下毫无二致,是永久的、万岁的、传之万世的,根本不需考虑1949年以后的民意,完全剥夺了1949以来直至今日全体中国民众的选择权、选举权。

    中共此种靠暴力、靠枪杆子和刀把子获得的“合法性”与靠选举、选票之宪政、民主程序获得的合法性显然势同水火。自人类进宪政、民主阶段后,除了民主政体即真正的、实质的、由公开而普遍的选举所保障的人民主权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政治合法性,非经自由、公正、真实选举及人民的自愿授权,绕开公民投票而靠暴力夺取的政权,都不具有丝毫的合法性。

    合法性及其来源问题,正是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以及此次十四位集体参选公民和韩良先生、何志兰女士所揭的要害问题,也正是一直使中共政权无法安的致命问题。面对这种中共视为根本性挑衅、寻衅、颠覆举动,中共只有一招,就是打压、迫害。

    在有国家以来五千年左右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段,人类一直浑浑噩噩地停留在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的政治蒙昧状态,政治智慧一直原地踏步直到西欧近代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人的政治智慧豁然开朗,才发生了质的飞跃,洛克、卢梭、孟德斯鸠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发现、创立了民主(人民主权、主权在民)、分权、法治、宪政的崭新政治理念和理论体系。紧随美国1776年率先建立经典的三权分立民主政体并在1787年制定实操性极强的宪法1789年法国大革命又在西欧拉开了近代民主、宪政政体的大幕,尽管法国大革命的跌宕起伏和高强度暴力一直为部分知识人所诟病,但它与美国革命相继为世界指明民主、法治、宪政方向,无疑厥功之伟。根据福山教授的研究,1790年,美国制宪三年后和法国大革命世界只有美国、法国、瑞士3个自由民主国家;1848年欧洲革命之际,全世界有5个自由民主国家,在美、瑞士之外增了英国、比利时、荷兰3,法国倒退为非民主国家;1900年全世界有13个自由民主国家,1919一战结束后一有19个,1940年二战期间倒退为13个,1960年增加为36个,1975年倒退为30个,1990年苏东共产极权阵营崩盘之际增加为61已故夏威夷大学教授鲁道夫.约瑟夫.拉梅尔(Rudolph Joseph Rummel)则给出了一个稍有差异的全球民主进程表:1800年有3个民主国家,1900年13个,1950年20个,1970年30个,2010年后约有130个。据英国《经济学人》发布的2015年世界各国民主指数,实行完全民主的国家有28个,实行部分民主的国家有52个,实行总统制或半总统制加议会制或共和制的混合政权36(混合 政权显然包含有民主成分)。对民主国家或民主指数的这三统计或评定都显示民主国家的数量各国政中的民主因素及世界民主进程越来越呈加速度之势

    中共一直自欺欺人地吹嘘什么马列主义(共产极权专制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苏东共产专制极权阵营的轰然倒塌无情地击碎了这一弥天大谎。相反,整个人类的政治制度史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约400年的政治思想史,以及始于美国建国的约250年自由、民主政体的实践和扩展史,无可辩驳地表明只有自由、民主才是唯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原则和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宪政之前的传统奴隶制或封建皇权(王权)专制,还是希特勒纳粹苏东阵营的斯大林、毛泽东、齐奥塞斯库的新专制极权,或是继承了新极权并结合了数字技术的集极权之大成的后极权专制,都同样已经或必将败于自由、民主政治。自由、民主政治恰如孙中山先生所言,乃“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人类历经数千年血泪和失败才摸索出来的政治趋势和方向,人心所向,势不可挡    

    合法性缺失的困境对中而言共是先天内生的、致命的、无法克服的。马克思絮聒什么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孕育着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个臆断已被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实践而宣告破产,资本主义劳资谈判、互让、妥协和全民的自由选举、定期选举和任期制等等自我完善机制持续地为政府更新着合法性;相反,倒是以苏为首的共产极权体制抱残守缺,固守暴力和斗争意识形态,引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领域的全面失败和普遍人道灾难导致合法性破最终自取灭亡

    与自由、民主政治之前可以完全顾民传统专制相比,其势汹汹、看似无所不能无远弗界的当代后极权主义专内生另一个与合法性缺失相关的深刻危机和悖论为了给自己多少涂抹一层合法性,它不得不为国民的生存提供最低的秩序保障,不得不发展经济运用现代科技,不得不发展教育、培养知识型劳动力,不得不提高国民的教育水平,进而不得不客观上促使民众启蒙、开悟、产生权利要求、主张自己的主人地位—民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不甘愚弄,越来越难以欺骗和驾驭。韩国的朴正熙和西班牙佛朗哥的军事独裁政权以及苏东各共产极权政的崩盘和转型,无不如此。一言以蔽之,当代后集权专制政体内在孕育着自我终结的基因。不妨借用一下马克思的那句著名臆断后极权专制的独裁性与必须发展经济的内在矛盾使其政治制度自始不具有合法性,这一矛盾决定了专制政体孕育着自己的掘墓人人民大众,决定了其最终必然自取灭亡

    中共后极权专制政体除面临政治合法性危机外,也面临着经济领域或者说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危机。出于对独立参选公民进行防范、围堵、迫害的相同逻辑,中共始终对民营经济和外资经济抱有深深的防范和恐惧。邓小平和中共在被动结束反人道、反人类的“文革”之后,面对民不聊生、濒于崩溃的经济,被迫对内复私有经济即民族资本主义,对外引进国际资本主义。然而,按中共的公有制为基础、无产阶级独掌政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反民主、反人性极权意识形态,对内外资本及自由市场经济的利用不过是1970年代末期为挽救其垂死的经济而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中共内心深处始终对内外私有资本高度警惕和防范,始终把内外私有资本定为潜在颠覆势力,这从中共一直在外资企业里以党委干预管理层正常经营以及所谓的国计民生部门绝不对内外私营资本开放可见端倪。而今,中共自视在经济上羽翼已丰、内外私营资本已不再具有利用价值,即公然对内外私有资本痛下杀手,对内整肃、限制孙大午、马云等私营企业家,对外则束缚或逼国际资本就范尽管其靠倒卖农民土地而虚胖起来的房地产泡沫经和中低端制造业根本就是外强中干,绝不像其自我感觉的那般强大中共以阴阳两手对内外私有资本进行束缚、钳制的动因并不在于中共的经济果真已经足够强大,而是在于挥之不去的政权丢失恐惧症,在于中共一直抱定私有资本是其敌对势力、终将撼动其政权根基的极权冷战意识形态。任由内外私有经济发展,自由、民主力量就必然继续同步壮大,中共极权必然终结;困死内部私有资本、逼走或逼迫国际资本就范,臆想着国有经济的所谓做大做强,中共必然在经济上困死自己,因为所谓国有实乃中共党有的国企、央企本质上是反人性、反自由、反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和自主决策、反市场规律的,已被苏东中央计划体制的崩溃证明是低效甚至负效的,逆市场经济规律而强推国进民退,中共极权的自我终结同样不可避免。这就是中共的经济(基础)的合法性困境。 

    总之,中共对自由、民主的防范和围堵是系统、全面和一以贯之的,既本国人民独立参选等争取自由、民主、宪政的行为以及能够产生民主要素的私营经济严加防范、束缚、围堵,也对体现着自由、民主、宪政等普世价值的国际资本划定苛刻的边界更屡屡公开叫嚣反宪政、反司法独立、反新闻自由、反普世价值,藐视和挑衅整个国际民主、宪政社会。极权、专制是中共及其苏俄老大哥为代表的整个共产阵营的性,极权、专制与自由、民主针锋相对、势同水火,中共对独立参选人的防范、围堵、骚扰、迫害是其反民主、反宪政本性的必然要求。把各种自由、民主要素扼杀未萌是中共定的策略。为此,法律、法治,尽管是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以及中共自己一直空喊着的法治,统统都要一脚踢开。

     

    毫无疑问,中共对自己的合法性危机,对它不可能永远抗拒自由、民主、宪政之现实,一定心知肚明。只是,作为古今中外极权、专制的集大成者,作为苏东崩盘后“硕果”仅存的最后一个大型极权、专制堡垒,除了对自由、民主死扛到底,中共别无选择,它的后极权、超极权本性决定了它只能如此至于能死扛多久、能苟延残喘几日,中共已经完全无暇顾及了

     

    2021年10月中旬,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十四名北京居民(公民)包括三位“709”夫人王峭玲、李文足、刘二敏,集体公开参选北京区、镇两级人大代表,令中共惊恐失措,也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华人媒体极大关注。当然,由于中共国赤色恐怖,十四位参选人的举动不会到中共官媒的关注,甚至连互联网自媒体也无法传播,与十年前江西新余女工刘萍等独立参选人被多家中共官媒报道及微博自媒体的人气关注判若云泥,昭示了中共政治局势的急剧恶化。相同的是,十四位参选人像“新余三子”刘萍、魏忠平、李思华一样享受了中共公安的高强度非法关注:传唤、盯梢、软禁、旅游、恐吓……

    由于地处北京,国际关注度极高,加之稍稍吸取了六年前颟顸发动“709”大抓捕最终却一地鸡毛、狼狈收场的教训—“709”操盘手傅政华魔头而今也成了中共自己的阶下囚用中共的口头禅就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中共不会像2014年对刘萍、魏忠平、李思华那样,对这十四位参选人也抡起刑罚大棒。

    同时高调参选的还有年逾七旬的重庆著名异见人士韩良先生、清华大学附中退休教师何志兰女士,他们也同样遭到了重庆、北京的中共公安和伪选举机构的非法阻挠

    与十年前刘萍、魏忠平、李思华的参选一样,十四位居民的集体公开参选,以及韩良、何志兰的个人参选,直刺中共假民主、真专制的面纱,又一次强烈地将了中共一军,让中共反民主、反宪政的本来面目暴露在世人眼前。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民主席卷全球,成为世界潮流,包括中共在内的整个共产极权阵营也不得不在各自的宪法等法律中冠冕堂皇地规定民主条款,即便最顽固的北韩家族独裁政权也不例外—北韩“创造性”地把“民主(主义)”、“人民”、“共和”三个最能体现民主、宪政的同义词杂在其国名中,尽管与所有的共产极权国家一样,它既不民主也不人民更不共和

    试看中共的宪法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

    再看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

    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另看中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述条款,像中共更多的其他法律条款一样,像中共从最高层到最低层的所有官员一次又一次老调重弹的“郑重”承诺一样,像中共毛太祖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一样,悦耳动听说的比唱的好听!

    七十多年血淋淋的历史不仅让中国人明白,而且也终于使很难理解中共所谓复杂“国情”的洋人渐渐明白了,中共是最善于、最擅长阴阳两手的,对他们的所有语言、文字最好理解,千万当不得真!明面肯定、暗中否定,笼统而抽象地肯定、明确而具体地否定,嘴上和纸上肯定、行动和行为上否定,当面肯定、背后否定等等两面手法不一而足。总而言之,对中共的话、对中共的法律、对中共国际社会的承诺,是当不得真的!谁当真,谁上当,谁吃亏!刘萍、魏忠平、李思华把中共的宪法和选举法当了真,被抓捕被判刑被迫害;“709”律师把中共的法律当了真,被大规模抓捕、被颠覆、被强判重刑;女律师张展把中共的上述条款当了真把自己的主人地位当了真,被抓被判被迫害;丁家喜、许志永把中共的法律和中共的“人民共和国”国名当了真,同样被颠覆,同样的重刑显然也在所难逃;WTO和国际社会把中共的承诺当了真,被中的言而无信、背信弃义耍弄得晕头转向、满脸懵逼。

    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的宪法第2条、第3条实际上是这么写的

    第二条:中国的真实国名叫中共国,中共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中共,中共国的人民不得独立享有或行使政治权力。

    中共国形式上和表面上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但实质上的权力机关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听命于中的各级委员会。

    法律的规定只是虚假幌子,人民不得果真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否则即构成颠覆中共政权罪。

     

    第三条:中共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但民主是虚假的和虚伪的,集中才是真实的,集中的主体是中共的各级委员会及其一把手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虚假的虚伪的民主选举产生,民主选举必须受中共各级委员会操纵,中共各级委员会负责,如何选举选举谁由中共各级委员会提前暗中决定。

  • 北京14名独立候选人联合声明

    自10月15日发表《独立候选人联合宣言》以来,有10名独立候选人被警察死看死守。

    有的被警察带到派出所喝茶;

    有的不让离开居住的小区;

    有的深夜被警察从家里带走旅游;

    有的遭到乡政府强拆威胁,还被警察限制自由行动;

    有的被警察威胁不许出门,遛狗也不行。

    所以,这10名独立候选人只能被迫取消选举宣传活动。

    还有三间房派出所、十八里店派出所、景山派出所的警察向我们发出警告。

    有的说:北京市公安局已经针对你们选举的事成立了专案组,两个月后就知道结果了;

    有的说:你们的事已经定性了,这次危险了;

    有的说:那个叫野靖环的,你们最好离她远点,别搞在一起,小心把你们带偏了!

    我们14人经历了1998年的新国大案、2011年的拆迁案、2015年的709案,共同维权的经历让我们走在一起。我们一直都是依法维权,经历了无数的诉讼程序。但是,任何的诉求都没有得到解决。所以,才开始找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向政府及有关方面反映问题,但是根本见不到人大代表。这就让我们有种愿望,我要当人大代表,要让社区的街坊四邻,让选民能随时找到我们,我们愿意替老百姓说话办事。

    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第三次的独立候选人参选行动,虽然不像2011年第一次被人民警察暴力镇压、也不像2016年被人民群众暴力镇压,但是,这次却让我们感到了恐惧……

    在这样的恐惧和压力之下,为了我们14人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我们宣布停止独立候选人的参选行动。

    北京14名独立候选人:野靖环,杨凌云,王峭岭,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起增,李文足,朱秀玲,刘二敏。

  • 能否独立参选是真假民主的试金石

    10月15日,北京地区野靖环、杨凌云、王峭玲、王秀珍、周秀玲、刘秀贞、张善根、范素君、郭树梅、李海荣、郭启增、李文足、朱秀玲和刘二敏等14人。其中女性12人,男性2人,公开对外宣布将独立参选2021年秋季5年一换届的北京地区人大代表。表达了公民践行宪法赋予选举与被选举权利的决心。也考验着中共当局对外宣称的所谓民主选举真假的实质,值得观察!

    民主是个系统性工程,包括选举、授权、监督、罢免、轮替等等环节,而选举是民主最基本也是先决性条件。一个国家是否实行着民主制度,该国家公民能否自由而无障碍地独立参与选举,是验证是否存在民主选举的试金石。因此,本次北京地区14名公民宣布独立参选人大代表,本身具有验证中国人大代表是否真存在民主选举的指标性意义。举国乃至世界皆拭目以待、

    北京14名独立候选人联合宣言表示:我们14人是长期生活在最基层的公民,我们深感普通百姓与政府、人大、法院、检察院等部门沟通的困难。我们经常通过各种渠道寻找人大代表,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们向政府及有关方面反映问题。但是我们根本见不到人大代表。2021年秋末,五年一次的区县人大代表换届选举就要开始了。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我们要当人大代表!要让社区的街坊四邻,让所有的选民都能随时找到我们,我们愿意替老百姓说话、办事,请本区选民投票给我们。让我们有机会在代表的岗位上,忠实地代表选民的意愿履行职责!人大代表人民选,选好代表为人民!2021年10月15日

    北京14名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人士的联合宣言掷地有声,引起社会广泛关注。这本身说明在中国当下独立参选人大代表不是件普遍的事,而是较罕见而让人瞩目的事。之所以引发这种瞩目,其中重要原因是参选人大代表已经是件高风险的活动,不仅获选机率极低,而且随时可能面临各种阻扰,甚至失去自由,陷身缧绁。

    1949年中国大陆易主之后,国民就没有见到过真正意义上的选票,也没有看到真正意义上的候选人,更没有听到过那些所谓候选者的竞选宣言。文革之后,国人深感民主对一个国家避免灾难的重要,从而上世纪80年代初高校推开了竞选人大代表,涌现出了一批如胡平、王军涛、李克强、张炜、张祖桦先生等等真正由选民投票选出的代表。但是,很快这种选举就在高校戛然而止。虽然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仍然有极个别地区的极个别人,如湖北随州的姚立法先生,侥幸参与并赢得选举外,全国基本消失了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参选人。再到后来胡温时期,才又在一定程度尝试推开基层选举,故而有北大博士许志永先生的独立参选并当选。近年来,中国大地这种公民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的情况已经日益稀缺,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参选已经成为高风险的事。

    中共十八大以来,随着党管一切推行,人大代表选举愈加成为党操控的活动,独立参选并获选已经成为侈谈。不仅如此,因为独立参选而被拘押入狱事件屡屡发生,简直成为了独立参选人的宿命。面对这种情况,今天北京14名公民公开宣布独立参选,的确有逆流而上,敢对艰难的勇气与担当。令人敬佩,值得鼓掌!

    日前,中共党书记习近平在出席10月13日至14日召开的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说“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关键在于是不是真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要看人民有没有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政治规则,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真正得到了执行;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序是否民主,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民监督和制约。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这是中共最高领导对民主的最近说词,而这种说词是否真实得到落实,显然北京14名独立参选人能否顺利参与选举,能否无障碍得到宣讲自己的观点,而广大公民能否无阻碍地依照自己意愿投票,也就是能否真正落实公民选举与被选举权,就是检验今天中国是否存在真正民主的试金石。试想,如果连一个公民的独立参选都面临阻碍与危险,那就没有最基本的被选举权,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民主可言。那样一来,别的一切对民主耀眼的解说,就都是空谈,就难辞欺骗之嫌。

    中共党魁们历史上在延安夺权时期,曾写出过讲出过世界最炫目的民主言词,后被学者汇编成《历史的先声》,但是后来夺得政权却做出了世界最专制的事,造成民族历史最大的灾难,甚至将汇总这些党首言说的《历史的先声》都列入禁书,可见对民主上的恐惧与欺骗。今天,中国是否真正能开启一个现代文明的民主历程,那就让世人通过北京14名独立参选人的进展情况来予以验证吧。

    民生观察 2021年10月16日

  • 独立记者李泽华被警方上门抓走

    【民生观察2020年2月27日消息】本网获悉,2020年2月26日晚10点左右,前央视CCTV7频道主持人李泽华,因关注武汉疫情并在Youtube发送视频,被警方闯入武汉的住所抓走。

    李泽华在Youtube的频道记录:2月16日李泽华前往武汉百步雅亭社区和武汉软件职业工程学院进行实地采访、2月21日李泽华报道武汉天价招聘搬尸工、2月25日李泽华前往武昌火车站地下停车场采访外地滞留武汉的务工人员、2月26日李泽华在武汉的公路上开车,被疑似国安人员尾随追捕,李泽华一边开车一边发视频向网友求助。

    2月26日晚10点左右,李泽华在与门外不明身份敲门人一段时间对话之后,被强行闯入居所搜查,视频中断,疑似被中共国安带走。

    网上流传着李泽华在被抓前的一段慷慨陈词:我,李泽华,今年25岁,我也想像柴静一样能够去到一线,能够在04年那样的舆论环境下,做出《北京抗击非典》那样的片子,或者说在2016年做出《苍穹之下》被全网封杀,我认为那是有价值的。如果门外的那几位大汉们,你们上过中学的话,当然你们上过。一篇鲁迅的文章叫《中国失去自信力了吗?》,里面写过这样一句,我一直奉为圭臬,‘鲁迅说,咱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为民请命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就有舍生求法的人,这才是中国的脊梁,我不愿意吞炭为哑,我也不愿意闭目塞听…….’随后,视频被人强行中断,李泽华被强行带走。

    据悉,95后的李泽华毕业于某传媒大学,此前为央视CCTV7频道主持人,辞职后做自媒体“不服TV”,近期以独立记者身份前往武汉,报道“武汉肺炎”疫情的真实情况。

    因独立报道武汉疫情,李泽华已不是第一个被抓的人,今年2月初,中国当局逮捕了两名中国记者陈秋实和方斌,以及两名政治评论人士郭泉和许志永,另外将许章润软禁。还有更多的公民、维权人士因关注和转发肺炎疫情而遭到警方的约谈、警告、骚扰、传唤、拘留等。疫情当前,中共不是放开公民言论自由,让信息透明化,在最大程度上控制疫情,反而加大言论审查和打压。

    24日,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发表声明说,只有完全的信息透明才能阻止使危机加重的谣言蔓延。该组织呼吁中国政府停止阻挠记者对疫情的报道。该组织说,中国当局继续审查有关疫情的某些信息。该组织呼吁中国释放被拘押的记者和评论人士,“让媒体做好报道工作,不要设置人为障碍”。

    此外,61名国际学者周六(22日)在致习近平的公开信中指出,言论自由的丧失导致中国预警机制失效,令新冠病毒如入无人之境,造成极惨烈的次生灾害。事件激起中国人民广泛愤怒,呼吁言论自由已是中国的强烈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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