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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独裁者困境”与整肃“宫廷知识分子”

    中国体制内的一些学者近期因公开表达与官方立场不同的观点而遭到中共处理的事件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根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在一个私人聊天群批评了习近平对中国经济的管理被指“妄议中央”而受到调查,已被拘留并免职,包括所长、副所长和党委书记、副所长在内的整个领导班子被全部撤换;根据美国之音的报道,享有国际知名度的中国政治学者、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胡伟因公开呼吁中国和俄罗斯做切割,与中国官方的立场完全不同而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纪律处分,教授职务降级同时被要求即刻退休。

    当事人之一的朱恒鹏,出事前为国务院直属的部级智库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常委副书记、副所长,亦是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近年来主要研究公立医院改革、健保制度等,但多篇文章中规中矩,从未指向体制性问题。朱恒鹏今年5月在《财新》杂志发表文章主张年轻人“缴费为家乡父母养老”,此言论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广受网民的批评,被认为是代表了旨在加重中国年轻人负担的官方喉舌。

    另一个当事人除了是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也是中国国务院参事室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政策分析、中国政府与政治。2020年4月,胡伟参与了中国官方组织的百名中国学者联名《致美国社会各界的公开信》,强调习近平向世界吹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角度,回应全世界对中国政府疫情“污名化、政治化、情绪化的声音”。

    由此可知,朱恒鹏、胡伟从来是党国体制的御用品,这类人被民间戏称为南书房行走,与其说其为知识分子,不如把其身份标签严格定义为“宫廷知识分子”。那么,事实上中共这一轮动作就难以称之为对知识分子整体制造噤声效应,因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就噤若寒蝉了,最多只能称为中共对“宫廷知识分子”的震慑,是中共禁止党内“妄议中央”的延续,本质上为江湖黑帮以黑道规矩执行“家法”清理门户的行为。

    定于一尊、作为独夫民贼的习近平,已经进入典型的“独裁者困境”,镇压民间毫不手软,整肃内部也毫不留情,甚至清洗党内“自己人”更血腥残酷,因为能危及独裁者掌控权力的威胁只能来自内部,而独裁者失掉权力,下场堪忧,以至可怕,所以从斯大林、毛泽东到今天的习近平,为了权力稳固,无不进行连续不断的残忍政治清洗而牢牢掌握权力。

    斯大林、毛泽东、习近平这些共产政体的独裁者,其个人特征与攫取权力路径并不相同,但在成为独裁者后,在性格、行为上无不变得越来越同一性的相像,专制残暴,偏执多疑,强制社会服从,洗脑控制人民,鼓吹个人崇拜,这是独裁政体使然,独裁者掌控权力及安全需要使然。

    这是对习近平“政治忠诚”的家奴成为官场的唯一赢家的原因,在中共“改革开放”年代使中国经济得以腾飞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官僚被“忠诚不绝对就是绝对不忠诚”的家奴所取代,对独裁者来说,绝对忠诚并人身依附于己的家奴是自身权力、人身安全持久维系的保证。

    然而,从专制极权本身的统治逻辑和权力运行结构来说,即使是人身依附的主奴关系仍然是不安全的,独裁者要提防奴才翻身做主人,而奴才也担心兔死狗烹,专制社会下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人是安全的。这是专制政权权力斗争络绎不绝的背后真相。仅仅在习天下最近的一年里,国防部长李尚福、外交部长秦刚相继落马,显示了独裁者对他周围的高级家奴充满了不信任、怀疑的情绪。而口口声声忠诚伟大领袖的家奴对其效忠的主子同样内心深处是疑虑恐惧的。

    所以目前中共政权的运行把专制政权的矛盾性暴露无遗,中共作为政党的利益与习近平作为独裁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习近平作为独裁者的利益与托庇于恩庇制度的家奴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对权力已“定于一尊”的习近平来说,在这撕裂体系里有更多的主动权去清理门户保障自己的利益与安全,因而,忠诚于党魁、禁止“妄议中央”也就是禁止妄议习近平必须成为权力运行的最高原则。

    朱恒鹏、胡伟这类“宫廷知识分子”被整肃,正是“独裁者困境”的体现。对政策、路线的不同意见在还稍微讲究游戏规则的江湖时代当然算不得什么大事,但是在“定于一尊”的时代自然就是对党魁的赤裸裸挑衅了,是必须要打击、震慑的。习天下的时代在意识形态和权力运行结构的管控上已极度僵化,哪怕你是党国的御用品,不要说某一次意见观点不符合独裁者意图,就算对独裁者不当的赞美也足以引发专制的愤怒,逃不脱被整肃的下场。

    知识分子的政治光谱可以分为异议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和宫廷知识分子三类。习天下的时代,异议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在轮番清场、打击下早已三缄其口,对中共体制很难再抱有幻想。这个时代,就是人们眼中的“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的赞扬不够卖力是一种罪行的时代。这个泾渭分明的时代,还在为专制体制唱赞歌,却还被嫌赞扬不够卖力的也只有宫廷知识分子了。

    宫廷知识分子被当局处理,因他们所处的“党国虐我千百遍,我待党国如初恋”政治光谱,引不起民间的共情。舆论场的流行语:“克制科普冲动,放下谏言情结,尊重国家命运,见证历史规律”,显示了在此历史的垃圾时间,民间对中共政权未来的共识,大家都沉默地看着利维坦怪物不可阻挡地加速驰往万丈深渊,静待着见证专制必亡历史规律到来的那一天。

  • 李克强之死与体制内知识分子的道路抉择

    中国前总理李克强10月27日去世后,在中国各地出现了大量民众自发的缅怀和悼念活动,与2022年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2019年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病逝后普通民众的漠然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作为曾经的中共二号人物,李克强被公认是迄今为止最弱势的总理,权力几乎全被习近平架空,除了留下几句所谓的大实话外,政绩乏善可陈,正如网上流传的一副挽联所言:“赔十年小心,虽洁身自好,但活得憋屈;距一步之遥,却急流勇退,竟死得窝囊。”横批“无能为力”。而普通民众对李克强的缅怀,不是死者有多好,而是生者有多糟。

    习近平治下的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向深渊滑落,习近平的中国梦成为中国国民的噩梦,民众陷入前所未有的共同迷茫与焦虑中。习近平的大权独揽使所有的社会矛盾,都聚焦到习近平个人身上,成为所有社会愤怒的发泄口,对李克强的缅怀,是对习近平的愤怒,同样是对繁华落幕,好景不再的悲叹,清华大学法律教授劳东燕在李克强火化后的感叹“与其说是在缅怀一个人的逝去,不如说是在叹息一个时代的渐行渐远’,说的正是这个时代普通人的共情感。

    这个渐行渐远的时代当然就是所谓的“改革开放”时代了。“改革开放”只是中共在面临生存还是毁灭的选择下迫不得已的举措,被迫放松了对社会的极度控制,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今天,作为专制自我调整的“改革开放”权宜之计必然要让位于中共的以维持专制体系为目的的重新控制社会,因而李克强广被传颂的“改革开放不会停顿,长江黄河不会倒流”说得很好听,但只是一句空话,专制下保守闭塞才是常态。

    “改革开放”时代事实上已被终结,李克强的去世可以说为整个改开时代正式划上了句号。改开时代,除了极小一部分知识分子成为体制的批评者的“异见知识分子”外,绝大部分都为体制所吸收、收编、分化,成为这个庞大极权机器的一部分。

    被体制吸收的知识分子分化为三个群体。相当大一部分人如司马南孔庆东胡锡进周小平等臭名昭著者成为极权的宫知(宫廷知识分子),不仅以做奴才为荣,甚至炫耀自己的奴性。而李克强等极少数一些人则积极融入体制,成为技术官僚,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改变共产党,让它成为一个现代化的政党。还有一小部分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在网络时代成为以渐进改良推动社会和平转型的公知(公共知识分子)。

    作为一个极权主义政党,维系专政统治是第一要务,知识分子的良知是不可能与这个独裁体制共存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不得不面临着抉择:是被黑暗所吞噬,自身成为黑暗的一部分,或者,被体制彻底边缘化陷入失语,再或者,告别体制与黑暗抗争像刘晓波那样成为真正的殉道者。

    当专制的自我调整结束,改开时代终结,在极权体制对党内执行“家法”清理门户下,只有宫知这些御用文人才能在体制继续如鱼得水;公知被污名化失去话语权,或者被体制清扫出场,或者成为沉默大多数的一员,或者贩卖情怀收割粉丝变现;而以李克强为代表的受过良好训练的技术官僚被讲究“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觉悟和政治判断力”的党务官僚所取代。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分化站队彻底完成。

    李克强的从政生涯,是体制内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技术官僚的缝缝补补,难以挽回大厦将倾。体制内著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李慎之晚年反复被折磨过的问题:“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重新又成为李克强死后体制知识分子面对的拷问。

    其实,这个问题早就有了答案,1989年的枪声已宣告了中共这个政党的极端刚性。从1989年到现在,坦克一直在那里,它从不吝于用履带轧碾中国人的民主梦,摧毁任何危及其专制统治的行为。李克强死了,知识分子所有幻想从党内渐进改良的美梦也理应破灭了。

    从1989年起,34年来,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高举渐进改良的旗帜,以社会建设作为自己获得道义高地所在,把社会建设与渐进转型捆绑,以动员中产阶级建设公民社会为目标,冀望以此形成社会压力,在“体制内健康力量”的配合下形成倒逼改良。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完全忽视、无视了极权与威权体制本质的不同,把威权体制的渐进改良经验生搬硬套到中国这个世界最大最顽固的极权国家来,无视极权体制或许还残存健康的人却从没存在过什么健康力量的现实,知识结构浅薄以文学想象代替严谨的专业政治分析,混淆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本质区别,树起暴民、口跑、痞子翻身党、推倒重来等假想敌谬误即稻草人论证来污蔑民间反对运动。实际上中国体制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改良幻梦只不过是道德“自我称义”的赝品,所谓“踏实做事,告别革命”只不过是为自己懦弱人格披上遮羞布的话语,贩卖温和的、去政治化的渐进情怀沦为兜售心灵鸡汤,自觉或不自觉成为极权统治的同谋者。

    李克强去世后,针对民间犹存的怀念与叹息繁华落幕,观念与角色更加清晰的民间坚守抗争立场人士对此进行了批评与引导,显示了中国反对运动愈来愈清晰的构建反对运动立场的努力。这种与官方一元叙事话语完全不同的民间独立话语,依然引来残存的被戏称为“体内健”(体制内健康力量)人士以浓烈情绪怒斥为“泛斗争化”“无视人性”,可视之为中国体制内知识分子在改开时代终结的绝望回响。

    渐进改良、体制内外互动既已被正谬,“与其千呼万唤,不如街头一站”以政治抗争获得自由就成为中国政治反对运动的基点,结束专制的政治革命必然重返中国现场,“人类能在任何逆境下重新开始并自由行动,让所有人能自由地进入到公共事务中,人类要获得这种伟大的自由,希望仍然在革命。”(汉娜•阿伦特《论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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