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杭州小叶一家的被精神病经历极具代表性，三人的现状及经历涵盖了该领域的诸多乱象。特此记录整理以供大家了解、讨论。
小叶，女，28岁，家住杭州拱墅区和睦新村。
2003年3月14岁的小叶受邀参加同学生日宴，席间被同学及家长极力劝酒。从未饮过酒的小叶，两杯下肚便感头重，眼皮沉重，四肢无力，特别是右手瞬间失力，握不住筷子，很快失去知觉。
“第二天等醒来，发现已躺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门诊病房的病床上（此院是精神病院），事后得知是母亲求助社区人员把我送进医院的，我四肢无力，下体疼痛，全身疲倦。记忆中只有入院时一名值班女医生给我做了紧急处理，后来到我清醒没有一个医生过问一句。于是我们便回了家，在洗手间里我发现内裤见血，认为是来月经了，就用上了卫生棉，但出血量很少，当时不以为意，这件事就抛之脑后。”小叶回忆了事情的始末。
事情还要追溯到女孩的父亲老叶，老叶是浙江杭州人，62岁。年轻时因当场撞见女友与别的男人通奸，一时冲动打伤女友以及女友父亲，造成一轻一重伤。之后老叶脾气变得暴躁，与家人、同事的日常相处过程中均有摩擦。而此时，前女友的家人也准备起诉他故意伤人并索要巨额赔偿。此番情形下，小叶的爷爷奶奶以精神出现问题为由，将老叶送进精神病院住院，为此免除故意伤人的法律制裁。很快老叶便如愿的拿到了精神残疾证，并享受国家补助。（注：以上信息由父亲老叶讲述）。
小叶的母亲徐某，福建人，65岁。年轻历经文革期间中断上学、下乡务农、工厂上班等经历，之后又遇上感情纠葛，在这一系列刺激过后，变得抑郁，20多岁悲观厌世，无法工作，一直赋闲在家直到30多岁，并一直未婚。家人着急便想出对她实施“找男人强暴”的手段逼婚。因为这事，小叶母亲心中一直无法释怀，性格变得暴烈易怒，意志消沉，总冒出自杀念头，并表示将以强奸罪名控告家人。家人权衡利弊，强行将她送进精神病院，被收治入院，办理了精神残疾证，并享受国家补助。（注：以上信息由小叶母亲讲述）
出院之后，徐某被父母远嫁到浙江杭州与老叶结婚。小叶说：“结婚后父亲不把母亲当人看，对她滥淫无度、性虐待方式伤害她。母亲因此下体经常血流不止，患上了多种妇科疾病。同时，父亲对邻里大肆宣扬说母亲得过精神病，母亲遭到邻居的歧视，也造成她呼救无门的境地（每次反抗或呼救都被说成是精神病的问题），并两次被送进精神病医院，直到她不敢反抗与呼救为止。当年，既没文化，也没生存技能的母亲只能过着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生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一周岁。之后，母亲的家人得知她在杭州的悲惨经历，便赴杭接我们母女返回福建。”
“（1990-2002年）我在福建成长的这些年，我和母亲的生活全靠母亲每月一百多块的残疾补贴以及外公外婆的补贴抚养长大；同时，父亲经常以各种理由向母亲娘家人伸手要钱， 2002年，外公外婆去世之后，没有生存能力的母亲，只得带着我重回杭州找我父亲。”
小叶与母亲回到杭州，2003年3月应邀同学生日宴，被劝酒晕倒住院。因此事，社区人员屡次上门探望。小叶说：“一开始街道金医生上门，是正常地嘘寒问暖，但后来一直询问‘有没有吃药、有没有幻听幻觉、你们要多多注意身体，不要犯病这些话题。’母亲就问这种特殊关心何时终止？医师只说这是政策，其他避而不谈。”
小叶说：“父母大事小情都喜欢求助依赖街道、社区，当年的社区主任秦某、以及街道金医师，被迫随叫随到，“照顾”我们。如此不出几个月，我们全家在居住地带迅速出名，也成了众邻里眼中的笑话。就这样不知从什么时候，我们一家三口被相关机构正式当做边缘群体关注了。”
父亲老叶为了拿到政府的救济金，逢人就说女儿的不幸遭遇，招致邻里人尽皆知，社区频繁上门，媒体进行采访，爆料小叶的离奇遭遇和她母亲的经历，此事让叶母极为反感，事后小叶父母为此争吵不断。老叶不加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和叶母又谈订立合同向叶母娘家索要50万的所谓治疗费，叶母气愤之余以死抗争，吞服150粒安眠药才作罢。
有一天，老叶又和叶母说自己在杭州安康医院有熟人，说每月生活费与治疗费只用交500元，就可长住。老叶已盘算好这笔费用由小叶二姨徐爱英给付20万。
叶母托人打听，得知老叶口中的安康医院，其实是一个非法羁押机构，专门收治社会上肇事闯祸且永无康复希望的重症精神病患。了解到这个信息之后，叶母娘家人拒付这笔钱，并指责老叶“狠心无情，想钱想疯了。”由于老叶没能如愿拿到钱，便到处造谣说叶母家族的人一个个不是智障就是精神病，是一个庞大的精神病家族，称其后代都是病儿，从此叶母与老叶的争吵越发的频繁而激烈，家中从此便再无安宁之日。而经历诸多伤害与刺激的叶母，脾气性格越发变得异常偏激，渐渐争吵由被动变主动，老叶终于2004年搬离家中，长年不回家。
老叶一走了之，小叶变成了母亲的倾诉和发泄对象。叶母经常因日常琐事与邻居爆发争吵，和邻居对骂、对嚎、互相诅咒、互飙脏话，由此引发剑拔弩张的大争吵。因忍受不了这种畸形的生存环境，小叶出现频繁流鼻血、呕血、与胃疼现象，被迫休学。在小叶休学与复学期间，发生两件事——
第一次是叶母到社区领取帮扶救助金，社区杨某对叶母说：“你女儿不该到一般医院看流鼻血，要领钱只能去指定的精神病院，不然不能救助。”叶母听了当即就果断放弃了那笔救济金。
第二次是社区刘某上门对小叶进行探望，说是分管民政与残联的，叶母吃惊地问：“为啥残联的人找小叶？小叶又没有残疾。”社区人员说：“你女儿不是因为精神病发作了才休学的。我向你女儿同学调查了，他们都说你女儿精神很正常的啊……”叶母觉得来者不善便与之发生争吵并驱离此人。这是忍耐了几年之后，叶母首次与社区人员交恶，但她的抗争却无效，她们母女二人立即被记录为“不承认有病”、“情绪暴躁不稳定”的重症精神病患，进行监控生活起居。
小叶这才发现：“社区、街道早已把我们家三口都无例外的贴上了特殊标签，我们的任何事，都必须与精神病挂钩。”那时，杭州市区正在进行拆违行动，很多人莫名其妙的上门让叶母以疯子撒泼的形象去抵御拆迁队，还说完事发红包，叶母驱逐了这些歧视与侮辱她的邻居。
叶母终因积劳成疾，逐渐心理发生变化，屡次因琐事与邻居爆发大争吵。而母亲也就成为社区人员口中的被投诉对象。“2007年的2月4日春节前夕，是让母亲久久不能平静的日子。这天由一二十人破门而入，一群人冲上去把母亲按倒在床上，强行对母亲进行注射。后来了解到冲进屋里的这一干人是由社区副主任带队，两名警察和十二名身强力壮的保镖联合行动，理由是快要春节了，众邻里便对母亲进行联名举报；当时因有街道精卫蔡医生的记录“严重幻听”症状，因此母亲便被推上加急待处理名单，此名单是老叶迫于压力而签的。事后蔡医生再次探视时，她才意外发现“夜半猫叫”事件是真实存在的，并非母亲的幻听。但她当时表示“既然针都打了，此事就别再提了。”
叶母带着小叶就此事上访至拱墅区妇联，区妇联在调查情况之时，社区与街道采用“传真母女二人昔日病例记录”的方式，运用精神病史这个标签“对上访人进行封口”。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
街道残联医生白某、精卫医生蔡某，社区计生周某、社区残联张某先后分两批对小叶进行“慰问”，开出各种条件吸引小叶父母给小叶办精神残疾证。这个提议让叶母即惊恐又诧异。她惊恐的是女儿神志清醒好端端的，为何要办残疾证？她诧异重症残疾证这么随便就能办？叶母坚决不配合，没办法，他们便找到老叶，让他配合关于叶母娘家是否家族遗传精神病等家庭调查等，每次结束叶父都能带回小赠品。街道残联的人让叶母和小叶展示残疾人风采。
叶母认为，正常人被当作残疾人看待，是无法忍受之事。但叶父却很高兴，认为“礼物、救济金不拿白不拿”、“名誉、面子问题都是不实际的，不必在乎”。
从动员叶母办精神残疾证无效之后，事态急剧变化。很多本与叶母有过摩擦的邻居，也由背后议论发展到当面嘲笑、辱骂；小叶也逐步成为他们奚落的对象，很多社会男青年竟当面对小叶调戏、出言不逊。硝烟战火弥散在小叶家的四周。一天，叶母跟小叶说：“还是听社区的，去办残疾证吧，但我们不选精神残疾证，改选智障残疾证。”
2008年12月19日，街道的70多岁的周老医生陪同小叶母女前往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给小叶做精神残疾鉴定。叶母与见到的医生一一讲述了“被精神病”的人生经历和小叶当年的情况，鉴定医师当场判定小叶为“酒精中毒”、或者“被下致幻药”导致的维持12小时精神错乱情况，但由于当时时间仓促，无人知晓内情，故导致误录为精神分裂病例档案。又与小叶交谈了十五分钟左右，医师当即给小叶写了“无精神病”的诊断书。叶母激动地差点给医生下跪感谢。
小叶说：“母亲之后又另挂科室，给我进行智力鉴定：那里有很多人排队等候，依照叫号顺序，平均每位病号只有5分钟的鉴定时间，鉴定方式：与医生互问互答。轮到我时，医生让我看试卷做20道题，我心骇然：第一次发现，原来精神鉴定与智障鉴定竟是这样零门槛，任何人想装疯卖傻都可蒙混过关。这些题我明明全都会，但要故意答错，我感觉很违心，最终只勉强答错几道题，医生给写了轻度智力障碍的诊断，但这个分数还不够办理弱智证。”
“次日，对于这个鉴定结果，社区与街道反应无比激烈：大家众口铄金地指责我母亲肯定没有对医生说实话，才办不了重症精神残疾证。并对我母亲施压，提出“还是由我父亲带我去做鉴定”的要求，他们认为我父亲才愿意说实话，因为这几年都是我父亲肯说我有精神病。残联白燕和街道蔡伟茹医生后来又说，要求我重办一次，这次由他们作为我的监护人说话，如果还是办不成功，社区和街道会想办法托相熟医生说话，无论如何也让我的重症精神残疾证办下来。”
“母亲回来指责我说：都怪你那天不肯答错题，不肯办弱智证！妈妈上回不该带你一起去妇联上访的，现在大家盯上你了，你知道妈妈为啥要你装傻办弱智证吗？因为他们一心想要你办精神残疾证，而你只有办弱智证，他们才会取消对你强灌精神病药物的念头，那些药物正常人吃了损害身体，甚至丧命的！既然他们的目的只是要剥夺你上访的权力，只要你服软，说自己是傻子，办弱智证（弱智不会被要求吃药）其实也一样的。他们就会考虑放过你。我当时含泪哽咽，却无法反驳母亲的话，为什么我们的生活会变得跟奴隶一样？已经没有基本的人权和尊严了，之前只有在小说和电视剧中看到过，主人公遭受迫害，尔后不得不靠装疯卖傻蒙混过关，才得以逃生，不想我亲身体验了一把这样的感觉。”
小叶说：“在内忧外患的生存环境下，我于2009年离家外出谋生，但不料我一离开，父母立即去派出所报案，当地派出所以精神病女儿离家出走，为由快速立案；与此同时，我的照片被贴到了媒体上，迫使我不得不返家。父母从此对我严加监控，采用扣押身份证、不许单独出门、发现出门立即派人尾随等手段限制了我的基本人生自由。我父亲告诉我，离开杭州没有用，就是跑到地球上的天涯海角都一样的。我们这边的社区、街道、派出所已经在网上给我建档，全国通用，我就是精神病人，永远别想摘下精神病人这顶帽子，这个档案就像是犯罪前科一样，是会跟着我一生的，我是逃不了的，逃到哪里都没有用。”
母亲对小叶说：“外面坏人更多，你出去了更危险，还是听你父亲的。”小叶表示：“就这样不论我做什么，父母都要跟着，每次得到的工作机会也只能作罢。”
2009至2012年期间，走投无路的小叶在网络上倾诉了自身的遭遇，朋友们听了觉得不可思议，大家众口提出“国家是否真有这种监控政策”、“是否真有这种精卫管理机构存在”的怀疑。如果真的存在，那就是政府暴行，是一种公开彰显的扰民行为。如此，那岂不是天下大乱，民不聊生了？在大家的鼓励下，小叶在“杭州12345政府网”写了控诉信。不曾想信件被直接转交给被投诉对象（杭州当地基层工作人员）。“这件事，我闯了滔天大祸，在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在我住地埋下了随时能引爆的定时炸弹，一个个恨戾的眼神，一个个公然对我吐吐沫的邻居……每次从外回到家，我都不敢出门。”
“我母亲的精神状况也每况愈下，日复一日加重，逐步发展为：严重迫害妄想、严重臆想、所有病症的表现形式都是统一地骂人。后来，发展到对我进行病态控制：我的饮食、起居、吃喝拉撒都要听她的安排；她不准我工作，在家长年陪着她；她收走我的大门钥匙、身份证、银行卡、手机，没有她的同意，我没有资格要回；她把柜门上锁，认为左邻右舍经常隐身进门偷窃、或者调换我们家的东西，故每次出门务必留下各种标记，回来之时要详细检查一番，但依然能看出很多问题，并且能绘声绘色指出是哪一户邻居偷窃的。”
“这些年母亲病情发展迅猛，我在向亲人、街道、精卫发出多次求救信息而遭拒。精卫的李安医生次次以·你母亲态度激烈，随访医生上不了门、你母亲会向上面告状的，不敢轻易上门、你母亲既然不会动手打人，那就再忍忍吧·为由拒绝探视。”
“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至我耐受不住精神折磨，身体上长了肿瘤，并时常流鼻血与呕血，生命岌岌可危，但却依然无人救援，而是看着我自生自灭。”
“2015年借着祖母离世的事，社区与街道又再次开条件动员我父亲为我办精神残疾证。近几年，我父亲改变了不少，已经没有主动找社区与街道索要救济金，但社区与街道反过来总是主动找他商量发放“政府救济金”一事，但前提条件就是“你们女儿要办精神残疾证。”这一次，街道精卫医生李安致电说：社区与街道同情我们家的遭遇，会给予安抚，但需要我赶紧办重症精神残疾证，要求我父亲瞒着我，以欺骗的方式带我过去，届时大家会与医生打好招呼，残疾证肯定能稳妥地办下来。这一次，我父亲意外的拒绝了他们，但没想到，精卫的李安医生次日再次致电我父亲，依旧一番劝说，不断以救济金、低保户、廉租房等条件试图说服我父亲，但均未成功。”
“2016年杭州举办G20峰会，社区主任周某电话传讯我父亲到社区，社区发给他关于我们一家三口的问讯名单，对我父亲例行询问：你有没有杀人、毁物之类的念头？、你老婆有没有杀人、毁物的念头，以及还有没有跟邻居吵架？、你女儿有没有发脾气，跟邻居说话吗？她有没有工作？’父亲分别做了否定回答之后，社区民警对他说：‘反正你们三个互相监督，大会期间不能出乱子。’”（注：以上信息由父亲老叶讲诉）
小叶说：“在G20峰会大型管控政策实施期间，我再次向社区与街道发出给母亲治病的求助信号，社区以‘我与父亲都有精神病史”为由，剥夺我们对母亲的监护权，对我开出“找你的其他亲戚来签字”的条件。要求我亲自书写申请报告，由堂姐签字，这份报告才生效。就这样，母亲的精神病情足足拖延了近十年，今朝才得以顺利送医。”
“因一家三口都是精神病的原因，在‘只认监控名单，不识人’的新一批公职人员眼里，我们三人都没有区别，他们不分受害者与施暴者。母亲送医之后，街道精卫医生在车上对我大声训诫：‘叶某某，你妈妈是送医了，你自己也要注意点啊！不要犯病闯祸啊！交代你的父亲也一样啊！’之后，当地派出所民警冯某对我下达‘不得独居，必须到堂姐或者其他亲戚家生活’的命令，并表示，这项命令会有警察随时上门检查的。我才发现，我不知何时，已经丧失了独居的权利，像个犯人一样，人生自由受限，这时，我已经心灵麻木了。”
后来，叶母终于被送医了，戏剧性的是她一改往日暴怒的性情，隐藏自己各类病症，在医生面前保持冷静，并反复诉说自己“被陷害为精神病”、“被自己的女儿出卖、被大家合谋算计”这些话，在医院博得多数医生与护工的同情（其中包含主治医生杨某与老年心理病区主任陈某），事情发生了360度大逆转，叶母被确诊为无精神，一个月后被接回。
小叶说：“我们看到的一个畸形现象是：至始至终，根本没有人希望跌倒的受害者走出阴影，重新站起来，而是众望所归更愿意这个人直接致残，甚至以‘进过精神病医院，有过病史记录’为由，要求一个好端端的正常人必须以永远的病人、残疾人的方式生活。”
事已至此，小叶一家三口被精神病的离奇经历，让我们再次将目光转向一个严峻而深刻的社会问题：“重症精神病残疾”关乎法律方面的责任担负问题，也关乎当事人个人的重大人权问题，有无重症精神病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绝不是儿戏；其次，公职人员与随访医生出于何意，三番五次致电或上门，以类似于公司销售员“洽谈业务”的方式，反复动员当事人的父母，欺骗当事人办残疾证？而且听他们说话的意思是：重症精神病鉴定非常容易，有熟人关系，只要去了就稳妥办下来。后来主人公小叶通过查阅资料，得知这是全国精卫管理机构，每年层层下发至各级街道与社区的工作指标，街道社区必须完成每年新增2%的重症精神病例指标，才算完成工作绩效。
因此，判断本文女主人公小叶是否精神疾病，本来应该由专家来判断，政策也写的很清楚：只有对没有自知力的肇事闯祸重症精神病患才纳入管控名单，而女主人公仅仅空前绝后的一次“突发昏迷（真相不明）”，且从无肇事闯祸记录，为何会一直受着当地基层公职人员的“关注”？女主人公的遭遇明显是应受保护的对象，她的突发昏迷、遭受迷奸经历是一道心灵之伤，任何一个具有正确判断力的人都知道，根本不该反复被提、就连善意的关注都该被禁止的；但本文女主人公却莫名其妙地成为被管控的对象？这里的公职人员合理合法地拿捏着她的伤口进行“探视关心”？这里的街坊邻里大大方方地讨论女孩的经历，此情此景令人骇然，不知这是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还是退步？
本刊认为“该收治不收治，不该收治被收治。”是目前中国精神卫生领域存在的两大问题。相比之下，“不该收治被收治”比“该收治不收治”的问题更严重、更迫切，因为后者只是部分精神病患者的权利没得到保障，而前者则让每个公民的基本人身权利都受到了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