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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辽宁孙海洋因言获罪生活遇困

    【民生观察2019年12月20日消息】辽宁省沈阳市维权公民孙海洋,因网上实名举报沈河区法院判决不公,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关押三百多天,后取保释放获得国家赔偿。在息诉息访几年后,目前孙海洋面临生活无法继续下去。

    孙海洋是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人,其祖辈尤为国在1947年解放辽宁时牺牲,属烈士家属。2003年在辽宁沈阳沈河区法院,孙海洋因一起刑事案件,疑当事法官‘办案不公’,被作出强行判决,之后开始上访申诉。十多年过去了其问题一直都没有得到解决,相关部门也无任何书面答复。无奈之下,孙海洋在网络上发表‘实名举报’的帖子,向媒体寻求帮助。

    不久,即2014年5月16日,孙海洋在自家经营的饭店,突然被自称沈阳市刑警叫刘超的几个人抓走!

    据孙海洋自述:把我双手背铐、戴着头套、带到沈阳市铁西区一处刑警办案中心之后,不久又把我戴上脚镣、手铐连在一起,戴上头套,把我押至沈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院内地下审讯室,下楼梯直走,左转最里面左边审讯室,把我扣在大铁凳子上长达48小时(减去在铁西区刑警办案中心的时间)。

    在沈阳市刑警支队地下审讯室,审讯我的刑警围绕我在国内天涯社区发表的“实名举报法院法官倒卖办案卷宗”的帖子,说是想给政府施压等问题,我一直否认。后来随着长时间坐在大铁凳子上,还有身体上的疼痛,我只能在说“发布实名举报是想给政府施压”的笔录上签字,右手颤抖不由控制的按了手印。如不签字,不按手印,他们就要打我并往我身上浇凉水。

    后来,孙海洋因为颠覆国家政权、寻衅滋事、非法经营,共三项罪名,于2014年5月18日晚上,被送进了沈阳市第一看守所。经沈河区检察院批捕、沈阳市检察院呈报、辽宁省高级检察院指派,2015年3月9日大东区检察院继续侦办孙的案件。

    2015年3月19日,沈河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给孙海洋办理了取保候审。至此,孙海洋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里整整被关押长达308天。2017年5月,沈河区检察院给孙海洋平反昭雪,并给予了国家赔偿7万余元。

    孙海洋说,“后来我就此案息诉息访,不追究相关办案单位和人员责任,在沈河区老区委书记王健、老区长陈泓,牵头支持下(以当年会议纪要为主),考虑我被羁押308天之后经历离婚,生意关停,老区委书记和老区长照顾我,帮助我,在沈河区皇城街道办事处城管科给我安排了一个“公益岗位”。每月工资3600余元,其中一个工资卡1600余元、一个工资卡整2000元。现在老领导都调走了,皇城办事处新上任赵琪书记,两千元的工资卡已经两个月没有给我开支了,现在每月仅靠1600余元工资,我还要给前妻每个月孩子的生活抚养费3000元,让我怎么生活下去?”

  • 辽宁关淑珍为夫伸冤遭迫害

    【民生观察2019年5月17日消息】本网获悉,辽宁省凤城市冤民关淑珍,因丈夫无辜被殴打致死,公安机关至今不予立案而上访维权多年,期间多次遭当地维稳人员骚扰、跟踪、监视、拦截、殴打,近期更不让她出门谋生。关淑珍表示,她已被逼的无法生存下去了,请求社会给予关注和帮助!

    据关淑珍讲述,她家位于辽宁省凤城市中华委十二组,从2002年开始她为了完成父亲遗愿帮助父亲索要被凤城市某官员侵占的‘民心解困房’以及2009年她租用凤城市步行街摊位与凤城市综合执法局发生纠纷,被其工作人员打伤住院。

    在以上两起事件发生后的十余年时间里,她不间断地申诉、信访、花去各项费用8万余元,最终有了结果。2012年3月两件事情一并给予解决,凤城市政府以救助形式给付补偿款20万元,由她本人办理了各种手续领取了补偿款。虽然问题最终得到了解决,但她却因此得罪了某些官员,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伺机报复。

    关淑珍说,2012年6月4日她的丈夫孙斌无辜被殴打致死,一起命案公安机关不但不立案侦查,还发生了警察和死者家属抢夺尸体的恶性事件。为此,她先后多次到凤城市、丹东市、辽宁省;公安、检察、政法委、人大、纪检委、信访局等部门信访,辽宁省人大对她说:进京上访就抓你、教养你。

    丈夫孙斌之死在辽宁省得不到解决,她前后4次进京到国家信访局、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不接见也不收材料】,之后又多次寄送材料,但至今未得到答复。

    不仅如此,丈夫死后人格还受到侮辱,她和家人多次遭到不明身份人员的恐吓、威胁。出行被跟踪、监视、电话被监听、电脑被监控、各方面人士出面想私了解决。

    在孙斌死亡的第二天,凤凰分局教导员;郭刚说孙斌是在凤城浴池吃性药导致的死亡;劝关淑珍不要尸检说丢人、给孩子留点面子,凤城市政法委书记说孙斌是自己摔伤的,并向丹东政法委汇报时也说孙斌是吃性药死的,那段时间简直是流言蜚语,对一位死者毫无根据、不负责任的乱说;给关淑珍及儿子的身心造成极大伤害,在家人和朋友面前抬不起头。

    至2012年7月7日关淑珍出烧烤摊之前那段时间,她在家里时经常有陌生人到其住处威胁、谩骂、甚至用刀撬房门。

    在她出烧烤摊做生意时,发现经常有无牌照车停在附近,走到那里跟到那里,进行暗中跟踪。从2012年10月25号开始、凤凰分局教导员郭刚公开说,派近50多人好几台车监视关淑珍行踪,开始明跟,用车追踪,就连在野外上厕所时都不放过,一边站着两个警察。在十八大期间关淑珍去丹东市,东港、樟岛【旅游区】朋友家住,凤城市公安局警察形影不离跟踪,开车追关淑珍家的面包车,晚上面包车挡风玻璃被砸、轮胎被扎,更有甚者,有一天派四名警察强行入室监视,为限制关淑珍出行,公安局采取这些措施导致关淑珍心脏病复发两次,后住院治疗【但自尸检报告发到互联网后不再跟踪】。

    为达到全程控制关淑珍的目的,关淑珍本人,儿子、及【双目失明】的老母亲的电话,从孙斌死后到现在一直被公安局监听,电脑网络被监控,关淑珍的身份证也被挂到了黑名单上,完全失去了自由,80多岁的老母亲接到警察打来的电话后,受到恐吓得病住进了医院。

    因孙斌死亡、在安徽上学的儿子不得不退学回到了凤城,但经常受到威胁,向公安局报警,且提供什么人威胁的录像、都不给立案。令人不解的是,在上述这些行为进行的同时社会各方面人士谈私了;公安局有关人员谈私了解决;法医说私了算了,有些人跟关淑珍的朋友谈私了;问要多少钱有陌生人多次跟关淑珍的儿子谈,同意给200万元私了,这些都被关淑珍回绝。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一些知道孙斌死亡真相、但被花钱打点之后谁也不敢帮忙管事了。

    关淑珍表示,以上问题均属事实,她愿用人格保证没有虚假成分。各方面情形证实丈夫孙斌属于非正常死亡,公安机关当时就应该立案侦查;司法鉴定意见书补充说明,能证明孙斌身体受伤部位是钝器外力所致、是被殴打导致的死亡,公安机关应改正不予立案的不作为行为。由于公安机关的不作为,使她不得不向有关部门申诉、控告花掉巨额费用,致使生意不能正常经营,儿子中途退学经常受到恐吓、威胁,每天生活在提心吊胆的环境中,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精神受到极大痛苦。

    2019年4月22日,有本溪的朋友给关淑珍打电话,说帮她联系了一个夜市摊位,让她过去看看,可是在她准备上车时却被凤凰城区杨光伙同一群警察拦阻不让她上车,在撕扯中关淑珍的腰部被弄伤,至今还疼的睡不着觉。凤凰城区杨光和警察让她失去了一次做生意的机会,无奈她只好再回到凤城市中行大树底下摆摊卖炸串,可是综合执法局人员也不让她干。综合执法局在2012年经政法委丁书记和信访局长方维东,协商同意,与关淑珍签订三年合同,地址就在中行步行街头,因为地下线路被挖,还差一年半没有履行完,至今也没有对关淑珍进行赔偿,也不给她找其它的地方让她做生意。

    2019年5月13日晚7点到10点多,综合执法局人员伙同黑社会四人站在关淑珍小吃车前影响其做生意,给她造成经济损失。关淑珍表示,她一家老小要吃饭要生存,她无辜被害的丈夫还在殡仪馆里放着,至今不给解决,现在还不让她做点小生意,她已经无法生活了,请领导尽快为她解决问题!

    关淑珍电话:13236976681

  • 上海舒玲十二年精神病院生活难舍亲情

    舒玲,女,37岁,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人。2005年1月,将过25岁生日的舒玲因发病被送到上海北桥精神病医院。但她怎么也想不到,这将是自己十二年精神病院生活的开端。

    “那时爸爸还在。”舒玲说,“我爸爸和我感情特别好,我感觉我和妈妈好像性格不合一样,她对于精神病也很是悲观,妈妈有一个和她关系很好的同事的儿子,也得了病,就一直关在医院里,妹妹的同学的哥哥也一直还在北桥医院。”开始,舒玲安心的在医院治病,病情控制并在恢复中。然而半年后厄运再次降临。

    “半年后爸爸因病去世,从此妈妈管我,爸爸不在了,就不一样了,没人像爸爸那样疼我,理解,宽容我。”舒玲的情绪很低落。在精神病医院里的日子漫长而难熬,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调整后,舒玲的病情恢复的很好。“(我的病)在北桥医院已治愈,每天只服一粒阿立哌唑维持,并且做病房总务工作,医院每月给120元报酬。”病情好转的舒玲一直渴望出院回自由,然而不知为何,妈妈却一直不接她出院。

    舒玲讲述了当时的情况:“在北桥还未出院的时候,妈妈在医院花园里对我说,为了评到重残证让我装病,我还天真的笑着问她怎么装,妈妈竟然说一会哭一会笑,我当时笑笑说我装不来。后来我心中不安把这件事对医生说,她说千万不能装,否则会给你加药的!还好没装,否则就毁了。”

    “妈妈后来对我说她同事的儿子就是说不想出院评到(重残证)的。后来去评残时,评残医生看到我和妈妈就说‘你带她(我)出来的啊!’言下之意就是可以不带我出来的。我觉得一切都好像已成定局,因为在这之前当时的病房主任很严重地对我说:‘你评不到残你妈妈苦死'。评残医生问我两个问题:1.你觉得医院生活好不好?我说,还好。2.你想出院吗?我想到妈妈说过的话,就说不想出院。这样就评到了。我对病房后勤阿姨说起评残的事,阿姨很坦率的说,你不这样说也评得到的,你妈妈走好后门的。评残医生当时是姐姐的邻居,妈妈说不是这个评不到的。此后我提到出院妈妈很凶,还曾在医院会客的时候因为我提出院而打我一巴掌。”
    “之后我的三级残疾我都不知道么时候评到的!妈妈后来说那是她哭到的。”往事历历在目,说事的舒玲似乎已无悲无喜了。

    终于,舒玲在北桥医院住了四年后,在2008年的一天妈妈来接舒玲出院了。与病友们告完别,出院时医生对妈妈说:“舒玲可以找份工作。”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妈妈把舒玲从北桥接出院立刻送到了金山精神卫生中心。

    从舒玲说话不难看出她的柔弱:“有时我自己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觉得自己很懦弱,可能性格里的弱点优柔寡断,在北桥出院那天,妈妈叫辆出租车,残联的人坐在里面,我上车那人就对我说‘妹妹你已经是3级残疾,叔叔再给你升升级。’我却一声不吭,我害怕妈妈,不敢表达自己的意愿。我已经康复了呀,我当时完全可以对他说:医生怎么说的(我已经痊愈了),不信你可以去问医生。唉,真的当时一点勇气和智能都没有!我隐约有一些不好的感觉但不敢去相信。”

    舒玲没有如愿回到家里,而是被直接送到了金山精神卫生院,继续精神病人的生活。妈妈还为她申请了《精神重残无业证》评定。2009年在医院呆了一年左右舒玲的精神重残无业证评下来了。也是在这年的一天,妈妈专门请假把舒玲带出去了一趟。“妈妈卖掉了只有我和她名字的两室一厅的房子13万元,她请假是带我去过户签字的。”舒玲回忆道:“回医院后病友都说我傻,不该卖掉的。”

    “现在想想妈妈从卖房,评残,步步实现她抛弃我的计划,现在想想太可怕了。”伤心失望之余,善良软弱的舒玲想的还是觉得自己得病拖累家人的愧疚,希望妈妈了解自己的心意,她说:“让我揪心的是她没有能感觉到我对她的心意,我是顺从她的,和我内心觉得的亏欠的良心。”

    终于从北桥转院到金精住院四年后,眼看出院无望。2011年春节,舒玲给来探望病人的区长写了封求助信,由院长递交给区长,在信中要求换监护人。“但政府没有正视我不是精神重残,且已康复的事实,我向当时做调解的书记提出吊销我的精神重残失业证,她说要家属同意。她只是劝我妈妈把我接回家。”说起这事舒玲有些沮丧。

    事情在2012年有了转机,2月份妈妈终于在各方劝说下将舒玲接回了家。回家后,舒玲和妈妈谈起被卖掉房子的事,妈妈告诉舒玲要还爸爸看病的钱和舒玲看病的钱。爸爸生前自费为舒玲买了社保,而自2009年《精神重残无业证》办下来后住院费用全免。

    从小爱画画的舒玲在医院时给病友画肖像,都觉得画得很像,在医院参加过外面的比赛。回家后就帮姐姐翻版农民画挣点零花钱。但变故还是发生了,后来有病友介绍舒玲去学油画,画墙画出去工作,妈妈不同意,二人发生争吵,气愤之下,舒玲去了堂姐家,在堂姐家吃过中饭后才回家。没想到因此结束了自己刚刚7个月的自由生活。

    “第2天早上妈妈叫警察在门口逼我去医院,我没办法,因为警察会帮妈妈架我去的,他们不会帮我的,我知道如果让他们送去意味着什么,这让我很无奈,于是我对他们说我自己去。警察却说:“没关系,我们送你去,免费。’这话让我感到一丝绝望。到医院妈妈直接把我赶上病房,她去找金精医院书记,书记也没有来看看我,我没有经过门诊任何医生的诊断就被送进病房,可是当天却没有办好住院手续,我问工作人员要精神科药也没有,第二天才办好住院手续的,2012年8月到2018住院至今未出院。”舒玲情绪很低落。

    “到医院也没有加药,到目前还是每天一粒药,住院中间发过一件事,病房看护男家属,随便进病房、厕所倒痰盂,我还有别的女病人在上厕所,并且听说这个病人男家属在女病人洗脚做个人每天清洁护理的时候,旁若无人的出来倒水喝,那个水桶在女浴室门口,女病人在那块地方洗的,我当时很气愤,就向个医生控诉并指出医院管理不善,但那个医生却并不体谅,很冷漠地说让我去找院长好了,我很气愤,就指责他们。没多久我下去康复科参加活动,也并未对康复科工作人员再说此事,情绪已平复,但等我回到病房,床位医生却像压犯人一样掐着我的后颈项把我压到护工办公室,然后进行电击,那时机器坏,没法,只好作罢,接着他们就给我加药,中午和晚上各一粒碳酸锂治疗躁狂症的药,他们把我绑在床上我并没有反抗,任凭他们,但他们还是要给我喂药,我不吃就用汤勺硬灌,但我还是没吃,最后他们给我打强镇静剂,打了两天,期间我请求不要打,因为我出现很大的药物不良反应,他们不理,最后因为心率过速,才不得不停药,这样的医生让我一直打个问号,还有为什么我可以不经过门诊就可以收治?当时2012《精神卫生法》还没出台,现在他们就注意门诊规范了。我是得过病,但我积极治疗,热爱生活,努力康复,但是却越过越没希望。家庭成员的变,导致的家庭的粗爆不接纳,做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完全具有能力可以创造自己新生活的康复者是否应该自救。”舒玲继续着自己的述说,并给这段做了个总结——“亲情淡漠、歧视。”

    知道让妈妈带自己回家无望,舒玲转而向姐姐求助。“2017的时候我请求卫生局新任的书记原来的医院院长,为我做姐姐的工作接我回家,书记答应,他找我姐姐在病房外谈,我不知道书记和我姐姐谈得怎么样,那天是会客日,谈完后我姐姐见我,我问她谈得怎么样,她表情很怪,没说话,支支吾吾的说了句电话联系,就拿了我画的画急匆匆的走了,几天后我遇到院长,他进了病房,我问他和姐姐谈得怎么样,并请他私下说,但他板着脸说,就在这说,就在很多病人堆里,他问‘为什么我家要把我送进来?’我说:‘我要去工作妈妈不让,我们吵架了。’他说:‘就这样吗?你还做过什么?’我说:‘就是这样的。’他说:‘你想不起来就不要出院,后来干脆说你不能出院,还要治疗。’他还说:‘你没有精神病,你家人就有精神病。’我听了这话一言不发就离开了。下午我偷偷哭一场,护士看我眼睛红红的就说‘你哭啦?’说起这事,她还说院长说得对的,让我感到心寒。因为在病房外的走廊,后勤阿姨听到他们的谈话,她私下对我说:‘你不要对你姐姐带你出院抱有希望。’我觉得她的内心很肮脏,没有见过这样做姐姐的说妹妹的。阿姨还说看着我姐姐说完我的坏话,下一刻又匆匆卷起我的画拿走,她看着难受,还说我为什么还把画给她,对她好。最近有送康复病人回家的政策,但听一个护士说:‘别的医院都落实了这个政策,为什么这个医院没有动静?’所以我对医院不抱希望了。以前书记看到我都会和我聊聊,现在已经不再理我。”

    “2017年家里另外的一套房子拆迁,我知道妈妈把我和她的房子卖掉后,我的户口先放在派出所,后来迁到现在拆迁掉的房里的,我不知道拆迁房的性质,不知道我有没有份,但刚得知房要拆迁,我就向姐姐表示我不要的,为此她对我好了一些。”

    “我和姐姐谈过,我对她说你让我出院,给我三年时间,我出去找份力所能及的工作,找个合适对象,自立门户,我结婚可以不要小孩。姐姐冲口而出:‘没人要的。’口气冷冷的。我不争房子,她们说什么就什么的顺从也没有得到她们的体谅。”

    对家人的失望及对自由的渴望,舒玲开始通过朋友的指点在网络向有相同经历和律师求助。
    “我想出院,对于一个已经治愈正常的康复者,没有正常人的生活,没有良性的刺激,我担心以后会得老年痴呆症”舒玲说:“四年前我信了耶稣基督,他们连请假出院也不让我,我已经三年多没有看到妈妈和妹妹了。”

    很多人建议舒玲将妈妈告上法庭。但她却放不下那份亲情。舒玲希望通过做司法鉴定确认本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从而可以自己办出院手续出院。但是鉴定要钱,请律师要钱,并且还要有亲属的配合。

    开始舒玲很乐观的说等晚点自己画画攒点钱了请大家为她推荐个好律师,并说自己有个堂哥曾经说愿意帮她。舒玲从小就喜欢画画,所以一直坚持着,刚开始在病房给病友画肖像,都觉得画得好像,在医院参加外面的比赛,在病房有空就一直在专研,画画成了她医院生活的全部,朋友介绍了个画展,姐妹们支持买下第一批创作的农民画,有点钱就买画画的书、材料,自学工笔国画。“姐妹邀请我帮她画插画,慢慢地挣了些钱,感谢上帝给我这个兴趣爱好否则我的日子过不下去的。”舒玲的话语里包含着浓浓的感恩。

    舒玲还通过努力她为自己在医院争取到了一角空间:“我病房里对面有间房间,偶尔会有用,2014年我参加医院邀我参加的区农民画比赛开始,慢慢争取到,在一间单独的房间画画,医护人员对我也还好,主任对我挺好,除了出院这件事。”

    就在网友积极准备为舒玲发起募捐,出主意时。之前说联系堂哥帮自己请律师的舒玲忽然发来信息,说自己还是狠不下心,可能还对家人有一点眷恋。准备退出了。并且,哥哥也有难处不能帮自己了。留下一句:“也许我没有自己想的那么有能力。”之后便沉寂不语。

    “我积极康复,画画是我的爱好,所以我一直在画画,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我希望家人能看到我的好,但没用!”舒玲伤感的话语让人心里沉甸甸的如同压了块大石头般沉重。

    “这个国家的精神病院什么时候才能纯净的像个真正的医院,而不是公权、私利手中的工具?”——这是笔者采访舒玲之后久久无法释怀的问题。

  • 精神病及时就医仍可重拾生活

    32岁病友罗小姐过去是家人眼中的「叛逆孩子」,她常常听到母亲责骂或是讲她的坏话,情绪容易激动起伏的她原本以为自己是躁郁症,在某次与母亲大吵时,她愤怒指责母亲,每天都会听到母亲在责骂她,由于现实中没发生过,在家人陪同至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精神科就医,确诊是「思觉失调症」。因症状发现的早,罗小姐也愿意配合治疗,目前稳定接受长效针剂治疗,幻听、妄想症状大幅改善。不仅亲情关系加温,更有稳定工作自立谋生,现在也有交往的对象,结交友好工作同事分享生活乐趣,不再孤单。

    思觉失调症稳定治疗 「基本盘」助维持大脑功能

    台湾精神医学会理事长、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精神科教授赖德仁表示,卫生福利部已正式将精神分裂症正名为「思觉失调症」,顾名思义,思觉失调症是「思考」及「知觉」失调的一种脑部疾病,医界普遍认为病因是脑内神经传导物质失调,造成大脑萎缩影响功能。而研究指出,思觉失调症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恢复情形越好,能及时防止脑部继续损伤,发病一年内就医,治疗后能恢复7成以上的脑部功能。

    「对于思觉失调症病友来说,拥有稳定不间断治疗十分重要!」,赖德仁教授进一步分享,透过持续用药,可以提供体内一定的药效,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思觉失调症患者,每一次的复发对于大脑都是一次严重的伤害,就算愈后也很难恢复到过去的样子,而多次的复发,更有可能让疾病慢性化,难以复原。而稳定的治疗就像是选举常说的「保住基本盘」,当体内有药效基本盘的保障,输也不会输太惨,更加努力时还有赢的机会。曾有研究发现,即使只有1~10天的中断用药,就会增加将近2倍因症状复发的住院风险。对于病友而言,只要与医师配合好好的用药治疗,都能帮助达到药效基本盘,降低疾病复发恶化的可能性,迈向康复。

    思觉失调症新治疗趋势:长效针剂运用 预防复发

    朱柏全医师分享:「对于像罗小姐已采用定时回诊方式施打长效针剂,疗效与每日口服药相同,也比较不用担心后续复发的可能性。目前门诊上观察越来越多的病友希望采取这样的治疗方式,可说是目前的新治疗趋势。」

    与重郁症、双极性疾患 (躁郁症)易混淆? 出现「妄想、幻觉」症状属思觉失调症

    朱柏全医师强调,约有三分之一的思觉失调症病友在罹病初期会误以为是罹患重郁症或双极性疾患 (躁郁症),未能及时正确接受治疗。朱柏全医师呼吁,前期症状区别非常重要,思觉失调症与躁郁症、重郁症的症状区别上,最大差异在于患者是否出现幻听、幻觉的症状,以及双极性疾患(躁郁症)及重郁症在躁期或郁期结束后,症状就相对改善,思觉失调症则不会。

    (来源:HiNet新闻 http://times.hinet.net/news/20255566 2017/06/20)

  • 记者探秘精神病罪犯的狱中生活 他们的画作令人惊叹

    羊城晚报记者近日走进阳江监狱,探秘精神病罪犯的狱中生活 
    “我的心愿是追求长生不老”、“我学会了呼风唤雨”……在广东阳江监狱精神病犯人的宿舍里,每张床的墙上都贴着一张面积不大、字迹工整不算漂亮的心愿纸,上面记载着每位精神病犯人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
    而在现实世界中,精神病犯人们在高墙内的生活与普通罪犯相比有什么不同?他们给监狱的监管带来了哪些难题?11月3日、4日,记者来到阳江监狱采访揭开了他们高墙内的生活秘密……
    羊城晚报记者 董柳 通讯员 尹华飞 阚淼
    全省1/6病犯在阳江监狱
    广东省阳东县那龙镇,有着56年历史的阳江监狱,是目前广东省集中收押收治精神病罪犯的5个监狱之一,监狱六监区五分监区是集中关押精神病犯人的地方,这里目前共有精神病服刑人员100多人。
    记者从广东省监狱管理局了解到,目前广东全省约有精神病服刑罪犯1000人,阳江监狱约占到全省1/6。
    “及时、准确区分精神病和非精神病,是关系到监管安全和精神病罪犯治疗权益的关键环节,必须一个不漏、一个不错。”阳江监狱监狱长黄跃群说,监狱为此进行了全面排查、准确鉴定,确保一个不漏、一个不错。
    从罪名上看,他们大多罪行比较严重,其中犯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的占精神病服刑人员人数70.7%,其次是抢劫罪,占16.5%。相应地,他们的刑期普遍较长,其中判处死缓、无期徒刑的占精神病服刑人员人数的57.1%,判处10年至20年有期徒刑的占到28.6%。
    监狱为病犯开“小灶”
    对于精神病罪犯,监狱开了不少“小灶”。
    记者采访时,正好是晚餐时间,几辆满载着食物的大餐车被推到了监仓门口,铁制的餐具上,分格放着米饭、蔬菜等食物。这是一般犯人的膳食。
    “考虑到精神病犯人特殊,监狱对他们的伙食供应有一定的季节性。”阳江监狱六监区监区长杨建南说,比如在夏季,监狱会准备些凉茶,还会煲些骨头汤“特供”给他们,为的是改善营养和提高睡眠质量。
    在住宿上,监狱将精神病犯集中关押在六监区五分监区,与一般罪犯所睡的床是上下层不同,精神病犯人所睡的床只有一层,也就是每人一张床,不分上下铺,“主要是考虑他们的安全”。
    更大的“福利”还在做工上。考虑到这个群体的特殊性,阳江监狱专门调出一个车间供精神病犯做工,这个车间被安排在监狱一层,很空旷。记者在车间发现,长条桌两端的长凳上坐满了穿着囚服的精神病犯人,有些人在忙着连接灯线,但令记者好奇的是,不少犯人坐在那里,长时间啥也不做,也无人督促。
    一旁的六监区副监区长秦桂荣道出了秘密:原来,监狱对精神病犯人做工并没有任务要求,“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
    警察亲自监督病犯服药
    长期工作的一些干警也有担心:这些人大部分是暴力犯罪罪犯,担心病人的病情“发作”。
    六监区监区长杨建南回忆,一次,一名精神发育迟滞的犯人“发作”了,抡起车间的灯管,就往自己头上砸,附近的干警眼见后立即前来控制他,才没导致事态扩大。
    这只是精神病犯人“发作”的一个场景。阳江监狱介绍,精神类疾病还需专业机构治疗。2012年11月,监狱与广东省政府指定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机构——江门市第三人民医院签订了医疗协助协议,由该医院负责阳江监狱罪犯精神病司法鉴定,为精神病罪犯提供专业诊断、开具处方药。
    吃药是重要的治疗环节。一位狱警告诉记者,以前出现过病犯服药后到卫生间里吐出的情况。后来,监狱将“发药到手、咽完再走”,改为更严格实施细则。监狱医院配好每日用药,每日下午送到精神病犯人分监区,由警察亲自监督和记录服药情况,做到“发药到手、见放入口、吞下张口、检查再走”。
    艺术创作疗法首次使用
    精神病罪犯群体普遍存在语言障碍,但意向能力很强,为了让他们以另一种方式打开内心世界宣泄情感,今年6月起,阳江监狱与广州中医药大学合作,开展了原生艺术创作疗法。监狱惊奇地发现,原本零绘画基础的罪犯,却创作出了令人惊叹的作品。阳江监狱心理矫治办公室警官柳维说:“他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毕加索”。据了解,这在全国对精神病罪犯的治疗中尚属首次。
    在原生艺术疗法中,精神病犯人陈光(化名)的第一幅画就暴露了他的自杀念头。
    陈光的“处女作”画的是烟囱,烟囱上方一缕烟飘向远方。他自己将其命名为《随它已去》。
    心理分析意见认为:画者自己犯下了伤害亲人的罪行,将亲生儿子从阳台抛下当场死亡,家庭已残缺,自责内疚,但无力挽回局面,并希望通过安乐死了却此生。整个画面情境低沉,表达了画者轻生的念头,应予高度关注。
    狱警随后与陈光深入交谈后,果然发生了陈光因自责有自杀念头。
    邱鸿钟教授见证了陈光的心理转变之路。他回忆,陈光随后的三幅画分别是:只有竹杆没有竹叶的竹子、被砍的树桩、像鸡蛋一样的“歉”字,这些画反映出了他的自责。邱鸿钟说,精神病人参与创作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治疗活动,“不在于他们画什么,而在于表达”,这种表达方式具有诊断评估价值和治疗价值。
    (来源:金羊网http://wap.ycwb.com/2015-11/09/content_20852559_2.htm 2015-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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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关于解决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待遇问题的调查报告

     

    去年9月25日,我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呈递《关于解决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待遇问题的调查报告》(之七),经中共中央办公厅审查报中央政治局审议,中央虽然作了努力,但全国民办代课教师晚年生活待遇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通过一年对一些省份的调查发现:全国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待遇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存在三种原因:一是一些省份不是严格执行中央国务院解决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的政策文件规定、而是长期封锁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文件。二是在执行中背离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另搞一套,不是将民办转公办变成商品倒卖,就是任人唯亲乱转乱招,把一部分符合转正条件和应该办理离岗退养条件的民办教师挡在门外,制造两极分化。三是一些地方对违反计划生育的原民办教师不发给生活补助和一次经济补偿,对被辞退时领到较少补助的没有随着物价上涨增加生活补助,使辞退时领到较少补助和违反计划生育的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当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办代课教师要求地方政府按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重新解决他们的问题时,一些地方政府不是理性对待工作中的失误,积极采取补救措施,凝聚民心努力解决不公问题,抚平民办代课教师的心灵伤痛,化解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而是利用不断膨胀的权力对部分民办代课教师实行拘留关押和强制送劳教所。
    我今年呈递给中央《关于解决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待遇的调查报告》(之八),主要针对全国各地没有严格执行中央国务院,解决民办代课教师问题政策文件的错误行为,再次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再次向中央提出解决民办代课教师晚年生活待遇的建议,并对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拘留关押,跟踪监视剥夺限制民办代课教师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再次提出严厉指责。与其说我八年的调查报告是为圆满解决全国民办代课教师晚年生活待遇为了达到社会和谐稳定,不如说我八年一直在维护社会公平提醒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只有准确把握执法方向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今年正值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希望党中央高度重视并严肃整顿、依法扭转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执法方式。要把地方权力和公安权力引上依法治国的正轨,依法治权就成了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
    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在20年的时间里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得不到彻底解决,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党内的官僚主义助长了地方的形式主义。中央把全国民办教师问题交给地方解决,却不给地方财政支持,当地方政府成为“无米之炊的媳妇”时,地方政府只能用形式主义来糊弄民办代课教师。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把改进作风作为开局的突破口,使全国民办代课教师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新希望。全国一些省份的民办教师给我来信来电请我再次向中央反映:并要求中央既要出台统一的政策文件,又要给地方财政支持。解决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不能遥遥无期,不能考虑再拖几年,而是要考虑进入古稀之年的民办代课教师还能活几年?如果说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年是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的遥遥无期、那么党的十八大、十九大应是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的最终归宿。只有把党先后作出的郑重承诺、作为党中央兑现承诺的行动永恒,全国民办代课教师晚年生活待遇才能得到圆满解决。
    一、党的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谁之过?
    中央国务院1988年【(100号)和1997年(32号)】两个文件作出规划:到2000年基本解决全国民办教师问题。但实际上直到2015年9月、历时27年的艰辛努力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的原因在哪里?一是地方政府长期封锁或不执行中央国务院解决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的政策文件规定,利用手中职权把本该转为公办教师的民办教师挡在门外,把民办转公办变成商品倒卖,使没钱没政治背景该转正的民办教师丧失了转正机会。二是地方政府在执行中背离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另搞一套,使相同教龄得不到相同待遇,制造两级分化。三是一些地方政府不给违反计划生育的民办代课教师发生活补助和一次性经济补偿。不给被辞退时领到较少补助的民办代课教师增加生活补助。使领到较少补助和违反计划生育的民办教代课教师生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上述三种情况在全国都普遍存在,尤其湖北、江苏、江西、四川、云南、山东、安徽、河北较为突出!
    全国从1995年起开始民办转公办。国务院教育部对各省都给了民转公的指标名额,例如,1996年教育部给湖北省民办转公办名额15000名,1998年至2000年、每年给民办转公办名额是20000名,湖北省又将指标名额安排给各县(市区),例如1996年至1998年湖北省给随州市每年民办转公办名额是500名,但随州市在三年中将民转公工作全部停止。最终导致1500名符合转正条件的优秀民办教师的权利被剥夺,命运被扼杀。湖北省给钟祥市1998年至2000年民转公指标是1050名,可钟祥市在三年中同样将民转公工作全部停止,理由是地方财政困难。中央和省只给民转公指标名额,不给地方财政支持,是造成地方政府成了“无米之炊”的鲜活样本。2002年,湖北省给淞滋市最后一次民转公名额只有150名,但当时符合条件的民办教师一千多人。2003年、湖北省公安县“一刀切”清退民办教师时,还有合格民办教师1600人。
    湖北在民办转公办工作中,一些县(市区)政府官员不但利用职权把自己的亲属好友和从未上过一天讲台的人转为公办教师,还把民办转公办以3万—6万元一个名额变成商品出售。据初步统计,仅钟祥市乱招乱转竟达千人之多。2001年11月,新华社披露湖北新洲区当局官员公开倒卖教师岗位,导致将毕生精力投入农村基础教育的民办教师丧失了民办转公办的机会。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倒卖民转公的价格是6万元一个名额。湖北省没有按中央国务院指标完成民转公工作,不仅毁了一部分优秀民办教师该转为公办教师的美好前程,而且对合格民办教师实行“一刀切”辞退后仅给一点辞退费,同样使他们心灵受到伤害。湖北省2001年(14号)文件规定:把民办教师办理离岗退养标准提高到20年(应为元),这与国务院1988(100)号文件规定有冲突,国务院1988年(100)号文件明确规定:凡是教龄满15年,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男60周岁、女55周岁)就可办理离岗退养。湖北省不论在民办转公办工作中的乱招乱转,公开将民转公变成商品倒卖,还是违背中央国务院规定的离岗退养标准,不论从原则上还是在执行上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封锁中央国务院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政策文件,在全国各地仍是普遍现象。许多省份都是通过民办教师不断上访才见到中央国务院的政策文件。例如中央国务院1988年(100号)文件在云南省就被封锁11年。1999年、云南曲靖市符合办理离岗退养的民办教师通过多次上访才见到这个文件。国务院1997年(32号)文件在云南同样被封锁4年,2001年云南民办教师才拿到这个文件。国务院1997年(32号)文件规定:“统筹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实行地方负责制”。事实上就是把解决民办教师问题推给地方,而中央不给地方财政支持。特别是从1994年起、大部分财政都掌握在中央和省级政府,很多地方政府由于财政困难难于解决民办教师问题,只能想方设法封锁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信息。江西省教育厅2013年(13号)文件同样是16年后才转发国务院1997年(32号)文件。而江西省教育厅2013年(13号)文件发出对被辞退民办教师按一年教龄补偿870元要2015年12月底完成。从国务院发文到江西省教育厅转发国务院1997年(32号文件)文件,从16年的封锁到18年的拖延执行,对进入古稀之年的民办教师有多少人的生命能在18年的等待中延续?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封锁和不执行政策的生命力,就等于剥夺民办教师早日享受党的阳光温暖的生命力。
    云南2013年在解决民办代课教师一次性经济补偿工作中,没有采纳省教育厅的意见,只为原办理离岗退养的民办教师增加待遇,却没有按教务院1988年(100号)文件规定:为满15年教龄早已达到法定年龄的办理离岗退养,制造两极分化,使相同教龄得不到相同待遇,造成每天44倍差距引发15年教龄以上民办教师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对于相同教龄不给予相同待遇,这是人为制造的两极分化。如果相同教龄的同一个群体都不能享受相同待遇,那我们要调整全体国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岂不成了天方夜谭。
    人为制造的两级(极)分化,是引发社会不公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主要原因。针对云南2013年解决民办代课教师一次性经济补偿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中央第五巡视组2014年4月对云南省委提出的整改意见是:云南省委省政府对民办代课教师人数“底数不清”造成国家财政损失25亿元。对中央国务院1988年(100号)文件规定“把握不准”所以“导致民办教师待遇难于推动”。中央第五巡视组对云南省委提出的整改意见直到2015年9月仍未作出整改。云南省委、省政府对云南民办代课教师强制执行一次性经济补偿后,全省民办代理教师们仍然向省政府提出两个整改要求:一是要求对15年以上教龄的民办教师按国务院1988年(100号)文件规定办理离岗退养,按陆良县离岗退养标准每月领2240元。二是要求对14年教龄以下的按原昆明市14个县(市区)按一年教龄每月发50元生活补助的基础上再增加20元。但云南民办代课教师的两个要求都被省政府拒绝。今年5—6月云南民办代课教师又分批向国家信访局和教育部继续反映。教育部在接待云南民办代课教师时,误认为云南解决民办代课教师一次性经济补偿都给民办代课教师买了社保。事实上买社保的不足10%,而且购买社保都是民办代课教师自己掏钱购买。其实、1983年被辞退的民办教师属于事业编制,档案都在县教育局,教育部门属于事业单位,民办教师60%的工资都是由国家财政发放,政治待遇决定经济待遇,民办教师既然属于事业单位,购买社保就应按教龄计算由国家财政承担该承担的部分,不该由民办教师全部买单。
    江苏省被辞退的民办教师从2009年起,按一年教龄每月发给20元生活补助。江苏省教育厅2012年(16号)文件规定:“各地要建立生活待遇补助机制,生活补助标准应随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同类人员退休待遇提高逐步提高生活补助”。但随着物价不断上涨,江苏仍然没有增加被辞退民办教师的生活补助。江苏15年教龄以上的仍然要求江苏省政府按国务院1988年(100号)文件规定办理离岗退养,按云南陆良县离岗退养标准每月领2240元,不再接受按一年教龄发给20元不合理政策规定。15年教龄以下的仍然要求按原昆明市一年教龄每月发给50元生活补助的基础上增加20元。
    江西省修水县民办教师平秋华,教龄36年(中共党员)91年7月突发急性结核病,请假三年。93年重返学校任教由民办教师转为代课教师。平秋华完全符合转正条件,但因疾病错过了转正机会。老伴早年去世,唯独一个儿子还有精神病。平秋华现居住养老院,每月只给10元零用钱。他提出两个要求:一是办理转正领公办教师退休工资,二是按国务院1988年(100号)文件规定办理离岗退养,按云南陆良县离岗退养标准每月领2240元。只要生活待遇有了保障,平秋华要求回家居住。
    四川南部县民办教师敬仁茂、陈永长、俩人从80年教书教龄都是36年。俩人多次获乡、县、市表彰奖励,获奖证书、纪念章、奖状26个。他俩不仅是民办教师中的优秀楷模,而且是精英中的精英。俩人任教期间,工资由每月9元逐年增加至2000年每月300元。从2000年下半年被辞退,但两人仍坚持无薪教书育人。根据四川省2012年(184号)文件规定:敬仁茂、陈永长完全符合转正条件,但由于俩人没有政治背景被南部县教育局提前辞退使俩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敬仁茂、陈永长俩人提出两个要求:一、转为公办教师、补发16年工资32万元。二、按国务院1988(100号)文件规定、办理离岗退养,按云南陆良县离岗退养标准每月領2240元。
    江苏省徐州市不给违反计划生育相关规定的民办代课教师发放生活补助,引发上千名民办代课教师的强烈反对并不断上访。江苏省徐州市的做法与云南会泽县如辙一折。云南会泽县违反计划生育没有领到一次性经济补偿的民办教师不在少数。对于违反计划生育没有领到一次性经济补偿的民办教师不在少数。对于违反计划生育的民办代课教师到底该不该发给生活补助和一次性经济补助?以及能不能办理离岗退养?其实这是一些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对政策理解出现的认识偏差:刑事犯罪与违反国家政策有着本质区别:违反计划生育与刑事犯罪不能相提并论。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政府已对违反计划生育的民办代课教师作过处罚。《刑法》明确规定,一罪不两罚。刑事犯罪刑满释放没有生活出路,当地政府还要给予生活补助。《民法通则》也明确规定:一事不两罚。不给违反计划生育的民办代课教师生活补助和一次性经济补偿和不办理离岗退养,这是对政策理解认识出现的偏差,也是权力任性操作的执法失误。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我建议中央修改已不符合现实社会发展生存需求的政策文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一些已不符合现实社会发展生存需要的政策文件和一些执法方式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主要因素,只有对已经不符合现实社会发展生存需求的政策文件进行修改,对长期错误执法方式进行纠正才能促使社会稳定和谐、才能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从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出台,到在执行中出现的乱象丛生,使党的政策得不到有效执行,都是地方政府的过错。但是、当全国各地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办代课教师要求地方政府按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规定重新解决他们的问题时,中国就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维权与维稳的拉锯战。
    二、维护社会公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
    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是维护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公平的关键是确保党的政策得到有效执行。维护社会稳定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更好地发展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福祉。因此、在发展中确保党的政策得到有效执行,不仅是保证社会公平的关键,而且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不是用维护社会公平赢得民心来确保社会稳定,而是长期以“稳定压倒一切”的强权思维模式压倒民办代课教师的合理诉求达到短期社会稳定来显耀地方政府的执政能力。当压倒更多民办代课教师的合理诉求引发更大不和谐、不稳定因素时,很多地方政府仍然没有觉察到自己的执法方式已经颠覆动摇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根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而不是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来惩罚民办代课教师。
    当全国各地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办代课教师带着心灵的伤痛要求地方政府按中央国务院政策文件重新解决他们的问题时,一些地方政府不是积极采取补救政策,努力解决不公去抚平民办代课教师的心灵伤痛,而是用扭曲膨胀的权力往民办代课教师伤口上撒盐,使原有的伤口撕开了更大的裂痕。正是由于民办代课教师被撕裂的伤口长期得不到缝合治疗,所以才不断催生了人性中不屈的抗争本能。正是民办代课教师不屈的抗争本能得到了更多正义力量的支持,所以才在中国大地上演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维权和维稳的拉锯战。全国从1985年起、各地民办代课教师上访此起彼伏,从个人零星上访到成百上千的集体上访。规模越来越大,呼声越来越强烈。当影响社会稳定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时,一些地方政府不是以维护社会公平来保障社会稳定,而是颠倒了维护社会公平与维护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如果说改革开放30年重视的是经济效益,那么改革开放30年后由贫富差距引发的社会不公就应该重视社会效益。重视社会效益就是维护社会公平,维护社会公平就是缩小贫富差距。当今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几乎成了利益诉讼的主体。维护社会公平已经占据了主动地位。这就是中国社会转型中很多地方政府长期没有正确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辩证关系。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一些地方政府把本该用政策来解决的民办教师问题,演变成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当一些地方政府对民办代课教师实行拘留关押、强制送劳教所、跟踪监视、剥夺限制民办代课教师人身自由的时候,他们根本不觉察这种执法方式不仅混淆了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的本质区别,而且严重颠覆了动摇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根基。
    从2001年到2012年,全国因上访被拘留关押、劳教、跟踪监视、剥夺限制民办代课教师人身自由的违法行为不少,尤其湖北、江苏、四川、云南最为突出。由于篇幅有限仅举几例。
    江苏淮安市涟水县民办教师朱效明,大专文化,教初中英语,教龄33年。今年78岁、因受到不公正待遇2001年上访第一次被拘留关押15天,第二次被拘留关押30天后被判劳教两年。因不符合劳教条件,劳教所下令带走释放,但仍被涟水县公安局关押两年才释放。在朱效明劳教期间,羁押机关拒绝让家人和委托律师与朱效明见面,审批机关拒绝组织复查,淮安市公安局不允许申请复议,都不同程度违反了1982年《劳动教养法》的有关规定。根据三个民办教师的证言证明:朱效明不是违法上访,而是淮安市为了社会稳定不得不给朱效明扣上“违法”的帽子。为了保障淮安市社会稳定,淮安市委还以行政命令搬出淮安媒体扩大政治影响和政治压力。淮安日报以《对违法上访操纵者必须严惩》为标题报道了朱效明所谓“违法上访”事件,但淮安日报在缺乏深入调查核实事件真相的情况下,就草率地替地方政府“背书”的做法,丧失了媒体为真相负责的原则。
    江苏沭阳县民办教师代表范正才因上访在拘留关押期间左肋骨被警察打断三根。江苏淮阳县民办教师何桂英、张万英因上访被拘留关押期间被警察打伤送医院抢救,江苏金坛市民办教师代表杨树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常年上访惨死在上访路上,呼吸早已停止,但两眼却久久仰望着天空。同是金坛市西城乡宋田荣、宋殿生接到辞退通知书第二天,两人上吊身亡。金坛市西城乡民办教师王粉来被辞退后两次上吊被人救下,后又两次喝甲胺磷在大雪纷飞中倒在大粪池中身亡。江苏丹阳市民办教师刘金才退伍后担任小学校长被辞退后因上访被公安殴打大小便失禁……
    2003年、湖北随州原民办教师张明国被辞退因受到不公正待遇上访被劳教一年。2006年、湖北钟祥市民办教师集体上访,十多名民办教师被“请进”党校办所谓“学习班”,要求回家必须写“不再上访保证书”。其中王道清、张冲圣两位代表被“学习”时间最长,整整四十八天才获得自由。这就是权力膨胀和暴力执法给民办教师带来的人权悲哀和生命悲壮。让人意识不到的是:在劳动教养制度废除两年和党的十八大召开两年多之后的2015年6月,同样是在湖北,民办教师代表吴克忠在上访中仍被拘留关押10天,8月法院虽然受理了吴克忠提交的行政复议,但吴克忠胜诉的机率依然渺茫。
    四川仁寿县原民办教师雷现治2009年因上访被仁寿县公安局拘留关押12天释放后,又对雷现治监视居住10个月,从2010年雷现治又再次走上维权之路,直到2015年9月仁寿县公安局仍未对雷现治作出任何答复。
    我在关于解决民办代课教师生活待遇问题的8份调查报告中,对一些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对民办代课教师使用暴力执法,不仅使我陷入了深沉的思考,并且不间断地阐述了维稳与维权的辩证关系。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办代课教师要求地方政府重新解决问题的理由没有错,而是地方政府使用的解决方式和执法方式错了。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实际上是利益转型。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几乎成了社会诉讼主体。天底下最难征服的是人心。征服人心的力量不是暴力、而是以理服人、以情动人,维护社会公平是赢得民心的重要保证,而赢得民心又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一些公安机关在维护社会稳定的执法中,不是为维护公平正义把握执法方向,而是委屈求全为地方政府官员“背书”。
    四川省南充县国保大队江大队长看了我2014年呈递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依法治权是实现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不但没有从原有的执法思维惯性中解放出来,反而把我为党能够更好治理国家开出的“药方”视为“暴力式人物”。我究竟是叛国者还是爱国者?不是你这个级别就能裁判的。如果江大队长理解了2013年废除劳动教养制度的意义,就不可能再去威胁恐吓民办代课教师,如果江大队长是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民办代课教师,更不会玷污我的人格尊严。我经常批评一些地方官员和公安机关不是为维护社会公平努力解决民办代课教师的合理诉求来保障社会稳定,而是用强权压倒民权求得社会稳定来保证工作清闲。具不懂得维护社会公平公正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是促进人类社会走向文明进步的人间正道,也不承认用强权压制民权达到的社会稳定,是没有前途的短视行为。眼界决定境界。如果江大队长看问题的视野能够升华到中央层面,你就既能找准执法的方向,又能提高执法水平。这是你一生需要历练的目标。与其说我与全国民办代课教师有特殊感情,不如说我是在逆境中维护公平正义,为党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治国良方。如果说我对地方政府和公安机关的执法方式提出的尖锐批评会遭到报复,使我成为依法治国的牺牲品,我也无怨无悔,因为我的生命不仅属于我的家人,也属于国家和民族。我们对在上访路上倒下和在期盼中过早离开人世的民办代课教师的生命赔不了,我们所欠民办代课教师的青春补不回来,但我们欠民办代课教师的历史欠账要给他们补回来。
    地方政府官员只有实行人性化管理,才能释放党的爱民情怀。如果采用暴力执法,只会激化矛盾,增加仇恨。拿枪的警察执法错了,如果再给他们配备话筒,他们就会以“正义执法”为自居,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平民永远没有发言权。维护社会公平是我的人生注脚。我从小就反对暴力,并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倾注真诚作为我人生的永恒追求。我从人类历史中发现:暴力不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和睦,只会给人类社会增加仇恨。我担心暴力执法会带来暴力维权。河南进京上访的巩进军,正是因暴力维权杀死暴力执法者的一个血腥样本。
    只有换位思考,才能触动恻隐之心去努力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只有努力解决社会不公问题才能赢得民心,只有赢得民心才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主持公平正义是推动人类走向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只有把维护社会公平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石,才能真正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兑现党的承诺是党中央的行动永恒
    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从1988年到2015年历时27年仍然得不到彻底解决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党内的官僚主义助长了地方的形式主义。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中央把民办代课教师问题交给地方解决,却不给地方财政支持,当地方政府成为“无米之炊的媳妇”时,地方政府只能用形式主义糊弄民办代课教师,最终导致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成了社会顽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改进作风作为开局的突破口,目的就是要下大力气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解决党内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重点是纠偏纠错,纠偏纠错重心就是尽快解决长期没有解决的民生(其中包括民办代课教师)问题,把党中央作出的郑重承诺转化成党中央兑现承诺的实际行动。
    社会发展的主流是维护社会公平。解决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已经成为维护社会公平的主题。解决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既要尊重历史,也要照顾现实,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保持正确政策的连续性,既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根本保证,也是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基石。全国许多省份的民办代课教师都认为,中央国务院1988(100号)和1997年(32号)文件是公平解决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的两个好文件。但是两个好文件由于被地方政府长期封锁,没有得到严格执行,全国大部分省市都要求中央保持正确政策的连续性,把国务院1988年(100号)和1997年(32号)两个文件作为重新解决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的主要依据和统一标准文件。对于1983年被国家认定的民办教师被辞退时教龄满15(年)以上(含15年)应给予办理离岗退养。其中包括“文革”中受错处和违反计划生育的都应一视同仁给予办理离岗退养。都应按云南陆良县离岗退养标准每月领2240元退养费,真正达到领公办退休教师工资的2/3,对于代课教师办理离岗退养可在民办教师15年教龄的基础上提高五年。对于14年以下教龄的民办代课教师,要求按云南原昆明市14个县(市区),按一年教龄每月发给50—70元生活补助,不接受一次性经济补偿。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和民族,必然是一个坚持真理,不断修正错误的国家和民族。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是敢于把社会变革中最本质的东西揭露出来。让公众参与评判,让执政党看到平时难于看到的问题从而纠正改革中的错误。如果中央把国务院1988(100号)和1997年(32号)两个文件作为重新解决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的统一标准文件,就应纠正“文革”中错处案件,修改惩罚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文件,使在“文革”中受到错处和违反计划生育的民办代课教师都能享受同等待遇,以维护社会公平凝聚民心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提高党的执政威望。
    其实文革中受错处《不包括刑事犯罪》的民办代课教师,实际上是荒唐年代派性作怪,被错误押上被告席的受害者。四川省仁寿县民办教师辜松如就是被错误押上被告席的受害者。他教书教龄15年,但因82年派性掌权者只确认辜松如6年教龄,至今辜松如仍在为自己教龄的冤情申诉。一部分受到错处的民办代课教师同辜如松一样在人生记忆中刻下了内心的痛苦和对时代的拷问。对于违反计划生育未领到生活补助和一次性经济补偿的民办代课教师,他们既是控制人口增长高峰期的违法者,又是受封建影响的痴迷者。但他们的违法已经接受过处罚,我们不能把特定时代犯的错误当作终生的罪恶来惩罚。我们能赦免战争罪犯,就应修改处罚违反计划生育的政策文件,不能让没领到生活补助和一次性经济补偿违反计划生育的民办代课教师满含热泪,仰望苍天,透出彻骨的凄凉,增加仇恨去埋怨社会。
    人从事的职业各不相同,但主持公平正义是相同相通的。敢说真话的人是从自己的良知出发。作为国家智库学者必须讲真话,有责任把本国和世界各国的成功与失败经验加以总结分析,然后提出自己的见解,为最高决策层更好治理国家提供决策参考依据。如果国家智库学者不敢讲真话,就会导致最高决策层决策失误,最终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
    坚持实事求是、是共产党解决任何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国务院办公厅2015年6月印发《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中国330万乡村教师待遇有望大幅提高。这让全国民办代课教师又看到了希望。《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从2015年—2020年全国330万在岗乡村教师有望增加待遇。那么对五、六十年代教书育人后被辞退的民办代课教师更应该列入解决的主要对象。国务院2015—2020年《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对解决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不是考虑拖几年,而是要考虑已经进入古稀之年的民办代课教师还能活几年?只有把时间上的拖延转化成人性大爱的原动力,才能充分显示出党的大爱情怀。
    解决全国民办代课教师晚年生活待遇,中央不仅要出台统一文件,而且要给予地方政府财政支持。如果中央和省级不给予地方政府财政支持,仍坚持由各地方解决,那么各地方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同样会造成省与省之间的相互攀比,特别是在信息比较发达的今天,相同教龄得不到相同待遇既是相互攀比的硬道理,又是制造两极分化的分水岭。中国要缩小贫富差距,首先就要在同一个职业群体中缩小差距。如果中央和省级不给地方财政支持,地方政府在执行中央政策文件时仍然会像湖北省一样在落实中打了水漂折扣。维护大国形象,首先必须保障本国最困难群众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中国政府能借给美国一万多亿资金,却不能用借给美国十分之一的资金来解决全国民办代课教师晚年的生活待遇,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国务院1988年(100号)和1997年(32号)两个文件能不能成为统一解决全国民办代课教师晚年生活待遇的标准性文件?只能请中央政治局讨论决定。
    党的十八大召开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作出的承诺就一定要兑现”。国务院1988年(100号)和1997年(32号)两个文件就是党和政府的郑重承诺,但在执行中没有全部兑现,而且很多省份都打了水漂。新的党中央执政两年多来,在反腐败问题上不仅充分显示了党中央的战略眼光和治国智慧,而且充分体现了最高决策层的胆识能力和非凡气度。在解决民生问题上不仅凝聚了民心维护了社会公平逐渐保障了社会稳定和谐,提高了党的执政威望。而且让广大人民群众见证了党的大爱情怀。该如何解决全国民办代课教师的问题(?)党中央应有一个明确态度。如果说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是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的遥遥无期,那么党的十八大到十九大就应该是全国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的最终归宿。只有把党中央先后作出的郑重承诺转化成党中央兑现承诺的实际行动,全国民办代课教师晚年生活待遇问题才能得到圆满解决。
                                                      钟鸣
                                      2015年9月28日于北京
     

  • 荷兰女生用照片记录其精神病院生活(高清组图)

    荷兰女生用照片记录其精神病院生活
    英国《每日邮报》8月20日报道,荷兰女学生劳拉·霍斯佩斯(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因此获LensCulture2015年50位最佳新兴摄影师提名。

    英国《每日邮报》8月20日报道,荷兰女学生劳拉?霍斯佩斯(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因此获LensCulture2015年50位最佳新兴摄影师提名。

    21岁的劳拉因自杀未遂被送往该医院,确诊为抑郁症和饮食失调症。刚到医院时,她感到十分迷惘与挫败。

    于是,16岁开始摄影的她决定在镜头前展示真实的住院生活,通过自拍照重新找到自我,并以医院名称“UCP-UMCG”为这组照片命名。

    劳拉说:“我翻看照片时,偶尔能够体会到当时的心情,这也是治愈过程的一部分。”


    她认为照片不应只展现人们光鲜的一面。在孤寂的住院生活中,摄影带给她安慰,是最好的倾听者。她希望能借这些照片激励正在或曾经接受精神治疗的患者。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荷兰女学生Laura Hospes用一组黑白自拍照记录了精神病院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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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海谢礼祥:十天的黑监狱生活痛不欲生

     2015年5月2日,黑龙江访民徐纯合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母亲,在庆安火车站被截持后遭到警察李乐斌枪击身亡,瞬间年迈的母亲没了儿子,年幼的儿女没了父亲,那撕心肺裂的痛,谁能忍受!徐纯合被警察枪杀案已引起了全社会愤怒,也引起了海内外的高度关注,一致要求彻查真相。谢燕益、李仲伟、谢阳、刘书庆四位维权律师勇敢的站出来为其受害家属提供法律援助,徐纯合案公民声援团发出声明强烈要求彻查真相。       
     
     维稳、截访蔓延全国,维稳经费超过国防支出。你上访,政府截访。各地区政府都使出截访、维稳的招数,动用公权力,警察、雇用黑社会打手等等,常常传出访民被殴打致伤的消息,访民像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我于2006年11月7日居住的房屋遭到政府的强拆,上访9年,无数次被遭暴力维稳、接访、关黑监狱。2015年3月12日我上北京去最高人民法院查询我在最高院(2010)行监字第595号案件的进展情况。被上海市政府驻京办用1461次列车送回上海。于3月14日上午10时许进入府村路500号上海市救助管理站。下午二点左右,在救助站被八个暴徒扯到门外的一辆银灰色面包车旁,一拥而上把我推上车,我还不明就里便被他们一阵暴打,然后他们放好座椅,前后左右把我夹在当中。一个人说:“把他套上!”霎时我被黑头套套住。接着,他们用黏胶封箱带绑上我的双手和双脚,最后用封箱带封住我的嘴巴。
     
    车开了约三、四十分钟后,我被架住上楼,让我跪下,劈头盖脑又是一顿暴打。他们拳打脚踢,一边打一边还恶恨恨地叫嚣:“看你还上北京……我们是黑道的人,不跟你讲法的!”我的鼻孔、耳朵、嘴巴全都被打出血、脸面部连耳朵都被打得肿胀起来,鲜血从脸面部不断滴下。他们一直打到我失去知觉不省人事……等到我醒来后,发觉被绑在椅子上。
     
    我就这样被绑在椅子上一动也不能动地渡过了饥饿寒冷的第一夜。
     
    第二天,仍然被绑在椅子上不能动弹。要小便了,他们竟说,你小便在裤子里好了!他们既不给我食物,也不给我水喝。整天滴水未进。夜晚,仍然是一动也不能动地被绑在椅子上过夜。
     
    直到第三天,我才在这黑监狱吃到了第一顿饭——一碗面。
     
    前二天,每天我都被暴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这帮黑道凶狠残害毫无人性地24小时轮班不断折磨我,手段令人发指和难以启齿。由于连续二天二夜我被绑在椅子上动弹不得不能小便,憋到第三天开始我竟然排不出一滴小便来。
     
    第三天开始,才一天提供一顿或两顿食物。扬言“要灭掉你全家”等等恐怖威胁的语言不断充斥在耳边。
     
    在黑监狱的十天中,不给漱洗、不给刷牙;少有松绑的机会,更不谈“放风”了。
     
    在黑监狱的十天,每晚都是被绑在椅子上,用黏胶封箱带绑上双手、双脚,即便是在这早春的寒冷天气都只能依靠自己身穿的单薄衣服坐着打盹过夜。黑监狱监控摄像可作证。
     
    黑监狱里,一个打手说:“现在你的动迁问题由‘安佳’接手,由张国樑解决!”
     
    我想,我们地块在2005年动迁到2007年结束,拆迁人是卢湾区建交委,我是2006年11月7日被用撬门入室方式行政强迁的,怎么现在冒出个“安佳”来对我实施暴行?他们还狂妄地说:“阿拉是黑社会!阿拉讲啥个法?就是你最高人民法院的事体,最后都要由我们来解决。”
     
    他自称是“如来佛”,说:“最后都转到我们的手上解决。”
     
    十天后的3月23日夜晚21点左右,我又被戴上眼罩、架到车上,被扔到了浦东的云台路地铁站。
     
    第二天(24日)下午,鼻青眼肿满是伤痕累累的我赶到福州路上海市公安局走访,填写了“登记表”,写明了被不明身份的人非法绑架拘禁的经过和遭受的非人待遇。随后,我到拆迁事发地打浦桥派出所报案,值班警察不给我登记报案,要我去犯罪事发地报案。我又赶到府村路“救助站”附近的铜川路口打110报警,警号030390的警察出警,带我到石泉路警署。问清情况后,告知我:“不受理。”;我提出要求验伤验血,他以超过8小时为由,不开验伤单。
     
    第三天(25日)我又去石泉路警署报案,傍晚17:00到18:30由警号030927和030735的两名警察给我制作了笔录,但拒绝给我报案回执。
     
                                        受害兼举报人:谢礼祥
                                            2015年5月13日
     
     
     
     

  • 湖北孝感王树英五个多月被精神病生活结束 今获释被遣返河北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3/31消息:今天上午,本工作室一直关注的湖北孝感被押精神病院的王树英(王树英:精神病院长说要关我到三月三十号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5/0226/11918.html)致电本工作室说,她刚刚被孝感市三里棚社区汤姓干部、当地白姓派出所副所长和女儿从孝感市康复医院(精神病院)接回孝感的家中。
     
    不过当局要求她不能再上访,不能再“乱说乱动”。不仅如此,王树英今天只能在家待一天,明天就要由女儿“陪同”送回老家河北秦皇岛,明天的车票已买好了,而王树英的户口是在孝感。
     
     

  • 江苏省金坛市被拆迁户杨彩英家生活道路遭全面封堵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3/16消息:,旅日公民杨彩英发来消息称,2015年3月15日,生活于江苏省金坛市城南悟贯村175号的家人生活道路遭全面封堵,全面封堵路段所居住村户只有被拆迁户杨彩英一家。现当环卫工人的母亲和上学的孩子无法正常通行。在报警求助后出警警员先要求杨彩英解决拆迁问题,在遭拒后又要求其一家去住宾馆。面对杨彩英一家无法通行的现状及因突击多面封堵道路而被围困民众的愤怒,出警警员声称没有办法而驾车离去。
     
    杨彩英还称,封堵生活道路的原因源于变相逼迁。该村位于涉及拆迁户2000多,涉及拆迁面积36平方公里的滨湖新城的拆迁范围之内,2009年开始拆迁,因杨彩英坚持要求依法拆,家中于2013年6月遭到一群不明身份人员的暴力打砸,后又在投诉公安、报警要求制止犯罪行为的过程中遭到警方抓捕。
     
    在道路遭全面封堵的同日,常州张建平、王小俐、常熟顾晓峰、无锡王建芬等十多位江苏维权人士到杨彩英家中参——同时大家还在外围参观了网传为新市政大楼的“金广场”建筑群及建设中的滨湖新城的大致布局。

    维权人士张建平等看望杨彩英家人

    被围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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