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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委会并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信春鹰主任委员：

申请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第五条、第四十一条、第六十七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条之规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二条之规定，向贵委提出此违宪审查申请如下，请依法处理：

2024年4月26日，国家安全部第3号令发布并将于7月1日开始实施的《国家安全机关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其中第四十条关于国家安全机关在行政程序中查验公民个人及组织的电子设备（手机、电脑）之规定明显违反宪法及立法法的规定是严重践踏人权的行为，贵委应立即依宪依法履行职责监督纠正！

众所周知，在当今信息时代，手机、电脑是人脑的延伸，与每个人的生活、工作、学习息息相关，须臾不可分离。它不仅涉及个人隐私还涉及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格尊严。

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国家由人组成。国家安全或政权安全（其实二者并非一回事，姑且按照官方的定义把二者混同起来看）之实现绝不是对宪法普世文明内容的阉割或僭越而是相反要不断向普世文明演进靠拢才是靠谱的。一个反人权、反人性的所谓国家安全观果真能成立吗？国家安全不能背离尊重与保障人权这一宪法规定及普世原则，换言之，以侵犯人权为代价的国家安全行政执法程序根本无法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按照现行宪法、法律规定及习惯法来看，采取技术侦查以及搜查、查看公民手机、电脑等侦查手段，只有依照刑事诉讼程序方可进行。

国家安全到底是谁的安全？如果任由公权力泛滥，擅自滥用、扩大所谓国家安全之公权力的适用范围，没有边界感缺乏敬畏心，在没有任何合法性与正当性的情况下执法，必然导致人人自危，是把所谓国家机器、执法人员置于与人民的战争状态危险当中，是取乱之道将整个社会推向动荡不迭的深渊。我们应当知晓，权力是有限的，一切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不仅应来自于人民的授权而且不能违背自然正义与普世文明，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自古有之。

申请人真的一点都不担心而今社会、人心与日俱增的变革力量，一点不怀疑一切违法势力及倒施逆行终将淹没在无可阻挡滚滚而来的时代变革大潮中，只是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不能躺平，无论体制内外还有机会在各自的位置上尽一点责任，在这场巨变的过程当中，为着尽量减少对抗与冲突、为着尽量减少人道灾难、变革的代价，并为着每个人在自己的位置上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德行善、积功累德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子孙后代而有所选择。我们应当知晓，无论王侯将相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我们身处何种境地，在善恶之间，其实总会有可以选择的空间及余地。

中国公民：谢燕益
手机：13520232026
2024年6月13日

附：《国家安全行政执法程序》第四十条
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对有关个人和组织的电子设备、设施及有关程序、工具开展查验，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制作查验通知书。
紧急情况下，确有必要立即查验的，经设区的市级以上国家安全机关负责人批准，执法人员经出示人民警察证或者侦察证，可以当场实施查验。

申请人：汪小燚，男，汉族，四川省南部县人。
申请人：罗玉英（汪小燚母亲）四川省南部县人，身份证号码512922195605070047，联系电话0817-5586289、13522913521。
申请人汪元培（汪小燚父亲）四川省南部县人，身份证号码512922195407260034，联系电话18086915868。

申请人因诉四川省南部县人民政府行政诉讼一案，不服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3行初24号《行政裁定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行终842号《行政裁定书》。在2021年4月收到（2018）川行终842号《行政裁定书》后当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再审申请，到如今，近半年时间过去了，未收到《再审申请书》是否得到受理的相关法律文书。
申请人请求最高人民法院依据行政诉讼审判监督程序，再审本案。撤销原审、二审裁定，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申请人：汪小燚
罗玉英
汪元培
二0二三年六月二日

申请人：罗玉英，女，汉族，1956年5月7日出生，身份证号512922195605070047。住四川省南部县南隆镇文庙街8号。电话：18086915868
代理人：汪元培（罗玉英丈夫），男，汉族，1954年7月出生，住四川省南部县南隆镇文庙街8号，身份证号512922195407260034，电话：18328368461。
申请事由：
申请人因劳动教养纠纷一案，不服南充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劳教委）作出的南劳教字（2006）第24号《劳动教养决定书》、不服南充市顺庆区法院（2006）顺庆行初字90号《行政判决书》和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南中法行终字第32号《行政判决书》，从2008年2月起，十几年来多次向四川省高级法院书面申请再审，但都无回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第九条的规定，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请求立案再审。
请求事项：
请求立案再审，依法撤销原一、二审判决；判决撤销南充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劳教委）作出的南劳教字（2006）第24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判决有关部门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赔偿申诉人因被劳教遭受的损失。
事实与理由：
一、劳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市劳教委和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在解决儿子汪小燚问题的协议签订后不久反悔并到北京上访。申请人对这一认定不服。
汪小燚被部队错误关押、除名，关押期间遭受虐待，发高烧未及时救治，导致左肾坏死、精神失常，南部县武装部、南部县地方政府未接收汪小燚除名。在此情况下，部队与汪小燚父母单独协商，书面承诺给汪小燚治病和办退伍手续。在汪小燚的父母接收汪小燚人和档案后，出尔反尔既不治病也不办退伍手续。2004年6月，部队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与汪小燚父母在湖北省广水市协商处理汪小燚问题，形成阴阳两个文件。一是决定给汪小燚办理办理复员手续手续的《“6.12公函”》。二是用来对付上级的《关于一次性处理汪小燚及其父母汪元培、罗玉瑛请求解决有关问题的协议书》即《“6.12协议”》。在汪家人在《“6.12协议”》上签字后，部队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对《“6.12协议”》进行了两地违法公证之后，部队故伎重演再次出尔反尔，不和汪家人联系，更不要说兑现。2004年7月28日，由空44师牵头，和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以《关于处理汪小燚问题的情况报告》蒙骗上级说汪小燚问题已经处理完毕，处理的内容就是《“6.12协议”》的条款。汪家人无法与部队取得联系，请求南部县政府、县人武部敦促部队兑现，却被敷衍推逶，被迫于2004年10月开始上访。但上级领导机关被部队和南部县政府误导，对上访不接访。在这种情况下，南部县政府不但不敦促部队兑现，反而和部队一起拦截汪家上访，共同蒙骗上级说汪小燚问题已经处理兑现完毕，上访是无理取闹。动用警力对汪家打击迫害。本案中，协议签订与申请人开始上访在时间上间隔相隔几个月，在这期间，部队未兑现，南部县政府、县武装部也没有敦促部队兑现。所以，如果认为上访是错误的，那就只能推断为部队永远不兑现，汪家也永远不能向上级反映情况。
（二）市劳教委和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于2004年10月同亲友到湖北部队要求见部队首长遭拒绝后冲击部队营房，砸军车等，这与实际情况根本不相符，也无证据证实。
1、市劳教委和一二审法院以陈龙、尹东、黄进秀、曹爱平、马文学的证言认定上述事实。但是：（1）证言中没有冲营房砸军车的内容。（2）这些证人为该部队军务科保卫科、小卖部人员，与部队存在利害关系，部队是汪小燚问题的当事人，且所作证言是在事情发生的半年后形成。（3）证言未附有身份证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4)证人未出庭作证。（5）案卷中没有法院在判决书中提到的申诉人的讯问笔录。
2、申请人到湖北部队，是空44师是根据空司的安排，将申请人接到部队解决汪小燚问题的，但到部队后却被弃之不理。深夜时将申请人赶出营区，部队营区地处荒野，到部队门口要求见部队处理汪小燚问题的经办人（保卫科李科长）门卫不打电话联系，由此发生争执，门卫要动手打人，当地公安到达现场了解情况后予以劝解，并帮助安排了住宿。劳教案卷内部队驻地广水市永阳派出所的《接处警登记表》记录：“在现场调查后，劝其离开并按排这些外地人当晚住宿，明天再来”。此《接处警登记表》足以证明当时发生的纠纷性质并不严重，申请人及亲友并不存在有冲营房，砸军车的行为。此证据在一审庭审中通过质证，诉讼当事人对其真实性、关联性无异议，《庭审记录》可以证明其质证结果，但一二审法院却对此视而不见。
（三）市劳教委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2004年以来在北京上访期间采取挂牌，穿冤情上衣，拦截军队首长座车，冲击营门，纠缠接待人员等方式闹访，不听劝阻，到中南海新华门、重点地区上访被民警强制带离。其证据不足。
1、原审法院将经质证确认为无效的证据和未经质证的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证据应当在法庭上出示，并经庭审质证，未经庭审的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第五十八条规定：“以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方法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本案庭审证据只有2005年10月10日赵建宗调查笔录、黄伟东2005年10月9日证言、北京公安的工作说明、光碟照片（见《庭审记录》），其中赵、黄二人的证言在一审庭审中经质证因来源不合法确认无效，《庭审记录》可以证明其质证结果，但一审法院仍将其列入判决书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见一审判决书）。二审法院将未经庭审质证的、也未在庭审中说明的所谓证据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可见原审法院不对所谓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认真进行审核和公正判决的种种情形。
2、证据的完整性、合法性存在问题。
（1）证人未出庭作证，其证言未附有身份证等证明证人身份的文件。（2）部份证据由南部县信访局张黎明参与取证，（3）光碟、照片无制作人、制作方法、时间及具体地点、证明对象等要素，不符合证据要求。（4）缺乏申请人的供述或讯问笔录。
3、因部队在协议签订后不兑现，又无法与之取得联系。南部县政府、县武装部不作为，不敦促部队兑现。申请人被迫到北京向部队领导机关反映情况，无任何违法行为，也从未受到公安任何处罚，要认定拦截军队首长座车，冲击营门，纠缠接待人员就应该有所拦的首长座车的车牌号码、时间、地点和冲击营门，被纠缠接待人员的人员姓名、时间、地点的相关证据。二审法院认定申诉人到空司违法上访而罗列的北京羊纺店派出所110”接处警记录反而证明了申请人在空司是正常上访，未闹事，没有扰乱机关工作秩序和社会治安秩序行为。北京公安虽然在工作说明中提到申请人到中南海新华门、玉泉山被带离现场，但并未说明申诉人有违法行为，还将申请人安排到救助中心，申请人并没有不听劝告和制止，当地公安机关并未给申请人作出治安处罚，足以证明申请人当时的行为并不严重，至少还没达到违法的标准。
（四）市劳教委和一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多次到县政府不按规定上访，在政府办公楼大吵大闹，砸烂办公用品，抓扯机关干部。这与真实情况不符，且证据不足。
1、二审法院将未经庭审质证的、也未在庭审中说明的所谓程波、王刚、任鉴的询问笔录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在判决书中罗列，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五条规定不符。
2、证据缺乏关联性、完整性、合法性
其唯一的所谓证据是南部县公安局2005年3月13日《处罚决定书》，认定申请人“2004年5月（无具体时间）的一天上午到县政府社会事业科骂冯铁州王八蛋，并用拐扙击打冯，扯破冯的T恤衫”并据此作出对申请人治安拘留7天。实际情况是：申请人到冯铁州办公室请他联系部队解决汪小燚问题，当时冯铁州态度粗暴，在对话中双方发生争吵，互相对骂拉扯，机关保安上前不问青红皂白将申请人推翻在地。在纠纷现场，申请人是一个人，有病在身，对方是一群人。值得深究的是：这场纠纷的性质和后果到底有多严重？有何证据证明申请人大吵大闹、砸烂办公用品？为何当时不作调查处理？《处罚决定书》连事情发生的时间和造成的后果都未能确定。从南部县公安局的相关资料就可见其事实认定不清，程序混乱的众多问题。
二、适用法律错误。
原审法院认定：南劳教字（2006）第24号劳动教养决定的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正确。申请人认为这一认定是错误的。
（一）市劳教委是以国务院1982年1月21日批转公安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五款对申请人作出劳动教养决定的。该条款规定：劳教对象为“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显然，该条款不适用于申诉人。
1、申请人没有工作岗位，自然不属于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人员，当然不属于该规定适用的对象。
2、要认定申请人适用《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五款，至少应证明以下两点：申请人的上访行为是“无理取闹”，且“不听劝告和制止，妨碍公务”，但原审法院和市劳教委并无上述两项事实的证据。在解决汪小燚问题上，部队是兑现的主动方，汪家是接受方。部队在与汪家达成解决问题的协议后几个月内不兑现落实任何事项，不办“两证”，不给汪家付款，申请人是被迫上访。可见，申请人上访不是无理取闹。二审法院认定申请人到空司上访违法的证据是北京羊纺店派出所110”接处警记录，该证据反而证明了申请人在空司是正常上访并未闹事。虽曾被警察带离现场，但都积极配合了警察的工作，并没有不听劝告和制止。北京公安机关并未给申请人进行处罚，证明申请人当时的行为并不严重，至少还没达到违法的标准。而市劳教委却对申请人处以比一般治安处罚更为严重的劳教，难道两地公安机关处罚尺度差距如此之大？
上述可见，一二审法院维持市劳教委以《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五款对申请人作出劳动教养决定违反了该条款设定的主体要件。
（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对精神病人，呆傻人员，盲、聋、哑人，严重病患者，怀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以及丧失劳动节能力者，不应收容。按照这一条款，申请人身体状况也不符合劳动教养的条件。根据四川省女子劳教所对申请人入所时的体检报告反映，申请人有陈旧性肺结核且属传染期，视神经萎缩接近失明，已丧失劳动能力不符合劳教条件，劳教所拒绝接收申请人劳教。对此，南部县公安局虽对申请人的病情请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及南充市中心医院重新作了鉴定，但却违反了法律规定。
1、从程序上说，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四条：劳动教养管理所发现不够劳动教养条件或应逮捕判刑的，应提出建议，报请审批机关处理。这里的审批机关显然是指市劳教委，即对四川省女子劳动教养所的建议进行复核并委托鉴定机构进行鉴定的权利人只能是市劳教委。而南部县公安局不具有审批职权，因而其委托是违法的。同时,医院的鉴定报告违反了鉴定程序，川北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鉴定时间为2006年3月31日，南部县公安局是在4月4日才委托鉴定。
2、从事实上说，四川省女子劳动教养所对医院的鉴定结果持怀疑态度，并要求在资中县医院由双方共同参加复查，但没这样做。2006年8月30日，在本案一审现场。申请人被当场所外就医，也足以证明申人的身体状况不符合劳教条件。
三、违反法定程序
原审法院认定对申请人处以劳教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申请人对此不服。
（一）原审法院无视本劳教案违反法定程序的事实，无中生有、未经庭审质证将所谓证据作为认定劳教决定程序合法的依据。
1、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下称规定）第七条：“对违法犯罪嫌疑人决定劳动教养，必须经过集体审议，未经劳动教养审批委员会审议，不得对任何人作出劳动教养决定”；审议劳动教养案件和作出决定的情况应当制成《审议纪要》。而市劳教委违反这一规定，在未进行集体审议的情况下就作出劳教决定，市劳教委向法庭提交的劳教案卷宗、一审《庭审记录》足以证明这一事实。此外，《规定》还明确了市级公安部门要组成合议组就违法事实当面向违法犯罪嫌疑人讯问核实，对县级公安部门报送的劳教案件进行审核，但劳教案卷宗和庭审结果均无法证明履行了上述程序。
2、纵观劳教案全部卷宗，有关涉及劳教案办案程序的书面资料只有南部县公安局李政武、何怀林2006年3月16日的《审核报告》和无违法事实内容、未签字的《询问笔录》、南部县公安局2006年3月10日盖章呈报南充市公安局的《劳动教养呈批报告》，其时间颠倒，要件不齐，可见其程序混乱的种种情形。
3、《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二条规定：向本人和家属宣布决定劳动教养的根据和期限，征求本人所在单位或街道组织的意见，被劳动教养的人对主要事实不服的，由审批机关组织复查。市劳教委也未履行上述任何程序。市劳教委在庭审中辩称：没有复查是因为申请人没有提出，对此，申请人认为，在送达劳教决定时，申请人当即表示不服，口头要求复查，并当场在送达书上签下了“冤”！“冤”！“冤”！三个字，这就是不服的书面表达。
4、原审法院无视市劳教委违反法定程序的上述事实，认定劳教决定的行政行为程序合法，其中二审法院更为甚者，将案卷宗中没有、也未经庭审质证、无中生有在判决书中列入所谓的南充市公安局《询问笔录》、《合议笔录》和《审议记要》，并作为认定程序合法的依据（见二审判决书）。
（二）市劳教委的劳教决定没有遵循《行政处罚法》。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但市劳教委未履行政处罚前的告知义务。《行政处罚法》第二十条规定：行政处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管辖。而市劳教委作出劳动教养决定所认定的事实大多发生在北京，湖北等地。
2011年9月、2014年1月，四川省南部县公证处、湖北省广水市公证处分别撤销了《“6.12协议”》公证事项，由此证明了《“6.12协议”》的形成、部队不不兑现、申请人被迫上访等相关事实的真相。
综上所述，《“6.12协议”》签字后，部队不但不兑现，反而拿着违法办理的《公证书》向上级汇报汪小燚问题已解决终结落实完毕。汪家在协议签字后什么也没得到，被迫上访，部队领导机关因受到误导不接访不收书面材料不听陈述。。南部县政府作为处理“汪小燚问题”的当事人、责任人，不但不敦促部队兑现，反而动用警力对汪家上访进行拦截、打击，并时时威逼汪家不要提办“两证”。本劳教案就是在遭到汪家拒绝后形成的。大量事实表明，市劳教委对申请人作出劳教的行政行为缺乏事实根据，且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原审法院在本案诉讼中不依法审理公正裁决，申请人不服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请再审但一直未立案。根据《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规范再审立案的若干意见》及审判监督程序相关规定，继续请求再审。请求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撤销市劳教委作出的南劳教字（2006）第24号劳动教养决定书，赔偿申请人因被劳教遭受的损失，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此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附：证据清册
第一组：证明汪小燚问题的形成及处理问题的《协议》的相关证据
1、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政工干事王涛2001年7月31日代表部队的书面承诺（共1页）
2、空44师副政委刘刚、军务科长杨广乐2003年3月21日代表部队的书面承诺（共1页）
3、南部县人民武装部2002年4月17日《关于未接收汪小燚除名的复函》（共3页）
4、南部县民政局2002年9月2日《关于汪小燚除名及病情问题提出几点看法》（共6页）
5、南部县人民医院2001年7月23日《B超报告单》（共1页）
6、南充通正司法鉴定中心南通司鉴（2002）临鉴26号《法医学鉴定书》、南充通正司法鉴定中心南通司鉴（2002）精鉴27号《法医学鉴定书》（共9页）
7、95964部队2004年6月12日给南部县政府的公函及《“6.12协议”》（共2页）
第二组：证明部队并未履行《“6.12协议”》,《“6.12协议”》的公证事项已经撤销的相关证据
1、南部县人民政府2008年8月4日《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有关问题的函》（共3页）
2、南部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众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2009年2月17日南信联办（2009）5号《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的有关情况报告》（共7页）
3、南部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2014年5月21日《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案有关问题的函》（共2页），
第三组：证明劳教行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及一、二审法院不公正审理此案的相关证据（在本申诉受理后及时提供）

随附：原一、二审判决（共20页）
1、南充市顺庆区法院2006）顺庆行初字90号《行政判决书》
2、南充市中级人民法院（2007）南中法行终字第32号《行政判决书》

申诉人：罗玉英
代理人：汪元培
二0二三年五月二日

【民生观察2022年2月8日消息】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徐州丰县8孩母亲杨某侠，有网友将其与98年登记在“宝贝回家”上的12岁失踪女孩李莹的照片进行比对，结果相似度极高，怀疑杨某侠可能就是当年失踪的李莹。

目前李莹的父亲已因思女成疾去世，母亲已经改嫁，李莹父亲李大忠的弟弟、李莹亲叔叔李大成手写申请书：确认徐州丰县被锁虐、被拐卖、强奸的女性与其失踪多年的侄女李莹极其相像。要求公安部刑侦局打拐办调查此案，要求对杨某侠与李莹的亲属现在重新采集样本进行DNA亲子亲缘鉴定，并要求第三方机构对鉴定进行监督。以下为申请书全文：

申请书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办公室：

本人李大成，身份证号：512921196705201815，现向贵办提出申请如下：

近日，广受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欢口镇董集村被锁精神病妇女杨某侠，经本人通过视频、照片再三辨认，认为其与本人于1996年12月在四川南充失踪的侄女高度相似，本人是李莹的亲叔叔，李莹的父亲李大忠（已去世）是本人亲哥哥，本人在李莹失踪前多次见过其本人，对其印象深刻，经过再三比对，本人可以肯定该“杨某侠”极有可能就是本人失踪多年的侄女李莹。

李莹的父亲（即本人兄长）李大忠是中共党员、援藏干部、专业军人，李莹是兄长的独生女，李莹的失踪对我们家庭的打击是极其巨大的。二十多年来，我们作为亲人一直没有放弃寻找，但哥哥已因思女成疾英年早逝，嫂子也已改嫁他人。

鉴于上述情形，本人恳请上级部门重视此案，希望能在贵办主持下，重新采集李莹亲属及其杨某侠的DNA样本，并由有公信力的机构进行比对，及时宣布比对结果，本人作为李莹的亲属，愿全力配合贵办的一切调查活动。

特此申请

申请人：李大成
2022年2月7日

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谢燕益，联系电话：13520232026。

通讯地址：北京市XX区XXXX小区X号楼X单元XX室

2019年年底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以来，国家采取了诸多联防联控防疫措施，其中包括政府有关部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手段在内的个人手机终端普遍推行的健康码。时至今日，健康码已经成为公民出行、公务、消费、就医、就学等等不可或缺的条件，关乎每一个公民方方面面的自由权益，健康码对于当今中国的普通百姓而言可以说无处不在，影响着千千万万人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

申请人作为一名公民，出于自身及家人现实权益之考量以及公民权利责任所系现申请国家卫健委向申请人公开以下事项：

1、健康码普及推广的具体法律及政策依据？健康码在防疫体系中是否构成一项强制性责任？

2、推行健康码具体由哪个部门负责？健康码的全面推行迄今效果如何，有关部门是否进行过相关评估？是否准备将其作为一项长期的防疫或公共卫生措施还是仅仅作为临时性手段？无论作为长期措施还是临时性手段，是否有立法计划制定相关法律政策以及依法听取民意举行听证等立法程序？

3、健康码定期搜集的个人信息如何保存？是否采取相关措施保护个人隐私？如果是都有哪些措施？对实施健康码措施过程中发生侵权行为公民如何获得知情权、监督权及救济权利？

4、健康码系统除了防疫功能是否存在其他用途或者政府采取了哪些必要措施防止健康码系统所涉公民隐私及行程信息被非法利用包括但不限于非法监控、利用个人隐私进行商业牟利等？

申请依据及理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一条、第九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以及人民的知情权、政府职责操守与良知、行政机关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政治伦理、人道责任特提出此申请，请予披露为盼！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申请人：谢燕益
2021年11月30

申请人：杨向伟，男，汉族，1976年11月02日生，住湖南省邵东市砂石镇木冲村大堂组2号，电话：1889017424

被申请人：邵东市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周玉凡，系该市市长

住所地：邵东市大禾塘街道兴和大道288号

联系电话：07392887195

申请事项：
1、请求确认被申请人要求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行为违法，并立即停止执行对辖区内居民强制打新冠肺炎疫苗的违法行为。
2、请求撤销被告于2021年7月14日作出的《关于加快推进新冠病毒接种工作的通告》。

事实与理由：
2021年7月14日邵东市人民政府成立的邵东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新冠病毒疫苗接种工作的通告》。该通告记载：一、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每位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现阶段凡年满18周岁及以上(不限户籍)且无新冠病毒接种禁忌症的人员，均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我市符合条件且未接种新冠病毒的人员，请持本人身份证于8月15日前到就近接种点完成第一针剂接种，9月20日前完成第二针剂接种。…五、自7月16日起，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居民小区、医疗机构、车站、养老院、景区景点、托儿所、学校、政务中心、银行、保险、通信、供水(电、气)、宾馆、酒店等重点单位，商场超市、电影院、网吧、KTV、健身房、加油站、农贸市场等人员集聚场所实行“三码联查”，在查验“健康码、行程码的同时检查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记录，并对未接种人员信息进行详细登记动员其及时接种。自8月1日起，原则上不允许未接种人员(有禁忌症和18周岁以下人员除外)进入上述场所。

七、8月20日前，全市所有学生家长及与学生同住人员要完成新冠病毒疫苗全程两针剂接种，学生凭父母及其同住人员疫苗接种记录方可办理秋季入学手续。邵东市人民政府无权设立接种新冠病毒疫苗是每位公民应当履行的义务和责任的规定，要求我作为其辖区居民必须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的决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违反了宪法规定的“实现法治保障人权的规定;对没有接种人员限制其进入很多公共场所实质已限制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权的通告已违反了《立法法》的规定;更何况新冠病毒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副作用、后遗症都于科硏阶段。被告就决定辖区內居民必须接种，变成了疫苗生产厂家的代言人，既不科学也不合法。被告发布的通告也违背了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采取中国自愿打疫苗的原则，依照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法原则，该通告也应予撤消。

2021年7月16日，中纪委、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央视新闻、中国新闻网等纷纷发文全面强调禁止强制、变相强制接种疫苗的行为，国家卫健委再次明确新冠疫苗接种遵循自愿原则。

2021年7月30日，教育部印发紧急通知，再次强调在监护人和学生知情同意自愿的前提下，按照当地疫苗接种工作要求，分步骤、稳妥有序配合做好18岁以下符合条件学生疫苗接种工作。

2021年8月9日邵东市教育局疫情防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通知，该通知明确注明：“…市委、市纪委即将出台史上最严的追责办法，主要内容是：凡学校出现15-17岁人群第一剂次接种率未达到100%(禁忌症者除外)，对教育局长进行诫勉谈话，对分管副局长、联校校长、学校校长给予党内警告或行政记过以上处分。12-14岁人群接种参照执行。根据市里文件要求，市教育局将制订详细的追责办法，层层传导压力。教育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务必提高政治站位，各级校长亲自抓，靠前指挥，各高职中、民办学校、中心学校要制亲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与考评方案，层层压实责任，确保教育系统接种人群应接尽接，各类人群接种率达到100%(禁忌者除外)。"该通知违反了教育部的通知。

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强调，疫苗如果没100%安全性，不建议给健康人打。《华盛顿邮报》报道新冠病毒可以通过接种疫苗的人传播。药理学博士谭亚娣微博公示：如何阻止新冠疫苗在未经检验的假说支持下对全民的反复接种？现在的疫苗大跃进太荒谬了，完全违反常规以超常速审批和接种，但随着病毒变异作用根本不能形成免疫屏障，而疫苗主要成分刺突蛋白融免疫原性和毒性于一身，每接种一次就等于被投毒一次，三番五次不死即残！接种一次就让很多女性月经不调，男性阳痿不举，老人心梗脑梗，反复多次接种就是奔着灭族去了！明明我们有中医药可以预防治疗，我们一直打开国门供应世界，如果变异病毒性放弃清零策略则可能因ADE(抗体依赖增强)发生超大规模严重感染，发生超大规模死亡。请每个人从自己做起拒打有毒新冠疫苗。2021年8月4日世卫组织呼吁暂停新冠疫苗注射。加拿大医生揭露新冠疫苗对心脏、大脑、脊髓造成的损伤是永久性的。加拿大疫苗研究人员承认“大错”，称刺突蛋白是危险的“毒素”。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公开了接种新冠疫苗的不良反应率为：“在不良反应中，一般反应26078例，占不良反应总数的82.95%，报告发生率为9.84/10万剂次，其中高热(≥386℃)2722例、红肿(直径≥2.6厘米)675例，硬结(直径≥26厘米)304例。异常反应5356例，占不良反应总数的1704%。美国辉瑞前副总裁兼首席科学家迈克尔·耶顿博士认为：“绝对没有必要用疫苗来消灭这种大流行病。我从没听过关于疫苗的废话。你不能给没有疾病风险的人接种疫苗。你也不能计划用一种尚未在人体上广泛试验过的疫苗给数百万健康人接种。"美国确认辉瑞疫苗可导致疾病，可导致罕见的副作用。这一系列证据证明：接种临床试验的新冠肺炎疫苗对人体有害，有副作用，可能会导致心肌炎、白血病等疾病的发生，甚至可导致被接种人死亡的后果。

智利公布最新的北京科兴新冠肺炎在现实世界使用中的有效率是67%。新加坡政府惊人的数据显示：最近的新增病例中75%都接种过疫苗。南京机场被感染的人都打了疫苗这就说明疫苗的有效性得不到保障。疫苗Ⅲ期临床主要进行有效性试验，中国现阶段的疫苗还处于第Ⅲ期临床试验，注册批件、生产车间GMP认证，疫苗产品批签发后上市销售这系列程序还未进行，怎么能强制人民去接种呢？

2021年6月18日，东莞市已暂停接种疫苗。2021年8月8日，莱州市已暂停接种疫苗。成都市也暂停接种疫苗。

《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2019)第21条，“国家实行预防接种制度，加强免疫规划工作。居民有依法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疫苗管理法》(2019)第6条，“居住在中国境内的居民，依法享有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权利，履行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居民接种疫苗的义务仅限于免疫规划疫苗。而《疫苗管理法》第41条第款规定，“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制定国家免疫规划;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由国务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拟订，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疫苗管理法》第51条还指出，“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需要采取应急接种措施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可见，若要强制实施新冠疫苗接种，就必须由国家卫健委会同财政部将其拟订为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并报国务院批准后公布。

这也体现国家法律对强制施种疫苗的高度谨慎。即使是在传染病暴发、流行时，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或其卫生健康主管部门需要采取应急接种措施的，也是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其本身没有权限作出强制接种或变相强制接种的决定。

国家要求提高新冠疫苗接种率，也许是现实存在的，但只要这种要求并未转化为合法的强制接种规定，就应该将其理解为是倡议性的、引导性的，推动该目标实现的力度就不应该是一种强制力度，而可以是其他的激励性措施。

这种变相实施强制接种疫苗的措施也直接或间接限制了人身自由(未接种不能进入超市、商场、酒店等)、受教育权(未接种不能进入学校)、享受医疗卫生的权利(未接种不能住院治疗)、进行文化活动的自由(未接种不能进入图书馆或文化娱乐场所)等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在强制接种新冠疫苗没有成为一项合法要求的情况下，这些限制措施的执行都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我国法律对居民接种免疫规划疫苗的义务、对免疫规划疫苗种类的确定主体和程序都有明确的规定。新冠疫苗是否需要强制接种，必须由中央充分听取专家和公众意见，理性分析必要性、可行性，经过严格的法定程序，才能作出相应的决策。绝对不能容许地方违法出台相关文件进行强制或变相强制接种。

现依据《行政复议法》第七条“认为行政违法集资、征收财物、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义务"的规定以及其它法律规定申请复议。

此致
邵阳市人民政府

申请人：杨向伟
2021年8月10日

信息公开申请书

申请人：唐吉田，身份证号码：222403196809010512，住址：北京市石景山区政达路2号CRD银座B座1435号，电话13161302848。

申请事项：
1、书面回复限制申请人出境的决定部门及法律依据；
2、书面回复限制申请人出境的起止日期；
3、书面回复办理公民被限制出境的工作流程；
4、书面回复2021年6月1日19时许通知厦门航空公司工作人员阻挠申请人在大兴机场登机的法律依据；
5、书面回复2021年6月2日变相限制申请人人身自由达半小时的决定人姓名、职务以及限制申请人人身自由的法律依据；
6、书面回复2021年6月2日上午就如何处理申请人被限制出境一事所联系的行政机关或者部门名称、其负责人或经办人姓名及办公电话，以及与该机关或部门沟通的过程和结果。

事实与理由：

2021年6月1日19时20分许，申请人欲乘坐MF8120航班从大兴机场前往福州后转乘MF809航班到日本东京陪护重病中的女儿。办理行李托运过程中，厦航工作人员问了许多莫名其妙的问题，迟迟不能完成托运作业。经申请人及随行记者积极争取，才不得不让申请人去D60登机口，但要申请人保持电话畅通。申请人到达登机口后照样不顺利，厦航工作人员在柜台同事打来电话说可以放行的情况下仍然不让申请人登机，说要继续请示。在申请人据理力争及记者朋友帮忙催问下，赶到登机口的一工作人员说是福州边检通知他（她）们：申请人不符合出境条件，坚持要去福州的话在下一个行程还是会被拦下。申请人强调多走一程就离女儿近一步，至于福州那里怎么样已经考虑不过来了。

该工作人员经多番请示后在飞机起飞前才允许申请人登机。

2021年6月2日8时30分许，申请人好不容易办完MF809次航班的相关手续，来到福州机场8号边检窗口，先是一警号为230568的女警异常仔细地查看申请人的护照，后又一警号为230512且戴党徽的男警加入进来，称要对申请人的证件进行核验。该男警拿起申请人的护照的同时叫来几个戴执法记录仪的男警把申请人带到边检问话室，申请人被三个着装男警控制在问话室。

在看押过程中，站在申请人左侧的男警时不时开门去和便衣模样的人交头接耳，当天早上这些便衣对申请人可谓如影随形。

约半小时后，一警号为230576的男警进到问话室里面，口头向申请人宣布：依据出入境管理法第十二条第五项之规定，不允许申请人出境。申请人要求该男警必须给出书面决定，并告知作出这一决定的部门及其负责人或经办人的联系方式。该男警在申请人据理力争下极不情愿地言明是北京市公安局作出的决定，但拒绝提供进一步的信息。

申请人向该男警强调阻挠申请人赴日本陪护女儿这一做法已经明显突破底线，该男警听后除了重复之前的说辞，还反复要申请人配合其工作。申请人在和该男警等人讲道理的时候，门外有越来越多着装警察准备进来。眼看登机时间就要过去，申请人无奈之下拿回护照退回到厦门航空公司的服务柜台所在区域。

为保障自身权益不受侵犯，根据《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特向贵单位提出信息公开申请，请依法答复。

此致
福州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申请人：唐吉田

2021年6月10日

多年来，部队既不兑现“汪小燚问题”的承诺和协议，也不接待我们的信访，电话打不通，营门不让进，不签收特快邮寄的信访材料。在此情况下，南部县委县政府多次派出协调工作组，到部队协调解决信访事项，但部队却不作答复，其中，空15军政治部秘书处2009年2月26日书面承诺：“我们将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认真研究处理意见，并力争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但至今无回音；2016年1月，南部县委县政府工作组到部队后，空15军政治部承诺在半年后对“汪小燚问题”作出答复，但之后没有下文。

2020年12月21日，空政群联局群工信访处再次给罗玉英开出信访介绍信到空15军政治部李兵阳处协商解决“汪小燚问题”，但到部队后无人接谈。随南部县工作组离开湖北后，拨打李干事告诉的电话号码0712-2050742一直被告之是空号。到2O21年1月22日上午9点，这个电话号码终于“醒“了，但李干事在电话中声称部队不会向汪家人了解情况，也不会给汪家人书面答复；解决汪小燚问题就是《6.12协议》的内容，部队已按协议兑现完毕，《6.12协议》的公证不管是否撤销，《6.12协议》仍然有效。让人感受到部队的这些言行背离了人民军队的基本操守，有不讲事实、不讲道理、不讲法律、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欺上瞒下、以强欺弱之嫌。

党和政府历来讲实事求是，解放军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垦请空15军的上级领导机关调查此案，还真相于大白，敦促部队书面答复、妥善处理“汪小燚问题”。现郑重承诺，在空15军的上级领导机关受理后，我们将提供相关证据并到场配合调查。

请求领导机关敦促部队书面答复、妥善处理“汪小燚问题”申请书

申请人汪元培（汪小燚父亲），身份证号码：512922195407260034，四川省南部县人；联系电话：18328368461
申请人罗玉瑛（汪小燚母亲），身份证号码：512922195605070047，四川省南部县人，联系电话：18086915868
申请人汪小燚，男，1999年应征入伍，服役于空15军44师司训大队。

汪小燚问题概述

汪小燚，1999年入伍，服役于空15军44师司训大队。2001年6月27日下午因外婆去世请假回家奔丧，被部队错误关押、除名。关押期间遭受虐待，发高烧未及时救治，导致左肾坏死、精神失常，南部县武装部、南部县政府因汪小燚病情严重，除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充不合规而未接收汪小燚除名，部队与汪小燚父母单独协商，书面承诺给汪小燚治病和办退伍手续，于2001年7月31日将汪小燚挡案交给汪小燚父母后出尔反尔既不治病也不办退伍手续，由此形成“汪小燚问题”。因汪家人对“汪小燚问题”中部队的所作所为不服开始上访，由此形成“罗玉英信访案”。由于部队蛮不讲理，在多次书面承诺不兑现，在2004年6月12日签订处理“汪小燚问题”的阴阳协议后仍然不兑现。之后甚至不接谈、不答复，导致“汪小燚问题”、“罗玉英信访案”近20年未有结果。

请求事项：请求领导机关敦促部队书面答复、妥善处理“汪小燚问题”。

事实及理由：

一、汪小燚被被错误关押，关押期间遭受虐待

2001年6月28日下午，汪小燚因外婆去世请假回家奔丧与营教导员赵玉民发生争执，赵动手打了汪几个耳光，汪打电话告诉父母被赵压断，安排老兵对汪小燚进行人身控制，不准汪与外界联系。在找不到整汪的理由时，竟将已被处理了的问题（汪小燚6月2日外出上网，6月9日已被严重警告处分）上报司训大队对汪进行关押。政工组长张旺雄等人将汪小燚扒光衣裤鞋袜双手铐在窗上，关押头三天三夜高温天气双手铐在窗上任由蚊子叮咬，不给饭吃不给水喝。因难以忍受非人折磨而哭喊被守卫士兵暴打，高烧昏迷不予治疗。在无灭蚊措施的环境中连续关押16天后开军人大会宣布对汪小燚除名并立即押回原藉。经医院检查和司法鉴定：汪小燚因发高烧引起肾小球肾炎未得到及时治疗造成左肾坏死、精神失常。

二、汪小燚除名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合规

（一）事实不清。根据南部县武装部2002年4月17日给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的《关于未接收汪小燚除名的复函》证实汪小燚累计上网只有11天而不是18天。最后一次上网是6月6日，已在6月9日进行了严重警告，汪小燚档案和除名通令都没提到6月6日之后再有违纪违规的事实。《纪律条令》第五十四条规定：对一次处理的一种或者多种违纪行为只能给予一次处分。因而，上网的问题已给予了严重警告，不应再作为行政看管、除名的依据。

空15军为掩盖对汪小燚行政看管、除名中存在的问题，于2004年2月16日以（2004）司军字第11号《关于汪小燚问题重新调查情况》称：对汪小燚行政看管和除名都是因汪小燚2001年6月26日外出上网三天。但自相矛盾的是，部队档案中《行政看管审批表》上列明的行政看管事由是：“6月2日发了津贴后，该同志到地方网吧上网三天。”而并不是6月26日外出上网三天。况且汪小燚已被关押，何来6月26日外出上网三天？

（二）程序不合规，没有规定的书证要件。《纪律条令》第六十条规定：处分决定必须填写《处分登记（报告）表》。将《处分登记（报告）表》、处分通令以及其他有关的处分材料归入本人档案。但汪小燚的档案中没有除名的任何书面材料。显然，对汪小燚除名未经层层调查核实和审批。

（三）县武装部、南部县政府未接收汪小燚附名。汪小燚挡案至今仍在汪家。南部县武装部给成都军区军事法院的《关于未接收汪小燚除名的复函》认定没有接收汪小燚。至于2001年7月31日南部县武装部给部队出具的：“兹有你部战士汪小燚经部队与其父母协商、同意接收”。其中“协商”二字后面是顿号，然后是“同意接收”四个字，前后两句并列，证明了是部队与汪小燚父母协商，汪小燚父母接收汪小燚的事实

至于县武装部、南部县政府都不接收汪小燚，而我们作父母的当时接收汪小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司训大队政委韩少剑当时代表部队找我们谈话，说汪小燚已被军部除名，这是最轻的处理，要我们收下汪小燚，如果不接收，就交到沙阳农场劳教，如果我们收下汪小燚，则不作除名处理，而作退伍处理。而我们当时看到汪小燚很害怕，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军法，加之部队要对汪小燚作退伍处理。第二，从脸色上看，汪小燚在生病，韩少剑讲汪小燚有肾病，是先天性的，部队医院已作了结论，但部队仍要给汪小燚治疗，当时汪小燚被部队控制，我们不能单独和汪小燚见面，只知道一直在宾馆和医院输液。我们之所以收下汪小燚，是急于要弄清楚到底是什么病，如果有肾病，是不是是先天性，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三、汪小燚左肾坏死、精神失常是部队造成的

（一）大量的证据表明，汪小燚左肾坏死、精神失常是在关押期间受到残酷虐待造成的。6月28日，汪小燚被扒光衣裤鞋袜，双手铐在窗上站立窗前三天三夜任由蚊子叮咬，不给饭吃不给水喝，无法睡觉，因难以忍受非人折磨而哭喊被守卫士兵暴打，出现高烧昏迷第四天才苏醒，要求枪毙算了，下午才第一次解小便，便中带血，出现腰痛头痛，昏迷。看管的人才送来水和饭，搬来一架铁床，将汪小燚单铐在铁床上。第七天卫生所刘勇才开始给汪打退烧针，但病情未减退。《纪律条令》第七十六条规定：当违反纪律的军人处于伤病严重时，应当先行照管或者治疗，再行处理。但司训大队不对汪小燚及时进行治疗，在高温酷暑蚊子叮咬中连续关押16天后，上双铐押进600多人的除名大会，宣布对汪小燚除名，立即押上车，遣送原藉。途中火车上，押送人员牛海欣、钞俊锋不顾汪小燚发高烧的实际情况，将其铐在餐车上。到南部县后在一个名叫“百草堂”的个体诊所开药在蓝天宾馆给汪输液退烧，连续几天不见好转，于2001年7月23日才将汪小燚带到南部县人民医院门诊检查。B超透视：左肾缩小并肾孟轻度积气，建议转入上级医院检查治疗。华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01年10月11日、2002年4月9日、4月16日通过核医学等多种科学手段诊断确认汪小燚是因患肾小球肾炎未及时治疗导致左肾病变性缩小，肾功能重度受损，右肾功能代偿性增高。南充市通正司法鉴定中心南通司鉴（2002）临鉴26号《法医学鉴定书》和南通司鉴（2002）精鉴27号《精神病鉴定书》确认：“左肾萎缩，右肾功能代偿性增高，肾功能重度受损考虑由急性肾小球肾炎所致，其在行政看管期间气温高，进水少、疾病未得到及时治疗是促成上述损伤的重要因素”。“目前患有延迟性心因反映之精神障碍，该病的发生、发展与其在部队所受处分、行政看管、除名所致的心理创伤及左肾萎缩所致的心理压力密失切相关”

（二）部队为推卸责任，不顾事实真相蒙骗上级：“在部队、汪家均在场的情况下，2001年7月23日经南部县人民医院和2001年7月26日成都空军医院诊断，两家医院诊断结论一致，确认汪小燚左肾委缩是先天性的与部队无关”。但却一直不敢把证据拿出来质证。事实上，南部县人民医院讫今为止从未出具过汪小燚左肾先天性发育不良的检查报告或诊断报告，而是在2001年7月23日通过B超透视出汪小燚“左肾轮廓模糊不清，约7.5CM×4.2CM大，查见肾孟不规则暗区，左肾缩小并肾孟轻度积气”。当天，用医务证明建议转入上级医院检查治疗。如果部队有南部县人民医院2001年7月23日诊断汪小燚左肾先天性发育不良的诊断报告这一证据，应拿出来质证。南部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2009年2月17日南信联办（2009）5号《关于协调解决罗玉瑛信访事项的有关情况报告》也证明了南部县人民医院2001年7月23日的诊断结论并没有部队所说的“先天性发育不良”。2002年10月11日，成都空军452医院对汪小燚进行B超、CT等检查后是“建议进一步检查”。空15军（2004）司军字第11号《关于汪小燚问题重新调查情况》称行政看管期间汪小燚没有生病。但其形成的调查卷宗内五连连长钞俊锋等调查笔录证实：“在我们连队时没有看过病”、部队挡案中汪小燚的检讨可证明行政看管及遣送期间在生病发高烧。

（三）汪小燚入伍时，经过了严格的体检，入伍后三个月部队又进行了复查，证明汪小燚入伍前身体健康，没有肾病。华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2001年10月11日、2002年4月9日、4月16日通过核医学等多种科学手段诊断确认汪小燚是因患肾小球肾炎，导致左肾病变性缩小，肾功能重度受损，右肾功能代偿性增高。南充市通正司法鉴定中心南通司鉴（2002）临鉴26号《法医学鉴定书》和南通司鉴（2002）精鉴27号《精神病鉴定书》确认：汪小燚左肾萎缩，肾功能重度受损，右肾功能代偿性增高是因气温高进水少，发高烧引起肾小球肾炎未得到及时治疗造成的，精神失常是因受到关押、除名的剌激形成严重心理创伤造成的。

（四）部队多次要汪家不要争论汪小燚的病是否是服役期间形成的，承诺负责治疗，44师副政委刘刚、军务科长杨广乐也代表部队书面承诺：“同意把汪小燚送到部队医院接受治疗”。

四、《“6.12协议”》是阴阳协议，签订后未履行，因其公证被撤销，协议自始无效。

（一）2004年6月5日至12日，部队、南部县政府县武装部与汪家在湖北部队驻地协商处理汪小燚问题。其结果包括办“两证”，即由部队给汪小燚办伤残和退伍手续；给汪家经济补偿15万元，部队立即派人到南部县将钱款一次性付给汪家；立即启动办证程序，送汪小燚到部队医院形成病历挡案，收回汪小燚的部队挡案将汪小燚正式移交地方，另由南部县政府给汪家2万元，其中退伍安置费1万元，救助1万元。当时，部队、南部县政府县武装部以空15军军部原已对汪小燚问题作了结论并上报了空司总部,连军委领导都知道，这次处理问题的结果也要上报总部，因而不能将办伤残和退伍手续的内容列入协议为由，搞了阴阳两个文本，这一事实的证据之一是95964部队2004年6月12日决定给汪小燚办理复员手续的书面文件，上面盖有鲜红的印章，内容为“待收到南部县人民政府《关于建议给汪小燚办理复员手续的函》后，部队将按建议函的内容，给予办理有关复员手续”。用来对付上级的是《关于一次性处理汪小燚及其父母汪元培、罗玉瑛请求解决有关问题的协议书》即《“6.12协议”》，按部队和南部县协调组当时现场解释是用来报上级销案的，所以办“两证”的内容不能列入协议条款中，但解决方案包括“两证”一定全部办到办落实，不准汪家修改。这是事实和真相。有当事人和原始记录为证。

（二）《“6.12协议”》的条款内容无不证明这是一个无履行时间地点、无履行责任义务、对汪家不平等的条约，也与协商的真实结果不符。汪小燚父母当时是在部队2004年6月12日决定给汪小燚办理复员手续的书面文件“待收到南部县人民政府《关于建议给汪小燚办理复员手续的函》后，部队将按建议函的内容，给予办理有关复员手续”的基础上，为为尽快给汪小燚治病。相信部队和政府不会骗人才在协议上签了字。

（三）本案中，无论是双方商定的完整解决方案的的全面兑现，还是《“6.12协议”》仅有的兑现内容，部队都是履行的主动方，汪家是接受方。协议签订后，汪家等着用经济补偿来给汪小燚治病，盼望部队来人办理人与挡案的移交和“两证”的前期手续，但部队既不兑现也不和我们取得联系。至今，部队未把协议的15万元付给汪家，就连用于报上级销案的《“6.12协议”》协议条款“负责积极向上级主管机关和地方民政部门申报为汪小燚办理病残”也未申报，连《“6.12协议”》及《公证书》文本原件都没给我们，更不要办病残和退伍手续。

（四）《“6.12协议”》第三条约定：《“6.12协议”》经公证后生效。南部县公证处于2011年9月、水市公证处于2014年1月广分别撤销了《“6.12协议”》的公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规定，公证撤销后，《“6.12协议”》的公证自始无效。其《“6.12协议”》的公证无效，其《“6.12协议”》本身自然也无效。

五、多年来，部队既不兑现“汪小燚问题”的承诺和协议，也不作出书面答复。

多年来，部队既不兑现“汪小燚问题”的承诺和协议，也不接待我们的信访，电话打不通，营门不让进，不签收特快邮寄的信访材料。在此情况下，南部县委县政府多次派出协调工作组，到部队协调解决信访事项，但部队却不作答复，其中，空15军政治部秘书处2009年2月26日书面承诺：“我们将进一步调查了解情况，认真研究处理意见，并力争在15个工作日内答复”但至今无回音；2016年1月，南部县委县政府工作组到部队后，空15军政治部承诺在半年后对“汪小燚问题”作出答复，但之后没有下文。2020年12月21日，

空政群联局群工信访处再次给罗玉英开出信访介绍信到空15军政治部李兵阳处协商解决“汪小燚问题”，但到部队后无人接谈。随南部县工作组离开湖北后，拨打李干事告诉的电话号码0712-2050742一直被告之是空号。到2O21年1月22日上午9点，这个电话号码终于“醒“了，但李干事在电话中声称部队不会向汪家人了解情况，也不会给汪家人书面答复；解决汪小燚问题就是《6.12协议》的内容，部队已按协议兑现完毕，《6.12协议》的公证不管是否撤销，《6.12协议》仍然有效。让人感受到部队的这些言行背离了人民军队的基本操守，有不讲事实、不讲道理、不讲法律、颠倒黑白、混淆视听、欺上瞒下、以强欺弱之嫌。

综上所述，在部队信誓旦旦的承诺并立下书面字据后，汪小燚父母为尽快给汪小燚治病，相信部队不会骗人，于2001年7月31日从部队手中收下了汪小燚挡案，2004年6月12日在部队用于报上级的《“6.12协议”》上签了字。但部队却出尔反尔，至今什么都不履行。令人难以相信人民军队会干出这样的事，但这是事实。到现在，我们得到的只有被折磨成肾坏死、精神病后被部队抛弃的汪小燚及其挡案，以及为辩明真相而遭受的身体和精神的严重摧残和巨大的经济损失。

党和政府历来讲实事求是，解放军是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我们垦请空15军的上级领导机关调查此案，还真相于大白，敦促部队书面答复、妥善处理“汪小燚问题”。现郑重承诺，在空15军的上级领导机关受理后，我们将提供相关证据并到场配合调查。

申请人：汪元培、罗玉瑛、汪小燚
2021年2月10日

申请人：陈书伟，男，汉族，1972年10月15日出生，住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白石路3609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9栋B座8层10号房，法律文书邮寄地址：深圳市南山区南头红花路龙屋邮政所，邮编：518052，电话：18025308888

被申请人：深圳市律师协会，住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4001号时代金融中心20层，法定代表人：林昌炽

复议请求：
判令被申请人限期依法向申请人做出给予申请人实习处理决定并告知申请人。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一旦通过律所向被申请人申请律师实习，即被他们的系统提示关注，律所负责人即被极速地通知不得聘用申请人。申请人因被被申请人及上级单位列入所谓的“黑名单”，客观上无法满足通过律所实习的法定条件，故此，申请人依法不需要通过律所实习，遂于2020年8月10日通过邮寄形式直接向被申请人提出实习要求，并要求被申请人依法做出实习处理决定和答复申请人。邮件编号：1089597066234。经查，被申请人于2020年8月11日收到申请材料。被申请人已超过法定时间未依法答复申请人了，遂复议。申请人认为：

被申请人是法律授权的负责律师实习的组织，有职责和义务处理申请人律师实习申请并答复申请人。其在法定期限内未履职的行为，依《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申请人诉求应当得到支持。

申请人未知何事被何单位“黑”上了“名单”，从而被实质非法剥夺了一个党员的公民权，无法按正常途径参加实习。被申请人等当面不做，背后捅刀的“黑名单”行为，既不符合法律规定，有悖于我党政策，更为政治伦理道德所唾弃。申请人一直惊叹的是，受党教育多年的知识分子，背地里干这“黑”活，为何就没有负罪感??真是阿弥陀佛！

申请人努力思索维权经历上会因何事被黑??申请人当年领导全国人民轰轰烈烈地告移动一事，是受温家宝总理等关注和支持；申请人当年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受省、市领导关注和支持，并因此出台了三个规章；申请人告深圳市政府部门，也从来都是在法律框架内，且经常被判败诉；申请人被法院拘留十五天，当年福田法院响应了全国人民的呼声，一位副庭长没了职务而到立案窗口坐班，；……申请人这些事不应该被你们“黑”才对啊！

申请人又努力反思：“深圳律协论坛”曾因未经许可开设论坛，且有律师背地里诋毁社会正义人士，而被关闭；深圳律协某领导所带领实习律师违规被停止实习；深圳有律师法庭上未穿律袍而全国首例被处分；申请人公开支持张文鹏诉被申请人;……莫非被申请人是因为这被上“黑名单”?

申请人再努力反思：律协冤枉申请人起诉了1000多个案件，实则是超5000个；你们背地里报告称申请人告移动是为美国收集中国垄断企业经济情报，可深圳公安局调查了近十年，不是已还申请人清白了吗?你们曾说给申请人安排政府工作，当人大代表，可现在你们却不让申请人正正规规地工作啊；……

想不通，也懒得去想！反正你们都有千千万万条理由不守法，而申请人只有一条依法的主张。

此致
深圳市司法局

申请人：陈书伟
二○二○年八月十五日

申请人：沈爱斌，男，1973年10月15日生，居民身份证号码为：320201197310154018，住江苏省无锡市梁溪区广益佳苑53号202室，联系电话：17348228687。

被申请人：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法定代表人：周军，职务：局长。

申请事项：请求依法对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对申请人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立案进行法律监督。

事实与理由

2020年5月17日上午7时许，申请人在无锡火车站5号站台，准备检票上车前往苏州时，突然从身后有一人抱住申请人的背包，不让申请人上车，然后周围又上来3个陌生人，一同拉住申请人，申请人质问他们身份并要他们出具法律手续，他们什么手续都没有。这时，申请人发现其中一人是2019年3月4日在无锡槐古二村带领7－8名身上画龙画虎人员殴打申请人以及陈凤娣、吴兰珍等的首领。

申请人立即拨打110报警，一会儿无锡铁路公安派出所电话询问报警情况，随后一名铁路公安民警来到5号站台，了解情况后，让我和四名陌生人一起到派出所办公室，到了铁路公安民警办公室一会儿，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广益派出所民警朱海耿带三名协警冲入办公室，对我宣布：“沈爱斌，你涉嫌寻衅滋事，现口头传唤你，请你立即跟我到派出所处理。”我听后也立即向其索要传唤手续，并要求出示证件。朱说：“口头传唤不需要传唤手续。”我说：“口头传唤必须在案发现场使用。”朱海耿却说：“我不跟你讲法律，讲不过你。”随后指使三名协警强行将我拉出办公室，到了门口，车站派出所民警追上来问朱海耿：“你们有手续吗？这个人报警那四人绑架他不让他坐火车，我们要查清情况的。”朱海耿说：“我是广益派出所的，有什么情况找派出所。”然后就把我押上车带到广益派出所。

上午9点多，广益派出所民警王晓明和梁溪分局国保民警吴伟给我《传唤证》，理由是涉嫌寻衅滋事罪，然后给我做笔录，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发现我在微信群发布了“大家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的信息，对此进行刑事立案。

下午1时许，民警王晓明给我一份扣押决定书，扣押我的手机，是当时在火车站办公室被朱海耿抢走的，然后又给了我一份《监视居住决定书》。

下午5时许，民警王晓明和张蕾给了我一份《传讯证》，并给我做了笔录，仍然围绕着我是否在手机微信群发布“大家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的信息进行讯问，晚上9时许，我被广益派出所民警押回家，同时被多名不明身份人看住不让出门。

申请人认为，梁溪公安分局以我（申请人）在手机微信群里发布“大家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的信息为“犯罪事实”，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进行刑事立案，并对我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的行为，于法无据，系被申请人蓄意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理由如下：

一、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寻衅滋事罪】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该条不适用于网络行为。

2、《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没有对网络行为进行界定，但对“寻衅滋事”的主观方面进行了界定。第一条规定：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由此可见，尽管我没有在微信群发布“大家两会期间到北京去上访”的言论，即使有，也不符合“寻衅滋事罪”的主观方面（主观要件），因为我是两个刑事冤假错案的受害者。

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目前唯一一部对网络寻衅滋事进行界定的司法解释！该解释第五条对利用信息网络发布信息构成“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作如下界定：
第一款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第二款规定：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第（四）项的规定，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此条规定的网络“寻衅滋事罪”的行为为“利用信息网络辱骂、恐吓他人”、“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和“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而本案中，被申请人以我利用手机在微信群发布“大家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的言论为“犯罪事实”，明显不属于本条规定的“寻衅滋事罪”的行为，更何况我也根本没有利用手机在微信群里发布过该言论。

由此可见，被申请人在法律没有规定“用手机在微信群发布‘大家两会期间去北京上访’言论”的行为属于“寻衅滋事”的情况下，私设刑罚，凌驾法律，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枉法对我进行刑事立案，构成徇私枉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二、被申请人属于累犯，系蓄意歪曲、捏造事实对我进行滥权迫害，其目的就是想在“两会”“国庆”等敏感时期剥夺我的人身自由，阻止我去北京伸冤。

2019年9月3日，被申请人以我“在推特上‘转发’了17条推文”为“犯罪事实”，同样以涉嫌“寻衅滋事罪”枉法刑事立案，也对我采取监视居住强制措施，其目的是在“国庆70周年”期间阻止我去北京上访伸冤，与这次的情形如出一辙，是相同手法，是相同目的。当时我多次向梁溪区检察院提起立案监督，但依然没有依法对被申请人的徇私枉法行为进行制止，任由被申请人滥权作恶六个月。

综上可见，本案的真相，是被申请人滥用职权，徇私枉法，企图以莫须有的“犯罪事实”进行刑事立案，以追究申请人刑事责任为借口，通过对申请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手段，非法控制申请人的人身自由，以达到“敏感时期”的维稳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的规定，请你院依法对被申请人在明知我无罪的情况下，为了达到剥夺我人身自由的卑鄙目的，而以徇私枉法手段刑事立案进行监督，依法责令被申请人立即撤销枉法立案，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保障国家刑事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无锡的“黑监狱”虽然不复存在，但，现在腐败官员采取的手段，比“黑监狱”更恶毒、更凶残。他们通过徇私枉法手段对维权人进行刑事立案，再通过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以达到控制维权人人身自由的卑鄙目的，成为中共无锡腐败官员当下“维稳”迫害上访维权人员的主要手段，但这是公然对抗中央依法治国，公然凌驾法律，执法违法，更是蓄意对维权人进行的栽赃迫害，理应“罪加一等”！目前，被申请人的这种迫害手段已在无锡各区全面展开，有多名上访维权人遭此滥权迫害，这是无锡新型的“黑监狱”！

请求梁溪区、无锡市、江苏省、最高检（四级检察院）和无锡市公安局、江苏省公安厅、公安部（三级公安）领导关注无锡的法治悲状，依法责令梁溪公安（无锡党政领导）停止滥权枉法，立即停止以这种不耻手段谋取“政绩”，以这种残忍手段去谋取“零上访”的“桂冠”，去“荣誉升迁”！

申请人正被非法控制在居住地梁溪区广益佳苑53号202室，期盼您及时、客观、公正的书面监督结果告知，谢谢！

此致
梁溪区人民检察院

注：此申请书同时报送下列部门：
1、无锡市人民检察院；2、江苏省人民检察院；3、最高人民检察院。
4、无锡市公安局；3、江苏省公安厅；6、公安部；7、无锡市梁溪区监察委；
8、无锡市监察委；9、江苏省监察委；10、国家监察委。

申请人：沈爱斌
申请日期：2020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