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生观察工作室2016/2/10消息：昨天上午，上海杨浦区维权人士陆立明，因到中南海上访被北京警方抓获押送到北京市昌平区中西医结合医院治疗精神病后失联。
他的访友称，陆立明是因为遭遇政府非法暴力强拆其房屋未获安置补偿于昨天上午到中南海上访，被北京警察抓获送往府佑街派出所关押到晚上8点，期间警方拒绝提供饮食。
随后府右街派出所民警说陆立明有精神问题，把他送到北京昌平中西医结合医院，这是专门治疗精神病的医院。陆立明入院后打电话告知访友他现在的处境，之后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他们获悉后多次电话投诉均无结果。
2月4日陆立明还被府右街派出所民警送到西城看守所，因为陆立明患有重大疾病看守所拒收。
陆立明的访友称，北京警察以去中南海告状属精神病为由，非法把正常人变成被“精神病”。
请在京的维权人士给予关注和帮助。陆立明电话：18721840948
或请朋友们拨打010-12345 010-11088866（督查电话）
一、前言
被精神病源自网络时代的流行语，指政府权力部门或利害关系人把无精神疾病或不该被收治的个人强行送进精神病院进行隔离治疗的行为。在此行为里，公民的人身权力尤其是人身自由受到了严重威胁。
精神卫生是全球性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也是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作为人类理性进步的结果，对精神病人的人权保障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社会是否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而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普及，自媒体的广泛应用，中国的公众得以接触大量官媒闭口不言的信息，从而知道了在中国除了存在病理上的精神病人群外，还存在一个大量的被精神病人群。
在中国的公众舆论和公共话语里，对被揭露的被精神病个案都得到强烈关注，这是因为作为正常公民的个体却被侵犯公民的人身权，精神病与社会隔离，不仅仅威胁到了社会公共安全，也使得每一个个体都面临随时被精神病收治的风险。
在网络时代的巨大舆论压力下，自1985年就开始着手进行却久拖不决的精神卫生立法在28年后终于得到解决，自2013年5月1日起，中国第一部《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精神卫生法》第30条明确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公众曾对此抱以极大期望，希望能彻底终结“被精神病”现象。
然而，《精神卫生法》实施至今已一年半时间，被精神病现象并没得到有效遏制，相反有越演越烈迹象。仅民生观察工作室在2015年里一年里报道的被精神病个案与以往相比就继续呈现上升势头，显示被精神病的社会现象并没有随着《精神卫生法》的实施而得到解决。相反的是，由于中国政府权力非民选产生，公民不能问责官员的现实，《精神卫生法》实施反而导致更畸形的现象出现，如为了所谓考核任务《精神卫生法》而摊派精神病指标，为了完成精神病指标统计而把正常公民登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等匪夷所思的案例。
民生观察工作室一直关注中国的精神健康与人权问题，持续报道被精神病的公民所受的苦难，关注他们的人身安全，维护他们的人身权利。本总结报告是民生观察工作室连续第三年的精神健康与人权年终报告，向公众披露在过去一年里中国继续发生的触目惊心的被精神病现象，揭露被精神病屡禁不绝的原因，谴责制造这些人道灾难的罪魁祸首。
二、《精神卫生法》为什么不能终结被精神病
《精神卫生法》出台原意为规范精神障碍患者治疗、保障精神障碍患者权益和促进精神障碍者康复的法律，毋庸置疑对精神障碍患者是有权益保护作用的，如患者自愿就医等原则，不可否认其意图杜绝“被精神病”的诚意。《精神卫生法》之所以不能终结被精神病，原因在于：
1.随着社会矛盾的频发，官民严重对立的局面持续加深，中国政府加大了对社会的控制，对民间异见人士与维权人士的打压呈现越来越残酷的态势，基层政权面临着极大的维稳的压力和需要，而同时劳动教养已被废除，公权力能动用的长期干预维稳对象人身自由的维稳手段选择面有限的情况下，采用被精神病强行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便成为各地维稳机构的选择，“被精神病”成为维稳的道具，这是被精神病不能杜绝的最主要原因。而这制度属性与公权力合法性来源而导致的被精神病问题是《精神卫生法》不可能解决的。
2.精神卫生法学的核心问题是保障精神病患者的基本人权，精神病患者作为社会公民的一员，不被非法或任意地剥夺自由是最基本的原则。而《精神卫生法》设计的整体理念上是“医疗模式”，并没对精神病患者的基本人权制订完备的程序保障，所以更不可能对被精神病的公民提供基本人权的程序保障。《精神卫生法》虽然规定了精神病患者申请再次诊断和鉴定等权利，但这与人权原则上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根本不是一码事，个人自由被剥夺而法律上完全没有个人采取行动的保障，从而对由于公权力的原因导致被精神病的公民提供不了有效的司法救济渠道。
3.精神病诊断收治程序混乱。有网友曾这样形容目前的精神病诊断收治程序：精神病医生承担了公安、检察院与法院三重机关的职能，侦查、起诉以及审判包括最终入狱服刑，所有的程序全部被精神病院包干，如此不受监督的程序，让“被精神病者”一路绿灯接受“治疗”。
公权力滥用和肆意扩张不受制约，同时缺乏保护公民自由和权利的人权法案，所以，即使有《精神卫生法》，也难以阻止被精神病个案不断出现。
三、2015年“被精神病”情况概述
1.敏感时间点维稳制造被精神病
中国政府在以人权为核心的普世价值敌对的维稳思维下，严密监控与打压人权捍卫者人士的人权活动。在2015年，随着国安体制的建立，维稳机器的权力大大膨胀，在所谓的“敏感时间点”，对人权捍卫者采用更严厉的管控和打压手段，制造被精神病成为常用手段。
2015年全年，“被精神病”维稳个案集中在二月、三月的各地两会与九月抗战胜利七十周年阅兵这些“敏感时间点”。特别是2015年9月3日的中国政府举办庞大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为所谓“社会稳定”，发动了大规模的维稳行动，不但餐馆要登记身份证吃饭，工厂停工，限制部分公共交通工具，抓捕人权捍卫者。在此维稳行动里，精神病院继续成为专制维稳工具。
当局为了保证反法西斯战争70周年的阅兵顺利进行，此次抓捕被精神病者，从8月份就开始部署了，还没来得及到京的被精神病受难者多被控制在当地。如湖北孝感市被精神病受害者王树英，在阅兵期间被维稳人员控制在当地一个宾馆房间，时间达七天，至当月5日方获自由。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被精神病访民王志兰从8月8日开始，就被镇政府派人看起来，不让她出门，说要限制到11月份，每天都是两班倒，每班都有两个人看着她。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维稳连精神病人也不放过。郑培升，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洪凝镇郭村店子村44号村民，今年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大庆举行阅兵庆典期间随上访的父亲郑全玉居住于北京，被地方政府绑架回原籍关进精神病院遭强制治疗，导致本就精神状态不佳的郑培升完全成了废人，生活不能自理。
郑培升的父亲郑全玉说，郑培升几年前就病了，经过精神卫生中心的治疗病情好转，郑培升还在北京的久敬庄找了一个当保安的活。今年3月2日为了两会维稳，郑全玉被五莲县公安局在北京丰台区的吕村绑架给戴手铐拉回老家非法拘留了14天。当郑培升打他父亲电话不通就到他的住处找他，听说他被抓了就又犯病了。
他出来后就赶紧回了北京借钱给郑培升看病，经过报警求助，在北京警方的帮助下把郑培升送到了安定医院，经检查属于肝胆抑郁症，用中医疗法，不准乱用药。8月14日他出去给郑培升买药引子在北京的吕村被五莲县公安局抓住给戴上手铐抓回去的，抓他的时候郑培升基本好的差不多了，可五莲县公安局还是把郑培升也从北京抓回去送到五莲县精神病院，在里边强制给打针、吃药，吃了药头痛难受，现在郑培升的病不但没好还成废人了，人事不懂，都不能自理了。（
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sanshijiuqi/2015/1011/13291.html ）
山东日照市访民郑培升阅兵期间被关精神病院致残。2015年9月11日，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访民郑全玉来电称，8月28号他儿子郑培升被截访的从北京抓走接回日照后关在五莲县精神病院，9月6号出来人已经废了，在里边强制吃药吃成真精神病了。
郑全玉说，郑培升是他的小儿子，大儿子被人打了脑袋打成痴呆了，他是因为93年工伤事故赔偿的事上访的，后来出了大儿子的事他们就都上访。他承认他小儿子之前也有病，但不是精神病，是肝胆湿热引起的抑郁症，可现在他儿子真成精神病了，啥事都不知道不能自理了，我现在只能在家照顾他。（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5/0911/13115.html）
湖南辜湘红第十五次被关精神病院 阅兵结束仍未释放。民生观察工作室消息：本工作室一直关注的湖南省湘乡市访民辜湘红这月初的阅兵期间“失踪”，今天下午辜湘红的妈妈突然致电本工作室说，她打听到女儿的消息了，9月3日辜湘红被从北京押回后，即被关进了湖南省娄底市康乐医院（精神病院）。现在阅兵已结束近二十天了，可辜湘红还关在这里，医院也不让家人探望。
这是辜湘红第十五次被关精神病院，今年1月7日，她刚结束第十四次二百多天的精神病院关押获释。（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5/0921/13182.html）
2.数据造假制造被精神病
在中国，由于权力的非民选性质，“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数据造假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天朝特色。而在精神健康领域也不例外。
在《精神卫生法》实施以后，一些地方医疗机构为了业绩或利益，居然出台精神病数额指标。2013年底河南郑州卫生局下发文件，在拥有900多万人口的郑州市区规定各辖区筛查发现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任务数不低于辖区常住人口数的2‰。湖南省娄底市新化县卫生部门在建立居民健康档案过程中，向各乡镇卫生院下达精神病人的任务数，各乡镇卫生院又将任务数分派到各村。因为指标任务与下拨的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年终绩效考核挂钩，一些地方只好采取虚报造假的形式应付考核。
统计数据是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基础，但是在人治社会里却沦为走过场，数据公然造假，成为官员和利益部门的升官发财的途径，真正的精神病人没人关心，相反正常的公民在数据造假下被精神病。
为凑指标作假公民被精神病20年。2015年6月17日海峡都市报报道：福建男子“被精神病”20年，村医承认为凑指标作假。说的是福建省福清市商人陈茂武在厦门思明区公安分局开元派出所办理居住证时，吃惊地发现在公安信息系统中，自己被登记为精神分裂症患者，属于重点监管对象，根据系统记录，自己首次发病时间是1995年，也就是说他已经“被精神病”20年。
陈先生找到由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制作的居民健康档案，上面记载，陈先生精神分裂症早在1995年12月10日就已经初次发病，属于重型精神疾病患者。2003年2月14日，又经过福州精神病院确诊。20年间共发病3次。档案中还详细记载了陈先生的用药及就医情况，还有南冲村村医陈某对陈先生的随访记录。而在这份健康档案上，还有陈先生本人在2011年4月9日的签字同意，陈先生的哥哥也在2011年4月被指定为监护人。
“我和我的哥哥，从来没有在居民健康档案上签字，也从没去过福州精神病院。”陈先生说，村医陈某也从没给自己随访跟踪检查过，这份健康档案，根本就是伪造的。陈先生还说，据他了解，在该村除了他以外，还有其他两个村民，也“被精神病”了。记者也联系上其中一个村民的母亲，她说儿子也姓陈，今年33岁，大学毕业，在福清城区一公司上班，从未患过精神病，不知道为何也“被精神病”了。
经调查，疑是城头镇卫生院和村医陈某为套取补助，伪造他是“精神病”。福清市是从2012年开始建档。一个人“被精神病”几年了都不知道，这可写成一段“拍案惊奇”。造成这种情况，是凑指标作假和骗取利益相关。
根据相关规定，福清市城头镇卫生院对于重型精神病患者，进行通报并采取相应的诊疗措施，可以获得不菲的补助经费，具体包括基础补助经费和绩效考核补助。基础补助经费标准为人均100元/月，绩效考核补助经费标准为年人均2800元。
3.上访维稳被精神病
中国的信访法规虽然规定公民有权利上访，国家必须保障公民的上访权，不得打击报复，不得无理拒绝。但是在现实上访越来越成为一种苦难。上访群体他们大多会被堵在信访门口的地方政府截访人员劫持，地方政府对待访民的态度是打压、打压再打压，手段是抓、关、判。所以访民已经成为中国被精神病现象里最大的受害者人群。
重庆被精神病访民张芬进京上访失踪疑被关精神病院。重庆合川被精神病访民张芬两月前进京上访失踪，今天她的亲属致电本网志愿者希望能帮助寻找张芬。据张芬的亲属说，张芬是今年7月间进京上访后失踪的，家里一直联系不上，她丈夫因为和她没办结婚证，他们的关系不被政府认可，也不告诉他张芬的消息，他们担心张芬再次被害。据了解，张芬是南津街梳铺村村民，上访反映父亲张中伦的田改鱼塘因修兰渝铁路被强征和她自己遭遇车祸警方不依法处理的事情，因上访被多次毒打，拘留还曾被关在歌乐山精神医院接受强制治疗4个月。在让她离开精神病院时被威胁，在上访还把你送进精神病院。她的儿子也因她上访受到牵连被多次威胁。（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sanshijiuqi/2015/1011/13285.html）
湖南永州何芳武拦王岐山座驾再次被投入精神病。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年7月24日消息：7月7日，本工作室发布了两被精神病者铤而走险 何芳武拦截王岐山辜湘红冲进省政府（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12/2015/0707/12752.html）的消息，今天我们从何芳武弟弟及当地访民等多人处获悉，被押回永州后，何芳武再次被投入到了永州精神病院，具体情况我们正在在了解中。何芳武是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人，因举报遭打击报复而上访，因此被投入精神病院前后达十年之久，本工作室曾长期关注他的情况，具体请见：湖南何芳武哭诉十年被关精神病院的遭遇（附视频）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201305/2013/0616/7796.html
辽宁抚顺关维双因上访多次拘留送精神病院。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年12月27日消息：辽宁抚顺东洲区访民关维双因为上访，2009年9月15日被东洲区政府送到精神病院，好在她正在病中精神病院没有把她留下。据关维双叙述，她是因为2007年辽宁抚顺东洲区政府绿化改造大面积拆迁，她的住房也在拆迁范围之内，因为没有和政府达成协议她的住房一直没拆。但她周边的房屋已全部拆完，其中大部分被强制暴力拆除。政府在拆迁建设中把她房屋的地漏全部挖去，导致雨水无法排除，后雨水形成洪灾，就在当年造成了她房屋裂缝成了危房，房顶也开始漏雨，无法居住。四处反映无人处理，说是城市没有救灾款。她为此上访后，她的低保也不再给上调。还因为上访被4次刑事拘留、2次行政拘留、多次关黑监狱。2009年9月15日被东洲区政府和街道的人从黑监狱接出来以看病的名义把她送到抚顺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并告诉大夫她是自愿去的。大夫了解情况后没有收她，政府的人就又把她送到抚顺市矿务局房晓精神病院，经大夫检查她正在发高烧就让她走了。就这样街道的人指着她鼻子说，你要是在上访还把你送回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大夫也威胁“我们不是没权利收你”。
湖北省竹山县访民王守安首次被关精神病院。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年11月30日消息：王守安是湖北省十堰市竹山县麻家渡镇罗家坡村一组农民。本月17日正在北京上访的王守安被带回竹山县后，先是在麻家渡镇福利院关了五天，后又转到竹山县精神病院关了三天，直到11月24日王守安妻子和代理人找到医院后，王守安才获得释放。这次是王守安首次被关精神病院，虽然时间不长，但他被医院鉴定为“偏执性人格障碍”，建议住院治疗。
四川伤残老兵王克德上访，夫妻被关精神病院。王克德，家住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恩阳镇小关村2080号，是伤残退伍军人， 1974年把伤残证和退伍证丢失，原本享受的伤残退伍军人待遇被停发，为此，他和妻子曾桂琴要求补办两证，未果。后查明其伤残待遇被人冒领，他们夫妻对此不服而上访，结果曾桂琴被地方政府认为患有精神障碍，遭强制送到精神卫生中心治疗。王克德也被一起关进卫生中心“陪护”，没有丝毫自由。（http://www.msguancha.com/a/lanmu51/disanshiqiqi/2015/0810/12949.html）
浙江李家富上访遭强送精神病院 至今一年多不释放。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6/23消息：浙江温岭市泽国镇湖亭村被5次精神病访民李家富，2014年5月8日被泽国镇派出所在北京抓回后关进温岭大理康复医院（精神病院）。事后，镇政府和派出所告诉李家富的父亲，这是因为他管教不好李家富才又把他关进去的。今天，李家富的父亲告诉本网志愿者，李家富被关进精神病院一个星期后派出所才通知他李家富被关精神病院了，他找到镇政府和派出所要求放李家富出来，却被指责说是他管教不好李家富，总让他出去上访才又把他关进精神病院的，我只能去看看不能接出来，一个月可以看3次，在医院也不吃药，也不打针就是关着。据悉，李家富原是一名因伤退伍残疾海军官兵，退伍后开门市以卖香烟为生，后来受到地皮流氓的骚扰导致生意萧条难以维持生活，李家富被迫从1995年开始一直持续控告骚扰他的人，到2000年时，骚扰他的郑云兵等人答应给予李家富78万元，以对他这些年的精神、经济的一次性补偿。但镇政府并没有把郑云兵等人代为转交李家富的78万元给他，李家富为此上访被多次关进精神病院强迫“治疗”。
失踪多日的武汉访民刘彩霞被关精神病院。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3-6消息：失踪多日的湖北武汉访民刘彩霞今天有了消息，他的家人从110指挥中心得知，刘彩霞被武汉市洪山区俞家山派出所，送到了武汉市洪山区花山镇精神病院。刘彩霞是于2015年1月19日到中南海邮局寄信被北京警方抓捕送到马家楼后失踪的，她的丈夫侯家贵多方寻找，马家楼的民警说是让地方政府接走了，但地方政府却矢口否认，侯家贵无奈多方投诉、报警，寻找，今日总算有了下落。
4.被精神病公民遭受残酷迫害
在第四十一届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年会上，反酷刑委员专门对精神病院强制关押迫害问题专门提出审查。联合国酷刑问题专员诺瓦克先生（Manfred Nowak）在他的中国实地考察报告中指出在联合国收到的从中国的投诉案中，其中有8％的酷刑折磨是在精神病医院里发生的。
民生观察工作室在2013年度的《中国精神健康与人权（被精神病）年终报告》里披露，在医院关押期间，医生的迫害手法之多样，之残忍，是贯穿古今，创新百出。有人总结了精神病医院的十种酷刑，分别是捆绑、长期囚禁、吃药、打针、电击、殴打、侮辱、威胁、鼻饲、虐待。在这里面，鼻饲、电击、吃药、长期囚禁最让受害者感到恐惧。
在2015年里，大量的个案证明，被精神病的公民遭受的残酷迫害依然没有任何改变的迹象。中国政府对被精神病公民受到酷刑的泛滥状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也未能采取积极的措施有效地制止对被精神病公民酷刑的蔓延。
沈阳青年教师李启东被关精神病院逾15个月遭虐待。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3/19消息：本工作室一直关注的沈阳青年教师李启东被精神病案今天又传来消息，李启东现还在精神病院中，至今已逾十五个月。据李启东七十九岁的老父亲今晚向本工作室介绍，三年来，他们老夫妇多次找到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和沈阳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均不让见李启东。前不久才有人带出消息说，李启东在医院内遭到虐待。起因据说去年六月间，有北京记者到沈阳要采访李启东，结果不仅记者未采访到李启东，李启东还因此遭到报复，被用手铐铐在地板上达四、五天，上厕所都不让解开。李启东，曾为沈阳苏家屯区一小学老师，2013年12月15日，李是被沈阳市公安局苏家屯分局民主派出所五、六名警察在马路上绑走的，当时他舅舅就在现场。在此前的12月13日，李启东刚刚向法院递交起诉了公安局2009年8月对他本人非法终止劳教所外执行，2010年11月被送入安康医院强制“治疗”的起诉状。
江西访民许大金被关精神病院打毒针眼睛近乎失明。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年9月17日消息：今天，山东访民李莉告诉本网志愿者，再次被关精神病院的江西戈阳县访民许大金被强制打毒针，眼睛近乎失明，听力下降，出现了好多不良症状。由于时间匆忙许大金没有给她说清是什么时候打的针，李莉对政府和医院的这些行为非常绝望，她说，他没病的，我们能找的部门都找了就是不放他出来，这是成心害他。许大金被抓进精神病院还是在5月份，当时许大金和女友李莉在八角游乐场地铁站出站时被查出没买车票被扣押，随后交通运输队把他送到久敬庄，后被强行带回关押在宜阳精神病院。李莉和他的姐姐还因谴责精神病院医院不该收治正常人而遭拘留。
山东日照市访民郑培升被关精神病院致残。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9/11消息：今天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访民郑全玉来电称，8月28号他儿子郑培升被截访的从北京抓走接回日照后关在五莲县精神病院，9月6号出来人已经废了，在里边强制吃药吃成真精神病了。
山东王志兰上访4次被关精神病院 期间被迫自杀。民生观察工作室2015-2-1消息：今晚，上访37年的山东烟台莱山区访民王志兰向本工作室叙称，她自幼丧父，孤儿寡母总是受到村干部欺压，王志兰忍无可忍开始上访被政府关进莱阳市精神病院防治院5次。王志兰说，她第一次被关进精神病防治院是因为在北京上访时被北京警察抓住送到收容所被遣送回地方，回去后当天，也就是1982年4月6日，她被园各庄公社的2个人强行送到精神病防治院做鉴定，鉴定结果是精神分裂症，偏执状态。在精神病防治院里她被绑在床上在她脑门上给她过电针、打体针、给她灌冬眠灵的药，王志兰说，那滋味没法说，打完针什么都不知道，脑子一片空白。直到第4次被强制治疗释放回家后王志兰越想越觉得被害的没有活路可走，随喝农药自杀，经医院抢救才保住了她的命，从此他们就再没把她送到过精神病防治院。王志兰说每次进去都是被绑起来过电针、打体针、灌药，那感觉真的是生不如死。
无锡汪荷娣被当局关押到精神病医院维稳遭到酷刑。权利运动2015.10.21报道：汪荷娣在2014年至今已经被无锡市北塘公安分局和社区关押到精神病医院维稳四次。第一次是2014年2月15日至2月24日，第二次是2014年12月27日至2015年1月15日，第三次是2015年2月2日至2月16日，第四次是2015年7月13日至8月4日。汪荷娣说每次在精神病医院，都受到折磨和恐吓，都被医生强迫灌药，她不肯吃药，医生就撬开她的嘴，往嘴里灌，医生还用被子捂住她的脸，要闷死她，还把她绑在床上，让她动弹不得，在里面不给饭吃，不让睡觉，当精神病人一样被整得要死。汪荷娣，女，汉族，1944年6月17日生，江苏无锡人。因1996年她家位于北塘区五里村44号的私房被偷拆，至今没有任何安置补偿，再加上儿子在2012年4月3日因两家公司结仇而将她儿子故意车祸杀人未遂致残，公安不立案，于2013年开始上访维权。
广东梁凤英被精神病的遭遇：铁链锁绳子绑打针灌药。梁凤英，今年56岁，坚持上访近30年之后，她不但没有讨还公道还被以“患有精神病”为由关进了精神病院，被强制打针、吃药，由于药物的毒害使她丧失了劳动能力。粤北第三人民医院没有给她做任何检查就把她手脚全部用铁链子锁住，也不许她去上厕所，还强迫给她打针、吃药，不吃就掐她脖子，牙齿也被打掉两颗。这样锁了她将近两个星期，期间她的口腔溃疡、牙痛的要命医院大夫也不给她治疗，痛的连饭都吃不了，加上强行给她用的精神类药物作用，她就只有躺在床上等死的份了。梁凤英说，我在里边（医院）他们什么手段都给我用了，捆、绑、锁，打针、灌药，我给他们说我只不过是上访，没病，也没有违法，你们不要这样对我，就算是毒药也要钱做呀。可他们还是强制给我用药，第一次用药后肠道就出血了，出来后走路还是像踩棉花一样，头晕脑胀的，我花了好多钱买药治疗、解毒（精神类药物的毒性），直到现在，身体一点力气没有，全身都不舒服，都成残废了，什么都干不。
四、根绝“权力行医”。
中国目前严重的被精神病问题，已成为赤裸裸地大规模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损害公民人格尊严，限制公民人身自由，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的严重人道主义灾难。几乎在所有的被精神病个案里，都看到不受制约的权力在背后的身影。
也就是说，在中国的精神卫生健康领域，权力一直在行医，这种“非法行医”才是 被精神病屡禁不绝的真正原因。
所以，要改变目前被精神病继续发生的状况，固然一方面要不断地揭露事实，引起公众关注，使受害者避免再受迫害，得到公平正义的对待，但更重要的是，促进制度转型，实现宪政政体，没有一个保护公民自由的民主宪政制度，就不可能在根本上根绝“权力行医”，每一个公民就随时面临被精神病的威胁。
民生观察工作室
2016年2月
张芬，女，今年41岁，是重庆市合川区南津街梳铺村二道桥村民，因为遭遇车祸和父亲赖以生存的鱼塘修建铁路时被毁，没有得到应有的赔偿2013年开始上访。在上访过程中遭遇了她意想不到的迫害和摧残，期间，政府认定她患有“偏执性精神障碍”两次强制她就医，近日刚刚获释。
说起她的不幸遭遇，张芬就忍不住抱怨自己命运的坎坷，她娘家是合川区铜溪镇皂角村，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去世了，只留下她父亲带着她和一个患有精神智障的妹妹生活。好容易长大结婚生子，又因为丈夫不务正业赌博成性，在孩子6、7岁的时候不得已离婚，她独自带着孩子生活。
2011年9月18日的早上，张芬走在街上被风驰电掣而来的一辆摩托车撞倒，车主谢尤军并没有报警，只带张芬到医院做了简单的检查。心底厚道的张芬并没有多想，认为皮外伤过几天就好了，便自行回家。其后张芬连续多日腰痛难忍，到医院检查发现，她的骶椎隐性脊柱破裂。认识到事态的严重后，张芬忍着疼痛赶到合川区交通巡逻支队去报案，交警也做出了谢尤军对此交通事故负全责的事故认定书。
然而，谢尤军却不愿给张芬赔偿，大部分医药费都是张芬自己借钱垫付，为此张芬及家人多次找到交警队，3个月的时间谢尤军才给了她4200元钱，远不够她的实际花销和损失。张芬不得已起诉到法院，然而法院只判给她几千块钱的康复费，张芬对此心生不满，身体好些之后，于2013年8月便开始上访，反映法院枉法判决。张芬的父亲张中伦也委托张芬代为控告自己1.5亩的鱼塘被中铁十局修建兰渝铁路时挖坏，不能蓄水，断了他一家人的经济来源，中铁十局却没有赔偿。
因为多次上访没有效果，2014年两会期间，张芬再次到位于北京朝阳区的美国大使馆喊冤被朝阳警方行政拘留。拘留期满被重庆驻京办人员接到其所在地—北京市丰台区高加场46一3号。由于张芬自己没钱买票回家，几天后驻京办让她自行离开。
张芬说，各种上访程序都走了十几遍了没有希望，吃了不少苦，遭受了驻京办打她耳光等行为，还被多次拘留。2014 10月31日，无计可施的她也和其他访民一样选择了到中南海上访，北京警方按照既定流程把她送到马家楼接济服务中心(实际职能是信访分流)后地方政府把她接回家。铜溪镇皂角村副书记付小兰又以去合川解决问题的名义把她从家中骗到铜溪镇派出所，民警说她非法上访把她送到合川区拘留所要拘留7天。
11月4日早上，付小兰和铜溪镇派出所的5人又把她强制送到重庆市第一精神病院做鉴定，做了脑电图，下午一男一女两个人问她，“中南海有人接谈没有，钱从哪来等等和上访有关的问题”问完后又把她送回拘留所。11月5日，铜溪镇派出所民警让她在鉴定书上签字，张芬坚持不签，对方没在多说把张芬释放回家。
没过几天张芬再次进京上访，由于这些权利部门一味地推诿、斥责，张芬深感无望，起了自杀的念头。11月20日，张芬带着农药到天安门喝下，天安门的巡逻警察发现后，将她送到北京市医院抢救。一天后铜溪镇皂角村副书记付小兰和郑国华，梳铺村委员邹隆华3人强制把她从医院带回合川，关在铜溪镇派出所。没有人给她半点安抚，只是一味的威胁，“你有精神病，再上访就把你送到精神病院去”，并叫来张芬的儿子给张芬做工作。
因为屡遭打击，张芬对这些并没在意，身体稍好一些后就又赶回了北京，12月17日，她又选择了到中南海上访被送到马家楼，后被接到驻京办关押。在驻京办，她的一顿饭就是一个馒头。
这样待到12月23日，付小兰和梳铺村委员邹隆华等5人来接张芬， 24日他们一行才到达合川。张芬被带到合川南津街派出所的讯问室，两人看着她，过了没多长时间就给她戴上手铐送到重庆市合川区精神病医院，医生没问什么就直接把她绑在病床上灌药。几个小时后才把她放开，以后每天让她吃两次药。几天后，张芬借病人家属的手机通知了父亲，他父亲听后赶到医院，被医生挡在了门外。最后，在她父亲的坚持下政府同意让张芬出来，这时已是2015年4月24日。
张芬回家后得知，梳铺村书记胥锡林动员各方力量以威胁、给她儿子办城市户口等方式企图让她的儿子担保不让她上访，把她关到精神病院。甚至把教他儿子学装修手艺的师傅也动员起来，让他劝说张芬的儿子在担保和送医就诊的单子上签字，这个只有18岁的孩子经不住这么多人的劝说，和对曾经被停止工作的恐惧，最终签了字。
由于药物的副作用，给张芬身体造成严重伤害，张芬回家后还是流口水，全身无力，只好吃解毒药缓解这些症状。就在张芬调养期间，合川区公安局的黄燕教唆张芬的儿子去拿法院判给张芬的康复费，以了结此案。威胁“如果不听指挥，就不能在合川上班”!
张芬对他们的做法又气又恨，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市长黄启凡，合川区委书记王作安，乔明佳所为，在家调养一段时间后张芬再次进京上访，誓死追究其法律责任。
9月5日，她因到中南海上访，合川区公安局、信访局的人来接她，黄燕骗她说她父亲养的鸭子全死光了，又提出，跟他们回去就不让张芬的儿子还上次随他们来截访时花他们的800元车票钱了，张芬才同意跟他们回去。当晚10点他们便回到了合川区南津街派出所，一大群协警早在那等着，他们把她的手、脚拷住，黄燕还搜了她的身。
9月6日早上到了上班时间，警察给她做了简单问话之后就不再理会她。等到下午，郑国华和另外两个警察给她戴上手铐拉上车，车行驶到二桥头村时付小兰上了车。
下午5点多钟他们到了重庆市合川区精神病医院，医生说没有家属签字不收，付小兰把门关上几人密谋一会儿，张芬乘机借别人电话告诉了家里。没一会他们出来，梳铺村书记胥锡林签了字。在付小兰的号令下他们齐心合力和医生一起把张芬绑在固定的木板上，就这样无力挣脱的张芬被强制打针、灌药，两天后的下午才被松开。
张芬悲愤至极，找到一块玻璃割腕自杀，被一名精神病人发现并告诉了医生。医生不但没有丝毫怜悯反倒再次把张芬绑起来打针，每天打两次，一直5天后才改成一天一针。还要一天吃2次药，一次3颗。绑了她7天后才把她放开。张芬说，用了药后就感觉脚跟发软、贪睡、没力气。
为了防止她再次自杀，医院把她单独关在一间小房子里 20多天，也不准家里人看她。因为张芬父亲眼疾要做手术没人照顾，他多次找到政府去闹，12月21日张芬才被允许出院。并当着她的儿子郑锂宇和父亲的面威胁她“再上访关你一辈子精神病院”。
出院后，张芬找到医院要求复印病历，医生只给她开了一张证明。张芬生气的说，这些医生都是没良心的，为了钱什么都干。
本网2015/12/20消息：广州市越秀区华苑印刷厂退休工人戚倩萍，8月下旬因上访被关进广东省医科大学治疗精神疾病。
戚倩萍的访友介绍，戚倩萍是因多次受到精神病患者谢某某殴打没人管而上访的。8月24日还有人在马家楼看到了戚倩萍，当时她被截访人员推上一辆车带走了。8月25日戚倩萍的姐姐接到当地派出所的通知，说把戚倩萍送到了广州医科大学治疗“精神病”。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戚倩萍就被关过精神病院。
据悉，戚倩萍是因为在公共场所被精神病患者谢露明打伤3次，戚倩萍向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将严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和严重威胁公众生命安全的的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医院治疗，一直无人理睬。在多次投诉无果的情况下，戚倩萍进京上访。
由于进京上访遭广州地方政府及驻京办工作人员侮辱、殴打，致戚倩萍受伤，价值1000 元人民币紫色水晶手链一条打烂。2012年5月23日，戚倩萍被强行送到广东省工人医院精神病科三区强制治疗310天。除此之外，她还被多次非法拘禁。
来源民生观察网：http://msguancha.com/a/lanmu12/2015/1220/13669.html
本网2015/12/27消息：辽宁抚顺东洲区访民关维双因为上访，2009年9月15日被东洲区政府送到精神病院，好在她正在病中精神病院没有把她留下。
据关维双叙述，她是因为2007年辽宁抚顺东洲区政府绿化改造大面积拆迁，她的住房也在拆迁范围之内，因为没有和政府达成协议她的住房一直没拆。
但她周边的房屋已全部拆完，其中大部分被强制暴力拆除。政府在拆迁建设中把她房屋的地漏全部挖去，导致雨水无法排除，后雨水形成洪灾，就在当年造成了她房屋裂缝成了危房，房顶也开始漏雨，无法居住。四处反映无人处理，说是城市没有救灾款。
她为此上访后，她的低保也不再给上调。还因为上访被4次刑事拘留、2次行政拘留、多次关黑监狱。
2009年9月15日被东洲区政府和街道的人从黑监狱接出来以看病的名义把她送到抚顺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院），并告诉大夫她是自愿去的。
大夫了解情况后没有收她，政府的人就又把她送到抚顺市矿务局房晓精神病院，经大夫检查她正在发高烧就让她走了。就这样街道的人指着她鼻子说，你要是在上访还把你送回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大夫也威胁“我们不是没权利收你”。
民生观察网：http://msguancha.com/a/lanmu12/2015/1227/13702.html
纸钱引燃世界最大圆形土楼 毁28间房
事发漳州平和丰作厥宁楼，无人伤亡；百人参与灭火，2个多小时后才控制火情
13日上午9点多，漳州平和丰作厥宁楼突发大火。该土楼位于芦溪镇芦丰村，大火烧毁了连在一起的七户人家，共四层28间房。幸运的是没有人员伤亡。
据初步调查，引发火灾的是土楼内一位名叫叶亚抱的住户。亚抱的母亲当天上午过世，他在屋内烧纸钱祭奠，烧到其他易燃物，引发“火烧连营”。亚抱是名精神病患者，事发后，被镇政府和派出所强制送往精神病院治疗。目前，被烧的其他住户也已妥善安置。
据悉，起火的厥宁楼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圆形土楼，100多年前，曾出现在英国的明信片上，是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中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点，也是县级文保单位。芦溪镇政府表示，火灾后，将对其规划修复保护。
四层高土楼陷火海
共28个房间被烧毁
13日下午3点，还有不少闻讯赶来的村民，正找熟悉的住户打听厥宁楼的情况。这座土楼，被称为世界最大的圆形土楼，对于它，当地村民都非常关心。
“挨在一起，总共有七间房着火了。我家是最后一户。”厥宁楼的住户叶先生介绍。厥宁楼的结构是每户人家共有三进房子，进与进之间隔着小天井，前面两进是平房，最后一进是四层高的楼房，而起火的正是最后一进。当地住户习惯把一户一个单元的房子统称为一间，实际上，被烧毁的总共有四层28个房间。
叶先生向记者出示了他所拍的火灾视频。只见四层高的土楼陷入火海之中，滚滚黑烟不断冲上天，很是吓人。
火灾过后，叶先生家中一片狼藉，四层楼房烧得只剩三面土墙和屋顶，每层铺的木头地板都已烧毁。其他六户的情况，与叶先生家差不多。关于这次火灾的损失，他们还无法估计。
最先发现土楼起火的是楼内住户叶碧惠，她家的房子正好位于起火房屋的对面。上午9点半左右，她看到亚抱家房子冒烟。起先，她只以为是在煮饭，“过了一会儿，烟雾越来越大，情况不大对劲”。叶碧惠前去敲门，没人应声，亚抱将自己和他母亲反锁在房内，她就赶紧叫村民来撞门灭火。
（来源：人民网http://fj.people.com.cn/n/2015/1214/c234956-27308231.html 2015年12月14日）
2015年12月20日，在商州区三岔河镇发生一起命案，六旬留守老人房老汉被同村31岁疑似精神病患者徐某用木棍打死，徐某还将老人尸体扔进自家化粪池。
2015年12月20日上午，房老汉背着辣椒去家附近晾晒，中午没回家吃饭，结果到了晚上也未见其回家，由于房老汉晾晒辣椒的地方步行路程不超过五分钟，房老汉突然不见了，这引起了房老汉家人的怀疑。
据房老汉的大哥说：“房老汉突然失踪后，我把周围都找遍了，也没有找见人，只找到了他背的背篓。”随后，他便发动了全村所有的人进行寻找，最终在背篓十米之外发现了线索。 “当时走到徐某家附近时，拿着手电筒一照，看见了一滩血迹，在墙角下还看到。” 房老汉的亲属说，大家最终在徐某家后院化粪池找到了被害的房老汉。
1月3日，商州警方介绍，事发当日上午9时许，62岁的房老汉背着背篓去晾晒辣椒，遇到了徐某(疑似精神病患者)，双方随后因晒辣椒发生争执，徐某便持木棍将房老汉打死，将尸体扔进了自家的化粪池，并用石棉瓦将化粪池篷盖起来。
2015年12月20日晚7时许，商州警方接到报警后，进行了现场勘查，并很快将嫌疑人徐某控制，徐某也向警方承认他将房老汉杀死的事实，由于徐某可能患有精神疾病，目前，公安机关正在对其做精神病鉴定，根据鉴定结果将依法作出处理。
华商记者 陈永辉
（来源：华商网http://shangluo.hsw.cn/system/2016/0104/13568.shtml 2016-01-04）
男子在家中自办“医院”，伙同他人强行带走流浪街头的精神病人
山寨“精神病院”敲诈家属拐卖女病人
在无任何行医资质情况下，田东男子向某擅自开办“精神病院”，伙同他人绑走流落街头的精神病人，然后打着治病的名义向家属敲诈勒索。事发后，当地警方解救出19名受害者。近日，田东县法院以犯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拐卖妇女罪，判处被告人向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5万元。据了解，这家害人的“精神病院”已经无证经营了13年
1、案例
“精神病院”向病人家属索要1万元
石先生是都安瑶族自治县人，他的姐姐小娟（化名）患有精神疾病。2014年5月25日，小娟突然离家出走，家人四处寻找未果。
去年8月26日，一对陌生男女突然找到石先生家。陌生女子掏出手机，展示手机中一女子的相片，询问此女子是不是石先生的姐姐。得到肯定答复后，陌生女子拨打一个手机号码，让石先生听听姐姐的声音。“你姐姐在我们医院接受治疗，你尽快到田东县祥周镇百银村土洋院接你姐姐，记得多带钱。”陌生女子说完后离开了。
石先生得知姐姐的下落后很开心，4天后，他驾车来到百银村的土洋院。石先生看见姐姐和不少女子被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他想接姐姐回家，却被要求交纳1万元“治疗费”，否则不给接人。他觉得土洋院不是正规医院，认为这些人打着治病的名义敲诈勒索，就向当地警方报案。
2、案发
警方介入救出19名受害人
当地派出所多名民警到场，控制住土洋院的开办者向某，并从土洋院搜出6副警用手铐、现金出纳账本及两辆作案车辆等。民警从土洋院解救出19名疑似精神病人，其中8男11女。次日，犯罪嫌疑人向某被警方刑拘。之后，犯罪嫌疑人隆某等4人相继落网。
经南宁市第五人民医院司法鉴定，被解救的19人当中，17人是精神分裂症病人，1人是癫痫病患者，1人未患精神病。经田东县卫生和工商等部门证实，向某没有行医资质，他开办的土洋院也没有依法进行注册登记，属于无证经营。
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土洋院就是一栋两层的自建楼，分成多个小房间，每个房间关着多名精神病人，但男女分开关。向某安排人配药、洗衣服、做饭、看管等，自己则伙同手下到外地绑来流浪的精神病人。这些精神病人在土洋院一天可吃两餐，白天被锁在房间里，吃饭时才能出来。为防止精神病人逃走，向某建起围墙将土洋院围起来。
3、调查
恐吓病人得到地址后敲诈家属
随着向某的落网，他打着收治精神病人名义进行犯罪活动的部分真相浮出水面。据查，向某今年59岁，田东县祥周镇百银村银匠屯人。他为了捞钱动起歪脑筋，在无任何行医资质情况下，擅自在家中开办所谓的精神病院——土洋院，并对外张贴小广告，引诱不明真相者前来治疗。但“精神病院”开张后，主动上门治疗者寥寥无几。
于是，向某打起流浪街头的精神病人的主意，平时驾车四处游荡，一旦发现衣冠不整的流浪精神病人，就以食物引诱或直接强行拉上车，带回家中关押。他强拉流浪的精神病人时，如果遇到反抗厉害的，会直接使用非法购买的手铐。在对付发病的精神病人时，他也使用过手铐和电棒。
去年6月的一天，向某在田东县新果菜批发市场附近，看见胡言乱语的小娟，就伙同他人强行拉小娟上车，将她关了两个月。后来，向某等人通过恐吓、殴打的方式问出小娟的名字和住址。随后就和同伙上门要求小娟的弟弟石先生带钱接人，最后东窗事发。
除了敲诈勒索病人家属外，向某还打起拐卖女精神病人的主意。2014年4月底的一天，他听说一个精神病人在百色市右江区流浪，就驾车前往，伙同他人将精神病人小璐（化名）抓上车。小璐被关押3个月。其间，向某带着买家来买小璐，但遭到小璐的强烈反抗，他就用电棒电击小璐，企图让小璐服软。
据了解，小璐家在德保县东凌乡，事发时独自到百色市区找哥哥，结果被向某绑走。几天后，向某从小璐的口中得知其家庭住址，于是登门称“我是土洋院的医生，看到小璐精神不正常，就带她到医院治疗”。小璐的爸爸到土洋院接小璐，被要求交1万元，他拒绝交钱。
随后，向某将小璐以9000元的价格卖给田阳男子隆某，隆某又将小璐以1.4万元的价格转卖给另一男子黎某。黎某将小璐带到南宁，准备卖到河北，却突然得知向某落网的消息，就迅速将小璐退给隆某，拿回7000元。因担心被追责，隆某就购买一张车票，将小璐送上回家的班车。
此外，向某还从凌云县城将精神病人小美（化名）强行带回，后以100元的价格卖给隆某。之后，隆某用铁链锁住小美，将她带到南宁火车站，本想乘车到河北卖掉，但被南宁铁路警方抓获。
4、审判
5名被告人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田东县法院近日开庭审理这起案件。庭审中，被告人向某的辩护人辩称，向某的行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拐卖妇女罪和绑架罪，他主观上是为了救治精神病人，才将这些人收治起来。被告人只是非法行医，没有将几名被害人卖给其他人。向某只是因为要将病人转由其他人照顾或继续治疗，才收取一些治疗费、伙食费。
法院审理查明：在警方解救出来的被害者当中，仅有两人是由家属送来治疗的，其余人员均是向某从路上强行拉来的。证据证实，向某向两名精神病人家属实施敲诈行为，索要钱财2.2万元未遂，并将两名女病人卖出，非法获利18720元。被告人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敲诈勒索罪、拐卖妇女罪，数罪并罚，遂作出上述判决。此外，法院判处其余4名被告人1年1个月至7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截至12月1日，被告人向某和隆某已提起上诉。
据了解，向某2002年开始无证经营土洋院，至案发时已有13年之久。土洋院为何迟迟未被彻底取缔呢？祥周镇百银村村主任马玉鲜表示，田东县卫生部门和公安部门曾多次对土洋院进行查处，但没有彻底取缔。
主办法官表示，被告人向某无证经营13年未被彻底查处，有多方面原因：一、被告人向某之前打着照顾精神病人的名义，实际上私下敲诈勒索钱财，甚至拐卖精神病人，但迟迟没有败露，后来精神病人家属进行举报，才让向某的犯罪真相浮出水面；二、土洋院位置偏僻，且建有围墙，不容易被发现；三、向某一般是对外县、外市甚至外省流浪街头的精神病人下手，这些病人身份不明，不容易被发现或找到。
记者了解到，村民黄某曾从向某手中买了一名女精神病人，准备给儿子做老婆。他到田东县公安局一派出所给所买女子办理入户手续时，派出所民警来到黄某家，发现黄某所买的女子表达能力模糊，就进行拍照取证并进行处置，但未联合相关部门彻底取缔向某的土洋院。
田东县卫计局一工作人员则表示，他没有掌握这方面的情况，不便做出回答。
5、提醒
乡村精神病人亟需关注
记者了解到，此案中的受害人几乎全是乡村精神病人，他们自理能力很差，防范意识低，容易出现意外。这些病人一旦走失，家属很难寻找。此案的主办法官表示，乡村精神病人的家属因资金、精力有限等原因，照顾病人往往不到位，易发生精神病人走失甚至被拐卖的情况。他呼吁广大此类病人的监护人、家属，一定要细心照顾精神病人，以防类似情况发生。
如何保障乡村精神病人的人身安全呢？田东县卫计局一工作人员表示，患病轻的，由监护人监护、照顾；患病重的，应送到相关医院进行治疗。目前，他们正在排查各乡村的精神病人，统一建立健康档案。这方面的工作，他们正在努力开展。不过，很多家属和监护人对精神病人的重视程度不够，尤其是不能按时帮喂药。为此，该局不断进行宣教工作，让监护人照顾到位。对于外县、外市、外省流浪过来的精神病人，他们就很难照监管到了，毕竟建档的只是辖区内的常住人口。
(来源：广西新闻网http://www.gxnews.com.cn/staticpages/20151207/newgx5664b92a-14048096.shtml 2015年12月07日)
上海男子徐为（化名）在精神病得到改善而要求出院时遭到医院和监护人拒绝，随后将两者诉至法院，这是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后，依据该法起诉的第一案。但徐为在一审、二审中接连败诉，近日，他已经向上海高级法院申请再审。在精神病院住院达14年之久的徐为，何时能踏上“自由”之路仍未卜。还有多少个“徐为”留在精神病院？为什么他们难以“飞越疯人院”？
1、徐为再败诉是精神病人“出院难”的缩影
“谁送来的谁接走”是出院的最大阻碍
徐为是2001年被送进上海市普陀区精神病院的，当时他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治疗一年后出院。但2003年徐为再度被送进精神病院——青春精神康复院，随后一直在那里接受药物治疗。治疗颇有成效，徐为的病情显著改善，且较为稳定，从病情鉴定上符合出院条件，但被认定为徐为法定监护人的哥哥却不同意他出院。按照院方的说法，如果监护人不提出出院申请，徐为就不能出院。2013年《精神卫生法》实施后，徐为将他的哥哥和精神病院告上法庭，一番波折后，今年4月法庭作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据界面近日的报道，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徐为属于非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疾病患者，不适用《精神卫生法》关于‘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的规定，其是否出院，目前仍然需要征得其监护人同意，故被告青春康复院未经原告监护人同意而拒绝原告提出的出院要求，并无不妥。”而今年9月，案子二审结果维持一审原判，徐为再次败诉。日前，徐为和他的律师还在申请再审。
至今，徐为已经在精神病院待了14年之久，但出院仍遥遥无期，最大的阻碍就是“谁送来的谁接走”这一精神病医院约定俗成的行业规则。
徐为案不是个案，精神病人“出院难”很普遍
以“精神病人 出院难”为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不难发现问题的普遍性。“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有70名符合康复标准的病人近期自愿要求出院。然而，仅其中18个病人的家属同意来办理出院手续，其余52个家庭均拒绝领人。”（东方网 2013年5月）；“去年，北京市海淀区精神卫生防治院对300名住院患者进行调查，其中150多人符合出院条件；医院召开家属座谈会却发现，家属全都坚决反对患者出院。”（人民日报 2014年6月）；“（江苏常州）德安医院目前有住院精神病人296名（“三无”、流浪乞讨、肇事肇祸精神病人除外），其中近1/4的精神状况达到出院标准，且病人希望出院，但是监护人不愿意接他们回家。为此，有的病人已经住院超过30年。”（扬子晚报 2014年9月）……
这些例子表明，很多符合出院条件的精神病人难以出院，他们大多数是因为被家庭和社会拒绝接纳而滞留在医院。
2、打着“治疗”旗号让病人长期住院，并不是什么好事
目前的相关法律并不健全，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得不到保障，还会加重病情
实际上，2013年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考虑到了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利，规定除非就诊者有会伤害到自己或者他人的危险行为，可能需要被强制入院，其余患者遵从自愿原则。该法规定精神病人有自愿入院、出院的权利，特别是第四十四条规定，“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
然而，由于精神病人在法律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有时候会因疾病丧失自主能力，因此很多精神病人都是“被”监护人送进精神病院进行治疗的。而这不并是《精神卫生法》规定的自愿情形，得不到法律的支持。
监护人往往会以“监护”为名，替精神病人包办一切，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比如接受治疗后病人的精神状况得到改善，能够自己做出有利的选择，但一切决定还是监护人说了算。因为“精神病”的这顶帽子，让精神病人无法证明自己是“正常人”。这对已经好转的病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其丧失了自我选择的权利。
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得不到保障，还会加重病情精神病人的自主权得不到保障，还会加重病情
而且，长期使病人与家庭、社会隔离，即便是没有病的正常人也会憋出病，更别说有精神障碍的患者了。精神病人滞留精神病院，会出现社会功能衰退、情感淡漠等问题，反而会加重本来改善的病情，特别是随着病人年纪越来越大，又进一步导致精神病人出院难，陷入恶性循环。
本来短缺的医疗资源更加捉襟见肘
一方面是精神病人出院难，一方面是由于治疗需求大导致的“一床难求”。据卫计委10月份公布的数字，全国现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1650家，精神科床位22.8万张，平均每万人拥有床位数1.71张，远低于世界平均数每万人约4.3张，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就更大了。让已经不需要住院的精神病人占据床位，无疑加剧了医疗资源短期问题。
3、在法律层面，不妨学习我国台湾地区的经验
目前的法律缺少对非自愿治疗精神病人的保护
精神病人的非自愿治疗，有专门的说法叫做精神病强制医疗。《精神卫生法》出台之前，只有《刑法》有对涉及刑事犯罪的精神病人进行强制医疗程序的规定，对不涉及犯罪的其他情况并没有规定。这就导致很多“非自愿”治疗的精神病人权利得不到保护，而且各地还出现了正常人“被精神病”的情况。但事实上，2013《精神卫生法》出台后，这些情况并未好转。
《精神卫生法》的适用遭遇现实尴尬，第四十五条规定，“精神障碍患者出院，本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的，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出院手续”。“应当”一词实际是对监护人权利的限制，但现实中对被监护人牢牢“绑住”的精神病人来说，权利只是写在纸上，维权依旧艰难。
“被精神病”现象仍时有发生。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魏晓娜在论文《从“被精神病”再现看我国非刑强制医疗制度之疏失》指出的，精神病强制医疗曾长期充当刑法和行政法两大法律体系之间灰色地带上的限制人身自由措施，虽然《精神卫生法》旨在消除这一问题，但由于制度理念和程序设计方面的疏失，直到今天，这一领域仍存在一定的乱象和权力滥用的空间，而且这一措施具有更大的隐蔽性。
去年12月三湘都市报报道称，一位名叫徐刚的男子因“追求爱情”纠缠一位女性，却遭遇姜畲镇派出所两次把他送进湘潭市第五人民医院精神病科治疗。精神病科的主治医生承认，在徐刚第一次被来时，即被诊断为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但徐刚还是被关16天，理由是“110送来的人，我们只能接收，不能拒绝”。第二次则更加过分，徐刚整整在精神病科待了两个月。对已经诊断没有精神疾病的人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公安部门无疑存在滥用职权的情况。
不涉及刑事犯罪的非自愿治疗非常“危险”，台湾地区的经验值得借鉴
魏晓娜认为，因为没有限制期限，非渉刑精神病的强制医疗剥夺人身自由的期限很随意，很有可能超出涉刑强制医疗的期限。而且仅凭偶然行为，就介入非刑精神病强制医疗，显然缺乏正当性。
而查阅我国台湾地区的“精神卫生法”，不难发现，其真正做到了保证精神病人的权益。第三十八条规定保障病人出院权利，“精神医疗机构于住院病人病情稳定或康复，无继续住院治疗之必要时，应通知本人或保护人办理出院，不得无故留置病人”。
此外，该法还明确了强制治疗的适用人群、具体流程、限制时间。强制医疗的对象是严重精神病患者，必须先经确诊后才能办理住院。该法保障病人的自主权，比如，规定如果该类病人拒绝接受全日住院治疗，主管机关需要指定精神医疗机构予以紧急安置，但紧急安置期间不得超过5天，强制鉴定要在2天之内完成，如果经鉴定无需住院，应立即停止紧急安置，如果需要住院，强制住院期间不得超过60天（延长需申请）。
对于违反这些流程的精神医疗机构，会被处以新台币三万元以上十五万元以下（相当于人民币六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罚款，并限期整改，情节重大者，甚至会被吊销营业执照。
4、在社会保障层面，需要推广社区医疗并消除社会偏见
长久以来，精神病人在家庭和精神病医院之间无其他选择，一旦遭家庭“甩包袱”，只能待在精神病院，还有一些没有得到医疗救助的患者流浪街头。其实，社区医疗是很好的补充。
在国际上推广的社区医疗却在中国遭遇水土不服
许多研究表明，开放的社区环境对精神病人的康复有效果。不少国家和地区都已经有完善的社区医疗体制，比如美国40多年前就开展了精神病治疗领域的“去机构化”运动。我国很多地区已经开展了精神卫生社区服务的试点工作，但面临的阻碍不少。
例如，据新京报2013年的报道，北京5个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街道残联，不仅面临专业医务人员、项目经费短缺，免费药品政策未完全放开的问题，给社区康复项目的开展带来枷锁，而且精神病人遭受的社会排斥和歧视，更为这一群体走向社会、重新生活的筑起一堵高墙。随着医疗队伍的扩大，医疗经费的投入，现在客观条件能够得到改善，但是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见，要得到消除不易。
英国“改变的时刻”运动颇有成效
英国慈善机构“思考和反思精神疾病”（Mind and Rethink Mental Illness）推动的“改变的时刻”（Time to Change）运动开展于2009年，旨在减少公众对精神疾病的偏见和歧视。该项运动通过在企业群体、公众间开展签名活动、在电视、网络和社交平台做公益宣传等方式，推动公众正确认识精神疾病。比如“改变的时刻”官网上用调查数据、科学研究等资料澄清公众常见的偏见。去年发表在《柳叶刀》上，由伦敦国王学院精神病学研究所的Sara Evans-Lacko博士等开展的研究显示，“改变的时刻”运动在提高公众对精神病的积极态度方面成效显著。
而目前在中国，精神病人属于被忽视的人群，只有当精神病患者造成恶性伤人事件发生后，他们才会进入公众视野，这无疑更加深了公众已存的偏见，“妖魔化”、“污名化”精神病人的现象更为严重。在国内开展与“改变的时刻”类似的活动实属必要。
“住在精神病康复医院是没有自由的，不管里面有个广场可以走走，还是有个房间让你稍微自由一点，但总之这是不自由的”，徐为在法庭自我陈述道。徐为还在为争取自由努力，如果法律不能完善，对精神病人的偏见和歧视有增无减，那么只会有更多的“徐为”出现。
（来源：腾讯网http://xw.qq.com/iphone/m/view/48d23e87eb98cc2227b5a8c33fa00680.html 2015-12-13）
据媒体报道，陕西籍犯罪嫌疑人李某涉嫌故意杀害嫂子，因被鉴定患有精神分裂症获得轻判，减刑出狱后又将父母杀害。精神病人杀人获轻判，释放后又杀人，表明对该类人群刑事处遇措施的乏力。那么，精神病人如何认定，怎样有效监管防范其再次危害社会，值得反思。
“精神病人”谁说了算？
我国刑法规定，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实施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在上述案件中，李某之所以第一次犯故意杀人罪仅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关键就在于被鉴定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作案时仅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那么精神病人认定书是怎么作出的呢？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精神疾病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等文件，对于法医精神病的鉴定应当遵循以下三个步骤：一是由办案机关向在司法行政机关登记注册的鉴定机构提出精神病鉴定委托申请；二是由鉴定机构审查鉴定申请是否符合受理条件，并通过访谈、社会调查等方式接触被鉴定对象，再依据相关鉴定标准得出初步鉴定意见；三是鉴定机构出具精神病鉴定书，向办案机关答复，再由办案机关告知相关诉讼当事人。
那么，鉴定机构出具的精神病人鉴定意见是否就是一锤定音呢？并非如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6条规定，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近亲属或诉讼代理人对法医精神病鉴定意见存有异议，可以向办案机关提出申请，要求重新鉴定或者补充鉴定。
强制医疗与定点医疗
即使犯罪嫌疑人被鉴定为精神病人，也并非放任不管，现行法律仍然规定了相应的刑事处遇措施，这主要包括针对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强制医疗程序以及流浪精神病人的定点医疗制度。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84条规定，对于实施暴力行为，危害公共安全或者严重危害公民人身安全，经鉴定不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有继续危害社会可能的，可以予以强制医疗。对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由公安机关出具意见，检察机关负责审核监督，审判机关最终决定交由医疗机构执行。例如，在北京地区的强制医疗精神病人，均交北京市安康医院监护执行。
对于不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强制医疗条件的精神病人，查找不到家属、或者家属不具备看护能力的，同样应进行定点救治。按照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精神病人，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全国各省市根据各地实际情况也分别出台了相应的执行文件。例如，根据北京市相关部门出台的《关于调整流浪精神病人救治救助工作模式及经费标准的通知》，由市和区县民政部门负责流浪精神病人救助工作，市民政局确定定点医院承接救治救助工作。目前，已将北京市华一精神病医院确立为流浪乞讨精神病人收治定点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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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中面临诸多难题
尽管如此，由于现行法律规定过于原则，且缺乏全国统一的执行操作标准，对涉嫌犯罪的精神病人的救治救助工作仍然面临诸多困难。首先，在救助范围上，就存在救助机构偏少，经费不足的问题。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难以从地方财政上保障救助经费的及时到位，导致救助工作持续性不足。
其次，救助程序层面也存在诸多风险。对于强制医疗的适用，尚有公、检、法三机关进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保障精神病人权益。但对于流浪精神病人的定点救助，在救助程序上缺乏监督，可能引发“被精神病”的质疑，将没有患病的流浪人员进行精神病救治。
最后，对于精神病人解除救助的时机存有疑问。强制医疗的解除由医疗机构报请审判机关批准，被强制医疗人及其近亲属可以申请解除，但流浪精神病人定点医疗的解除由谁申请、由谁决定，缺乏明确规定。不论是强制医疗还是定点医疗，都有可能出现为了获得政府财政支持收治更多病人而不及时解除救助，或者为了节约医院运营成本而过早解除救助的问题。
（来源：中国日报http://www.chinadaily.com.cn/micro-reading/dzh/2015-12-17/content_14409821.html 2015-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