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中下旬开始，河南省包括禹州新民生村镇银行、上蔡惠民村镇银行、柘城黄淮村镇银行、开封新东方村镇银行等多家村镇银行关闭提款服务，据公开报导，该案件涉及金额达三百九十七亿元人民币，有四十万储户的存款取不出来，引发储户维权潮。日前，这些涉事银行的各地储户反映，虽然来自低风险，但去之前也老老实实做了核酸，他们在抵达河南后，健康码一律变红，，导致他们行动困难，抗议活动也被迫取消。中共监管部门的人还直接明示：只要你回家，健康码就能变绿。还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储户，没去河南，也被河南直接赋了红码，所谓“人在家中坐，红码从天降。”
新冠疫情爆发后，官方以手机的“健康码”来管控民众出行，绿码可以正常出行，黄码有所限制，红码不能乘坐公共交通，不能进入任何公共场合。被赋予黄红码者，必须经过筛检等符合条件后才能解除。现在应用于健康的红码被用于防疫之外的事，使其失去了信用，此事引起了民众严重关注，引起网民对这种做法的愤怒批评，事件立刻冲上了热搜。人们对于健康码“疫情防控”之外的这一“维稳新用途”感到愤怒，怒斥国家防疫沦为权力滥用的武器，有网友认为官方正在把健康码变成21世纪的“良民证”的趋势，让整个国家走向更为可怖的云极权暴政。
有网友表示，“不受限制的公权力，才是中国最大的疫情”。前中国央视调查记者王志安认为：“这是极其严重的标志性事件。”中国经济学家马光远发微博表示，“将健康码用于非防疫用途，这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不追责，后患无穷。
随着舆情发酵，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评论员胡锡进6月14日在微博发文警告称，各地的健康码应只应用于纯粹的防疫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被地方政府用于与防疫无关的其他社会治理目标”。“如果有哪个地方为了其他目的通过调控健康码阻止特定人员流动，这显然违反相关防疫法规，也会损害健康码的威信，损害公众对防疫的支持，”他写道。
中国资深媒体人安替表示，“河南当局已经用核酸码为自己的欠债银行服务了”，而他认为，“这些事情必然会发生”。“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动用主权例外工具，因为‘无法无天’，必然被普遍滥用。”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指出，现在没有健康码寸步难行，健康码几乎相当于个人的第二个通行身份证。如果把健康码变成限制个人出行工具，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赵宏说，健康码由相关企业配合政府开发，是政府行为，按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只能用于防疫，不能随便泄露个人讯息。健康码的赋码及如何弹窗，在法律上有明确约束。对于这次河南省村镇银行存款人被赋红码限制出行，不可能是银行单方面就能做到，赵宏表示，这涉及政府工作人员可能泄露健康码个人讯息的问题，已违背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要求，属于滥用职权，构成犯罪行为。赵宏警告，如果不将“码化治理”纳入法律控制的机制，任由其泛化和滥用，无异于打开潘多拉盒子。因为在讯息、技术和算法的加持之下，政府权力的滥用对于个人将变得更不可防御，个人自由被剥夺的可能也会无限加剧。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锡锌表示，健康码唯一正当用途是防疫，如果将健康码变成“社会维稳码”，不但违背健康码使用的正当性，也违反法律规定。在赋码过程中人为干预系统及加入无关防疫的因素，属于简单粗暴的滥用行政权力行为。王锡锌又表示，健康码结合了数据权力与行政权力，二者迭加放大了公权力作用效果，存在着极大被滥用风险。健康码变成无所不能的“全能码”，成为地方权力任性、专断的大杀器，不仅会严重侵害公民权利，而且会透支政府公信力。
对外经贸大学数字经济与法律创新研究中心主任许可也表示，赋码是行政行为，决定了公民的自由。如果将健康码用于维稳，是严重违法，构成行政权滥用，也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的合法和诚信原则。许可认为，现在民众默认看健康码出行，是因身处疫情而不得不做出妥协，一旦疫情结束或缓解，应恢复没有健康码限制的行为自由。
美国《外交政策》副编辑詹姆斯·帕尔默在推特上写道：“这非常重要，因为，据我所知，这是第一起健康码系统被用于非新冠的政治管控的清晰案例。”
人权基金会首席战略官阿雷克斯·格拉德斯坦表示：“我其实以为过去两年里这样的事情会更常发生。但很明显这是一个用健康码打压异见人士的分水岭时刻。”
汤森·路透基金会新闻记者瑞纳·昌德兰说：“这就是当政府控制你的数据时会发生的事：中国的新冠应用程序一夜间限制了需要健康码进入大楼和商店、使用公共交通、或离开城市的居民。”
在问答网站知乎，《如何看待外地人在河南落地即赋红码？》有1193个回答，《网传河南多名储户进入郑州后健康码变红，如何看待官方人员回应「未接到相关通知，建议先了解赋码原因」？》有2000多万的浏览量。
网民喷格拉底表示，就个人而言，给储户赋红码，阻止出行取钱，这是我今年甚至去年听到过的最离谱的事情，嗯，应该没有之一。健康码本身就是群众为了防疫，对自己隐私的一种让渡。一些不防疫的国家他们也一直为了这个事情在争吵，有人想防，但是又不愿意公开隐私用于健康码，所以健康码就很难出现。很多国人想防疫，所以愿意走“红码隔离”防疫的这条路。可一旦红码被用于防疫以外的事情，这以后大家还会相信红码吗？
网民lili说：“当你有了一个，不需要任何理由，任何证据，任何程序，就可以随意限制他人自由的工具。不用就是傻。”
网民白井黑子表示，“紧急状态”赋予的权力是如此的便捷好用。以至于没人能抵抗“让紧急状态持续下去”的诱惑。如果他们掌握了让你在某种情况下寸步难行的权力，那么下一步，他们会在想让你寸步难行的时候把你框进这种情况。征信如此，健康码也是如此。
网民维民所止引用梁启超的话说，我国万事不进步，而独防民之术乃突过于先进国，此真可痛哭也。
网民Helen说：“健康码本来就是良民证啊？想给你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又不需要什么程序和依据的咯。为什么河南红码大家都友邦诧异呢？”
网民zhongsuxiaohua表示，很多人都在感叹“万万没想到红码会被这么用”，是天真是外宾还是不记打呢？中国政府建立起一套如此完善和全面的管人系统，不这么用还能怎么用啊？
一篇题为《犯我者虽远必“朱”：多名维权储户被红码》的社交媒体文章讲述了储户赋红码的遭遇。该文章6月13日在微信和微博等社交媒体广为流传，文章随后被屏蔽删除。文章说：“这么好的手段，唐山要是早点学会了，那几个小混混哪还能到得了江苏啊？！”引起众多网民的共鸣。
作者“西坡原创”6月15日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红码防民，这是一个恶劣的开头》，文章说，这次直接为储户赋红码，自然是步子迈得太大，引起了舆论反弹。首先要看当地后续如何回应，如果不了了之，肯定会有许多地方照猫画虎、有样学样，谁还没有一批优先赋红码清单了？如果收回红码、整改、处分相关人员，也不等于健康码就一定安全规矩了。这次是赋了一批人红码，所以闹大，那么下次只赋个别人红码、黄码，是不是就不会闹大？反正系统总有漏洞的嘛，责任推给系统就好了。或者说，这样的事会不会已经发生了，但公众不知道？我最担心的还是健康码与核酸检测这两项技术的长期存在与进化升级。生物技术+数字技术，简直是无往而不利的大杀器。
文章说，当一个社会具备了大规模精准化地重新分配流动性的能力，也就是可以随时随地决定谁可以移动谁不可以移动，那么它就必须具备抗衡这种新能力被滥用的机制。我说的是机制，因为靠舆论抵御这股潮流是不现实的。舆论这只眼看不到的时候，技术的脚步就会悄然前伸，而我们的活动空间就会步步缩窄。
作者唐鹏在微信公众号“数旗智酷”发表文章《健康码：数字巫术与色彩政治》，文章说，曾有人将搜索引擎的搜索行为形容为一种祷告或占卜，每一次点击都犹如一种对神明的虔诚祈求与膜拜，而搜索引擎运算后扔出来的任何一个搜索结果，都像神灵给芸芸众生的开示。反观健康码，存在于部分城市的健康码其实已接近于这种意味，每天打开健康码就是看是否弹窗和是否变色，至于是谁在空中拨动了一下琴弦，让你的健康码弹窗或变色，没有人知道，只有命运之神似乎始终保持一种笑而不语、憨态可掬地看着你说：按照国家防疫规定，请您配合。当有人在向基层部门的居委申请解码的时候说“谁让你给我弹窗”，他们的回复是“我如果能给你弹窗，我就不在这混了”。很显然，来自数字空间的数据权力就像另一种意义的上帝——没人知道它是谁，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就在那里。
文章说，健康码不再只是一个独立的二维码，其背后包含的个人数据、社会情绪以及治理意义，已经成为一种从属于个人、但个人却无法掌控和抵抗其对生活带来的未知影响力。对“红码”的惊异与恐慌，对“黄码”所暗含的社会治理规范，以及对“绿码”“黄码”“自主切换”不可控的迷茫，这些现象以健康码的颜色正在被符号化运用呈现出来，无论对于公共部门还是对于个人，治理主体的理性与责任，和治理对象的理性与责任，都被人工智能设计的程序以及产生的结果所左右。健康码的色彩符号在疫情防控中所展示出来的权力驯服与社会公众的权利屈从，逐步呈现出一种心照不宣、不言自明的制度威信与管治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