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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1-9消息：据秦永敏的妻子赵素利今晚向本工作室证实，今天中午12点多秦永敏和赵素利被武汉青山区新沟桥派出所带走，晚上8点多秦永敏被告知行政拘留10天，没有手续。
 
赵素利回家后发现家被抄，两台电脑主机，三大本赵素利日记，其中俩本是写完的，一本新的被抄走。赵素利问警察秦永敏被拘的原因，被告知因最近写文章太多，接受外媒采访。

罪犯秉权已矣     犯罪执法当休
                要求结算“追诉” 好去注册申请
 
公安部暨武汉市公安局及青山分局：
 
    本人秦永敏，2013.12.31在前往北京申请注册中国人权观察途中，于河南省巩义市被当地公安局以“武汉公安局找你”为由带往郑州火车站。在郑州火车站，武汉青山公安分局国宝邓刚、黄小高以及另一陌生者在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手续的情况下以暴力把我们绑架上车，更为恶劣的是，那个陌生国宝再次非法干涉我们的婚姻，对我妻赵素利肆意辱骂，毫无廉耻的无端挑拨我们的夫妻关系，并且指责我妻不该从河南来和我结婚。
就这样，我们夫妻被武汉市青山公安分局国保在没有任何法律理由，也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文件的情况下，以暴力手段强行抓回武汉。
在汉口车站下车以后，这伙人把我们夫妻分别押上一辆车，将我带到和我毫无关系的武钢轧钢派出所。在这里，青山区国保大队副大队长张助军（手机15337133758）和一个姓李的装模作样的对我提审，我强烈抗议了他们的非法绑架行径后没有理睬他们。随后，李某声称，因为我在剥权期内在网上发出给习近平的公开信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宣布对我处以拘留九天，罚款两百元的行政处分。
进青山分局拘留所后我要求按规定打电话，他们告诉我青山分局和武汉公安局已经明令禁止。
一直以来，每次把我非法抓进青山分局拘留所后，在青山分局和武汉公安局的授意下，青山区拘留所总是非法剥夺我作为被拘留人和家人通信、打电话以及会见的法定权利。
应该指出，公检法，尤其是公安部门，本应该是全体公民的保护者，本应该是严格依法办事的行政执法部门。但是，远的不说，过去十几年里，无人不知，中国公检法做了大量和他们的职责相违背的事情，比如协助恶官强拆民房、强抢民田，肆意殴打老弱妇孺，任意打压甚至极其残酷的对待宗教信众，制造了几千万访民、冤民。
今天，我们已经可以堂堂正正的说，这是因为主管全国公检法的周永康、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湖北省政法委书记吴永文之流本身就是罪犯——一个国家的公检法的最高主管人以及一些各级主管人居然都是罪犯，这个国家的公检法、尤其是公安系统大量出现以犯罪手段残害守法公民的现象当然绝非偶然！
幸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今天，周永康、李东生、吴永文之流终于罪有应得锒铛入狱，在此我要指出，“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大量和周永康、李东生、吴永文之流一样为非作歹的掌握着执法权的罪犯，终究要步他们后尘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
因此，今日中国需要人权保障的绝不仅仅是广大访民、冤民和底层社会大众，包括曾经和正在大量制造访民、冤民的周永康、李东生、吴永文之流作为罪犯同样需要人权保障。
可以断言，保障人权已经成为每一个具有“人”的意识的中国人最基本的需要。
或者说，保障人权已经是今日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因此，我们申请人要求依法注册奉行人权至上、以保护人权为己任的中国人权观察组织，绝不仅仅是合乎联合国人权原则、合乎中国的宪法和法律的普通公民行动，而且是全中国每一个人的根本利益所在，尤其要指出的是，也完全符合已经和即将被送上历史的审判台的大大小小玩弄权柄者的利益！
在这种情况下，本人却在前往北京注册中国人权观察的途中被非法暴力劫回并且被借故处以行政拘留，对此，本人不能不愤怒的指出，第一，从内容说，要求习近平作为转型期的国家元首以保护人权为首要职责有何罪何错？第二，从时间说我从三月份开始一两个月发一份，一共发了六份，如果有罪有错你们早就该抓我，现在剥权期已过，你们还有什么理由抓我？第三，就是你们有权以此对我处以行政拘留，也无权为此把我从千里之外在没有有效的相关文件的情况下以暴力手段抓回。
恶狼対小羊说，你把我喝的水弄脏了！小羊说我在下游怎么会把你的水弄脏？恶狼又说去年你骂了我的，小羊说我去年还没有出生，恶狼又说，那不是就是你妈妈，便扑上去把小羊吃了。显然，你们抓我关我的逻辑就是恶狼逻辑，你们奉行的法则就是丛林法则，和以往一样，你们这次对我和我妻子的抓捕完全违法：  
没有任何手续就把我们夫妻从千里之外暴力绑架回来，这是典型的黑社会做派；
毫无廉耻的辱骂绑架我妻并且指责她不该和我结婚，这是典型的流氓行为；
以我去年一年给习近平写公开信要求他保障人权而判我九天行政拘留的做法，则不仅是无赖行径，而且是典型的与人权为敌，与全人类为敌！
如此玩弄法律胡作非为，只能说明周永康之类的罪犯秉权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你们却仍然在以犯罪的方式“执法”，事实上，你们以犯罪的方式“执法”的案例也确实无日不有，不仅网上随时可以信手拈来，我在拘留所也大量亲见。
在此，本人要堂堂正正的告诉你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我和我的团队将坚定不移的依照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理直气壮的再次前往北京注册中国人权观察，无论你们施展什么丛林法则手段率兽食人，我们都将义无反顾的为捍卫全中国每一个公民的人权浴血奋战！退一步说，哪怕你们把我们全部都“和谐”掉，中国公民要人权的历史潮流也还是不可阻挡，并且必将彻底结束丛林法则时代！
在此，我更要具体的告诉你们，如果你们认为我还有什么“罪错”需要“追诉”,请一贯以犯罪方式执法的你们玩干净一点，现在就把我抓去一次关押到底，我给你们一个月的时间替我结账！在那以后，请你们不要再干涉我前往北京注册中国人权观察，否则，全中国人都会目睹你们是多么怯弱伪善，整个世界都会清楚的看到你们是多么卑劣无耻！
最后，我要大义凛然的正告你们，司法机构尤其是公安系统应该是维护公平正义维护公共安全的国民公器，绝不是一党一人为非作歹的手段，你们如果继续在周永康李东生吴永文之流的路数上走下去，只能是把国家推向人权灾难的深渊的同时你们自己也步周永康李东生吴永文的后尘成为兔死狗烹的周兴来俊臣。
总之，你们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尊重人权并且严格依法办事，唯此才能浴火重生!
因此，即令我还有罪错需要“追诉”，请你们尽早把我抓去关完期限。须知，本人已经被你们抓捕四十次，还没有哪一次少坐一天牢，还没有哪一次要你们提前释放，相反，倒是不时被你们从牢房里绑架出来！这样，在我不欠你们的黑牢债以后再去北京注册中国人权观察，你们该没有任何理由阻拦我了吧！
                           中国人权观察理事长秦永敏
                                        2014.1.13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1-5消息：今天上午，山东异议人士薛明凯致电本工作室说，他刚收到秦永敏夫人赵素利女士电话说，上午她和几个朋友出门去菜场买菜，结果发现被多名人员紧紧跟踪。
赵素莉说如果她出了什么事肯定是这些人干的。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4-1-1消息：昨天，本工作室报道了武汉知名异议人士秦永敏在河南被抓的消息（紧急关注：武汉市异议人士秦永敏 河南巩义被公安强行带走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4/2013/1231/9035.html）。
 
今天，本工作室从秦永敏夫人赵女士等多处获悉，秦永敏昨天晚上十点左右和夫人一起从河南被押回了武汉。秦永敏当即被带走关进了武汉青山拘留所，赵女士回到家中没多久，即晚上23点左右，武汉青山公安分局警察即到其家中进行搜查、抄家，抄走扣押了秦家三台电脑和秦永敏许多手稿。
 
同时，警方向赵女士出示了对秦的拘留通知书，通知书指秦永敏违反了监管管理人员附加刑规定，违反了治安管理法第60条第4款的规定，决定对秦永敏行政拘留九日。所谓监管管理人员附加刑规定，通知书指秦永敏在海外发表了政治对话等文章。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3-12-8消息：今天是武汉异议人士秦永敏和赵素利女士结婚的日子，尽管当局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布控和堵截，但今天仍有不少朋友成功抵汉。
 
据上午十点左右秦永敏致电本工作室说，已有数十人到汉前来祝贺，由于人多他们正乘三辆车前往酒店。当秦永敏、薛明凯、潘露等乘公交前往婚礼现场艳阳天酒楼时，就接到赵素利和那边朋友的电话，说是有四人被带走，其中一位是河北的牛姓朋友。
 
随后，本工作室又接到已到武汉的河北维权上访人丁灵杰的消息，说吉林郭洪伟、广西李燕君、武汉柳小华、江西郭莲辉律师等四人在艳阳天酒楼被黄鹤楼派出所警察抓走了。中午时，在众人的要求下这四人获释。

最新消息：薛明凯来电，郭莲辉律师下午在参加完秦永敏婚礼后再次被抓走，包括新娘子在内数十人到武汉新沟桥派出所要人。

秦夫人在等新郎

本人将于后天（2013.8.11）年满六十，8.8，即昨天，武汉当局有关人员上门送来一件T恤，同时询问我生日有何打算，本人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过年节不过生日，所以没有任何安排。
事实不仅如此，而且全国各地一些好友一再要求前来贺寿，本人都一概婉言谢绝。
今天，也就是8.9，武汉当局有关人员再次上门，说我的武汉朋友蔡崇富和一些朋友要在8.11请我吃饭，他所在辖区的公安会找他谈话，制止他的这一做法，并且要求本人不要去参加生日当天朋友们为我做的生日宴请。
众所周知，在中国，六十大寿是人生大事，举行寿宴是人之常情，本人作为一个民主人权活动家出于多种考虑没有对此做任何安排。但是，朋友们出于友情邀请我在六十寿辰之日共进晚宴虽然事出我意，我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武汉当局为此找蔡崇富谈话威胁则是毫无道理而且完全不近人情的，对此本人不能不表示谴责。
因此，本人立即非常愤慨的拒绝了武汉当局的这一毫无道理的要求，要他们拿出法律依据，本人不会对此做出任何承诺。
秦永敏
2013.8.9

－－－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访谈之民主墙篇

 
民生观察工作室按：本文是国内著名异议人士秦永敏先生应本工作室之约而写，该文是民生观察关于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维稳体制下的非暴力抗争抗争）系列访谈之民主墙篇。秦永敏先生做为民主墙运动的一名主要参与者，在本文中披露了许多第一手资料，很是珍贵。
更重要的是，在本文中，秦先生从他个人经历出发，非常具体地描述了他非暴力思想形成的过程，进而揭示出作为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起源——民主墙运动，从一开始选择的就是非暴力抗争的原则。下面是秦永敏先生的文章全文：
 
1978年8月，日益高涨的清算文革呼声,导致胡耀邦推出了“真理标准讨论”，这使官民两界的思想闸门均被打开。10月，中共召开两万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的“改革”消息不断流入民间，恰在这时，正在北京开展活动的贵阳启蒙社一行七人在北京火车站贴出了一系列具有民主人权启蒙意义的大字报，见到当局没有打压，北京市民、学生开始在西单粘贴起来，这就是人所共知的“西单民主墙”的起源。11月22日，《参考消息》刊登邓小平会见外国记者时的讲话“外面有人贴大字报，有些人坐不住了，我坐得住，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如此一来，民主墙运动声势大振。
但是，仅仅过了2个多月，由于民主运动高潮迭起，加上魏京生发表了《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把矛头直接指向邓小平，这样，邓小平也有点坐不住了。
北京在1979年1.8游行后抓捕了付月华和任畹町以后，又在3.19日抓捕了魏京生，上海更在此期间抓捕了杨周、王辅臣、张先梁等12人，开始了对民主墙运动的第一波打压。
4月初，仍在体制内的王若望在《人民日报》上发了“春天里的一股冷风”，当局也缓和了一点高压态势，由此开始，民主墙运动和它的次生形态民办刊物运动得以一直持续到1981年才被中共81【9】文件下令彻底镇压。
我本人1978年独立发起武汉民主墙运动，在社会上凝聚了一批志士仁人，在1979年1月2号成立了四五学会，同年5月开始创办《钟声》杂志。这样，一开始就面临着当局的巨大威胁，也面临着愤激的公民呼唤以暴力方式开展斗争的诱惑。此外，说来滑稽，还面临有着复杂的官方背景、又在我们内部起着一定作用的某个角色的“革命的打砸抢万岁”的鼓噪，因此，怎么确立基本的抗争原则，很长时间都困扰着尚还没有什么政治经验，理论上也还不成熟的我。
我在1978年底在汉口武胜路口粘贴出《略谈毛主席的晚年》的大字报和《关于成立民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会的倡议书》后，立刻有潮水般的人群涌去观看，并且从武汉三镇赶到我家来畅谈。
来我家的人里，就有一些人希望开展武力抗争活动，其中两个年轻人自称代表某种势力而来，告诉我这样做只能把自己暴露在当局面前，必然要招致残酷镇压，如果聪明一点，不如立即偃旗息鼓，参加他们的秘密集团，
12月30号，我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了成立四五学会的筹备会，要求与会的12个人自我介绍，那两个青年拒绝了，为此僵持了好一会儿，直到与会的王偃生先生以“捆绑不成夫妻”的调侃打破了僵局，这事才算过去。事后，他们给我留下了“你这样做纯属自杀，不会有任何结果”就走了。
其实，哪需要他们提醒？我本人及家庭和全国亿万民众一样，几代人深受这个暴力夺权暴力掌权集团的残酷迫害，非常清楚它对任何异议都绝不容忍的精神专制传统。像我这样走上社会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公开留下地址姓名发表独立意见并且公开宣称“不受任何党派的直接领导”的自由探索者，怎么可能不在某个时候开始直接遭受其残酷镇压？但是，无论多么残酷多么黑暗的社会，人作为政治动物，总有些会不顾生死站出来仗义执言。因此，尽管每走一步都必须做好坐牢杀头的准备，只要当局的屠刀没有落在脖子上，我就要继续往前走。
当然，也要指出，邓小平时代比起毛泽东时代来还是进了一步，1980年颁布《刑法》，总算基本废除了对政治犯的死刑。
从走上社会的第一天——1978年12月4日贴出《略谈毛主席的晚年》（这之前两个月还有人为说这类话被枪毙）开始，粗通理论的我就本能的以宪法权利为护身符，在全文开头首先用整整一张大字报纸写着“尊重宪法，保障公民贴大字报的自由”，在6天以后贴出的《关于发起成立民间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会的倡议书》中，则专门指出“本学会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允许和保障的范围内开展活动”，也就是说，我本能的选择了运用宪法给定的法定权利开展公开化、合法化、非暴力的和平抗争路线。
但如前所述，也几乎是从我走上社会的第一天开始，怂恿我开展暴力活动的声音就不绝于耳。当然，那时候社会上的人普遍胆小，我作为不惧危难公开要求民主人权的民运人士，在武汉地区是没有二例的，因而被人们看做要么是有背景，要么是刀枪不入，要么是亡命之徒，总之是必须“敬鬼神而远之”的异类，我每天为动员人们参加民主人权事业疲于奔命，很多年里却一直收效不彰。
1979年，我们的《钟声》杂志编辑部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没有地方聚集，因为当时住房极为紧张，我家更是如此，至于其他人则都极为害怕，就是家里有点地方也不敢让人去。这时，我自幼的老朋友任秋光告诉我， 一个住在高干楼的高干子弟父母双亡，他本人在市公安局当电工，这人主动要求以他家为编辑部。我立即意识到，这肯定是一个陷阱，但也是一个机会。任秋光是不会害我的，但一个在公安局上班的高干子弟就太可疑了。和杨苏一商量，他马上说：“送来的机会还不利用？反正我们是以公开合法为原则，没有什么秘密值得遮掩，在当局的眼皮下他们更放心！”
这样，我们就有了一个在此时的中国相当奢侈的编辑部，很快就积聚了不少人，与此同时，房东的问题也渐渐表现出来了。可以肯定，这不是当局的陷阱，但是，很快确实成了当局的陷阱，因为房东作为狡诈滑头的纨绔子弟不久在闲聊中非常激动地说他这辈子最佩服的就是多重间谍，这种人能得心应手的玩弄很多国家——根据其一系列做法，我马上明白奥妙原来如此，他是在把我们的事业当做筹码和当局周旋！这个情况，我不能完全对大家说穿，也不能不说，但很多人要么不理解，要么不相信，这样，我只能左右平衡，趋利避害。半年后，各位参与者纷纷被单位找麻烦，一些人开始追查内奸，有人提议制定严格的处罚措施，一旦发现谁出卖我们编辑部的秘密就进行最严厉的惩罚，这房东也开始蛊惑人心，大喊“革命的打砸抢万岁”，对此，我立即严词反对：“不管当局让不让我们注册，我们都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不能做任何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事情，更不能在社会上搞任何打砸抢！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当局的严密监控下，想他们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做这种事就是要有担当，所以也没有必要害怕当局知道，对他们的压力，只能靠自己锻炼出相应的承受能力。”就这样，我们的编辑部维持了一年，在房东的破坏下（包括向当局提供全部情况）散了摊，但是，没有这个房东提供场所，我们编辑部也根本建立不起来。
当然，不光是这个以多重间谍为仿效对象的房东，我们凝聚起来的人里，也有人一些很自然的非常激进，这些人对民主人权事业有自己的理解，他们主张采取激烈的措施达到目的，其中有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物，那就是武汉大学物理系78级学生武有夋（名字做了同音处理）。
当时，我和几个武汉民主墙的核心人物研究了形势，认定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放在大专院校，首先是武汉大学和华中师范学院，因为只有青年知识分子才可能有承担天下兴亡的热情、知识、能力、抱负以及可启蒙性，而这两所文科大学的学生本来就应该承担社会责任，他们和我们也是同龄人。这样，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每星期要去一两次，在那里结识了很多文革后考进大学的“新三届”学生，其中很多成了我们的同道和支持者。他们包括武汉大学经济系78级的高翔、李路刚，哲学系78级的蔡崇国，历史系的赵林，中文系的王家新、高伐林，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78级的李曾明和校学生会副主席罗华生，中文系程建学等等，这些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或者关注民主墙运动，一般都认可公开化、合法化、非暴力的和平抗争路线，他们之中很多成了名人，有的后来也成了著名的民运人士，比如蔡崇国就是89年学运中的武汉高自联主席，逃出国后又成了民阵一大的宣传部长。
但是，武汉大学78级学生武有夋却是一个另类。
上海民主墙人士付申奇把这位来自上海的大学生介绍给了我，在我和他的接触中，他总表现出一种冷峻的观察神色，那时大学生是天之骄子，对他居高临下屈尊俯就的态度我也没有在意，他开始在我们四五学会钟声杂志拉人出去我也没有在意，问题是他也以实现民主为目标，并且在武汉大学结识了一个极有才华的人“指点江山”，却不让我结识，在我看来这就有点奇怪了，因为民主事业需要凝聚人才，大家应该尽可能走到一起才对。
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我们中最有逻辑思维能力的杨苏，他在见到武有夋后，几句简单的提问就使武有夋不得不合盘托出了他的阴谋：
问：你准备为在中国实现民主而奋斗吗？
答：当然。
问：你准备用秦永敏的那种方式——宣传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行使权利——来实现民主吗？
答：（傲慢地）我们绝对不用那种方式！
问：实现民主，只有和平的或者暴力的两种方法，如果你反对和平方式，就只有搞暴力。
答：（无语，因为那个时代还有言罪。）
问：你反对和平方式，又不用暴力，就是空话!
答：（尴尬一笑）有道理，不过，我们不会用传统暴力方式。
问：暴力方式也只有两种，一种是像中共一样广泛发动社会底层没有出路的人组成庞大的军队，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我看不到这种可能，另一种是政变，那也需要很多特殊条件，你做为一个大学生，根本就不具备。
答：（情急之下涨红了脸）怎么不可能？清朝就有三百人打进皇宫的先例！
当时，我的一个重要朋友受其蛊惑不浅，因为他说武有夋身后还有几位才华横溢抱负惊人的武汉大学高材生，其中一位自称当今的八旗子弟，云南省军区一个部长的儿子，叫王乘风，另一位叫徐波，也是大有来头，按他们的说法，他们的人生起点，可能就是我们奋斗终生难以到达的终点，这些人动辄拿出世界地图任意裁量，真正是一群世界顶级政治家的霸道风范，让人好不敬畏！
听说了这些旷世伟人，我也有些心虚无力——看来，我们的和平理性方式实在可疑，确实太难推进国家的变革了，这些才子却只要灵机一动就天下大吉！武汉大学就有这么些重量级伟人，那么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有多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又有多少？他们这些政治才子才是历史的主人，才能把中国的民主大业在慷慨陈词中谈笑而定，哪需要我们这样些来自社会底层的人去苦苦挣扎？
当然，三十多年过去了，即没有发生新的三百人杀进皇宫的政变，也没有看到这些天之骄子有哪一个成为叱咤风云的政治家。虽然这段时间里全世界有近百个国家实现了民主，但是，也没有听说任何靠才子搞兵变、政变实现民主变革的事例。
且说，处在完全看不到任何希望的境地的我，始终抱着必死的决心冒着当局全方位施加的压力一步步往前走，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试图以秘密集团开展暴力抗争的说客在我身旁的反复唠叨自然不会毫无作用。
我清楚地知道，在中共的“全面专政”格局下，中国绝对没有任何秘密集团长期开展暴力抗争的活动空间，在看得到的将来也不存在武装革命的任何可能。这样，作为武汉民主墙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我虽然始终坚决阻止任何激进做法，杜绝一切激进行动，但是，很长时间也一直在内心深处自问：
反对暴力究竟是面对现实的策略考量还是一种原则立场？
此时我最主要的助手朱建斌私下里就对我说：“要是你真有实力，还会这样艰苦地发动群众开展合法斗争？还不早就把它推翻了！”
他的说法不无道理，对此我一直在思考，几十年过去了，还是无法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
为什么？
因为这同时涉及几个方面：第一，价值考量，和平是唯一价值吗？历史告诉我们，任何时候主张唯一价值都会把运动、把社会引入歧途，第二，现实考量，有非和平转型的力量、机会、可能吗？第三，时代和形势在变化，一种主张能永远有效吗？
关于这些问题，可以放在最后回答。
从民主墙期间来说，我们不仅仍然承受着文革惯性带来的极大的镇压压力，而且只要是做实事的人，也根本没有任何条件和机会采取非和平的方式，在“全面专政”下，哪怕一般的秘密团体，只要开展活动，就没有当局无法侦破的，并且必然被判重刑，外界还很难知道——比如武汉的“白如银”集团就是如此。
这样，全国民主墙人士很快就通过信件交流和直接往来达成了一致，这一点尚在我主持的1980年的武汉（春节）会议上加以了明确，在我和上海的付申奇建议下，我们的基本原则是这样三条：公开化、合法化、群众化。
这些原则所体现的，当然是非暴力抗争方针。
说到这里，该指出我渐趋成熟的系统主张了。
2010年坐牢归来，我在1993年起草的当代中国的第一个民运纲领《和平宪章》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和平宪章》的方针是“全民和解，人权至上，良性互动，和平转型”，凡是看了该宪章的人都明白，总体上说该宪章并没有过时，但是，在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袭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后几个残存的专制国家的情况下，《和平宪章》的局限也是明显的。当然，目前的局面已经不需要我再去起草新的《和平宪章》，我只需向大家适当地说说我的看法即可。
这种看法就是：
 第一，我们主张和平转型。
 第二，我们不反对其他任何主张，只反对一党专政和任何形式的专制。
第三，中国是否最终能和平转型，并不取决于我们的善意，而是由官民博弈的结果决定的。    
第四，我们希望当局不要把中国推向新的辛亥革命。
第五，我们虽然极力争取和平转型，但是也会看历史的演化是否能不负我们的善良愿望。
秦永敏                                                  2013.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