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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应收尽收”不实?病患求救遭拒

    【民生观察2020年2月24日消息】本网获悉,时至今日“新冠肺炎”感染人数仍在增长,防治疫情,人命关天,容不得丝毫犹疑,也来不得半点延宕。“应收尽收、不漏一人”这是中共对国民许下的铮铮承诺。早在2月10日,武汉市前任书记马国强也宣称全市大排查,排查百分比已经达到99%,目标是到2月11日完成所有疑似患者检测的“清零”任务。此后,新上任的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也表示,将开展为期三天的拉网式大排查,做到应收尽收。

    时过一周,本网了解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的承诺并未践诺。2月23日,武汉市汉阳区“锦绣长江社区”1栋1-2号居民反映,她早已是新冠疑似患者,他们一家人都疑似感染,她的丈夫和儿子已经被带走隔离治疗,她被社区要求在家隔离等待。目前,她一个人在家一病不起,家中食物及饮用水耗尽,她自己又无法采购,多次打电话给防疫部门要求收治,但社区却坚持要她在家继续等待,因无力谋生,她又多次致电110警方求救,警方也只让她再找社区帮助。

    该女士哭诉录音说:“110警察叫我找社区求助,我再致电社区防疫部门,他们老是说叫我继续等待,他们已经上报多次了,目前仍不能收治。等待,等待!没完没了的等待,我都等待了一个多月了,我一个人病在家里,生活无着,我该怎么办?从今天开始,我又出现发烧症状了,目前是37.5度。自发病以来,我没有隐瞒过我的病情,我从一开始就跟社区报告了,很详细的报告了病症,从哪一天开始起病,症状是什么,我去过哪里,接触过什么人,我都如实报告给他们了。他们给我的回答就是在家等着,我从初一等到现在,期间他们把我的老公和孩子都拉去隔离了,社区却把我一个病人放在家里无尽的等待。起病不久我就开始发烧,之后防疫人员来家里看了一下,然后他们就叫在家等着,等到2月3日我的发烧症状好转了,之后十多天都没有再发烧。然而,到了2月21日,我又突然发病,胸闷咳嗽,呼吸困难,恶心想吐,我再次致电防疫人员,告知了我的病况,他们又是说会上报,上报,并且他们还很不耐烦,态度不好,我现在都不敢跟他们说话了。无奈,我又拨打了市长热线反映情况,但回复也是让听从社区安排。最后,我又诚惶诚恐的致电社区,请求他们派车送我去医院自行诊疗,武汉目前私家车禁行,我一个病人没有办法去医院。对此,社区没有回应。实在没有办法后,我就打电话给我老公,我老公就绕开隔离管控,匆忙搞到一张车辆通行证,老公随即把我送到医院做了CT检查,检查的结果是疑似那个病(新冠肺炎)。随后我把检查结果报告给社区防疫人员,要求他们按规定救治,但是他们没有安置,反而再次派人把我老公带到一家宾馆隔离,我现在又被一个人留在家里苦熬,我现在发烧37.5度,浑身无力,生活物资也将耗尽,我不知道该怎么好。我也不知道社区防疫部门为什么不救治我,总是让我无尽的等待。中央三令五申要应收尽收、不漏一人,但到了基层怎么会是这样的不断推诿。”

    近日,武汉市九峰街道一患者家属求助:我老婆徐彩霞于1月25日发病,2月3日确诊新型冠状肺炎,目前双肺感染,家里有2个小孩急需照顾,现已多次反映到九峰街道和居委会了,但总以已经上报了为名推脱,迟迟不能安排住院,且街道办和社区均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目前只能自己去同济光谷分院打针,每天需要自己走路往返6公里。希望东湖开发区及九峰街道能尽快安排入院治疗。

    2月22日,一则网络视频显示,武汉市一名六十多岁的男性老人,因发烧咳嗽求助社区,后遭推诿,几次三番后,老人独自出门自杀身亡。事后,老人儿女翻查其手机发现,老人数日前就上报给了社区防疫部门,要求按规定收治,但社区人员却一再推诿。老人怕连累子女,就没有把病情告知子女,而是偷偷的与社区防疫部门联系。手机记录显示,老人多次向社区求助,但社区总是回复说已经上报了,让安心等待。在等待了多日以后,老人自觉收治无望,遂独自出门自杀身亡。老人去世以后,其子女发现了这一情况,随即致电社区人员,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按规定送医?对方却态度蛮横,反过来责怪子女没有及时发现病情,也没有照看好老人,才导致老人自寻短见。

    武汉市汉阳区的肖近日反映,她60多岁的父亲自从2月8日身体不适就在家隔离服药,效果不佳,经过医院CT检查高度疑似,医院要求社区证明并经过核酸检查后才能住院,医院不能自行收治,而老人生活不能自理。肖女士和母亲照顾父亲并且联系社区,均被感染并且出现症状。

    肖女士说,老人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现在制氧机在药店也很难买到,而且患者在家缺乏隔离条件,反而可能加重周边感染的风险,父母居住的社区已经有几例感染者在等候住院。

    她说:“我父亲没住院,他属于双肺严重感染,我是轻微的,我现在是要把他送进医院去进行治疗。现在所有联系都是靠社区,社区要我们等,但是我们等不了了。社区里面也没有隔离点,什么都没有。方舱医院这些都不是我们个人能联系到的,都是通过社区上报,他上报上去,再进行分配,再电话通知谁到什么地方去。一切都是社区操作,我们自己找方法是得不到允许的,也得不到应援,我们这蛮被动。”

    肖女士介绍说:“应收尽收完全就是一句空话嘛!因为没有交通工具,只能求助120,120给我的回复是你要联系好床位、对接人、医院的对接人,所有的安排好了他才送过去,不然他就浪费资源。

    有人士分析指出,要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这需要足够的医疗设施、医护人员,以及足够的排查人员和财物。还有,更需要一套完善的医疗保健制度来保障。然而,中共历来重视自己的政权维稳,忽视国民的医疗保健,医改搞了几十年仍积重难返,在这次突发的疫情面前,他们除了延续高喊漂亮口号外,就是背地里掩盖实情,压制信息自由。

    虽然他们为保政权,也会尽力救治,以赢得民心。但是,他们的政权第一意识,始终无法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摆在首位,以至于数十年都无法建立起完善的医疗保障制度。如今,严重的疫情突发,想在短短数日内祛除积弊,并完善医疗体系,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这恐怕是缘木求鱼。

    要做到“应收尽收、不漏一人”,这需要从顶层设计上祛除专制,变为开放竞争性的政治体制,因为只有权力充分竞争后,才能革除“民不选官、官不为民”的积弊,进而促使政权制定出完善的医疗、保健体制,让国民在大灾大难之时能够“应收尽收、不漏一人”。

  • 要求将精神病患送医 广州戚倩萍自己却被关进医院

    上访被精神病,这是这个特殊时代独有的悲情故事,但发生在广州戚倩萍身上的故事可以说是这种悲情故事中的经典曲目。她因为被精神病人多次殴打致伤上访,要求把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不再危害公众生命安全,没想到她自己却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去年的8月,她再次被送到精神病院后外界就再没有了她的消息。
     
    年前,戚倩萍的好友,广东访民谭建兰在多方打听没有戚倩萍的消息后,赶到戚倩萍的家乡找到她的亲属,但结果很遗憾,她们是在去年的8月底听当地警方说戚倩萍被送到广东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治疗精神疾病,其现状他们也不知道。
    为了找到戚倩萍,家庭条件优越的谭建兰自称是精神病人,打扮的破破烂烂,被几个好友送到广东省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和中山医院要求住院治疗,借机到各病房查看,都没有发现戚倩萍的踪影。谭建兰再三央求戚倩萍的几位亲属,希望他们帮忙找到戚倩萍,遭到报警威胁,之后连她的电话都不再接。
     
    戚倩萍的材料记载,她是广州市越秀区华苑印刷厂退休工人,身份证上住址是广州市越秀区油步巷10号。故事的发生是因为她的好友谢露明两次婚姻丈夫都早早离世,谢露明受不了这种打击,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2010年,谢露明3次疯狂殴打戚倩萍,在好心人的帮助下才给制止,但戚倩萍仍然被打伤。 戚倩萍无奈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的的精神病人谢露明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一直无人理睬。
     
    她又多次找到谢露明的所在单位,广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因为谢露明已退休和药费问题她的诉求再次落空。在多次、多方投诉无果的情况下,戚倩萍开始进京上访,遭到广东省政府驻京办工作人员李建民侮辱、殴打,致戚倩萍手脚受伤,价值1000 元人民币紫色水晶手链一条被打烂,一个被称作王哥的人,用他穿着皮鞋的右脚踢戚倩萍的阴部及其它身体多个部位。之后驻京办还雇用黑社会人员侮辱殴打伤戚倩萍,戚倩萍大声呼叫救命!被他们告知对戚倩萍就是不讲法律。素社街道司法所一姓陈的男性所长用手抓戚倩萍的乳房。戚倩萍记载,自2011年至她被关精神病院,她分别被非法拘禁5次,共309 天。
     
    不仅如此,她的随身财物还被强制“丢失”。因为戚倩萍一直未婚,每获自由后就投奔她的姐姐和其他亲属,她的亲属因此遭到威胁,不许收留戚倩萍。
     
    2012年5月23日上午11点,戚倩萍在广州车站被海珠区公安分局和广东省技术监督局及戚倩萍所在的素社街道办抓住,强行送到广东省工人医院精神病科三区进行强制治疗。精神病科非法收治,做了他们的帮凶,每天强迫戚倩萍吃治疗精神病的药“利培酮”和降血脂、降血压的药,每次吃完药她都心跳、气短、失眠。还给她制造了假的司法鉴定,假的残疾证。2013年3月27日送她去医院的这几个部门才把她接出来,戚倩萍计算她被非法治疗了310天。
     
    出院后戚倩萍继续上访,2014年在中纪委上访时她还给本刊志愿者谈到了她被精神病的情况,由于她每天奔走于中纪委、久敬庄、马家楼等部门之间,之后又失去了她的联系方式一直没用机会对她的事情做详细了解。2015年12月下旬广东访民谭建兰告诉本刊志愿者,2015年的8月24日有人在马家楼看到了戚倩萍,当时她被截访人员推上一辆车 带走了。8月25日戚倩萍的姐姐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把戚倩萍送到了广州医科大学治疗“精神病”,从此外界就再没有了戚
    倩萍的消息。
     
    近日本刊志愿者电话联系戚倩萍的姐姐,当确认其身份后说明是想了解戚倩萍的情况,她马上说打错了电话,随后挂断。谭建兰多方电话联系,总算联系到戚倩萍姐姐的一位好友,其告知戚倩萍在广东省大学城精神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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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度精神病患如何重返社会 康复会所助探路

    中国目前有重度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人,大多依靠低保过着封闭、缺乏社会交往的生活。目前,国内已有几家服务重度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会所,试图帮助他们重返社会网络,恢复其社交能力和人际生活,但前程阻力仍多。
    二层楼房的大门开着,几个年轻人围坐打牌。
      狗在楼房的外面不停地叫。这是午休时间,有几个人在屋内的一旁玩电脑,有人厨房里帮忙。一个微胖的男人独自坐着,沉默地对着一个空的八宝粥罐头掸烟灰。
      这是一间服务重度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会所(Clubhouse),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的潮鸣街道,类似的机构在全中国大陆只有四五间。
      杭州市潮鸣精神康复会所依托潮鸣街道而建立,它深深地藏在街道里的艮园社区内,位于一间独立的两层楼房内,与街道办事处、养老服务站等其他服务性机构毗邻。这间会所旨在帮助重度精神障碍患者重返社会网络,恢复他们的社交能力和人际生活,并提供非营利性质的服务。最初仅有街道内部的病人参加,渐渐地,也有街道之外病人前来。
      他们仿佛上下班一样,早上九点到场,下午四点离开。在这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被称之为“会员”。会所的社工人员则为这些会员病人组织日常的学习、娱乐活动。在会所活动中,展现出较好的工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会员,会所还会尝试给他们找工作。
      潮鸣康复会所是全中国大陆得到国际会所发展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下称ICCD)认证的三家康复会所之一。ICCD这个非营利组织是由1948年建立于纽约的第一家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发展而来。“会所”模式的宗旨是为在家疗养的精神病人安排日常活动,帮助他们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保留工作、教育机会和社交生活。ICCD鼓励全球各地的会所与其它社会机构合作,帮助精神病人找到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
      为了获得认证,潮鸣会所之前按照ICCD提出的“会所”标准进行了改正,包括将原有的七个部门调整至目前的两个,将重性精神病患者的业务与自病症患者分开等等。据称,ICCD人士曾经到潮鸣会所考察并颁给证书。
      瞿芝雅对此觉得很骄傲,虽然ICCD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实际的资金投入和经常性的指导。她告诉财新记者,在ICCD提出的大框架之下,潮鸣会所比其他类似机构更注重为患者设计一些文娱活动,例如广播操比赛、下棋比赛,和厨艺比武大会等等。
      重度精神障碍患者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群体。据国家卫计委去年9月发布的数据,中国目前有重度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人,18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76.1%,贫困率达到55.3%。全国的精神科床位却只有22.8万张,多数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法长期在院内接受治疗。由于医疗资源紧张、院后治疗机制缺乏,大量患者只依靠低保,过着封闭、孤独和缺乏社会联系的生活。而像潮鸣会所这样的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则想填补这一块社会服务功能的空白。
      会所成员的日常生活
      楼房的二层有一面落地的大镜子。一个会员与其他二三十人围坐成一大圈,午休结束之后,会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昨天会所的“厨艺比武”活动——切黄瓜比赛。康复会所的后勤部部长在会上评论道:“某某的刀工很好……黄瓜排列的形状我没见过,在饭店里没吃到过这样的。”
      在潮鸣康复会所里,较为活跃的会员患者被分为两个组,分别称为文书部和后勤部,部长均由会员担任。
      瞿芝雅解,为了符合ICCD的要求,做到社工和患者会员在会所内的完全平等,他们决定在会所内,不称“主任”、也不喊“老师”,而是以“阿姨”作为会员患者对社工的称呼。
      在“阿姨”们的指导下,文书部收集会员们写的文章,编辑成会刊,兼给潮鸣街道写活动报告;后勤部负责采买、在厨房里帮忙。每天早晨,会所里要开个会,安排一天里会员们的各种工作。此外,会所还会开设书法、乐器和刺绣课程供会员们参加。
      潮鸣会所的会员男女老少都有。除了个别人会在开会时突然站起、愤愤然地离去外,其他人看上去并无明显的异于常人之处。这里的会员,都是重度抑郁症、狂躁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一部分人有住院的经历,一部分人没有,而所有人都在长期服药,依靠药物维持目前的状态。有几个会员曾经是重点中学的学生,是在高考前夕发病的。
      据瞿芝雅说,在这些会所里的会员,大多无法恢复到发病前原有的精神和生活状态。除了精神类药物带来的影响,疾病本身也使他们的执行力变弱。有几个会员已经在这间会所度过了将近10年。
      瞿芝雅说,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不可能完全停药。“我和他们说,你们就当是得了慢性病,得了高血压。”在日夜相处下,有些患者可能不太信任家属,然而信任会所的阿姨。为此,会所的工作人员有时还需要在患者及家属之间充当桥梁,帮助家属说服病人服药。
      除了靠服药抑制精神病症状,在会所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需要从最平常的能力开始恢复。在这间会所里,如果是本街道的人员,连会员的午餐都是免费的。但是会所坚持每个会员每天要交五元钱给后勤部,由后勤部存入银行。到了月底,再由后勤部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一一还给所有人。通过这个过程,后勤部的会员可以重新学习如何和银行打交道。
      还有的会员们在厨房帮忙,自己用刀。只要他们仍在接受药物治疗,瞿芝雅都觉得很放心。让她最不放心的,其实是会员的认知状态。有一次,一个会员离开会所之后,没有按时到家。社工们先是和家属四处寻找,最后一起报警。稍晚,这名会员才自己回了家。她说,她只是突然觉得“做人没有意思”——这样的事,才是会所真正的风险。
      瞿芝雅时常会鼓励会员,要恢复过正常生活的信心。她说,最近曾劝说一个姑娘自己晾衣服;她不大会用晾衣夹,衣服总是落到阳台下面,让她几乎绝望。而财新记者在办公室里看到,这个姑娘正在忙忙碌碌地填表、写报告,她就坐在瞿芝雅的对面。瞿芝雅指导她说,“这里你就写,某月某日,陪同深圳友人出游。”
      QQ窗口不停地闪动,新的文件去而复来。会所要申请新的项目,就要和其它社会组织、机构竞争,还要对街道办及区残联作沟通和说明。会所也鼓励会员参加这些社会活动,让他们能更多地与外界交往。
      重返社会路漫漫 诸多空白待补
      “不管什么活动,‘阿姨’对大家都呵护备至。这里更像一个幼儿园。”民间组织志愿者智空(化名)对财新记者表示。
      作为狂躁抑郁症患者,智空自己就是国内另一家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深圳蒲公英康复会所的会员。在加入会所后,他继而参与各类活动并获得一个民间精神障碍患者权益保护组织——深圳衡平机构的资助,开始走访、研究各地的精神病康复会所。
      据智空介绍,目前中国共有五家模式类似的康复会所,分别位于长沙、杭州、深圳、昆明和成都,另有贵阳的一家正在筹备。
      这些会所的出资方背景各异。有的是当地的区残联和精神病院出资;有些会所使用的是当地残联或精神病院的活动场地;有的是与民营的居家养老服务站合办。
      智空认为,既然此类康复会所的初衷,是要让精神病人与主流社会能够沟通、融合;那么,与养老服务站合办,对于康复会所亦有帮助。智空说,他很喜欢潮鸣会所“幼儿园似”的气氛,这或许与潮鸣会所就设在社区内部有关。
      但实际上,会员如果光是在会所里活动,距离会所之外的日常社会,仍有相当距离。由于根据ICCD的要求,会所不能与会员发生雇佣关系。因此,潮鸣会所和当地的潮鸣街道达成了合作意向,将安排状况良好的会员,去街道老年服务中心当清洁员、资料输入员,或者去文化站当图书管理员。
      虽然只是很普通的工作,但除了当地的街道办之外,其他企事业单位很少愿意雇佣精神障碍患者。在会所楼梯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张“会员某某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担任保洁工作”的照片。图中,是一个会员和保洁工具的合影。能有会员被社会上的其他机构录用,对于会所来说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瞿芝雅对财新记者强调,用人单位应当尽早去除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她认为,即使是在发病时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疾病,只要经过合适的药物治疗,患者也可以很好地控制住症状。
      精神病康复会所的运营模式并不复杂,在国内却较为少见。因为,建立一家类似的康复会所需要成熟的社会组织及相应的资金供给。康复会所的机制还需要社工有自觉和能力,与患有重度精神病的会员,建立良好而密切的关系。此外,对此类机构的公共监管机制目前仍模糊不明。除了ICCD提出的国际标准外,目前国内并无明确的监督管理部门,对此类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机构设定标准。康复会所并非医疗机购,但又承担了帮助精神病人恢复、促进生活状态的职能。这样的机构究竟该由谁管评、依据什么来管评,在中国仍然没有答案。。
      一位民间公益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康复会所的模式难以商业化,因为它“看不见疗效”。虽然国内有数量庞大的精神障碍患者,但精神康复会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前途、路径及效果,目前仍难以预料。
      现在,若一名患者想成为潮鸣会所的成员,家属需要与会所签订知情同意书。但由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法作为承保人购买意外险,一旦患者到社会上工作时遭遇意外或造成事故,监护人就要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承担可能造成的庞大费用。这也成为家属犹豫是否让病患参加会所活动、强化社会交往,及接受可能工作机会的心理门槛。
      而在艮园社区里,潮鸣康复会所的稳定运行,是建立在街道及传统社区相熟的人际关系之上。瞿芝雅说,自己从前也害怕精神障碍患者。过去,她是艮园社区居委会的党委书记,退休之后才到潮鸣会所来工作。她对精神病患者和社区的融合情况和安全性颇有自信,因为在整个楼道里,“哪一户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是全都知道嘛?”
      阳光之下,有几条犬无事可做。牠们看见有人从会所里出来时,会高兴地摇起尾巴。在杭城的仲春时节,许多房屋的顶都被大团的树丛淹没了。春风柔软。康复之路漫长。
    (来源: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6-04-06/100928868.html 2016年04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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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被遗漏的群体:精神病患暴力伤人案频发,管护一直“空白”

    5月4日晚,有精神病史的29岁陕西洛川县青年王蛟龙从村庄跑到县城,在路过一家餐饮店时,无故暴打了路边孩童。
    仅一周后,5月11日,河北邢台警方通报一起柏乡县石家庄村的血案,精神病患者卢某自述用刀杀死父母、祖母和年仅1周半大的次子。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检索公开报道发现,过去一年被报道的农村精神病人伤人事件就有近30例。
    曾在农村地区对精神病患者生存状况进行田野调查的甘肃河西学院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鹏程认为,精神病患者伤人问题一直存在,“可我们总是治标不治本,总是在出现一件社会影响较大的此类事件后,媒体、社会才给予关注,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事实上,公众曾一度聚焦“精神病患者杀人是否犯法”的讨论,然而更大的问题却是,精神病患者潜在的社会危害是否可控?
    长期关注精神病患者权益保护的公益律师黄雪涛表示,精神病人理应对其暴行承担责任,但她更痛心的是精神病患者的看护困境。
    王蛟龙所在的后头子村共有3位精神病患者,村支书王芳民曾直言“缺钱”,对病人的日常监管“实在是没办法”,他对澎湃新闻说,“这个群体被遗漏掉了”。
    武汉大学社会学系讲师刘燕舞也曾关注这个群体,他告诉澎湃新闻,精神病更多被界定为个人健康问题,但其带来的潜在危害却是社会性的。
    “我老家有好几个精神病人,其中有一个经常在路口扔石头打人,所有人都觉得是他自己的健康问题和他家庭监管的问题,但所有人都无法避免,从路口路过时有挨打的可能。”刘燕舞说。
    中国精神病患暴力伤人频发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200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1亿人以上,重性精神病患者人数已超过1600万——这意味着每13个人中就有1位精神疾病患者,而不到100人中,就有1位重性精神病患者。而公众对精神疾病的知晓率却不足5成,就诊率则更低。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在陕西洛川王蛟龙伤人的半个月前,4月15日晚,安徽六安市邓岗村一位盛姓精神病患者打伤村民后逃窜,民警对其开展“地毯式搜索”,趁盛某回家睡觉时将其控制并送往六安精神病院。
      更早几个月前,2014年12月,中国发生多起精神病患者伤人事件。12月4日,安徽宿松县油坊村一位22岁女性精神病患者在家发病,手持菜刀四处挥舞;12日,陕西汉阴县精神病患者沈某犯病后,在家乱砸家具并辱骂殴打家人;16日,山东淄博王峪村一位38岁的精神病患者发病后,在村中“持利器伤人”;31日,广西南宁镇流村一16岁男孩精神病发作,连砍11岁胞弟23刀致其昏迷……
    所幸的是,前述家庭通过向派出所报案,由民警协助将家中患者送往了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
    而2015年3月,海南安定县秀龙坑村一位精神病患者发病,却酿成一个家庭的惨剧。患有精神疾病的王某荣犯病后欲砍伤害其母和胞弟,被父亲用自制火药枪失手击毙;失去大儿子的母亲整日以泪洗面,被刑拘的父亲在追悔莫及的同时,还担心着同样患有精神疾病的次子。
    2004年,曾任黑龙江省公安厅安康医院副院长的马明东曾对263名被监管精神病人的刑事犯罪进行过统计,结果发现杀人的占91%,平均每名被监管的精神病患者杀1.85人,最多的杀死7人。马明东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精神病患者的病情容易反复,而大批应该被监管的精神病人在社会中生活,危及到了周围人的安全。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3年全国监护精神病人数为461.9万人,比2012年的449万人增长约3%,而2013年精神病人的显好率为66.2%,比2012年的数据还要低1个百分点。但在精神病人监护率、肇事率和开展精神病防治康复工作县(市、区)个数一栏却是空白,未有统计数据。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在2013年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就曾指出,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暴力型精神病人“散落民间”,成为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非定时炸弹”。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http://www.cssn.cn/shx/shx_tpxw/201505/t20150515_1836266.shtml  2015年05月15日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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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台北一家医院为精神病患建立“疗愈花园”

    疗愈,台湾正流行的词。顾名思义,和健康有关,但又不是传统上针对病灶的治疗,更多指精神心理上的抚慰,是比治疗更隐秘更有故事的范畴。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收治精神病患,他们建立了一座疗愈花园,有生态池、芒果树、万寿菊、紫藤花、练习写字的“书苑”。这些不是点缀,而是患者生活的一部分。有些树是患者种的,有些花草是患者照顾的,在这里工作了38年的护士长张碧凤,会摘些新鲜的花草放在拒绝与外界沟通的患者面前,吸引他们走出封闭的世界。一名少年患者有一天对来探视的母亲说:“这是我的木瓜树,妈妈。”妈妈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因为儿子已经多年不和她说话。
        张碧凤自己也有一个疗愈花园,那就是花莲的山水土地。她在15年前遇到情绪障碍,用平常的方法难以克服,便参加了一个课程。当她被带到花莲认花识草后,发现自己的焦虑不知不觉缓解了,心情平静下来。
    患者与治疗者,原来都需要一座属于自己的疗愈花园。生活中的挫折、艰辛与创伤,每个人都逃不过,如果这些积累在心底,没及时释放出去,会造成性格、心理、判断力的偏差,对环境与身边人误解日深,为人处事难再友善诚恳,而是陷入冷漠甚至仇恨的恶性循环。此时,即便学有所成或功成名就,仍然不能给人给己带来幸福。
    (来源:福州新闻网http://news.fznews.com.cn/fuzhou/20150403/551dfea8275b9.shtml2015-04-03 10:4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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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希望社会对精神病患少些偏见”

      林辉荣 ,新会大泽镇人,2001年7月毕业于江西省赣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现担任大泽镇卫生院精防医生。2011年2月,被江门市卫生局评为2010年江门市优秀基层医生;2012年4月,获新会区党委、新会区府授予新会区先进劳动者称号。近日,被评为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个人。
      “我在精防的道路上百感交集,12年由畏惧、接受到热衷,确实比他人付出了更多的努力。在农村,一个精神病人能拖垮一个家庭。如果他们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回归社会,不仅让他们获得新生,也解放了一个家庭。我希望他们活得更体面、更幸福”。 — 林辉荣
      工作13年来,曾有12年的时间,他与一个缺乏关爱的群体在一起。林辉荣从内儿科跨界到精神疾病防治科,与302个精神病人相处。在他的管理下,近10年来,大泽镇未再出现一起精神疾病患肇事事件。近日,他被广东省精神卫生中心评为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先进个人。
      从内儿科跨界到精防
      2001年7月,毕业于江西省赣南医学院临床医学专业的林辉荣,来到新会区大泽镇卫生院当一名儿科医生。当时国家开始对基层精神疾病患投入更多关注,而医院又正缺人手,院长看到年轻的他干劲十足,便希望其接班。
      “当时还没有进行基层筛查,对于基层精神疾病患者也未建立管理档案,以前的兼职精防人员把一年的工作量累积到一两天完成上交就可以了。”林辉荣也没多想,便答应下来。那时除了每天接待大量的儿科病人外,他还要抽空从事精神病防治工作。随着精防工作的规范化,堆积如山的表格、工作让他越来越无法顾及内儿科的业务。
      从2002年开始,连续12年来,林辉荣从兼职走向专职,成为该镇唯一负责精神疾病防治的医生。成为江门市从事该方面工作最久的专职医生。
      由于精防工作繁琐,随访工作量大,又有一定风险,许多医务人员并不愿做精防医生。而目前全市精防医生大多由基层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兼任,队伍流动性很大。负责该项工作的市第三人民医院社区防治科副主任吴淑华也曾表示,目前队伍到底有多少人无法准确统计,“有的地方可能15天内又会换一个人,也无法很好地开展相关培训”。
      首次为患者建档
      “刚接触这份工作时,我对精神类疾病也是一知半解,也怕过。”林辉荣坦言,2002年大泽镇精神疾病的防治工作,可以用“混乱”来形容。当时大泽镇还无严格规范的登记统计表,登记在册的患者200多人,但经过筛查发现,大多数人因名字同音、名字不全、死亡、迁移等原因,很多都没了踪影。
      为摸清患者基本情况,林辉荣开始参加当地精神防控培训班,上网学习深圳等地比较先进的经验,也到精神疾病专科医院进行交流,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管理方法。2002年,他开始联合大泽镇残联干部到各村委会了解情况,对住址不详的可疑病人,就到派出所查阅相关资料。经过一个多月的走访、查实,全镇共登记可疑精神病人232人。
      2003年7月,工作进入筛查普治阶段。林辉荣连续填写了好多天病人的基本资料,并和新会沙堤医院的医生们分成4个小组,分赴各村,挨家挨户进行筛查普治。查漏补缺后,全镇疑似病人升至243人,确诊精神病人233人,确诊率为95.9%。这是大泽镇有史以来对精神病人最为详细的记录,大泽镇由此成为新会第一个精神病人检出率达标镇。
      此后,林辉荣又给每个确诊病人建档立卡,制作目录,分类统计。这些档案,也成为后来该镇管理患者的重要基础。
      随访走遍镇里每个角落
      2010年起,林辉荣医生根据中澳卫生项目试点方案要求对重性患者实行定期跟踪随访,指导治疗。试点开展以来,共面访患者128人,前往家访基础管理患者共391人次,能访视共319人次,耗时共114小时,车程共851公里;电话随访基础管理患者共120人次,耗时共960分钟。
      从当年1月开始,林医生对全镇25名有危险行为或倾向评级为3-5级患者进行个案管理,每月由他和沙堤医院医护人员上门随访,送医送药。每个季度,林辉荣还要对全镇302名重性精神病患者随访,至少一次。这些工作,以往大多是骑着一辆摩托车完成的。
      “我们走遍了大泽镇的每一个角落,哪怕只有一个疑似病人。”林辉荣还记得,当时和他一起筛查过患者的工作人员的艰辛。由于当地的沿江村是一条只有100多人口的小村庄,坐落在潭江河中一个小岛上,汽车不能上岛,路途远。为了给岛上唯一一名疑似病人诊治,林辉荣坚持顶着大太阳摆渡上了岛。
      目前,大泽镇在册重性精神疾病患者302人,检出率达8%。检出患者管理率达100%,规范管理率96%,均排在江门市前列。
      帮助患者重新回归社会
      12年来,林辉荣长期到新会区第三人民医院门诊、病房了解该镇新发病人和出入院病人的情况,若发现新病人就及时到派出所核实资料,建档立卡,并通知其村干部做好监护工作。同时,他还每月定期到各村委会了解病人情况,要求干部随时反馈动态。“若发现关锁病人、病人病情难以控制等特殊情况,我会立马向镇精防领导反映,并与区三院联系共同解决。”
      “以前上门随访时,经常被人拿着石头追着跑,也不受病人家属的待见。后来有些病人经过治疗后好转了,才渐渐得到病人和家属的认同和肯定。”林辉荣在这份工作里找到了乐趣和信任,现在他电话随访比12年前顺畅了很多,甚至有患者在生活上出现问题时,直接给他打电话。“对精神疾病患者的管理治疗,不能局限于药物,更要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声音]
      建议扩大补助范围增加精防人力
      据林辉荣介绍,目前关于精神疾病患者管理中常存在两类问题,一是部分患者和家庭拒访,一是部分患者无法进行系统治疗。
      “由于社会偏见,患者家人担心医生上门访视可能导致隐私外泄;有的病人家属已对病人失去了治疗的信心;还有人认为医生访视解决不了困难,希望能免费送医送药。”与上述患者家属并不待见精防人员的困境相比,部分缓解期病人自知力缺损,绝大部分都拒绝医生的访视。
      同时,由于大部分精神病患者为中低收入家庭,目前仍依赖家属照顾的绝大多数患者难以得到系统的治疗。林辉荣介绍:“单纯住院,一个月需3000元左右,如果实在没有办法又特殊的,经院方减免和民政补助,最少每个月也要300-500元的生活费。”而在药物方面,传统抗精神病药虽价格便宜,但不良反应大;新一代药物虽好,但一般家庭无法长期负担。
      此外,由于基层精防人手缺乏,筛查工作中,对于病情还未稳定但又坚持出院的人等难以监管。“有的镇街试点让赤脚医生进行随访追踪,但很多医生都已超过60岁,无论从个人精力还是效率上来说,都很难保证随访的质量。”
      “政府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最好有专科、专人网络管理病人,这样才能把所有的患者都管理起来。”对于上述问题,林辉荣建议未来残联、民政等部门还要扩大资助覆盖面。同时,对于有潜在风险的患者,可借鉴香港建立“中途宿舍”的办法,对家人不放心的患者放开申请,由专人负责管理并对患者培训,教其如何融入社会。
    (来源:网易网http://news.163.com/14/1107/05/AAE55ERI00014AED.html 2014-11-07 05:3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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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亚裔被指更易沉默寡言 亚裔精神病患1/4曾自杀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纽约市华人自杀事件频繁,上吊跳河时有所闻,据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大学副教授钟Irene的最新研究,到市立表维医院以及艾姆赫斯特医院寻求帮助的亚裔精神病患者中,有四分之一曾至少尝试过一次自杀。此项研究结果日前在艾姆赫斯特医院举行的“自杀评估与干预:在亚裔小区内运用文化相关的方法治疗心理疾病”的专题研讨会上公布。
    研讨会邀请到包括学者学者、纽约市卫生局官员以及精神科医护人员到场交流,探讨怎样在亚裔小区内,根据特殊的文化特点来对精神病患进行自杀的评估与干预。钟Irene通过阐述文化、理论和方法的联系来分析怎样在临床帮助亚裔精神疾病患者和其家人。
    钟Irene在3日表示,在亚洲人的价值观中,自我反思和吐露个人感情是自我中心的表现,不利于健康还会伤害与他人的感情。亚裔群体更容易沉默寡言,从而使得对其精神疾病或自杀倾向的发现和治疗都更加困难。
    纽约市王嘉廉小区医疗中心的陈医生3日表示,华人的精神健康问题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多华人因为移民而带来的文化差异、经济拮据等问题,承受很大的压力,因此容易患上各种精神疾病。而这些华人精神病患者大多数都处于隐形状态,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或面对自己的心理问题,大多对走进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有很大的心理抵触。因此往往都是等到病情越来越恶化,直至严重到伤人、自残甚至自杀才被家人或警方强制送入精神病医院治疗。同时对于那些少数及早发现病情并想接受治疗的华人精神病患者来说,找到一个讲中文的治疗机构又非常之难。
    在纽约州立精神病医院工作的邱女士表示,缺乏对亚裔特别是华人精神病患者出院后的跟进治疗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精神病和一般疾病的一大区别在于对治愈的界限很模糊,而且如果对患者的后续护理不当,则极易引起病情的反复。在她工作的医院里,很多华裔病患经过住院治疗,康复到可以出院疗养的地步,但由于小区内没有相关的讲中文的康复机构,使得他们无法得到专业的后续护理,导致病情复发,再次入院。
    社会学专家和医生都希望小区内可以有更多关注,治疗和为华裔精神病患者提供后续康复护理的机构。
    (来源: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yzyd/overseas/20141105/c_1113124709.htm 2014年11月05日 11:13: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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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别对精神病患二次伤害

     近段时间,精神病患者纵火、砍伤或杀人的案件屡见报端,令人痛心。然而,在案发后,人们往往只是把矛头指向精神病患者的凶残和暴虐,没有从人文关怀的角度去分析其内在的原因。
        据了解,目前,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正在逐年上升,精神疾病对人们的威胁已经超过了癌症,跃居我国疾病总负担排名第一的位置。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过1600万人,但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精神科开放床位只有22.8万张。可见,大多数精神病患者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关心和治疗。
        患精神疾病的原因很复杂,除了先天原因,更多的则是后天形成的。由于缺乏正常的发泄渠道以及针对性的治疗,部分严重患者就会出现自残、伤人、杀人等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
    精神病患者的过激行为往往都是负面情绪积累之后的爆发。比如说,厚街的24岁年轻男子残忍杀害7岁女童一案,暴行背后难道没有社会因素么?
        根据报道,该男子平时的行为确实与常人不同,作案前一天,他24小时开着大音量的电视机还被治安员扣留,便利店都不愿意卖东西给他。或许这看上去都是小事,但日积月累之下,一个本就有精神疾病的人会更加敌视这个社会。
        数学家约翰·纳什的一生或许值得我们借鉴。纳什年仅30岁就患了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尽管妻子与其离婚,但并没有放弃对他生活的照料,其所在的大学也接洽了他。最终,在社会和家人的帮助下,加上积极的治疗,30年后,纳什精神恢复正常,并于199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当然不是说所有人都能够成为纳什这样的人,但他的经验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试想,如果上述年轻男子的亲友能够经常给予其关心和照顾,多跟他交流,社区工作人员可以定期给予其心理上的辅导,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
        对于精神病患者来说,疾病本身就是一种对身体的伤害,如果社会再冷漠对之,就可能引发二次伤害。对于精神病患者,一方面,政府以及医疗机构要积极宣传精神疾病的相关知识和预防措施;另一方面,大家也应该行动起来,对精神病患者给予必要的关心和同情。而作为精神病患者的家庭成员,更应该多与其沟通,多给予一些关爱。
    关爱具有蝴蝶效应,冷漠同样如此。我们应该对自己负责,也应该对社会负责。人人生而平等,应相互尊重,尤其是对精神病患者这样的弱势群体,唯此,才能避免精神疾病的二次伤害,让我们的社会更温暖,更有安全感。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4/0901/07/A51Q8TNC00014AED.html 2014-09-01 07:0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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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阜新6000多名重性精神病患获救助

    6月19日,记者从阜新市“686”项目办公室了解到,国家重性精神疾病管理治疗项目(简称“686”项目)在阜新实施5年来,该市已有6124名病患纳入国家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系统,1495人享受到该项目带来的免费医疗服务。这1495人中,已有9人重新回归家庭和社会;191人享受到了2000元的住院减免补助;1295人享受到每月一次的免费赠药、半年一次的化验、复诊及疗效评价和治疗方案调整。
    “686”项目是国家每年对贫困精神疾病患者给予一定住院补助的医疗救助项目,救助对象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障碍等6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被纳入项目需要应急处置的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住院、定期化验、治疗用药等方面都能享受到一次性或定期的医疗救助。
    (来源:新华网http://www.ln.xinhuanet.com/newscenter/2014-06/20/c_1111229592.htm2014-06-20 08:06: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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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统计病患数岂能仅靠推断

    近日,一篇网文称,湖南有精神障碍患者1200多万。此数字之大,令网民纷纷吐槽:“湖南一共7000多万人,那岂不是说每7个湖南人里就有1个精神疾病患者?”4月21日,湖南省卫生厅疾控处处长陈焱称:“这个数据是湖南省精神卫生中心提供的,是一个统计学上的推断”(4月22日《京华时报》)。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在我们的身边,竟有那么多精神病患者,7比1的精神病患者数据,实在让人难以置信,总感觉这事太离谱。
        当然不可否认,随着人口的增长和社会进入转型期,诱发精神疾病的因素也随之增多,精神病患者数量呈上升趋势可能也是不争的事实。可精神病患到底增加多少,只能通过准确的统计才能得出权威结论,并给相关部门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
        不客气地讲,用推断代替真实的调查统计,是典型的屁股决定脑袋的做派,其得出的结论肯定经不起推敲。也不知道,这种靠主观臆想敷衍了事的“专业精神”是怎样炼成的。但可以肯定,凡弄虚作假的数字,不但犯了统计学的大忌,更与执政为民的理念格格不入。
    当下,精神疾病已经成为我国严重的公共卫生与社会问题,对精神病患进行人道主义救助已成社会共识。这就首先需要准确统计精神病患数据及分布特点,做到家底明,才能更好地提高救助效率。因此,事关公众知情权的精神病患数字,必须实事求是地进行统计,而不是坐在办公室里吞云吐雾地凭空捏造。如果连这点最起码的工作态度都没有,又何谈科学精神和为人民服务?  
    (来源:法制网2014-04-23 09:53:53 http://www.legaldaily.com.cn/integrity-observe/content/2014-04/23/content_5472152.htm?node=42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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