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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0日，中国电商网红李佳琦在直播中质疑网民“有时候找找自己原因，这么多年了工资涨没涨，有没有认真工作？”引起舆论海啸，受到网民一面倒的口诛笔伐。李佳琦事件的出现背后有相应的社会现象和社会情绪做支撑，李佳琦的粉丝几乎全为年青人，在经济下行、消费乏力的当下，佛系、躺平与内卷为主，中下层的年轻人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跃迁几乎不可能，对于在这个高压时代艰难谋生的年轻世代来说，李佳琦的话无疑深深刺痛了他们，自然成为民众的出气筒。

李佳琦事件显示了在中国梦破灭时代年轻世代的困境与焦虑。2023年，是中国繁华落幕的开端，中国人正在为中共的极权主义付出沉重代价，而年轻世代在这场社会危机中受伤最深，失去对生活的渴望，失去对人生的热情，对未来看不到出路，积怨尤重，逃避、不满、幻灭乃至绝望成为普遍的社会情绪。于是每一次的恶性社会现象都成为刺激他们情绪的“放大器”，从董小姐肆无忌惮的宣称“别人奋斗的终点，是她的起点”到李佳琦的“有没有认真工作”激起的舆论海啸，莫不如是。

曾几何时，这个被称为“Z世代”的群体呈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面貌。不像于他们父辈身处经济萧条和政治动荡的时代，他们赶上中国经济腾飞的时期，出生于享受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改革开放”红利的时代，作为受到互联网、即时通讯、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科技产物影响很大的一代人，被党国的严密意识形态控制和消费主义双重洗脑，既渴望彰显特立独行，标签鲜明的个性，又为“厉害了我的国”民族主义叙事所影响，醉心于“伟大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大都成为坚定的“小粉红”。

“Z世代”的国家认同与习近平的“中国梦”息息相关。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发表讲话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此成为中共重塑合法性和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把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党国一体观念推向高潮。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封闭、狭隘、极端的价值观，在意识形态洗脑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世代也被此所塑造，敌视普世价值观念，“犯我中华虽远必诛”“此生无悔入华夏，来世还做中国人”，不断冲击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底线。

享受了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红利而产生的“中国梦”固然“正当化”了中共在内政、外交上的极端行为，同时也因其极端性而不断失去全球化、自由化、市场化红利，红利的丧失带来内部深刻的不满，使“中国梦”失去“合法性”。所以“中国梦”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其必然失败、破灭的下场。

疫情三年是中国年轻世代“中国梦”破灭的开始。反科学、反常识、反人性的“动态清零”政策而衍生出来的种种匪夷所思极端封控措施使年轻世代目瞪口呆，从而重新定义了他们的国家认同。极端封控下致经济发展受阻，年轻世代不但动辄被困家中或者学校，而且就业空间收缩，给青年带来了严重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使他们对生活和现实既感到担忧，更感到愤怒。

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疫情对日常生活的改变，年轻世代突然间发现以前所憧憬的那一切都不在了，“中国梦”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恶梦，疫情三年没有任何的青春快乐，只有没完没了的核酸检测，没日没夜的封校，无穷无尽的与社会隔绝，拼命地往上生长，却免不了被割韭菜的命运。

2022年底，清零政策在人民反对的怒吼声中终于收场了，然而“中国梦”带来的恶性后果刚刚开始，西方与中国脱钩，资金、技术、市场急速远离中国，经济举步维艰，青年人就业困难，独裁体制下又使社会流动渠道越发狭窄，年轻世代受到影响最大，受伤最深，成为“中国梦”的祭品。

今年8月，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了一项令人震惊的数据：中国青年失业率达到了创纪录的21.3%，创下历史新高，随后官方迅速决定不再公布青年失业率，为了掩耳盗铃，当局甚至发明了一个“慢就业”的新名词。而据中国知名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7月报告估算，中国实际青年失业率可能高达46.5%。这显示了中国的年轻世代在这个中国梦破灭时代陷入了严重的困境。

梦想幻灭，年轻世代现在是“躺不平，卷不起”，只能“不买房、不买车、不结婚、不生娃、不消费”,以维持最低生存标准来作为韭菜们无声和无奈的反抗。今年“人矿”一词爆红，把人矿定义为:读20年书、还30年房贷、养20年医院，从生下来就被当作消耗品使用的中国人，一辈子被剥削、压榨套取利益，最后还被买卖人体器官，是为终极“韭菜”。这是中国年青人向这个世界传递出的在这个中国梦破灭时代年轻世代的人间悲歌。

从理想的高耸入云到现在的卑微如尘埃，中国年轻世代的幻灭本身就对中共政权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对人生失望对社会失望往往是愤怒的起点，而这愤怒又经常是反抗的第一步。中国社会未来因此而如何改变，我们拭目以待。

民生观察2023年9月20日

5月12日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会议有关疫情防控工作的讲话。各边检总站和出入境管理部门，要严格执行“从严从紧”的出入境政策，“限制中国公民非必要出境活动”，“严格出入境证件的审批签发”。并要严防滞留境外人员抵边聚集、非法入境带入疫情。由此诞生了一门学问——润学，讨论、规划、鼓励他人移民，成为近一段时间中国大陆的热门显学。

随着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日益临近，中共当局一如既往地以为了保证大会安全召开为名，而在全国展开又一轮更加严酷的维稳，掀起了针对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异议群体等等的又一波疯狂监控、软禁、绑架。中共当局完全不顾一切法律条规，肆意践踏公民的信访权、言论自由权、人身自由权等等基本人权的行径，进一步消蚀掉民众对中共会议可能听取民众呼声而进行改革的任何期待与幻想。

中共官方于9月底对外报道，今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届时习近平以及中国其他领导人将讨论并制定从2021年至2025年的第14个五年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

据北京维权人士张淑凤通过推特披露：10月20日我丈夫张德利打电话告诉我：“今天我又被上岗了，六个人黑白班两班倒……”北京不管有大会、小会都是我丈夫张德利的受难日，明哨、暗哨没有一点人身自由，我还要担心我丈夫张德利的人身安全。

身处北京的上访维权者张得利先生因十九届五中全会而被中共维稳人员上岗值班软禁家中，这显示着北京全方位控制民众信访维权又进入了高峰。当然，与此相应的一切不顺从权力的异议人士、独立作家、人权律师也被严控。如作为“709大抓捕”家属的李文足女士日前就对外披露，有警察上门在未得到家属许可下冲入家门要进行所谓“安全检查”。

另有辽宁维权人士姜家文于10月18日对外发出消息：现在北京已经进入“五中全会”清场期，今天上午，辽宁省瓦房店市的访友王作香被当地维稳工作组以“协商解决问题”为由，“钓”进了瓦房店市驻京办，明天早晨的火车回去。

这说明中共当局不仅严控北京当地维权人士、异议人士、人权律师等等，而且大肆清理各地到京的上访维权者。将外地到北京的信访者通过各种手段予以绑架遣返。从各地传出的消息，许多访民已经被地方政府约谈、警告不得前往北京，有的甚至直接被控制在当地。

如“维权网”10月22日报道，辽宁省本溪市平山区的公民霍宏，因为向北京市西城区法院起诉中国银行涉嫌欺诈，现被地方政府稳控在家中，无法应北京市西城区法院通知，到该院询问缺何种证据材料，及及时补充证据材料。

仅仅由于霍宏被当地政府列入了信访黑名单，在中共五中全会前就遭致维稳，竟然对法院通知的补充材料都不允许前往北京办理，可见中共当局枉顾法制，肆意剥夺公民人权的状况。

中共当局本次五中全会全国性维稳不仅反映在对维权人士的肆意软禁上，还从中共官方媒体所报道的官员动向中可见，这次五中全会是全国性动员，全局性稳控。如陕西官媒报道《张晓强在陇西县督导检查十九届五中全会维稳安保工作》：新定西·定西日报报道10月21日至22日，市委常委、市委政法委书记张晓强在陇西县督导检查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委部署要求，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保稳定、护安全各项工作，为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从北京到外省市的维权人士遭遇绑架、软禁等等维稳控制，以及中共官媒披露地方官员为保中共五中全会的维稳举措，可以看到中共当局对于即将召开的五中全会已经实施了全国性动员，已经开动了最高维稳机制。当然，中共当局也不是今日对五中全会采取了什么特别举措，而是由来中共就对一切重大会议采取这种公然以侵害公民权利为前提的所谓维稳。

可以说，中共自从夺得大陆政权以来，一直处于高度的恐惧中，产生这种恐惧的原由当然与中共夺取政权的血腥与非法紧密相关，而夺得政权后又拒不接受现代文明的权力选举授权机制，以致使自身权力长期处于非法状态又进一步加剧着恐惧。同时中共极权为了维系自己的特权而大肆制造各种违法侵权事件，使得社会民怨沸腾危机四伏，如此一来，中共惧怕社会民众，恐惧任何抗争与民声就更显急迫。在这种危机与恐惧中，中共当局于是将维稳当作了最高政治准则，将一切的会议、节庆、外事活动都定成了需要高度维稳的敏感日。

今年以来，由于中共封锁信息而导致了武汉瘟疫全球肆虐，致使世界憎恨中共极权集团，国内民众也怨声载道，极权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由此中共更感自己灭亡临近，于是对全国民众更加严酷管控，大肆剥夺公民宪法权利，以期达到消灭一切民间抗争可能的目的。本次五中全会作为中共权力分赃会议，自然为了排除一切外在干扰而不容许民间表达自己的诉求，发出自己的声音，于是对民间采取全方位打压稳控。

中共当局为了保自己所谓的五中全会安全而不惜疯狂剥夺公民各种宪法权利的行径，揭示着中共极权统治集团拒斥民众心声，拒不考虑民众利益，拒不遵守自己制订的法律条规，决意将极权进行到底的本质。所以，外界通过中共为五中全会而一如既往的疯狂维稳侵权，可以看清中共五中全会不会有任何指向社会进步的改良，只会是为过往极权统治的加固与延续。

民生观察 2020年10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