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年的新年献词都是大时代的记录。很多人对新年献词的记忆都停留在由《南方周末》开启的1997年。事实上中国媒体新年献词的历史开始得比我们想象的更早。如在1916年，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新青年》杂志的新年献词就这样写道：“当此除旧布新之际，理应从头忏悔，改过自新。一九一五年与一九一六年间，在历史上画一鸿沟之界：自开辟以讫一九一五年，皆以古代史目之，从前种种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后种种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反映与旧时代、旧生活决绝的激烈态度。
自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后，中国媒体全面沦陷，新年献词歌功颂德成为唯一标准。好在自媒体的流行使新年献词记录时代的功能并没有丧失，即使面临着种种限制，仍然有众多倔强的声音不折不挠地向公众传递真实的情感，全然不同于官方“献词体”空洞的叫喊。真正的新年献词，当然已经不见容于这个党掌控一切的时代。我们在这里收录了民间一部分在新的一年比较有意义的表达声音。
著名网络作家王五四在微信公众号“新新默存”发表后来被当局删除的文章《2025新年悼词》，文章说，每年的这个时候，很多媒体都要写新年献词，去年我写的是新年悼词，因为我觉得“献词”这两个字，太积极向上太喜气洋洋甚至有些太谄媚得意……，这些年大家过得并不好，这种不好是在形势一片大好之下的不好，是大局正好之下的小我不好，是无人问津还要遭人白眼的不好，是垂头丧气没有盼头的不好，是不能说不好的不好。国有难，不献词，所以我坚持用“新年悼词”，甚至新年的新，也显得那么刺眼。
王五四的文章说，这两年有不少人在批评《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包括我，认为它写的越来越空洞无力，不似从前那般给人鼓舞、希望和温暖，甚至有人认为它不应该再写献词，我倒觉得没关系，应该继续写，写成媒体衰落和衰败的写照，一直写到一个时代的消亡。当年它带给我们的那些温暖和希望，所呈现出来的勇气和力量，现在回头看看，也仅仅是我们自我陶醉和意淫出来的幻觉。它最能读懂中国，它不再能读懂中国，它从未读懂过中国，它假装读懂中国，这不就是中国媒介发展史的缩影吗？这不就是最真实的中国和国民心态吗？我们总是习惯于在困境之中寻找希望，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这希望分两种，一种愚蠢，希望大救星出现，一种残忍，希望那些替我们牺牲的人出现，不论哪种希望，最终只是错付了，这也算是一种报应吧。
王五四的文章认为，2025年会是转折的一年，虽然变化早几年就开始了，但是大众的心理感受是延后的，大众的生活开始动荡不安也是延后的，2025年是图穷匕见也好，是水落石出也罢，我们要做好巨轮撞上冰山的准备，这种准备只能是心理准备，因为其他的准备基本来不及了，该上岸的都上岸了，该换船的也都换好了，剩下的都是同一条船上的蚂蚱了，不论是头等舱一等舱还是二等舱的乘客，都只能靠上天的眷顾活着了，所以平时还是要多与人为善多做好事。对庞然大物的批判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它就赤裸的矗立在你的面前，毫不遮羞，毫不掩饰自己的无能与残忍，大家都看得见，都感受得到，对它的批判，除了能留下点历史痕迹，几乎没有任何现实价值，它的历史结局也早已注定。
著名网络作家李承鹏在其微信朋友圈发表文章《2024年度总结》，文章说，这一年，流行不生孩子，却流行开车撞学生，流行企业家被“远洋捕捞”，还流行殡仪馆盗取尸体骨头卖给医美做假牙、假鼻梁，这像一个倒霉蛋从出生到死亡的浓缩一天，所以这一年并无新意，只是加剧悲凉版的“出生，活着，死亡”。《1984》的结尾：他再也不会跑了，也不会叫喊了。他又回到了仁爱部，所有的罪行都得到了党的宽恕，他的灵魂洁白如雪。我们的2024年，像一朵卑微的雪花嗖地在脸上融化，快得甚至没感到一丝凉意。
李承鹏的文章说，维稳仍那么优秀，北京昌平迅速拆除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城的雕像，在每条大街都有失业人口的时节，可不能让某个失意人抬头就找到了人生偶像……其实不必拆，国人忍受力是地球所有物种中最卓越的，一个网友精彩评论：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也不是每天都这么长时间去觅食，放眼整个动物世界，都没见过像咱这族群一样每天外出觅食十几个小时的。那个精神病时代又回来了。说起精神病，云南那个冲上台揭露学校不修缮破旧学生宿舍却修建安娜草堂的学生，被精神病了。控告辅警猥亵的李某雪，两度被精神病。一个上访户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帮他喊冤的老母亲也送进去了……整个国家就是的一个精神病院，不配合的就是精神病。
李承鹏的文章认为，当孟加拉青年上街抗议，韩国青年上街阻止总统戒严，中国大学生排了二十公里长队骑车去开封吃灌汤包，竟也引得我们这些自由派群情振奋，觉得青年可贵，未来有救。大家忘了这些被高浓度洗涤精反复清洗过的年轻大脑，底色和上一代上二代没什么不同，脑回路里只写着四个大字：“标准答案”。每一年都毕业1000多万大学生，密密地走向大街，他们有的穿孔乙己的长衫，有的抗日，有的怀揣利刃，有的坚信牛顿抄了《永乐大典》……这，就是未来。不要相信青年救国，别以为00后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他们很快就不骑单车去吃灌汤包，而是骑电瓶车满大街抢单。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微信公众号“水木网络法学”发表文章《我的2024，学会重新出发》，文章说，过去的2024年，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一年。就自己的职业发展来说，从一切很顺到几乎事事受挫，表面原因似乎是我在公共领域表达了一些与主流相背离的意见，实质则是由于不合于时代的主旋律。我并没有变，只是时代的基调变了。当时代的基调与个人的价值结构不相契合，那种格格不入的摩擦，让人不可避免地陷于钝性的疼痛与无奈之中。
劳东燕的文章说，疼痛并不尖锐，无奈也还不至于到绝望的程度，但由于过程漫长，很容易消磨个人的意志。身在局中，这样一种持久而看似终点漫漫的消耗，会让沉沦产生莫大的吸引力：选择沉沦不再坚守自我，就能迅速消除格格不入的痛苦，类似于在唐诘诃德与风车的战斗中，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不如索性就缴械放弃。过去的一年，最大的欣慰便在于，与法学圈之外的交往，让我发现不同领域的人们对社会有着相似的关心，并且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自己的努力；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星星点点的微光，正是未来的希望所在。
作者木蹊在微信公众号“阅后即瞎”发表文章《写给2025：墙破之处，就是旷野》，文章说，南方周末2025的新年献词标题叫《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献词不比严世藩写得差。但华丽辞藻，往往颠倒了现实的悲欢。有没有一种可能，日益进化算法，正在定义普通人的活法？从你掏出手机付款的那一刻，你的隐私，你的活法，就在被算法跟踪、引导、定义。人世间，有着很多靓丽光鲜的诱惑，也有很多种草打卡的软文。但当你掀开袍子后，就会发现：袍子下面写满了罪恶和残忍。
作者熹华君在微信公众号“曹教授”发表文章《媒体千篇一律的新年献词缺乏常识》，文章说，2025年元旦已至，打开手机，听到看到的是各大媒体的新年献词。这些新年献词，占据各大媒体最显著位置，冲击你逃无可逃的眼睛，让人躲也躲不掉。媒体千篇一律的陈词烂调，变成同一张死板的面孔，年年重复的献词结构，散发百多年前已经废除的科举八股味。就是好不容易积攒的几句网络新词、新梗，生搬硬套放在新年献词里，也多是笨拙的讨巧卖乖。更多的，不像辛弃疾一样自嘲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为赋新词强献词。
熹华君的文章说，一年来，燃气事件、盗卖尸骨、男县委书记、体育场撞人……，一个个事件发生时，本应是媒体引导舆论、凝聚共识、促使社会更加进步完善的时机，让人痛心的是，各大媒体不约而同集体玩消失。媒体没有学会在重大事件怎么发声，而是到了新年一个个出来献词。但读完若干献词，也真的令人遗憾。因为，几乎所有献词缺乏基本常识，基本缺乏中国这个国度一直倡导的常识。一个人最大的运气就是国运。所以，媒体千篇一律的献词需要常识。唯有常识，才能让一个国家生生不息。
作者老萧杂说在微信公众号“老萧杂说”发表文章《本号无新年献词》，文章说，饯旧迎新，照例是要说点什么的。时局艰虞，命运惶惑，精神逼仄。面对混沌扰攘的现实，我们都处于一种无以言说的精神困境中。有智识者说，这几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里来，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百姓的希望感——人们对未来需要一个明确稳定的预期。回避这些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净说些富含玄学色彩和神棍气质的祝福话语，不免显得浮薄和廉价。假装深度思考，假装人文关怀，假装洞悉时势，假装先见之明，众多媒体的这类新年献词，则无异于新年献丑。本号无新年献词。
老萧杂说的文章说，在时代的日益匮乏与紧张中生存，无数的人正在或将面对人生沉浮，寻常百姓甚或是直线下坠。营营役役，日苟月苟，跌跌撞撞走到年终岁尾，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如果不能给予人们精神上的实在指向，不如让其拥有一个逃离精神规训的喘息片段。
社会被抽空了多元性，期望与现实的断裂而造成的焦虑和身份迷失，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面对无法拒绝的精神困境，人们仍会寻找精神的高度，找出一条突围之路。新的一年，会有转机和希望吗？
中国人权律师团发表《每于寒尽觉春生——2025年中国人权律师团新年献辞》，回顾了这一风雨如磐的十年，并重申对正义与人权的坚定承诺。献辞描述近十年以来，法治状况的持续恶化，“但我们已经听到了海潮的声音，也一定会看到自由的一天”。整个中国大地，在喧嚣的中国梦里，步入前景暗淡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过往十年的人权倒退，并不一定能在2025终结，但当所有人越来越明白问题的症结，离问题的解决也就越来越近了。”
中国人权律师团的献词对《监察法》修正草案中的各种强制措施表达担忧，指出当局日益严厉的监控措施迫使民众处于没有可预测性的危险境地。献辞提到香港“四十七人案”的审判，熄灭了华人融入世界文明的最后希望。献辞满怀信心的希望每一场寒冬终会迎来春天，“每于寒尽觉春生，守得云开见月明。”“那美好的仗，如果没打，可以歇歇，如果没胜，不在一时。以我们自己坚守的方式，美丽的活着，灿烂的绽放，就是对极权最大的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