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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民电子设备可随机检查？

《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以下简称《国安执法规定》）这部重要的部门规章将于今年7月1日施行。对于这部规章，生效后其可能的对一般国民的影响主要会体现在哪方面？对此，最近的网络传言其实已经精准地定位了。

笔者开始注意这部规章也是源于这些网络传言，因为如果诚如这些传言所说，7月1日之后在入境时可以随机地检查个人的手机和电脑。海关的这项检查权无疑是对个人隐私权的减损。因涉及公民权利问题，笔者就仔细研读了这部规章。

对于未来国安机关如何适用该法，笔者无法逆料，同时笔者也认为以上网络传言可能更多来自于民间对该规章望文生义或者道听途说的粗浅理解，并不准确。在这部重要的规章生效之前，笔者想从应然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部规章的适用条件，更准确地说是谈谈本规章第40条的适用条件，因为公民之所以产生以上的担忧，主要是由该规章第40条所引起。

我们先看看第40条是如何规定的：第四十条，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有关个人和组织的电子设备、设施及有关程序、工具开展查验，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查验通知书。紧急情况下，确有必要立即查验的，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执法人员经出示人民警察证或者侦察证，可以当场实施查验。

从该第40条看，要检查个人或者组织的电子设备，需要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这一条规定的检查条件，是适用于任何时候任何场景的，当然也包括国人回国入境时。

入境人员按照其国籍不同，分成两类，一类是本国人，一类是外国人。对于后者的入境检查有特殊性，其特殊性表现在它是一种国家主权行为，它可以基于国家主权或者国与国之间的对等原则而对入境的外籍人员进行特别的检查，美国海关人员就会检查外国入境者的手机和电脑。

笔者不知道美国这种检查是否有歧视性（即只针对中国大陆人员），不过即便歧视性存在，也无法指控它违法，此时入境的外国人也不能援引美国宪法第14条修正案的平等适用条款来救济，而且它也不违反国际私法。因为这被视为是一个国家的纯主权行为。

外国人要想入境，任何国家的政府都可以要求外国人负担一定的义务，让渡一部分的权利，手机和电脑接受检查就是对隐私权的让渡。一旦在检查电子设备或者在海关询问时，发现有不适合入境的情形，政府可以无因的拒绝外国人入境。不要以为给了签证，就意味着一定允许入境，因为签证与海关检查是两个独立的行政程序。

具体到中国，如果我国政府基于主权原则或对等原则也对外国人进行特别的检查，检查入境外国人的手机和电脑。这当然没有问题。但对于自己的同胞回国入境，如果想检查手机和电脑，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则必须满足本规章第40条规定的检查条件，即必须由设区的市级以上的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才可以，而不可以随机的检查。

事实上，第40条规定的检查条件，只是检查国人电子设备的程序条件，从应然的角度，它还必须要满足实体条件。所谓实体条件就是被检查者必须有危害国家安全的行政违法事由存在，或者至少行政违法事由的存在具备高度盖然性。而且此高度盖然性的认定不能依靠对特定人价值光谱的定位，以自由心证的方式来进行，而是必须有某些客观的外在行为，这些外在的行为虽然本身并不能直接确定其行政违法，但基于行为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牵连关系或者逻辑上的因果关系，可以基于常识常理来推断行政违法的高度盖然性。

一定意义上，所有的禁止性规范都可以被看作是公民权利与国家管制权力之间权衡的结果，而国家管制的目的不外乎是维持一种统治秩序。因之，执法的本质就是在权利与秩序两种价值之间权衡取舍。

从应然的角度，现代法律是建立在以尊重人权为目的的无罪推定、无错推定原则之上。电子设备的内容，它所安装的软件，这首先是个人隐私的范畴，如果没有违法或者高度盖然性的违法存在，从执法的正当性来说，此时秩序这种法的价值就应该让位于对隐私权的保护。如果不以此种原则来权衡取舍，把秩序这一法价值视为至高无上，认为权利这一法价值处于从属的地位，只要出于维护秩序之目的，就可以无视权利，那这种执法就不具备正当性。毕竟隐私权的减损是确定的，但秩序被破坏的概率是小的，在人类的正义观念中，除非在特殊状态下，不应为了保护一个未必受损的价值去损害一个必定受损的价值。

没有充分理据的随机检查公民的电子设备，不仅侵犯公民的隐私权，也是对公民人格尊严的伤害，也损害政府的形象。本规章第40条并没有赋予国安机关随机检查公民电子设备的权力。

综上，从应然的角度，国安部门不能对一个守法公民的电子设备进行检查，哪怕获得了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安机关负责人的批准。

（二）第40条与比例原则抵牾

行文至此，笔者认为在应然意义上，已经明白地阐述了第40条的适用条件，但笔者还想再进一步，尝试基于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来探讨一下规章第40条的合法性。

在展开讨论之前，有必要先弄清检查电子设备属于什么性质的行为。从这部规章的立法目的来看，它应当被设定为是行政检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54条，“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

如果行政检查可以检查自然人的手机电脑，那就意味着行政检查的权限与搜查这一刑事强制措施几乎相同了。因为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对自然人手机电脑的检查，是典型的刑事搜查行为。这就会让人产生一种错愕感。

我们知道，在法律诞生之前，人类就有自然的正义观，如果制定的实体法律符合自然的正义观，就会得到更好的遵守。检查电子设备，在权利意识高涨的今天，把它限制在刑事强制措施中，或许更符合现代人的自然正义观。

甚至基于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对于一个行政违法案，检查相对人的电子设备是否合法都大可商榷，至少应该非常审慎。

国家基于案件的重要性不同，会投入多寡不等的诉讼资源，这也是一种广义的比例原则，该原则最基础的逻辑可能是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讲资源最有效率的应用，即用最少的资源达成最多的善，而善一般又被认为是人合法欲望的满足。

比例原则不仅要求惩罚后果与违法事实的危害性成比例，而且要求其投入的调查资源也与社会危害性成比例。刑事案件，因为被侵犯的法益更重要，同时一旦犯罪得到证成，对嫌疑人的惩罚也更严重，从查清案件、保障人权的目的出发，当然要投入更多资源，也会以更高的证成标准来要求公权力机关。这也正是刑事案件的证成要求“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原因。正因为犯罪的证成标准很高，所以就赋予了侦查机关使用几乎所有侦查手段的权力，并且会要求犯罪嫌疑人让渡一部分权利。刑案侦查，在实体上几乎是无禁区的，唯一有意义的限制来自于刑事诉讼程序。

但是行政违法案，对其的证成却并不采取这种严苛的标准，行政违法案基本是按照“优势证明标准”来证成的。理论上，只要发现了行政违法的事实，一般标准的固定证据就可以处罚了。

一个可能只是行政违法的案件，其社会危害性较轻，其对应的对自然人的惩戒无非警告、拘留、罚款、吊销证照等。对于这种案件，投入很多的资源用于调查，本身就违反了比例原则。

有人可能会说检查电子设备很简单，无需耗费多少资源，又能获得更多证据，何乐而不为呢？这是狭隘化看待资源的投入，也忽视了善的减损。

请问，检查手机电脑不需要特殊的支持设备？不需要耗费人力吗？国家的外在形象是不是也是一种资源？被别人侵犯隐私，是公民所欲的吗？对人格尊严和隐私权的减损不就是善的减损？

支持的人中或许还有人持不便明言的想法：行政违法虽然社会危害性不大，但通过检查电子设备说不定能发现犯罪，所谓搂草打兔子，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斩获。

这种思路是把检查当作发现犯罪的手段了。笔者以为这种想法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原则，是一种权力使用的“诈术”，一个良治的政府，权力的行使应该出于善意，应该“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不逆诈，不亿不信”。

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刑事案件正常的侦办逻辑是：发现国家安全利益遭受了严重危害，刑事立案、侦查、锁定犯罪嫌疑人，持搜查令状对嫌疑人进行搜查。如果不按照这一逻辑来办案，就不具有道德正当性。而且此处的国家安全利益应当是符合自然法的，不应当泛化解释。

具体到行政违法来说，一个人违法了，它一定是外在的行为被发现违法了，而且发现的方式一般也应当是常规方式，而不是通过高技术对特定人的定向聚焦，比如采用大数据对某公民的隐私数据进行汇总从而发现违法线索。这种做法是对特定公民的不公正对待，因为暗含着先入为主的成见。

综上，笔者认为，基于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在行政违法案中，不宜适用该规章第40条，如果一个行政违法必须依赖检查电子设备获取证据才可以认定，在笔者看来，毋宁不要处罚。因为检查电子设备必然构成对隐私权的减损，而待证的违法事实也许并不存在。

通常来说，作为一般主体，除了间谍行为，一般的行政违法都有外在的行为，完全可以由外在的行为及证明外在行为的证据来认定，根本无需检查公民的电子设备。

至于间谍行为，因为高度的隐秘性，确实很难发现外在的违法行为，但自然法意义上的间谍行为一般是被刑事立案的，一个仅构成行政违法的间谍案，基本说明所涉及的国家秘密根本不重要，或者干脆就不属于自然法意义上的国家秘密，否则无论既遂与否一定会刑事立案。

如果以涉及间谍行为作为行政处罚的事由，会显得轻浮，甚至会让间谍罪这一自然犯罪庸俗化，并不利于保障国家安全。而如果刨除间谍行为的行政违法，正如笔者在前面论述的，基于广义的比例原则，在行政违法案中检查电子设备的合法性都大可商榷，而且事实上也无必要这样做。

（三）结语

以前，国安机关自带神秘感，普通人尽管知道城市里有这样一个重要机关存在，但在地图上却找不到它的办公地点，而且在一般人的认知中，国安人员工作在隐蔽战线，他们不穿制服，轻易不抛头露面。这种神秘感，更增加了个体对它的敬畏，总觉得国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肯定都是间谍罪、叛国罪这种大案要案。普通人甚至法律人，一听说是国安人员侦办的案件，都会自觉的不去打听案情。

而今在新的政治形势下，国安类法律法规规章被次第制定出来，也让国安机关逐渐从幕后走向了前台，《国安执法规定》的出台，让国安机关甚至成了行政执法机关。作为行政执法机关，未来必然会有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问题，届时它的办公地点、法人代表、联系方式，都可能需要公开了。人们对它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也必然会有所降低。这一变化未来会产生何种影响，只能拭目以待。

刘书庆
2024年5月29日

生效十年，仍未被激活的《精神卫生法》

2020年民生观察共报道7例精神病非自愿诊断与收治（“被精神病”）事件，详细案情参见附录。这些非自愿诊断与收治事件的发生5例与上访有关，2例与重大政治事件（支持学生白纸运动和反对疫情封控）相关。7例事件中非自愿3位受害者是女性、4位男性，分别发生在湖北襄阳（2例），江苏南京（1例），天津（1例），上海（1例），河南商丘（1例），四川南充（1例）。可见2022年本网报道的此类侵权事件中受害者男女性别基本均衡，发达的与欠发达的地区都有发生。其中2例涉及到精神病司法鉴定问题。他们中只有上海的谭华没有被精神病院非自愿收治过，其他人均被当地的精神病院违法收治入院。

《精神卫生法》第一案发生在上海，被精神病院非自愿收治多年的徐为起诉精神病院要求出院，经过5年的诉讼，徐为终于获得自己签字出院的资格与权利。本文认为，当地精神病院、精神医疗系统的医护人员对《精神卫生法》的了解程度影响了非自愿收治发生的可能性。如果精神病医疗机构不愿配合，将直接增加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非自愿收治的难度。因此本年度报告的切入点是帮助医疗机构重新认识自己的法律责任，通过曝光配合政府机关和行管人员违法实施非自愿收治的医疗机构，迫使他们不再配合政府部门实施违法行为。

一，政策变化：党的机关直接介入信访工作

2022年1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批准，2月25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共同发布了《信访工作条例》。相较于2005年《信访条例》而言，新的《信访工作条例》批准机关级别更高，是中国最高决策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它不仅强调了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适用机关范围也随之变广。

过去，信访通常属于行政管理行为，是指个人或组织向政府部门提出申诉、控诉、建议、咨询等事项，希望政府部门采取相应的行政行为予以解决或回应的行为。在中国，信访是一种特殊的行政管理行为，涉及到公民和组织对政府行政行为的监督和参与。信访范围广泛，包括但不限于对政府行政机关、公务员、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不满、举报腐败、要求权益保护、建议政策改进、咨询政务信息等。信访涉及的行政行为形式多样，例如政府部门的受理、调查、答复、解决等行政行为。

新《条例》直接将信访工作的决策权放到中共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共产党进一步介入国务院及地方政府的行政职权。我们认为中共中央接手信访工作不是为了更好地为访民解决信访难题，而是为了直接收集全国范围内的信访信息，利用访民提供的信访信息加强对各级政府领导成员的控制。

原因是新《条例》中如信访事项提出、受理、办理和督办的相关规定中，最大的变化在于新《条例》监督和追责的部分。本章新增规定的主旨是保障各级党委直接获得当地的信访情况、统计报告，并且将信访工作绩效作为地方领导成员的考核内容。掌握信息和拿捏政府领导人员的目的十分明显。例如：新《条例》开篇明义地指出“为了坚持和加强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规定党委和政府必须每年上报当地的信访情况年度报告，每年对信访工作情况进行考核，并作为对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参考。旧《条例》中只是将信访工作绩效纳入公务员考核体系。

新《条例》成立了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由更高级别的官员担任负责全国信访工作，有权“挂牌督办”。中国人自古有“信上不信下”的伸冤传统，“中央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的成立，无疑会鼓励更多人采用信访渠道、“进京告御状”解决问题。尤其是“挂牌督办”四个字，自习近平上台后被媒体宣传的几乎是如狄仁杰再世一般能够迅雷不及掩耳地扭转乾坤、纠正地方官员错误，还百姓正义。然而我们没有看到政府工作人员对待上访人员的态度变化，即使新的《条例》规定信访工作人员不得对待信访人员态度恶劣、作风粗暴和打击报复，襄阳访民牛家元老人在被带回襄阳的途中仍被截访人员的殴打。

二，非自愿收治（被精神病）现象为何如此普遍？

（一）警察有强制送治疑似精神病人的“传统”

在《精神卫生法》生效之前，发现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并将其送往精神病院接受非自愿治疗是公安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内容之一，如：

1，治安管理处罚：在过去，警察可能会将被认为有精神病症状或行为异常的人当作治安管理的对象，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等相关法律规定，将其送往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根据该法律，警察可以根据对被送往精神病院的人进行初步评估，然后报请医生判定是否需要强制治疗。

2，家庭监护：在一些情况下，警察可能会根据家庭请求，将家庭成员认为有精神病症状或行为异常的人送往精神病院，并由家庭承担相关的费用和监护责任。

2013年《精神卫生法》生效后，警察送行政相对人去精神病院接受非自愿诊断必须满足该法第28条的规定，而非自愿治疗则须满足本法第30条规定。但不少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并不了解《精神卫生法》及相关规定。

（二）被收治人容易陷入“自证无病”的无解循环

此类因上访引起的，被行政机关送治的非自愿诊断与收治事件中的受害者往往希望通过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来洗脱冤屈。这与中国文化和社会对精神病人的歧视有关：案件的受害者认为行政机关将他们送进精神病院是对他们人格的侮辱，证明自己没有精神病是他们洗脱侮辱的迫切愿望。但是基于现有的法律框架，自证无病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死循环。原因是：

根据《精神卫生法》规定，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第28条第3款）。而医生必须依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的规范作出诊断（第26条第2款）。这个规范是《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简称CCMD-3，其中“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行为表现中列举了“上访”，也就是说上访行为是被诊断者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的诊断依据之一。如果被诊断者对诊断有异议，《精神卫生法》提供的救济途径是要求重新诊断和鉴定（第32条第1款），且只能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第29条第1款）。无论是网友还是亲人都不能依法证明当事人“没病”。至此，又回到了精神科医师必须依据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的规范作出诊断（第26条第2款）。也就是说，只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能证明一个人有或者没有精神类疾病，而精神科执业医师必须按照CCMD-3的规范作出诊断，CCMD-3中明确“上访”是“偏执型人格障碍”的病症之一。执着于证明没有病将决定权交给精神科医生。

但这不代表本文认可《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将“上访”作为精神疾病的病症之一，只因这个错误已经被充分讨论，本文不再赘述。基于以上观点，本文将忽略是否有病的医学诊断意见，重点放在如何利用已有的法律框架保障公民免受非自愿收治之侵害。

如图所示：

三，强制送诊和强制送治行政行为的性质与权力救济

可能涉及以下几种具体行政行为：

（一）强制隔离

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可依据相关法律或政策，对被认为有精神病症状或行为异常的人进行强制隔离，将其送往精神病院进行控制。这涉及到对个体自由的限制，因为被隔离的人在一定期限内失去了自由，被限制在精神病院内。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明确规定，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只能由法律进行

设定，目前我国关于“强制隔离”的规定，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为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外，其他规定是法规和政府规章层级，甚至还有一些效力更低的地方规范性文件中，如政府通告等。

本网报道的河南商丘潘飞案涉及到“强制隔离”问题。河南商丘的潘飞为了父亲的冤案上访，7月19日凌晨被永城公安机关逮捕后家属一直没收到拘留通知书。7月20日潘飞的家人发现潘飞已经被公安机关以“强制隔离”的理由关进中原医院永城市精神病院。家属委托律师前往精神病院要求会见潘飞，被院方拒绝。被精神病院非自愿收治14天之后，潘飞被转移到看守所羁押。

本案中，精神疾病不属于传染病，也不属于国境卫生检疫的范围，因此永城公安机关对潘飞实施的“强制隔离”措施的法律依据不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行政强制措施。家属可申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要求确认对潘飞的“强制隔离”是违法行政行为。

（二）非自愿诊断与非自愿收治

行政机关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在当事人不同意的情况下要求精神病院对被送治人进行非自愿诊断和非自愿住院治疗，以达到改善其精神病症状的目的。这可能涉及对患者身体和精神健康进行干预，限制人身自由。

《精神卫生法》于2013年5月1日正式实施，其中最大进步是该法第30条保障了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享有是否接受精神疾患住院治疗的自由，除非该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已经作出了伤人、自伤的行为，或者有作出此类行为的危险性时，医疗机构方可对其实施非自愿收治。但该法并没有保障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诊断自由。

根据第28条规定，当事人不同意接受精神障碍诊断，近亲属可以（有权）强迫当事人接受精神障碍诊断。对于流浪乞讨者，有关部门认为其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也有权强迫其接受诊断。本条第2款是非自愿诊断国际惯例，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作出伤人、自伤行为，或者有作出这些行为的危险性时，近亲属、工作单位和当地公安机关必须（有义务）制止和将其送往医疗机构接受精神障碍诊断。

根据本法第30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享有是否住院接受精神类疾病治疗的决策权。只有在当事人患有严重精神障碍并且有伤人、自伤的行为，以及以上可能性的情况下，当事人必须接受非自愿住院治疗。患有严重精神障碍和伤人、自伤（或可能性）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采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死柬”、以死明志方式维权，都可能会被公安机关或者其他有制止义务的人制止并送精神医疗机构接受非自愿诊断和非自愿治疗。

需指出，《精神卫生法》第31条规定了关于精神障碍患者已经作出自伤行为，或者有这种可能性的情况下，监护人可以不同意对当事人实施住院治疗。也就是说，精神障碍患者伤害自己或者可能伤害自己时，如果监护人不同意治疗，可以不接受非自愿治疗。比如本网报道的上海谭华案，2021年5月谭华曾试图自杀，虽然符合非自愿收治标准，但是谭华的母亲可以拒绝对谭华实施非自愿收治。

2022年民生观察报道的7个案件中，都没有报道当事人作出伤人、自伤的行为。精神医疗机构必须明确当事人患有严重精神障碍以及作出了伤人、自伤的行为或者有作出伤人、自伤行为的危险时，方可对当事人实施非自愿收治。

因此，当事人可以起诉实施非自愿收治的医疗机构。医疗机构负有举证责任，证明当事人
1，患有严重精神疾病；
2，已经作出伤人、自伤行为；或者
3，有作出伤人、自伤行为的危险。
以证明其非自愿收治行为的合法性。

（三）行政鉴定

行政鉴定是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在行政执法或依法处理行政事物纠纷时，对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委托所属的行政鉴定机构或法律、法规专门指定的检验、鉴定机构进行检验、分析和评判，从而为行政执法或纠纷事件的处理、解决提供科学依据而从事的一项行政活动。

行政机关要求精神病鉴定机构对行政相对人做出精神病司法鉴定，这种行为属于行政委托。行政委托必须具备的法律要件包括：
1，委托必须有法定依据，
2，作出委托的行政机关必须拥有法定权限，
3，行政委托必须符合法定程序，
4，行政委托对象应当是符合法定条件的有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关于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7条详细列举了需要接受精神病鉴定的事由。

2022年的7个案件中，有2个涉及到精神病司法鉴定问题。一个是上海的谭华案，一个是四川南充的邓福全案。

上海的谭华案中，2022年6月3日谭华因进京上访被非法羁押于杨浦区看守所，谭华的母亲得知杨浦区延吉派出所再次要求对谭华做精神病司法鉴定。此前2020年9月2日，杨浦区延吉派出所曾要求对谭华进行精神病司法鉴定，鉴定结果是谭华没有精神病。四川南充的邓福全案中，2022年11月7日邓福全的弟弟得知四川南充市公安机关将进京上访的邓福全送去接受精神病司法鉴定。

谭华和邓福全被要求做精神病司法鉴定都与上访行为有关，那么就需要依据信访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判断他们的精神病司法鉴定委托是否具有法定依据。

根据《信访工作条例》第20条，信访人可以向有权处理纠纷的本级或者上级机关以走访的形式提出。上海市杨浦区中心医院是一家三级乙等医院，隶属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谭华在此医院注射狂犬疫苗致害后，有权向本级（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上级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上海市政府），三个部门提出信访要求。谭华进京去国家卫健委上访不属于越级上访，行政机关无权阻止。谭华因进京上访被羁押在杨浦区看守所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违法行政行为，据此而作出的精神病司法鉴定委托也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无效的。

四川南充的邓福全案中，邓福全的退伍抚恤问题，有权处理的部门是南充市民政局，南充市民政局的上一级政府部门包括两个：南充市政府和四川省民政厅。依照《信访工作条例》规定，邓福全的确不应当去北京上访。但是2019年邓福全第一次被精神病院非自愿收治前，他去北京只实施了探访战友的行为，没有实施上访的行为。只因他去北京的时间点敏感，北京即将举行70周年国庆庆典，随后的10月18-27日武汉要举行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为了这些有政治意义、同时与退伍军人紧密相关的事件顺利进行，南充当地政府部门在邓福全没有实施“越级上访”行为之前限制邓福全的人身自由是违法行政行为。2022年11月南充市公安部门要求对邓福全作出精神病司法鉴定的法律依据不详，网上无法找到相关信息，而邓福全本人也已失联很久。无法作出分析。

四，精神医疗机构的资质问题

2022年民生观察报道的7个与精神病有关的案件中，在襄阳郝明静案中，郝明静曾被当地行政机关送到一处“黑医院”非自愿住院治疗82天。

如果在国家卫生委员会网站上不能查询到该医院，则没有合法的行医资质。提供精神医疗服务的医院必须有精神科执业医师、护士，精神疾病治疗需要的设备设施，诊断、治疗制度和监管制度以及心理治疗人员。如果不具备以上人员和设备、制度，则违反了《精神卫生法》第25条关于精神病医院的医疗资质规定。任何人都可以向卫生管理部门举报要求取缔这些非法行医的医疗机构。

在本文的最后，我们呼吁所有曾受“非自愿收治”之苦的人一起举报、起诉这些公然违反《精神卫生法》，参与违法非自愿收治的医疗机构，让滥用精神医学的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民生观察曝光并谴责以下滥用精神医学，参与迫害上访人士的医疗机构：

襄阳市黄集精神病院
南京六合怡宁精神病院
中原医院永城市精神病院
襄阳市襄州区优抚医院（精神病院）
天津圣安医院

附录：

湖北襄阳郝明静案
郝明静（76岁），2022年9月14日被户籍地派出所公安用手铐带走，送至襄阳市黄集精神病院非自愿治疗。9月18日，郝明静的妹妹和女儿跟派出所交涉，派出所所长汪必强要求郝的女儿写保证书，要保证父亲郝明静在“二十大”前不进京上访，他们就可以放人。双沟派出所的工作人员与郝明静女儿及郝明静妹妹到了黄集精神病院后，跟郝明静见面。派出所公安电话请示了襄阳市襄州区双沟填管政法的书记柴祥，柴祥明确表示“二十大”前不能放人，导致交涉最终不了了之。
据了解，郝明静原本经营一个沙场，政府官员与黑社会人员联合抢夺他的沙厂并殴打他。2016年郝明静开始为这件事上访，2021年7月12日郝明静被相关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送至襄阳市黄集精神病院非自愿治疗45天。8月4日政府工作人员试图将其送至襄阳市安定精神病医院非自愿治疗，但医院负责人拒绝接收。8月31日郝明静被带到襄阳市安定精神病院接受精神病诊断，随后在安定精神病院住院非自愿治疗50天。出院后又被政府工作人员送进双沟镇某黑医院非自愿治疗82天。

上海谭华案
谭华2014年在上海市杨浦中心医院接种狂犬疫苗后发生不良反应，罹患癫痫。谭华因无法获得赔偿而开始进京上访，其母因帮助女儿谭华维权被判刑并取消退休金、医疗保险等养老待遇。
2020年9月2日谭华被非法羁押于杨浦看守所，上海市杨浦区延吉派出所曾要求对谭华进行精神病鉴定，鉴定结果是谭华没有精神病。
2021年5月谭华曾喝农药试图自杀，后被送至医院及时抢救生还。
2022年6月3日谭华因进京上访又被非法羁押于杨浦区看守所，谭华母亲得知杨浦区延吉派出所拟再次对谭华做精神鉴定。

江苏南京丁燕案
根据民生观察报道，2022年5月11日凌晨丁燕将其写给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信发到微信群，当晚她接到当地警察的电话，称：“市里和区里一起研究”后决定送她到精神病院。
入院的文件记录显示，警察和社区工作人员签字将丁燕送入南京六合怡宁精神病院，院方称丁燕为“双相情感障碍、躁狂发作”，出院时间为6月1日，事实上丁燕的亲友未能与丁燕取得联系。此前，她已被非自愿治疗10天，2022年4月29日刚获自由。
丁燕在被非自愿收治前，她一直在微信群里通报事态进展，她相当的镇定自若，说，“他们（警察）已经在来我家的路上了……”
丁燕给信习近平的公开信内容温和，从上海的封城导致的次生灾害说起，主张当局关注民生。她对地方当局任意的暴力执法、网络封锁、以及任意拘押表达不满。她呼吁习近平听取百姓的心声。丁在信中透露，从2007至今已经有11次被送入精神病院。

河南商丘潘飞案
2022年7月24日民生观察报道：河南商丘的潘飞为了父亲的冤案上访，7月19日凌晨被永城公安机关逮捕。家属一直没收到拘留通知书。7月20日潘飞的家人发现潘飞已经被关进中原医院永城市精神病院，家属委托律师前往精神病院要求会见潘飞，被院方拒绝。被精神病院非自愿收治14天之后，潘飞被转移到看守所羁押。

湖北襄阳牛家元案
据民生观察报道，2022年7月31日牛家元被襄阳市维稳办工作人员从北京绑架回到襄阳，期间维稳办工作人员殴打了他。回到襄阳后，维稳办工作人员审讯牛家元后将其送至襄阳市襄州区优抚医院（精神病院）治疗。几位本地访民去优抚医院要求放人，优抚医院坚持要求送治方（维稳办）同意才可放人。
牛家元自幼智力障碍，曾于2001年10月因口角与工友打斗，后被判刑6年，牛家元认为自己是正当防卫而非故意伤害，因此被判刑6年是冤案。为此，牛家元于2013年向襄阳市樊城区法院提出申诉，10月30日被驳回。10月31日向襄阳市中级法院提出复查，至今（2014年7月7日）没有任何回复。
2014年5月15日牛家元到北京上访，5月22日在马家楼被驻京办截回襄阳后就被东津公安局以牛家元到天安门地区相关部门“非正常上访，扰乱相关部门单位秩序”为由，行政拘留十天。

四川南充邓福全案
根据民生观察报道：2022年11月7日邓福全的弟弟从四川省南充市公安机关获悉哥哥邓福全因去北京上访被当地公安机关送去接受精神病司法鉴定。
邓福全是四川南充籍的退伍老兵，其服役的炮兵部队在实弹训练或演习中对军人的保护措施的缺乏缺失，导致邓福全双耳的听力失聪较严重。从部队复员到地方以后，邓福全多次向南充市民政局提出抚恤补助等要求，但一直得不到积极的、有效的回应。邓福全开始为此上访，随之成为南充市国保重点盯防对象。
2019年9月17日曾被南充市蓬溪县的国保送进南充市第二精神病院接受非自愿治疗，直到10月28日，经过南充市蓬溪县国保同意才出院。住院期间被强迫灌药及电击治疗。邓福全出院后曾向院方索要病例、住院证明等文件，但均被院方拒绝。院方称此次诊断和治疗费用由蓬溪县国保支付，因此所有病例和住院、出院证明都交给了国保。邓福全的家属同意此次送治。

天津吴亚楠案
民生观察2022年12月16日报道，近日南开大学的吴亚楠老师因在微信朋友圈发表支持白纸运动学生的言论，被学校谈话，要求删除相关言论被吴亚楠老师拒绝。随后，学校相关人员假借核酸检测之由将吴亚楠老师骗至某医院接受精神病诊断。
根据吴亚楠老师发给学生的求救信息，吴亚楠老师先是被自称核酸检测的工作人员骗上面包车，带到医疗机构——天津圣安医院，一家心理精神专科医院，吴老师的身体接受医疗器械扫描，并回答566个心理问题。对方暗示吴亚楠老师有幻听、幻觉和精神病。吴亚楠老师称当时有人拿着绳子要将其绑起来，吴老师为了不被绑起来带走，只能躲进厕所。目前吴老师发布在网上的求救信息已经被删除。
根据《看新闻》2022年12月19日的报道，一名南开大学学生提供信息说吴亚楠老师在微信朋友圈“承认自己前几天过于紧张，出现幻想、幻听、胡言乱语等心理疾患病症”，并称她已经基本“痊愈”。但此学生认为这并非吴老师真实意思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