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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2023年2月9日消息】近日，湖北省宜昌市异议人士石玉林前往湖北随州探望友人刘飞跃，遭宜昌、随州两地国保监控、调查、警告，石玉林回到家中后被宜昌国保警察入户问询探访经过，并再次警告“以后出远门要向国保警方‘打招呼、批准’”。

据石玉林所述，2月7日，他送孩子去武汉上学，顺道去探望一下湖北随州友人刘飞跃。刘飞跃因长年持不同政见，并创办公民维权网站《民生观察》多年，后被中共独裁专制政权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自去年出狱后，石玉林一直想去探望刘飞跃，但宜昌国保一直非法阻止其前往，侵犯其探亲访友的公民权利。

此次前往随州，石玉林与刘飞跃见面后相互问好，在刘飞跃家附近的一家饭店共进晚餐，俩人就当前的时政以及个人生活工作问题做了私人交流。当晚约8点30分左右，石玉林和孩子告别刘飞跃前往武汉。

2月8日，在武汉将孩子安顿好以后，石玉林开车返程，下午3多钟时，到达湖北荆州不同政见者唐荆陵律师老家附近，因几年没去了，记不清唐律家的具体位置了，后向当地一位村民打听，居然问到了具体地址，找到了唐律的家。

到唐律家后，只有他的老父亲一人在家。从其父亲口中得知，唐律几天前刚刚去了武汉岳父母家。石玉林与唐父告别后离开。

8日下午约4点30分左右，石玉林开车返回到宜昌家中。刚刚回家约5分钟时间，宜昌市西陵区公安分局两名国保警察就找上门来。

石玉林知道自己长年被非法监听、监视、稳控，什么都躲不过政治警察的监控，便直接对国保警察说：“你们已经知道我这次出门了吧！知道我去看望刘飞跃了吧！”一名国保说：“就是为此事找你”。石玉林说“我认为探亲访友是公民合法权利，看望老朋友刘飞跃并不违法”。

警方说：“早就告诫你，出门探访朋友（主要指不同政见者）必须提前向国保警方“申报”，经警方同意及陪同下，才能出行，否则你就会有麻烦。你此次未经“报告”擅自出门去探访刘飞跃，刘飞跃辖区的随州市国保警方很不高兴，原本是要抓你、扣留你的，后因其他原因才没有抓你，你真的很危险，即便你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孩子上学着想……现在讲讲你探望刘飞跃以及去唐荆陵家的经过吧！”

石玉林认为自己探望朋友并不违法，就如实的讲述了整个探访过程，最后被国保警告，“你自己去看望朋友，不怕被抓被判刑就算了，可别影响你儿子上学。以后再出远门一定要“打招呼”，不然可能会被外地警察抓人、扣押，我们又要出警处理。”

石玉林回答：“我出远门如果和你们打招呼，你们基本上就不会让我出门，我如果不自行出门的话，就一直没有机会出门。我是一个合法公民，又不是犯罪分子，你们凭什么不让我出门，如我有违法犯罪行为，你们大可以抓我。一年到头几乎大部分时间都是敏感期，长年都不让我出门看望政见相近的朋友，你们这种做法侵犯了我的合法权利。”

据了解，多年以来，石玉林曾有多次访友，被宜昌警方强行抓回当地，并且被传唤、调查、做笔录，还有数次被拘禁处罚。其中有一次，石玉林前往武汉看望老师秦永敏，被武汉警方通知宜昌警方，宜昌警方等3-4人开车前往武汉，将石玉林从秦永敏家中带走并拘禁数日；再一次是，石玉林前往上海看望不同政见者李化平、杨勤恒等人，被宜昌国保警方一路跟踪，且在石玉林途径苏州一旅馆中抓走，后被连夜驱车抓回宜昌市传讯、拘禁。还有一次，石玉林准备到内蒙古去探访被精神病人罗贵莲，但在武汉火车站候车时，被两名国保警察及一名街道办领导强行带回宜昌市，禁止他购买途径北京市的火车票，说是上级有要求，不准石玉林进入敏感的北京市。

据悉，石玉林，男，湖北省宜昌市人，因持不同政见，长年被当地国保非法监控维稳，被国保多次警告不准离开宜昌市。曾因在网上发布维权消息，被国保传唤、约谈、殴打以及关黑监狱等。

【民生观察2022年9月21日消息】近日，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冤民郑玉林，在临时法庭开庭时被绑架，之后软禁在宾馆，领导要求她这个月不去北京上访，在网友关注和声援下被放出，目前家门口停了两辆车，有多人看守限制其出门。

2022年9月15日下午3点，郑玉林因房屋被侵害一案在襄阳市襄城区人民法院开庭，该法院借装修之名，故意将已在传票上订好的地点临时转至富芙路兴鸿祥人力资源处设了三间摆设法庭，庭内上墙挂着一块国徽，地上只有桌子，凳子，原被告桌子只有一人左右宽，无法庭应该具备的庭审设施，录像，电脑，临控，法官钱丽在啥都没有的情况下，直接要开庭，也不作法庭调查。

郑玉林举手当面申请要其儿子方棱坐到代理人席位上，可法官不准，郑玉林又申请要求换个能具备开庭条件的法庭或改日再开庭。钱丽法官逼问说：郑玉林你说今天不开吗？改日就没有开庭机会了，后果你自己承担。郑玉林说：你是法官啥法都懂，你觉得今天这法庭有具备开庭的条件吗？能对得起上边挂的国微吗？

郑玉林说：“被告有3个单位的人15人以上，还不让我儿子进，说疫情不许旁听，就这样钱法官说联系换法庭。结果换了几十人进来，在临时法庭里，把我和我儿子方棱再次绑架，交到武镇灵溪社区郭文海的手上。”

随后，郑玉林母子被关在灵溪社区一直等到天黑，俩人再被押上车关押到武镇新苑宾馆4楼8898房间。期间郑玉林发了位置以及求救信给很多朋友，母子俩被关在宾馆的最里边，看不到外边的人也喊不到处边人的房间，背后很远没有人家，被杀死恐怕也没人能发现。

吃饭后，社区书记郭文海来找郑玉林说，要求她这月不出去，给她个万儿八千的。郑玉林说，“去年6月19日在襄阳你们把我的手机抢走弄坏了，价值3800元，共3部手机证据全删了、手机背壳的几张发票，以及被你们抢走的一枚金戒指要归还给我。”

郭文海听后大发脾气，有想打郑玉林的样子，看一下她儿子在身边，又再说给她解决万儿八千的话。郑玉林说：“我要的是依法依规解决我儿子方棱的冤案，以及政府行政行为违法建造公厕要追责的事。”随后，郭文海溜了。过了一会儿又一工作人员说领导不来了，跟郑玉林说，房间已开好你是走是住你自己选择。

郑玉林母子听后马上离开这里回了家。郑玉林称：“这要多谢朋友们的关注，我才能被迅速放出。感谢大家的帮助！”

郑玉林表示，“襄阳市襄城区法院法官钱丽与坏人为伍不配穿法袍，亲眼看见土匪闯入法庭将我绑架，还有前天我去检察院要回复不给的领导、市政市官员以及邮政局领导们，被告证人一个也没有，这就是我郑玉林反映诉求10年无果的原因，我所有的案子全是她造假，制造冤案不给立案,不给回执，不给复印卷宗。”

目前，郑玉林母子虽然已经回家，但大门外停了两辆车，有多人看守她们，并限制其自由外出。

据悉，郑玉林是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人。2002年郑玉林从麻纺厂下岗，一直在深圳打工，抚养一对儿女，后又与丈夫离婚。2012年6月，武安镇政府修公厕，因处理不当，粪便往郑玉林家中倒流，而邻居雷茂清、张见喜修房子，又挡住了郑玉林家的出路，致使一家人根本无法居住。郑玉林因此上访，但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

2014年元月17日，郑玉林与儿子要求邻居修房子离自家门隔点距离，邻居叫人暴打郑玉林一家，但警察却将郑玉林一家人抓进派出所，说是郑玉林的儿子打人致伤，说是承认了就放其出去，还逼迫郑玉林承认是儿子打伤了人。因为不承认打伤了人，郑玉林的儿子被非法拘禁了40天。出狱后，郑玉林的儿子被作为坏人找不到工作，因此神经兮兮。

郑玉林在当地层层诉求反映问题，不但得不到解决，反而被打压、拘留、判刑、关黑监狱，无奈之下只好进京上访。

2014年10月24日，郑玉林带着年仅12岁的女儿到北京上访，25日在天安门与众多访民被警察带往派出所的时候，被又推又搡，被推倒在地后遭人踩踏，右脚被踩伤骨折，后被带往九敬庄。当地政府在截访中，郑玉林母女又遭遇黑保安殴打，途中不准说话，不准上厕所，稍有不从，就拳脚相加。到了襄阳，黑保安将母女拖下车子便扬长而去。郑玉林忍着剧痛，到医院拍片，说是骨折，但因为没钱，郑玉林不敢住院治疗，只好回家听天由命。郑玉林哭着对人说：“现在政府太黑了，我们老百姓没有了活路。”

2017年3月3日，郑玉林在北京火车南站出站口被襄阳驻京办人员劫持。3月4日凌晨1点左右，郑玉林被拉到湖北省宜城市，抛弃在荒无人烟的刘猴南界山，她的手机和身份证被抢。后她又被早已埋伏在那里的人棒打脚踢，从山坡上摔下来。天亮后郑玉林爬上公路，求路人报警后被带到派出所才获救。

十几名辩护律师赶往广西的原因，是刚介入辩护不过半个月，便同时接到了玉林市中级法院的电话：“本院已经决定不开庭了，赶紧提交辩护意见吧。”

该法院立案也不过半个月，有的辩护律师还没有提交辩护手续，有的还没有到法院阅卷，有的刚拿到卷宗还没有完成阅卷——500多本卷，几十个G的视听资料，法官在半个月内不可能都看完了。并且，法官手里的卷宗也不完整。

看来是要未审便判、维持原判了。因为此案早在侦查阶段，玉林法院刑庭的法官就参加侦查工作、与侦查人员联合办案了。

9月21日晚，律师们抵达广西玉林。此行的目的：一是会见，二是阅卷，三是与承办法官交流案件的程序问题，四是要求相关部门纠正玉林中院的严重违法。

玉林市看守所会见，律师会见难+被告人被酷刑

9月22日，阵雨。一大早，我们便来到了玉林市看守所，因为没有网上预约通道，律师们只能按先来后到的顺序办理会见。看守所只安排5位律师进入会见，门卫也是实在人，反复说：7间律师会见室，2间留给警察提审用，只允许5位律师进，其他的律师要原地等待。

繁杂的程序办下来，经过多间讯问室后，是律师会见室，五位律师被安排在第7号至第3号律师会见室。在等待被告人的间隙里，我们走访到第2号、第1号律师会见室，门是锁着的，里面没人。留给提审人员使用的律师会见室，哪怕是提审人员不来，律师也不得使用。

在刑事诉讼程序中，相对于代表公权力的公检法来讲，被追诉者处于弱势，所以需要委托辩护人、需要保障辩护权、需要维持控辩双方的诉讼权利平等。像玉林市看守所如此明目张胆的、硬生生的拿走两间律师会见室的做法，就是在侵害律师会见权、侵害辩护权。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及时纠正。

然而，与律师会见难相比，余石容，这位女性被告人在侦查阶段所遭受的酷刑，更令人难过。她向辩护律师详细的讲述了2018年被抓捕时被迫跳楼的经历。

原来，她当初是在广州的一家酒店被捕，随后被带到了当地的公安局。紧接着，警察要她做笔录。一路折腾下来，正处于生理期的余石容疲累不堪。她想要一片卫生巾，警察说没有，就算有也不会这么快送来；她想上厕所，警察不同意，只催着她赶紧把笔录做完；同时，警察不让她喝水，以防止她频繁上厕所；她想打个电话，安顿好还独自在酒店的仅10岁的女儿，也被拒绝。

后来，因为经期量大，血流出来染脏了衣服。她就穿着湿答答的、染脏的衣服，跟着警察上二楼打印笔录。警察只看着她狼狈的样子，对她的请求毫不理睬。这对任何女性来说，都是莫大的屈辱。没有一丝尊严可言，余石容有些崩溃。

彼时，她看到开着的两大扇窗户。

“那一瞬间，脑子是空白的，突然觉得活着没有意义”

“没想那么多，就跳下去了”

警察说她是想逃跑。问题是，在公安机关的大院，想通过跳楼的方式逃跑？这是在办案，还是在羞辱人？

从看守所出来，辩护律师内心有些五味杂陈。办案过程中，如果最基本的人权无法保障，就没必要再谈程序合法、实体公正了。

玉林中院，法官再次爽约+监察室人员接待

9月22日上午，冯延强律师和刘良强律师到达玉林中院后，与邱姓法官助理取得了联系。但邱助理告知，今日合议庭法官全部不在，外出执行任务。辩护律师也只能苦笑，自二审立案以来，辩护律师每次都是千里迢迢、满怀希望而来，最终失望而归，因为罗法官每次都在忙。

邱助理将刻有卷宗材料的光盘交付给辩护律师后，又在便签纸上写下了合议庭成员的姓名。此前辩护律师已要求法院书面告知合议庭成员，结果得来的却是一小片便签纸上的书面告知。最后，辩护律师阐述了此案实体上明显无罪、程序上存在重大违法的辩护意见并提交了书面材料，邱助理表示会将这些问题及书面材料转交给承办法官。

邱助理离开后，辩护律师通过诉讼服务中心联系到玉林市中级法院监察室（纪检组）的工作人员，控告该案存在的重大程序违法问题，要求查清：在本案侦查阶段，参加与侦查人员、检察官“一起长时间深入讨论、充分研究”案件的法官的姓名及职务；玉林市中级法院的副院长温文一赴玉州区法院亲自给本案一审法官陈榆发放红包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红包内是否装有现金、总额是多少、该笔资金的来源等；……希望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勇于纠错追责，将案件二审管辖问题移送自治区高级法院。

离开玉林市中级法院后，辩护律师又赶至玉林市检察院，就玉林中院诸多违法情形进行控告。

玉林市检察院，给检察服务中心的负责人点赞

对辩护律师反映的中院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情况，接访检察官很诧异，说本地的案件只要上诉基本上就开庭。对于玉林市中级法院刑事案件二审是否开庭的问题，辩护律师也曾听玉林中院执勤法警说过：“我们这刑事二审的案子一般都开庭”。本案被告人也发现同监室其他人的二审基本上都开庭。那么问题来了：在刑事二审不开庭为常态的背景下，玉林中院对于二审一般都开庭，为什么这个重大复杂、争议巨大的案件，他们偏偏不开庭？

辩护律师的问题反映完毕，提交了控告材料后，检察官主动让辩护律师留下邮寄地址，说对程序事项会在7日内做出答复。辩护律师赞扬这位检察官很负责任。该检察官表示，作为法律人，大家最终的目标都是为了公平正义。

后来，二位律师又赶至玉林市工商联，提交了书面材料，希望能对本案中的民营企业、企业家的遭遇予以关注。然后便赶往南宁，与本案其他辩护律师汇合。

9月23日上午，冯延强、黄军明、黄思敏、刘良强、何智娟等十位辩护律师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院。先是诉讼服务中心不接待，然后是控告申诉大厅不接待，然后是长时间的等待。

辩护律师们无奈之际，也是各显神通，有给现场的工作人员交涉的，有从法警或者网站上找到纪检部门电话随即拨打的，有给卢副院长发短信、打电话的……效果随即呈现。

先是冯延强、何智娟、方县桂三位辩护律师被安排在接访窗口，该院刑五庭的黄秀军负责接待，听取了律师们的意见后，表示：“现在案件是在二审期间，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只是监督关系，辩护律师可以在二审判决后再来申诉。”

这样的表态令三位律师目瞪口呆。

何智娟律师说：“二审法官在侦查阶段与侦查人员联合办案，这是严重违法的，任其完成二审，就是在故意的制造冤案。”
方县桂律师说：“我们是来要求高级法院履行监察职责的，不是来要求高级法院干预二审的。”
冯延强律师说：“请问你是否知道最高人民法院有一个《人民法院监察工作条例》，是否知道省级法院有对下级法院违法违纪法官有监察职责？”

该黄秀军称：“不知道，我不需要知道，我就知道高级法院不应该干预下级法院的二审诉讼。”

如此答非所问，并且还无知者无畏，辩护律师们无奈道：“我们申请你回避，也请你自行回避，请高级法院监察部门、纪检部门的工作人员接待我们。”

还是卢副院长给力，直接安排立案庭的庭长（副庭长）领衔三人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并且表示将予以高度重视，关于管辖问题，会反映给刑庭；关于法官涉嫌违法违纪的问题，会反映给纪检部门。

辩护律师们终于舒一口气，在高级法院终于有人明白律师们的诉求了，终于有人知道该如何处理律师们反映的问题了。

广西自治区检察院，耗费三小时，无功而返

当天下午，辩护律师们前往自治区检察院，与检察院接访窗口工作人员交涉了三个小时，也没有做到有效沟通。甚至，最后只能留置送达控告材料——因为与接访检察员没有正常的沟通方式。当天下午，除辩护律师一行人外，陆续有五批来访民众，相同的是，每批民众都在怒斥检察院工作人员不作为，并质问：你们的工作职责是什么？检察官的工作职责是什么？

有位来访人员表示，他上午被法警抬了出去，他的诉求仅仅是要一份内容清晰的回执：写明什么案件，什么原因不予受理。

斑美拉案的辩护律师们遭受的经历，也大体相当。众多律师讲事实、明法律都未能要回一份正确的回执，更不要说孤身一人前来的普通民众了。

期间，为了提高控告效率，辩护律师兵分两路，四位辩护律师前往政法委进行控告。与检察院的遭遇相反，广西自治区政法委的工作人员耐心听取了辩护律师所反映的所有情况，并留下联系方式，以便后期交流。

结语，无语

这次广西之行，真切感受到法治建设之难，民生何时得安。一家中央电视台曾做节目正面宣传的企业，一件顶级刑法学者认为无罪、数十位辩护律师做无罪辩护、数十位被告人及其家属都感觉冤枉的案件，继续在广西玉林审理，会是什么结果？

玉林市中级法院的法官，你们早在案件侦查阶段就都参与侦查工作、就与侦查人员联合办案了，还好意思继续审理这个案件吗？

【民生观察2020年9月24日消息】斑美拉案，被广西玉林的官方炒作为斑美拉特大传销案、广西第一大传销案。

“斑美拉”本是余石容经营的一家公司的字号，因为经营模式先进、发展势头良好、热衷于公益，曾经被中央电视台邀请制作节目，公司负责人余石容与央视著名主持人董倩进行《对话中国品牌》。公司的理念就是在销售产品的同时，让有意向的客户变成代理商，也能赚到钱。

公司也曾邀请中国顶级刑法学专家高铭暄、赵秉志、阴建峰教授对公司的经营模式进行分析、论证，他们一致认为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但三名刑法学专家敌不过广西玉林市的公、检、法联合办案。当二审法院的法官和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就联合办案了，别说是刑法学专家了，就算是上帝、佛祖、老神仙来了，或许也难以与其辩驳。

果不其然，有了共同联合办案的基础，该案在侦查、审查起诉、一审中都是一路绿灯，玉州区法院不听被告人的辩护，不允许辩护律师发言，不采信辩方证据，甚至不惜对律师动武，把辩护律师架出去。

果不其然，一审判决不仅对余石容等人重判，而且还罚没了数亿元财产。一审判决结束的次日，中级法院便在其官方网站上刊登一审法官的文章，公开宣示：一审判决有理。

这起被玉林市司法机关强行非法管辖的大案，被告人及其家属感觉自己如同被打劫了一般。谋财不要害命呀，他们本来对二审抱有极大的期望，可玉林市中级法院在立案半个月之后，突然宣布：二审不开庭。

辩护律师向玉林市中级法院提出变更管辖的意见

2020年9月22日上午，斑美拉案中余石容的辩护人冯延强律师、秦华俊的辩护人刘良强律师来到玉林市中级法院。因主办法官罗斌及合议庭其他成员都不在，刑一庭的法官助理邱助理前来接待。

辩护律师此前曾明确要求罗斌法官书面告知此案的合议庭组成人员，结果得到的书面告知是这样的：工作人员在便签纸上写下合议庭成员的名字交给律师。

随后，两位律师来到诉讼服务中心联系该院的监察室。不久，两名监察室的工作人员前来接待，其中一名接待人员姓罗。辩护律师明确要求该院查清楚一个关键事实——曾在本案侦查阶段与侦查人员、检察官“一起长时间的互相讨论、深入研究、查找案例”的法官姓名及职务。

两位辩护律师还针对此案存在的二审法院插手基层法院一审程序、公然自称是一审法院、鼓励基层法院的法官非法驱逐律师的一审法官、在一审判决书作出次日便在二审法院的网站上刊登一审法官的文章等违法问题，明确要求该院立即撤销不开庭审理的决定，将该案的二审移送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法院管辖。

辩护律师赴玉林市检察院控告二审法院的不法行为

从玉林市中级法院出来，两位辩护律师又赶至玉林市检察院，就玉林中院诸多违法情形进行控告。

对辩护律师反映的中院违法决定不开庭审理的情况，接访的检察官很诧异，他说本地的案件只要上诉基本上就开庭。辩护律师联想到，被告人余石容曾说“同监室二审的案子都开庭”，玉林中院执勤的法警也说“我们法院刑事二审的案子都开庭”。为什么偏偏斑美拉案的二审不开庭？

辩护律师也向该检察官反映了玉林中院刑庭法官在该案侦查阶段参与办案、对案件未审先判的问题，并提交了证据材料。该检察官也认为作为法官作为裁判者，这样的做法很不合适。这位检察官还仔细核对了辩护律师的邮寄地址，会在7日内向律师书面告知处理进展。

辩护律师去玉林市工商联合会反映民营企业家被掠夺的问题

玉林本无管辖权，硬要抢。究其原因，为了钱。

刑法打击的传销活动，是指以发展人员为目的，没有实际商品交易或者不以实际交易为主的，以赚取人头费、门槛费为敛财手段的传销行为。现实中的表现形式通常是以介绍工作、旅游看房、考察生意、相亲或会见网友为由邀约参加所谓的纯资本运作、连锁销售等传销骗局。

而斑美拉公司有实际经营活动和真实存在的商品，且一直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许多代理商均是在亲自使用之后感觉到效果好才主动加入的，绝非虚假宣传。根据物流单和银行流水可知，斑美拉公司的交易都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斑美拉公司允许因产品质量问题退货，有退货渠道，符合实际经营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斑美拉公司是以销售业绩为计酬依据，而非以发展人员数量为计酬依据。上线代理商的利润可能会更多，但是利润的增加是源于下线代理商不断地销售产品，而不是基于人员数量增长收取的入门费。没有被害人报案是本案的最大特色，根本就不具备法定的“诈骗财物”的入罪要素。

在玉林市工商业联合会，辩护律师提交的材料中明确提到：“国家不断鼓励和提倡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央层面反复强调和下文件要保护民营企业、维护民营企业家权益、维护法治秩序。然而，背后个别地方执法机关又在大力地打击微商，逐利式执法、创收式执法。”斑美拉案，就是司法机关掠夺式办案的典型案例，必须引起重视。

离开玉林市工商业联合会，辩护律师安排下午会见被告人，然后转战南宁。明天，将有十几位辩护律师一同前往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自治区检察院、政法委、监察委员会等部门反映情况。

辩护律师认为，玉林斑美拉案，程序严重违法、实体严重不公，如果放任玉林市司法机关的种种违法行为，无论是对法治建设，还是对经济发展，都将贻害无穷，必须立即纠正。

【民生观察2020年2月19日消息】在湖北“新冠”疫情持续蔓延的情况下，中共当局非但没有汲取噤声李文亮医生的教训，反而变本加厉的加强了言论操控，严重阻碍着信息的自由交互流动。他们要求公民多发所谓的正面信息，阻扰公民发表所谓的负面信息。这种做法违背了求真觅实的科学态度，其惟“正能量”是举，见“负能量”就禁，无视正负能量并存，正反两面兼听的实事态度。如斯政策，一定会导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悲剧，此举犹如毛泽东时代的一言堂，一味的从正面歌颂党和领袖的正确性，严禁负面反对的声音出现，由此导致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失去牵制力，进而一路狂奔终置祸国殃民的惨剧。

疫情发生以来，自李文亮医生等八人被警方训诫后，又有许许多多公民因发表疫情看法被警方传唤、训诫。

2020年2月8日至11日，四川籍维权人士卫小兵（网名：十三亿）因发表疫情看法，接连被辖区警察传唤，并威胁要收走其上网手机，卫小兵不同意，只被迫答应暂时禁言。

2020年2月9日，湖南不同政见者谢文飞被警方约谈。谢文飞透露：我接到了老家春陵江镇派出所所长刘华军的电话，要求跟我见面谈话。对此我表示拒绝，我说如果是要抓我，我随时恭候，如果不是要抓我就没必要来骚扰我，我现在在学宪法，需要安静。本来病毒肆虐令我忧愤，见了你们更加不痛快。再说现在非常时期，不应该见面，要见也要等疫情过后再见面。

2月6日，“权益墙”网站负责人李宇琛被紧急传讯到警察局，连夜审讯了8小时至次日释放。李宇琛反映：我在派出所对着我的笔录核对，签字按完手印之后，一位警察小哥开车送我回家的。我苦笑着，看着窗外的夜空，自我下午进来时，已经8小时过去。而我被带到派出所的直接原因，是我运营的微信公众平台“权益墙”（即本号）为李文亮医生写的传文，以及近期关于武汉疫情的所有文章。

2020年2月12日，2月11日，深圳庞琨律师接到司法局来电，问他是否参加了什么联署签名？司法局还特别提醒这是省厅转达下来要处置的。庞琨律师就说让司法局明示是什么联署，哪里有违法行为？司法局挂断了电话，但是约一分钟后，他们又打来了电话，说是如果庞琨律师没有参加联署，就书写一分“不参加联署的申明”。对此，庞琨律师反问：“凭什么？我说话不行，不说话还不行？还非要我申明不说话？是不是太过分了？”2月12日，庞琨律师突然接到深圳市公安局的传唤书，要求他于2020年2月12日17时到深圳市公安局沙湾派出所接受询问。如无正当理由拒不接受传唤或者逃避传唤的，依法强制传唤。传唤理由是，庞琨涉嫌“寻衅滋事”。

2月12日，广东维权人士王爱忠接到辖区警方电话，要求他注意禁言。王爱忠表示，对于言论，这是我的坚定立场和态度。王爱忠对钟警官说：“言论的事，不要再找我，当局要抓人、要我坐牢，让他们直接来就是。不过，我希望你们明白，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钳制言论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罪恶。我从不相信一个政权能靠封住人民的口而得以长期续存。

2月15日，湖北武汉网民“方言”因发表疫情消息，被武汉国保警方约谈。“方言”透露：15日，武汉国保给我打来电话警告说“不要在声援武汉的微信群里发负面的信息。”我请他举例什么是负面的信息？他说“影响不好的就是负面信息，你要多看正面信息。”我问什么是正面的信息？他说“官方通告的就是正面的”。

2020年2月13日，山东邹城民主人士任自元（网名韩铮）被当局以寻衅滋事为由刑事拘留，其被指控“涉嫌发布武汉疫情的相关不实消息”，现羁押在济宁市兖州看守所。

2020年2月18日，湖北宪政爱好者石玉林再次被警方电话约谈，要求其“多发正面消息，少发负面消息”，或者不发负面消息。而这已经是石玉林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五次被约谈了。自1月20日以来，湖北省宜昌市宪政爱好者石玉林，就因上网批评中共的防疫政策和维稳体制，先后三次被宜昌市及仙桃市国保警方约谈，其中在2月8日警方还找到他的住处要求面谈，但石玉林表示自己不在家，不能见面谈话，最后警方在电话中让石玉林慎谈疫情，尤其是关于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被训诫一事。第四次，石玉林在仙桃市的家中被仙桃警方找到楼下约谈，警方虽未出示传讯手续，但约谈过程文明友善，警方指出石玉林近期发表了太多的疫情消息，上级公安机关要求处理，对此石玉林表示不能以发贴的数量来处置，只能以是否有违法言行来处理。此后，警方表示，疫情期间防疫为主，其他的言行要有利于防疫，石玉林表示赞同。并且，警方还表示，湖北疫情严重，警方出警一次很不容易，冒着很大的感染危险，石玉林表示理解。同时，其也表示自己下楼一次也不容易，要从27楼步行上下，人很累，且感染风险也很大，所以希望警方尽可能的电话约谈，减少见面的风险。最后，石玉林表示，疫情当前，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会减少发表疫情看法的贴文。此后数日，石玉林大幅减少了发帖数量。

2020年2月18日，石玉林再次被警方电话约谈，要求其“多发正面消息，少发负面消息”，或者不发负面消息。对此，石玉林表示自上次约谈后，自己已经大幅减少了发帖数量，并且有关疫情的消息也未见违法之处。警方回复说，这次不是因为疫情贴文，而是关于含沙射影批判前领导人的贴文。石玉林直言不讳的承认有，但含沙射影并不违法。警方接着指出，高层领导要求制止。石玉林认为这一要求不合法，但鉴于中国目前的没有言论自由，为不让双方作难，此后一段时间暂时禁言。

约谈结束后，石玉林向关注他的网友公布了一分《个人暂时禁言公告》，内容为：因近期多次被警方约谈，斥责本人接连发布负面信息。对此，本人表示，公民有权利自行选择发表正面或负面信息，此一权利乃天赋人权，不受任何官方的干扰与限制。其次，正面与负面信息只是一个相对概念，而非绝对概念，有时负面的就是正面的，而有时正面的就是负面的，例如“吹哨人”李文亮发布的“影响社会稳定”的疫情信息。其三，联合国《世界人权公约》公布，公民有权利在任何媒介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中国宪法也保障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然而，在共独霸权党的统治下，其为防止国民反对它的专有特权，就一定会严厉镇压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其四，任何民主社会的标配都是“善看民权，恶看公权”，公民作为国家的纳税主人，就要以主人翁的视角挑剔审视公权部门，常看公权机构的负面信息，以便监管、批评、反对、撤换“公仆”。本人生性耿直，见不得垄断特权自吹自擂，自我神化，侵害公民权利，奴化国民身心，因而时常上网直言不讳的抨击专制政权，为此也不惜坐牢受刑，权当为自由民主添砖加瓦。理想总是丰满的，现实总是骨感的!本人虽不惧坐牢，但实不忍妻儿受苦，及基层警员挨批。实事求是的讲，专制政权本性凶残，但基层警员仍人性不灭，在可能是情况下，他们还是态度良好、苦口婆心的劝阻于我。鉴于两者难全，本人决定——既不永远禁言，也不“顶风”抗争，现暂时禁言一段时间，望好友们理解。本人坚信：自由民主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畅，逆之亡。中华儿女必定会争得一个党派平等，进而人人平等的自由开放社会，让我们的孩子们生活在一个生命、自由与财产有坚实保障的世界里。(石玉林.2020.2.18)

2月18日，河南基督教信徒送雨桐、北京维权人李学慧、哈尔滨不同政见者廖诚，三人向本网志愿者反映，他们也先后多次被警方约谈，主要是指责他们发表了“新冠”疫情的负面消信息。

众所周知，言论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础。随着人类社会发展到工业文明阶段，民主的平权体制代替了君主的集权体制，言论自由的价值被提升到人的基本权利的首位，从而使人类的创造力空前蓬勃的爆发。现代文明对言论自由的需要，如同需要阳光一样，是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成为现代社会构成的一个基本要件。在现代国家的宪法中，无一例外地都列有公民言论自由的条文。

但是，自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以来，各共产专政党都严厉压制不同声音，在党内党外残酷镇压批评、反对者，使全社会只有一种声音，即当权者的声音，致宪法条款于一纸空文的窘态。显然，这是一种病态且不可持续的制度，正如“新冠”疫情预警者李文亮医生所言：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因此，现代公民理应力所能及的为自己，为下一代，点点滴滴的争取言论自由的天赋人权。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11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省宜昌市不同政见者石玉林，自2019年9月6日至11月1日止，因中共需要召开夺权纪念庆典、中共四中全会，被宜昌市国保警方非法看守、禁止上网和出行长达50余天。11月3日，石玉林准备前往宁波探访被精神病人吕千荣，并且已经与吕千荣约好见面时间地点。11月4日，石玉林正在购买火车票之际突然接到国保电话，警方要求他近日不准去宁波。次日，石玉林又被宜昌市两名国保警察、一名街道办人员及仙桃市两名国保警察，传讯到仙桃市“天怡”宾馆做讯问笔录。

警方主要讯问了石玉林近期为什么要在微信朋友圈发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有没有见网友？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看法？对中美贸易战持什么样的观点？对香港爆发的“反送中”持什么观点？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什么样的看法？等问题。

石玉林毫不避讳的一一作答，其中，“对党和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看法？”石玉林表示，自己在微信朋友圈已经表述。大意如下：国家是大家的、全民的；执政岗位也是大家的、全民共有的，不是哪一个谠独有、专有的。因此，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利参与执政岗位的竞选，通过公平竞争上岗参政执政。如果国家只有一个执症谠，那么必然会有人反对，而有人反对就有执症谠镇压，这是国家的重大祸患，虽然可能一时镇压下去，但不服的潜力总在生长，假以时日必然积累爆发，这就是国家动荡祸起萧墙的根源。所谓的“一党统治才能国家稳定”，这绝对是一个伪命题，一党专权下的稳定是靠镇压得来的，不是公平竞争心服口服的得来的契约社会，不是真正的自发稳定。自发的稳定一定是建立在公平公正、权利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只有人人参政议政、执政机会平等，公平竞争上岗，人们才能心服口服的保持社会本质上的稳定，才能实现真正的长治久安。石玉林认为，当你的国家被一个垄断党霸占(无论它如何吹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民你有权利和义务站出来抗议！为公平正义，为子孙后代的自由民主而抗争！

再有，垄断集团都必须说谎，以延续他们的侵权特权利益。谎言之一:在坚持某个党的领导下，国家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大幅提高，国富民强。事实是:只有大幅减少党的领导，简政放权，限权限政，遏制党治人治，禁止党领导立法、司法，废黜党高于法、党大于法、权大于法，才能真正实现法治，才能制约权力，将权力关进笼子里去……惟其如此，才能让国民获得更多的资源与自由及秩序的保障，才能民福国强。

当垄断集团被大幅减少了领导权力与资源后，民间的自由市场才能茁壮成长起来，也只有民间的私有产权与自由扩大了，国民的生产积极性、创新创造力才能大幅激增。与此同时，也只有减少了谠的领导才能让市场的力量生长起来，并且逐步取代谠的领导，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让民间自治在国家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谠的领导起决定性作用”，换言之，也就是只有取缔谠的领导，打破权力垄断，限制政府集权集资，还权于民，还产于民，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后几十年的大发展，根源就在于不断的简政放权，不断的减少党的领导所致。经济理论与实践反复证实: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干预(领导)，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哪里的权力领导越少，哪里的市场就越强大，资源配置就越合理。党政插手市场、领导干扰市场，是对自发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最大伤害，是导致国弱民穷的罪魁祸首。

资源与权力是有限的，垄断党掌握的多一点，民间就掌握的少一点；减少党的领导，打破它的垄断，减少它掌控的资源与权力，国民才能获得更多的财产、自由与公民权利。苏联的败落、东德归入西德、毛中国的经济崩溃、朝鲜、古巴的穷困……这些主要都是“加强垄断党的领导”所致。开放党禁，打破权力垄断，让权力充分竞争，让国民“渔翁得利”；充分限制权力，让权力相互制衡，才能遏制滥权，实现法治，保障国民的生命、自由与产权，也唯有如此，才能保障民间市场的成为领导主力，实现“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让权力在资源配置中起次要性作用”的科学目标。政府在国家发展中只是维护秩序的“裁判员、守夜人”，是后勤保安而不是英明领导，国民的自由配置资源权利才是国家发展的主导力量。因此，国家的良好发展不是谠领导的结果，相反恰恰是减少、限制谠的领导的结果。无数的理论与事实证明:减少、限制、直至禁止谠的领导，才是国富民强的不二途径！

对中美贸易战持什么样的观点？石玉林回答，中美贸易战看似经济问题，实质却是社会制度问题、是政治问题，是中共施行的“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严重扰乱了自由市场，侵害了国资本主义国际经贸体系。由此才引发了美国的不满、欧盟多国的不满所致。因此，中国要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加大简政放权的力度、逐步实现限权宪政，与国际政治、经贸体系全面接轨。

对香港爆发的“反送中”持什么观点？石玉林回答，首先我个人是反对暴力袭击的，但是我坚决支持香港市民的和平集会、示威、游行的合法权利的；我也反对“送中条例”因为中国是一个党领导法、党大于法、权大于法的人治社会，不能把在港人士送到这样一个没有法治的国家里处置。

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有什么样的看法？石玉林回答，毛泽东是一个暴君。有资料可查，他的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等运动，整死了数千万中国人民。

讯问笔录做完后，警方让石玉林签字画押。最后，警方非法要求石玉林在11月20日前不得擅自出城，即便准备与妻儿一起到北京去，也得由警方陪同（监视）前往。

【民生观察2019年11月5日消息】本网获悉，湖北省宜昌市不同政见者石玉林，自2019年9月6日开始，就被宜昌市国保禁止到外地出行及上网发言，直止11月1日中共四中全会结束为止。期间，从9月23日起国保还每天派来警察和街道办人员找石玉林拍照两次，以阻止并向上级证明其没有外出。维稳期结束以后，11月2日石玉林准备到北京考察谋生事宜，但警方要求他延期至20日以后，并由警方陪同前往。11月3日，石玉林准备前往宁波探访被精神病人吕千荣，并且已经与吕千荣约好见面时间地点，11月4日，石玉林正在购买火车票之际突然接到国保电话，警方要求他近日不准去宁波。对此，石玉林十分郁闷，他在微信朋友圈发文称：

郁闷！刚刚接到警方通知，近日不得到宁波去探访网友。要警方给出法律依据，至少说明不准去原因，没有依据，也不说明原因。原本在9月份准备去宁波探访网友，却突然接到警方通知，10.1夺权纪念日期间不得到外地、武汉军运会期间不得到外地去，警方的通知虽没有给出法律依据，但我也理解维稳人员私人的难处，答应了呆在家里不外出，直至11月1日解禁。可是，如今已经是11月4日，我也多次告知警方近日将去宁波，警方并未反对。昨天，当我已经在预定火车票准备好了今天中午出发时，又突然接到现居住地警方的通知：不能去！——悲乎！我们的法治社会。悲乎！传说中的社会主义自由、民主、人权。

这一切再一次验证了一个事实：专政之下必无公民自由，专政之下绝无实质性的法治社会。只要有一党专政，就一定会有镇压异议，就一定不可能实现宪法保障的：公民有思想、言论、结社、集会、迁徙的自由。——闻言“法无禁止皆自由！”，法律没有禁止我去宁波、北京，我原本可以不听警方的“警告”，我也不怕抓我去坐牢，但是我这人有点心软，不忍基层警察因维稳不力而受批评，所以暂缓吧！——不自由，毋宁死！我承认我做不到，我只能做到“不自由，生闷气！”哎！（石玉林，11.4）

据了解，中共警方有一整套稳控政治异见人士的系统，只要被中共发现有反对共产党独裁统治的言行，中共的维稳系统就会立即触发，动用各种手段严密监控、镇压这些不同政见者，甚至不惜以违法的方式对其禁言、禁行、围堵。

据悉，在中共国庆70周年之际，中国大陆各地政府不遗馀力镇压政治异议、宗教人士。山西省、辽宁省、安徽省各地政府下发的数份70周年国庆维稳文件，几份文件都提及70周年国庆期间将启动“战时机制”“進入临战状态”。要求重点防范“全民共振”“颜色革命”“街头政治”等可能对国家政权造成威胁的公民运动。尤其要“密切关注”中美贸易战和香港问题对大陆产生的影响，要求加强预警预判，打击政治“有害信息”，“维护意识形态领域政治安全”。全国各地遭遇非法禁言、禁足、围堵、拘禁的不同政见者、宗教人士、维权人士不计其数。

【民生观察2019年8月26日消息】自香港爆发“反送中”游行以来，大陆公民因转发及声援游行广泛被警方约谈、警告，甚至拘留。2019年6月18日，四川异议人士卫小兵因发表支持香港游行言论被暂住地浙江湖州市警方拘留拘十五日；2019年8月4日，广东东莞异议人士胡海波因前往香港声援“反送中”游行被警方抓走并处以15天拘留。

2019年8月23日，四川省成都市作家、维权人士谭作人又因涉港言论，被辖区国保警方传唤、警告。据谭作人消息称：因为涉港言论，我在8月23日下午2点至晚上7点，被带进派出所传讯做笔录，这是今年第二次被传讯笔录了。我现在仍在取保侯审期间，因为被警方严厉警告，因此在中共国庆十一前，我不再发言。

2019年8月13日下午5时许，居住在湖北仙桃市的宜昌市公民石玉林突然接到宜昌市警方的电话通知：晚上7点见面约谈。晚上7时许，一名宜昌市国保警察与一名街道办维稳部长来到仙桃市某餐厅约见石玉林。见面后，石玉林询问警察自己哪里违法了？警察没说哪里涉嫌违法，只说是香港游行不要转发负面消息，他们两人从宜昌市奔波两百多公里来到仙桃市，就是要叮嘱这事，现在上面领导很重视香港游行，所以着重要求石玉林不要发负面消息。

对此，石玉林表示，公民有获取信息的自由，有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自由，至于什么是正面消息、负面消息，则不在自己的考虑范围内。自己仅如实转发，客观的发表评论就好。本人的意愿是希望香港保持“一国两制”长久不变，不被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侵蚀。只要香港的”一国两制“、资本主义制度不被大陆蚕食，香港社会就能持续保持其自由与繁荣的根基，这次持续的、广泛的游行示威活动也能得以较好的化解。

警察又表示，香港游行示威过程中有市民袭警、暴力破坏等违法行为（不宜支持）。石玉林申明：自己坚定支持“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一百年不变。反对在大陆法治不彰，党领导法，党大于法，党操控法的情况下，香港修法“逃犯条例”；完全支持香港市民和平有序的“反送中”游行示威活动，因为和平表达意见的权利是现代公民不可让渡的基本人权，如果公民被剥夺了和平表达意见的权利，那么政府公权就与不讲道理的绑匪一样，完全失去了合法性；反对一切非自卫性的暴力行为，因为非自卫性的暴力攻击是对他人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的侵犯，暴力侵犯是人与人之间互害的恶性循环之路(自卫暴力除外)；香港市民反映的警方滥权施暴情况，需要由中立的独立机构调查核实，并最后依法审理判决；警方侦办的涉嫌违法、袭警的游行示威市民也应依法审理判处；反对政府垄断操控媒体去鼓动玩弄“民意”，将依法游行示威活动定性为“暴动、暴乱”，在未审先定罪的情况下将嫌疑人定性为“暴徒、暴恐分子”；反对中共政权封锁自由信息，剥夺国民获取多元信息的权利，操控国家宣传机器，误导国民片面的看待香港事件，鼓动虚假的爱国主义，操弄义和团式的盲目反港“乱”情绪。警察对石玉林的观点申明未置可否。

随后，警方及街道办维稳领导对石玉林说“要爱党爱国”，石玉林一听“爱党”一说就表示‘恶心的吃不下饭’。石玉林对警察说：“爱党的要求与专制臣民社会要求草民爱皇党一样，是对公民的羞辱，是对人人平等、民主社会的践踏，石玉林对此深表厌恶。石玉林认为，执政党不过就是纳税人出资选聘的‘公仆’，人民是‘公仆党’的主人，一个‘公仆’党组织竟然要求自己的主人热爱自己、忠于党，这简直就是本末倒置，喧宾夺主。正常的社会应该是，执政党必须热爱人民，必须保障公民批评与反党的权利，接受选民的定期挑选，接受竞争上岗机制，禁止政权垄断，禁止剥夺公民定期选党的权利；国民纳税组建政府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利，而不是让公民一心一意跟党走，听党的话，牺牲自由自主去做党的应声虫。”

对此街道办的维稳领导与石玉林发生一段相对激烈的争执，维稳领导说不能反党，如果反对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中国会出现多党乱局。石玉林争论道“反党是纳税人必须拥有的权利，不能反党则必定成为党奴臣民。并且，一党专政才是乱局的罪魁祸首，因为一党专政必定要镇压异见国民，必定要高压统治，侵犯人权。高压统治就像高压锅一样，一时显现出虚假的和谐稳定，最终问题会积累爆发。多党选择才是国家可持续性和谐稳定的长效机制。多党竞争才能保障公民的各项自由与权利，让问题在平日里有序的反映出来，虽然它可能显得嘈杂，但就如同奔腾的流水一样，只要不围堵它，那翻腾的水流终归会顺畅下泄，海晏河清。而一党专政的垄断镇压，就像拦河堵水一样，一时间显得风平浪静、社会和谐，但万马齐喑究可哀！问题在高压维稳下得不到宣泄，终归会集中爆发，导致社会严重动乱。中国古代的一党（皇家）专制；前苏联、东欧等共产党专政国家都是如此，无一例外。”

之后，街道办维稳领导对石玉林说，这次前来对你维稳，是省里要求的，上面很重视，所以你要在涉港言论上谨言慎行。最后，警察也再次要求石玉林在涉港言论不要发出负面消息。

据悉，谭作人是四川省成都市人，毕业于华西医科大学，曾任《文化人》主编、民间组织“绿色江河”副秘书长。2009年2月，起草题为《5.12学生档案》的倡议书，呼吁民间对汶川大地震遇难学生校舍工程质量进行调查。2009年3月28日，以曾经公开发表关于六四事件的文章之罪名，被成都市公安拘捕，并于2010年2月9日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谭作人有期徒刑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2014年3月27日谭作人刑满释放。

石玉林是湖北省宜昌市不同政见者，常年参加公民维权活动。在2011年茉莉花革命事件中，石玉林被宜昌市国保警方连番审讯三天两夜，其后又被时常关押宾馆稳控，以及隔三差五的传讯笔录维稳。

石玉林电话：13997998525

【民生观察2019年5月21日消息】本网获悉，近日湖北不同政见者石玉林被国保警察找上门，要求他删除推特网上的政治及维权消息；5月18日，在广东虎门经商的湖北公民毛文祥也透露被老家国保找上家门，要求删帖谨言慎行，并要求他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在网上发表敏感言论。

5月10日，湖北不同政见者石玉林被国保警察叫到小区大门口，要求他删除推特网上的政治及维权消息。这一过程中，警方并未出示警官证及法律依据，只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们一人是国保警察，一人是网警。随后警方拿出一个记录本翻开给石玉林看，说是石玉林在推特网上的贴文高达数千条，这导致“上面”不高兴，今天警方特意找来要求删除推特部分贴文，尤其是涉及政治和维权消息的，特别是转发“民生观察网”的消息。

对此，石玉林表示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不可剥夺的公民权利，但鉴于中共集权统治下法治不彰，社会进步需要一个过程，并且也理解基层警方的工作难处，愿意做出一定的妥协，尽力删除一些内容，但是如果删除不了他也没办法，只能做到近期暂停使用推特网。

警方表示，原本是要求注销推特账户的，现在仅要求删除部分政治和维权内容，希望石玉林理解他们的工作尽量多删除一些。石玉林说，自己注册推特微博已近10年，10年时间发帖数千至万余条，这不算多。警方说，这样算起来日均多条，一般人几天才发一条信息，还是算多的了，要尽量多删除一些。

警方还表示，有些网民因为发帖不当被警方处理过，现在他们只是要求删帖，这已是善意的做法了。对此，石玉林表示认同，并告知警方他早已获悉多名网友因推特发帖，被警方罚款、拘留、强制注销账户等处置，所以自己愿意删除部分贴文，只是担心无法删除，因为此前他的推特就曾被宜昌市国保要求删帖，但多次操作却无法删除，事后国保亲自操作也无法删除，最后才作罢。闻讯后，两名警察说能不能把你的账户密码给警方，警方帮你删帖，石玉林拒绝了。最后，警方说以后有时间到石的店铺里协助删帖。

5月11日，石玉林登陆推特开始删帖，但几次操作都无法删除，最后只能发出公告暂停使用推特。公告如下：湖北宜昌不同政见者石玉林，于2019年5月10日被国保警方要求删除推特信息，鉴于本人孩子还太小，一时难以因坚守人权而抗争被捕。现特公告——自即日起，本人暂停使用推特，但本人对公民拥有表达、通信自由的基本人权，将持续以其他方式“孜孜以求”，并在适当的时候恢复使用推特。石玉林、2019年5月11日

5月18日，在虎门经商的湖北公民毛文祥也表示自己被老家国保找上家门，要求他删帖谨言慎行，并要求他写下保证书，保证不在网上发表敏感言论。毛文祥反映，5月17日他老家的国保警察找到他父亲家里，说是毛文祥在互联网上发表一些敏感言论，谈论了一些敏感议题，警方要求他谨言慎行，不要再发布敏感内容。毛文祥疑惑不解，自己又没有参加过什么政治和维权活动，老家的国保警方为何会盯上自己，找到自己的踪迹的？

事后，毛文祥在网上看到了湖南长沙网友傅翔，因推特言论遭到警方长达十四个半小时的讯问，被强制注销多个境外社交平台账号，警方打印出来五千余条其主要发在推特的“过分”言论，要求签字摁手印，并强令写下保证书，声明以后不再针砭时弊、发转时政消息。对此他惊愕的表示：“我的天啊！幸好我不在老家，不然恐也将难以幸免。虽然我躲过了老家警察的处理，可是虎门的警察却在日前突击检查了我的户口。”

5月18日，应湖北警方的要求，毛文祥手写了一份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发敏感言论，不提及敏感话题，之后网传送给自己的老父亲，让老家的亲人代为转交给湖北警方。

据悉，自2018年底以来，中共当局大规模“约谈”、传唤、拘留推特网友，强迫他们删除推特网贴，甚至强制注销账户。如：2018年10月1日，北京民主人士何德普被国保约谈，要求删除推特账号。何德普后来发出信息透露：“要求删除推特号的事，两个国保警察在10月1日也约谈过我并做了笔录和录像，要点是：1、近期我（何德普）在推特和微信上自创和转发的帖子较多，其内容全部是负面的，内容也不属实，要求我删除推特号。2、对我再一次提出批评和警告，包括维权活动的行为。”

2018年10月22日晚上，居住在浙江杭州的维权人士寒君依被警察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带走。当晚，推特网友玉蜀黍发出信息：“草！杭州文新派出所的警察带走了寒君依@hanunyi以寻衅滋事为由！”随后，第二天晚上，寒君依获释。寒君依24日晚上在推特上回复消息：“昨晚出来了。谢谢各位惦记。”

2018年10月23日下午，湖北作家黎学文的父母遭到警察骚扰。黎学文当时发出信息：“刚才老家派出所来电话要我删帖，说上面网络清查查到我了，我最近很少发贴，有点莫名其妙。警察是在我爸爸家里打电话给我的，我七十多岁的老爸又被惊吓了一次，愧疚。我只有打电话过去安慰一番。”对此，黎学文表示，最近都很少说话了，然而又一次让年迈的父母受到惊吓，惭愧而痛苦，以后少说话吧。随后的10月24日，黎学文赶回老家，与派出所警察沟通。黎学文说：“为安慰父母，下午赶回老家派出所，与昨天上门的所长进行了沟通，得知上面网警要求地方对我推特上的言论进行管制。最近全国似乎都在约谈网友。沟通完毕后离开派出所又告别父母继续奔波。”

2018年10月23日晚上，湖南长沙维权人士周周煮粥（周傑）的母亲遭到警察骚扰。周周煮粥当时发出信息：“刚才我妈说有人打电话告诉她我在网上发帖有不满情绪，我打过去那个人就撇开说其他了，自称是我老家宁波北仑区霞浦派出所的，说是有人找我，想必是北仑国保，这是在抢业务吗？我在长沙住了这么多年，国保都已经一两年没找过我了。2014年长沙国保飞到宁波去找我妈，还做了一份笔录，这笔账我一直记着！！”

2018年10月27日下午，北京作家文涛遭到警察骚扰。文涛发出信息：“10月27日午后，派出所三位警员意外登门。宾主就双方共同关心的推特问题匆匆交换了意见，警方要求‘删除账号’，不再上推；鄙人表示无法接受，但为减少对公共警力资源的浪费以及避免家人被频繁惊扰，主动提出推文自我审查。经过一小时沟通，会谈在尴尬但不失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是为记。”

2018年10月29日，深圳维权人士舒廖志被“喝茶”：“今天下午应约和深圳的国保见面，主题是在推特上不要唱衰党和国家领导人，另外还针对国际国内形势交换了各自的看法，应该属于全国统一安排。那么，我的问题是：这轮安排是为下一步的什么决策做准备？！”

2018年11月9日，厦门推特网友潘细细（@congweiyonghu）因拒绝删除推特遭拘留15天，随即其推特账号被删除。推特网友余很猛（@xmyhm）发出信息：“最新消息，厦门网友潘细细（网名：从未拥护）因拒绝配合删贴删号，被厦门警方拘留15天，以送往后溪拘留所。他的推特帐户已被删除。”

2019年初，河南公民程建萍（网名：王译），被警方逼迫删除推特。

2019年5月中旬，长沙网友傅翔因推特言论遭到警方长达十四个半小时的讯问，被强制注销多个境外社交平台账号，并强令写下保证书，声明以后不再针砭时弊、发转时政消息。

我名徐玉林，男，58岁，汉族，家住建德市梅城镇顾家村上秦53号。是在编的正式民办教师，后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达的对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的各项优惠政策。我们这些民代师们与其他人员对比（他们只帮过人民公社时期，或其他时期的各行各业的人员仅仅帮过很短时间工作过的人，他们每月至少也享有500元。）与其对比真是天壤之别。为此民代教师们为达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人平等 ，又因国家有文件指示在先故而民代师们向政府一级一级的进行上访，我们想讨回应该享有的合情合理合法的那一份。为此事我也跟其他民代师们一样，进行过，先到市（县级市）后到省，再到中央的各级有关部门进行了合乎情理法的上访。
可是我的合情合理合法的上访，被建德市公安部门，给我头上扣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将我抓捕，我被关进牢房时，牢房边的小卡片上写着徐玉林犯敲诈罪。但是后来对我的判决书上又定我为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给予定刑。真是牛头不对马嘴最后我被判刑六个月（在牢中我苦度了183天，）牢中的潮湿与折磨将我们身体折垮。在那儿我得了腰肩盘突出病，平稳的血液成了高血压。
2016年4月21日刑满释放后，凡有识之士都说我是冤枉坐牢。现在仔细回想，我对建德市人民法院对我的宣判关押，我提出如下质疑。
一、时间的质疑：我所谓犯的罪是被判关押六个月，为什么检察院于2015年1月6日就已经向法院进行公诉，又为什么于2015年10月22日对徐（我）进行刑拘呢？又于同年11月25日对徐（我）被逮捕呢？再说我的冤枉罪只能判六个月，为什么这期间相隔9个月零10余天呢？（286天）后以法逮捕，恰好这时正又是我到北京上访回家之时，他们其目的也就是阻止上访（合情合理合法的上访）要抓我先来一个杀鸡儆猴的错误行为，想让他们的错误行为有利阻止其他民代师们的合法上访！
疑点之二：判决中的：所谓对我指控的人，共有16人，其中有建德市的何锡潮，松阳县的程叶美、何有梅、贾副清、陈亚勤等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与我一起去省里上访过。没有与我共同一起的上访人怎么能对我指控作证呢？由此可见，此案本身是在弄虚作假，胡作非为，他们对我的这件事，这个案是否有失公平、公正？是否是在冤枉好人？？？？
疑点之三：判我砸国家机关（省教厅25楼）办公室的门。妨碍正常上班秩序现象。
这件事确实使我难以想象。我们只不过用手指头敲了几下办公室的门（因门未开）这其实是一种很有礼节的行为，他们用“砸”字放在判决书中，我真不知道“砸”字从何而来？难道我们用石头，用木棒、用铁、以及其它工具去打门吗？那为门一点未破呢？未受损呢?从这件事可以看出不用“砸”字就不可以将我治罪，只有用上“砸”字才能将我定为“妨碍正常上班秩序现象”才能将我定罪。这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疑点之四：公诉人，又说我是在有一次上访时期，民师们拉横幅，喊口号，唱国歌 ，又指控我是组织者，这正是无稽之谈，这里我先谈一谈我的一点看法拉横幅喊口号，唱国歌确有此事，但说我是组织者，这真不知道是从何说起。横幅是从温州地区的民师准备好的，我根本也不知道，喊口号，唱国歌，是因为省教厅的负责人很长时间不肯出来接见，有在场的那些民师们，自己自动起来发生的。这些人中极大部份的人我根本不认识，怎么说我是组织者。至今为止我也不知道“徐是组织者”的根据、证据是从何而来！
我的另一点看法是：拉横幅，喊口号，唱国歌我至今为止，还是认为他们民师们的此举是正义之举，合法之举，请看横幅上面写的是什么，是“还我教龄，申张正义之类的字幅，又不是什么反动之词，喊口号也是同样的内容，关于喝国歌那就更加说明是正义之举了。国歌中的内容是什么凡有知识的人都知道，那是唱出中华儿女反对压迫，反对不平等择和被剥削的正义内容，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高昂抬头反对一切不道德，不民主，不合情理的正义之声！民师们的此举究竟违反了法律的哪一条？？？
疑点之五：我在看守所服刑的6个月，每个月由建德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一个干警向看守所交纳由他向自己掏腰包每月交纳人民币500元，作为给我的 补贴（看收所有）收据的（可参考）我真正不知道为什么我与此人从不认识，那又为什么会掏腰包给我出所谓的生活费呢？难道我被判刑后还要我出钱买伙食费的吗？我至今天也不知道这是法律中的那一条规定？至今为止，这个民警与我讲的这种话，其中究竟是什么？但是可想而知，他就是怕我要上访申诉，怕追查到他的身上（因他是抓我进监之人）。
疑点之六：判决书中判我是“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请向我在建德市范围内有过聚众扰乱社会秩序吗？答案肯定是“没有的”！那我是在哪儿犯了这个罪呢？答案是“在杭州”。那我倒要请问：我在杭州犯的罪为什么杭州的公安部门、法院部门没有对我进行抓捕、判刑呢？为什么会在建德受抓捕被判刑呢？（难道你们受到了省政府或杭州市政府的委派吗？？即便是受到委派，你们的法律程序及方式是对的吗？比如，假设外省人到我们浙江犯罪、被捕以后，仍然要交到外省去宣判处理的吗？那我的事情为什么我没有在建德犯罪，却指控我是在杭州，那建德市公安及法院有什么权利对我进行判刑呢？这是不是建德的这些部门本身就违法的做法！
上级政府的各级领导今日我向你们提出上述的几点质疑是否正确，是否合理、合法须望各级领导给我一个回复，给我一个指路明灯。
我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公平、公正的。如果有错，肯定是会改正的。为此我真情地期望，现代的包青天是会有的。也是能为我的事道出冤枉二字的。这样才能使得我“死而瞑目”。
 
倾吐实情人  徐玉林
2016年7月
徐玉林被枉法判刑的相关情况请见：
浙江民师代表徐玉林被判刑 二年前的上访成“罪证”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1/2016/0427/1430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