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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人长期深受毒食品祸害的现实

    (编者按:在中国发现毒食品不是新闻,发现无毒食品才是新闻。生活在如此毒食品浸泡下的国人奢谈幸福指数显得滑稽,而考察痛苦指数才正当及时。导致中国如此长达数十年毒食品泛滥的根由显然是制度问题,这由众多揭黑记者遭遇不幸可得见证,一个完全漠视民众生命,只注重特权永固的极权政体,不会、不诚自然不就可能真正解决毒食品的问题。中国民众要想最终摆脱毒食品的不幸,就必须将权力行使真正落实到自己的选票上。)

    一、罐车混装有毒液体与食用油事件

    7月2日《新京报》刊登长篇罐车混装食用油调查报告说,5月21日上午十点,一辆罐车缓缓驶入河北燕郊一家粮油公司。一个小时后,这辆罐车满载三十多吨大豆油驶出厂区。


    鲜为人知的是,这辆满载食用大豆油的罐车,三天前刚将一车煤制油从宁夏运到河北秦皇岛,卸完后并未清洗储存罐,就直接来装上食用大豆油继续运输。

    煤制油,那是一种由煤炭加工而来的化工液体,如液蜡、白油等。有罐车司机向新京报记者透露,食品类液体和化工液体运输混用且不清洗,已是罐车运输行业里公开的秘密。

    今年五月份,新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追踪调查,发现国内许多普货罐车运输的液体并不固定,既承接糖浆、大豆油等可食用液体,也运送煤制油等化工类液体。为了节省开支,不少罐车在换货运输过程中不清洗罐体,有些食用油厂家也没有严格把关,不按规定去检查罐体是否洁净,造成食用油被残留的化工液体污染。


    事实上,目前我国在食用油运输方面,没有强制性国家标准,只有一部推荐性的《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其中提到运输散装食用植物油应使用专用车辆。由于是推荐性的国家标准,这意味着对厂家约束力有限。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王兴国教授告诉记者,目前推行的运输规范虽然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但也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他指出,“它也是一项国家标准,相关企业在制订企业标准时,要以这个为依据,企业标准可以比这个标准更严格,一般来说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混用又不清洗,残留物势必会对食用油造成一定的污染,运输食用油应该专车专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朱毅告诉新京报记者,煤制油主要是碳氢化合物,其中含有的不饱和烃、芳香族烃、硫化物等成分影响人体健康,可能导致中毒。

    二、水运混装有毒物与食用油

    在新京报日前揭露中国油罐车混装食用油后,财新报道又揭露不仅是公路货运,食用油经水路运输也存在混运现象,并且假的洗舱证明更易取得,因此即使已实施专货专运政策,仍难以遏止。

    中央社13日的报道援引财新指出,长期以来,无论海运还是内河运输,食用油都没有专门的运输船,和其他油品混装现象十分普遍。

    据一名食用油专用运输船船长对一名接洽中的客户表示,“以前混运没人管,你装好白油(化工合成油)运食用油,只要能提供洗舱证明就可以了,而洗舱也不用很严格,自己随便搞一下,再开一个假的洗舱证明,粮油企业也不会细看”。

    一名船舶洗舱公司负责人告诉财新,运完其他油再运食用油在行业里很普遍,中间需要洗舱。“但你只要给个1、2000块钱(人民币)我们就可以给你直接开具洗舱证明油气消除证明和换品种证明。”该负责人表示他们公司已从事洗舱业务20余年,客户遍及长江流域。

    不过自从新京报2日揭露食用油混运一事之后,所有粮油企业都在整改严查。据这名船长介绍,以前假的洗舱证明最多3000元就能弄到,现在要上万元,所以现在很多食用油船都不想接其他货的单子。

    三、网友对混装有毒食用油评议

    针对混装有毒食用油事件国内新浪网友的评论:

    新浪热点北京: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漫长的几十年时间里,卖油和买油的公司厂家对承运罐车如此操作都熟视无睹、不闻不问,同样需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硬核大脑北京: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在这起案件中又能明显看到国家监管的严重缺位。

    用户7824291595:不是监管的缺失,是法制的缺失!无法无天!

    赤道财经北京:早在2005年就已有同类新闻曝出,却并未引发公众和监管部门的足够重视。

    暗黑系悬崖上的金鱼姬重庆:毒奶粉是孩子吃,油罐车混装是所有人吃,那么多人得癌症是有原因的

    用户7698759227山西太原:我们每天都在吃有毒食品。应该怎么管理呢?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

    幸福明白山西太原:我们知道煤气罐氨气罐氧气罐氮气罐都用专用的颜色来区分罐内成分。哪为什么煤油罐车和食用油罐车不用简单的颜色区分。是怕消费者辨认吗?

    用户7427541736广东东莞:这件油罐混用案,除了追究相关生产企业、销售和运输企单位负责人及个人责任外,强烈要求追究国家食品监督总局负责人长达20年监管严重失职的法律责任!

    春天咖民浙江宁波:如果我们总是不抓少杀、惩治以宽,监管缺位、失职懒政,食品安全问题怎么能得到遏制?

    用户7903153708山东潍坊:监管部门、供货、销售使用部门'司机都应承担刑事责任!严查严惩给人民一个交代!

    IN话题指南北京: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只是追究承运者的刑事责任,追回目前被曝光的油罐车所运输的食用油,对于此类事件的解决远远不够。

    你能不能多见见世面北京: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这种刑事责任不仅应覆盖承运者个人,同样要覆盖单位。

    新浪看点北京:特邀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该事件反映的是其对公众健康乃至人之为人的尊严的极端漠视,这种行为当然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中国毒食品泛滥的严重状况

    中国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近年来日新月异,极大地挑战了人们的想象力。在过去的十几年间,甲醇制酒事件、福尔马林浸泡海产品问题、阜阳奶粉问题、苏丹红事件、三聚氰胺事件、地沟油问题、食用明胶问题等等,层出不穷。到现在连缓释药物的胶囊也查出有毒。从儿童奶粉到食用油,整个社会无法保证任何一种食品药品是安全的;从小作坊到国有大企业,整个社会也不能保证任何一个企业不去制造有问题的食品药品。而对消费者来说,从最初看到这些新闻的“触目惊心”到今天变成了“基本麻木”,中国人似乎不得不习惯于这种“相互投毒”的生活。

    近20年来中国大陆食品安全事件列表

    事件发生或曝光时间 黑心食品名称 简介
    2003年-2004年 大头奶粉 因为食用劣质奶粉导致婴幼儿致病、致死相关事件。生产劣质奶粉的首犯王文官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详见“阜阳劣质奶粉事件”。
    2004年 头发酱油 2004年1月5日,湖北省荆州市一家调味品工厂用“氨基酸液”加氢氧化钠盐酸红糖色素等原料勾兑酱油。而湖北省另一家专门生产“氨基酸液”的公司所采用的原料是各种富含蛋白质的废物,主要有人的毛发,医用棉等。原料不经任何处理直接进行酸解,还原成氨基酸。而毛发水酱油大肆流行于河南安徽湖北等地。详见“头发酱油”。
    2005年8月-2006年7月 工业盐”假冒“食用盐 2005年8月至2006年7月间,徐建国将780吨工业盐,重新包装成假食盐,以低于食用盐的市价六成的价格销售,非法牟取暴利。工业盐多含亚硝酸盐类,食用后会出现慢性中毒症状;如果长期食用,可致人肝中毒以至于发生肝癌导致死亡。徐建国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2006年 苏丹红鸭蛋鸡蛋 部分蛋商为了生产高价红心蛋,违法在鸡蛋或鸭蛋中掺入致癌物质苏丹红。详见“苏丹红事件”。
    2006年 毒比目鱼 上海检验发现,俗称欧洲比目鱼其多宝鱼的样本中含有致癌的抗生素硝基呋喃,含量最高达每公斤一毫克(1ppm)。使用硝基呋喃类代谢物、氯霉素、环丙沙星、孔雀石绿、红霉素和雌激素,以催生鱼苗长大。
    2007年 有毒宠物食品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检验发现,中国所生产的宠物食品主原料小麦筋蛋白里含有有毒工业化学物质三聚氰胺三聚氰酸,以作为冒牌蛋白质之用,造成美国加拿大数万只宠物死亡。详见“2007年美国宠物食品污染事件”。
    2007年 大便臭豆腐 将豆腐以粪水、馊水以及有毒化工染料硫酸亚铁泡制,以加速臭豆腐之发酵变臭及上色。
    2008年 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 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生产的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被验出含有三聚氰胺,导致在甘肃江苏等多个省市出现多名婴儿得肾结石的事件。稍后,包括伊利蒙牛光明圣元雅士利在内的22个厂家69批次产品中都检出三聚氰胺,最后事件扩散开来,不止是奶粉,中国所有奶制品和面粉制品普遍也受到三聚氰胺污染,其严重程度超过了2007年的出口美国的宠物食品。三鹿集团董事长获判无期徒刑,直接生产毒牛奶的两名主犯被判处死刑并执行。详见“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
    2008年 黑心碳酸氢铵膨化剂 中国制造碳酸氢铵膨化剂(俗称铵粉)被检出含有超量300ppm的三聚氰胺台湾马来西亚宣布,即日起全面禁止进口中国制碳酸氢铵,后检查出中国产小苏打、发泡剂、柠檬酸钠、靛蓝中均有三聚氰胺。
    2008年 黑心面粉 部分制造面粉被查出违法添加大量滑石粉,长期食用将产生高血镁症,造成肝、肾及神经方面伤害、口腔溃疡和牙龈出血,后又查出山东面粉不但含滑石粉,还含有洗衣粉氢氧化钠等化学原料用来漂白。
    2008年 水饺 河北省石家庄市天洋食品厂出口到日本的水饺被检验出含有农药甲胺磷DDT成分,造成二百多人中毒,中国政府原先坚称该批水饺是在日本被下毒,但河北省公安于2010年3月27日逮捕下毒工人吕月庭,证实毒药来源的确源自于中国[11][12]。投毒犯吕月庭被判处无期徒刑。详见:“2008年中国制冷冻饺子中毒事件”。
    2008年 假酒 以工业用甲醇制造,可引致失明、肝病、甚至死亡。详见广州假酒中毒事件。首犯程才明一、二审皆被判处死刑。而实际上中国大陆假酒已经泛滥到政府都无从下手查处的地步,如贵州茅台酒,全国有一年产量仅60吨,然而一年交易量超过12000吨,也就是说95%以上都是假酒。
    2009年 注水肉 部分肉贩为增加肉品(主要为猪肉牛肉)重量以牟利,于屠宰前给动物强行灌水,或者屠宰后向肉内注水制成,注水可达净重量的15-20%<,和其他的事件不同,注水肉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几乎无法查处和整治的难题。详见“注水肉”。
    2009年 农药馒头 部分馒头业者为提高馒头的筋度及口感,将农药二氯松(俗称敌敌畏)等有毒物质加入其中,并使用硫磺熏蒸漂白以增加卖相,网上曝光后,亦有从业者称上述方法已被淘汰,现在亦有用洗衣粉和漂白粉提色,用碳酸氢钠和氨水增加口感的工艺取代之。
    2009年-2010年 羊尿鸭肉 青岛四方工商分局查获羊肉商贩以羊尿浸泡鸭肉,使鸭肉带有羊膻味,冒充羊肉贩卖,同时显露出大陆城管大肆非法捕杀城市中的流浪猫、狗等宠物,然后转卖至商贩用于制作这些肉串。另于2010年还爆发了羊尿猫肉事件。
    2009年 人造猪血 湖北省武汉市工商局查获,市面上生产的猪血大都是仅以少量猪血,混合甲醛、工业用盐、玉米粉、染色剂凝固而成的人造猪血,其中甲醛为高毒性物质,食用后,会致癌和畸型。而工业用盐中的亚硝酸盐,大量摄取会导致体内缺氧,转变为强烈致癌物质亚硝胺
    2009年 药水豆芽 使用消炎药抗生素生长激素将原本10天生长期的豆芽,加速到只要3天即可出货。使用无根剂抑制根部生长,提高豆芽的茎部生长,提高产量30%以上,使1斤的黄豆或绿豆发出近20斤的豆芽。使用消毒水防腐,以延长豆芽可贩卖的天数。使用漂白水美白,增加豆芽的卖相。
    2010年 膨风水果 部分农民为使水果生长周期缩短、增大果实体积而喷洒遭禁止使用的膨大剂,用膨大剂栽培而成的水果虽然体积特别大,但里面却是空心的,且尝起来淡而无味,长期食用将对肾脏造成危害。
    2010年 地沟油 不法商人将餐厅排放至水沟中的膏状废油捞取后,经过滤、加热、沉淀、分离等程序,提炼成为“食用油”,再以低价转卖给餐馆。地沟油内含致癌物质、细菌、病毒、重金属,毒性是砒霜的100倍,甚至在重庆市区,地沟油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市民甚至可以和餐馆老板交谈这些事情毫不避讳。目前已审判的生产地沟油的不法企业主有一人获死缓,三人获无期徒刑。详见:“地沟油”。
    2010年 染色青豆 中国湖南公安查获不肖商人,将黄豆浸泡在有毒化学液体、色素和防腐剂中,加以增重并染色伪装成高价的青豆贩卖。
    2010年 黄油 在中国大陆到处买得到的四川麻辣火锅锅底包装,理应加黄油的锅底食材,经大陆媒体批露却是加了包装材料用的石蜡。
    2010年 泥巴海马 广州部分干货商所贩卖的干海马肚中被填充大量泥巴及淀粉藉以增加重量。
    2010年11月 有毒白桃水果罐头 山东白桃去皮,为了节省时间,竟然加入了俗称火碱,也就是工业用化学原料氢氧化钠,最后工人徒手将冒牌的黄桃,直接装入未经消毒的玻璃罐,准备装箱运往各地贩售。
    2011年4月 黑心染色馒头 上海盛禄食品的“染色馒头”事件,超过保存期限的馒头,回收绞碎后再当成原料进行制造。并且使用大量的食品添加剂(食用色素、蜜糖精、防腐剂),伪装成玉米馒头、杂粮馒头。事件曝光后,上海市质量技监局已经吊销上海盛禄食品有限公司分公司的食品生产许可证。
    2011年4月 毒生姜 湖北省宜昌市工商所执法人员在一座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内查获近1吨“毒生姜”,专家称等于在食用慢性毒药。
    2011年5月 污水馒头 广东省深圳市发现了一些污水馒头,使用过期变质的面粉、膨松剂、乳化剂、氧化剂、增白剂等有毒用料制作“又白又大”的馒头。
    2011年5月 毒海参 上海、沈阳拘捕两人,以利用甲醛火碱双氧水硼砂等化学原料浸泡海参,改变劣质海参色泽及体积,变上等货牟取暴利。食用有毒海参会令中枢神经受损。
    2011年12月 霉变食品 中国大陆国家质检总局抽查发现蒙牛集团、长富纯2种产品黄曲霉毒素M1项目不符合标准的规定。其中蒙牛乳业(眉山)有限公司的一批次产品被检出黄曲霉素M1含量超标140%。详见“2011年中国奶制品致癌物超标事件”。
    2013年5月 毒生 在生姜的种植使用不得用于生姜的剧毒农药“神农丹”。
    2014年7月 过期肉类 上海福喜食品有限公司麦当劳肯德基提供过期原料。
    2016年9月 罂粟调料 发生于上海市曹琳米线食物添加毒品案。在调料中添加罂粟,是食品业界吸引顾客、提高销售的潜规则
    2018年10月 霉变食品 上海中芯学校 ,给学校的供餐食材被发现问题。
    2019年3月 霉变食品 成都校园食品安全事件,给学校的供餐食材被发现问题。
    2019年11月 病死猪肉 广东佛山一家正规肉联厂将病死猪屠宰后,盖上检疫合格章,流入广州、佛山等地的市场,每天流入的病死达数千斤。
    2020年9月 硫磺熏八角 在全国八角主产区广西南宁,用硫磺熏八角保鲜是“公开的秘密”。经检测,市面上的八角二氧化硫残留量超原国标16倍。
    2022年3月 假牛肉 江苏省淮安市一对夫妇以猪肉为原料,通过亚硝酸钠浸泡,胭脂红上色加工卤肉半成品,并以牛肉的名义销售,获利80余万。其销售的猪肉中亚硝酸盐含量超国家标准7倍。
    2022年3月 黑心酸菜 2022年315晚会曝光湖南插旗菜业将黑心土坑酸菜提供给康师傅生产老坛酸菜牛肉面,其生产土坑酸菜菌落数超标,工人赤脚踩在菜上,还混有烟头等杂质。事后康师傅主动下架涉事方便面。
    2023年6月1日 鼠头鸭脖 江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一名学生在该校由中快餐饮的子公司经营的食堂用餐时吃到老鼠头,事后学校发布情况通报称确认“异物”为鸭脖,为正常食物,当事学生对此做出书面澄清。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亦判定涉事之异物为鸭脖。舆情发酵后,江西省教育厅公安厅国资委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经调查认定异物确系鼠头。
    2023年6月27日 老鼠 一名网友于该日上传一段影片指出,他在重庆市秀山县中医院餐厅贩售的“魔芋烧鸭”便当中,疑似发现老鼠头,上面还有啮齿动物的胡须。影片在网络上疯传后,该县市场监管局于当天介入调查,随后发声明证实便当中的异物为老鼠头,而鼠头为何会进入便当中的详细情况,则在进一步调查中。该间中医院强调餐厅并非该医院经营,而是由第三方承包。事件发生后,餐厅已对外关闭。当天,“重庆一医院食堂盒饭中疑吃出老鼠头”冲上百度热搜榜。
    2023年7月17日 避孕套 有学生反映在广州市华世外语艺术职业学校食堂饭菜中吃出胶制异物(疑似为避孕套)。7月19日,广州市增城区有关方面发布通报,称“胶制异物高度可能为鸭眼球巩膜结构”。
    2024年5月 煤制油罐车装入食用油 详见“2024年中国大陆食用油罐车混运曝光事件”。

    五、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是指生产者、销售者违反国家食品卫生管理法规,故意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行为。

    本罪是选择性罪名,不仅指行为方式(生产、销售)选择,也包括犯罪对象(有毒、有害食品)选择。司法实践中,根据行为的特征具体确定犯罪罪名,如生产有毒食品罪、生产有害食品罪、销售有害食品罪等。

    《刑法》第140条就明确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并且司法解释第18条还明确,“实施本解释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非法经营数额在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严重’;非法经营数额在五十万元以上,或者违法所得数额在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规定的‘情节特别严重’”。

    六、中国揭黑记者的不幸遭遇

    中国毒食品如此泛滥的根由与揭黑记者的不幸遭遇直接相关。

    1989年,《郑州晚报》记者殷新生,因揭披郑州市检察院越权事件,被诬陷入狱。
    1998年,《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因揭露山西运城渗灌工程造假,被判刑12年。
    2002年,《京华时报》记者杨威,因采访物业纠纷问题而遭遇殴打,导致耳鼓膜穿孔。
    2003年,《南方都市报》因报道孙志刚案与非典事件,影响高层仕途,主编程益中被捕。
    2005年,《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因调查报道聂树斌案,被迫辞职,淡出新闻界。
    2006年,冰点周刊因刊登《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被停刊整顿,主编副主编均被免职。
    2008年,《法制日报》记者朱文娜,因采写辽宁西丰拆迁案,被警方拘传。
    2008年,《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锋,因报道山西公安包庇黑恶势力,被判刑1年。
    2009年,《河北青年报》副总编辑乐倩,遭遇歹徒报复行凶,歹徒边打边喊“叫你报!”
    2010年,《经济观察报》记者仇子明,因报道凯恩股份交易内幕,被当地公安局网上通缉。
    2012年,《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三鹿奶粉首位报道人,发表“新闻已死”,离开新闻行业。
    2013年,《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实名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被关押346天。
    2013年,《南岛晚报》记者杨琼文,因曝光海南万宁校长开房案,被迫离职。
    2013年,中国揭黑记者第一人王克勤,因《北京暴雨失踪者》一文,《经济观察报》调查部被解散,王克勤本人被迫离职。
    2016年,《兰州晨报》《兰州晚报》《西部商报》三名驻武威记者,因被当地部门视为发布“负面报道”而遭遇逮捕。
    2024年,调查罐车混装事件的新京报记者目前据传已失联,他的微博已经被清空注销。

    七、中国毒食品泛滥原因探究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生活。中国的食品药品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行政监管问题,更是政治法律体制问题。如果缺乏全局性的制度改革,只是盲目加大执行力量是没有用的。

    唐昊教授分析: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之所以蔓延到今天这样,形成在全行业、全领域广泛存在、难以收拾的局面,首先是因为问题本身的特性——中国的食品安全是一个结构性问题。所谓结构性问题,即其形成过程是由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合谋、问题本身也受到制度性鼓励。这样的问题不能指望通过一个事件的刺激,针对某一个环节就可以解决。

    首先,从食品安全问题的经济源头来看,我们必须要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为什么企业会生产和使用有毒食品药品?即使是那些经正规注册的、甚至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企业也是如此?这实际上关系到整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在中国,象能源、重工、化工、通讯等产业一般都是高利润行业,这些行业存在着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以保证国有垄断企业的利益。在这样的经济结构中,能够留给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进入的领域并不多。而过多的企业进入有限的领域,也导致这些领域达到过度竞争的状态。对食品医药等行业来说,由于进入的资金技术门槛低,企业多呈现小、散、低的结构性缺陷,创新能力不足,就只能在歪门邪道上想办法。在因过度竞争而导致的“比坏”竞争格局已经形成的情况下,通过假冒伪劣来降低成本就成为常态,而那些关注食品安全的企业反而会失去竞争力甚至被劣质企业淘汰出局。

    不仅市场过度竞争会带来劣币驱逐良币的效果,食品药品企业还面临着国家税收等巨大压力。各种各样的税费,包括正常但比其他国家更重的税收、路桥费、工商管理费等仅在中国才大规模存在的额外费用等,也将食品经济链条的利润压缩到最低。在某种食品药品最终能够被消费者使用之前,从原料运输、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都产生了极大的附加成本,使得生产和销售企业的税收负担极重,无法做大做强。在食品药品市场生产供应链日趋复杂,市场开放性日趋增强的情况下,这些环节的负担最终都会以正常(涨价)或者违法(制造价低但有毒的产品)的形式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所以,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食品安全都着重于在农场、工厂的源头监控,而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则可能发生在各个环节。

    其次,从政府监管层面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保持对市场的介入,中国政府的财政汲取能力不断增强,但管治能力却在下降。近年来中国食品安全管理在立法层面成就显著,《食品安全法》、《药品管理法》、《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等相继出台,一系列国家标准也大部分跟国际接轨。但这些越来越细致的法律却并没有改善国内食品安全日益恶化的现状。根子出在执行环节。内地负责食品安全的部门很多,权责过于分散:卫生部起综合协调作用并进行风险评估;农业部负责农产品;质检总局负责进出口以及监管生产加工环节;药监局管药品;流通的食品主要是工商局监管。多头监管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在没有出问题时交叉管理,增加企业成本;二是在出了问题时互相推卸责任,谁都不管,即有人捞钱、无人负责。而两者都造成食品药品质量安全风险加大,安全难以保证。十几年前朱镕基访问美国期间,重点视察的一个单位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这个机构在享有食品药品监管上的超级权力,在美国存在了100年以上。朱总理回国后成立了一个类似的食品药品安全统一监管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无法发挥作用而被迫撤并。

    在顶层设计存在重大缺陷的情况下,基层执法环节的问题更加严重。已经出台的法律和国家标准一般都得不到严格的执行。执法第一线的基层人员不但缺乏严格执法的动力,甚至在监管过程中形成了一种“双向代理”的潜规则。即基层执法人员不但代理国家法律,而且也代理不良商家的利益。国家法律成为基层官员向不良商家索取利益的依据,而对这些利益的回报就是放松或根本不执行国家法律。这些利益索取对商家当然是额外的负担,但商家会把这多出来的负担通过假冒伪劣商品转嫁到消费者头上。在这种“双向代理”的过程中,基层官员实际上成了整个劣质食品产业链中间的一环,分享其中的利益。自然不可能采取消灭劣质食品这种自杀式行为。类似的情况不仅出现在食品药品行业,在南方某些城市如北海南宁的传销行业、珠三角的色情行业总是禁而不绝,在很大程度上与一些地方基层管理人员有利益掺杂其中有很大关系。在这些“双向代理”盛行的领域里,政府宗旨和目标并未被基层官员所执行,由此形成了治理失效。而更加恶劣的情况是:在“双向代理”已经根深蒂固的情况下,单独加强某个领域的行政管制,实际上是加强了这个领域内的官员向商家勒索的能力,形成了反治理的效果。即财政投入越多,行政管制越强力,治理就越失败。

    最后,从消费者和社会监督的层面来看,由于中国特有的政策法律环境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公民政治的需要,以至于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媒体监督与公众参与受到限制、民间监管组织难以行动、行业协会的自律机制不发达、公众对食品药品企业的诉讼遭遇司法瓶颈等等,使得食品药品行业缺乏来自社会监督的压力,丧失了最后、最直接的一道防线,由此导致安全问题愈演愈烈。

    有什么样的制度,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食品药品安全不仅是一个经济结构问题,也是一个行政监管问题,同时更是一个政治法律体制问题。在此种结构性问题的治理过程中,如果缺乏全局性的制度改革,只是盲目加大执行力量是没有用的。而如何通过经济、行政、社会、法律的渠道改变这种不良的制度结构,则需要直接受害者——作为消费者的公众对这个问题更深入更持久的参与,并且必须要将这种参与扩大到加强食品药品监管执法之外的其他所有的环节中去,如要求经济公平、打击垄断、扩大市场准入;启动责令停产、追究刑责、索求惩罚性巨额赔偿举措;追求司法独立、完善法律法规、扩大司法诉讼、推动法治进步;开展公民运动、建设民间组织、推动政治改革等等。只有全面的参与、全局的改革才能指望问题的全面解决。这当然是一条艰难的道路,但对于一个结构性问题来说,没有捷径可走。

    时评人士凌沧洲分析:制度监管乏力

    观察人士都看到,每逢食品安全丑闻曝光,一旦酿成舆论风潮,当局倒也不敢怠慢。调查组也会迅即出台,然后有些官员的“顶戴花翎”也会一时扯下,一些企业的当事人会锒铛入狱。我们也不否认当局在预防和阻止食品安全出问题方面下了功夫,成立了高层机构监管食品安全,也有一定形式的问责;但是几年看下来,食品安全状况依然严峻,丑闻依然迭出,就不能不让人们从体制层面反思和检讨食品安全的监管问题。

    “七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但为什么要七八个部门去管一头猪,而不管好官员呢?
    制度从源头就没有堵塞住产生食品安全问题的可能。在真正市场国家,生产有害猪肉的企业一定会被索赔,被追究,仅索赔额可能就会让企业倒闭,难道就像双汇这样道歉了事?

    司法独立和票选民选,是防止官员在食品监管渎职的有效良方。司法独立,则能保证受害者的权益不会被和谐,保证绝大多数卷入食品丑闻的人不能逃脱司法惩罚;票选民选,则能保证当地官员不敢怠慢民意,你让我吃瘦肉精健美猪,我就让你吃混毛猪——赶紧把尊臀从官位上挪开,让能人贤人来试试成不成?

    “顶戴花翎”摘下又戴上,问题官员的异地或异职复出,只能让问责制像作秀和儿戏;你问题官员都能卷土重来了,那些掺假下毒的黑心商人有一万个攀比的理由:我就不能卷土重来?

    真相和正义缺位

    有害食品屡禁不止的第二大社会原因,是因为真相和正义长期缺位。毒奶粉事件在2008年爆发后,中国的媒体披露:牛奶掺假其实已经搞了三十年。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三十年来,真相如何被蒸发,被屏蔽,被消音的?

    当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不能有效保障,当一个记者要报道一个企业的丑闻,尽管他掌握的新闻材料属实,写作报道也客观公正,仍然面临权力和金钱的双重挤压,面临职业生涯的逼迫,甚至面临打手和黑社会式的报复,他如何坚持自己的良知?即使他良心未泯,还未被完全太监化,还余勇尚存,他又通过何种媒介方式把真相告诉公民们?

    我们可以观察此次瘦肉精事件后的媒体报道,不能不说中国新闻人在进步,但距离开放社会的新闻报道还有一段路。为什么是财经类的媒体、南方的都市报之类媒体更踊跃报道呢,报道也仅仅停留在利益链的追溯上;难道食品安全问题不是一个时政问题,不是一个社会问题,不值得许多综合类媒体全方位纵深报道吗?

    没有真相就不可能实现正义;当我们去观察真相的曝光可能性时,我们或许看到有害食品屡禁不止的原因。

    道德和信仰迷失

    终极的原因,我认为还要从文化、风俗、道德、信仰层面上来找。

    当这个古老的民族史书记载的人吃人事件不绝如缕,吃个把人在历史上都不认为算丢脸,吃个把瘦肉精猪肉,难道要被认为是一件极为可耻的事么?

    道德伦理资源已经山穷水尽,需要文革中被陪绑、被踏上一只脚的孔老二先生咸鱼翻身,立在天安门旁伴君如伴虎。如此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如此道德水准还能阻止人们为了金钱往牛奶和猪肉里面下毒吗?!

    信仰上更无法阻止有害食品。因为这里的人们不相信有神的惩罚和审判,不相信有天堂和地狱,既然一切神灵在这些唯物主义无神论者看来都是荒谬的,他们还能像古人一样有所敬畏,有所恐惧,有所不为吗?

    结论是,一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局面必然到来,无论表面上说辞如何冠冕堂皇,有毒食品总会像魔鬼撒旦一样不时浮出地狱的水面。

    读者反馈:

    上梁不正下梁歪,中共从上到下不讲诚信、欺上瞒下、鲜廉寡耻。毁灭了中国这个几千年文明古国。茉莉花开,浙江

    只是那个“人人害我,我害人人”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是进行时。不信仰神的民族,却信仰强人,崇拜强权,迷信暴力与谎言。即使历史也大多数虚假的,至少是唯一解释的。机会主义是普遍价值观。也部分造就统治者的自我信仰,不可救药的自我迷信。是口口称民主,实际却迷恋无责任的精英主义,并在精英和民粹间循环,当然民粹离不开暴君。一个经常被疯子统治的精神分裂的,上帝遗弃所的群体。当今的民族性源于中共的极权统治,也说明科学是中性的,不但可以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同样能给人带来前所未有的邪恶。

    详情请参看:

    1、罐车运输乱象调查: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
    https://m.bjnews.com.cn/detail/1719878490168127.html

    2、油罐车混装,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毒奶粉?
    https://k.sina.com.cn/article_6723451236_190bfb964027016e5m.html

    3、洗舱证易造假中国再爆水路混装食用油
    https://www.rfa.org/mandarin/Xinwen/my5-china-cooking-oil-07132024155249.html

    4、中国大陆食品安全事件列表
    https://is.gd/nb1tWO

    5、世纪之毒:食品领域的安全风险警示
    https://news.sina.com.cn/zx/gj/2023-12-20/doc-imzysqvr1358960.shtml

    6、“毒食品”危害猛于黑恶势力
    https://zqb.cyol.com/html/2011-03/11/nw.D110000zgqnb_20110311_5-01.htm

    7、央视315晚会系列分析:食品安全类话题的曝光内容演变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6675300

    8、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https://is.gd/gMYGyJ

    9、黑心食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B%91%E5%BF%83%E9%A3%9F%E5%93%81

    10、调查记者李翔:他揭露了地沟油黑幕,自己却身中十几刀惨死
    https://lingbaxianzhang.blogspot.com/2024/07/blog-post_959.html

    11、唐昊:中国食品药品安全问题根源何在?
    https://dialogue.earth/zh/5/41524/

    12、点评中国:有害食品为什么屡禁不止
    https://is.gd/sAC9Ju

    13、中共极权之恶毒是酿造中国有毒食品的酵母!
    https://www.chinaaid.net/2024/07/blog-post_79.html

    14、特供食品的存在,才是导致毒食品泛滥的最大根源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79436736609741155

  • 常玮平的遭遇是今天中国黑暗现实的缩影

    7月26日,当局对陕西知名人权律师常玮平进行秘密庭审。常玮平律师的妻子陈紫娟驾车带着母亲和孩子,欲前往凤县准备旁听常玮平的庭审,途中遭到特警、公安人员强行围堵长达20小时。

    在受到当局强行阻拦而不能到庭旁听后,陈紫娟在警察环伺的高速公路出口的简短讲话说道:“今天审判的不是你,今天是他们的犯罪现场。”确实如此,常玮平的遭遇是今天中国黑暗现实的一个缩影。

    常玮平律师以从事就业歧视和性别歧视案件的维权工作而知名。2017年,他帮助因为艾滋病被茅台公司拒绝录取的青年刘元赢回了工作和5万元精神损失费。这是在民事案件案由增加了“平等就业纠纷”之后的中国“平等就业第一案”。Metoo运动在中国兴起后,他又是少数公开支持、参与运动本身并代理相关案件的男律师。

    在当今的中国,随着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加剧,社会自由空间日益收缩,公民权利的维护和倡导也被党国视为不利统治的危害因素而受到打压,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维权律师也因此而举步维艰。常玮平律师也毫无例外地成为当局打击的对象,2018年10月,他被停业3个月;同年11月22日,他所在的律师事务所被注销,当局还想方设法阻止他转往其他律所。

    2020年1月,常玮平因参加12.26厦门聚会而被陕西省宝鸡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2天,期间受到严重酷刑。被取保候审后,在10月16日常玮平上传到名为Danny Crane的个人YouTube频道里,披露了自己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遭到酷刑的经过:“我被锁在宝钛宾馆招待所的房间的老虎凳上,每天24小时,10天的时间,这是一种极端的酷刑。对我造成的伤害是,我右手的食指和无名指到现在依然是麻木的、没有知觉或者知觉不正常。”

    由于当局高度重视厦门12.26案,并籍此罗织罪名对许志永、丁家喜这两位民间活动领袖进行打击,常玮平披露的受刑经历无疑撕开了12.26案的非法性,当局老羞成怒下,立刻对常玮平进行了报复。10月22日,常玮平失联,当晚常玮平的妻子接到宝鸡市张姓警察的电话,称“由于常玮平违法犯罪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11月3日,常玮平家属收到宝鸡警方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通知书,涉嫌罪名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2021年4月7日,常玮平被宝鸡市检察院批准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执行逮捕。

    由于常玮平律师从事人权工作和披露受到酷刑的勇气,他受到越来越多的舆论和民间关注。2021年7月9日的第5届中国人权律师节,将年度“中国人权律师奖”颁发给了常玮平。在这次当局对他进行秘密庭审时,法国、瑞士等多国外交使团发表声明关注。德国驻华大使馆的声明说:“对于中国的人权而言,这是一个悲伤的日子……我们与他的妻子、家人、朋友和同事站在一起,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他。”英国驻华大使馆的声明说:“常玮平因提出中国的极端刑罚与中国人权问题(包括他自己受到的虐待)于2020年被捕,他今天将面临不公开审理。英国呼吁释放所有目前因促进基本权利和自由而被拘留的人。”

    不但常玮平的遭遇是今天中国黑暗现实的一个缩影,他的妻子陈紫娟开庭当天被强行阻拦的经历同样是中国当前良心犯家属受到磨难的一个缩影。由于709家属在争取家人自由和表达诉求上以鲜明的行动符号吸引了媒体和国际社会的关注,作为“与时俱进”的极权主义政党,中共吸取了其中的教训,此后对良心犯的家属的维稳和控制工作明显加强。

    在成都的秋雨教会案中,王怡牧师获刑九年。他的妻子蒋蓉被指定监狱居住6个月,结束监居后到现在,蒋蓉仍处于当局控制的状态中,与教会和外界人不能有任何的联系,他们的儿子每天由警车接送上学,禁止其与同辈人之间交流,禁止王怡的母亲有公开的言论。当局把家属的声音切断后,使王怡的近况无法被舆论报道,无法被公众知晓,从而无法形成广泛的舆论效应。

    在云南的王藏案中,王藏的妻子王丽在网上呼吁释放被捕的丈夫,受到派出所传唤后也被拘留,成为同案的“煽颠罪”嫌疑人。王藏和妻子王丽被捕后,家里留下四个未成年孩子,其中一对孪生兄妹只有不到四岁,目前由王藏年近七旬的母亲照看。

    劳工问题研究者李翘楚因为其男朋友许志永呐喊而在被北京国保约谈后,被山东省临沂市警方带走,并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名被拘押。

    由此可见,近几年来对良心犯的家属进行控制甚至同时抓捕已成为习近平时代的“新常态”,当局籍此对家属进行消声,阻止舆论关注,避免更多的置当局于不义之地。所以,陈紫娟的遭遇便是必然会发生的了。

    常玮平一案见证了当今中国人权状况的恶化。而此局面的糟糕还看不见尽头,每一天、每一个案都在刷新人们三观、底线的下限。如何挑战、结束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血腥而恐怖的极权主义政体将成为探索的课题。

    民生观察 2022年8月5日

  • 言难非:残酷的现实将我一步步送进“精神病院”

    一、政府对民众苦难坐视不管
    2005年刚过完春节的一天,大姐电话告诉我,说二姐被人骗到青岛搞传销去了。我这才明白,为何二姐在得知我们的工厂已经停工并等待拆迁后,总是打电话鼓动我去青岛和她一起做生意。我电话通知二姐说,我会前去考察。随后我马上和两个亲属买了去青岛的票。
    我们见到前来接站的二姐和把她骗过去的一对夫妻,在了解了她们所谓的“生意”确实是传销后,劝说她们离开,但是二姐和那对夫妻根本就无法接受这样的劝说,因为她和那对夫妇都投入了在外打工几年才赚到的钱,而且那对夫妻已经骗去了一些人,他们如果离开,无法把钱退还给被骗的人,因为那些钱已经交到“公司”了。
    我见二姐不愿意离开,偷偷打当地110报了警。前两次无论我怎样请求,接警警员一直推脱这不是他们管辖范围,说这是归工商管。因为以前就听过传销组织中的险恶,担心工商局的人来了,未必有能力控制局面。于是就第三次打110,我只要求他们过来人告诉二姐这种形式的生意是传销,是非法的。在我一再请求下,来了一年轻一年老两个警察,自称是辖区片警。我简单和他们说了下二姐所做生意的性质,然后再次要求他们要告诉我二姐那是传销,是骗人的,让他们劝说我二姐和我们回去。
    在回程的途中,二姐告诉了我那里面的情形,说有很多农民全家甚至连同他们的亲属都被骗进去,因为拉不到人头加入,又不愿意放弃(一旦放弃他们以前的投资将全部作废),他们很多人准备卖牛卖房子继续坚持,甚至有人打算去卖血继续投资以维持“股份”。有个和二姐原先同在一个工厂工作,后同期下岗的女工,因营养严重不足,得了子宫脱落,但为了能赚回本钱,还是在那里坚持。我听后很震惊,因为我非常了解他们苦难的生活状况。
    那些被骗去的有好多是我父亲所在的钢铁厂的工人的子女,有的本身也是这个厂的下岗职工。他们的父辈也就是我的父辈几乎都在钢铁厂里从事过非常艰苦和有害的冶炼工作。他们每日在极高温的炉前工作,不停用铁钎翻动着炉里的矿石,让它们经过高温变成铁水。在我记忆里,父亲和他的工友们下班拿回来的的白色手套帽子上都是黑黑的,整张脸也都是黑黑的。很多工人在刚退休后甚至还没有退休前就因矽肺病晚期而死亡。其实根本就没有几个炉前工人可以享受到退休工资,有的即使能活到有退休工资的年龄,也多没有几年都相距离开人世。只有那些坐办公室的人一直活得很久,且身体都很好。若干年后,和父亲谈起他的工友们都早早得矽肺病去世的事,父亲说他们工作时从来没有人告诉那些矿石在生产时产生的粉尘是有害的,厂里也没有提供过任何有效的防护措施。
    我的父亲本来也在厂里做了十年左右炉前炼钢工作,因生病时在厂医院发生医疗事故瘫痪在床上二年,后来坚持锻炼到可以自理,就被调到看管厂生产工具的岗位,得以远离矽尘而存活至今。但是在去年给他做的一次胆管结石手术期间,他的肺病也差点要了他的命。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工作了三十多年的工人们,退休时的工资还是上访多次才得以拿到,因为此前的厂领导根本就没有给他们交纳任何的社会保险。而我二姐这些差不多工作了十年的年轻的职工和还没到退休年龄的工人,在95年国企改造中被强行要求给三千元钱买断工龄。起先他们拒绝买断,因为一旦买断,以后不但没有固定的工作,而且将自己交付剩余的社会保险。并且他们认为厂里只拿出三千元做为他们工龄补偿是不合理的。所以刚开始她们置之不理选择外出打工,但没几天就都被叫回工作,如果不回来算自动离职。回来上班没几天又以没有活为由放假,然后他们又外出打工又被叫回——在这样拉据战中,他们选择去县政府抗议厂子被贱卖工人们没有得到合理补偿,但是领头出面交涉的工友被县政府的保安当场打昏,后被他们这些工友拼命抢回才得以保全性命。发生这件事后,工人们不得不同意拿三千元钱买断自己和厂里的关系。
    把二姐骗去做传销的夫妻也很悲惨,其丈夫的父亲在他们三兄弟都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最小的弟弟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去厂里偷铁卖,被厂保卫人员抓到关到二楼警备科,因担心被判刑,他就从警备室里的窗户跳下来,当场摔断了腰,从此躺在床上由他老母亲照顾至今。而他的二弟弟,一个老实本份的孩子,也因为以养猪为职业得了严重的腰肌劳损。他一直幻想着多赚些钱找人照顾他小弟弟,把母亲和二弟从繁重的劳动中解脱出来。虽然厂里的工人们和他们的子女们生活的悲惨程度相差无几,可是那些原厂里的官员们都靠从这个厂得来的不义之财发了家,而且仅靠着他们的吃喝就养肥了镇上一家最大的饭店。那些借工厂改制时,在县领导的主持下把至少几千万资产以几百万贱卖的厂领导们,或是在上海或是在北京或其他大城市各自买了房产,永远离开了那片他们用工人血汗和寿命获得了利益的土地。那些下岗工人们也大多选择了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而她们被骗去做传销的钱都是她们几年辛苦打工搛下来的。
    下岗工人们的命运如此,周边农民的日子过得也似乎不比他们更好,就在零七年,我因去西单拉横幅被关西城看守所八十多天后,在被遣返回老家,后在一家复印社临时工作时,有一次银行拿坏账(银行追讨不回来的贷款)单让复印,我仔细看了那些坏帐单,大概分为两种:一种是几十万或几百万的单位或个人的贷款,另外一种就是周边农民用来买种子或药品而借贷的几十元甚至几元的贷款。在改革开放了差不多三十年,农民却还要为买药贷款五元钱,为买种子贷款三十或五十元。虽然这不是全部农民的境况,但至少可以从中看出当地的农民是多么贫穷。
    从青岛回来后,我终日为这些苦难的家乡百姓的遭遇忧虑,思考着如何能帮助他们。那期间因为思虑太多,导致睡眠不好,头发大把脱落。后来没几天赶上开两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统称),我通过两会热线反映,以为举报后政府会加大力量取缔那里的传销,会让更多穷人避免再受骗(因为穷人只能骗穷人)。但是,半年后再问二姐,她说根本就没有人去干涉那里的传销组织,是被骗到那里的人因确实再骗不到其他人加入,才不得不自动解散离开,而他们被骗走的钱无一人拿回来。
    得知这样的结果,我很愤怒,也对这个政府彻底失望,觉得这个人民用高额赋税所养的政府的官员们,除了会压榨人民,它的职能部门都不能或不愿用举手之劳阻止本已穷苦的百姓遭受更悲惨的损害,对于这样一个政府,已经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应该让它下台,应该由全民选举一个受人民监督的真正为人民做实事的政府。
    二、抗议独裁,宣传民主
    眼见家乡工人在工厂上班的悲惨及下岗后被骗搞传销而政府不作为的现实,我认为由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除了腐败,除了会欺负老百姓,除了会祸害这个国家的环境外,于这个国家于人民已经完全没有益处,完全没有再继续存在的必要,应该让其下台,应该由人民民主选举可以被监督的政府来执政,只有这样的政府才有可能是符合人民要求的政府。于是在2005年8、9月份,凭自己对民主肤浅的理解,写了主题为《中国,路在何方》的宣传民主、抗议一党独裁的资料,并印了几百张,准备在10月1日去天安门撒,想以此抗议独裁统治导致百姓困苦不堪并唤醒民众的民主意识。
    在去之前我写好遗书,把自已所能想到的后事都安排好,邮寄给我的一位同学,告诉她如果我被捕或者被枪毙,请她把我的这些东西交给我家里人。我之所以抱着必死的决心,是缘于我内心对中共暴政的了解。这样的了解来源于共产党对那场1989年6月(几年后我才从网络上得知那场运动被简称为八九六四,因为镇压大概发生在六月四日)由大学生发起的反腐运动的镇压。当年还是初中生的我,在电视上看到学生抗议的情景和军队进入广场戒严的画面,当时并不知道部队进入广场后对学生运动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因为在电视上没有看到这样的画面(那样的画面是不可能在国内电视台中被看到的,当时也没有网络)或听到这样的消息。直到那年暑假,一个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的在外地上大学的姐姐,从学校回来说,她们学校两位老师到天安门参加运动,一个被坦克压掉了半个头,另一个吓得半疯跑回来,说学生和北京市民死伤很多。当时我和好友听后非常愤怒,就准备写大字报贴到街上,抗议中共的暴行。后来好友的父亲提醒我们说,这样做可能会有风险,就放弃了。
    虽然大字报没有写成,但自此对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恐惧的意识就在心里扎下了根基。相信我这个年龄以上了解六四的中国人,都在那个时期有了这样相同的意识。因为自那以后的很多年里,人们都开始谨小慎微地过着自己的日子,不再热衷谈论国家大事和官员的贪腐行为,也没再听说发生过民众公开对共产党的执政行为表达抗议的群体性事件。
    曾几何时,我一直认为这个国家自从六四惨案发生后,再无一人过问政治,直到06年接触维权群体才知道有许志永等等一些法律人士一直为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做着努力,盲人法律工作者陈光诚还因此被判刑三年。再后来从网络上得知,即便在八九六四后笼罩在中国大地上空屠杀后的血雨腥风还没有散去,就已然有很多仁人志士冒着随时被抓捕甚至牺牲的危险,一直用自己的方式推动着中国的民主运动,比如今年再次被判刑七年半的胡石根老师,就因为在九二年秘密组建反对党而被判刑二十年,当年同他一起组党的几个年轻人,被判的刑期加起来就有上百年。
    处理好了自己的东西后,我在2005年10月1日上午包好打印的传单,坐车到天安门广场。在广场走了一圈,看到被低矮的铁链围着的国旗空地比较宽敞,铁链外边还围了很多人在观看,觉得那是适合撒传单的地方。但国旗下方有武警把守,正思虑如何进去,就看见有几个小孩子跨过铁链冲进国旗下方,我来不及想为何会有小孩子跑进去,就乘武警过去抓那些小孩子的时候,也跨过铁链把所有传单撤到天空,在我还没看到任何人上来拾我扔出的传单时,却看到几个穿着便装的人(便衣警察)从四面八方冲向我,将我按倒在地。他们强行把我连同我的传单一起塞到一个面包车里。车子开了一段路,停在一个有铁门的院子前,几个警察从车上拉我下来时,我的背包掉在了地上,我试图去拾回,但被强行推到了院子里(后来才知道是天安门派出所的后院)。到院子里,我发现那里已经关了一群老弱病残穿着如农民般的人,有的还带着小孩子。我很惊奇这些看起来朴实的农村老乡亲为何也被关在这里,他们回答说是上访的,也是到广场上抗议被抓进来的。再问,才明白所谓上访就是案子在当地得不到解决而跑到北京来告状的,那时我才知道中国还有这样悲惨的一个群体。也猜测那些冲到国旗下的小孩子应该就是上访人的孩子了。我看到一个满脸被浇伤的已经看不出本来面目的女子,虽然看不出她的年龄,但看她领着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猜测她的年纪应该和我差不多大,问她为何事上访,她说是因为在硫酸厂工作和一个人发生矛盾,那人故意用硫酸泼到她的脸上,因为那个凶手有亲属在当地政府部门为官,她上告无门才跑到北京上访,可问题也一直得不到解决。我看着她那双因哀伤过度已经暗淡无光的眼睛,再看着她那可怜的小女儿,就搂着她大哭,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帮助她。当看到这些可以算中国最朴实的百姓的悲惨处境,我更加意识到自已的想法是对的,这个国家有着无法想象的更多的黑暗,而更黑暗的是这些本已经蒙受冤屈的百姓却被警察抓住关起来。这个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真的是不配再治理这个国家了,应该让他们下台,应该让民众了解“只有民选的政府才会避免产生这么多冤案,才会避免有冤无处伸”。于是我在那个院子里开始讲演,斥责共产党的黑暗统治和腐败无能,宣讲着自己的民主理念。警察几次冲进来想把我拉出去,都被访民们拦住而没有得逞。访民还拿出自己的面包和水给我,就连我要小解时,也是众多的女访民们围起来让我在方便袋里解决。下午稍晚的时候我们被拉到应该是叫马家楼的地方。我们被要求填写了份因何事上访的表格,后就被放了出来。这期间我认识了几位看起来比较有经验和智慧的访民,从他们口里知道了许多上访者的悲惨遭遇,有许多上访者因状告和当地政府有勾结的势力而不敢公开上访。几乎所有的上访者都要随时注意被当地政府雇佣的截访者或者当地政府派出的执法人员抓回去(当地政府的政绩是和上访比例挂勾的,上访越多政绩越低)而且还发生过访民被截访者打死的事情,还有一些年迈有病的上访者病死或冻死在上访途中。
    三、遭“被精神病”迫害
    了解到访民的悲惨遭遇而且得知他们大多住在南站,许多人都需要人帮助写上访材料,我想我有电脑会打字,可以帮助他们。然后我回到家里,收拾了几件自己需要的衣物,并把电脑拿到南站给那些访民写上访材料。几天后,我再次回到家里拿东西时,被我之前叫来北京照顾她自己儿子的大姐(大姐儿子初中毕业后到北京读一所职业学校,因我打算去天安门撒传单,担心被抓后她的儿子没人照顾,就把大姐叫到北京)和她的儿子强行控制,他们说我的言行异常,应该是精神出了问题,并强行要带我去精神病医院。我和大姐争辩说,我现在的思想是我以前就有的,你只是个家庭妇女,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又不多,怎么会和你说这些呢?!
    但不愿意花时间和家庭妇女做常识性的勾通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假如我们平时不屑于或惰于与她们做思想上的沟通,这貌似忠厚甚至看起来满怀爱意的家庭主妇,在关键的时候就可以成为一个政权打压反对他的异议人士的不需要任何劳务费的急先锋,而我就尝到了这样的恶果。
    我因为担心被送精神病医院并气愤大姐对我的强制行为,而不停地和她争执着想表明自己精神并没有出现问题,但越是争执她越是说我不正常。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文章说愚昧是最大的罪,而同愚昧之人争辩是危险的。我既然已经犯了不愿花时间与大姐勾通改变她的愚昧的错误,就不该再犯和她争辩的错误,如果我当时表现冷静,或许有可能就不会被强行送到医院。后来僵持不下,就同意和她们一起去医院。
    在路上,为了避免大姐真的把我当作精神病而强迫我入院,就再次努力和她解释我的想法,想让她明白我的行为并不是出于一时的精神失常。后来那个出租车司机将车停在路边说:“她说的都对,她没有病,我不会送她去医院的”!大姐非常不满司机的作法,一个劲的斥责他,我想如果我就这样回家,就凭大姐的愚昧加蛮力,我还会被她强行送到医院,就对司机说让他送我去医院,鉴定没问题大姐就会放心了。到医院后我才意识到我真的是高估了大姐的心智。到医院后大姐进到一个诊室,在医生耳朵边说了几句话。我就看到那背对着门的应该是中年的男医生拿起笔在一张单子上签字。当时我猜测他签的应该是住院同意书之类,当那个医生手里拿着他签字的单子走出来时,我就质问他为何不给我做鉴定就让我住院,他只是从我身边匆匆走过,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不一会就来了几个医护人员,强行把我往住院楼里拖,我大声抗议说,我没有精神不正常,只是因看到政府的腐败无能而做出一起抗议行为。我不停的诉说着,希望能引起坐在医院走廊里病人家属的关注而出面阻止,但那些病人家属很多人都说这个人病的不重,只是可能太压抑了,让她说出来就会好了。可见当年甚至现在中国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也都认为能公开反对共产党的人就是精神有病,哪怕他们也承认共产党已经完全到了该反对甚至该推翻的地步。
    曾经有一个英国记者说过:在一个谎言遍地的国度,说真话简直就是革命行为。而在我们这个谎言遍地的国度,敢说真话的人就会被认定是疯子!就这样我被强行关进了住院部,虽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离开那里,但为了不被采取更强烈的手段,每次护士给药我都很顺从放到嘴里吃掉,然后应她们要求张嘴给她们看。大概过了两三天后,有一天,那个签字让我住院但却连一眼都没看过我,就更别说和我交流过一句话的医生,走到我身边,他丝毫没有问及我的病情,只是用充满憎恶的眼神冷冷地问我:“你去天安门撤传单对不对?”这时我才更肯定大姐在他耳边应该就是说我去天安门撤传单的事情(但我不敢肯定大姐是否告诉他我撒传单的内容和目的),从他憎恨的眼神和冰冷的话语中我倾向认为他并不认为我是精神不正常的,至少不认为我去撒传单的行为是在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进行的,否则他的问题和憎恨就毫无必要。 至于他这种憎恶到底是源于中共几十年的洗脑,认为给政府捣乱的行为就是可恶的,还是来源于他是受益于体制想维护体制的初衷,我不得而知。只是当时我理智地意识到和这个对我充满敌意的但却可以掌控我人身安全,甚至可以说是生杀大权的医生对抗,是非常不明智的,所以就低声回答说“不对”。
    虽然至今我都认为我当时对那个医生的回应方式是正确的,但我不得不承认接着我又犯了另外一个错误,有一天一个女病人被强行绑到床位上,而她只是总是和医生要求出院回家而已。她不停的哭泣祈求放开她,我心生怜悯,偷偷地将她的绳子解开。护士发现后大骂我,然后将我四肢绑在床上,我没有哭闹,只是自己乘她们不注意偷偷将绳子一点点解开。可以说在医院期间我除了做了这么点违反护士意志的事情,其他的都是完全配合的。我不知道后来我身上发生的伤害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起,如果是的话,那只能怪我当时又忘记了一个宗旨,就是在一个人性冷漠的国家或群体里,只有对任何事情哪怕是极其不公正的事情都应该保持冷漠的态度才不会被认为是不正常的。我之前去撒传单的行为已经违反了这样的宗旨。我犯了这样的“错误”后没几天,有一天我被带到另一个楼座里的一个很小的病房里,里面有一些连着电线的各种仪器。有个类似于理发店里给女人烫发用的仪器的下面放着一张铺着白色床单的单人床。一个女医生双手按着那个仪器站在床头。我不知道他们要对我做什么,那女医生授意我躺到床上去,然后将仪器戴到我的头上,不一会我就感到全身被电击的感觉,在剧烈颤抖后我完全失去了意识。
    对,他们对我做的就是传说中的电疗,如果没有亲身经历电疗的人,完全可以在好莱坞电影中电刑处决犯人的境头里感受到我当时所遭受到的情形。不知过了多久后,我清醒过来,但我对之前所有的事情完全失去了记忆。我躺在床上问身边几个穿着白大衬的人,问他们我这是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什么话也不说,只是冷漠地看着我。后来我努力回忆,才逐渐意识到这里是精神病医院。因为这次电疗的恐惧,之前还并不很担忧的我严重焦虑起来,我不知道我何时才能出去,用在我身上的恐怖手段是不是还会再次使用或者还会有其他更为恐怖的方式。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真的又被强行带过去做了几次电疗,每次在去往那个房间的路上我都想要挣脱跑掉,但都被强行抓住带进了那个电疗室。当时那种想逃生的恐惧的心情估计很多人也只有在做到最凶恶的梦境里才能感受到。
    后来在我强烈要求下,家人从言谈中认为我并没有严重的精神分裂,而只有些焦虑(也不想想一个本来没有病但却被强行控制,被强行电疗,被每天强迫吃药的人如何才能不焦虑呢),担心如此下去我只会更严重,就同意让我出院。出院后我看到住院单子,才知道我一共在医院住了二十四天,电疗六次。这次住院被电疗对我记忆力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后来更深入接触到维权群体,了解到有许多维权人士也有过相同的被迫害经历,有的受到的迫害比我更为严重。比如北京维权人士李金平因呼吁为赵紫阳和六四平反、组织人权座谈会等活动触怒国保,被强行关到精神病医院后,遭强行打针吃药近八个月,被迫害成脑血栓后,才被转到其他医院医治。现在每次见到他,都是一副怕冷并不由自主颤抖的样子。再有新公民运动参与者宋再民,也因为坚持组织公民聚餐,其女儿在被唆使下把他强行关进精神病医院近一年时间。还有持不同政见者张文和先生,被数次强行关进精神病医院。个人维权被送到精神病医院的就不胜枚举了。
    如果说中国有什么更黑暗的地方,我想精神病医院算是一个吧。独裁统治下的中国精神病医院,很多时候已经沦为关押、迫害、摧残持不同政见的,敢于起来维护自己权利的,甚至拒绝说谎的人士的工具。(民主中国首发/时间:2016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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