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4/23日消息，今日下午，本网接到湖南永州市访民何芳武的电话，称他被哥哥和镇政府官员接出精神病院，这次共计被关押了7天。
4月15日8点，何芳武在永州车站被公安局抓回来，16日关进了精神病院。这次他是为了救自己被关在精神病院的老婆才打算上访被抓到，现在老婆没能救出来他自己又被关进了永州芝山(零陵区)精神病院。
据悉，何芳武是在北京上访期间和贵州访民谢勋英相识，并结为了夫妻。2015年6月谢勋英被截访人员从北京截回福泉县后，关押在当地的精神病院中，何芳武多次救妻未果。
相关报道：都是维稳惹的祸 何芳武贵州精神病院接妻再次受阻
http://msguancha.com/a/lanmu12/2016/0402/14179.html
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4/17消息：今天中午，湖南省永州市访民何芳武致电本网志愿者，他4月15日8点在永州车站被公安局抓回来，昨天关进了精神病院。
何芳武说，他是为了救自己被关在精神病院的老婆才出去的，现在老婆没能救出来他自己又被关进了永州芝山(零陵区)精神病院，还给用药，他很是无奈。
据悉，何芳武是在北京上访期间和贵州访民谢勋英相识，并结为了夫妻。2015年6月谢勋英被截访人员从北京截回福泉县后，关押在当地的精神病院中，何芳武多次救妻未果。
相关报道：都是维稳惹的祸 何芳武贵州精神病院接妻再次受阻
http://msguancha.com/a/lanmu12/2016/0402/14179.html
近日，本刊曾报道过的因注射狂犬病疫苗致残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黑龙江鹤岗市访民商兆树发来消息，他被多次拘留，关精神病院的事得不到解决，希望本刊给予他关注。在本刊进一步了解他的情况时，他的谈话才使我们揭开了精神病院残虐及贪婪行为的冰山一角。
他说，当时我是被鹤岗市卫生局疾控中心的司机王建和他的一个朋友从北京的黑监狱用车带回，路上走了一天一夜的时间，２０１２年７月２日晚上７点车到达佳木斯市时，王建接了一个电话后，车就在佳木斯的松花江大桥与高速路收费站中间停车待命。快到晚上９点时，王建又接了一个电话后车开始往鹤岗开，刚一进鹤岗市区王建又接到电话，这时车还在继续开，天已是漆黑一片了，外面什么也看不到。我想方设法分辨方向，突然车停了，我抬头往前一看看到了“精神病医院”几个字（鹤岗市矿务局总医院精神病分院）。这时车门开了，疾控中心办公室主任袁艺和两个员工做好了强制的准备，我下了车看看台阶说“台阶高我上不去”，这时出来了一个医院的人说；旁边有门很平从那进吧。到了医院后院进了两层楼的住院区，医生和几个男护士早就在那等候多时了。
进病房后进行了强制搜身，他们把我身上的东西和我的鞋、双拐全都拿跑了，还说是让任广福、赵谷成两个精神病患者照顾我，实际是看着我，最后把我关到屋里做了简单的身体检查。精神病人家属说“昨天就听说来一人，就给你腾了房间”。他们这是有预谋的，就这样关了我3个多月后，我强烈要求穿鞋走路，才给了我一双鞋，然后我拄着一个小凳子可以在病房溜达了。我趁溜达的机会和离我近的精神病人家属说了我的情况得到了同情，到晚上他偷偷摸摸的把电话给我，我通知我弟弟他们才知道我被关精神病院了。
我家人知道后多次去医院看我，医院都说没有这个人，后来我弟弟赶在医生交接班的时候去在外边喊我，我听见出去这么才见着我。后来他们看得我更紧了，连窗户都不让我靠近。刚进去的时候我抗议绝食，前后共绝食1个月，他们给我几次输液。即便是这样他们也不肯放我，一直把我关到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８日，由市卫生局的副局长李恒达和疾控中心的袁艺等人把我从鹤岗市矿务局总医院精神病分院安置到鹤岗市东山城堡老年公寓继续监管。
还好我从精神病院出来了，里边的人老受罪了，患者说我来了好多了，我不来的时候动不动给他们过电，用药，起个名叫约束，就是捆在床上过电。一直捆着，在床上拉在床上尿，医生用银针扎到穴位上，叫电蚂蚁，我看电的这些人连蹦带跳的，电的时候让这些人看着，就是说不听话就电你。新进去的不管什么情况就给绑上，一绑就10来天，七、八天的，还给他们扎针，这是下马威，绑着灌药，扎针。扎完针脑袋就往后挺脖子发硬吗，身上没劲，翻白眼，反应严重了医生再给扎一针解药，过10分8分就看着正常了，怕症状严重了出事。
用过药的思维就不灵敏了，一个个都呆起来了。卫生很差，伙食费1个月300块钱自己拿，伙食很差，就是大白菜撒点盐，土豆、咸菜的，好像也不刷锅，老有股泔水味。
我在精神病院关押期间得了多种疾病如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等，不过我还是幸运的，我总算是活着出来了，有的人都死在里边了。我在里边遇着这麽个人，原来20多岁得过一次精神病，好了就给人扛大包打零工，后来岁数大了干不动活了就想找政府要个低保，他也没钱给（政府）送，跑了好多次不给他办低保，有一次闹僵了他也觉得自己反正得过精神病也没什么活路了，就把裤子当场脱了，这么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关了10几年，2014年死里边了。当时我给大夫说，大夫说他家里也没什么亲人政府把他送来的。
还有孙庶春，一老头80多岁了，有点偏激，老怀疑外边有人打他老伴，他邻居是这个精神病院的院长叫李春，给他老伴，孩子关系处的还不错，这么着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关了15年时间了。他总偷着写信给省里、市里反映也没人管，我出来的时候他写了个委托书让我给他找律师，我真给他找了，找了几个律师都不敢管。
这是医院收治不正规造成的，有人来就收治，有些给家里闹矛盾喝酒撒酒疯的被家里送来都收，我观察这么长时间他们对精神病也没个界定，就是正常人只要有人送去医院就会当精神
病收下。
医生给我聊，设立这个精神病院主要是解决工人上班的一些问题，弄个病假呀什么的，可以给你开个病假条就在家休，挂床的有100多人，挂床就是有公费医疗的开个住院单就该干啥干啥不用住院，说从建院到现在没病的给伪造开出假病历的有1万5千多份，这些人就是为了不上班。
当我问起被关在里边的人的精神状态时，商兆树说，里边关着40来人，感觉他们说话唠嗑都挺正常的，就有1个来回走，感觉有点问题，还有就是有些人思维吧感觉有点偏激，有的就非常内向，在家里喝点酒就又打又骂的，很多这种情况，我感觉这不在精神病的范畴之内吧。精神病院是矿务局整个收入的一半，矿务局和市政投资是分开的，说白了就是创收。
商兆树所说在孙庶春的材料里也得到了印证，内中这样写道，这个精神病院是1984年9月成立的，但没经国家批准,新一矿服务公司私自成立的，开始风就不正，来住院人在一切住院费外再交抵押金数千元，出院时开个收据算完事。这是什么钱，外界对这个医院就是百事可乐，心想事成，只要把人送来办个住院证，想要办的事就能达到目的。
李春当上后勤院长后，就把交伙食的钱贪污60%，住院人只能吃上交伙食的40%，由此，一些人家送副食不及时或无人送的人就达到严重营养不良，开始死人。2007年4月又把大锅饭承包给一个女的，又进一步克扣伙食，菜全是汤，这样先后死掉了赵永林、王士立、马新芝、王克如、张西金、张武房。另外还有几人因为缺乏营养经抢救才保住了命。张洪升被传染上肺结核3年后死亡。
内中还提到每年约有150人挂床，挂床费每人收1.2万元，就有180万元，伙食补助每人每年365元/日10元，这一笔每年就是近60万元。2005年这个医院才归总医院管，之前是独立的。而且这里真正的男女病患只有30人左右，其他都是五花八门包括受惩罚进来的，不需住院的占2/3。
男孩涛涛（化名）被精神病患者张某从小区内追赶至小区门卫室外持刀捅死，而在岗的保安“并不在意”。悲痛之余，涛涛父母在起诉张某及监护人的同时，将小区物业公司告上了法庭。
此前，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作出一审判决，张某及监护人应赔偿涛涛父母106万余元；物业公司对判决中张某及监护人应当清偿的款项承担20%的补充赔偿责任。日前，二审法院驳回物业公司上诉，维持原判。
案发地与门卫室近在咫尺
2014年9月12日15时许， 浦东新区12岁男孩涛涛放学回到自家小区里，患有精神病的张某突然持刀盯上了他，涛涛被张某的举动惊吓后，本能地拨腿就往小区北大门逃离，而张某见状持刀追逐，并在北大门东侧8.2米、南区北围墙北侧0.1米处的人行道上追上涛涛后，持刀戳刺其胸腹部等处，致涛涛当场死亡。
在逃离和追逐过程中，被害人涛涛和张某沿北大门门卫室南侧、西侧、北侧绕行，其间，张某手持的凶器在门卫室西侧曾掉落2次。
涛涛父母诉称，案发地与门卫室近在咫尺，可在岗保安贪生怕死、见死不救，为张某实施加害行为提供条件，致被害人死亡，故起诉要求张某及监护人赔偿各项损失204万余元；物业公司对赔偿请求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张某的监护人辩称，事发时发病的张某不能自控，如有人制止，肯定会停止加害行为，而事发地在门卫室附近，如保安出来阻止，男孩的命可能就保住了，故物业公司应承担相应责任，对自己应承担赔偿责任无异议。
物业公司则辩称，张某杀害男孩的行为发生在小区外的人行道上，此不属于物业管理区域。男孩和张某通过小区大门只有三秒钟，因为是突发事件，门卫室保安未反应过来实属正常。当时有两名保安在岗，并开启了监控设施，已经尽到物业管理安全门岗的责任。因此，不同意涛涛父母的诉请。
保安“并不在意”，民事责任须承担
法院审理后认为，因原告要求被告张某及监护人承担因涛涛死亡而产生的全部赔偿责任，赔偿义务人无异议，故法院予以支持。
本案争议焦点为被告物业公司是否应承担民事责任。对此，法院认为，本案严重暴力行为发端于小区之内，终止于紧邻小区门卫室外侧，追逐中被害人与张某先后经过小区门卫室，整个暴力行为并无中断，是一个持续行为。物业公司作为事发小区的物业管理企业，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制止。
当然，物业管理企业毕竟不是公安机关，虽不能强求保安像警察一样冲上去与手持凶器的歹徒搏斗，但保安完全可以采取其他力所能及的行为，最起码也应对行凶者予以呵斥。而紧邻案发地的门卫室内有两名保安，马路对面的北区门口也有一名保安，据公安笔录，张某在伤害男孩时，一名保安已发现但“并未在意”，更不要说采取制止措施了，当张某实施最后的疯狂行为时，近在咫尺的三名保安仍无动于衷。可见物业公司存在过错，应承担一定民事责任。
根据我国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物业管理企业亦是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属于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的承担主体，现原告要求物业公司承担补充赔偿责任，法院予以支持。对原告的各项损失，法院确认为106万余元，由张某及监护人全额赔偿，物业公司对其中的20%承担补充赔偿责任。
【法律解释】补充赔偿责任
指多个行为人基于各自不同的发生原因而产生数个责任，造成直接损害的直接责任人按照第一顺序承担全部责任，承担补充责任的责任人在第一顺序的责任人无力赔偿、赔偿不足或者下落不明的情况下，在能够防止或减少损害的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且可以向第一顺序的直接责任人请求追偿的侵权责任形态。其有四个构成要件：1、第三人侵权直接导致损害事实的发生；2、行为人未尽合理安全保障义务；3、损害事实与行为人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存在因果关系；4、权利人向第三人（直接侵权人）求偿受阻。
（来源：澎湃新闻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46908 2016-03-22）
华商报讯（记者 陈永辉）今年54岁的山阳女子赵某患有精神疾病，家属将其送往精神病康复医院治疗，11天后，其却在医院自缢身亡。这让家人难以接受。
“前一天看望时还好好的”
3月21日下午，山阳县圣泉康复医院大门紧锁。
死者赵某的小儿子王涛悲伤地说，母亲2013年患有精神分裂症，以前也曾在圣泉康复医治疗过，这几年一直是父亲照顾。3月6日，母亲到圣泉康复医院入院治疗，3月16日就出了事。“住院期间，父亲隔三差五去看望，出事前一天看望时母亲还好好的。”
“16日晚8时许，家人接到通知，说母亲在山阳县中医院抢救，家人赶到时母亲已经走了，当时脖子上有勒痕。”王涛说，事发后他们去病房进行了查看，发现了一些条布。
事后，圣泉康复医院对家属表示，赵某出事的时间应该是下午7时左右，他们赶紧将其送往山阳县中医院抢救，经抢救无效身亡，死因是用床单条布在病房内自缢。
院方说，当时人是半跪着的状态，病房内还有2名患者，对于这一说法，家属充满疑惑。
华商报记者从山阳县公安局证实，患者确系自缢身亡，排除他杀可能。
家属质疑院方监护不力
“这家医院是全封闭医院，医院有医生、护士，母亲在医院出事，医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涛质疑，事后医院称，医护人员每隔15分钟巡查一次，为什么母亲自缢时，医生没有及时发现？
3月21日，华商报在圣泉康复医院门口见到该院张姓副院长，其表示，赵某的事情他不清楚，让记者去县城某宾馆找“一把手”刘院长，华商报记者提出去事发现场看看，遭到拒绝。
根据张姓副院长提供的地点，华商报记者并没有找见刘院长。3月22日早上，记者设法查询到宾馆房间电话，终于联系到了刘院长，其称，目前县上正在调查，不方便多说，随后挂断了电话。
据了解，涉事的圣泉康复医院是一家民营企业，成立有四五年时间，同时也是山阳县残疾人托养中心。就此事，山阳县卫计局办公室主任巩忠涛称，赵某自缢身亡后，院方第一时间上报到了局里，他们也派人下去调查，“患者患有精神疾病，此前曾有自杀倾向，对于这类病人院方曾和家属签订了书面东西。”
律师称院方有义务保障患者安全
3月21日，山阳县卫计局副局长徐毓才称，赵某是住院期间自缢，目前正在调查。“我们是主管部门，但没有权利判定责任由谁来负。此事由县政法委牵头处理，建议去县政法委采访。”
就此事，陕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刘陆训律师表示，赵某患有精神疾病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监护人将患者送往医院后，特别是在精神病医院采用封闭治疗的情况下，实际上监护人将监护责任已委托给了院方。精神病院作为特殊的专业医疗机构，有责任和义务给予患者治疗的同时，保障其人身安全，在疏于看护的情况下，患者在医院自缢身亡，院方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刘陆训表示，作为监护人和家属可根据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追究院方侵权责任，要求医院给予人身损害赔偿。“一般情况下，院方会和患者家属签订一份风险告知书，但这也仅仅是医疗风险，不包括自缢风险。”
昨日，赵某的家属向华商报记者表示，在有关方面的介入下，院方承认他们有过错，目前已经和家属代表达成赔偿意见，事情也得到解决。
（来源：华商网http://ehsb.hsw.cn/shtml/hsb/20160331/580614.shtml 2016年03月31日）
齐鲁网3月7日讯 (记者 任静)最近在威海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两名民警一个人动脉被割断，一个人胳膊被刺穿。可是两名民警却负伤作战，将凶手的爹妈给救了下来。
据山东广播电视台齐鲁频道《拉呱》报道，老刘和小刘都是威海城里派出所的民警，3月1日同时负伤，一位动脉被割断，一位胳膊被刺穿。
那天下午，辖区内71岁的于大爷到派出所求助，说儿子有精神病，对老两口动了杀心。民警老刘带着两个协警去了于大爷家，进门时，于某手里拿着筷子，见到父亲和民警就开始指指点点，还把母亲推倒在地上，混乱中，协警小刘上去制止，于某竟然回屋拿出尖刀，刺向小刘。
刘昌杰说，“当时对方就不管不顾，就干起来了，冲着我头上拼命砍，当时也不知道砍了几刀，做手术的时候才知道砍了三刀，脑后有一根动脉被砍断了。”刘佳伟回忆，“我正好是在半道上，他第一刀准备刺我胸口的，结果我一躲，刺我胳膊上了。”
老刘试图用警棍将其制服，反而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于某挥舞着尖刀向老刘头上疯狂刺去，一时间，鲜血直流。面对持刀袭警的儿子，于大爷两口子吓傻了。
变成血人的老刘和于某周旋，小刘顾不上呼呼淌血的胳膊，赶紧把大爷大妈藏起来。逐渐清醒的于某，逃跑时被擒住。
派出所副所长董伟告诉记者，“当时民警刘昌杰在现场中了三刀，砍断了动脉，当时距离市立医院只有100多米，就这100多米的距离，刘昌杰到医院的时候就已经接近休克了，输了1000多毫升血才稳定下来，如果距离再远一点，后果不堪设想。”
（来源：齐鲁网http://news.ifeng.com/a/20160307/47722737_0.shtml 2016年03月07日）
在我还是见习生的时候，某天跟着一位精神科资深主治医师的门诊。
「新来的？几年级？」主治医师问。
「医师好，我是新来的见习生，硕二。」我有点害羞的回答。
「你有没有被病人打过？」他接着问。
「没有耶………？」我当下一头雾水。
「喔，菜鸟！」然后他就不理我了。
直到我当了心理师的第一年，在精神科，「终于」被病人打到了。那天回到家我还开心的在脸书发了一篇动态，「炫耀」我脱离了菜鸟。
还记得在研究所的前几堂课，医师来教精神病理，先教的是跟病人晤谈的时候要坐在「病人一拳伸过来会打不到你」的位子，而且这个位子还要靠门、门上最好有一小片透明玻璃，即使病人打你的时候不能马上逃走，路过的医护人员也可以透过玻璃发现你被攻击。
心理衡鉴室、治疗室的桌子底下都有警铃也就见怪不怪了，警铃有多重要？从每个礼拜都有工务人员来测试它的功能是否正常，就可以想见。
上面这些经历，说出来，都会让人有一种「精神科病人很危险」的感觉。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觉得，后来，在职业生涯里，其实也只被打过这么一次。但连专业人员有时都会被精神病患者吓到，一般民众对精神病人有什么观感，也可想而知。
最近的郑捷杀人事件、内湖女童割喉案，嫌犯也似乎都让人有一种「他有精神病」的感觉。
对于精神疾病的印象（大家嘴巴上说的「肖仔」、「神经病」），较为人所知的可能思觉失调症 （Schizophrenia, 旧称精神分裂症），这是一种思考、感觉、行为与现实脱节的疾患，但「并不是」精神疾病的全貌。
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V）这947页的英文书中，洋洋洒洒的列出了18类的精神疾病，如果认真翻阅，会发现我们自己可能就符合其中的一些诊断准则（如心情低落、失眠、酒精、尼古丁依赖），那不就如同食神所说：「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符合精神病」？
就像法律订定的精神不是要入人于罪一样，精神疾病的定义是确认出「精神状态、自己主观感受的痛苦、社会与职业的功能是否明显偏离『一般人』」的这群人，给予帮忙。先说精神病不等同于大家说的疯子，来精神科就诊也不是要把这个人贴上标签然后关起来，而是要帮助他能够正常的回归社会。
或许有人会觉得台湾或华人社会保守，对精神疾病了解不多，所以观感不好。其实在自由民主开放的西方国家也有这个现象，一个在澳洲所做的研究，多数受访者对于精神病患者的印象为「低智商」、「不可信任的」、「不用跟他太认真」，看来我们对于精神疾病还需要更多、更深入的了解。
回到主题，究竟精神疾病跟暴力行为有没有关系？
2009年有学者整合了过去研究精神疾病跟暴力行为的文献，发现思觉失调症的患者中，男性患者有暴力行为的风险是一般男性的1~7倍，女性则为4~29倍。这样的比例好像是高的，但有学者认为，不能这么武断的说这些暴力行为都是精神疾病本身造成的。
精神疾病往往伴随着许多问题，例如酗酒、吸毒等物质滥用、无家可归、服药遵从性不佳等等。
在2015年关于关于思觉失调症患者与暴力行为危险因子的整合研究里，发现危险因子真是错综复杂，除了因被迫害妄想、幻觉产生的暴力行为外，包括反社会性人格、低的社经地位、负向的社会环境、不规律治疗、病识感不佳等都是危险因子，很难从里面找出一个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从新闻内容很难判定内湖女童割喉案的嫌犯到底有没有精神病，若他真的有，首先应该问的是，「为什么他没有就医？为什么他会在那里？」，台湾社会何时才要关注精神病患者的医疗与污名化问题，除了妥善的治疗之外，也给他们一个可以生存的空间？
如同监狱与死刑的概念，我们对于精神病的态度不该只是「抓去疯人院关起来」或「全部杀了算了」，而是得对于疾病有正确的了解，让他们接受「规律」的治疗，帮助他们回归社会。
所以，像上述研究所提到，与其说是症状本身，或许我们这个社会对精神病患者的不友善与歧视，可能也是产生暴力行为的原因。
我在脸书上看到一个网友的文章，大意是：「逃离并不能改变这个现况，去了解与付出关心，才能真正的改变」，正视精神疾病，了解与关心身旁可能有心理、社会压力的朋友，或许才能真正让暴力事件减少、让社会更加祥和。
（来源：泛科学http://pansci.asia/archives/96097 2016/03/29）
中国目前有重度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人，大多依靠低保过着封闭、缺乏社会交往的生活。目前，国内已有几家服务重度精神病患者的康复会所，试图帮助他们重返社会网络，恢复其社交能力和人际生活，但前程阻力仍多。
二层楼房的大门开着，几个年轻人围坐打牌。
狗在楼房的外面不停地叫。这是午休时间，有几个人在屋内的一旁玩电脑，有人厨房里帮忙。一个微胖的男人独自坐着，沉默地对着一个空的八宝粥罐头掸烟灰。
这是一间服务重度精神障碍患者的康复会所（Clubhouse），位于杭州市下城区的潮鸣街道，类似的机构在全中国大陆只有四五间。
杭州市潮鸣精神康复会所依托潮鸣街道而建立，它深深地藏在街道里的艮园社区内，位于一间独立的两层楼房内，与街道办事处、养老服务站等其他服务性机构毗邻。这间会所旨在帮助重度精神障碍患者重返社会网络，恢复他们的社交能力和人际生活，并提供非营利性质的服务。最初仅有街道内部的病人参加，渐渐地，也有街道之外病人前来。
他们仿佛上下班一样，早上九点到场，下午四点离开。在这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被称之为“会员”。会所的社工人员则为这些会员病人组织日常的学习、娱乐活动。在会所活动中，展现出较好的工作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的会员，会所还会尝试给他们找工作。
潮鸣康复会所是全中国大陆得到国际会所发展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lubhouse Development,下称ICCD）认证的三家康复会所之一。ICCD这个非营利组织是由1948年建立于纽约的第一家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发展而来。“会所”模式的宗旨是为在家疗养的精神病人安排日常活动，帮助他们在接受治疗的同时，保留工作、教育机会和社交生活。ICCD鼓励全球各地的会所与其它社会机构合作，帮助精神病人找到可以胜任的工作岗位。
为了获得认证，潮鸣会所之前按照ICCD提出的“会所”标准进行了改正，包括将原有的七个部门调整至目前的两个，将重性精神病患者的业务与自病症患者分开等等。据称，ICCD人士曾经到潮鸣会所考察并颁给证书。
瞿芝雅对此觉得很骄傲，虽然ICCD并没有给她们带来实际的资金投入和经常性的指导。她告诉财新记者，在ICCD提出的大框架之下，潮鸣会所比其他类似机构更注重为患者设计一些文娱活动，例如广播操比赛、下棋比赛，和厨艺比武大会等等。
重度精神障碍患者是一个不该被忽视的群体。据国家卫计委去年9月发布的数据，中国目前有重度精神障碍患者429.7万人，18岁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占76.1%，贫困率达到55.3%。全国的精神科床位却只有22.8万张，多数的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法长期在院内接受治疗。由于医疗资源紧张、院后治疗机制缺乏，大量患者只依靠低保，过着封闭、孤独和缺乏社会联系的生活。而像潮鸣会所这样的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则想填补这一块社会服务功能的空白。
会所成员的日常生活
楼房的二层有一面落地的大镜子。一个会员与其他二三十人围坐成一大圈，午休结束之后，会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昨天会所的“厨艺比武”活动——切黄瓜比赛。康复会所的后勤部部长在会上评论道：“某某的刀工很好……黄瓜排列的形状我没见过，在饭店里没吃到过这样的。”
在潮鸣康复会所里，较为活跃的会员患者被分为两个组，分别称为文书部和后勤部，部长均由会员担任。
瞿芝雅解，为了符合ICCD的要求，做到社工和患者会员在会所内的完全平等，他们决定在会所内，不称“主任”、也不喊“老师”，而是以“阿姨”作为会员患者对社工的称呼。
在“阿姨”们的指导下，文书部收集会员们写的文章，编辑成会刊，兼给潮鸣街道写活动报告；后勤部负责采买、在厨房里帮忙。每天早晨，会所里要开个会，安排一天里会员们的各种工作。此外，会所还会开设书法、乐器和刺绣课程供会员们参加。
潮鸣会所的会员男女老少都有。除了个别人会在开会时突然站起、愤愤然地离去外，其他人看上去并无明显的异于常人之处。这里的会员，都是重度抑郁症、狂躁抑郁症或者精神分裂症患者。一部分人有住院的经历，一部分人没有，而所有人都在长期服药，依靠药物维持目前的状态。有几个会员曾经是重点中学的学生，是在高考前夕发病的。
据瞿芝雅说，在这些会所里的会员，大多无法恢复到发病前原有的精神和生活状态。除了精神类药物带来的影响，疾病本身也使他们的执行力变弱。有几个会员已经在这间会所度过了将近10年。
瞿芝雅说，重性精神障碍患者不可能完全停药。“我和他们说，你们就当是得了慢性病，得了高血压。”在日夜相处下，有些患者可能不太信任家属，然而信任会所的阿姨。为此，会所的工作人员有时还需要在患者及家属之间充当桥梁，帮助家属说服病人服药。
除了靠服药抑制精神病症状，在会所里，重性精神障碍患者需要从最平常的能力开始恢复。在这间会所里，如果是本街道的人员，连会员的午餐都是免费的。但是会所坚持每个会员每天要交五元钱给后勤部，由后勤部存入银行。到了月底，再由后勤部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一一还给所有人。通过这个过程，后勤部的会员可以重新学习如何和银行打交道。
还有的会员们在厨房帮忙，自己用刀。只要他们仍在接受药物治疗，瞿芝雅都觉得很放心。让她最不放心的，其实是会员的认知状态。有一次，一个会员离开会所之后，没有按时到家。社工们先是和家属四处寻找，最后一起报警。稍晚，这名会员才自己回了家。她说，她只是突然觉得“做人没有意思”——这样的事，才是会所真正的风险。
瞿芝雅时常会鼓励会员，要恢复过正常生活的信心。她说，最近曾劝说一个姑娘自己晾衣服；她不大会用晾衣夹，衣服总是落到阳台下面，让她几乎绝望。而财新记者在办公室里看到，这个姑娘正在忙忙碌碌地填表、写报告，她就坐在瞿芝雅的对面。瞿芝雅指导她说，“这里你就写，某月某日，陪同深圳友人出游。”
QQ窗口不停地闪动，新的文件去而复来。会所要申请新的项目，就要和其它社会组织、机构竞争，还要对街道办及区残联作沟通和说明。会所也鼓励会员参加这些社会活动，让他们能更多地与外界交往。
重返社会路漫漫 诸多空白待补
“不管什么活动，‘阿姨’对大家都呵护备至。这里更像一个幼儿园。”民间组织志愿者智空（化名）对财新记者表示。
作为狂躁抑郁症患者，智空自己就是国内另一家精神病患者康复会所─深圳蒲公英康复会所的会员。在加入会所后，他继而参与各类活动并获得一个民间精神障碍患者权益保护组织——深圳衡平机构的资助，开始走访、研究各地的精神病康复会所。
据智空介绍，目前中国共有五家模式类似的康复会所，分别位于长沙、杭州、深圳、昆明和成都，另有贵阳的一家正在筹备。
这些会所的出资方背景各异。有的是当地的区残联和精神病院出资；有些会所使用的是当地残联或精神病院的活动场地；有的是与民营的居家养老服务站合办。
智空认为，既然此类康复会所的初衷，是要让精神病人与主流社会能够沟通、融合；那么，与养老服务站合办，对于康复会所亦有帮助。智空说，他很喜欢潮鸣会所“幼儿园似”的气氛，这或许与潮鸣会所就设在社区内部有关。
但实际上，会员如果光是在会所里活动，距离会所之外的日常社会，仍有相当距离。由于根据ICCD的要求，会所不能与会员发生雇佣关系。因此，潮鸣会所和当地的潮鸣街道达成了合作意向，将安排状况良好的会员，去街道老年服务中心当清洁员、资料输入员，或者去文化站当图书管理员。
虽然只是很普通的工作，但除了当地的街道办之外，其他企事业单位很少愿意雇佣精神障碍患者。在会所楼梯一侧的墙上，挂着一张“会员某某在杭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担任保洁工作”的照片。图中，是一个会员和保洁工具的合影。能有会员被社会上的其他机构录用，对于会所来说无疑是值得庆贺的大事。
瞿芝雅对财新记者强调，用人单位应当尽早去除对精神障碍患者的歧视。她认为，即使是在发病时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疾病，只要经过合适的药物治疗，患者也可以很好地控制住症状。
精神病康复会所的运营模式并不复杂，在国内却较为少见。因为，建立一家类似的康复会所需要成熟的社会组织及相应的资金供给。康复会所的机制还需要社工有自觉和能力，与患有重度精神病的会员，建立良好而密切的关系。此外，对此类机构的公共监管机制目前仍模糊不明。除了ICCD提出的国际标准外，目前国内并无明确的监督管理部门，对此类精神病患者的康复机构设定标准。康复会所并非医疗机购，但又承担了帮助精神病人恢复、促进生活状态的职能。这样的机构究竟该由谁管评、依据什么来管评，在中国仍然没有答案。。
一位民间公益人士对财新记者指出，康复会所的模式难以商业化，因为它“看不见疗效”。虽然国内有数量庞大的精神障碍患者，但精神康复会所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的发展前途、路径及效果，目前仍难以预料。
现在，若一名患者想成为潮鸣会所的成员，家属需要与会所签订知情同意书。但由于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无法作为承保人购买意外险，一旦患者到社会上工作时遭遇意外或造成事故，监护人就要为重性精神障碍患者承担可能造成的庞大费用。这也成为家属犹豫是否让病患参加会所活动、强化社会交往，及接受可能工作机会的心理门槛。
而在艮园社区里，潮鸣康复会所的稳定运行，是建立在街道及传统社区相熟的人际关系之上。瞿芝雅说，自己从前也害怕精神障碍患者。过去，她是艮园社区居委会的党委书记，退休之后才到潮鸣会所来工作。她对精神病患者和社区的融合情况和安全性颇有自信，因为在整个楼道里，“哪一户是什么情况，我们不是全都知道嘛？”
阳光之下，有几条犬无事可做。牠们看见有人从会所里出来时，会高兴地摇起尾巴。在杭城的仲春时节，许多房屋的顶都被大团的树丛淹没了。春风柔软。康复之路漫长。
（来源：财新网http://china.caixin.com/2016-04-06/100928868.html 2016年04月06日）
看到3/28小灯泡的新闻，心里非常的难过，真的是如同小灯炮的妈妈一样的想法，「希望让这样的人能永远消失在这个社会。」
再看到新闻上嫌犯王景玉的父亲曾将他强制送医，但台北市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无确诊，因此又被放回家中，让我感同身受。我的故事虽不是很精彩但相信是许多照顾精神上有疾病患者家属的心声并希望政府，医院及社会能正视这个问题及法律上的漏洞。好让这个社会能更美好、更安全。
我家中有长辈也是患有精神上的疾病，并有领身心障碍手册，首先我要说的是这位长辈是很优秀的一个人，但由于生活金钱上等的压力造成他心理的问题，他本人也非愿意患有精神上的疾病同时也受到心理病痛的折磨，也希望自己能控制好。虽然吃药能控制好疾病，但期间状况会有好有坏，自己却无法控制，当在不好的时候，由于人权关系，患者必需要达到自伤或是伤人才能强制就医。或是一定要患者同意接受治疗，医院才会进行治疗。但患者通常在发病时，不会觉得自己有问题，都觉得自己非常好。这时，照顾的家属才是最直接知道他的状况是否需要就医治疗，但往往未达法规或是医生的治疗标准就无法接受住院治疗，最后要像发生这样的事件，政府、医院及社会才「可能」会重视这个问题，但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宝贵的生命就这样被犠牲了，其实正确的做法应是预防胜于治疗！不是吗？而不是等到事情发生了，才去处理、检讨和解决。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精神病患就不能有人权，只是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来协助病患就医及辅助照顾者家属呢？坦白说，当患者发病时，我们除了不舍他受到疾病的折磨外，我们常常感觉无助及都快要跟着心理生病了。
最后我真的希望「类似这样的事件不要再发生了」，但不是要让患者及家属无路可走而是需要政府，医院及社会大众的帮忙。一起让社会更美好及安全！
（来源：苹果日报http://www.appledaily.com.tw/realtimenews/article/new/20160329/826948/ 2016年03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