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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科这一门医学专科起源于19世纪的精神病院，1844年，13位开设小型精神病院的医师聚集在费城，创立了美国精神病患机构院长协会（Association of Medical Superintendents of American Institutions for the Insane）。
当时的精神病院提供的是一种环境照护，叫作「人道疗法」，这种照护方式是由贵格会教徒引进美国，在那时候的成效颇佳。
大部分精神病院50%以上的初次住院患者都能在一年内出院，而且其中有一定比例的患者，出院后就再也没有回到医院。19世纪曾有一个针对乌斯特州立精神病院所作的长期研究，发现该院984位出院患者中，有58%的患者终身情况良好。
然而到了19世纪后半，精神病院的规模迅速扩大，小区内的老年人和梅毒患者等神经症状患者都被扔到精神病院，这类病人根本不可能痊愈，人道疗法因而被看成一种失败的照护方式。
设想一种新颖的精神医学
在1892年的聚会中，这些精神病院院长立誓抛开人道疗法，转而采用物理治疗。
精神医学新时代的曙光乍现，他们很快就开始传扬许许多多物理治疗的好处。他们说各式各样的水疗，包括高压淋浴、长时间泡澡，是有帮助的。其中一间精神病院报告提出，为患者注射绵羊甲状腺萃取物能带来50%的治愈率；还有医师宣称，注射金属盐、马血清，甚至直接注射砷，可以让疯狂的心智恢复清明。
特伦顿州立医院院长亨利·柯顿（Henry Cotton）在1916年报告中说到，他治疗神经失常的方法是拔掉病人的牙齿。有人说发烧治疗有用，也有人说深度睡眠疗法有用，只是这些身体治疗的报告虽然在一开始看起来大为成功，但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精神病院的医师们热烈拥抱一种直接作用于脑部的三合一治疗，被大众媒体称为「奇迹般」的治疗—至少最初如此。
首先是胰岛素昏迷疗法。医师先为病患注射高剂量胰岛素，让他们因血糖过低而陷入昏迷状态，再帮他们注射葡萄糖，让他们活过来。
《纽约时报》如此解释，这时候「脑中的短路消失了，正常的电路重新开始作用，他们因而能恢复理智、认识现实。」接着是痉挛疗法，也就是利用四氮五甲烷（Metrazol）这种毒性物质，或电击的方式，引发病患的痉挛；等到病患清醒之后，就不会再有病态的思想，取而代之的是精神上的幸福感；至少精神病院的医师是这么说的。
最后一种「划时代」的疗法是额叶切除术（lobotomy），用外科手术摧毁大脑额叶（frontal lobes），立即就能显示成效。《纽约时报》说，此一「灵魂的手术」，能够「在数小时内，让野兽化作温驯的动物」。
《哈泼》、《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周六晚报》等知名报章杂志经常注销此类文章，社会大众便有理由相信精神医学对于治疗精神疾病已有重大进展，与其他医学领域一样突飞猛进。
但二战才刚结束，社会大众就被迫面对一项与这种进步讯息截然不同的事实，除了感到震惊，也让人无法置信。当时有42万5千人被锁在美国国内的精神病院，一开始是《生活》杂志，再来有记者雅柏·德伊琦（Albert Deutsch）出了《国耻》（The Shame of the States）一书，以照片带美国民众深入这些老旧设施的内部。
一丝不挂的男人在空荡荡的房间内缩成一团，在自个儿的粪便里打滚。穿着粗布罩衫的女人，光着脚被拴在木条凳上。病患睡在破洞的帆布床上，寝室严重爆满，病患得爬过床脚才有办法走出房门。一系列影像呈现出管理的疏失，以及病患遭受的痛苦，教人难以置信。书末，德伊琦用一个你一定能想象的例子描绘了这里的景象：
走过巴百瑞（Byberry，精神科医院）的病房，我想起纳粹在贝尔森（Belsen）和布亨瓦德（Buchenwald）的集中营。建筑物里密密麻麻都是赤身裸体的人类，像牛群般被放养着，但受到的关注却还不如牛群；恶臭弥漫，气味如此鲜明、恶心，这股臭味简直要生出实体的存在了。我看见屋顶漏水，四壁破败发霉，几百个病人住在里面，他们在腐朽的地板上或坐或卧，因为座椅不够。
显然我们的国家必须重新规画精神疾病住院患者的照护方案，而在研拟此项需求的同时，亦有另一项证据显示一般大众的精神健康状况堪忧。
战时，精神科医师负责筛检役男的精神疾病，他们认为有175万名美国男性在精神方面不适于服役。虽然其中可能有许多人是为了逃避兵役而装病，但这个数字仍然呈现出某种社会问题。
另外，许多从欧陆返国的退伍军人开始产生情绪困扰，1945年9月，兵役局局长路易斯·赫雪将军（General Lewis Hershey）向国会提出，此一问题已被掩盖许久，迫切需要国家出面处理。战时「效率低落与人员折损的最大原因就是精神疾病。」他说。
现在，精神疾病是美国国内首要关注的议题，而这时抗生素四处攻克细菌，每个人都能轻易想到该往哪找长期解决的办法。我们信赖科学的力量。我们认为现行「医学」疗法（胰岛素昏迷、电击、额叶切除术）对精神病患极有帮助，可以让更多病患采用。
既然已经有一套方法在对抗传染病方面成效卓著，我们也可以用同一套程序制造出治疗精神疾病的长期方案。我们只要研究精神疾病的生理成因，就能发展出更好的治疗方式，既可以提供给病况严重的患者，也可以应用在中等程度的病人身上。
「我可以想见将来有一天，精神医学界的人会彻底遗忘我们的来路，忘记我们的起始之处是收容所，是济贫院，是监狱。」此言出自康州哈特福医院安生机构（Institute of the Living in Hartford）主任查尔斯·浦林根（Charles Burlingame）。
「我可以想见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变成医师，用医师的方法思考，精神病院的运作、院里的医病关系，和最好的内外科医院差不了多少。」
194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精神卫生法（National Mental HealthAct），以联邦政府雄厚的经济实力推动此一革新。联邦政府出资赞助精神疾病预防、诊断、治疗的相关研究，补助州政府、市政府设置诊所与治疗中心。三年后，国会成立国家精神卫生研究院以监管改革。
「我们要体认到精神疾病跟生理疾病一样是真实存在的，焦虑症、忧郁症需要积极治疗的程度，不下于盲肠炎或肺炎。」纽约大学教授霍华·珞斯柯（Howard Rusk）在《纽约时报》为他开设的每周专栏中如此写道。「这些疾病都是健康问题，都需要药物治疗。」
舞台准备就绪，精神疾病及其治疗即将变身。社会大众信奉科学奇迹，政府注意到精神疾病的照护方式亟需改善，而精神卫生研究院已经准备好要来实现此一目标。
大家都预料有些了不起的事情就要发生，且多亏了抗生素的销售佳绩，制药产业迅速成长，足以把握良机。将上述推力全部结合起来，治疗严重的和不太严重的精神疾病（思觉失调、忧郁、焦虑）的仙丹妙药，如此快速地出现，也就不令人惊讶了。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左岸文化出版《精神病大流行：历史、统计数字，用药与患者》
（来源：风传媒http://www.storm.mg/lifestyle/184580 2016年11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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