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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3-7消息：今天，山西万荣县汉薛镇访民秦雷东致电本工作室称，他被用胶带缠住嘴巴绑架回去，手指被掰骨折了，因为有伤派出所没拘留他，就是不让他在进京上访。
 
据悉，昨天下午3时许，秦雷东在北京南站被8个不明身份人员绑架，现场有人报警，但警方还没到秦雷东就被绑架上了一辆车。在反抗过程中秦雷东的手指被掰断，后来，万荣县法院的一个法官上了车，秦雷东才知道是被接访了。
 
秦雷东是因为经济纠纷被人起诉到万荣县法院，对方申请诉前财产保全后，法院在秦雷东不知情的情况下把秦雷东用于营运的货车开走。秦雷东报警没人管，为此上告被万荣县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释放后秦雷东继续上访被多次拘留、绑架、殴打。

———《中国的非暴力抗争》征文系列
 
自89年参与64以来，我就成了一位异议人士，一位非暴力抗争者，而监控便如影随形。
最早感觉到被监控，应该是89年参加游行示威后，回来时发现自己的自行车车牌不见了。那时的自行车要登记领牌的，后来大家说到这事，就猜测，一定是让跟踪者把牌子摘走了，通过车牌就能查到我的身份。出狱后，我逐渐认识了一些异议人士。那时青岛比较活跃，因为在狱中和孙维邦、姜福祯、张霄旭结识，所以和青岛的朋友常有来往。
 
有一次，青岛的燕鹏先生到济南来遭到跟踪，跟踪者开着一辆车，还有一位骑着摩托车。燕鹏比较有经验，很快就发现了他们，走过去质问，对方不承认。燕鹏就向前走，他们开车在后面跟着，这种态势持续了一段时间后，燕鹏故意横穿泉城广场，这时他们着急了，因为车是不能进广场的，他们如果绕过去的话，就会面对马路上那些红绿灯、隔离栏等等，所以他们中有人就下车追过来，和燕鹏商量，问他到哪去，可以把他送过去。燕鹏没多想，就说了个地方，谁知一上他们的车，不由分说，就被拉到公安局去了，还做了笔录，让燕鹏签字时，他就在上面写了“抗议”两个大大的字。随后，就等着青岛公安来押他回去了。
 
从此以后，除非迫不得已，我是不上国宝的车的。前几年，闹茉莉花革命期间，有国宝在楼下找我，让我上车谈，我要求在外面谈，他们一再坚持要在车里谈，我就提出我要坐在驾驶座上，那次我在驾驶座上和他们谈的不欢而散。而如果我坐在后面，想散可就没那么容易了。后来还就有一位朋友着了他们的道，说是在车上谈谈，结果他一上车就被拉到南山旅游去了。
 
这里还有一个经验要说一下，就是注意检查和你打交道的那些人的警察证。就是上面那个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人，他激怒了我，我和他吵了几句，甩门走了。等我上了楼，想起我从没有看过他的警察证，然后给同车的另一个警察打电话，要求那个人下次来时带警察证，我要检查。从此以后，那人就再也没来。而这家伙断断续续骚扰了我一年多。可能是国宝部门警力不够，或者想节省经费他用，就雇了些临时工充数。
 
我不但不上他们的车，而且我还不愿意和他们同乘出租车，谁知道他们会耍什么花样，他们亮出警察证说不定就把出租司机给劫持了。今年6月3日，和两三个朋友在金玉餐馆小坐，国宝找过来，非让我回去，我不愿意，他们就纠缠，饭吃不下去了，只好回去，路上他们要打车把我送回去，我不同意，自己往回走，他们跟着，走了大约有两三里的样子，快到家时有一个上坡，他们走到那里喊哎哟，我就笑：“还是警察呢。”，他们两个都是中等个，也不胖，我190斤，都没觉累。后来细想，是他们的良知使他们的脚步沉重，他们走的路和他们的心是相悖的。
 
对于监控者，感化他们、和他们讲清道理、唤醒他们的良知是必要的。如果他们不情愿干这样的事，他们就可以睁只眼闭只眼、应付了事，而如果无谓地激怒他们，便结私怨，他们的监控的主动性就增大了。
 
解金玉结婚，我们去参加婚宴，孙文广老先生也来参加，当时他正被全天监控，限制行动，经过他的力争，可以来参加婚礼，但只能待半小时，那些跟踪者便在下面等着，后来金玉给他们送去了喜烟喜糖，还送水饺给他们吃，他们也没再说什么，孙老待了两个多小时才回去。
 
今年清明节期间，孙老和大家商量去中山公园纪念民主先烈，本来这事没想提前公开，不知国宝怎么知道了，就分别找有意参加者威胁阻挠，这事就在网上公开了，成了纪念民主先烈的预告。纪念活动结束后，大家在一起吃饭，发现旁边桌上有个人很像跟踪者，我们就大谈有多少高官是裸官，有多少两会代表是外国人的父母等等，就是要把道理讲给他听。他这时还不能插言，只能听着。
 
后来发现还有一种情况下，监控者无法插言只能听着。今年6·4前夕，李红卫过生，大家在一个酒店聚餐，对方跟了过来，就在我们隔壁，两个房间只用一个木屏隔开，我们说什么他们当然都能听见，我们就大谈裸官、外国人的父母做两会代表、食品安全、环境污染、自由的重要性等等。后来，说我们打纪念64标语，把我们12人传唤到派出所。
我们一行12人先被带到济南四里山派出所的一个办公室里，大家依然畅所欲言，除了前面的话题，还大谈薄熙来、王立军怎么违法整治警察、校长奸幼、为什么食品安全问题如此严重？为什么民间不能成立组织监控食品质量？等等，旁边监视我们的警察只听着，并没有插言。过了一会儿，我们被分别叫走询问。
传唤中，警察问我说了什么？
答：言论自由是很重要的，只有每个人有言论自由，人们才是安全的，当受到冤屈时才有地方去说理。
当没有言论自由时，每个人都是不安全的，不只是平民百姓，体制内的人也是不安全的，不管是警察还是多大的官，当受到迫害时，都没有说理的地方，刘少奇就是个例子，当年红卫兵批斗他，他拿着《宪法》本子想保护自己，红卫兵用《毛主席语录》本子抽他的脸。
那警察问：你当时是这么说的？
答：是啊。
警：刘少奇这个事，你见了吗？
答：没有。
警：你没见，你怎么这么说呢？
我：你在和我讨论问题吗？
警：不是
我：你问我当时说了什么，我当时就是这样说的。
警：我觉得不合适
我：你觉得不合适，就把我的话删去吗？
警：好吧，你往下说吧。
 
我当时在酒店确实是这么说的，正好这个警察也应该听听。
他大概记录了有20多分钟，然后问：
“你怎么说了这么多？”
答：“不多啊，这些一分钟就说完了。”
然后，他就不再往下问这事了，20分钟记录了我一分钟的话，我们在酒店里待了3个多小时呢，够他记录个长篇小说了。
 
在具体进行活动时，是保密还是公开，确实是需要斟酌的。在许多情况下，公开活动的效果要好一些，因为作为非暴力抗争，重要的途径就是通过公开活动传播真理、真相、以唤醒民众。并且，在开放场合，如果对方破坏阻挠、侵犯人权，可能会引起围观或群体事件，他们破坏的成本就会加大，他们还是颇为忌惮的。
 
2009年，孙老因为在清明节期间纪念赵紫阳被几个壮汉暴打，肋条有四处骨折。他住院期间，因为我的家离这家医院很近，所以天天过去探望，朋友提醒我要注意安全，我自己也是感觉生活在白色恐怖中，所以也是格外小心，晚上都不敢走小路。
孙老总结了这次的教训，第二年提前公开了纪念赵紫阳活动的时间和路线，这样一来，如果他们再施暴，就有可能被路人拍下来，揭露他们的丑行。
在济南，孙老是被监控最严，时间也是最长的。有一次他终于摆脱了跟踪，然后找朋友聚餐。我们几个人到时，酒店门口已经聚集了大批便衣，要求我们离开，我们当然不同意，非暴力抗争的要旨就是不服从，这是我们的权力，我们凭什么听你的。没看见孙老，我们就走出来在门外等，其实这时孙老和郭全芳等已经被押回去了，我们当时不知道，站在外面等了一会儿，有国宝过来要求我们走开，我们当然不走，看到旁边有个烤羊肉串摊，我们就坐下来，他们过来阻挠，我们不予理睬，喝着啤酒等人。这是个露天开放的场合，他们如果有什么违法的、野蛮的行为，周围的人可都看着呢。过了一会儿，那些人就都进了酒店，是不是进去摆宴喝酒了，我们没看见。我们喝着啤酒，有人讲起“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故事。
 
非暴力抗争，要知道自己是正义的，我们堂堂正正、坦坦荡荡，尽可大义凛然。
 
 
秦志刚 2013年10月16日 于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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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观察工作室按：秦志刚是山东地区知名的民主人士，也是一名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因参与8964被判刑8年。本文是民生观察工作室《中国的非暴力抗争》系列之一，文中秦先生详细地记录了山东省早期各种形式的非暴力抗争，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也为今天的中国的非暴力抗争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内战后的中国，在遭受反右、三年大饥荒、文革等多重灾难后，经济已经接近崩溃边缘，而思想更是堕落得几近彻底。
 
在这片废墟上，一群青年人在构筑他们思想的大厦。1978年，在北京西单的一些墙壁上贴着大量的大字报，抨击时政、批判文革、呼唤自由民主，“西单民主墙”迅速成为一种民间民主运动的象征。贴大字报的不只是北京人，有许多外地人也闻讯前来贴出大字报、观摩交流。以传播民主思想为宗旨的民刊也在各地蓬勃发展起来。
 
青岛的孙维邦先生率先在山东办起了民刊《海浪花》，后来青岛的牟传珩先生又创办《理论旗》和《志友论坛》，还有由孙维邦先生和姜福祯先生创办的只出了一期的民刊《人》。
 
当时青岛的民运已经很活跃，他们不但出版民刊，还散发传单、组织集会。当时比较活跃的有：孙维邦、牟传珩、姜福祯、邢大崑、张霄旭、孙维邦、陈增祥、牟孝柏、李协林等。其中，孙维邦、姜福祯、张霄旭三人因参与六四而坐牢，我有幸在狱中认识了他们。
 
当时我和张霄旭先生一个组，多次听到他背诵一首诗：
 
           还是
 
           还是那片贫陋的土地，
           还是那座低矮的茅屋，
           还是那个粗黑的瓷碗，
           还是那张破旧的犁头，
            ……
           子孙又拉起了那副油膩的犁套。
 
这首诗很有当年罗中立著名的画作《父亲》意味，大概刊于ㄍ四五论坛》或者《北京之春》。当我为写这篇文章打电话向他核实时，他依然能够熟练地背诵，此时他正在医院给孩子看病，在电话里已经听到护士在喊他了，他仍然坚持这把诗背完才告别挂机。
 
在狱中，和孙维邦先生交流很多，虽然我两人不在一个组，但我有空时总是喜欢到他那里听他讲他的思考、理念。无论如何，现在看来，这位山东民运的领头人，当时的思想已经成熟和深刻。他系统的批判了中共的革命理论，摈弃那种阶级斗争、你死我活、决不妥协的观点，而倡导和平、人性、饶恕、博爱、妥协，这些理念与现在的非暴力抗争是一脉相承的，虽然当时也有非暴力的思考，但没有现在这样的清晰及系统、深刻。
 
牟传珩先生在这方面思考和孙先生也是基本一致的。他创立了圆和理论，倡导共同妥协、回归自然，避免血雨腥风、两败俱伤的对抗。尤其是他在八十年代最早提出的“双胜都赢”的观念，在后来以“双赢、多赢”的提法被世界接受。而他那套含有“赢：赢格局”篇章的关于谈判理论的书，当年竟被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书籍被查禁。
 
民主墙期间，还有一项民主推进活动就是各地的独立参选人大代表。那是1980年，我当时正在山东工学院上学，由于只有16岁，没有选举权，我们班里也只有4~5个人够年龄参加选举，所以整个班里的参与热情并不高。我也只是看看海报，听别人谈谈参选趣闻。有一个独立参选人叫迟跃庚，给我印象很深，他当时30多岁，组织的参选有声有色，言辞也很大胆，据说有一次他在竞选集会上演讲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不是共产党员。”迎来一片掌声。我参加过另外一个人的竞选集会，在会上辩论起参选人的学习成绩如何如何，这时迟跃庚选举组里的一个人站起来说：“我不管你学习如何，出身如何，哪怕你是地主、是反革命，只要你给学生办事，我们就支持你。”也是一片掌声。
 
正是因为民主墙这一代人的实践和思考，89年的民主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以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展开的。当时在济南，学生们游行都组织纠察队，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混进搞破坏，并且一再要求大家（包括我们正在参与的工人）不要使用暴力，不要搞打砸抢。应该说这个理念贯彻的相当好，我们搞过几百万人次的游行集会，最多的一次整个济南几乎瘫痪，外地的车都不能进入，几乎没有发生暴力事件。
 
我们被捕坐牢的人里，有些是因为暴力原因被抓的，如冲击济南历下公安分局，烧车。据了解，这些事件大多是因为别有用心的怂恿，甚至是有便衣带领干的。在青岛，有三个人是因为酒后与人斗殴被抓，而他们与64运动没有关系。
 
去年我在出租车上问司机：“知道8964吗？”
他答：“不知道。”
“就是89年的学生游行。”
“哦，搞打砸抢的。”
天呢，我们搞了几百万人次的游行集会，有那么几个暴力事件还有可能是被怂恿和栽赃的。当局就是这样颠倒黑白，偷梁换柱，欺骗民众的。

可以想象，所谓的“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64暴徒”是怎么回事了。
 
在山东的64囚徒中，有个叫牛升昌的狱友，他是个农民，捕前是访民，还经常帮着其他人写上访信，会算卦，大概就以算卦沿途谋生，坚持上访。那是八十年代，他已经算是上访专业户了，甚是罕见。
 
山东还有一个九十年代的访民，就是现在很著名的陈光诚先生。当年他因为政府向残疾人收税问题到北京上访，后来还因为两田制问题上访。

一个盲人能够这样千里抗争，让人敬佩。
 
山东维权事件时有发生，只是当时没有互联网，媒体很少报道，消息无法广泛传播，只能凭着口口相传，所以大家知道的并不多。我所知道的早期非暴力维权事件就有几起：
 
在聊城某村，村民要集体开着拖拉机到市里上访，警方接到情报，沿途拦截，可一直没有发现拖拉机车队，直到快中午时，才接到电话，让迅速到某广场集结。在那里，已经有几辆拖拉机通过分散的方式躲过拦截而集结在一起抗议。
 
类似的情况，有一次在济南的南门，我亲眼看到有几辆拖拉机挂着标语向泉城广场开进，前面居然还有警察指挥。
 
济南郊区某村，有一次因为一片土地和开发商发生冲突，村民们不让挖掘机进场，警察来了，让村民散开，还要抓人，并开枪恐吓，有个老太太就坐在警车前面，不让警车走。警察折腾好长时间，村民也没散，最后警察就求那老太太：“大娘，你起来吧，我不管了。”
 
非暴力抗争的另一条主线就是气功的兴衰。由于气功宣扬修身养性、治病强身、开发特异功能，这些行为及理念都是非暴力的，而他们在信仰、组织力上对当权者形成直接威胁，所以，气功的兴起当是一种非暴力抗争运动。
气功兴起于80年代后期， 种类繁多，如香功、智能功、严新气功、法轮功、元极功、藏密、佛家功、道家功等等，不下几十种。
在济南，四里山、千佛山上下满山都是练功的人，街道、操场等更是处处都能见到练功的人群。各大体育馆、剧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著名的功法门派的领袖来做气功报告会，往往爆棚。
 
现在已是较活跃的民运作家巩磊先生，当年是山东严新气功学会的办公室主任，据他回忆：94年严新来济南做报告，在济南体育中心，一张票40元，爆棚，而当时的月工资大约200多元。会场上，有的长期瘫痪的病人当场站起来，人们惊呼不已。严新就像神一样受膜拜。
 
据巩先生研究，气功的理论是建立在有神论之上的，这和和共产党的无神论形成直接对抗。很多气功的教义，对此作了掩饰，尽量避开在言词上的对抗，比如：用信息替代神灵，用灌顶、开光代替神灵附体，用天梯代替升仙等。
 
还有一种文化现象，也应该属于非暴力抗争的范畴，那就是政治笑话的传播。当年还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短信，这些笑话只能是民间口口相传，却生动形象，发人深省。我收集了几例：
 
之一：89年64期间有两人因喊口号被捕，一个喊“打倒李鹏！”，另一个喊“李鹏是个大笨蛋”。
前一个不久就被释放了，而另一个被判刑。后者家属不服，去质问法院院长。院长说：“前一个是政治观点，言论自由，所以释放。后一个是泄露国家机密。”
 
之二：毛泽东的一个情妇和一个高干上了床，这妇人指着自己的阴处说：“毛主席曾经在这里战斗过。”
那高干马上起立向那里敬礼，说：“我要在毛主席战斗过的地方继续战斗。”
 
之三：江泽民、李鹏、朱镕基坐着一辆车到一个村里视察，在村间小道上，一头牛横卧在路上挡住了去路，怎么鸣笛那牛都不动。
朱镕基下来说：“快走开，否则让你下岗。”牛没有动。
李鹏下来说：“快走开，否则我派坦克来轧你。”那牛还没有动。
最后，江泽民下来在牛耳朵旁悄悄说了句话，那牛就立即站起来跑了。朱李两人很好奇的问江说了什么，江洋洋得意地说：“我问它你想入党吗？”
 
山东最喜欢收集这些政治笑话的当属青岛的燕鹏先生，据他讲，北京的的哥讲政治笑话最地道，有一次他去北京打的，要求的哥讲政治笑话，等的哥没得讲了，他就换车。
 
非暴力抗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方式也非常丰富，非暴力抗争的要旨就是不服从、不合作，把握住这一点，我们身边的点点滴滴都有可能成为抗争的机会。由于暴力抗争代价太大，在当前也没有多少空间，许多人认为非暴力只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诚然如此，但是他们却忽略了非暴力抗争的强大，它是比暴力抗争更加强大的力量，是最有效、最易实现自由、最回归人性的抗争。
 
用暴力说话，必然让真理、真相、民意受到轻视，甚至最后真理、真相、民意会成为标签让暴力者拿来随意粘贴，他们手中的暴力又不允许人们去揭穿他，此时，人们的言论自由都无法保证了。暴力的对抗必定是少数人参与的对抗，当他们一旦用暴力取得权力，很难保证他们会把权力还给大众。
 
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仅仅靠武力和严密的组织是很难统治的，必须有民心支持才行。再像以前那样靠愚民来窃取民心已经不可能，现在已经是网络时代。我们要用非暴力的方式，关注民众、传播普世理念，消除恐惧。只要让人们知道自由的重要、知道民主的必要、知道更多的真相，人们自然会觉醒，而且当局的倒行逆施只会让更多的人觉醒，当觉醒的人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当局必然陷入指挥不灵的境地。他们招来的士兵不会接受他们的洗脑，不会将枪口对准民众。他们使用的官员要么不听指挥，要么阳奉阴违、要么利欲熏心相互算计，这样的统治系统必然崩溃。
 
2013年7月8日于济南
 
作者介绍：
秦志刚，济南人，生于1964年，大学电子专业，捕前在济南半导体研究所任助理工程师，因参与8964被判刑8年，《零八宪章》首批签署人。坐牢期间转狱和青岛等地大批64反革命集中在一起，从而成为山东结识64囚徒最多的人。二十多年来或为这段因缘或为使命或为良知，难免地参与推动中国民主进程。曾用笔名济小士。联系方式：skype:sfs9988  email:qzgsfs9999@gmail.com 推特:@qinzhigang QQ:19209338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