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管辖权

  • 左德刚案将再审律师建议变更管辖权

    【民生观察2020年10月10日消息】本网获悉,左德刚故意杀人再审一案,将于2020年10月15日上午8时在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徐昕律师将出庭为其辩护。对此,律师杨超平认为,左德刚案如继续由安徽高院管辖,已然失去了其正当性。

    杨超平律师表示,左德刚案堪称传奇,两次被判死刑,一次宣告无罪,安徽高院宣告无罪42天后又经该院启动再审。经本院宣告无罪,又由本院决定再审,实践中少之又少,此为本案一奇。律师介入后,承办法官未与辩护人协商便急不可耐安排开庭,刑事案件辩护人未到庭是无法进行庭审的,作为死刑案件,安排庭审竟然不跟律师协商,此为本案二奇。

    决定启动再审时,高院已同时决定对左德刚逮捕。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错误逮捕由批准逮捕的国家机关或者做出逮捕决定的国家机关负责国家赔偿。难以想象,本案在本次再审中会被安徽高院判决为无罪,因为做出逮捕决定时,安徽高院已经是该案的利益相关方,在本案中相当于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属于角色冲突,继续审理本案已经违背了程序正义,失去了正当性。

    决定启动再审应当是由院长提起并经审委会通过,显然院长在决定再审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刑诉法解释第二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审判人员有其他不正当行为,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理的,当事人有权申请其回避。死刑案件需要审委会做出最终裁判,因此院长应当认定为本案的审判人员。同时,该解释第十六条规定,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不宜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可以管辖,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该条的本意是在于院长涉及需要回避时,应当由上级法院提审或者指定其他同级法院管辖。

    我们的制度设计强调实事求是,并没有严格的一事不再理的终局裁判制度。理论上说,任何裁判都有被否决的可能。也正因为此,更有必要在程序适用上更倾向于保障当事人。更何况本案已经有迹象表明安徽高院已急不可耐。因此,请求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予以提审或者指定其他高级人民法院对左德刚再审一案进行审理。

    案件背景:

    左德刚11年内被阜阳中院、安徽高院5次判处死刑,最高法两次不予核准。2020年6月23日,安徽高院宣告左德刚故意杀人罪不成立,无罪释放。

    但左德刚被释放42天后,安徽高院又离奇地突然启动再审,以同样的事实逮捕左德刚,现决定于2020年10月15日在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开庭审理。

    相关报道:安徽左德刚再遭羁押
    https://msguancha.com/a/lanmu13/2020/1007/20255.html

  • “余江帆案”因无管辖权被迫休庭

    【民生观察2020年9月19日消息】2020年9月18日,河南省邓州市余江帆涉嫌寻衅滋事案开庭审理,邓州市法院因无管辖权而被迫休庭。

    指控余江帆的三起上访行为,都是发生在北京,案发前她一直常住北京,北京是其经常居住地,河南省邓州市法院根本无管辖权。而且余江帆上访反映的房屋质量问题和父亲被非法拘禁后病亡问题,都跟地方政府有利害关系,邓州法院曾因她上访判过其三年半有期徒刑,在余江帆看来,邓州法院不可能公正审理她的案子。

    9月18日,余江帆案开庭审理,辩护律师是王万琼和李仲伟律师,因上述原因,休庭延期。

    2011年,余江帆所住的村为支持南水北调工程举村搬迁。那时候,杨河村从淅川县搬迁到邓州市还不满两年。搬迁伊始,安置点尚未完工,雨水积在邓州市夏集乡孙沟(杨河)安置点的大道上,基础设施还没有建好,村口的化粪池暴露在外,垃圾堆积如山。分配给村民的房屋房顶漏水,墙体歪斜、开裂,地面凹凸,还可以看到裸露在外的钢筋。

    无奈之下,84名村民写信上访,请求解决房屋漏水、墙壁歪斜开裂、室内地面凹凸、地面裂缝、全村没有生产道路、没有一口机井、没有养殖地、下水管道不通、垃圾无人清运等问题,保障村民搬迁之后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

    2013年2月1日,杨河村41名群众到河南省省委反映情况。时任夏集乡党委副书记李晓东会同杨河村四名干部驱车追赶、劝返上访群众。次日,时任夏集镇党委书记秦峰、人大主席王景敏也前往劝返。上访群众于2月3日晚返乡。

    返乡后,当地政府对村民的诉求作出了回应。

    2013年2月3日的《关于杨河村班子建设处理意见》显示,对现任班子成员全部停职,自2月4日起启动换届程序,建立新的班子。落款是“夏集乡党委”,并有秦峰、王景敏、李晓东三人签字。

    一份有时任夏集乡乡长、王景敏、副书记李晓东签字的文件显示,当地政府承诺解决排水、资金、生产路、村委换届、房屋质量等问题。

    另一份有秦峰、李晓东签字、时间为2013年2月2日的文件显示,二人承诺正月十五后组织质检人员现场查看,群众代表参加,核定施工费用后交给农户,由农户自行维修。

    至此,这次群体性事件已经迎来了转机。村民反映的问题属实,当地政府承诺核查、解决村民反映的住房、生产和生活设施问题。接下来,就应该是政府兑现承诺,启动勘查。

    然而,新的风波不期而至。

    当地政府一边承认村民反映的问题属实,承诺帮助解决,另一边则不遗余力地处罚维权村民。

    2013年2月25日,夏集镇党委政府报请邓州市信访局同意后,对余相林等主要带头越级上访人员进行为期26天的训诫教育,一直到2013年3月22日才予以释放。期间,余相林等人一直被羁押在邓州市拘留所。

    这次为期26天、名为训诫教育、实为非法拘禁的处罚,完全曲解《信访条例》的训诫教育措施,变相限制人身自由,违反《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作为训诫教育依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访条例》第四十七条规定:
    “违反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有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对信访人进行劝阻、批评或者教育。
    经劝阻、批评和教育无效的,由公安机关予以警告、训诫或者制止;违反集会游行示威的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必要的现场处置措施、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根据本条,公安机关可以对信访人采取的措施,由轻至重为劝阻、批评或教育、警告、训诫或制止、治安管理处罚、追究刑事责任。

    《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单一违法行为规定的行政拘留,一般不超过15日。该法第十六条规定:“有两种以上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分别决定,合并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合并执行的,最长不超过20日。”由此可知,行政拘留的时间最长不超过20日。

    然而,余相林被处以比行政处罚程度更轻的训诫,却被非法羁押了26天。对余相林的训诫教育,完全没有法律依据,是对《信访条例》的错误适用。

    夏集镇党委政府和邓州市信访局,实际上创设了一种法律没有规定的、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比行政拘留更为严厉的制裁措施,严重违背《行政处罚法》第九条“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的规定。

    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对余相林的训诫教育不符合《信访条例》《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应当无效。

    2013年3月22日,余相林结束为期26天的训诫教育回家。

    4月10日,余相林因身体不适入住邓州市第三人民医院(现邓州市人民医院),被诊断为脑梗死、右支气管肺癌、冠心病、心功能III级、肺部感染。

    住院治疗12天后,余相林接受医生建议转院至郑州治疗。

    6月9日,余相林因医治无效去世。

    余江帆反映,其父余相林曾在训戒中心遭工作人员殴打。夏集镇人民政府调查后认为不属实,政府调查后提供的证据材料包括:

    (1)邓州市公安局询问训戒中心陪护人员樊殿昂、陈荣林、杨玉洁,三人均称没有殴打事实;(2)邓州市公安局警报督察大队证实在2013年7月2日之前没有收到余相林被打的投诉;(3)邓州市训戒中心负责人黄长城表示,2013年7月1日前没有收到任何相关投诉或要求查处的批示。

    父亲去世后,24岁的余江帆背负起父亲的遗愿和为全村人维权的责任,开始了漫漫上访路。她要继承父亲遗志为村民讨一个公道,也为含冤而逝的父亲要一个说法。

    一份杨河村村民集体签字的《杨河村移民对耕地落差、荒坡、林地等赔偿款的要求》显示,为南水北调工程搬迁8年之后,赔偿金数额、用途、保管等事项,村民仍一无所知。

    然而要讨个公道,要个说法,并不容易。

    2013年08月20日,余江帆因上访被北京市朝阳区公安局行政拘留五日。

    2013年08月30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予以警告。

    2013年09月17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八日。

    2013年10月11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七日。

    2013年12月03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4年01月11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4年02月12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4年03月11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并处罚款三百元。

    2014年04月09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4年05月08日,余江帆因上访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5年01月23日,邓州市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余江帆有期徒刑3年零6个月。

    等到2017年11月7日刑满释放,余江帆28岁。她和哥哥乘火车返乡,到父亲坟前祭奠。百草枯寂,坟前堆满菊花。4年上访无果,只换来一个又一个处罚,不知道她在父亲墓前,望着苍茫天际,回顾往昔,作何感想。

    28岁的余江帆,说起她在看守所、监狱的遭遇,无比平静。搬迁、上访、痛失至亲、接连拘留直至入狱,痛苦和折磨汇入她的生活,最终成为她的一部分。但你甚至感受不到她的忿恨和抱怨,只有难以言喻的镇定和平静。

    她的生活却并不能风平浪静。出狱后,余江帆到北京打工,依然因为出现在敏感区域被频繁拘留。

    2017年12月08日,余江帆因扰乱单位秩序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8年03月16日,余江帆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9年07月08日,余江帆因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河南省邓州市公安局行政拘留十日。

    2018年,当地政府曾和余江帆沟通房屋修缮问题。余江帆坚持对全村295户房屋进行全面质量评估,按照评估修缮费用折现金发放给各户自行修缮,完毕后再解决自己的房屋问题。双方没有达成一致。

    2019年12月10日,邓州市人民检察院以前述3起事实指控余江帆寻衅滋事罪,认为余江帆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

    为村民和父亲奔走多年的余江帆,再次面临寻衅滋事罪的指控。

    2020年8月7日,是余江帆被控寻衅滋事罪一审开庭的日子。

    此前,余江帆的两名辩护律师均事先向法院告知庭审日期冲突、确实无法到庭、希望调整开庭时间,法院没有同意。

    庭上,余江帆明确要求:第一,不同意视频开庭,同监室的其他人均是现场开庭;第二,法院没有提前三天通知其开庭违法,申请法官回避;第三,由两位因庭审冲突不能到庭的律师为其辩护。

    因为余江帆的要求,庭审没有进行。

    再次站上寻衅滋事罪的被告席,也许她会想起父亲临终前的那一指,那时的她还不知道,为了这一指,自己人生最青春的年华,会变成一场西西弗斯式的循环。

    “咽气前,父亲已经不能说话,父亲指了指自己的头,又指了指北方。”

    “父亲是告诉我,割下他的头,去上访。”

  • 李怀庆辩护律师提出管辖权异议

    【民生观察2020年6月5日消息】被以“涉黑”名义于2018年1月31日抓捕,后改为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重庆民营企业家李怀庆案件的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范辰律师,就李怀庆一案于2020年5月8日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11份有关申请本案相关人员出庭、鉴定、复制等申请,其中包括了“管辖权异议申请书”。该申请书就李怀庆、吴蜀等人涉嫌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罪,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提出了辩护人的事实与理由(附:管辖权异议申请书和与本案指控犯罪事实相关的生效民事判决)。理由之一认为,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和民庭法院属于同事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审理,应自行回避。吴辰律师认为,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曾就本案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过生效的民事判决,若本案继续由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话,则会出现同一法院的刑庭法官对民庭法官作出的生效判决进行审查、重新评判的情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依照此规定,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庭与民庭法官之间为同事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审理,应该自行回避本案的审理。

    基于薄熙来、王立军等人曾经在重庆实施过的一系列罔顾法律法规、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唱红打黑”运动,李怀庆的妻子包艳对即将于6月8日开庭审理的李怀庆一案忧心忡忡,她极其担心自己的丈夫可能会遭遇不公正不公平的对待。因此,她完全支持吴辰律师提出的11份申请,也希望有关方面真正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和有关精神来公平、公正、客观、理性地审理李怀庆案件;她呼吁有关方面能尽早回应吴辰律师的申请,不要以疫情为由刻意阻挠申请人提出的请专家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巴蜀)

    管辖权异议申请书

    申请人:范辰,李怀庆之辩护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送达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37号京师律师大厦,联系电话:13910609609。

    申请事项:
    请求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下称“重庆一中院”)层报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重庆市以外的法院审理李怀庆、吴蜀等人涉嫌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罪,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

    事实与理由:
    李怀庆、吴蜀等人涉嫌诈骗、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等罪,李怀庆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案,由重庆一中院审理。经进一步研究案卷,发现本案不宜由重庆一中院审理,重庆市实属的法院均不宜审理本案,应层报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重庆市之外的法院管辖本案,事实与理由如下:

    一、本案不宜由重庆一中院审理

    (一)如果本案由重庆一中院审理,则会出现同一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审查、重新评判民事审判庭法官作出的生效判决情形,显然重庆一中院刑庭和民庭法官之间为同事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审理,应自行回避,重庆一中院不宜审理本案

    1、重庆一中院曾就本案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生效民事判决(见附录),若本案由重庆一中院审理,则会出现同一法院的刑庭法官对民庭法官作出的生效判决进行审查、重新评判的情形。

    《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依照此规定,重庆一中院刑庭与民庭法官之间为同事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审理,应该自行回避本案的审理。

    2、若最终认定本案指控的事实构成犯罪,则民庭法官有枉法裁判的嫌疑,可能成为本案涉恶犯罪的保护伞,需要被立案查处和追究法律责任,由刑庭的法官同事进行审查,显然不合适。

    若最终认定本案指控的事实不构成犯罪,则无法排除审理本案的法官包庇、为同事开脱的嫌疑,审理本案的法官处于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境地。

    不论本案指控的事实是否构成犯罪,都不宜由重庆一中院管辖,重庆一中院法官应自行回避;若不自行回避,审理本案的刑庭法官会把自己置于违反法律、违反职业纪律,可能被处罚的境地,也让人质疑审理程序的公正性,使司法公信力受到无谓的打击。

    (二)如果本案由重庆一中院审理,则会出现下级法院监督上级法院,下级法院法官审查、重新评判上级法院法官作出的生效裁判情形,显然很荒诞,不符合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第十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监督下级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也就是,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之间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上级法院有权监督下级法院的工作,下级法院要接受上级法院的监督。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下称“重庆高院”)曾就本案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生效的民事裁定书(见附录)。若本案继续由重庆一中院院审理,则会出现下级法院监督上级法院,下级法院法官审查、重新评判上级法院法官作出的生效裁判情形。

    显然,这种情况违反法律规定,避免的办法是,重庆一中院法官回避本案的审理,将案件报送上级法院,由上级法院指定其他法院审理本案。

    二、重庆高院辖下的任一法院都不宜审理本案

    (一)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均不宜审理本案。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曾针对本案指控事实作出生效的民事判决(见附录)。

    如果由这些法院审理本案,同样会出现同一法院刑庭法官审查、重新评判民庭法官作出的生效判决情形。

    同时,重庆高院就本案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过生效的民事裁判,如果由这些法院审理本案,则会出现下级法院监督上级法院、下级法院法官监督上级法院法官的情形。

    显然,这两种情况都不符合法律规定,这些法院均不宜审理本案,应由这些法院之外的其他法院审理本案。

    (二)重庆高院辖下的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之外的法院,也不宜审理本案

    前文已述,重庆高院就本案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过生效的民事裁定。若本案由重庆高院辖下的其他下级法院进行审理本案,则同样出现下级法院法官审查、重新评判上级法院作出的生效裁判情形。这种不符合法律规定,也是极为荒谬。

    因此,重庆高院辖下的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之外的法院,也不宜审理本案。

    三、重庆高院本身不宜审理本案

    前文已述,重庆高院曾就本案指控的犯罪事实,作出生效民事裁定。如果由重庆高院审理本案,则会出现同一法院刑庭法官对民庭法官作出的生效裁判进行审查、重新评判情形。

    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审判人员“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应当自行回避,重庆高院不宜审理本案。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去年吉林王成忠案,出现了同一法院刑庭法官审理民庭法官的尴尬情形,即“法官审理前同事”,令无数法律人感慨愕然,震惊全国。后来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定通化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此案,化解了此案面临的尴尬和违法情形。

    综上所述,若本案由重庆市所属法院审理此案,有违司法中立的裁判原则,有违程序公正的现代司法理念,社会公众也很难相信审判人员能够保持客观、中立的立场,无论最终怎么判决,社会公众都很难相信裁判结果是公正的。

    为最大限度避免因程序问题造成的合理怀疑,同时也体现出对程序公正独立价值的重视、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护,申请人现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十八条等之规定,特向你院提出本申请,请求你院层报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重庆市以外的法院审理本案。

    特此申请。

    此致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范辰
    2020年5月22日

    附:与本案指控犯罪事实相关的生效民事判决

    与本案指控犯罪事实相关的生效民事判决

    一、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

    1、2016年7月18日,作出(2016)渝民申769号裁定:认定重庆一中院作出的(2015)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226号判决并无不当,驳回重庆天字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字公司”)、杜鹏的再审申请;

    2、2016年6月7日,作出(2016)渝民申747号裁定:认定重庆一中院作出的(2015)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227号判决并无不当,驳回天字公司、杜鹏的再审申请。

    二、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

    1、2015年11月5日,作出(2015)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226号判决:判令被告天字公司偿还李怀庆本金500万元并支付利息,被告杜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2015年11月5日,作出(2015)渝一中法民初字第00227号判决:判令被告天字公司偿还李怀庆本金350万元并支付违约金,被告杜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3、2017年7月24日,作出(2017)渝01民终2507号判决:判令撤销(2015)江法民初字第13852号判决,驳回被上诉人李政宇的诉讼请求。

    三、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

    1、2015年11月17日,作出(2015)江法民初字第10997号判决:判令被告周洁返还原告李怀庆借款本金77万并支付违约金;

    2、2016年6月28日,作出(2015)江法民初字第14065号判决:判令被告周洁返还原告李怀庆借款本金17万并支付违约金;

    3、2016年11月22日,作出(2015)江法民初字第13852号判决:判令被告蒋佳男归还原告李政宇借款本金180万并支付违约金,被告杜鹏、天字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2016年11月22日,作出(2015)江法民初字第14066号判决:判令被告蒋佳男归还借款本金100万并支付违约金;

    5、2016年11月25日,作出(2015)江法民初字第07944号判决:判令被告曾玉龙、云南旭虎商贸有限公司代曾洪猛向原告李怀庆返还借款本金150万并支付利息。

    四、重庆市南岸区法院作出的判决

    1、2007年11月16日,作出(2007)南法民初字第4294号调解书:被告赵小刚一次性偿还李怀庆借款本金及利息共计25.4万元;

    2、2008年8月25日,作出(2008)南民初字第2565号判决:判令被告赵小刚向原告李怀庆偿还借款35万元;

    3、2010年5月1日,作出(2008)南法民初字第364号判决:判令被告重庆丹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李怀庆归还借款本金167.5万院并支付违约金,被告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岸支行对167.5万本金及违约金中不能清偿部分的二分之一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6)渝0108民初764号判决:判令被告蒋佳男向原告李怀庆返还借款本金192万并支付利息,被告杜鹏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五、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

    1、2011年4月14日,作出(2011)渝五中法民终字第1134号判决:判令驳回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岸支行的上诉,维持(2008)南法民初字第364号一审判决;

    2、2016年11月11日,作出(2016)渝05民终7843号裁定:裁定上诉人杜鹏自动撤回上诉,一审(2016)渝0108民初764号判决自裁定书送达之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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