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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世界新闻自由日发布的报告再次显示中国稳居关押记者之首，由此可管窥中国言控的严酷程度。事实上，在中国的言禁不仅表现于当局对记者的关押，而且表现于当局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各个言论的细节上进行系统性严密管控，进而达成对一切公民的普遍而持续的言论自由权利的剥夺。）

一、中国关押记者人数仍居全球之首

无国界记者组织（RSF）5月3日在世界新闻自由日这天发布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3位，关押记者人数依然位居全球第一。这个总部在巴黎的新闻自由倡导组织说，中国政府继续对信息进行严格的管控和审查。

报告指出，中国政府不仅拘押了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的新闻工作者，还继续对信息渠道实施严格控制，实施内容审查和监视政策来管理在线内容，并限制被视为敏感或违背中国共产党路线的信息的传播。

相比2023年的倒数第二、也就是179名相比，中国今年的排名略有上升，但是，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兰（Aleksandra Bielakowsk）告诉美国之音（VOA），这一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其他国家的自由度下降。

她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说：“中国没有任何改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关押了119名记者，其中包括10名香港记者。”

白奥兰援引了2023年11月南京异议维权人士、独立记者孙林疑似遭警察殴打身亡一事，以及2024年1月反腐记者上官云开被判15年徒刑。

“所以我们看到安全实际上正在下降，中国政权对待记者的方式也没有任何改善。”她指出，“月复一月，我们实际上看到情况可能比以前更糟糕，甚至以前允许报道的简单主题现在都无法再报道了。即使对于那些仍然有一定自由访问中国并尝试触及某些话题的外国记者来说，这也开始变得非常困难。”

同样由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恶化，香港本年度的新闻自由排名也略有升高，为第135名，高于2023年的第140名。然而，无国界记者的白奥兰指出，北京2020年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导致记者受到更多迫害，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实则下降了。

“现在情况也没有改善，随着新法律的出台，煽动叛乱罪可能面临10年监禁，而间谍罪也是其中一项条款。这是中国大陆当局广泛使用的法律，尤其用来打击记者和独立声音，比如桂民海。”白奥兰告诉美国之音，“如果在法律中加入此类条款，那意味着政府正在努力寻求在香港设置更多可能用来对付记者和新闻自由捍卫者的工具。”

二、中国日益严苛的新闻管控逼走外媒

2024年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31周年到来之际，67岁的英国记者亚德里安·布朗(Adrian Brown)这样追忆起他1989年5月3日第一次前往北京报道中国的经历。布朗告诉美国之音：“和现在的媒体环境相比，我们那个时候简直是黄金年代。”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实施了严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管控政策。习近平自己也不接受任何外国媒体的采访。

布朗用“开倒车”来形容越来越困难的工作环境。外出采访时，被当地政府的外事办公室和警察盘问、盯梢，甚至阻挠成了家常便饭。除了北京、上海和广州之外，中国的所有其他城市都对当地酒店、宾馆设立规定，一旦有外国媒体记者入住(酒店会查看记者护照是否印有记者签证)，必须立刻报告公安局。

作为记者，他还面临一个问题：报道往往会对受访者产生“负面影响”，迫使他不得不开始“自我审查”。

布朗说，在一次采访中，一位因为豆腐渣工程失去孩子的母亲愤怒的告诉布朗“我恨共产党”。采访结束后，布朗犹豫了很久，要不要采用这位母亲的发言，因为他担心这会给她带来麻烦。最后，他还是决定为了她的安全，不在报道中提及这位母亲。

“我在工作中开始了‘自我审查’，”布朗说。“我在英国、德国或者美国，都不会有这种自我审查，因为在那些国家，批评政府很正常。但是中国不是。哪怕被采访人自己说不在乎后果，我都还是会思虑再三。这是在中国做记者面临的一大困境。”

布朗说，在中国工作的最后几年里，也就是习近平的第二任期开始之后，被采访人在答应受访之后突然变卦的情况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有受访人在采访结束之后要求删除采访内容。“这也是我最终离开的原因之一。后来在香港采访也变得越来越难，几乎没人愿意接受媒体采访。随着国安法的通过，大家都不知道红线在哪里，所以干脆不说话。”他说。

布朗认为，当下的中国，新闻自由显然正在遭受更大的威胁。他说：“比方说我们做个经济报道，现在有个财政部门的政府官员私下里跟记者说，中国的GDP其实是1%而不是官方所说的4%。那这个官员完全可能会因为‘泄露国家机密’被捕。”

“悲哀的是，对于很多依然想在实地报道中国的外国记者来说，中国政府直接把门关了。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国媒体。外国记者见证中国经济蓬勃发展的年代已经过去，对于中国政府来说，他们的使命完成了。”他说。

三、对国内自媒体频频展开专项整治

今年来中共再次出拳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举凡自导自演造假、蹭炒社会热点等5种行径，都被列为重点整治对象。但海外自媒体人狂酸“共产党造假还会比自媒体少吗”，表示中共整治自媒体是为了创造“舆论一律”，是一项洗脑工程，让人民只听到一个声音、一个逻辑和一个事实，好让当局借由统一舆论来达到稳定政权的目的。

中共中央网信办宣布开展整治自媒体“无底线博流量”的专项行动，锁定自导自演式造假、不择手段蹭炒社会热点、以偏概全设置话题、违背公序良俗制造人设、煽情表达讯息及滥发“新黄色新闻”（指标题煽情、内容贫乏的讯息）等5种行径，整治行动为期2个月。

网信办说，这项专项行动的工作目标是遏制自媒体“摆拍造假风”，压缩“无底线博流量”的行为空间，提升自媒体发布讯息的可信度，并说要压紧、压实网站平台讯息内容管理主体责任，切断“毒流量吸粉变现”利益链，“扩大优质讯息内容触达范围，以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政策分析员刘姝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共要去整治自媒体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因为网红流量瞬间暴量，影响到中共在网络上做舆论引导的规划，迫使中共想要主导的议题往后推升。

她表示，自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就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党管网络”是其对互联网治理的重要政策，强调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而这里的安全实际上就是政权安全。

当自媒体发表不利中国经济的言论，尤其像是收入不平等或是青年失业等议题，就会被定调为犯罪，该网红账号就会被当局封锁，就是一个例子。但她说，然而这仅仅是一个粉饰太平的行为，因为异议分子的存在正好彰显了中共网络治理的失败，这也会让中共的整治范围不断扩张，变得无限延伸，无所不包。

虽然过去这几年来中共已经连续以“清朗”之名提出了一系列整顿网络自媒体“乱象”的政令，但王剑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媒体没有“乱象”，自媒体本来就是自由发挥、不受约束，所谓的“乱象”是中共给自媒体套上的一个紧箍咒而已。自媒体本来就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只是对中共来讲，没有听从当局指挥的就是混乱，所以要加以严管。

“中共的宣传有个非常重要的规则，叫舆论一律，就是只能有一个声音，这是整个洗脑工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准则，就在这个洗脑工程当中的所有民众，你只能听到一个声音、一个逻辑、一个事实。”

他表示，中共之所以要整治自媒体，是为了要控制舆论，中共当初夺取政权的第一步也是控制媒体，制造统一舆论。他说，在中国，所有的大V都有原罪，因为大V的千万粉丝让中共忌惮，担心影响力超过当局，所以要设定规则，杀鸡儆猴对付。

四、将公民记者迫害得走投无路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公民记者方斌新租房半个月就遭驱赶将流落街头方斌说，他4月15日和房东签下一年租约，并支付一年房租，三日后就被要求解除租赁合同。

武汉公民记者方斌出狱整整一年，5月1日方斌告诉本台，他从硚口区搬到黄陂区一社区居住，并签下一年租约，才半个月就被房东赶出租屋，要求解除合约。4月28日，他家的水、电和煤气被切断。

2020年2月1日，武汉疫情爆发期间，方斌通过视频揭露了武汉疫情死亡情况，其后遭到当地警察抓捕，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方斌3年有期徒刑。去年4月30日刑满出狱。

方斌30日刑满出狱后，立即被当局送往北京，而北京方面不愿收留方斌。次日早晨，方斌又被连夜送上高铁，第二天上午回到武汉。其后，方斌住在武汉市硚口区，因时常受到来自警方的盘查，于是搬到郊区黄陂。

方斌说，黄陂区滠口街街道办觉得他将造成“维稳”压力：“他们觉得我住在这里‘危险’，他们要‘维稳’，这个、那个的。又派人管着我，要产生这个费用，那个费用，反正他们觉得（我在这里）麻烦，来一个人，他们多一个责任。他们现在赶我走，没有道理啊，我合同都签署了，为什么要赶我走。他要我走就要赔偿，按照消费法规定是3到10倍的赔偿。因为房东不能把房子出租又出售。他说已经卖了（房子）。”

方斌说，他入住一周后，被告知房东以50万元把房子出售，并向方斌出示买卖合约。他说，不知这份合同真假，其后新买家出面催促方斌搬离，并断水停电：“我27日离开，28日把门打开了，29日又给我房内的水电都停了，29、30以及5月1日连着三天。今天早上又把我的门锁搞坏了，我进不去了，门都搞坏了。”

五、中国严苛的言论审查制度

中国审查制度是指由中国政府及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实行或委托实行的对言论或作品的审批及查禁，与对内宣传相互配合。审查对象主要是被其认定对中共其不利的事闻、评论或创作等，例如自由民主、言论自由、普世价值、人权、民怨、宗教、无政府主义、新闻自由，LGBT、裸体、性，境内不平等、冲突、示威、社会运动（文化大革命、六四事件）、政商丑闻（国际揭秘文件，如巴拿马文件）、不当作为、被认定的传销组织、邪教、分裂组织、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以及有关境外新闻源等等。自习近平在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执政后，中国的审查制度变得更加广泛和严厉。

中国审查领域覆盖教育、研究和受众广泛的各类大众媒体，例如广播、电视、电影、音乐、光盘、广告、报刊、图书（文学）、邮递、短信、互联网（社交网络、即时通信、互联网电视、自媒体）和游戏等。当局主张其有权在其境内控制互联网内容，称此举不侵犯公民的言论自由。

2006年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将该国出版审查程度列为“非常严重”，是为五级制中最差一级。2012年开放网络促进会将该国互联网审查在政治和冲突/安全两项中标为“普遍过滤”，在社交和互联网工具两项则标为“大量过滤”，分属所有五个标度中最严重的两个标度。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在2005年将该国新闻自由状况评为最差一级“不自由”，称“当局通过党委对新闻素材的监控、法规对记者的限制和对自我审查的金钱激励等复杂的组合拳控制新闻媒体”，2011年指越来越多活动家在网上被“封杀”。据多家外媒报道，自习近平2012年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以来，中国的出版自由进一步下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审查包含了广泛的题材。审查背后的日程各种各样；一些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规定，有些据猜测来自国内的观察员。

根据《南华早报》，中国政府定期下达指令以“指导”各个敏感问题的报道。媒体组织因此接受自我审查，或者冒着被关闭的危险。

中国的审查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维护中国共产党统治的手段。审查帮助阻止未经许可的改良主义、分离主义、“反革命”或者宗教思想以和平或者其他方式组织起来或者传播。另外，审查阻止中国公民发现或者了解更多能产生或者激起反政府情绪的共产党过去或者现在的失败。审查手段如屏蔽境外政府网站或许还能阻止公民了解到其他的政体并要求实行类似的体制。中国还屏蔽和中国官方的版本有冲突的史料，特别是对历史上的日本和西藏的描述，还有历史上汉族与其他民族所发生的冲突。

六、多年来随时追加的各种言论封禁条规

在北京奥运会之前，政府据传发布了当地媒体在奥运会期间报道的指引：与奥运会没有直接关系的政治问题要低调报道，诸如藏独和东突运动以及食品安全问题如“致癌矿泉水”的话题不能被报道。2008年中国奶制品污染事件发生后，一些西方媒体产生怀疑中国寻求的完美的竞赛或许是有助于推迟召回被污染的配方奶粉的因素，此事已造成50,000多名宝宝肾结石并造成至少4名婴儿死亡，即使中央政府予以否认。

2009年2月13日，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宣布实施一系列的规章制度以加强对新闻职业者和报告活动的监督管理。包括一个从事不良职业行为的人的完整数据库针对从事报道和编辑工作而被解雇的人。即使这一控制表面上“坚决制止假新闻”，还是受到了因为审查而被解雇的《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的批评。李大同称“假新闻和假记者确实存在，但已经有很多的办法来处理这个问题”。路透社称共产党的宣传活动围观管控报纸和媒体该报道什么、不该报道什么，政府一直关注经济衰退及“六四事件”20周年之际的不安。

2011年1月，博讯揭露负责宣传部门的政治局委员李长春发出指示要求中国媒体低调处理社会紧张的问题如地价、政治改革和重大灾害或事故，并且保证报道没有显露共产党的负面信息。共产党警告媒体必须“确保党和政府没有成为批评的焦点或目标”，并且任何提到政治改革的内容必须反映政府的正面形象。

2016年5月20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上台演讲这天，微博等平台无法搜索蔡英文、中华民国等关键字。

2018年3月25日，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首次访华，在其访华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大陆的网络屏蔽了大部分与朝鲜相关的负面内容，并列入禁搜敏感词。

2019年1月，由于委内瑞拉爆发总统地位危机，中国大陆对几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政治危机类消息进行严厉审查，甚至有人因转发相关信息被行政处罚。

2020年6月4日起，中国退役足球运动员郝海东宣布建立“新中国联邦”，后遭到中国大陆政府全面封杀。

2023年12月15日，中国国家安全部通过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警告社交媒体用户不得说中国经济不好的话，否则可以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可以受到刑事处罚。

12月17日，日本公共电台和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NHK就此发出报道说：

“（中国国安部的）文章指出：各类意图唱衰中国经济的‘陈词滥调’不断出现，其本质是妄图以种种虚假叙事构建‘中国衰败’的‘话语陷阱’‘认知陷阱’，以持续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道路进行攻击”，暗示有可能将批评中国经济的言论视为违法行为并进行处罚。

“由于房地产市场低迷等因素，中国经济前景变得不确定，当局似乎对人们在国内外表达对中国经济前景的严峻看法感到神经紧张。”

七、中国在打击新闻自由上没有任何改善

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共和党籍众议员克里斯托弗·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和民主党籍参议员杰夫·默克利（Jeff Merkley）在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发表声明，对中国当局严厉压制新闻自由的做法提出严厉批评。

美国国会众议员、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主席克里斯‧史密斯。（资料图片）

声明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国的媒体环境「持续萎缩，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花费数十亿美元审查新闻和信息流动，并起诉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中国公民」。

自由「必须成为美国与中国关系议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指出，新闻自由对于在美国和中国人民之间建立更深入、更诚实的理解也「非常重要」。「目前实施的许多新闻和媒体限制不仅限制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也限制了中国人民对自己政府及其政策的了解。

两位议员在声明中向中国那些在恶劣环境中不顾个人安危追求真相和挑战当局打压的人们致敬。声明提到的遭到不公正拘留的中国和香港记者、部落客、媒体人士、出版商和公民记者包括：陈杰人、吉米赖、董玉玉、额尔金·吐尔逊、桂敏海、黄奇、黄学勤、伊力哈木·土赫提、李新德、库尔班·马木提、阮小欢、上官云凯、杨恒均、杨泽伟、张展等。

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发布的无国界记者组织（RSF）2024年度《世界新闻自由指数》（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显示，中国在18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3位，关押记者人数依然位居全球第一。

相较于2023年的倒数第二、也就是第179名，中国今年的排名略有上升，但是，无国界记者组织倡议专员白奥兰（Aleksandra Bielakowsk）告诉美国之音（VOA），这一变化的唯一原因是其他国家的自由度下降。

她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鲍蓉电话采访时说：「中国没有任何改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关押了119名记者，其中包括10名香港记者。」

同样由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恶化，香港今年的新闻自由排名也有所上升，为第135名，高于2023年的第140名。然而，白奥兰指出，北京2020年在香港强推国家安全法导致记者受到更多迫害，香港的新闻自由度实则下降了。

白奥兰说，「现在情况也没有改善，随着新法律的出台，煽动叛乱罪可能面临十年监禁，而间谍罪也是其中一项条款。这是中国大陆当局广泛使用的法律，尤其用来打击记者和独立声音，例如桂民海

八、国际社会要求释放被羁押的所有新闻记者

“媒体自由受到围攻，”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周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没有事实，我们就无法与错误和虚假信息作斗争。没有问责，我们就不会落实强有力的政策。没有新闻自由，我们就没有任何自由。新闻自由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必需。”

“没有新闻自由就没有自由，”无国界记者组织（RSF）美国办公室主任克莱顿·韦默斯说。“这是所有其他自由的基础。”

“新闻工作在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应该成为犯罪，”拜登在声明中表示。“在世界新闻自由日，美国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只是因为从事自己的工作而入狱的新闻工作者。我们呼吁在各地保护新闻工作者，包括在军事行动期间。”

九、监控国家的全景监狱

长驻中国多年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记者李肇华（Josh Chin）与林和（Liza Lin），于2017年发现了当时正在兴起的监控技术；追踪该议题多年后，他们将採访报导的成果汇集成书《监控国家：中国全力打造的数位乌托邦，一座不断进化、从上到下集体共构的全景监狱》，从政府官僚、人民、企业等不同行为者的角度，完整描绘出监控体制的日常运作，

科技监控

近年来，中共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实施的高压政策，让世界注意到中国政府对监控技术的应用。 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国的监控体制”成为显学；光是近两年，就有人类学家戴伦・拜勒（DarrenByler）聚焦维吾尔人处境的《黑甲山的微光：中国恐怖资本主义统治下的新疆，从科技监控、流放青年与钉子户一窥维吾尔族的苦难与其反抗》，以及德国记者马凯（Kai Strittmatter）的《和谐社会：中国，大数据监控下的美丽新世界》在台出版。

李肇华对《报导者》指出，《监控国家》这本书的写作目的，是呈现出中国监控体制的复杂性。

除了描绘中国官僚如何应用监控技术，以及一般民众体验、甚至对抗监控的方式之外，李肇华与林和也谈中国的网络公司（如阿里巴巴和腾讯），如何和中国政府处于一种既矛盾、又共生的复杂关系。

中国政府近来也开始将AI和监控科技，视为拓展国际影响力的途径，不只在乌干达等发展中国家建置监控系统，还在COVID-19疫情期间藉机宣传，把中国模式打造成一个不同于西方的“更好的替代选择”──由此，《监控国家》也将监控体制提升到了地缘政治的层次，论及美中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抗。

报导中国之所以困难，也是因为现在常驻中国的外国记者非常少──我和我的同事就被驱逐了，而且他们当时告诉我，我将永远不能以记者身分回到中国。所以美国新闻机构现在大多只能在中国以外的地方（包括台湾），持续尝试对中国进行报导，这点真的很痛苦。

像我现在如果要採访中国人，就要想办法在小红书、微信上面，尝试寻找受访者，然后再打电话给上百个我不认识的人，期待有某个人愿意接起电话，非常累人。但一般人接到陌生人突然来电，通常只会觉得莫名其妙，不会想要和我谈话。尤其中共现在会把外国记者描绘成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很多中国人甚至会认为我是间谍。

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什么特效的解方，只能努力尝试、努力打电话，然后寻找公开资讯──虽然公开资讯也已变得愈来愈难取得。

基本上，你可以说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黑箱。

但真要说的话，我希望告诉台湾和中国的读者，请深入思考我们周遭的各种科技：我们正在面对一个全新的时代，人类和科技的关系正在出现重大的变革，而台湾和中国，就处在这场变革的最前线。你需要花些时间、退后一步，然后想想那些监视器、那些充斥在你生活中的数据，想想是谁在控制它们，他们的目的为何，然后试着去调整你和这些技术的关系。你还可以思考：为了安全或便利，你让渡了多少权力和自由？

这不是在叫大家拒绝所有科技，毕竟现代生活是离不开数位监控的，但谨慎一点，总是值得的。

详情请参考：

1、无国界记者公布年度世界新闻指数：中国倒数第八，关押记者人数仍居全球之首
https://is.gd/fwkiuV

2、无国界记者：2023年中国仍是全球最大记者监狱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meiti/sh2-01052024125922.html

3、世界新闻自由日，外媒记者谈中国报道：“他们现在不需要外媒”
https://www.voachinese.com/a/7594107.html

4、中共下令整治自媒体乱象目的是统一舆论？
https://is.gd/X9OYiO

5、公民记者方斌新租房半个月就遭驱赶将流落街头
https://lingbaxianzhang.blogspot.com/2024/05/blog-post_97.html

6、世界新闻自由日，看北京如何在重大国际事件中争夺“话语权”
https://www.voachinese.com/a/7594059.html

7、拜登世界新闻自由日发表声明：所有被监禁记者都应获释
https://is.gd/VgOCWu

8、美国两党议员发声明批评北京压制新闻自由向敢于抗争的人们致敬
https://is.gd/n6rwzf

9、李易安：为了安全，你要让渡多少自由？专访《监控国家》作者李肇华谈数位监控时代的民主危机
https://ipkmedia.com/265449/

10、世界媒体看中国：禁言坏消息之时的坏消息
https://is.gd/ratOWh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审查制度
https://is.gd/FhZ2VM

（编者按：连日来网络热评如潮的开鲁阻扰农民种地事件，再次将中国农民披枷戴锁情形裸逞于世，让人看清今日中国广大底层农民基本的土地承包使用权及其生产生活自由权被公权力肆意蚕食剥夺的现实，使人醒悟到没有宪政民主、法治人权，农民就维护不了自己起码的劳动生活权利。）

一、当“我不懂法”成为权力的荣耀，农民就只剩下了苦难

4月22日，中国三农发布报道，在内蒙古开鲁县建华镇，有多名村民在20年前，承包了村集体的土地进行农作物种植，当时约定的合同期限是30年，承包费已经全部付清。

但就在合同期限还有10年才到期的情况下，当地镇政府突然要求增加承包费，否则就终止合同。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土地性质发生了改变，承包的时候是沙沼地，价格便宜，现在变成了耕地，土地升值。

沙沼地变成农田，那是这些承包土地村民20年间不间断投入资金物力人力后，改良了土地的结果。按道理，即便现在再怎么眼红这些村民的收益，也不应该单方撕毁承包协议。

有话好好说，是和谐社会每个人都该遵守的道德和法律约束。即便谈不拢，那就对簿公堂，由法律依据相关条款来裁定。

但当地镇政府一没有与承包土地的农民好好谈，二没有诉讼，而是采取了更为激进的手段。就在村民用农机开始耕地的时候，乡村两级干部叫来了警察，不仅扣车，还将种地的农民强制带走。

乡村两级干部这样做有法可依吗？有理可循吗？有，的确有。因为在他们的眼里，他们下达的行政命令就是法，就是理。

不可否认，涉事土地升值，依据民法典相关规定，之前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可以重新协商。

但就事论事，此次涉事的承包土地，之所以升值，是农民在缴纳了承包费后，他们经过近20年时间努力换来的结果。

沙沼地的时候无人问津，政府也不愿投入财力物力改善土壤，但一旦看见别人通过努力将荒地变成了良田后就开始变卦了，这是红眼病发作后的典型症状。即便民法典也不会支持。

当下，正值春耕时节，这样阻挠农民种地引发的后果将非常严重。

春种秋收，农时不等人。镇政府如此粗暴扣车，警察如此强制抓人，这样的事件若不及时解决，土地耕种一旦错过时令，损失的不仅是土地被荒了一年，更是农民未来的希望。

事件发生后，中国三农发布的记者采访带人强行阻止村民耕种的建华镇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纪云浩，纪同志坦言“别找我，我不懂法”。村委会副主任还表示，我不给你讲法律，上边让我敛钱，我就敛钱，什么条文法律。

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威。

然而，现实情况却是很多地方的官员根本就没有契约精神，滥用职权肆意妄为，随意单方面撕毁协议，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备受质疑。

现在的有些官员啊，不是不懂法，他们不遵守法律的最大底气，是把自己当成了高高在上甚至可以逾越法律约束的官。他们早已忘了初心，迷失在权力带来快感的游戏当中。

总以为，我是干部我怕谁，一副我就是天王老子的形象。进而官员敢于以“我不懂法”来作为自己可以为所欲为的理由，堂皇地向世人显摆权力对法律蔑视的霸道。

二、为息民怨的掩人耳目之术

据微信视频号“开鲁融媒”消息，内蒙古通辽市开鲁县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4月23日再次发布情况通报。

全文如下：
4月22日，“中国三农发布”报道了“内蒙古开鲁县蹊跷的增补承包费”相关信息，开鲁县委、政府高度重视，针对报道反映问题，第一时间召开县委常委（扩大）会议，组织开展调查核实，现就反映情况通报如下。

一、关于“蹊跷的增补承包费”问题。报道所反映问题的背景是开鲁县作为上级确定的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单位，针对“国土三调”较“国土二调”新增加的耕地开展的高效利用试点工作。报道中提到的“增补承包费”，是开鲁县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工作采取的处置方式之一，即由村集体对新增耕地收取的有偿使用费。

二、关于“阻拦不让种地”问题。建华镇双胜村实施试点工作过程中，一部分新增耕地大户不愿交纳费用，导致已交费用的农户产生攀比心理，由此产生了阻碍翻地行为。目前，通过县镇村三级协调化解，该村群众已同意采取诉讼方式主张权益，解决矛盾问题，确保不再有阻碍翻地整地、贻误农时等行为发生。

三、关于个别基层干部对待群众态度蛮横、言语粗鲁的问题。针对报道中反映的个别基层干部对待群众态度蛮横、言语粗鲁、工作方式严重不当的问题，开鲁县委已给予该镇党委副书记免职处理，并由县纪委监委给予其党内警告处分；县纪委监委对该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副主任分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对可能存在的其他违纪行为，也正在开展调查。

这个处理结果从过往中共对待民怨极大官员处理方式，通常采取先行政处罚以不息民怨，待舆情过后再换岗启用，可见预见随后结果。这显然不是治本之策，而是应付民情的掩人耳目之术。

三、网络怒潮，民心难欺

针对开鲁县阻扰农民耕地，网络怒潮汹涌：

沉默之剑_3b1e4c2[广西网友]：这种官员和公安就是典型的你跟他讲法律他跟你耍流氓。

勤劳d朱莉安娜_赤芒[安徽网友]：农民是最辛苦和可怜的，他们的生活也很艰难，这些贪官污吏就是吸老百姓的血汗钱！可恨！

高尚D莎拉_冰牧[福建网友]：这种水平的镇干部和村干部，只警告处理？难道以后还要重新使用？当地那么缺少人才？

耳聪目明d辛普森_九晏[山东网友]：开鲁县的官员太缺德了，本应该是政府治理的不毛之地，政府不想办法治理，用卑劣的手段欺骗承包人，故意以象征性的承包费形式承包出去，承包人拿到地投入巨资把不毛之地改造成良田，这时候政府在出来抢夺承包户的土地，这样的官员是共产党的干部吗？

凤凰网友[广西网友]：革命成功了老百姓不是都翻身当家作主了吗？嘿嘿，原来也只是改天换地，还另有主人，老百姓依然还得做牛做马啊！

生如夏花_54ca9b4[广西网友]：重要的是，收费通知是县里发起的，县里都没有懂法的吗？想想都令人不寒而栗！

坚韧不拔DE利安德尔_冷茵[江西网友]：那个村委会副主任说了一句大实话“上面让我们敛钱我们就敛钱”！出了这么大的事，难道开鲁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不需要担责？

凤凰网友feixiang[上海网友]：要涨价也要等旧合同结束签新合同时涨啊现在这样中途突然涨价属于敲诈勒索。

一帆风顺666789[河南网友]：村镇干部黑社会化，土匪流氓成性，应该严肃处理。仅撤职是不是太轻了。县政府是人民政府，应该为人民服务。

邢兵卓[河北网友]：法律并未赋予土地现状调查如土地登记证一样的效力，土地性质是否发生变动，仍然应该以土地证为准，這是讓人倒退。

喵喵：被免除职务的员工虽然失去了原有的职位和工作内容，但仍可留在组织内部并可能被重新安排到其他岗位上继续工作。他们的相关福利和权益通常会得到保留或部分保留。

风往北吹：这招我见过，先回家放假，过几年又在其它重要岗位工作了，因为他只是奉命执行任务。

开心就好：这种情况现在农村到处都是，不要只打老虎，不拍苍蝇，因为我们平头百姓只和苍蝇打交道，没有见过老虎咋样，对于农民苍蝇比老虎更可恨

君子比德如玉：开鲁县的表面功夫做的很好，明面上看处理涉事领导干部！最重要的还是要收增加的费用！但是在这里没有说明！还是县一级的政府太极打的好………

春华秋实：目前，这个事件的处理很肤浅，没有触及到事情的本质。很显然，收取土地增补费用是县里面定的，被处理的那几个人只是因为收取态度不当，费用还是要收的。

孤狼的獠牙：与其说增补承包费是开鲁县新增耕地高效利用试点工作采取的处置方式之一，不如说是增补承包费是开鲁县强増承包费的手段之一。因为承包合同是在增补承包费之前产生的具备法律效应的合同，也因为当初包给种植户的是无法耕种的荒置土地、更是因为承包户自己出资出力吧承包过来的荒置土地改良成水浇地以后所产生的收益让发包方眼红了；最重要的是合同还没有到期，承包方还有合法使用这些土地、合同还在合法延续期之内。

自由：总结：农户认为钱不该收，农户可以去法院起诉，意思是不去法院告，那还是要收钱。能不能告赢那可不好说。干部对待农户态度不好，那肯定不对，给了个处分完事。那镇政府怎么不先去法院起诉农户，拿到法院的判决，如果农户拒不执行，然后申请强制执行不就没这事了吗？你们心里就没法律，认为你们就是法。

四、中共官媒对开鲁事件的反思

开鲁县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一个基层单位，其干部理应是法律法规的执行者和维护者。然而，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权力的滥用和法治的失守。基层干部的言行举止，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也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利益。当权力成为某些人谋取私利的工具，当法治成为空谈，那么社会的公平正义又从何谈起？

这起事件不仅仅是一起简单的基层治理问题，它更是对当地政治生态和法治环境的一次深刻反思。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权力滥用现象？为什么基层干部会如此漠视法律法规？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从当地的政治生态、权力运行机制和法治建设等多个方面去寻找。

在政治生态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不正之风，导致权力运行偏离了正轨。一些基层干部可能受到个人私欲的驱使，将手中的权力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从而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和使命。这种权力观的扭曲，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滋生。

这起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一些地方干部的权力观念问题。在新时代，我们要坚决反对和纠正这种滥用职权、侵害群众利益的行为。我们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坚决查处违纪违法行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

在权力运行机制方面，可能存在一些漏洞和缺陷，使得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当权力失去制约时，就容易出现滥用和失控的情况。因此，建立健全的权力运行机制和监督机制，是防止权力滥用的重要保障。

在法治建设方面，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和短板，导致法律法规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和落实。法治是社会治理的基石，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然而，在这起事件中，我们看到了法治精神的缺失和法律法规的失效。这说明当地在法治建设方面还需要加大力度，提高干部的法律素养和法治意识。

内蒙古开鲁县春耕受阻事件是一起令人痛心的事件。它暴露了当地基层治理的严重问题，我们需要从中吸取教训，加强法治建设，提升基层干部的法治素养和责任意识，确保农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构建一个和谐稳定、法治有序的社会。

对于基层权力的监督和管理，不能仅仅依赖于媒体的曝光和舆论的压力。必须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机制，确保权力的运行始终在法治的轨道上。同时，也要加强对基层干部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让他们真正明白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用来为人民服务。

这种反思有一定深度，但不能仅仅局限在开鲁，而事实这种肆意侵害剥夺农民土地使用权的情况在中国极为普遍。

五、中共当局剥夺农民耕地由来已久且习以为常

改革开放后农民被剥夺土地承包使用权在中国极为普遍，各种报道可说俯拾皆是。

据2007年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总部设在四川成都的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的消息，成都锦江区粮丰村村民代表向他们投诉说，该村的土地被市政府以租代征，农民失去生活来源。粮丰村村民村民杨茂君对自由亚洲电台说，2年前，粮丰村全部土地被成都市政府按照当局颁布的《78号令》"以租代征"，“我们不同意，但他们、还有黑社会的人给我们强拆了，11月8号把房子推倒了。”

杨茂君说，该村的村民的土地被征用后，至今土地荒芜，村民安置也不合理。按照该处理方案，每个大人只有2万元，小孩1万元，不到年龄也不买社保。为此，村民们日渐穷困潦倒。“都是赔了1200、2000多的。我们因为上访遭报复，就只赔了1200。”

杨茂君说，当地政府在执行所谓的“78号令”时也大打折扣，没有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被农民发放经济补偿，“按78号文件，我们这里是属于经济适用房，也得3000多一个平方。买不到类似的房子了。”

天网人权中心负责人黄琦说，粮丰村土地征用出现的问题在中国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可以说绝大多数都没有按照标准去执行。有些有势力的就超过标准好几倍给与赔偿，对无权无势的老百姓就是按照国家政策的赔偿他们也拿不到。”

黄琦表示，农民丢掉土地就失去了谋生的手段；“现在，农民的赔偿力度差距太远太远了，举个例子说，他们的土地价值是每亩900到1000万，今天我算了一个帐，他们所有得到的各种赔偿每亩没有超过20万，也就是说农民只拿了土地价值的2%。我觉得按照这种办法赔付下去的话，农民的不仅吃了大亏，而且对于明年后年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来说，他们又没有一技之长，很快就会陷入生活的窘境之中。”

再据自由亚洲电台2007年12月报道：江西石城县要兴建法院、检察院，用低价强占农地，更派出300多公检法人员，暴力对付村民。大批官方人员进入梅福村，开始推填农民的田地，有个村民试图阻拦推土机，被七八个政府人员强行架空，从上田滚到下田，头破血流，另外一位阻拦的村民也被几个大汉强压在地上。在现场拍摄这些情况的村民的相机被公安强抢。

据村民反映，赔偿款项被干部层层盘剥克扣，所剩无几。记者采访了该村的温小姐，她说，她们一直都不同意政府提出的赔偿方案，认为46元一平方米的价钱太低，比国家规定的最低赔偿价格84元还差一截，当时她们家680平方米的田地里都种满了即将收获的菜，“因为我的田里面是种的莴笋，还要20多天才可以收，我们不同意他们将我们的田平掉，因为我们也没有拿钱，当时挖机上来的时候，我老爸就上前跟开挖机的师傅讲，叫他不要过去，我老爸一上去，警察就全部围上来了，把我老爸抓下来了，我老公想上去把他们拉开，我老公也被按在地上了。我也上前想把他们拉开，我是不希望打起来，它政府机关那么多人，我们才这么一些人，那我一上去就把法院的陈院长拉开，我就拉了他的袖子一下，他就抓住我，然后拳头就打到我的头上，其他人也就把我打到地上，把我从上面这块田摔倒下面那块田。”

据了解，光是温小姐所在的生产队被强征的土地就有17,000平方米，此次征地达到40000平方米。温小姐说编制人员才200多人的县人民法院为什么需要25000平方米的土地，不排除当局一部分用来兴建房屋谋取暴利。

六、中国农民头上的“五座大山”

中国国内媒体发表分析：长期以来，中国农民面临着种种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五座大山”——土地、住房、医疗、养老与教育。这些问题是长期困扰着中国农民的难题，也是影响着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实现农村的现代化，我们必须推翻这五座“大山”，让农民得到真正的解放。

第一座“大山”：土地问题 土地是农村的生命线，但是由于土地制度的不完善，农民的土地权益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些地方的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土地征收补偿标准不合理，土地承包期限过短等问题，导致了土地流转的困难。此外，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原因，土地被分散在很多人手中，导致土地的利用效率低下，同时也增加了土地资源的浪费。

推翻第一座“大山”的关键是土地制度的改革。应该完善土地流转市场，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土地流转渠道。同时应该加强土地管理，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此外，应该通过土地整合、流转等方式，使得土地利用效率得到提高。

第二座“大山”：住房问题
住房问题是困扰中国农民的又一大难题。一方面，农民的住房条件比较差，缺乏基本的居住条件。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农村房地产市场不健全，住房供求关系不平衡，导致了农民购房难，价格高企等问题。
为了推翻第二座“大山”，我们需要推进农村住房改革，完善农村住房保障政策。应该通过政府出资修建农村住房，同时鼓励农村建房集中化，减少住房成本。同时，政府应该加强对农村房地产市场的监管，推进农村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使得农民能够享受到公平合理的住房价格和优质的住房条件。

第三座“大山”：医疗问题
医疗问题是农民面临的另一重要难题。由于农村医疗设施和医生的不足，农民在面临疾病时无法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有效的医疗保障。同时，医疗费用也是农民的负担之一，一些农民在面临疾病时甚至无法承受医疗费用，导致了许多悲剧的发生。
为了解决第三座“大山”的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建设，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政府应该加大对农村医疗设施和医生的投入，提高农村医疗保障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同时，应该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促进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使得农民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第四座“大山”：养老问题
养老问题是一个全社会都面临的难题，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养老问题更加突出。由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很多农民没有得到养老保障，一旦退休就会陷入无保障的状态。这不仅给农民本人带来了困难，也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压力。
为了解决第四座“大山”的问题，我们需要加强农村养老保障体系建设，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养老保障。政府应该出台更加优惠的养老政策，为农民提供养老金、医疗保险、护理保险等服务。同时，应该鼓励社会资本的投入，推进养老服务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加多样化、便捷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第五座“大山”是教育问题
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没有在一个起跑线，但是报考的分数却是同样的对待，现在你说农村的孩子想接受更好的教育，将来他们有出息，就必须得到城里去上学。
因为好的老师和教育资源都集中在城里，农村孩子到城里去，那么父母就必须得跟着一起去陪他，没房子的需要租房子的，租房子需要交房租费。买房的呢，还得还贷款，额外还有什么生活费呀，补课费，孩子的学杂费以及各种红包费等等，这农村的孩子要付出的更多的费用。

七、“农管”是新架到农民脖子上的枷锁

据独立学者分析：在中国，城管没完，农管又登场。号称“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伍”的农管，是共产中国2023年的新名词、新武装。农管一出现，农村就不得安宁。到处传来惊人视频和画面：不准农民种蔬菜、水果、经济作物，强令改种谷物、玉米、番薯。“叫你种什么就种什么！”农管队不仅动手打人，而且还动手拔起农民的蔬菜。不准农民自行杀猪，否则每头猪被罚款8万多人民币。农管队动手抓鸡抓鸭、运走猪只，擅自卖掉，款项不知所终。不准农民在鱼塘四周种玉米、豆角，不准农民在自家门前树上栓绳子晒被子，声称有碍观瞻。农管在农民的田地里动手砍树、推倒树，遭愤怒的男主人持长棍打翻在地……

据称，农管队早在2018年就成立，一直没有大动静。2023年忽然开始大动作，明显对应习近平超期连任、习家军全面夺权之后，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极左路线。农管突如其来，人们不禁要问，所谓农管，究竟管什么？管得有多宽？中共官方回答：农管队主要是打击"侵农害农"等违法行为，不会干扰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但，其实际行为，却恰恰就是侵农害农、干扰和破坏农民的正常生产生活。

还是农管们自己说了实话：“你说我们农管算什么？你们交管管不了的，我们管。你们城管管不了的，我们也要管。王权特许，先斩后奏，这就是农管。”其中，“王权特许，先斩后奏”这类话，并非一般农管人员说得出来，必定来自内部文件。可见，中共高层和党媒故作为农民服务，唱白脸；但在内部，已经下达“狠狠整”的最高指示，由基层农管人员唱黑脸。

官方宣称，农管将对全国农业农村实行执法监管，涵盖种子、农药、兽药、饲料、农机、动植物检疫防疫、农产品质量安全、渔政等所有领域；并监查监管农民生活。管的范围，可谓应有尽有，无所不包。按照中国人的口头禅，真可谓“管闲事”、“管得宽”。

中国官媒2023年3月报道，在黑龙江省，因为农村的稭秆露天焚烧，“农管”对农民罚款逾1.78亿元，去年11月1日至12月15日期间，行政拘留了185人。至此“农管”已经完成了初始扩权。

由此，让人联想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国，商鞅变法，厉行富国强兵，同时管死人民，故意让人民陷入贫穷、弱小、愚昧，以供统治者任意驱使，充当战争炮灰。习近平意在发动台海大战、甚至不惜与美国决战，故而急忙忙赶造战争体制、制造战争气氛。今日能强种强征粮食，明日就能强抓强征壮丁。这，大概才是成立、壮大和武装农管队的真正目的。

详情请看：

1、中国三农发布：政法委员阻止农民春耕，不是不懂法，是心中无法
https://gentie.ifeng.com/c/comment/8Z140qRStV0

2、警察抓人镇干部毁约，阻挠农民种地事件，就怕公权力滥用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0FJ2FCV0545IHZV.html

3、农民种地要先交钱、干部下田拦春耕？内蒙古开鲁县再通报：镇党委副书记被免
https://www.sohu.com/a/773762903_115479

4、社论：内蒙古开鲁县春耕受阻事件，基层权力滥用与法治失守的警钟
https://www.163.com/dy/article/J0FK7PDT055665GS.html

5、网民评论
https://gentie.ifeng.com/c/comment/8Z1aTHFnCD3

6、成都粮丰村土地被强占村民四处上访无门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land-20071127.html

7、广西合浦当局暴力镇压数千蔗农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bao-20071204.html

8、独家报道：法院违法抢地，农民失去生计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qiangdi-20071204.html

9、该醒了！必须推翻压在农民头上的4座“大山”，这是农民的心声！
https://www.163.com/dy/article/I3LKN5HG0532B33T.html

10、评论|陈破空：农管粗暴登场，习近平赶造战争体制。王沪宁献计商鞅模式？
https://www.rfa.org/mandarin/pinglun/chenpokong/js-04242023092451.html

11、“农管”如土匪入村，习真正目的令人不寒而栗
https://news.popyard.space/cgi-mod/newscroll.cgi?lan=tw&r=0&sid=15&rid=872001&v=ranked

（编者按：一个国家的垃圾处理能力直接关系着该国的文明程度与人民的生活水准。中国多年来高发的垃圾污染维权事件，显示着中共当局在处理垃圾上存在着严重侵害公民权利与危害公民生活健康问题。在中共自诩经济高速增长而指引世界发展时，中国居民基本环境安全生活保障都无法达成，由此可见中共关心民生承诺的虚假。）

一、上海普陀4000户居民为垃圾中转站维权

据中房报3月29日《上海普陀区4000户居民与湿垃圾中转站的博弈》报道，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路971号湿垃圾中转站，距离小区163米，因一天几百吨湿垃圾，垃圾站出入口正对楼栋，不仅每天都能看到进进出出的垃圾转运车，垃圾异味也对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健康隐患。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板块分布着9个小区，涉及周边居民近4000户。

距离近、体量大，业主们纷纷对湿垃圾中转站的选址、批复、建设，可能存在的空气污染、异味等影响居民身心健康的因素提出了质疑。

针对上述问题，2023年10月开始，多名业主自发前往几个在售楼盘售楼部讨要说法，业主们的维权自此拉开且愈演愈烈，以距离湿垃圾中转站距离最近的紫薇花园业主抗议最为激烈。业主们已多次向开发商、相关部门投诉，但业主在楼盘维权实则毫无收获。不得已，业主们再次将一封长达81页的《桃浦湿垃圾站反对意见书》送往开发商、普陀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及相关部门，一时间在上海引发热议。

二、中国城市垃圾的严重状况

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披露，2020年，全国共有196个大、中城市向社会发布了2019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经统计，此次发布信息的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3.8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498.9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84.3万吨，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23560.2万吨。

其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是上海市，产生量为1076.8万吨，其次是北京、广州、重庆和深圳，产生量分别为1011.2万吨、808.8万吨、738.1万吨和712.4万吨。前10位城市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总量为6987.1万吨，占全部信息发布城市产生总量的29.7%。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国家，中国产出的垃圾量在世界上也位居前列，众多大城市面临垃圾围城之困。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超过美国成为城市固体废物(municipalsolidwaste)产出最多的国家。该报告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垃圾产出上面临如此巨大和迅速的增长。”

以杭州为例，杭州市市政部门在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杭州产生的固体垃圾量每年增长大约17%，相当于全国平均增幅的两倍。而据杭州市城管委统计，当年一季度，杭州每天平均产生生活垃圾8400吨，3月份，最高一天的生活垃圾达到9700吨。《杭州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修编(2008~2020年)修改完善稿》预测，到2020年杭州市区日均垃圾量为12000吨。

由此可见，中国垃圾迅猛增长，对居民生活影响日益增大，几乎无人可以逃脱垃圾污染造成的危害。

三、环境污染维权风起云涌

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在，对生活环境安全健康要求日益提高，由此而引发的环境维权风起云涌。

据有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城市发生的动荡，首要因素是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伤害与恐惧。原因有三：一，环境污染已触及市民底线，威胁到健康和生命。一个人可以安于附近的企业家比自己富一万倍，但无法容忍孩子因这个企业的污染而得病。二，环境维权跟政治无关，不挑战现行体制的权威，市民不必顾虑被扣政治帽子。三，环境问题与“违法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不同，它的影响范围更大，一个大型化工厂可影响一百万人，当数万、数十万人有共识时，就很有可能突破孤单个体的恐惧，共同走上街头。

2012年有研究报告显示：过去5年中国大规模群体性骚乱，大部分与环境维权有关。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伤害与恐惧，已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首因。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29%，2011年，环境重大事件增长120%。

在这些环境维权群体事件中，许多就是因为垃圾中转站与处理场严重影响公民生活安全健康而引发的群体维权。如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广州番禺等等，因垃圾焚烧厂维权事件，以及江苏吴江垃圾焚烧厂在万人抗议声中下马，可堪标志性垃圾维权事件；还有2021年广州垃圾压缩站项目进行建设工程批前公示期间，保利花海湾上千名业主们群情激愤，他们通过12345、人民网、信访、寄联名信等方式进行了近千次投诉，终于换来一次垃圾压缩站建设听证会的机会，也是垃圾维权的典型案例。

四、垃圾转运站建设存在的问题

研究分析引发居民抗议维权较多的城市垃圾中转站主要存在的一些问题，事实上也同样是垃圾压缩场、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等垃圾处理场所建设存在的问题。

01.规划选址未合理论证

早期建设的垃圾转运站，在场址选择的过程中未经过科学的分析，导致建成之后的转运站位置分布出现问题，有的转运站建设在远离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方向，垃圾收集及转运车来回往返，造成运营成本不必要的浪费；有的转运站远离居民生活垃圾产生的高负荷区域，或者考虑周边居民反对刻意避开城区，超出了设计规范要求的垃圾转运服务半径，导致环卫工人工作时间变长，垃圾收集转运成本增加，交通拥堵时环卫车辆不能及时到位等问题。

垃圾转运站的位置选择未能充分考虑区域功能、人口密度、环境影响等因素的变化。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拓展，旧城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推进，工业企业、高校的外迁均可能导致城市中心城区居住用地的重新分布，城市人口逐步向郊区疏散，中心城区人口逐渐减少，导致中心城区转运站分布出现不均衡。转运站的选址工作应注意与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合理规划建设用地，让垃圾转运站因服务范围区块人口变动的影响减少到最小。中心城区的垃圾转运也不应局限于行政区域的划分，应按照就近、及时、方便的原则进行清运，提高清运效率，降低清运成本。

02.工艺设计未统筹考虑

1.工艺选择不成体系
地区未深入实践“环卫一体化”的收运体系，转运站建设主体及运营主体不一致，各区县城内中转站是城管局或城投集团建设管理，县镇又由各级乡镇建设管理，项目建设单位缺乏统一指导，对垃圾收集转运的工艺选择缺乏科学分析，存在一个县的几个乡镇建设了几种不同压缩工艺转运站的情况，导致同一县城不同乡镇配备的垃圾收集转运车不同，操作方式不同，车辆设备型号多而复杂，不便于各乡镇车辆在故障检修时相互调配使用，增加了后期运营维护和管理的难度，协同效率及应急处置效率偏低。

2.占地面积与转运规模不匹配
转运站建设过程中，未完全按照《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2016）提出的相关指标进行建设，有的转运站建设面积过大，超出了规范上限，功能却未进行相应的扩展，浪费土地资源的同时增加了项目建设费用；有的转运站场地面积较小，在运营过程中经常出现收集车、转运车站内排队拥挤的现象，影响垃圾转运效率；还有的转运站过于考虑周边居民的邻避情况，建设方厂址选择只能考虑辖区边角区域，工程地质条件较差，项目建设场坪费用甚至高于转运站主体设施建设成本或设备采购安装成本，导致整体项目投资过大，增加财政负担。

3.站内附属设施不健全
多数转运站在建设过程中只注重主体结构建设，忽视了厂区内附属设施的完善，影响了转运站的正常运营，如除臭设施设计、污水处理设计、车辆回转场地设计，消防道路设计及给排水设计等，另外大部分垃圾转运站对厂区景观、绿化、铺装、灯光及小品设计重视不够，距离生态型、花园式转运站建设有不小的差距。

03.运营环境污染及邻避
尽管生活垃圾转运模式不断完善，但转运过程中垃圾洒落、臭气扩散、污水滴漏及机械噪声等二次污染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垃圾转运站的环境卫生问题一直是转运站运营管理的瓶颈。在转运站运营过程中，垃圾车的行驶、装箱、卸料等过程会产生灰尘、垃圾散落，环卫车辆进出站及压缩设备工作时会产生噪声；生活垃圾在站内短暂停留时因发酵或暴露等原因会产生恶臭气体，由于垃圾的暴露、有机质腐败夏季往往会滋生大量的蚊蝇，垃圾转运过程中渗沥液及冲洗水未有效收集等，这些问题均会对周边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

转运站转运垃圾的特殊属性，是比较典型的邻避设施，而转运站邻避原因很大一部分是运营过程二次环境污染造成的，传统转运站由于用地规模较小，环保设施未设置或者不达标，作业过程中臭气、污水、噪声、垃圾撒落等环境影响普遍存在，周边居民对此反应强烈，不断投诉占用公共资源。因此，在转运站运营过程中应格外注重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以提升转运站在居民心中的形象，使得未来转运站的规划选址更容易得到附近居民的认可。

04.转运功能不能满足垃圾分类要求
传统转运站的建设，仅能转运其他垃圾，少部分可以兼顾餐厨垃圾，在垃圾分类新形势下，传统转运站在前端分类收集和末端分类处置中间未充分发挥分类转运的作用。很多区域通过制定“四分类、四颜色、四环节”的垃圾分类方案，即将居民生活垃圾分为厨房垃圾（绿色）、其他垃圾（橘黄色）、可回收物（蓝色）、有害垃圾（红色）四种类别，前端进行严格的分类投放，但是相应的转运环节却不能实现有效的分类运输，传统转运站由于转运功能的单一已经严重制约了垃圾分类的推进工作，如何拓展升级转运站的中转功能，将是解决垃圾分类工作梗阻问题的一项关键工作。

05.清洁直运的困境
近年来国内若干城市开展生活垃圾清洁直运试点，通过桶车直运、车车直运等运输模式创新，将生活垃圾从收集点直接运输至垃圾焚烧厂，虽然清洁直运对转运站二次环境污染问题的改善效果明显，但据统计，关于垃圾运输不及时和噪声扰民情况的投诉却日益增多，直运模式下环卫车辆线路延长，应急调度困难，原区域转运站的网格化服务缺失，运输车辆不能随叫随到，造成垃圾清运不及时。大型直运车辆每天进出居民区附近，运输时间往往以每天清晨时间段为主，势必会影响到部分人群的生活质量，投诉的内容还涉及到影响市容、车容车貌、臭气影响、垃圾撒落等方面。另外，直运点的增多，直运车辆的配置、驾驶员及辅助工的配备也随之增多，公共财政负担也不断增加。

06.综合体建设标准规范缺失
传统转运站的建设，目前可参考的规范主要有《生活垃圾转运站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109-2006）、《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标准（CJJ117-2009）》、《生活垃圾转运站评价标准》（CJJ/T156-2010）及《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2016）等。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也有自身专用的单独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但是对于综合性建设的环卫综合体建设标准尚存在空白阶段，对环卫综合体的污染控制标准、技术标准、运营技术规程及运营监管技术规程尚需完善。

五、中国垃圾污染问题根由探讨

据研究中国垃圾环境污染问题机构提出：看看现实，中国阻碍垃圾源头减量、扭转物质流恶化态势的因素，到处可见——

增长型的经济理论仍然统治学界和官员，GDP指标仍旧凌驾于幸福、健康和生态；发展经济基本等同于鼓励快速和大量的消费。

国家没有物质管理的政策，限制包装、塑料袋这样的政策落实不彰。有害物管理也跟不上，生活垃圾中的有害物质竟被排除出环保系统的管理。

国家没有对源头减量，也没有给循环利用足够的资金支持。相反，金融政策没有往前端治理倾斜，而是鼓励末端技术，包括CDM（清洁发展机制）。

环保部门不能独立行使环境监察和执法的权力。在巨大利益面前，在能够转移问题面前，决策者当然很积极。

继续歧视回收大军。不能把回收大军看作循环经济建设的一部分，也就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规范他们，减少环境污染。

全民环境知识还不足，将环卫等同于环保。

另据自然之友研究报告：中国生活垃圾管理现存十大问题：

1.我国垃圾管理体系中的术语体系较为混乱，亟待清晰化、明确化。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定义不清晰、易混淆且缺乏有效检测；生活垃圾“减量化”定义语焉不详，相关法律与实践严重脱轨，歧义严重。
2.生活垃圾管理目标的优先顺序不明确，尤以生活垃圾“三化”——减量化、资源化与无害化为代表。
3.当前管理政策中存在目标不一致、甚至相互抵触的情况，如垃圾分类减量与大力推动焚烧之间的冲突。
4.生活垃圾前端管理目标大多难以监督与测量；社区垃圾分类减量的有效推动方法尚未形成。
5.相关决策与规划程序中缺乏足够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空间。
6.财政投入和优惠政策不够合理，过于偏重末端处理。
7.垃圾处理设施的污染物监测范围偏小，监测标准偏低，难以有效全面评估环境健康影响。
8.政府各部门在垃圾管理工作上的权责划分不清，存在“九龙治水”的问题，缺乏一个负责解决垃圾问题的政府管理核心进行协调。
9.我国现行垃圾管理法律法规之间的层次和“手段-目的”关系不清晰。
10.垃圾焚烧与填埋等末端处理设施引发诸多社会争议与环境损害。

六、解决垃圾污染维权问题的建议

据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任提出化解中国垃圾污染维权问题需要从如下几方面着力：

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得到公众信任的关键。尤其是在建设的时候，需要公开透明，包括让老百姓了解垃圾焚烧厂采用什么技术、排放是否达标、怎么保证这些垃圾焚烧厂排放符合要求、谁来监督等信息。

除此之外，还要严格排放标准。现在我们已经提高了排放标准。我们原来的二恶英排放标准与欧洲相比松了很多，即使达标仍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垃圾污染维权诉求因牵连较广，仍呈现维权难的现状。

为了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还是要首先加强立法，制定标准和规范。我认为，应该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环境纠纷处理法。现在，这方面的法律我们都没有。还要根据环境纠纷的特点，制定相关的法律，把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司法鉴定的范围。

即是要建立完善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公众对排污企业的监督制度；建立行政机关执法的监督制度；制定关于环境决策、公众参与的制度。比如，建垃圾焚烧厂，垃圾中转站，垃圾处理场，首先要争取当地公众的意见，这样来操作就会好一些。

追踪研究环境问题的“自然之友”针对解决垃圾污染问题提出：改善中国生活垃圾管理的十大建议：

1.对垃圾管理的“三化”进行重新定义。“减量化”应该仅指前端行为，即“预防垃圾产生”，而不包括垃圾既已产生之后再通过某种方式减小体积、减少重量的过程。“资源化”应以“无害化”为前提，不能将重获资源、但同时也产生有害物质的过程视为“资源化”。

2.明确垃圾管理“三化”优先次序，即减量化（抑制产生）、资源化（循环利用、堆肥、能源重获）、末端处置。同时，“无害化”应作为覆盖垃圾管理工作全过程的基本前提；同时，各级垃圾管理部门应明确意识到“垃圾管理”与“垃圾处理”理念的根本不同，建议将垃圾管理决策目标放在“垃圾管理”的生命周期体系下进行，而非重视末端的“垃圾处理”体系。

3.中央政府宜对全国垃圾管理进行长远规划，建议考虑设定如下2025年远景目标：
（1）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园林垃圾单独回收处理，实现这三类垃圾的零填埋、零焚烧处理目标。
（2）单位GDP垃圾产生量下降至2010水平的80%。
（3）清理和修复所有非正规垃圾堆放场，并且保持垃圾处理设施存量占地面积不超过2010年的水平。
（4）生活垃圾处理过程的二恶英产生量和汞产生量都下降至2010年水平的10%。

4.在垃圾管理长期规划方面，建议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垃圾减量、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和减少二次污染四方面。其中，预防垃圾产生需要进行更多的部门协调工作，并且落实生产者责任；而垃圾分类是改变末端处理现状的必经之路，却也是垃圾管理部门目前的软肋，应该在规划和实施上都得到加强，尤其是垃圾分类清运和社区垃圾分类工作。

5.建议各地政府部门按照当地垃圾管理的特点，进行“生活垃圾产生量”分类监测，并依此统计资源回收率和垃圾减量成效。

6.依据《循环经济促进法》，落实“强制回收名录”，实践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使垃圾的源头制造者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鼓励和促使其改善基于减量的设计和生产工艺。

7.改善补贴制度，改变补贴重心，将补贴重点转移至垃圾分类减量和厨余垃圾回收处理；改革垃圾收费制度，实行分类收费、按量收费。

8.对于主管部门，应尽快完善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全程环保监测体系，扩大重要污染物检测指标范围，加强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建立第三方监测和公众监督制度。对于社会层面，应尽快成立能够代表各方观点的、长期专注于生活垃圾管理议题的咨询委员会，并认真听取其意见。

9.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垃圾产生源管理规划、资源回收规划的概念，把二者和现有的环境卫生规划整合到统一的生活垃圾管理规划中，并明确制定单位；完善垃圾收运的行政许可制度，尤其是废品回收方面的许可制度，同时需兼顾民间回收业者利益；政府应该将废品回收体系纳入生活垃圾管理的整体规划，并且在城市规划中给予废品回收规划用地。

10.垃圾处理设施应严格执行“先有规划，后上项目”的程序，垃圾末端处理设施的招标、设计和建设过程应对公众透明，应杜绝“垃圾处理设施开始运营后，公众才发现有这些设施存在”的情况

详情请参看：

1、上海普陀区4000户居民与湿垃圾中转站的博弈
http://m.fangchan.com/news/129/2024-03-29/7179308107276030219.html

2、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 https://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gtfw/202012/P020201228557295103367.pdf

3、垃圾污染维权被指举证诉讼难多引发群体事件
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JFKlV

4、环境维权引发中国动荡
https://chinadialogue.net/zh/2/41698/

5、新环卫收运体系下垃圾转运站存在问题及发展前景分析
https://ecep.ofweek.com/2023-10/ART-93011-8420-30613702.html

6、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展望
http://www.chinaeol.net/zyzx/sjhjzz/zzlm/fmgs/201803/W020180904515902166400.pdf

7、中国生活垃圾管理：问题与建议
http://forhead.org/uploads/soft/120612/5-120612161H9.pdf

8、保利花海湾维权，公园绿地变垃圾压缩站——哭诉广州市荔湾区政府不作为、广州市荔湾区规划局不作为，不知是否有贪污腐败？！
https://groups.google.com/g/weiquanwang_chrd/c/U3Jfg6ymHU8

9、中国垃圾：该不该焚烧
https://www.dolc.de/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6319

10、分类制度推广三年多后，中国垃圾处理行业怎么样了？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1088140.html

11、让“放错位置的资源”回家
http://www.81.cn/jfjbmap/content/2022-09/08/content_32370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