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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交媒体哀悼胡友平和谴责中共煽动民族主义造成悲剧

    6月24日,苏州日本人学校的校车抵达一公交站台后,一名接孩子的日本女性和其幼子被52岁的周某某砍伤,苏州市民、校车引导员胡友平阻止疑犯继续行凶被捅伤,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

    苏州市公安局6月27日关于提请市政府追授胡友平“苏州市见义勇为模范”称号的公示和新华社有关胡友平离世的报道均对该事件涉及的苏州日本学校校车和其它两位遇袭者为日本籍公民的背景只字不提,也没有提到胡友平作为日本学校校车引导员的身份。胡友平伤重不幸离世,并将被苏州市公示追授“见义勇为模范”的消息传出后,“中国人勇救日本母子”,#外交部哀悼胡友平#等相关词条6月28日冲上微博热搜。

    网民留言说:“她是为了救人而英勇献身–不论被救的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一路走好!”“伟大的女性”、“人性的光辉”、“正义的中国女性”、“平民英雄”、“她保护了无辜的孩子。也守住了中国人的尊严。”“她一个人挽救了一场外交灾难。英雄走好”;“真要是把那一车日本小孩砍了,苏州就真完了。日企走了,台企也肯定跟着走”,“不仅仅是见义勇为和普通的治安事件,她以一己之力,避免了此事酿成更严重的外交事件”。

    对此事件及中共官方通告,网民认为事件的来龙去脉没能讲清楚前因后果,不清不楚、云里雾里。“我更想看看警方通报,更想知道行凶动机、过程细节等相关具体信息”。有网民写道:“避免了此事酿成更严重的外交事件,这个说法的出处可以说一下吗?”,还有网民说,“全网都在悼念,但是事情的具体情况我怎么找不到呢?有人说其实不是为了保护日本母女而是校车里的小朋友。是这样的么?”

    日本驻华大使馆6月28日降半旗向胡友平致哀。日本驻华大使馆28日发布中文微博“胡友平女士以一己之力从歹徒手中保护了无辜的妇幼,相信她的勇气与善良也代表了广大中国民众。我们在此向胡女士的大义之举致敬,愿胡女士安息。”相较中方淡化中国人行刺日本人事件,日本驻华大使馆在降半旗的宣示中,清楚地表明依旧相信中国人民的勇敢和善良,似乎有将中共和中国人民分开看待的意思。

    6月28日,复旦大学教授曲卫国在网上公开对于苏州市公安局的公示提出异议。他表示,该公示并不严格符合《苏州市见义勇为称号评定实施办法》,因此,他对该评审提出严重异议。内容是,异议一: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司乘人员的身份?异议二: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是为了阻止犯罪嫌疑人对日本学生的行凶?异议三:为什么公示不提胡友平具体去世的时间?异议四,也是最最严重的异议:为什么她够不上“见义勇为英雄”的称号?

    曲卫国教授质疑,胡友平是付出了生命全部的代价,她的见义勇为不仅在苏州市有重大影响,她的壮举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产生了重大正面影响,为什么她够不上“见义勇为英雄”的称呼。在和平时期,她够不上英雄,那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英雄?为什么普通劳动人民的一员这次就够不上英雄?

    6月28日,一名为“月半言己”的网友发帖说,“小小的公交站台,起码二十多个便衣,各种花式欺骗要把路人手里的花拿走,为了我跟娃要把花放在公交站台,跟几个便衣大吵了一架”。官媒中新网的报导印证了此事,报导称,有很多市民送花对胡女士表达哀悼,苏州高新区塔园路附近花店店主表示,今天一大早就有不少人打电话订菊花,要求送到塔园路新地中心公交站台。中共官方人员(便衣)把花收集走。自称是社区工作人员的现场人员称,“市民送来的花会统一收集,并送到殡仪馆”。苏州公民成怀山因转发日本人遇袭的消息也被警方传唤。成怀山表示,警方要求他写下承诺书,“不得关注见义勇为而牺牲的胡女士”,“不许寻畔滋事”。

    28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胡友平的不幸离世时说“这位中国女性体现了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勇敢”,对此有网友呛声道“那位凶手才像是你们长期以来着力塑造的典型形象,而胡友平则是党国洗脑宣传、仇恨教育下的一个例外”。次日凌晨,有一名微博网友称,自己撰写的一篇悼念胡友平的文章在发出几小时后便遭到删除。该文的末尾如此写道“扬眉剑出销,是时候对社媒和短视频平台上那些歪曲事实、煽动仇恨、盲目排外、愚昧无知的极端言论说不了。”

    在中共多年灌输的极端民族主义熏陶下,日本公民在苏州遇袭事件发生后,中国的社交媒体仍然出现大量仇日极端言论和以爱国主义名义为犯罪叫好的声音。有人发问:给救日本人的人评见义勇为,合适吗?知道是日本人,还会救吗?一位中国女士给苏州公安打电话,要求释放凶手,她说:“周某某是英雄,杀日本人就是杀畜生,杀鸡;我们在自己家里杀一只鸡,有什么不对吗?毛爷爷拼命打下的江山,日本人有什么资格分享我们的教育资源?”在视频网站的一段短片说道“虽然抗日战争已经结束几十年的时间,但是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早就昭然若揭。所以谁也不敢保证这些纯日本人学校,到底在干些甚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抗日神剧和官媒的多年洗脑下,种种有关在华日本学校的阴谋论甚嚣尘上,在社交媒体流传,不少博主和网民将这些学校与“培养间谍”挂钩,中共对相关内容不无纵容,甚至有乐见其成的意思。

    苏州砍人事件发生后,在网上居然出现了大量的效仿者,这些人来到各地的日本人学校门前进行监视,很多网友还在网上成立了锄奸队。在网上出现了大量支持行凶者的舆论,有极端评论说:“日本人就该死,包括妇女儿童,这不是底层矛盾,这是国家仇恨。要是哪天爆发战争,无论妇女儿童,对于日本人就要见一个杀一个,见一对杀一双。”有人甚至污蔑保护了日本人的胡友平是汉奸,要求对她的身份进行深挖和调查:“那是日本校车,她救的是日本人,凭啥见义勇为了?”并诅咒她“一路走好”。

    中共一手培育的极端民族主义泛滥成灾对党国统治已造成事实上的冲击,6月30日,多个社交平台先后发布处理挑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有害讯息的公告。抖音表示,部分账号发布一些极端和错误的言论,例如质疑校巴司机和乘客“是日本特务”等诋毁和极端言论,平台已严厉处置,关闭多个严重违规账号。腾讯指,近日有个别网民在网上煽动中日对立、挑动极端民族主义,炮制各类极端言论,平台合共处理违规内容836条、违规账号61个。网易亦指出,有个别用户歪曲、夸大事实甚至编造内容发表不当言论,例如宣扬“抗日锄奸”,鼓噪成立“当代义和团”。对于上述乱象,平台将通过审核拦截、页面筛查等方式进行集中治理,并采取删除警示、阶段禁言或封禁账号等处置措施。影片网站哔哩哔哩对违规言论展开清查,处理宣扬仇恨、种族主义等极端言论和账号,一经发现违规内容,将采取流量管控、删除违规言论、账号限时封禁、账号永久封禁并上报相关部门等一系列措施,已累计处置违规内容503条,处置账号10个。

    作者夏星繁在微博发表文章《洒泪祭雄杰:痛悼江苏苏州见义勇为英雄胡友平女士》,文章说,苏州悲剧发生的背后未见得一点征兆都没有。近年来,关于日本人学校的不实传闻在社媒、短视频平台甚嚣尘上,一些博主、播主热衷于制造传播关于日本人学校的谣言,甚至无中生有摆拍短剧。更有甚者,极端到长期蹲守日本人学校外。这些充斥着歪曲污蔑之词的荒谬信息肆虐久矣。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推波助澜者都应为胡友平之死负责。在短视频、短剧中,摆拍团队搞一块打印或手写的粗制滥造的日本人学校牌子,大人小孩齐上阵去踢馆。他们振振有词:“这里是中国的地盘,我们中国人为何不让进?”我想问问这些人:把这话说给境内任何一所正规开办的中小学,看看门卫、警方收不收拾你们。哪怕毕业了回学校去看望老师,不提前联系老师,你们看人家让不让进。

    夏星繁的文章说,那位长期蹲守日本人学校外的短视频播主自称“民间抗日锄好践行人”,冒雨监视日本人学校,“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摸清日本人学校毕业生的去向”“间谍和汉奸能否一网打尽在此一搏”。这都是些什么?这位播主是个聪明人,只负责吸粉引流,积累了上万粉丝,而那些不怎么聪明的,可能就会受其影响做出实质性极端举动。苏州通报中的歹徒周某某是个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系外地来苏无业人员。除此之外呢?他的文化程度如何,个人经历如何,常看哪些社媒和短视频账号,在网络上热衷于哪些方面的话题?明确讲,他是否受到了影响力大的百万粉丝极端账号的蛊惑?我们身边还有多少这样的人?“酒泪祭雄杰”,沉痛哀悼在江苏苏州“6·24”持刀袭击日本人学校校车事件中,为保护日本母女和车上儿童,勇斗歹徒牺牲的中国籍工作人员胡友平女士。“扬眉剑出销”,是时候对社媒和短视频平台上那些歪曲事实、煽动仇恨、盲目排外、愚昧无知的极端言论说不了。

    作者浣花溪杜甫在其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发表文章《U型锁打电话让警察放了凶手,骂胡友平是女汉奸》,文章说,不管是在官方,还是在我们这种民间的自媒体口中,胡友平都是英雄。然而,在另一群人眼中,却认为她是汉奸。一个女的U型锁,居然打了苏州的政府热线,要求释放杀人凶手,称杀人的歹徒是英雄。而且还说胡友平是女汉奸。现在的U型锁都这么嚣张了吗?以前的U型锁砸同胞的车,打破中国人的脑袋,坐了十几年的牢,都无法让这些U型锁认识到错误。现在的U型锁更是变本加厉,暴徒举起屠刀刺向妇孺,英雄挺身而出却被网络上的义和团骂成是汉奸。

    浣花溪杜甫的文章说,一百二十年前的义和团不但杀洋人,还杀用洋货的中国人。有一种蝉每隔17年出现一次,叫17年蝉,有一种妖魔鬼怪每隔60年出现一次,看到这么多妖魔鬼怪每隔60年都要出现一次,不得不感叹,江山如此多妖,害无数苍生尽折腰。如今,胡友平的死让世人知道中国人的勇敢和善良,而这群U型锁的叫嚣却又将人拉回现实,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十分愚昧无知和暴力。胡友平不常有,而U型锁常有,这更能衬托出胡友平的难能可贵。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她在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至于那个凶手,他叫什么名字?好像还没人知道,正如胡女士去世之前没人知道他的名字一样。他为什么要行凶,也没有说明,盲猜不会用精神病来当遮羞布吧?

    作者彭远文在微信公众号“往事与随想”发表文章《以真实的人抵抗虚妄的仇恨》,文章说,遇害的胡友平,她见义勇为的一瞬间,只是出于人性的本能,不会去想那些宏大的东西。你看她那张脸,再普通不过了。但唯其如此,你看到这张脸,会忍不住想落泪。这种真实的反应和真实的情感,是弥足珍贵和珍惜的。不需要“挽回民族脸面”一类话语的包装,她就是个真实的人。

    彭远文的文章说,杀人嫌犯当然也是受害者,被虚妄之物诱导失去了自我的人。这场天天都在上演的大戏中,有人是导演,有人是演员,有人是搭台的,有人是看戏的,而他,入戏太深,难以自拔。无数的人像他一样成为受害者,他们是“信息上的贫民”,有可能生活上也不宽裕,他们不应该遭此荼毒。我们要分清谁是始作俑者,谁是操盘手谁是受害者,爱该爱的人,恨该恨的人。大胆说一句,如果没有那些仇恨教育和宣传,如果让舆论市场自由生长,不出五年,顶多十年,我们的仇外情绪可以减少九成。我不认为这是一个过于乐观的判断。因为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更接近胡友平。

    作者张丰在微信公众号“风声”发表文章《致敬胡女士,因为她忠于普通人的信念与常识》,文章说,在任何一个国家,胡女士的行为都应该受到称赞。对此,我们这个社会必须阐明立场:不管是中国孩子还是日本孩子,都应该受到保护。

    张丰的文章说,通常的安全教育,会强调人遇到危险时先保护自己,并及时报警,而不是鲁莽地冲上前去。这成为普通人的意识,并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不顾生死去当英雄,但是也正因为如此,一个社会也永远需要英雄,总会有人选择挺身而出。在这个意义上,胡女士当然就是让人敬仰的英雄,她是普通人,又克服了普通人的局限。这是我最钦佩胡女士的地方:如今我们都在赞叹她的勇敢和正义,而她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并不会谈论这些。她并不是出于什么“伟大意义”而行动,而是基于普通的人性:是爱和责任,让她变得勇敢。她忠于普通人的人性、常识和信念,而不是那些宏大的观念。这就是胡女士给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普通人的人心是善良的,也有勇敢的可能。我们不要对人心失望,面对网暴,我们也不要轻易退让。如果我们能够勇敢一点,就能距离胡女士更近一些。

  • 万梗节现实主义批判狂欢引爆社交媒体

    从10月28日到11月1日,在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的万圣节聚会活动,引爆了中国网络,新浪微博、抖音、微信视频号等社交平台被上海万圣节的各种装扮刷屏,大批年轻人身穿“脑洞大开”的服饰在上海街头狂欢的照片和影片席卷了中国社交媒体,多个与“上海万圣节”相关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上海的万圣节活动成为了中国大陆互联网上最激烈讨论和传播的话题。

    与欧美国家万圣节仅围绕恐怖惊悚主题不同,在四天时间里,上海这次的街头狂欢年轻人热情拥抱万圣节,把这个最初的西方传统变成了独具中国特色的东西,进行了巧妙的本土再造,出现了更宽泛的视角、更多有创意的形象,将“万圣节”玩成了反映生猛现实的“万梗节”,成为民众的现实主义批判狂欢。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感慨“上海万圣节可比西方有意思太多了”。

    不少年轻人将装束与当前政治、社会议题联系起来勇敢表达,直接触及了中国当局的敏感区。一个女人在她的衬衫上贴满了A4白纸,直指去年底爆发的中国白纸运动。有人打出了“我在上海很想你死”的牌子,这句话被网民解读为李克强去世后民众对习近平的隐晦诅咒。旁边还有一位女孩颇为配合的将自己cos成了祭奠花圈,最终两人被警察拦下没收道具并训诫。一位参与者打扮成著名作家鲁迅,手拿“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纸牌,在人群中背诵起了鲁迅写过的文章,鼓励年轻人发声:“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这时警察开始阻止他讲话,将他赶走。

    一位参与者办成了满脸愁容的被告乙方。另一位参与者胸口贴着一张不断下跌的上证指数的海报,手拿一把韭菜自比,调侃自己被当局反复收割。一位参与者装扮成了电影《霸王别姬》人物程蝶衣,胸口挂着一张写有“打倒程蝶衣”的牌子,表现其遭到文革批斗的电影场景,政治讽刺意味不言而喻。有人在头上套了一个巨大的摄像头模型,站在两名执勤警察的身边,影射无处不在的大数据监控。

    嘲讽或隐喻疫情期间上海防控的“恐怖”打扮也广为流传,多人身穿“大白”防护服,手持巨型棉棒,或身贴核酸亭的图片,外放“勤洗手、戴口罩”的声音,跃跃欲试要给市民“做核酸”。有不少市民扮成仍在加班的“996社畜”出行;有人身上挂着讽刺延迟退休政策的标语:“2070年,我终于退休了”;亦有人将写着“我在公司很想死”的路牌贴在头顶。还有参与者调侃经济状况不景气,有人装扮成医学生、文科生、建筑学专业学生等中国就业市场上目前承压巨大的行业人士,手拿金属碗和用来讨饭的二维码。

    这样的场景造成中国网络的轰动。网民们为上海的多元文化叫好,指出这是当下年轻人难得释放压力的机会。有网民表示,这哪是万圣节,这分明是万梗节;有网民说,这个世界逐渐变成了我喜欢的疯癫的样子。不少网民留言“该说不说,都是人才”“怪不得习子老是想禁止过洋节”“另类的表达方式表达同样的不满”。微博博主“呆若木一”在一则受到上万点赞的帖文中写道:“上海万圣节的变装表面看是一场狂欢,但太多变装的背后都是普通人心里的一块伤,终于有机会在特定的日子里拿出来宣泄分享,是一座座普通人的孤岛在此连成了陆地,足以让我们确信,我们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孤单。”

    在知乎,《如何评价今年的上海万圣节?》吸引了3846个回答,超过2000万的浏览量。网民eric回答说:“这何止是万圣节,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讽喻节。”Arbeitmachtfrei回答说:“从前是机械模仿,这一刻超越了所有西方万圣节,民族特色鲜明,黑夜中一闪而过的亮星,一时间给我一种「这里仍有希望」的感觉,不知这是不是一种错觉。”网民“总难免道听途说”回答说:“那些人总是在你提出问题之前否定这个问题的存在这是自由化最甜的一端,但愿不要有人把它当成全部。我没有资格去鄙视任何人,我只是看到了一个历史进程中非常眼熟的一幕,尽管问题本身包含着更多问题,但总是有蠢货会捏着某一点大放厥词。”

    最终上海万圣节在官方急推的“交通管制”中落下帷幕,上海万圣节的网络相关内容也受到审查。不少五毛带节奏,认为万圣节是“外来文化渗透”,指责这些年轻人“崇洋媚外”。对此,有网友在知乎上发问“你觉得2023年上海万圣节会是最后一届吗?”有网民回答说:“只要城市的精气神还在,万圣节有没有不重要,xx了万圣节,还有无数的节。更有网民直指问题核心:“会与不会,取决于支持上海万圣节的人们,打算为了这个节日付出多少。一件东西的价值,就等于与之交换所承担的成本。对上海年轻人来说,万圣节究竟是什么?代表了什么?有多大意义?如果你所拥有的东西轻而易举被别人拿走,而你无所作为,那这件东西就真的谁都可以拿走。”

    前南方都市报记者魏春亮在其微信公众号“魏春亮说”发表文章《我可太爱上海的万圣节了》,文章说,新一代年轻人的意识形态非但没有毁掉,他们非但没有被渗透,还对西方的节日进行了创造性地本土化改造,让本来陈旧的节日焕发出了新的活力,属于中国人的活力。上海的年轻人,根本不屑于万圣节小孩子那套trick or treat的幼稚把戏,也不搞什么莫名其妙的南瓜灯,他们出手稳准话,抓住了“变装”这个精髓。变装成各种鬼怪,都不难想象,让上海的万圣节区别于任何其它地方的万圣节的是,他们把“梗”融进了变装中,让上海的万圣节成了一个青年亚文化的狂欢节。

    魏春亮的文章说,这是一场“梗”的大狂欢,是“梗”的实体化和现场化。那些以前只以表情包、短视频、段子形式存在的“梗”,突破次元壁,走进了现实,成为人人可以参与的表演和互动。这也是一种新的精神面貌,一种新的娱乐方式。它纷繁复杂,又百无禁忌。大V@呆若木一说得好:在这时候许多人会比以往更深刻地意识到,一座城市的灵魂永远不是璀璨的霓虹、遍地的高楼大厦,而是这座城市里生活的人们哪怕再辛苦也能苦中作乐、真诚热烈、多元包容、鲜活叛逆的生命力。而这样的生命力,正在用松弛的姿态,快乐的宗旨,包容的胸怀,百无禁忌的胆量,创造一种新的未来。

    作者张3丰在其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发表文章《上海万圣节:一个城市的治愈》,文章说,狂欢和娱乐之中,仍然有一些严肃的东西:这个城市和它的年轻人,需要甩掉包袱,实现某种救赎——万圣节就是一次“自我疗愈”。去年给上海留下的创伤,可能比想象中要深刻得多。解放日报的一个公号发文章呼吁宽容对待万圣节游行,“上海以治理能力着称,相信上海。”经历了去年的疫情,这样的话看上去无比苍白。

    张3丰的文章说,对个人来说也是如此。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真的从惊骇中走出来了吗?那些在街头狂欢的年轻人,cosplay是一次短暂逃离的机会,等到天亮,还是要去上班。这样的“逃离”,其实会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处境,看看伤口有没有愈合。

    作者手纸在其同名微信公众号发表文章《上海狂欢:当“万圣节”成为“万梗节”》,文章说,今年的上海万圣节,引爆了社交媒体。在无形之中,本届上海年轻市民轻松完成了西方文化的本土再造,以往浓郁的西方元素全部换成了东方本土的日常元素。更令人拍案叫绝的是,几乎每一次出场都是日常生活的绝妙玩梗,以游戏的精神,走向了对生活的复仇。

    手纸的文章说,上海市民以肉身为基座、用服饰为象征、借玩梗为表达,轻松而又戏谑地完成了常态规则下欲说难言的抗议论辩,依然可以视作“不给糖就捣蛋”的街头表达。曾经代名词为“十里洋场”的上海城池,当年轻人不再借助轻松的西方元素,转身采用戏谑冒犯的东方符号和心照不宣的日常写照:原本单纯用于欢乐放松的节点,被用于现实感受的利刃刻画。除了节点时间是洋货之外,广为流传于社交媒体的几乎都是国货,万圣节被挪用成了万梗节。

    手纸的文章认为,这些年来,喜剧电影里本该拥有的笑,离场了,断货了;综艺节目里本该存在的笑,净化了,尬场了。当日常生活所需要的笑逐渐消失,这本身就是对日常生活的巨大冒犯。毕竟,近些年来的笑之离场,已然并非好不好笑,实则指向的是能不能笑,我们迎来了“笑果自负”的尴尬局面。本届上海万圣节,将原来的恶作剧精神蜕变成了冒犯的艺术:当舌头被管辖之时,肉体进行现身说法;当剧场不再发笑,街头开始形成表达。这或许是未曾预料的现实。没有公共层面的共情,没有公共话题的借喻,上海万圣节的狂欢就只能是上海街头的狂欢,更不可能席卷社交媒体的话题讨论。无论是现场的扮演者,还是网络的传播者,都在心底暗暗借助这股怪力乱神,意欲刺杀着现实的庞然大物。只不过,当我们在发笑之时,恰是因为我们隐于心底的悲凉。毕竟,击中人心的喜剧,真正的内核往往是悲剧,是上海街头捣蛋鬼们和社交媒体上的你我等人所念想的——那颗本该拥有却不知所踪的糖。

  • 每一个汉语都在沦陷

    7月13日,社交媒体微博和B站发布公告声称,将加强整治“谐音字、变体字”并鼓励检举。微博的通告称,为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站方将对站内利用谐音字、变体字等“错别字”发布、传播不良信息的行为进行集中整治。包括加大对利用“错别字”借机信息的排查力度等。

    中国的网民人数说全世界最多的,而中国的网络也说全世界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由于中共对国民言论自由的言论采取了限制的限制手段,以维护中共的一党专政统治,导致中国的网民受到严厉的言论审查,不但动辄所发言论被删除或者因触犯禁忌而被屏蔽甚至封号,更有可能因言论而被捕获罪。

    因此,中国网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应对网络审查,使用只可意会的大量谐音字、变体字来代替禁忌字眼,避免触发审查机制。最常见的就是“zf”代表“政府”;“jc”,代表“警察”;、“民主”成了“MZ”、“人权”拆成“人木又”,“目田”用来代替被“砍了头”的自由。

    可以说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都耗费在和中国共产党的审查机制博弈上,如履薄冰地寻找仅存的言论缝隙,事实上即使作者意图尽量让读者明白他所说的是什么,但由于极权主义每一天都在制造灾难,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让中共专制认为是敏感的事件,很快代表这些“敏感”事件的汉语立刻成为敏感词,审查机制每天都在更新,那么谐音字、变体字亦每一天都在更新换代,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一天不上网,就可能第二天发现看到的每一个汉字拆下来都认识,合在一起就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了。甚至连单个的汉字都不明不白就成为敏感字,在网络上最有名的例子就说“杀”与“翠”字的遭遇。

    2022年2月,《网易新闻》平台下的自媒体“阿拉故事会社”刊发的一篇文章《在一晚连口62人后,他把自己也口死了》,内容是在讲述一起韩国史上最重大杀人犯禹范坤的故事,因为中国的审查机制,文章不仅把内文的“杀”改成“口”,就连原本的标题《在一晚连杀62人后,他把自己也杀死了》,也都改用“口”字代替。

    于是,在文章里,出现诸如“禹范坤已经口疯了”、“口疯了的他已经忘记口的意义,见人就口”、“禹范坤狂口之夜”的哭笑不得的文字,让一个悲惨的社会事件变得超滑稽,于是网民纷纷留言“把我也口了吧”、“大口特口了”嘲讽。

    2021年的“翠”字成为敏感词更搞笑。仅仅因为“翠”字拆字为“习习卒”,于是成为大搞个人崇拜的中共官场的禁忌,从而成为敏感字,这下连翡翠也不能说了,所以不明所以的网民在看网络社交媒体的翡翠买卖时,都对“翡C”莫名其妙,从而引发网络“习近平死两次”段子的热传。这与雍正四年礼部侍郎查嗣庭遭严谴、被处决的文字狱“维民所止”暗喻雍正帝被“砍头”有异曲同工之感。但是“维民所止”事实上是一则民间编造的故事,属于20世纪“发明”的清朝“历史”之一,而习近平治下的“人民共和国”制造了大清专制王朝都望尘莫及的文字狱故事,而我们正在经历、见证此必会载入史册的时刻。

    同样的,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没有经历此对汉语的大浩劫。几千年约定俗成的成语、词组被扭曲、被涂抹、被错传,这是汉语的浩劫,更是文明的浩劫,因为语言从来不只是语言,而是民族的根,是文明的载体,中国共产党口口声声要复兴“中国梦”,事实上是挖了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5000年来最不孝的子孙。当然,中共崇拜的祖师爷是马列斯,是众所周知的“黄俄”,是不是挖中国人的根才不是这些数典忘祖的“黄俄”考虑的事。

    根据媒体报道的信息,仅仅在2019年,位于北京、承包其它公司网络审查工作的“博彦科技”,四千多名员工日夜浏览和审查网络内容,其监控服务应用就收录了十多万个基础敏感词和三百多万个衍生词。

    于是,一个5000年历史的,承载了先民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汉字,居然有三百多万个词汇是不允许在网上流通的。一个5000年栉风沐雨,薪火相传的民族今天仅仅因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一家一姓之私而被刨了根,随波逐流,和光同尘。

    而现在,即使是谐音字、变体字亦成为言论审查的整治对象。中国人的母语从没有如此刻的退化。

    中共专制下,每一个汉语都在沦陷。

    民生观察 2022年7月21日

  • 大V连岳“离岸爱国”遭热议

    中国社交平台微博4月28日宣布,将会在所有留言和已验证个人帐户上,注明用户所在的国家或地区,做法却让中国的网民意外发现,不少标榜在外国生活的网红其实都身在中国大陆,而不少标榜自己为“爱国”的演员和网红,都被标示身在中国大陆境外。

    一些被视为“爱国艺人”的演员,帐号被标示为在中国大陆境外,包括拍摄《战狼》系列电影的演员吴京,他的位置被标示为“泰国”。多次针对不同批评中国声音的“帝吧”网军,属地也一度被标示为“中国台湾”,之后变成“中国香港”。很多原来标榜在海外的境外媒体都在国内,原来是他们在批量制造假新闻,而很多专注正能量传播的爱国大V们居然又在国外,活生生是在表演离岸爱国。

    其中,引起网民反响最大的是著名网络红人(又称为“大V”)连岳被标示为在日本,网络顿时炸开了,事件出现在热搜上,从自由派知识分子到普通网民的质疑和批评铺天盖地。

    连岳,当今中国最活跃的专栏作家之一,号称“王小波门下著名走狗”。1970年出生,原名钟晓勇,福建长汀人,现居厦门。原《南方周末》记者,现为专栏作家。先后在《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城市画报》、《第一财经日报》、《外滩画报》、《上海壹周》等媒体开设专栏,获得德国之声主办的国际博客大赛2007最佳中文博客,曾被认为是自由派名声显赫的“公知”。

    从自由派“公知”到“爱国正能量”贩卖鸡汤赚钱,到今天被自由派公开唾弃,连岳的人生印证了“有知识的恶棍是最恶的恶棍”这句民间评语。

    连岳近年摇身一变成为知名爱国大V后,时常批评美国、日本,还呼吁想移民去日本的人:“别去,你迟早会被类似奥姆真理教的人毒死”。连岳曾经的一篇鸡汤文这样表述:“我活了半辈子,这个问题前几年想清楚了,我自己,肯定不会移民离开中国的。”但连岳4月29日发文的IP属地显示在日本后,有网友留言质疑:“在您的描述下,中国这么好,您怎么抛弃他去日本了?”连岳回称:“这?旅游不行?”连岳的回应随即遭网友打脸,指日本发生疫情后根本没开放旅游签证;他随即再发文改口称去日本看病,领的是医疗签证,还强调下个月就会回到中国;“我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这一点永远是确定的。”尽管许多小粉红仍表态力挺,但连岳这次彻底翻车,众多针对他的嬉笑怒骂文已传遍中国社群。

    网民Last_Classroom8750的微博说,反日是工作,赴日是生活。网民神圣午睡的微博说,没有什么比连岳居然在日本更讽刺的了……这真是:爱国文章赚流量,鄙视西洋笑东洋。教化粉丝别乱跑,自己偷偷变连桑……​​​

    网民NoManchin的微博说,连岳唯一相信的就是利己主义,无论当公知还是当正能量大v,都是顺形势而变,永远是在割韭菜。补充一点,连岳的利己主义不仅是演戏和割韭菜,和他自己的信仰方向某种意义上是可以统一的。他认为,每个人做出最利己的行为,不仅有利于自身,同时也是社会的最优解。从公知到正能量大v看起来转变很大,但实际本质是从无政资到极权资,作为利己主义的核心没有发生变化。

    于无声的公众号文章《连岳——爱国园林里一条变色龙》说,说起因连岳老师言论引发的网络舆情,有几件事不得不提。关于本轮上海疫情。连岳在他的《说说上海疫情》中讲到:中国这两年的胜利,既控制了疫情,又保住了经济,靠的就是这个。其他国家想做,但做不到。中国是战胜国,要自豪。这点说明什么?说明作战时必须听司令部的,司令部的命令在哪里?在《新闻联播》里,两年来,包括这次上海,对疫情的判断、决策、方法,是中国最顶尖的专家、最实干的官员,每天消化大量的专业数据与实际事例后得出的,在科学性与可行性上,他们最强,明明白白告诉你结论,没比这更踏实的。

    于无声的文章继续说,说真的,我能从他的整篇文章里感受到满满的正能量和替国家分忧的拳拳之心。可我看不到有一个字是为普通老百姓说话的。他的心里装的全是大局观,丝毫容不下小百姓。上海疫情中发生的那么多个体悲剧事件,在他眼里一文不值,不值得记载和发声。不是他没看到,而是他知道发那些不符合主旋律,不安全。真正老百姓受的苦,他视而不见,因为为那些人发声会影响他的公号安全,会影响他的爱国生意。难怪有人说,此人兽化已好多年,只是没想到现在已经变本加厉。有人说,在最无耻的知识分子的竞争中,连岳终于领先李子阳一步了。还有人说,书读到狗肚里去了的,连岳是典型。

    于无声的文章还说,连岳从记者出道,赶上了当时媒体届兴起的潮流:反思与批判。所以连岳那时的文章有着浓浓的“公知”风格,写下了不少有情怀的好文字。之后下海,特别写了很多女性情感专栏后,就开始强调“好观念”。他说道:“要让我的读者有所得,他们看了我的文章后,心态与生活变得更好”。生活要变得更好,可以通过买他的推销的东西来实现,心态要变得更好,就需要他灌输的“好观念”。这么多年,他的“好观念”越来越清晰,总结为最核心的一句话就是:只要能赚到钱,就是正确的。因为这个核心,他变成了一只地地道道的变色龙,时刻跟着风向和环境改变,为了这个核心,他可以心口不一,可以前后矛盾,可以被网民和事实啪啪打脸而不知痛。他可以全盘否定自己的从前,转180度大弯还站得稳稳当当。所谓的正直(Integrity),良心,在他心里都已经一文不值。

    于无声的文章最后说,他早已不再是当年那个为了某些公共问题而发声的连岳了。他现在只对卖货有兴趣,也对自己卖货的能力感到相当满意。他的公号每篇文章光靠赞赏收入,就超过了当初同一战壕里的很多“老朋友”了。再加上每天后面6、7条广告,爱国生意果然做得风生水起。连岳的微信公众号影响力巨大,他靠贩卖好观念来收获粉丝,靠带货和打赏来收割韭菜。凭着一张精致的道德面具和与时俱进的正能量,谈笑间连岳已经实现了他很早就在追求的财务自由。自由,对他来说早已是另外一个定义了。

    明哥在路上的公众号文章《人在日本,刚充满爱国正能量。是连岳,还是岳不群?》说,连岳从纸面报刊时代从事记者行业起家,再进入PC互联网时代成为专栏作家,最后挟余威闯入自媒体时代,一直火爆了30年。一开始的他,是个自由主义者,兜售极端自由主义,树立了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形象;再然后,成为居家少妇、少女们的心灵灯塔,开启问答专栏,输送心灵鸡汤;不解决实际问题,专门从事心理按摩工作;中年油腻后的他,化身为催促生育、充满爱国正能量的不惑大叔,专门矫正来信读者的三观。他不但出书,还以自己的名字开设了微信公众号,聚拢了几百万的关注者。直到昨天,他的真实面目,才第一次暴露在众人面前。原来,连岳的外表下,藏着一颗岳不群的心。

    文章继续说,他完全没有必要如此拙劣地辩解。他完全可以学习下司马南、陈平、张维为、金灿荣……等人,这么说:因为太爱国了,但是身处其中感受不到这里的好,要跳出国内,到水深火热的日本,找一个远距离的外部视角,来比较、验证自己祖国的好,在日本待得时间越长,对邪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痛恨就越深了,就越发感受到了国内的完美……他一直以来,不就是以一种心灵鸡汤的话术,这么给读者们洗脑的吗?这么一表达,既显示出他诚挚的正能量,又散发出一种「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无畏献身精神。那些被他专注洗脑30年的读者,不就爱吃这一套吗?到时候留言区又是一片感动、流泪、夸赞的声音。

    文章最后说,所以,我既想戳穿他阴阳人面目,又为沉迷于他的百万读者感觉到心痛。如果一个人知道了自己的偶像、导师,竟然是个两面做派的伪君子,把自己当做是收割的韭菜后,往后余生,他还能相信些什么呢?

    海边的西塞罗的公众号文章《人在日本,刚爱完国》说,连岳他们这一代互联网写手,是最到了中国互联网写作红利的那一批人。他们在我这个岁数的时候言论口径相对比较宽,所以很多人成了自由派,说了很多今天看来一定会404的话,赚足了原始积累。

    文章说,等到中文互联网界风向大变,口径日紧了,分道扬镳的时候就来了——有的人,坚持当年那个风格,渐渐主动或被动的“归隐”了。有的人,成天在网上发发今天吃点啥、喝点啥的日常什么的,因为读者基数太大,也能混个几十几百打赏。还有的人,像连岳老师这样,直接“君子豹变”,反向收割另一波流量。于是他们依然是时代的弄潮儿。于是大家猛然发现,其实虽然当初写着相似的文,但本质上,他们其实不是一种人:选择第一种的愣人,第二种的是常人,连岳老师这种第三种人,是商人。

    陆火Media的网易博客文章《做“爱国生意”作家连岳被发现人在日本,他的生意还能持续多久?》说,在互联网上,连岳一直是个很活跃的人。他喜欢和网友互动,给网友写回信,把前来咨询的粉丝们心里那点拧巴和皱褶抚慰得妥妥帖帖,关键是调子起得也高,动不动上升到家国、天下和星空。连岳老师以前说过的话,倒也不是全都不可信。那就是,对他而言,赚钱的机会,确实更多在中国。他的这门生意,就是“爱国生意”。他是否真的“爱国”,我觉得需要打个问号。但他此刻在日本,用中文写作,挣着中国人的钱,这可以打个句号。

    邱开瑁的公众号文章《连岳在日本,正是做爱国生意的好地角》说,看连老师急得!渣男惯用誓言句型都甩出来的——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连老师虽然活着,不也鬼话连篇地活见鬼嘛?连老师饶了中国吧!做鬼用不着国籍,鬼的零部件不用完全国产化,别活着就赚死鬼的香火钱算是恪守了职业道德底线吧。

    邱开瑁的文章说,我与大多数网友的意见不同,认为爱国生意没有属地管辖,不受地域限制。这生意贩卖的是概念和情怀,属于虚拟产品,没有发货地和货物到达地,不用集装箱等运载工具,所以,爱国生意不需要属地营业执照。从经营环境来看,日本更是经营爱国生意的旺铺好地角。离别和距离是产生思念的物理条件。跟祖国生活在一起,锅碗瓢盆难免发生碰撞,日常生活的龌龊是爱情的天敌,何况爱国!爱国需要更纯洁的感情,脱离了现实的纷扰,找一个清静的地方深深地思念祖国,不更激起爱国之苦恋吗?君不见那些离岸爱国者眼睛里包含的热泪,是对祖国爱得太深沉了!因为离得远才爱得深嘛。就像《西厢记》里的戏文:“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莫道男儿心如铁,青楼梦醒眼中血!”

    文章还说,爱情包括肉体的拥有,但以爱的名义从事皮肉生意是卖淫。同理,爱国是美好的感情,做爱国生意也是一种卖淫。说连岳老师做鸡汤是不准确的,他直接是做鸡的,是做爱国生意的老鸨子兼头牌,才没闲空做鸡汤呢。别说连老师去日本了,就算定居毛里求斯,我也相信他是为了爱国。爱国生意做到这个份上了,让人荤然起敬哦!

    hgao的公众号文章《连岳:我负责以身试毒,你们负责爱国》说,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之后,连岳说了这么一段话:疫情之后的中国,有两点要反思:一是对那些贡献生产力的企业家好一点,他们才是国之根本,减税降费相当于提升生产力,应该当成长期的国策,不能干杀鸡取卵的事;二是别再用纳税人的钱养一堆作家了,别以为养着他们就自然是你的吹鼓手,更大可能是享受你的待遇、福利与特权,还要搏一搏反体制的美名。自信一点嘛,做得好,正常人自然会夸你,正常人是多数。

    文章说,这段话在当时惊醒了很多人。确切地说是“搏一搏反体制的美名”这句话。如果对当时的时事有关注,你应该能猜到他所指的人是谁。没错,是作家方方。骂方方没问题,当时很多人都骂她。但连岳骂就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就是靠“骂体制、反体制”出名的。他当年在《南方周末》等南方系媒体写专栏写成了一个名声显赫的“公知”。而他正是凭借此身份出圈,吸粉无数。

    文章还说,近年来,社会氛围风云突变,“公知”被迅速污名化,“爱国”成了最佳的流量生意和收割韭菜的手段。见微知著、嗅觉灵敏、身段敏捷的连老师摇身一变,改头换面成传播正能量的大V。网友说:连岳在当年厦门PX事件时发声,被誉为“当代鲁迅”,现在已经进化成“当代郭沫若”了。“搏一搏反体制的美名”一文是连岳的一个重要转折节点。连岳趁此机会干脆赶鸭子上轿直接亮明自己的转变,顺势与“公知”身份切割。不再遮遮掩掩,彻底放开之后,后面吹捧体制的“正能量”文章连岳写得越来越得心应手。

    知名网络写手王五四在2021年9月发表于已被封号的公众号“默存格物”的一篇批评连岳旧文在热议下也被网民重新不断转发,这篇名为《圣人连岳》的文章说,连岳才不会管什么根的问题,他早已彻底虚无,一个彻底虚无的人是不会要什么根的,他只要他的生意,他不会管那些自由派怎么看,他认为自己比他们有钱,而有钱就是成功。如今五毛也内卷得厉害,要守住自己的生意,就必须更大幅度地撅起屁股,高点,再高点,没事,再试,总能卖下去。粉丝说他是圣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不过他不配称大盗,他更像个小偷,偷他的过去,塞进他的未来中,他不需要自由,只想背着他的梦,一步步向前走,他给的永远不重,永远粉红。

  • 漫话人权·推特战记

    编按:社交媒体Twitter日前宣布关闭大量中文帐户,因有证据表明这些帐户是受到中共支持,它们主要针对香港近期示威进行虚假宣传。另一方面,当局不仅封杀网络讨论香港言论,将“反送中”甚至“香港”设为敏感词,而且公然传唤、威胁、拘押表达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推友们。

  • 我们都有精神病

    关于社交网络焦虑症,和我们真正应该担心的、比它更让人担心的事。正因为你是通过社交网络看到这篇严肃讨论的文章,从某种程度上说,你对它的态度间接反映了这种“症状”的轻重。

    我们的周围,似乎没有人能够幸免,大家能做的就是接受这样的结果:没有人躲过去,我们都有病。

    不管你是否承认,社交媒体确实没有一开始那么令人愉快了。就连只是普通用户的你都会在发布前反复确认早就编辑好的文字:有错字吗?我这个表达合适吗?我是不是政治不正确发出去、之后被喷子喷了怎么办?

    过度的自我审查有时真令人厌恶,但你更担心的是:不这样做就会被人揪住错处嘲笑。或者,更糟糕的是,根本没人关心你到底说了什么。

    今年五月,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 (Royal Society for Public Health) 和旗下组织青年健康运动 ( Young Health Movement ) 共同发布了一项关于社交媒体对青年人精神健康影响的调查。结果显示,1500 名 18~24 岁年龄段的调查对象在使用 Facebook 、 Twitter 、 Instagram 、 Snapchat 和 YouTube 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曾受到过精神伤害,导致自我认知不足和焦虑感。

    其中, Instagram 对使用者产生的负面影响最严重,Snapchat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影响次之。

    “有趣是我们发现 Instagram 和 Snapchat 对人的精神产生负面影响最大,而这两个平台都非常注重个人形象,看起来这可能加剧了他们自卑和焦虑感的产生”,皇家公共卫生协会的行政长官 Shirley Cramer 在接受《卫报》的采访时说。

    这项调查公布后,《金融时报》也在 6 月初对此进行报道。除此以外,在谷歌上搜索“社交媒体焦虑”,有超过 190 万条的相关新闻报道,尽管到目前为止,这个词并没有统一的官方定义,但它的症状和影响我们并不陌生。

    你可以说这些网站你“没有听说过”,或者“该页无法显示”。但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这种吐槽实在是个很老的梗,请不要重复给我听了。即使这些调查是针对那些“看不到的网站”,其反映的问题同样发生在我们的社交网络中。

    2 月中旬,GQ 英国版的网站刊登了一篇名为《社交媒体是如何用每一次的发布毁了你的生活》的文章,总结了 13 种会让你在使用社交媒体时感到失望的行为,以下 6 条都和焦虑有关。它们分别是:

    加剧“失业”风险

    发条抱怨工作的状态当时是挺爽,但之后……小心你的发布成为证据。

    你不再神秘

    社交账号都快成“犯罪现场”了,想一下当某人得到了你的社交账号,那么很有可能在你们约会前,他会滑到时间轴上最早的那条记录开始翻看。你以为那些早成了历史,但别忘了互联网时代最不缺的就是挖坟。

    你的自拍管理几近失控

    谁都爱自拍,但放几十张同一个背景的自拍照还是算了。

    你的赞出卖了你

    有时尽管你不用文字表态,但你的赞真实地反映了你的内心。

    “数字”担心症

    为什么这条发出去都快 1 小时了还没有评论,就两个赞而已?是说错了话?配图无聊?还是有错别字?终于消息栏里又有了提示,点开一看是来自妈妈的赞和一张微笑的表情评论。
    痴迷于“惊喜”

    不管是身边人还是社会里的新鲜事你都想知道,对你来说比剧透更可怕的,是网上流行的梗你最后一个才知道。

    前五条涉及到社交媒体形象管理,除非是寻求帮助,否则很少有人会在社交媒体上展现他们真正糟糕的一面。毕竟不是选秀节目,谁会抢着卖惨?但除了少数人,大部分人的真实生活并没有太多值得说道的事,所以尽管你可能没意识到,但塑造和管理虚拟形象无形中就会让你焦虑。

    Snapchat 创始人埃文·斯皮格尔(Evan Spiegel)在时代杂志的采访中提到:“网络世界允许我这代人幻想自己是独特的。你可以选在毛伊岛度假,成为那个收集美好时光的人,但现在线上和线下之间的生活界限消失了,所以 Snapchat 正全力打造另一种认知的世界就是,在那儿你的周五就是穿着运动裤,盘腿坐着吃麦片,这是可以的。你完全可以做自己,而没必要无时不刻在度假或者一直很好看。 ”

    就像你刷朋友圈一样,总是会有一类人——他们似乎永远在旅行聚会交朋友。社交媒体带来的、塑造完美生活的压力,使得有阅后即焚功能的 Snapchat 的使用比率正在上升。据尼尔森数据显示,社交媒体的主要用户即18 到 34 岁年龄段人中 ,53 % 人平均每天要打开 Snapchat 18 次、总共约30 分钟。

    而这和“痴迷于惊喜”一样,都是“FOMO”症状的一种表现。FOMO 意即 “错过之恐”(Fear of Missing Out)。指担心错过社交媒体上各种正在发生的事件,一种对缺席的恐慌和信息成瘾,也是产生“社交媒体焦虑”的原因之一。

    2004 年 Patrick McGinnis 在哈佛商业学院的期刊 The Harbus 的一篇专栏里首次提出这个词,2013 年被加入牛津词典。这种症状的典型表现就是手机成瘾,沉溺在刷新鲜事的即时满足感中。即便只是关上屏幕几分钟,也会焦虑不安。

    当然说回社交媒体焦虑,对于使用微信办公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工作群里突然弹出的“XX在群聊中@了你”,更令人焦虑的了。

    然而通过社交媒体摄入有效真实的信息,并不会让你焦虑,只有当有效信息流和广告、虚假新闻、骚扰冒犯性言论等垃圾内容混杂出现时,你才会因被频繁刷到的无效信息包裹,或者是被遭到恶毒言论的霸凌,而感到心力疲惫继而产生焦虑。

    为了减少这种无效信息到达用户的概率,去年 6 月Facebook 开发一个新的文本理解引擎 Deeptest 来帮助机器在特定文本中理解单词含义, 8 月 Facebook AI 实验室 FAIR 又在 GitHub 上将研发的文本分析工具 fastText 进行开源。这两个工具的作用之一就是识别骚扰信息,帮助平台过滤并删除营销广告等垃圾信息,让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环境更好一些。

    Instagram 受到 Facebook的启发,也推出了一款能过滤不良信息和恶毒评论的 AI 系统。 与此同时,Twitter 也正在开发类似的功能,来识别用户发出的冒犯性和误导性的内容。

    而曾帮 Twitter 建立机器学习系统来识别仇恨言论的 Thomas Davidson ,指出 Instagram 推出的这个系统虽然很聪明,但机器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无法在特定语境中识别具体的文本含义,因此很可能删除无害甚至有效的信息。

    当 Instagram 的创始人 Kevin Systrom 被《连线》杂志的记者问到,是否曾困扰于该系统的过度攻击性导致屏蔽本该显示的消息时,斯特罗姆的回答是:“其实问题是,当所有真正糟糕的东西都被屏蔽了,出现这种误差幅度还值得吗?我们并不是在遏制言论自由,也不是阻断朋友间有趣的对谈。我们只是想打击在平台上出现的不良言论问题而已。”

    所以,当社交媒体逐渐被无脑废话和攻击性言论充斥,成为虚假信息和垃圾情绪聚集的广场,并且人们需要持续为自己所创建的账号,塑造和管理虚拟形象时,随之而产生的焦虑心理还会让我们需要社交媒体吗?

    英国皇家精神病学院的教授 Simon Wessely ,在看到英国皇家公共卫生协会和青年卫生运动发布的那篇调查结果后,严肃地声明,“我当然相信社交媒体是导致人们不开心的一个因素……但真正危险的是把它作为传递信息的媒介来批判。”

    就像《连线》杂志的创始人 Kevin Kelly 在《必然》里说的,“我们通过‘守门人’来过滤信息……我们通过管理者过滤信息……我们通过我们的文化环境过滤信息”。

    所以,尽管社交媒体焦虑正在逐步蔓延,但不可否认的是去中心化的社交媒体,前所未有地降低了信息传播的成本,减少了信息不对称的现象,缓慢而间续地瓦解真相壁垒。因此,比起社交媒体焦虑,更值得担心的,其实是信息传播的匮乏和堵塞。

    (来源:界面新闻 http://www.jiemian.com/article/1449567.html 2017/07/07)

  • 野渡:南方街头运动:社交网络时代的政治反对(下)

    社交媒体时代的抗争
     
    传统的社会运动一般而言都是领袖-追随者模式,通过组织、动员和决策,建立联盟、协调资源、提出诉求、规划行动。从组织者到参与者的自上而下模式,是传统社会运动的特点。但中国的现行体制对一切有组织反对一直是零容忍打压,集权政府最愿意看到的是一盘散沙的社会。当公民运动的领袖被构罪时,由于缺乏运动网络和引导社会运动的核心,运动就陷入低潮之中,抗争总体上停留在弱组织状态。
     
    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改变了传统社会运动的模式,以互联网和手机网络使用的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成为社会运动最主要的讯息传播和号召工具,被视为“虚拟革命”之开端。旧有的反抗极权的历史经验模式被彻底颠覆,它不需要领袖、不需要领导核心,不需要组织和政党,鼠标和键盘就是战斗的武器,只需要在网络虚拟世界点火、传播、串连,集结民众走上街头,在街道,在广场,发出沉默太久的声音。
     
    人类历史每一个传播手段的变革,都会改变一个时代的文明。印刷术使西方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而互联网时代是一切极权的天然克星,它使全民参与政治成为可能,每个人都是信息与语话发布的中心,极权的语话与信息垄断被彻底打破。而作为web2.0版的社交媒体时代打破了极权体制对人际交往的隔离和孤立的社会控制,扩大了交流的空间,减少了交流的成本,塑造了公民的认知框架和政治身份认同,形成了社会组织和动员的平台。
     
    Facebook、Twitter、whatsapp、viber、kik、line、微博、微信、易信等社交网络媒体彻底改变了中国民众的生活。微博、Twitter等打破了官方对信息的垄断形成自媒体,而whatsapp、微信等成为自由结社的雏形,活跃在上面的各种讨论组成千上万,形成了事实上的网络虚拟结社。这种虚拟结社在中国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出现,是被体制严防死堵的,而社交媒体使“没有组织的组织”成为可能,打破了高压政治下有限的动员网络,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社交媒体上网络虚拟结社的雏形呈现出在威权国家下中国社会抗争成长的独特路径,以其无组织无中心策略,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体制打压的风险,成为社会抗争得以组织和动员的重要平台。
     
    社交媒体的去组织化去中心化事实上造就了象南方街头行动者这样的崭新的公民运动阶层。每个人在互联网的节点上都是平等的,拥有自己的话语权,没有谁是真正的领导者,消解了传统运动领袖的权威;每个人的节点都是开放性的,所以人人都是组织者。于是个人化行动框架替代了集体性行动框架,成为运动的表现特征,而基于信念上的身份认同成为社交媒体运动的主要凝聚力。
     
    南方街头运动的特点是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行动者是基于信念认同的自愿合作行动,充分体现了社交媒体时代的特色。无组织,消除了参与者的政治风险担心;无领袖,意味着这是无层级制的平等,也避免了传统运动一旦领导人被捕则运动一蹶不振的状况;无纲领,有助于扩大运动对更多的群体的吸引力。南方街头行动者以个体的行动去表达社会议题以此为个人行动赋予公共性,然后通过社交网络媒体来构筑出可以作为公约数的公共符号,吸引潜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南方街头运动的抗争,是对旧有的反抗极权经验的颠覆,对社交网络媒体运动经验的运用,
    这是一种全新形式的抵抗博弈,不同于在大陆出现过的任何公民运动。无组织、无领袖、无纲领将使其持续时间更长久,而不是因打压只是昙花一现。这种长时间的公民运动,在坚持过程中将会形成松散联盟,并且将越来越成熟。
     
    现行体制缺乏成熟民主政治形态下的博弈与妥协,这种“僵滞”型政体有限的谈判能力使得其民主转型通常是一个危险的进程。促成社会转型的破局,只能靠各种公民运动持续壮大,持续抗争,才可能有比较根本性的发展和变化。南方街头运动无疑提供了社交网络媒体时代公民运动抗争的新思路。
     
    只要坚持,街头抗争便具有了意义,终点远未到来,但必将到来,持之以恒的努力必将使涓涓细流汇聚成滚滚洪流,冲开未来的道路。正如图图大主教所说的:“我想一般人会认为,武力是独裁者和暴君最感到害怕的东西。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人民想要自由的决心才是对独裁者最可怕的威胁。人民一旦对此下定决心,就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阻止他们。”
     
    ——民生观察首发

    照片:2013年1月9日南方街头行动者在南方周末报社门口打出“民主中国”标语
     
     

  • 野渡:南方街头运动:社交网络时代的政治反对(上)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25按:在许志永、郭飞雄等国内维权人士纷纷被送上审判台之际,本工作室邀请身在广州的独立作家野渡撰写了2013年的南方街头运动一文,以供读者回顾、总结这场非暴力运动,并对许志永、郭飞雄们以示声援。该文将纳入《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
     
    近两年以来,在中国南方的广州、深圳等城市的闹市区和公园,经常能看到街头行动者就各种社会事件举牌抗议和呼吁民主自由的政治化行动,而今年元月的南方周末公民表达行动,随着官方秋后算账指控郭飞雄、刘远东二人参与组织抗议“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使南方街头行动者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彻底的政治反对
     
    中国跛足改革的发展模式,经过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极权政治弊端日益凸现。就民间而言,市场化进程带来了社会空间的扩大,社会有了更多的自己的利益。社会利益分化促成的广义利益政治,新兴社会阶层尤其希望更多的权利与政治参与以体现自身的价值,政府在医疗、教育、环境、公正等社会问题的政治责任、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的自由思想启蒙和传播,这些因素使中国的公民运动得以兴起及成长。
     
    就官方而言,集权国家的权力不受监督,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政府权力在利益驱动下更不断扩张,必然和社会利益冲突,不受制约的公权力滥用到极致。连封建王朝时代都懂得把“食禄者不得与民争利”视为官员基本的道德要求,而在这个极权时代,公权力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领域都去侵占社会的利益,国家与社会的持续冲突成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特征。在此意义上,中国目前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政治问题,是权贵利益集团维护既得利益和社会渴望摆脱国家专制的冲突。
     
    集权国家与不断扩大的社会空间的矛盾,垄断资源的少数权贵与绝大部分社会利益阶层的矛盾,使得中国社会对政权的不满可说是达到了建政以来空前的程度,各种社会抗争运动此起彼伏。社会想要更多的权利和政治参与要求和国家继续企图控制社会的冲突,这就是亨廷顿的著名公式“高参与/低制度化=政治不稳定”在中国的验证。面对危机的权贵利益集团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却没有任何改变的欲望,竭力维护现状继续其谋利行动,对民间的维护权利和政治参与诉求,采取零容忍的立场,建立起全面的网格化维稳体制打压。
     
    警察国家、特务政治的维稳体制不断地激化政权与民间社会的矛盾,不但使政权面临着严重的合法性危机问题,而且也刺激民间走向完全的政治性反对。从民主墙运动始,到零八宪章为高潮,中国民间的政治反对运动前赴后继。官民几乎在所有领域对立,社会形成了鲜明的“我们”、“他们”两极对立话语体系。官方和民间越来越走向零和博弈的态势。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全党要坚定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现行体制的“两个不走”和“三个自信”明确向社会发出信号:“我们就是不改,你们能怎么办!”。在现行体制丧失了任何自我改革实现民主转型可能性的现实下,民间不得不面对“他们就是不改,我们怎么办!”的问题。民间的政治反对获得了越来越多人认可为促进体制转型的希望所在。南方街头运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的民间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
     
    南方街头运动指的是发源于中国南方城市以广州、深圳两地为主的民众在闹市区的抗议活动,最常见的形式是在闹市区和公园等公共场所举牌、示威、发传单,然后在网络发布和传播。南方街头运动与争取利益的维权活动不同,是完全的政治抗争行动。
     
    南方街头运动是彻底的政治反对运动。南方街头运动者既有要求官员公示财产、抗议朝鲜核爆等社会议题表达,更有直接地要求“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中国”的政治反对诉求。南方街头运动参与者从来没奢望过现行体制能自我改革,指望极权统治者自动转变,无异于将思想、自由、良心毫无保留地放到监管我们的狱卒手中,幻想他们能够某一天大发慈悲拱手奉还。政治反对的兴起及其规模才是决定极权国家民主化进程及其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迄今为止一系列成功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的经验表明,街头运动作为主要的政治压力是民主转型必不可少的部分,与民主化的过程同步发展,某些时候甚至是抗争的关键的一跃。南方街头行动者以良知和勇气身体力行街头示范的方式唤醒民众的群体意识和政治参与热情,激励民众走出沉默,学会主动表达,主动抗争,克服对游行示威这种自由制度下普遍的政治参与政治表达手段的恐惧心理。
     
    在正常的宪政体制,不但认可、包容政治反对,而且还是以制度化的反对活动作为民主社会的存在条件,民主的关键就是反对的自由,没有政治反对,民主制度不复存在。只有在非民主体制才把政治反对视为洪水猛兽。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言论上的政治反对就要当心被构罪,而行动上的政治反对也毫无例外随时被投狱。南方街头行动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目前郭飞雄、刘远东、袁小华、袁奉初、黄文勋、孙德胜、杨霆剑被刑事拘留,贾榀、杨崇、王爱忠、徐琳、肖青山、张圣雨、欧龙贵、谢文飞、李小玲、陈剑雄、聂光、刘辉、杨林、黄敏鹏等人多次被拘押,行动者被逐、被驱赶、被搬家、失去工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更是家常便饭,但行动者依然义无反顾,继续为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到来而抗争。道义、历史站在行动者这一边,没有任何强权能阻挡人性对公民权利和社会公义的追求,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反对运动可以持续、蓬勃发展的内在动力。
    野渡
    2013-12
    (未完待续)

    年初的声援南方周末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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