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十堰市市民彭宝泉9日拍摄上访照片后，10日凌晨被十堰市公安局人民路派出所送进精神病院。12日，当地警方和院方均表示，被送进去是两人，均有精神病史，目前两人正接受观察治疗。
4月9日上午，近30名十堰市五交化有限公司职工，在宏正酒店门口反映问题。
一名参与者介绍，活动持续了约30分钟后，当地警方出动，带走了12个人，包括彭宝泉。
上述人士表示，跟彭宝泉不熟，当天他拍了几张照片，后来警察把他带走了。该人士说，彭宝泉说话时语气平静，思维清楚。10日凌晨1点多，彭被警方带走。该人士回忆，现场另一人也被带走。
彭宝泉的朋友介绍，9日上午10点，彭给其打电话告知可能出事。该朋友称，彭告诉他当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行为。
据彭的朋友介绍，得知彭被送茅箭精神病院后前往探视，“医院一主治医生拒绝我们跟彭见面，说警方交代一周后才可以。”医生还说，彭没有问题，情绪稳定。
12日，妹妹彭秀敏称，在病房中见到了哥哥彭宝泉，“他看上去情绪很稳定，很快护士就把我们赶出去了”。
彭秀敏称，哥哥一直没有精神疾病，家属至今没接到正式通知，警方只是找了哥哥的前妻，确认他们是否离异，“为何不找其他家属？”
回应
警方：当事人谋划聚集
昨天，十堰市公安局治安支队队长曾化吉告诉本报记者，4月9日8时许，有20多人在宏正酒店门口聚集，影响了酒店正常经营和公共秩序。随后，警察将11个当事人带回公安局，其中8人是原五交化公司职工，包括彭宝泉在内的另外3人，均与该公司无关。
对于彭因拍照被带走的说法，警方予以否认。
负责该事的茅箭分局副局长敬建军说，据调查，彭组织大家打横幅，后来拍照。而另一人邓某则与保安发生拉扯，影响酒店正常经营，“事发前一天彭某和这些上访者曾在宏正宾馆附近吃饭，席间他们商量了第二天聚集的事情。”
曾化吉称，民警询问时发现彭精神混乱，说话逻辑不清。当问参与聚集的情况时，他答非所问，说南水北调工程他有功劳，且十堰市2千多亿的招商引资也是他带来的。“我们怀疑他精神出现问题，所以决定把他送到茅箭精神病院检查。”
上述警方人士称，彭宝泉和另一人邓某都有精神病史。彭多次显示出暴力倾向，曾在2004年和2006年殴打并侮辱他人导致被行政处罚多次，2008年又被判刑一年。
而茅箭分局副局长敬建军说，按照相关规定，警方向彭询问了其亲属的联系方式，彭说现离异，孤身一人，无家属联系，所以警方未找到合适联系人。“我们还是会找家属，且彭转交医院后，医院也可通知其家属”。
院方：彭有精神病史
昨天，茅箭精神病院精神科党支部书记王某告诉记者，目前彭经过用药治疗后，比来之前情绪稳定，但仍有些多疑。按照医院相关规定，一周后才能探视。
王回忆，10日早上3时许，警方把彭送来，说他扰乱社会治安。
“他曾做过两次精神病鉴定，有偏执性精神障碍。所以我们要把他们送到精神病院去检查，诊断是否精神出了问题。”王称，对彭有所了解，他曾有既往病史，属于偏执型精神障碍。医生观察到。根据他的行为、病史以及当时观察到的表现看，“我们作出了留院观察治疗的决定”。
对于外界质疑精神病人收治程序，王表示，一般原则上是由家属送来签字。“那天特殊情况，我们在验证了执法人员的证件后，收下病人。”
王说，由于医院目前只能根据经验和行规决定是否收治精神病人，因此必须尽快促成精神卫生立法，“我们治疗的时候才能有法可依”。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0/0413/02/6449OREJ00011229.html2010-04-13 02:44:26）
标签： 精神
男子拍摄上访被送精神病院 警方称其谋划聚集
7次强送正常人进精神病院，到底谁偏执？
10年7次被镇政府送进精神病院，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名“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是在送进精神病院强制打针吃药半月后，才由县公安局出示鉴定的。2004年开始，湘西州花垣县团结镇老王寨村村民张治，因与矿厂发生土地产权纠纷遭枪击后上访，被镇政府7次强制送入湘西州两家精神病院。
村民张治因与矿厂发生土地产权纠纷遭枪击后向领导反映问题，问题不但未得到解决反倒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更令人惊讶的是，医院并未对张治进行精神鉴定，仅凭当地镇政府的一面之词就收治张治。直至给张治吃药打针半个月之后，公安机关才出具精神病鉴定。读罢报道令人震惊。
从法律上讲，是否做精神病鉴定，应该由张治本人提出。即使张治没有民事行为能力，也应由其家属决定是否做精神鉴定、是否进行治疗。尽管《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情形，其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的，由患者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办理住院手续。但是，据当地村民反映，并没有发现张治精神上有任何异常。一个在村民眼里没有“任何异常”的人只因上访反映问题，就被送进精神病院，法律依据何在？当地镇政府三番五次以诱骗、强制等多种方式将张治送进精神病院，不仅无理而且违法。
其实，因为上访被送往精神病院并非一地独有的风景。北京大学司法鉴定室主任孙东东就曾公开表示“老上访专业户，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民间流传顺口溜“有种精神病叫上访”更是对给上访人乱扣“精神病”帽子的辛辣嘲讽。尽管官员滥用权力打击报复上访人已经成了新闻“牛皮癣”，但是把上访人强送精神病院7次之多，实属罕见。有关部门不积极为上访人解决问题，不经上访人家属同意把上访人强送精神病院长期限制人身自由，令人恐惧。某些基层官员权力张狂、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压制人民信访权利，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国家信访条例》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上访本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可怕的是，群众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上访的权利遭到打压，人身权利受到侵害，上访之路被权力堵塞。百姓表达民意的最后稻草被权力掐断，他们还能到哪里申诉？
事实表明，除了少数人无理取闹、不明真相外，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有冤无处伸、有理无处说，疑难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情况下，才会选择上访。那么，有关方面为何如此害怕群众上访呢？在我者看来，这一方面说明当地有关部门心虚，涉嫌行政不作为、乱作为，群众意见太大。基层信访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害怕群众上访（特别是越级上访）揭了违纪违法的老底。在部分官员眼里，公民上访就是刁民“告状”。另一方面，有的地方把制止越级上访纳入了官员政绩考核指标，对越级上访实行“一票否决”有关。“一票否决”本是为了督促有关方面部门把矛盾消化在基层。然而，有的地方、有的部门把“一票否决”错误理解成滥用权力压制信访、对上访者“围追堵截”。
没有家属签字，没有检查确诊，仅仅因为张治上访反映问题，就把邻居眼里的正常人当精神病人强制收治，毫无道理。张治如果真有精神病，她在接受采访时为何思路清晰，邻居为何说她“没有任何异常”？本该坚持公正立场，为民治病的精神病院竟然黑白不分，甘心做权力的帮凶，践踏公民的合法权益。上访人患上流行性精神病，精神病院医生集体“精神失常”，令人恐惧。
既然媒体已经曝光，笔者期待上级有关部门及时介入，查清事实真相，还公民张治公道，赔偿其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被“精神病”的损失。而且，“偏执型精神障碍”成了某些人对付上访人的法宝，上访人屡屡“被精神病“本身就是一封举报信，值得一查到底，看看是谁如此害怕公民上访，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从长远来看，给滥权者戴上法律“紧箍咒”，把权力关进笼子，保护上访人合法权益，十分重要。
（来源：光明网http://guancha.gmw.cn/2015-04/03/content_15279739.htm22015-04-03 10:28）谁来保护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
今天下午，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对徐为（化名）诉其监护人以及上海青春精神病康复院侵犯人身自由案做出一审判决，徐为败诉。有关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保障问题再次引发专家学者热议。
武汉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劳工部部长张万洪表示，徐为案的意义是挑战并让人反思我国的成年人监护制度。他认为，徐为案的核心就在于精神障碍患者的民事法律能力能否得到承认。
徐为的代理律师黄雪涛也认为，案件能够进入实质的审理程序，已经打破了“在精神障碍治疗问题上患者没有自主权”的传统，促进了对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思考。“对权利受到一定约束的人，其他还拥有的权利是否能得到保障？当所谓的监护人不能作为当事人的最大利益代表，是否还需要所谓的监护？”黄雪涛说。
中国青年报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后发现，因为被认定为精神障碍患者而被强制剥夺人身自由的案件近年来时有发生。2009年，深圳一位名叫邹宜均的女子，因为家庭财产纠纷，被其家人两次强制送入精神病院，被医院治疗了3个多月。2010年，河南漯河农民徐林东被关精神病院6年半，后来与地方政府达成了调解协议，拿到了30万元的补偿款。这些案件的共性就是，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权利没有得到应有保障，非自愿被收治。
2010年10月，由民间公益组织——精神病与社会观察和深圳衡平机构共同发布的《中国精神病收治制度法律分析报告》指出，正因为我国法律强化了精神病患者家庭的责任，把监护人放在首位，在设计入院出院程序和个人权利的处分时，都规定要取得监护人的同意，而不尊重患者本人的意愿。一旦被送治，当事人就丧失了话语权，成为任监护人宰割的对象。所以当监护人由于利益冲突为侵害当事人权益而送其去精神病院时，这套制度就完全没有防范错误和纠正错误的作用。
黄雪涛2006年接手一起“被精神病”案件后，开始研究我国精神病立法状况。“进入这个领域后，我就发现有个潜规则：谁送来谁接走。”黄雪涛表示，但这个潜规则没有法律依据，可能是医院怕把病人放出去后，家属过来闹事，“很多时候，病人自己反而没法发声”。精神卫生法2013年5月1日实施后，“谁送来谁接走”的现象似乎有所改变。
据张万洪介绍，精神卫生法强调自愿原则，明确提出了如果要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必须具备的两条危险性标准，但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比如：医院和警方出于自我保护，反而导致入院难；危险性标准没有细则规定，实践中可能出现武断的裁量；家庭负担太重，家属不愿接出院，导致精障者出院难；社区服务不够，出院后没有保障；残障社群本身参与不够等。”张万洪说。
“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权利保护，最大的问题还是其民事法律能力不被承认，导致其权利往往全权交由其监护人，由监护人进行替代性决策。”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项目主管高薇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权利很难得到保障，也很容易受到侵害。受侵害后，也难以获得救济。”
黄雪涛认为，权利限制需要有非常便利的司法救济渠道，“患者如果认为自己有冤情，应该能非常便利地寻求朋友、律师的帮助；还要有便利的救济渠道来倾听、审核，这样才能防止权利约束被滥用”。
高薇说，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其监护人作为法定代理人代为诉讼，“法条中虽然没有直接使用精神病人，但在实践中关于心智能力的医学诊断会被法官和律师认可，现实中就会变成：患者无法提起诉讼，不能立案，法院要其找监护人，律师也会要其父母来委托律师”。
对此，北京大学生物医学伦理委员会委员刘瑞爽建议，可以尝试用法律代表人制度或患者提名人制度代替僵化的监护人制度，“根据法律代表人制度，无论精障患者是否有行为能力，都有一个法律代表，代表或代理其提起诉讼，行使诉权。我们也可以让精障患者提名一个人代理他，或者给他指定一个律师”。
“最重要的是意识和态度。首先是社会应转变对精神障碍者以及残障者的态度，将他们看做是平等的权利主体而非慈善的客体。只有改变了态度，提升了意识，才能做出尊重其权利的决策和营造一个容纳多元的社会环境。”高薇指出。
“你可以拒绝接受帮助，也可以主动求助，这是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黄雪涛说，“徐为坚持的目的不是让医院去承担责任，赔偿多少巨款，只希望他们能放人，还自己自由。”但徐为能否获得自由，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来源：网易网http://mobile.163.com/15/0415/04/AN7ECHD5001166V5.html2015-04-15 04:30）汕头将开通住院精神病患者救助直通车
日前从汕头市残疾人联合会了解到，汕头市近日将开通住院精神病患者救助直通车，在规范办理、维护受助者尊严的同时，尽量减少审批层级，减少受助者来回奔波，更好地服务急性发作期病人，用好有限医疗资源，科学合理控制续院医疗救助的人数和住院时间。
精神病患者救助直通车开通后，对定点医院已收治入院、确需医疗救助的精神病患者，年度内首期住院治疗，其法定监护人或家属可先填写《汕头市残联已住院重性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申请表（年度首期·绿色通道）》一式二份，到所在定点医院审核，然后备齐户口本或身份证、残疾人证或疾病诊断证明复印件各二份，就近到所在区(县)残联康复股或市残联康复科申请，再凭区(县)或市残联出具的《汕头市残联重性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通知单》，到第四人民医院防治科或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康复科确认，作为结算凭证。而低保或特困住院患者可同时申请伙食费补助，申请时需提交相应证件原件及二份复印件。先入院后申请救助的患者，其救助生效时间，在《汕头市残联重性精神病患者医疗救助通知单》中明确，最多可从申请之日起前溯10个工作日。
此外，记者也了解到，为最大程度方便精神病患者就近在社区就医，全市50多个社区精神病防治点对服药救助工作流程也进行了简化。
（来源：南方网http://st.southcn.com/content/2015-04/14/content_122163199.htm2015-04-14 10:15:20）台北一家医院为精神病患建立“疗愈花园”
疗愈,台湾正流行的词。顾名思义,和健康有关,但又不是传统上针对病灶的治疗,更多指精神心理上的抚慰,是比治疗更隐秘更有故事的范畴。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松德院区收治精神病患,他们建立了一座疗愈花园,有生态池、芒果树、万寿菊、紫藤花、练习写字的“书苑”。这些不是点缀,而是患者生活的一部分。有些树是患者种的,有些花草是患者照顾的,在这里工作了38年的护士长张碧凤,会摘些新鲜的花草放在拒绝与外界沟通的患者面前,吸引他们走出封闭的世界。一名少年患者有一天对来探视的母亲说:“这是我的木瓜树,妈妈。”妈妈激动地流下了眼泪,因为儿子已经多年不和她说话。
张碧凤自己也有一个疗愈花园,那就是花莲的山水土地。她在15年前遇到情绪障碍,用平常的方法难以克服,便参加了一个课程。当她被带到花莲认花识草后,发现自己的焦虑不知不觉缓解了,心情平静下来。
患者与治疗者,原来都需要一座属于自己的疗愈花园。生活中的挫折、艰辛与创伤,每个人都逃不过,如果这些积累在心底,没及时释放出去,会造成性格、心理、判断力的偏差,对环境与身边人误解日深,为人处事难再友善诚恳,而是陷入冷漠甚至仇恨的恶性循环。此时,即便学有所成或功成名就,仍然不能给人给己带来幸福。
（来源：福州新闻网http://news.fznews.com.cn/fuzhou/20150403/551dfea8275b9.shtml2015-04-03 10:44:56）清凉山公园办精神病人画展
前天上午起，南京青龙山精神病院康复休养员的几十幅书画作品及一些手工艺术品，在清凉山大隐美术馆举办，这也是南京市第一次尝试。有绘画特长的休养员还与中国花鸟画金陵组合的画家们共同创作了一幅《归梦》作品。
在画展上，几幅来自传统经典故事的大型国画也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这些画作都出自65岁的休养员黄老师之手。他原是南京某中学的美术教师，20多年前患上精神分裂症入住青龙山。
该院负责人介绍，此次展览以《回归》为主题，表达了他们渴望回归家庭和社会，也希望后者包容接纳他们。
（来源：网易新闻http://news.163.com/15/0418/06/ANFB69C100014AED.html2015-04-18 06:08:28）包头六医院招聘艺术生给精神病患者唱歌
六医院招聘艺术生引网友发问：招去干吗？
医院：给精神病患者唱歌跳舞，已有20余人报名
如果你是学艺术出身的，毕业后的工作是去给精神病患者唱歌、跳舞、教他们绘画，你去吗？近两日，一则包头市第六医院的“招聘启事”，引起众多微友转发和关注——这家包头市唯一的精神病医院招工居然都要艺术专业毕业的学生。为了解详情，记者致电包头市第六医院人事科，获悉了相关情况。
记者看到，这则招聘启事的内容为：包头市精神卫生中心因业务发展需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年龄30周岁以下，性格开朗，热爱精神卫生事业，所学专业为声乐、器乐、舞蹈、美术、编导的艺术类毕业生各1名。“这是真的吗？”，“招去干嘛？给精神病人唱歌跳舞？”，“六医院招聘太任性了，文艺青年有好去处了。”消息传开，引来微友一片吐槽声。
“没错，我们此次招聘艺术生，就是让他们给精神病患者唱歌跳舞。”人事科负责招聘的工作人员表示，这是该院在为准备开通的一项新疗法招聘员工，因为这种治疗针对的是精神病患者的心理康复，因而有意不招医科专业，而只招艺术专业的毕业生。
据介绍，很多精神病患者经过治疗后，都能回归社会开始新生活，而在回归社会前，医院工作人员需通过轻松愉悦的方式，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以免他们沉寂在自己的心理世界中。以往这种心理治疗只是通过跳舞、做操、玩游戏等方式进行。新项目需要加入带他们绘画，学习唱歌等活动，以使他们能在精神愉悦后，更好地回归社会和家庭生活。
另据介绍，此次招聘是经包头市卫计委批准，医院首次招聘艺术毕业生。招聘人员为无编制合同工，工作待遇暂时未定。自4月13日开始报名以来，共有20多名艺术毕业生应聘。
（来源：正北方网http://www.northnews.cn/2015/0421/1911577.shtml2015-04-21 15:10:00）里根刺杀者再度申请获释 已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33年
据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22日的报道，近日，里根遇刺案行凶者约翰·辛克利（John Hinckley Jr.）再度申请获释，要求重获自由、离开自己接受治疗长达33年的精神病院。
美国高级地方法院法官保罗·弗里德曼称，如果辛克利可以证明他的精神病已完全康复，不会对自己或他人构成威胁，可以考虑让他逐渐恢复自由。
1981年，美国前总统里根遇刺，子弹仅离心脏3英寸。而刺杀者的目的竟是为引起女影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这名有精神病史的青年叫约翰·辛克利，当年被认定为精神病而免于处罚。1982年辛克利被送往华盛顿圣伊丽莎白医院接受治疗。
（来源：人民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423/c1002-26894314.html2015年04月23日15:47 ）美国一精神病患者遭警察击毙 受害者家人讨说法
据外媒报道，日前，一段拍摄下一名精神病人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地区遭警察击毙的录像曝光。当地时间8日，视频中受害者的家人要求警方对这起枪击事件做出解释。
据报道，25岁黑人拉沃尔·霍尔(Lavall Hall)于今年2月15日遭警察击毙。一辆警车内拍摄的视频画面显示，在开枪之前，一名警察喊道：“爬到地上，不然你就死定了。”随后，5发子弹飞出。
迈阿密警方称，2发子弹击中霍尔。警察还称，事发时，霍尔使用扫帚把攻击警察。
录像中没有出现发生枪击时的霍尔。但在枪击之前，霍尔时而行走时而跑步，手中拿着一个扫帚把。
霍尔的律师称，霍尔当时确实曾追赶警察。涉及此次枪击事件的警察特里米诺(Eddo Trimino)的律师称，录像显示，特里米诺当时是因为恐惧而开枪。
这段录像是在全美新一波抗议潮中公布的。南卡罗来纳一名白人警察上周末击毙一名没有武器的黑人之后，美国多地再次抗议警察滥用武力。
据报道，霍尔患有精神分裂症。他家人的律师称，录像没有显示枪击是否与种族有关。
佛罗里达南区提出的联邦民事诉讼称，霍尔的母亲丹尼尔(Catherine Daniels)在枪击发生前报警，要求警察去她家控制霍尔。丹尼尔过去也曾报警寻求帮助，警方应当了解霍尔的病情。
诉讼指控警方过度使用武力并错误地导致霍尔的死亡。诉讼书，霍尔不能交流，显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并且明显害怕。
（来源：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150409/n411011269.shtml2015-04-09 10:22:00 ）上海被精神病者徐建明手拿《精神卫生法》难讨公道
精神病很奥妙，看不见，摸不着，拿精密的仪器透视也没用。只要我们医院说你是精神病人，你就是精神病人。
这是上海市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医院院长对是否有精神病的一个诊断法则，正是他的这一诊断法则让原本精神正常的徐建明住进了精神病院。
徐建明，家住上海市杨浦区平凉路1777弄117号，原是上海石化股份塑料厂事业部的一名女工， 2002年，徐娘半老的徐建明被厂党委书记江扣根看中，多次调戏，性骚扰，被以坚持清白做人的徐建明拒绝。江扣根对此耿耿于怀，蓄意报复，殃及徐建明在平乐中学读书的女儿，导致她的女儿在学校老师的包庇下被同学无故围攻，肆意谩骂、殴打，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还患上了抑郁症。学校的老师、校长和教育局都说“这事不要找我，你去找你应该找的人”。
自此，徐建明更加断定是塑料厂党委书记江扣根在捣鬼。她找到江扣根办公室告诉他，“你有什么不快就冲我来，不要伤害我的女儿”、江扣根拿起电话通知了厂保卫科科长李根培，李根培把徐建明叫到保卫科，谁知徐建明一进门李根培就把门关上和其他几位保卫科干事使了个眼色，几个人冲上来对她一顿拳打脚踢，打的她遍体鳞伤，头也被磕破。徐建明养伤期间，江扣根仍在叫嚣“得不到，就毁掉”。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2012年12月12日，正在上班的徐建明接到厂工会副主席打来的电话，让她去一趟资料室。不料刚坐下10几分钟，金山区公安局和厂保卫科的6个人就来了，他们抓住她的双手，徐建明吃惊的问，这是干什么，工会副主席告诉他“这是你告状的结果”。徐建明被他们强制推上警车，以最快的速度送进了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医院。并在全厂职工大会上宣布徐建明被关到了精神病院里。
徐建明说，医院没给她做任何检查就强制把她关进了病房，像对待真正的精神病人一样逼她吃药，不吃药就给电疗，徐建明只好按医院的安排按时吃药。到第三天的时候，徐建明托人给塑料厂事业部胡厂长带去了一封信，信中详述了事情的经过，自此医院才不在要求她吃药。
同年的12月16日，徐建明家人到处找寻不到她就到厂里打听，得知徐建明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徐建明的家人与当日找到医院要求接徐建明回家，遭到院方拒绝后打电话多方投诉，才
在僵持了2个多小时后，医院叫来厂方结账，当面把徐建明放走。
徐建明出院后，决定为自己和孩子讨还公道，她找到上海石化股份公司领导要求摘除精神病帽子，不要再伤害她的女儿。这位领导只淡淡的告诉她，送你去看病，这没错嘛。甚至还要让信访局查查她家祖上有没有神经病史。徐建明随后又找到了金山区区长，她把她没精神病的证据，邻居和同事的证言摆在区长面前，这位区长连看都没看就做了答复，“你自己没病的话，人家干吗把你送精神病院去，他们当领导的忙都忙不过来，你女儿要是好，这批学生干吗不打别的同学，就打你女儿”。
她起诉到杨浦区法院后，杨浦区法院在法庭上宣布，厂方可以把她送进精神病院，但并未给予书面判决，并禁止徐建明在法庭上发言，她提出的司法鉴定申请也遭到拒绝。
四处碰壁的徐建明经过法律咨询后，找到了金山区公安局，得知送她去精神病院的是治安二队，等她找到公安局政委，这位政委回答她的更为绝妙“什么事都要经历第一次的，以后你会习惯的”。这句话让徐建明郁闷了好长时间，哪有这么劝人的，只是她没想到这句话背后隐藏的玄机。
2003年1月，徐建明的姐姐徐海敏受厂方和警方的蛊惑到徐建明的居住地，杨浦区法院以徐建明被金山区精神卫生中心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为由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定徐建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杨浦区法院受理该案后，于2013年1月28日出具了法医技术鉴定委托书，委托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精神鉴定中心对徐建明民事行为能力进行鉴定。后双方约定同年的2月25日下午给徐建明做检查，同日，鉴定中心把案卷退回杨浦区法院，答复不接受委托。
2003年2月28日杨浦区法院又委托上海市公安局安康医院对徐建明做有无民事行为能力鉴定。徐建明对此怒火中烧，在她的强烈抗议下，徐海敏才于同年3月5日向法院提出了撤诉申请。为了不再受厂方的凌辱，家人的干扰，徐建明办理了下岗手续并给女儿转校，租住到黄浦区。
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2005年1月17日，徐建明接到家人的电话，说她的母亲病重，要她赶紧回去。徐建明不知是计刚踏上杨浦区地界就被姐姐、舅舅、姨妈和几个杨浦区公安局的民警抓住送进了杨浦区精神卫生中心。在院内遭到一天3次强制灌药，打电针，每次打电针，她都会痛苦的不由自主的惨叫，口吐白沫，一直到2006年3月20日她的妈妈把她接出来才结束了这种地狱般的生活。
徐建明回忆说，当时她望着紧锁的铁门彻底绝望了，她原本以为这是个讲法制的国家，决不会允许这帮衣冠禽兽逍遥法外，现在看来她太天真了。他们根本不怕法律，为了不让她告状他们什么手段都用的出来，要不是她母亲拼死拼活天天给她的姐姐、弟弟吵闹，她还不会出来。
而这次强制治疗给徐建明造成了很严重的后遗症，也殃及了她的家人，她说，刚出来的时候舌头硬，话都说不出来，走路像木头人没知觉，脸也是麻木的，直到2013年以后才好些，但是记忆力到现在还很差。她女儿的情况比她还遭，已经被摧残成痴呆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为了给孩子看病把房子都卖了，现在她的工资比同级别的工人要少近千元，她已经被逼上了绝路，孩子的父亲还因为她的事受牵连被非法拘禁。她百岁多的父亲、90多岁的老母亲还经常受到警方的威胁。
2014年，身体渐好的徐建明冒着再次被关押的危险，手拿人大通过的《精神卫生法》找到了上海市卫生局，要求摘除精神病帽子和依法追究精神病院和各有关单位、人员的法律责任，上海市卫生局书面答复，徐建明提出的信访事项不在我委职权范围。徐建明对此答复持有异议，她认为这是卫生局不作为，是在包庇医院，随把上海市卫生局也列为被告。
如今，徐建明经常带着她原本活泼漂亮的女儿进京上访，她寄希望于卫生部，每次进京都要到卫生部登记，她坚信依照《精神卫生法》的规定，她一个正常人没经过权威部门的鉴定就被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是违法的，她要依法讨还公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