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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梁辉因接种新冠疫苗引发后遗症致病情加重无法治愈

    【民生观察2024年9月25日消息】2024年9月24日,前浙江嘉兴市妇幼保健院护士梁辉发文控诉,三年前自己被强制注射了新冠疫苗,后引发严重呼吸道过敏反应,之后病情逐渐加重,导致无法治愈的情况。现如今的梁辉处于身体极度痛苦,精神已经崩溃,积蓄已经花光,生活无以为继的恶劣状态。

    梁辉,女,河北省邢台市人,原浙江省嘉兴市妇幼保健院手术室护士。

    在2021年上班期间,梁辉被强制接种两针科兴中维疫苗后,出现了无明显诱因的严重呼吸道过敏反应,先是咽喉堵塞异物感无法控制的干咳,后逐渐发展到胸闷,憋喘,呼吸困难,剧烈咳嗽;

    梁辉在家人陪同下,辗转嘉兴各大三甲医院确诊为过敏性哮喘,对症治疗多日病情仍无法控制。咳得整个胸腔都在震动,气吸不进去喘不上来,几度差点窒息,治疗四个月后病情继续恶化。

    后又就诊于河北省中医院,确诊为支气管哮喘,慢性咽喉炎,肺结节,桥本甲状腺炎,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全等疾病,住院多日病情仍不见好转,无奈之下梁辉只好出院。

    这三年来,梁辉辗转各地求医问药,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中医西医看遍了,均无法缓解无法治愈,每日咳嗽剧烈,咽喉严重异物锁喉感,吞咽困难,呼吸不畅,胸膜增厚黏连,前胸后背拉扯痛,无法平躺,彻夜不眠,胃肠道过敏严重腹泻,体重降到83斤。

    现如今的梁辉身体和精神已经崩溃,呼吸道组织粘膜已经发生不可逆转的永久病损,积蓄已经花光,生活难以为继。

    梁辉表示,“自己在接种疫苗前身体健康,无任何食物药物过敏史,没有哮喘病史,家族史,遗传史,没有任何重大疾病史,住院史。

    医院每年都会进行职工健康体检,均未发现任何疾病。就诊的很多医生认为我的病和接种疫苗存在关联性。”

    梁辉认为,自己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更加清楚任何疫苗都是经过无数次动物和临床试验的,没有十年以上时间是无法做到安全和有效性的。

    但新冠疫苗短短几个月就上市,而且被强制注射到十多亿人体内,现在疫苗接种各种后遗症的大爆发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在此,梁辉希望政府部门和医疗卫生系统能够正视这些问题,妥善安排好受害者的生活和治疗事宜,不要让饱受疾病摧残的人们再雪上加霜。

    梁辉电话:15868353002


  • 疫苗受害家长华秀珍因病情危重转入监管医院

    【民生观察2024年9月1日消息】近日,疫苗受害者谭华发文呼吁关注再次被批捕的人权捍卫者华秀珍(谭华母亲),其为疫苗受害女儿维权十年接二连三遭受打压,2018年上访获刑一年两个月,随后被取消养老金,申诉无果。2024年4月3日再次到浙江省政府上访后被刑拘,5月10日被批捕,因严重高血压和房颤等危重病情转入监管医院,无生活来源。谭华请求网友关注,捐款用于看守所的生活费。

    8月31日,疫苗受害者谭华发微博说,其母亲华秀珍现被羁押在杭州看守所病重病危生死不明,杭州公检法沆瀣一气,不通知家属批捕,扣押家属信件,多次投诉无果。

    今年78岁的华秀珍,满头白发身形佝偻。2014年,女儿谭华因疫苗受害,母亲华秀珍为女儿已维权十年的心酸,常人没有经历无法体会。其中2018年因当地政府不作为迫于无奈至北京上访后,被判上访罪(寻衅滋事罪)获刑一年两个月,随后被原单位宁波大学取消养老金和停发医保待遇。

    得到此消息的母女俩如五雷轰顶,母女俩所有生活医疗来源被掐断,生活掉入冰窟,喊天不灵喊地不应,几百上千封向各个部门的求助信石沉大海有去无回各部门均见死不救。

    2024年4月3日,母女俩被迫再次到浙江省政府上访有关宁波大学取消养老金一事,同日母女俩均被刑事拘留,5月10日谭华被取保,母亲华秀珍则被批捕,随后谭华被押送回上海看管(被非法拘禁在家门口有六个保安看守),华秀珍被羁押在杭州市看守所。

    入所体检时华秀珍高血压超过200,浙江省政府为了达到维稳目的强行收监,不顾其老年病危命悬一线。而户籍地上海黄浦区相关部门得知此事后亳无人道,更是停发了每月微薄的知青帮困金。

    华秀珍在杭州市看守所现况十分堪忧,每日晕倒,没有生活费,每日草纸都是低三下四问人借,衣服也是穿旧的,因膝盖半月板积水韧带撕裂无法弯曲,导致无法正常如厕,只能站着上厕所然后趴着擦地。因环境恶劣,导致心律不齐房颤等病危情况已转入监管医院。

    谭华表示,而最令人气愤的是,杭州市公安局连个批捕通知书也不给家属,正常去信也被杭州市看守所扣押,宁波地方政府和宁波大学装死,杭州公检法沆瀣一气置受害方于死地,上海户籍地落井下石见死不救。

    一个在教书育人的岗位上勤恳工作35年,获得优秀班主任称号的人民教师,在对抗不良疫苗反应艰难维权过程所遭受的接二连三的打压是对中国法治的蔑视,是中国人权状态恶化的典型。难怪原最高院院长周强多次表示要敢于向“司法独立”错误思想亮剑。

    谭华呼吁社会关注并给病重母亲华秀珍捐款,所有款项将用于母亲华秀珍在看守所的相关生活。自己对此不尽感激!

    杭州市公安局信访电话:0571-87280051

    杭州市看守所电话:0571-87285200

  • 倪云羁押期间病情加重未得到治疗

    【民生观察2023年5月15日消息】近日,江苏省南通市倪云被控寻衅滋事一案公开开庭审理,王大伟律师和其亲属杨建明作为共同辩护人为倪云作了无罪辩护,并发表辩护词。据了解,倪云之前患有严重抑郁症,在被羁押后病情加重且未得到基本治疗,羁押期间连用药都不被允许。辩护人和其亲属呼吁要求尽快无罪释放倪云。

    北京大锵律师事务所接受倪云的委托,指派王大伟律师并和其亲属杨建明作为共同辩护人,经过多次会见、阅卷、实地踏勘、调查取证及开庭审理,两辩护人均认为:指控倪云实施的三起犯罪事实(区政府跪访喊冤、村委会强行吃饭滋事、阻碍加装电梯施工)均不成立,倪云不构成寻衅滋事罪,应尽快无罪释放,具体意见如下:

    一、关于指控倪云区政府门口跪访喊冤
    (一)确系有冤在身
    1.位于南通市崇川区天生港街道爱国村十一组6号房屋系倪云丈夫杨建明自行建造的房屋(证载面积227.87平方米),因杨建明前段婚姻破裂,2013年经过原南通市港闸区人民法院诉讼调解,杨建明分得其中30平方米份额的房屋所有权(见无罪辩护证据第二组证据1《民事调解书》[2013]港民初字第0118号)。而该房屋在拆迁中因为补偿安置问题没有谈妥,一直未达成协议,地方政府绕过杨建明反而和其前妻一家于2020年7月18日签订补偿安置协议(见无罪辩护证据第二组证据2编号1901022号《港闸区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杨建明及妻子倪云知道后找过爱国村及街道负责人多次反映无果。

    房屋对于中国人民来讲意义重大,乃安身立命之本。房子既是一个安家的地方,也是灵魂的栖息地,对于靠自己辛苦挣钱一砖一瓦自行建造的房屋感情尤深,哪怕是几十平方。

    倪云多次提到因为补偿协议被其丈夫前妻一家代签,财产被侵吞,她和老公连续十天日夜吃不香睡不着,都瘦了好多斤,压力之大可想可知。

    2.根据2020年7月18日被前妻一家代签字的《港闸区住宅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协议》第五条中第8点第4小点中内容:“乙方承诺,本协议第一条所列房屋状况、性质、所有权人等事项真实,无其他所有权人,如因该事项真实性发生争议的,由乙方负责处理并承担全部责任。”可知,政府明知该房屋中有部分属于杨建明所有,却仍恶意撇开杨建明,并把责任一推了之,杨建明的权益已实质被侵犯,的确有冤在身,且冤情涉及房屋补偿,不可谓不重大。

    3.2020年7月28日倪云跪访事件后,南通市崇川区天生港街道办事处2020年8月6日出具的《关于杨建明信访事项的答复意见》(天生信访[2020]2号)(见补充证据卷)中载明“经天生港镇街道建设局认罪研究,现决定对您所涉杨汉青户整幢房屋(房产号60911004)暂不拆除,同时保持水、电供应正常,待您户家庭矛盾化解后,再履行相关程序”亦能佐证,冤情存在。

    (二)无事先预谋,无滋事故意
    1.2020年7月28日,倪云在区政府门口被带到虹桥派出所当日制作的第一次询问笔录中陈述:当日和杨建明等人先去了街道找书记,书记不在,后又去港闸区政府找,结果区政府里面没有人,都在搬东西,搬东西的人说区政府搬到桃坞路去了,就和杨建明到了桃坞路的区政府门口,看到很多人,自己先去楼里找区长的,杨建明去信访局的(见证据卷三P108)。

    2.杨建明2020年7月28日当日陈述:先去街道找宋书记反映房子的问题,到了以后宋书记不在,就去了港闸区政府,到了以后发现区政府已在搬迁了,就问了搬迁的人,说是搬到了桃坞路跟崇川区政府合并了,他们就到了崇川区政府,到了以后倪云说下去找领导去,他就开车去信访局了(见证据卷三P119-120)。

    3.杨建明2020年7月28日在区信访局因房屋补偿安置事宜在约谈(见补充证据卷中《信访事项联系办理记录》),也能佐证当日倪云并非提前知道崇川区政府门口在举行挂牌仪式,而是恰巧遇上,在找领导不成的情况下,看到像领导模样的人群,为了引起领导重视,才贸然一跪。

    (三)前后不足10秒钟,未导致仪式中断
    1.区政府门口监控视频(见无罪辩护证据第一组证据1视频,拍摄时间2020年7月28日,时长22分32秒)显示:当日倪云在视频10点56分07秒处跪下,当即被多人从现场拉起来带走,视频10点56分17秒处已看不到倪云,倪云当日在现场下跪到被带走全过程不足10秒钟,现场已整列成对的领导完全没有受此影响,队形完整,还在继续拍照,后举行了讲话仪式(视频10点57分07秒处开始),及摘牌仪式完成开始鼓掌(视频10点58分35秒处),工作人员也拿走了红色绸布(视频10点58分40秒处),后大家分别在新的招牌前合影留念,直到视频结尾仪式已结束人群散去。能清晰还原当日倪云的行为未产生任何具体影响。

    2.据“南通市崇川区正式挂牌成立”官方报道(见无罪辩护证据第一组证据4,来源:崇川区政府官网,发布时间2020年7月3日)载明:“7月28日上午,随着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刘浩,区委副书记、区政府筹备组组长黄卫锋等领导徐徐拉开红绸,“中国共产党南通市崇川区委员会”“南通市崇川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政府”“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南通市崇川区委员会”“中国共产党南通市崇川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南通市崇川区监察委员会”正式亮相。”再次印证当日仪式已顺利完成,指控倪云下跪“导致仪式被迫中断”明显不属实。

    (四)已被行政处罚且执行完毕
    事发当日,倪云即被带离传唤,当日即作出了崇公(虹)行罚决字【2020】99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第(四)项“其他寻衅滋事行为”予以行政拘留五日,并已执行完毕(见无罪辩护证据第一组证据2、3)。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六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可知,对倪云行政拘留五日,说明其行为尚未达到治安管理处罚法中“情节较重”的程度,在行政拘留两年后再旧事重提,上升为刑事犯罪予以打击,违背“一事不二罚”的基本常识,也违反刑法“谦抑”原则。

    二、关于指控倪云爱国村食堂强行吃饭滋事
    (一)指控倪云多次强行吃饭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1.到村委会吃饭是受邀请吃饭。倪云因其丈夫杨建明位于崇川区天生港街道爱国村十一组6号房屋其中30平方米享有所有权,而该房屋在拆迁中被地方街道串通杨建明前妻一家签订补偿安置协议,意图侵吞杨建明的合法财产,倪云多次应邀到爱国村委会交涉调解并受邀去食堂吃饭,并非强制去吃饭,爱国村书记钱有霞笔录中陈述:2020年9月份其到爱国村做党委书记之后就一直致力于倪云事情的调解,其也一直想做通倪云的工作,到了2020年12月份的一天,倪云到村支部找其,还是谈拆迁的事情,已经临近中午,其就留倪云在村食堂吃了一个工作餐(见证据卷二P33)。说明第一次吃饭是倪云受邀请而吃饭。

    2.关于指控多次到村委会强行吃饭和事实不符。现有证据均是村委会相关工作人员的证词,从证人的身份来看,和本案的处理结果存在利害关系,且关于倪云具体吃饭次数、时间不明,前后矛盾,均无客观证据予以证实,也不存在强行吃饭期间而报警处理,不能证实倪云多次强行到村委会吃饭。

    (二)指控倪云2021年2月5日和村书记发生纠纷
    1.从调取的事发当天倪云报警后现场的处警视频,可以证实:钱有霞书记在现场陈述“倪云也不在这吃饭,就拍摄,就推她出来……”言下之意即:来吃饭是可以的,拍摄食堂不行。也说明了倪云不存在强行吃饭的事实,即便有吃饭,对于村委会来说也不是什么大事。

    2.指控倪云称“已在饭菜中下料”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多个证人证言前后矛盾,不能相互印证。

    三、关于指控倪云阻碍加装电梯施工

    (一)加装电梯手续不合法
    1.缺少施工许可手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二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建筑活动,实施对建筑活动的监督管理,应当遵守本法。本法所称建筑活动,是指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活动。”第七条“建筑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但是,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确定的限额以下的小型工程除外。”《南通市市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实施办法(试行)》第九条“建设者应当向行政审批部门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第十条“加装电梯工程,对于符合施工许可证办理条件的,建设者应当通过“江苏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一体化平台”依法申请办理相关土建工程施工许可证。”可知,加装电梯必须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及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而涉案加装电梯只取得规划许可证,未取得施工许可证。业主王如英已通过南通市行政审批局出具的(通行审依复【2021】163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确定无施工许可手续的事实(见无罪辩护证据第四组证据2)。

    2.编号为建字第320600202100168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亦在“附件及附图名称”一栏中载明“同意按本证附图所示位置尺寸增设住宅电梯,请按《南通市市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电梯指导意见(试行)》落实相关要求,建设单位或个人在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一年内未办理施工许可证,且未申请延期或者申请延期未获批准的,相应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失效。”(见证据卷三P48),也印证了施工前需要办理施工许可证。

    (二)加装电梯位置不合理,其他业主普遍质疑及反对

    1.怡园北村41幢3单元加装电梯未靠近楼体,反而占用了北侧的公共绿化带及停车位(见无罪辩护证据第三组证据7),确实会影响北侧42幢的采光和通风,也会产生噪音污染,倪云及其他42幢业主普遍反对在绿化带上加装电梯,多次书面举报反映,并质疑加装电梯系同一日申请,社区及街道同一天审批同意,未征询意见未公示,弄虚造假(见无罪辩护证据第三组证据1、2、3、4)。

    2.其他业主也多次诉讼维权。42幢其他业主包括周倩、陈建坤、顾宝林等人,在倪云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后也自行向江苏高院申诉,提起行政诉讼诉行政审批局工程规划许可违法(见无罪辩护证据第五组证据1、2),也印证42幢业主普遍反对加装电梯,并非倪云带头阻拦。

    (三)阻碍施工行为不构成犯罪,属于民事纠纷,均已做民事纠纷调解结案

    1.指控四次阻拦行为不成立:

    2.倪云2021年8月30日现场被伤害就医。从2021年8月30日事发现场的视频可见,倪云在现场并无言语辱骂并用挖出土块、石块丢砸工人,反遭施工人员辱骂、用铁锨铲泥水击打受伤,同时被伤害的还有席志莲等多人,并就医,后倪云等人报案,当日唐闸派出所出具了《受案回执》(见无罪辩护证据第三组证据6、8),均能作证倪云是受害者。
    紧急呼救:辩护人经过参与庭审及之前共同生活中了解倪云之前患有严重抑郁症,在被羁押后病情加重且未得到基本治疗,羁押期间连用药都不被允许。

    另从2023年4月28日庭审状况来看,辩护人认为倪云接近“疯”了,精神已明显存在严重问题,情绪及其不稳定,根本无法辨别自身及别人的言行,为了慎重处理请尽快委托鉴定机构对倪云有无精神疾病及有无刑事责任能力进行重新鉴定。尽快无罪释放倪云回家!

  • 李翘楚狱中被迫停药病情加重

    【民生观察2022年1月14日消息】2022年1月11日律师会见了李翘楚,得知其病情加重。自去年11月25翘楚被迫停止治疗幻听的药物已经一个半月。近半月来,翘楚幻听的症状从每天2次增加到每天3到4次,每次2个小时,伴随意识模糊,精神恍惚。就治疗问题律师与家属已经与公安机关交涉尽快安排,家属申请取保候审再次被口头拒绝。

    以下是翘楚想对大家说的:

    感谢大家的关注,感谢亲人和朋友们的生日祝福。

    如今距离2021年11月25日停止治疗幻听的药物一个半月了,近半个月,我幻听的症状从每天2次增加到每天3到4次,每次2个小时,伴随意识模糊,精神恍惚(只能靠掐自己的皮肤缓解,手背上满是掐破皮肤后的疤痕),我的家人为我穷尽了所有渠道,看守所强调遵省专家的医嘱,没有及时安排我外出调药,我坚持继续争取合理的药物治疗。

    公开资料显示,李翘楚,女权主义者,劳工问题研究者,本科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研究生毕业于英国约克大学并获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其后于清华大学从事研究助理的工作。李翘楚长期参与、关注和研究中国大陆的劳工、女权和民间维权议题。她的研究领域涉及劳工视角的养老保险等政策问题。

    2017年秋冬,在北京郊区“清理低端人口”的强拆和驱赶外来农民工事件中,翘楚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持续搜集汇集信息,分享资料,并到受影响严重的社区广为传播,让失去工作和居所的打工者得到用工、获取免费和平价住宿的线索。

    2018年后,她积极介入反996、MeToo等民间自发运动,整合档案和撰写报告,于推特等平台声援各类良心犯及其家属。

    翘楚2019年6月确诊抑郁症,必须定时按医嘱服药,但患病并未影响她继续为社会正义奔走。武汉疫情爆发后,她参与多个线上线下志愿协作小组,向北京当地环卫工人发放口罩。她同时协助疫区孕妇的自助互助,对接医生志愿者。看到疫情中包括方舱医院出现的一些问题,缺乏对性别议题特别是性别暴力问题的预防的关注,她立即组织志愿者搜集和整理紧急状态下防止性暴力的建议。

    因为长期深度参与公民社会活动,她多次被国保和公安骚扰,2019年12月初开始,她的住所外每日都有国保值班,并跟踪监视其上下班,严重侵犯其日常隐私与公民权利。

    12·26公民案发生后,当局大规模搜捕参与厦门聚会的公民,包括翘楚的男友许志永。

    2019年12月31日,翘楚在许志永流亡期间被北京警方传唤24小时,在北京海淀区公安分局度过了新年。她之后在网络发表《戴手铐跨新年:12∙31被传唤经过》,公布传唤过程,呼吁更多人打破恐惧,关注并声援“12·26公民案”。许志永于2020年2月15日晚在广州被警方带走,李翘楚亦于2020年2月16日凌晨被北京警察带走,之后被秘密关押长达4个月。获释后,她在推特上发表被囚经历,声援其他被捕人士并持续投诉关押许志永的看守所伙食问题。

    2021年2月6日,李翘楚被北京国保约谈,随后被山东临沂警方带走,后遭刑事拘留。

    2021年3月15日,李翘楚被批准逮捕,羁押于山东省临沂市人民医院东区(监管医院),期间不准律师会见。

  • 黄琦母亲病情加重 只求见黄琦一面

    【民生观察2020年8月25日消息】目前,家住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光华大道三段118号仁和春天小区的黄琦先生的母亲—87岁高龄的蒲文清女士,正处于生命中的最困难时期。

    据“北方天网”报道,8月23日重庆维权人士危文元与蒲文清女士通话得知蒲文清女士最近病情加重。蒲文清女士在电话中说:浑身肌肉疼痛、发麻,考虑是糖尿病并发症,还有肺部疼痛、骨头也痛,全身五脏六腑都坏了。一个月前就开了检查还没做,医院检查费太贵……,挂一个专家号就是92元,还不好挂……工资都用完了还不够,医保卡上的钱也早就用光了,看不起病哦,我都不想活了……现在我申请了要求见黄琦,他们在考虑,看看这个月底会怎么样?他们说了给安排视频或通电话。

    当危文员提议大家凑钱给蒲奶奶看病时,被蒲文清拒绝了。最后,蒲文清说:我反正活一天算一天,不知道哪一天死!

    随后,本网公民记者用电话联系了蒲文清女士,下午15时40分许,接到蒲文清发来回复。蒲女士說了三件事:一、自己已经和當局反映了会见黃琦的事情,而且八月底就会有結果;二、自己身体病情加重,浑身疼痛,今天去了医院;三,医药、检查费太贵,各项检查动辄成百上千,住院就更加花不起了,太困难了。

    最后,蒲女士她向一直以来关心、关注他们母子的朋友们深表感谢!嘱咐大家“一定要保重”!

    其实,四川当局一直有派数名国保24小时昼夜守在蒲文清家的楼道里,室内还有两名华西医院的人轮流看守,就等于把老人软禁在家中,不让任何人接近老人。四川当局宁愿花这样的人力、财力软禁老人,却不负责老人的医疗费用,这不是在浪费和乱用纳税人的钱吗?

  • 良心犯黄琦的病情被刻意隐瞒

    【民生观察2018年10月26日消息】本网获悉,日前,刘正清律师再度前去四川省绵阳市看守所会见“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得知当局刻意隐瞒黄琦之病情,真实情况比原先掌握的更加严重,黄琦随时有生命危险。黄琦向律师表示“会抗争到底”。

    据悉,10月23日,刘正清律师再一次去到绵阳市看守所会见了黄琦,不过情况令人担忧,黄琦病情严重,但被当局刻意隐瞒。据黄琦讲,看守所因一直担心其真实病情泄露,因此检查测量血压都刻意使用老式手动血压计,原因就是老式血压计的测量结果外人无法准确获知,而新式电子血压计则一目了然可见结果,令黄琦的真实血压数值只有少数人知道。不过,黄琦说曾在监仓由仓友用电子血压计测量显示自己的血压高得惊人,上压达到220mmhg,下压亦有140mmhg,超过正常数值好多。

    据黄琦透露,看守所可能因担忧其病情严重易生意外,因此组织医疗专家对其进行会诊,最后专家建议尽快介入治疗。看守所原本打算在看守所的自设医院内安排一间独立病房给黄琦治病,并安排几名同押人员进行看守照料,但看守所的方案遭到办案单位绵阳市公安局的否决,理由是(看守所)“不讲政治”(立场)。

    据称黄琦对自己能够接受治疗及重获自由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不过他向刘正清律师表示“我的病情恶化到今天这个地步,完全是法西斯迫害的结果,告诉大家黄琦会抗争到底!请未来的朋友追究中国法西斯的罪行。”

    黄琦母亲蒲文清老人日前向当局发出一份情况反映书,指绵阳市公安局(办案单位)拒绝为病重的黄琦安排治疗,是惨无人道一步一步将黄琦推向死亡的罪魁祸首,恳请当局敦促绵阳市警方尽快将黄琦送医救治并追究阻止责任人的责任。

    除了当事人黄琦受迫害病重不能接受治疗外,律师及家属同样受到骚扰和打压。蒲文清老人讲,两日前的晚上,有一自称内江公安的陌生人致电约谈有关黄琦的事情,不过对方不肯报出工作单位名称及自己的姓名和职务。蒲文清老人担心自己的安全,因此当场拒绝了与其见面约谈,并公开了此消息及陌生人电话号码,表示万一自己无故失踪必与此人有关。另外,黄琦案辩护人刘正清律师在早前遭到广州律协谈话警告,要求其退出黄琦案的辩护工作,并暗示如果不从将会取消其执业资格等言语。

    本网就黄琦近况再次咨询了肾内科专家刘教授,她表示,单从目前的血压情况来看,病人的病情非常严重,随时有脑溢血等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本网在早前也曾就黄琦病情咨询过刘教授,但当时掌握的病情数据指黄琦血压最高到达180/190mmhg左右,而衡量肾衰病情的肌酐值则在250~300之间,情况不算太严重。在向刘教授表示病人的病情一直被人为隐瞒的事实后,刘教授表示,由于病情一直在被隐瞒,又由于得不到系统治疗,因此病情发展得非常迅速,目前的真实病情可能比想象中更为严重,这也不难解释病人有全身肿胀的问题,可想而知心肺器官的积液程度亦相当严重。最后刘教授建议尽快送院检查及救治,继续拖延将有生命危险。

    相关报道:黄琦被加控罪名 黄母进京控诉
    https://msguancha.com/a/lanmu7/2018/1014/18037.html

  • 成都访民韩永会高血压严重仍被批捕

    【民生观察2017年12月25日消息】本网获悉,成都新都区访民韩永会,于本月初在北京被抓回成都,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尽管她的高血压病情非常严重,仍然被批准逮捕。

    据韩永会女儿介绍,她母亲韩永会是成都市新都区访民。2017年12月2日下午15时许,韩永会在京游玩时,被警察查身份证,然后带到天安门派出所,接着送到久敬庄关押。在四川省驻京办多名工作人员把她接到胜高酒店后,当晚韩永会就被不明身份人员强行带走。

    12月4日,韩永会被带回成都,并被押至新都区城东派出所留置盘问,在此过程中一直没有通知家属。直到12月6日晚上7时,警方才通知家属:韩永会于12月5日被新都政府公安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羁押在成都市看守所。在韩永会被刑拘仅仅13天后,于12月19日批准逮捕。

    据家属委托的郭海波律师于12月22日会见之后透露,韩永会被送往成都市看守所时,血压高达240,看守所医务人员说不符合收押条件,但不知警察给哪个领导打了个电话,又让医生接电话后,看守所还是收押了韩永会。在12月8日韩永会又被紧急送往成都市八宝街九龙医院对面的社区医院住院至18日,当天血压仍然高达186,被接回看守所后,19日就下了《逮捕通知书》。

    韩永会女儿还表示,当地的新都区政府早就知道她母亲身患严重的高血压和冠心病,以前就想把母亲送去拘留,但也是在拘留所多次拒收之后才罢手。这次母亲被刑拘后,他们一家人也多次跟成都市长热线、公安派出所、新都区政府交涉过,但都没有结果。

    韩永会女儿说:“我母亲就是一个按照正常程序反映自己诉求的平民百姓,一个患有严重疾病、随时有生命危险的、手无缚鸡之力的农村妇女,真是苦了新都政府人员了,还要花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来针对她。新都区政府的行为完全是知法犯法、滥用职权,是随意践踏人权,坑害无辜访民,是严重的公权犯罪!”

    韩永会女儿联系电话:18200509600

  • 广东李小玲狱中病情加重 取保申请遭拒

    【民生观察2017年11月5日消息】本网从葛文秀律师处获悉,目前羁押在珠海第一看守所,被以“寻衅滋事罪”批准逮捕已快两个月的维权人士李小玲病情加重,早前律师向珠海当局递交的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取保候审)遭到拒绝。

    据悉,李小玲的辩护人葛文秀律师于前天(11月3日)去到珠海一看会见李小玲,得知李小玲除了早前失明的眼睛因得不到治疗而疼痛难忍之外,最近腹部右侧疼痛感越发加重。据知情人透露,李小玲于几年前曾查出卵巢周围有大小不一几个肿瘤,最大的直径大约两公分,今年李小玲眼睛失明之前在珠海人民医院住院检查时亦都提到肿瘤问题,当时医嘱显示准备在三个月后对肿瘤做切除手术。这次获知其腹部右侧疼痛加剧是否与肿瘤或看守所环境恶劣有关则不得而知。李小玲告诉葛文秀律师称,目前其已不再配合警方的任何询问,只要求当局先保障其看病治病(接受治疗的权利)。

    从珠海当局回复两位辩护律师的《不予变更强制措施通知书》中可以看到,珠海当局认为“采取取保候审有社会危害性”,因此不能批准李小玲取保就医。网友刘先生分析认为,李小玲一直是一个访民,只是不懈地为捍卫自己的权利而抗争,虽然这些年她帮助了很多访民以及声援过不少的政治反对者,但归根结底没有做过犯法的事情,只不过都属于践行公民权利的行为,更谈不上什么社会危害性,也许李小玲“寻衅滋事”最大的危害性就是对暴政统治者的撼动,所以从这次以“采取取保候审有社会危害性”的官方答复中凸显了李小玲遭受打击报复和政治迫害的特点,当局罔顾其病情加重而不准取保就医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关李小玲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广东李小玲在看守所健康恶化 律师申请取保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7/1019/16544.html

  • 广东苏昌兰甲亢病情严重 距刑满还有三个月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7年7月27日消息】本网从苏昌兰兄长苏尚伟处得知,被羁押在广东佛山南海区看守所的异议人士苏昌兰目前甲亢病情严重,左眼凸出明显。

    据悉,今天(7月27日)下午三点,苏尚伟和陈德权(苏昌兰的丈夫)以及苏昌兰的儿子,在广东佛山国保的陪同下在看守所会见了苏昌兰,得知其前几日因咽喉发炎并伴有低烧,几日来一直服用抗生素,病情导致心胸胀痛感觉严重,手脚时有颤抖、发麻。由于苏昌兰患有甲亢,需要长期服用药物,为此暂停了治疗甲亢心脏间歇停顿症药物。

    苏尚伟告诉本网,苏昌兰脸色青黄,因为甲亢的缘故致使其左眼凸出明显,他表示,苏昌兰还有大概三个月就可以出狱,也许只能到时再去医院治疗甲亢。

    有关苏昌兰的情况本网将会继续关注和报道。

    相关报道:苏昌兰 陈启棠昨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7/0607/15933.html



  • 病情严重治疗无望 90后精神病儿被父杀死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的那些“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河南省平顶山宝丰县翟庄村,当地人管患精神病的人叫“神经头”。2015年10月3日晚,这个村子里一个22岁的“神经头”彻底消失了。10月4日警方发现时,他已死于10公里外的一处机井内。
      在案件告破前的20余天里,村中甚至没有人注意到,那个患病十几年,常在村中水泥路上大笑、骂人的“神经头”不见了。
      没有人想要见到他,包括他的父亲。
      10月27日,其父王军于家中被捕。警方在通告中将王军的杀子动机描述为:因被害人有精神病史,其行为经常对家人构成生命威胁。王军对杀害儿子的行径供认不讳。
      而在村民和亲戚的印象中,王军却是一个连鸡都不敢杀的“老实人”。他曾带儿子看病,却因为无法承担的治疗费用而放弃治疗﹔在去打工的路上,病情复发的儿子砸折了他的肋骨﹔当发病的儿子拿着菜刀威胁他和妻子时,他开始担心,迟早有一天他会控制不住儿子手中的那把刀。
      父亲王军发现,他已经无力拯救他那正在失控的儿子和家庭。
      1最后一次“看病”
      2015年10月3日傍晚,翟庄村东村口的大片麦田已完全淹没在黑夜中。离东村口不远,王军和他那患有精神病的儿子住在一个刷着暗红色油漆大门的院子里。晚上7点左右,王军推开那扇门,启动了停在家门口的摩托车。王军跟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王健说,要载他去“看病”。
      实际上,王军已经有半年没有带儿子看过病了。而这半年却是王健犯病最厉害的时候。
      沿着王家门口的水泥地向西大概六七间房的距离,是王健姨妈李艳芳的家。每当邻居听见王健在家里“闹得厉害”时,就会跑来叫她去看看。
      “健健拿着菜刀追着俺姐砍,他俩在院子里转。”李艳芳神情紧张地压低了声音,就像王健还在她眼前一样,“还有一次,我跑到他家时,看见俺姐的小儿子正跪在地上向他大哥求情,说:哥,哥,不要砍咱妈了。但健健说,非要俺姐也给他跪下才行,结果俺姐就给跪了,他才把刀放下。”
      “他不‘神经头’时像人,一‘神经头’就不像人。”在翟庄村里,人们称呼精神不正常的人为“神经头”,在一位的村民印象中,这个姓王的“神经头”已经得病十几年了。“我姐姐家早就不成个样子,家里面那些凳子、电饭锅都叫他给砸了,床也撞坏了,我就跟俺姐说她家早晚得毁在健健手里。”李艳芳说,“他一犯起病来,直接吼他爸妈的名字,不喊爹妈的。”
      最近这半年中,李艳芳曾3次看见外甥拿刀威胁姐姐和姐夫。今年22岁的王健,正值壮年,她拦不下。幸运时能碰见没有外出打工的中年邻居来帮忙,但大多数时,上了年纪的村民们也只是围在院子外面瞧瞧,或是吓得跑回家。实在没办法,她就跑到大哥家,叫他过来“吓唬”他。李艳芳发现,王健“怕恶人”,怕比他厉害的人。而姐姐李素英和姐夫王军却都是“老实人”。
      2015年春节后,王健拿大石头砸断了正要出去打工的王军的肋骨。王军蹲在路边捂着肋骨,不敢动,甚至有人看见他“噙出泪来”。春节前,王健曾因病情严重入院治疗,本就欠债的王家,又花出去了“一大笔钱”。而王健这一打,不仅叫王军失去了一次出去赚钱的机会,也让这家里唯一的“壮劳力”,又添了一处伤。
      十年前,王军就曾在做工的煤窑上出过事,废了左肩膀。窑上给了几千块钱了事,但他一天七八十块钱的工资也随之消失。之后,他只能去县城里找点轻活,有时跟着装修队打杂,一个月挣一千多块钱。而那时也是王健开始发病的时候。
      “情绪暴躁、骂人”,一开始,王军并没有想到儿子会发展到拿刀砍人的程度,也曾带他看病、拿药吃。而看病的频率却取决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一没钱了就不治,有钱再去治,他爸打工的钱都给他治病了。”一个村民说。
      在离翟庄村大约30公里的宝丰县精神病院里,医生查到了有关王健的两次住院记录,一次是2014年7月20日到11月4日,另一次是2014年11月4日到2015年2月9日。连续两个疗程的住院治疗,是因为王健的精神分裂症已发展为重度。“患病前期,他在家中拒绝服药,这会影响到精神分裂症的早期控制。”医生翻看着王健的病例说。
      2015年春节前,王健病情稳定,出院。6个月的治疗,免去国家报销的医药费和住院费,王家大约支付了五六千元。这笔钱,让王军不想再送儿子去医院。
      今年3、4月份,李素英去医院给儿子拿药时曾和当时应诊的医生说,儿子病又厉害了,在家里拿刀威胁她,说是要杀了她。医生建议她,让病情复发的王健继续入院治疗,但李素英并没有将儿子送到医院去。
      不久后,这位医生又接到王军的电话,“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国家有啥好政策吗?那孩子俺不想管了,您那儿管吧,俺不要他了。”
     
      2 、不吭气的父亲
      王健坐上了父亲的摩托,可车子并没有朝着宝丰县精神病院开去,而是驶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但没有人想到王军会做出“那种事”。
      在李艳芳的印象中,姐夫王军是个连鸡都不敢杀的人,“老实得很”。有时候,姐姐李素英横他几句,他都是笑呵呵地不吭气。
      王军和李素英是在村子里放牛时认识的。王军第一次来李家时,他甚至连饭都不好意思吃。回忆起这些事时,李艳芳难得地笑了起来,但转念一想,却发觉,姐夫这种不爱吭声的人,什么事都往心里憋。王健在家里乱发脾气砍人时,李素英有时会跑出来找她,但王军却从来不跑。
      在李艳芳看来,姐夫王军甚至老实得有点“蠢”。她记得姐姐家曾因为盖房子挡着别人的庄稼,对方家里三四个人跑到王家来打,结果王军和李素英被打在地上,不敢动,也不敢还手。后来事情经过派出所的调解,让王家分出2亩地给对方,事情才平息下来。而王家这片地一共才五六亩。“对方家里找人了,我姐夫他家没人。”李艳芳说。
      两三个月前,她见王军开着三轮车拉着玉米秆去卖钱,王健跟在后面。刚走没多远,王军没掌握好平衡,连人带车栽到路边沟里了。“健健就冲他爸喊:你想死啊!这是我的车,你再试试把车给我翻了?你看我砸不砸死你!”李艳芳回忆当时的情景比划着说,“健健就在那边指挥我姐夫,要他这样开,那样开,手里拿着石头在后面吓唬。”很多在村口的村民都看见了这一幕,而王军只对王健说了句:我知道了,你不要说了,然后扶起车,继续往前走。
      面对“神经头”儿子,王军一向的方式是“忍着”。
      李素英近来曾听王健跟她说,要拿刀去砍邻居,原因是他嫌对方“老是瞪他”。李素英劝他“可不敢这样做”,王健却反问说:“什么?你说俺不敢?!”她把心里的不安告诉了妹妹李艳芳,担心她大儿子哄不住了。
      但为了多挣点钱,李素英开始出去打工。只有小儿子王亮放假回家时李素英会回去一段时间,因为“不放心他和他大哥在一块儿”。李素英曾亲眼目睹,王健死死地掐着王亮的脖子,要不是她及时掰开,她小儿子可能就断气了。
      事发前,在无工可打,也没钱给儿子看病的日子里,王军就和他那患有重度精神分裂症的儿子待在家里。而随着王健病情的复发和加剧,王军心里也开始发毛。
      他曾跟妻子说:你要是不在家,俺自己在家有点怕,健健病犯了,拿刀砍我,我真怕他把我砍死,你回家吧,咱俩在一块还不老害怕的。
      但迫于生计,妻子并没有回来。
    2015年10月3日晚上,王军下决心,“不要他了”。他开着摩托车带着王健,朝着临近的汝州方向开去。那是他和大儿子最后的一段独处时光。
    3父亲的决定
    大约开了20公里后,王军把车停在汝州小屯镇鲁辛庄村北一处农田的机井旁。据汝州市警方描述,在这个机井旁,王军诓骗王健服用农药后,将他推至井中,并用石头、水泥块砸击落井的王健,致使其死亡。
    对于儿子神经质的喊叫,王军或许早已习惯。
    事发后,王军一个人在家里,闷了23天。李艳芳曾几次到王家去,但发现姐姐出去打工了,只有姐夫一个人在家。她有时也见王军扫扫院子,或者去门口镐点菜带回家做饭。“那会儿见他精神不好,老是耷拉着头瞌睡,村里都不去。”李艳芳说,“但是没往那头想。”虽然那段时间都没有看到王健,但她并没觉得不对劲,也没问王军。
    “本来也不想看见健健,以前俺自己在家,大门都会上上,他喊门俺也不开。”李艳芳又想起王健对她的“恶”,“俺劝他不要犯病,他就对俺拳打脚踢的。”
    这期间,李素英也回来过,她曾问王军大儿子哪儿去了,得到的回答是:“送医院了,看去了。”再问下去,王军开始不耐烦:“你还问那些干啥呢?不要问。”
    10月27日上午,公安局来抓人时,李素英还在旁村打工,李艳芳正在镇上的理发店做头发。只有村民围到警车旁,看着披着土黄色夹克的王军低着头被押进警车里。“当时不知道为啥抓他。”住在王家西边的村民说,“都是后来才传过来,才知道他把自己的儿子给害了。”
    “哎,‘神经头’把他爸砍死了没罪,他怎么能把自己儿子害了呢?”另一位村民慨叹说,“他爸会怎么判,会死吗?”
    李艳芳重复着姐姐知道这件事情后不断念叨的话:“艳芳,艳芳,健健死了,健健死了……”她到现在还不相信,姐夫真的做了那样的事情。“健健骂俺打俺,拿刀砍俺姐的时候,俺也想过:要是他在外面拿车撞死了,这一家也就安安生生的了,实在是没办法。但真听到他死了,心里还是受不了。你说俺姐以后咋过啊?”李艳芳别过头去。
    在翟庄村的东头,一直立着一个建了很多年,但是始终没有粉刷的房子。这是王军和李素英十一二年前向别人借钱帮王健盖的。但房子刚刚起来,王健的病就开始厉害了,房子也就一直在那儿荒着。
    李艳芳还记得姐姐曾嘱咐她说:可别说咱健健是“神经头”哦,咱还得给他找媳妇呢。
    4 、“安静”的村庄
    11月中旬的翟庄村,笼罩在土黄色的雾霾中,空中飘着从不远处洗煤厂散出来的黑粉。
    在东村口的水泥路上,王健曾经喜欢开着他父亲那辆摩托出去转,有时也会站在别人家门前的水泥路上大笑、骂人。而现在,这笑声、骂声连同这个几乎是村里唯一的年轻人一起消失了。
    村委会的门也一直锁着。村民说,他们的村长、书记,都住到镇上去了,在那里做生意。几次拨打村民告知的村长电话,均是无人接听。
    据旁村的一位村干部说,村里不会强制管理这些精神病患者,除非对方开始危害公共安全。“这种事情,农村太多了。”这位村干部摇摇头说。
    “俺村以前也有一个‘神经头’,但后来他自己跑没了,一两年看不见人,家里也没人找,就那样没了。”李艳芳说,“要是健健自己跑丢了,对他家可能也是种解脱。”
    “自己消失了”——这似乎是村子里那些的“神经头”,让亲人们回归正常生活的最“仁义”的方式。
    据宝丰县精神病院杨院长说,目前宝丰县共有重症精神病患者2000多名。他也曾遇到过村干部和家人直接把患者“赖到”精神病院,然后不管不问的情况。迫于无奈,医院曾向政府申请应急救治基金,但至今也没有批复下来。
    在翟庄村所在的前营乡卫生院中,冷清地散坐着几个医生。关于乡里精神病方面的治疗,一位医生介绍说,病人可以凭“慢性病就诊证”以及“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证”得到国家对于门诊和住院费70%至90%的报销。
    从王健就诊的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的情况来看,王健确实得到了这两方面的补助。但在县精神病院7月份已经开始实施的一项“贫困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项目,乡卫生院却并不知道,这也意味着乡卫生院下面的村卫生室以及王健一家也难以知晓。而据宝丰县精神病院医生介绍,这个精神康复公益项目可以每年补助精神病患者住院费4000元。
    “人都死了,讲这些还有啥用?”一位上了年纪的村妇说。在翟庄村,很难见到除老人、孩子,以及妇女之外的人,年轻人和中年男人都外出打工,大多去了北京、苏州、广东等地方。村里老人在谈起这位消失的“神经头”和他的父亲时,也常常是讳莫如深,表示“这不是啥光彩的事”、“不好说”。
    事情发生后,李素英也没敢把实情告诉小儿子王亮,她害怕学校里看不起他,让他再受到刺激。如果小儿子问起来,她打算回答说:爸爸去打工了,哥哥住院了。
    李艳芳能感觉得到,现在身边亲戚,包括姐姐都在恨姐夫,怨他“怎么下得去这个手?”她也常常处在两种矛盾中,一方面想这些人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想,不考虑他家里曾经发生了多少事。另一方面,她也会埋怨王军,“他不想想,以后我姐一个人怎么过,家里面欠着钱,大儿子死了,丈夫也生死未卜……”她把头扭向门外,现在白天她家的大门很少上锁了。
    儿子下葬第三天,李素英便去了汝州。在截稿前的一次电话采访中,她说:“我在饭店打工,我要挣钱,养活我的小儿子。”她的声音脆弱而苍老。
    在翟庄村,王家的大门始终紧锁着。门前那簇正在盛开的红花和对面大片的青麦芽,是父亲王军门前仅剩的生机。
    (来源:北京青年报http://xj.people.com.cn/BIG5/n/2015/1130/c188521-27207801.html 2015年1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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