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沙咀港铁站的纵火事件令人伤心和震惊，带出了有关精神病的讨论。舆论和社交媒体的分享倾向说：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士构成对社群潜在的风险，需要密切的监察和控制，以及更好的「跟进」和「照顾」。
·我不禁会问，这是小撮人精神健康「不对劲」的问题吗？
我曾经因为儿童时的艰难经验和社会孤立而发展出强迫症、抑郁症和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特色。我十三歳被诊断为有精神病，之后感受到身边的人会抗拒我这个身份，因而不会分享自己的经验予人知道。在承受童年创伤、精神病污名和失学、失业的影响，我在廿歳左右开始在街上感到别人走过来会加害于我，他们会说出辱骂的声音。在精神科病房里，我认为医护人员联合来针对我，令我不能出院。我有被迫害的想法，是因为我长期被忽略和压力所影响，而十分贬低自己，那些迫害我的角色，其实是我看待自己的心声。我在之后重投社会生活，建立支持的关系和社会角色，这些想法和声音便逐渐消失。
我在十三歳开始接触精神科，我学习了不分享自己的事给医生知道。医生听我说了被人迫害的想法后，只会加药，令我承受痛苦的药物副作用。医生不曾关心过我这些想法背后，是诉说着一个怎样的创伤故事? 当中的痛苦是怎样的? 我曾经询问过医生有关药物副作用的问题，医生响应说他要诊治很多病人，无时间回答我这些问题。我需要解除心中对药物的疑虑，我也需要心理方面的支持，但换来的只是简单的「被服药」—在不情愿的状况接受效果不佳的治疗。我自然会想不服药，而我当时就是这样做了。
近年来，我开始不用服药。我建立了自己帮助自己的方法和能力，也有支持我的关系、角色和信仰。我体会到艰难经验，包括被虐待、被忽略、持久和巨大的压力等会造成创伤，引致过去严重情绪困扰的反应。虽然药物治疗在当时能够一定地缓解我的困扰，受伤的心不能单靠药物来疗愈，重要的是让我有机会去分享经验和获得支持，以及能够接触足够的资源，建立支持关系和社会角色。当没有了这些小区联系和投入，药物治疗本身并不能帮到我多少。
我们需要的是加强小区里的支持，让人们能够过自主和有尊严的生活，获取资源，建立关系和实现角色。政策的目标应是促进服务用户平等地在小区中过着人性化的生活，而不是着眼「跟进」和「照顾」他们。
每当有这类暴力事件发生，服务提供商，包括医管局的医护人员及精神健康综合小区中心的社工都更警觉「风险」的出现。服务提供商会为了安全着想，会加大力度来监察他们认为有同样风险的人士，确保他们服药和得到支持，更容易会去考虑以强迫入院的方式来处理不依循治疗的受困扰人士。专业人士和社会大众在这些风险管理和强迫治疗的气氛下，更难去聆听和理解有精神疾病患者的经验，令他们更加孤立、困扰和抗拒帮助。各类「强迫治疗」的措施容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和情绪困扰，令人抗拒寻求帮助。
涉嫌在尖沙咀港铁纵火的男子经历过甚么? 他面对过甚么伤痛? 医疗等支持服务能否促进他在小区中过着平等和人性化的生活? 我们从这些事件中，可以反思社会在预防创伤和情绪困扰方面的工作，究竟做到几多? 在儿童、青少年期，成人们和社会制度会否压迫年轻的一辈，阻碍他们的全人发展和成长? 在进入成人世界后，市民有足够的安全感和发展机会，让人丰盛安稳地生活吗? 扭曲的价值观、人际关系的疏离正在如何影响着我们的? 那涉案男子其时讲了「曾荫权害死我儿子」的说话，其实反映了他的甚么经验和社会病态?
没有人想有这样的惨剧发生。我们经历极端惶恐和困惑之后，要避免将这个事件简单化，只当为小撮人的治疗和支持问题。研究显示，患有精神疾病人士的暴力率与其他人没有显著地不同，他们造成的暴力事件往往源于很多的背景和环境因素。
有关当局须订立促进「全民心理健康」的政策。社群中是否互相关怀和支持? 社会政策是否能促进人们身心灵生活的丰盛发展? 人们赚钱谋生的过程和生活的基本资源是否有助其身心灵健康? 香港社会是否尊重每个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并且让其平等地在小区生活? 我们尤须关注儿童及青少年在增强抗逆力和处理心理创伤的工作，及早预防严重情绪困扰的出现。
不论有没有精神科诊断，大家都会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压迫和创伤，经历所造成的心灵伤害。在我来说，情绪困扰的经验诉说着社会压迫、创伤的故事，启发了我面对逆境和疗愈伤痛，以及实现社会转变的方向。
【编按：作者是精神病康复者及从事精神复康服务的社工。】
（来源：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72234 2017-0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