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精神

从控告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申诉18年的葛洪贵还漂泊在北京，等待着有一天会给侄儿争取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本刊记者在北京南站见到了这个位健谈的老者，语言犀利的他让记者也感到诧异，他说这是这些年控告当中学习的结果。
 
葛洪贵：男，1947年生，黑龙江鸡西市东海矿退休工人，身份证号230306194708254918，因为给侄儿申冤，上访近18年之久，遭遇多次殴打拘留，其中两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均因思路清晰被有良心的医生释放。
 
原本生活稳定的他，也向大多数人一样准时的赶着上下班点，努力奉献用青春点燃的工作，一向平和的葛洪贵也不是争强好胜之人，然而1995年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平和生活处事的原则。
 
1995年7月5日的星期三，鸡西广播电视报上放了葛洪贵的侄子葛福宁撰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然而，此文被葛福宁所在的时任鸡西恒山铁路劳动公司分公司经理兼卸车队长张文恒认为是借古讽今，是针对他的。
 
葛洪贵说“在八五验收房，张文恒的老婆王淑艳看了我侄儿刚从矿里买的7月5日的鸡西广播电视报，对上面我侄儿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她边看边骂骂咧咧的说，你写我们家老头子干啥？之后张文恒对我侄儿威胁说，你以后少说点，别看着白天好好的，晚上下班谁给你一枪，你都不知道。”
 
由于该文被当成讽刺领导的不作为素材，在以后的生活中葛福宁更是遭受多次骚扰，葛洪贵说“199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张文恒叼着烟走进油库，而此时修车工正在给铲车加油，我侄儿提醒他把烟灭了，结果，张文恒回答我这么一个大经理用的着你这个狗崽子管？说着就朝着他挥手打过去，侄子猛跑才逃离了这次殴打，而第二天却被7、8个人围住痛打一顿，现场至少四位职工看到了这个情况，还逼迫我侄子给其磕了二三十个头。”
 
因反复受到骚扰及殴打，葛福宁出现了精神异常，导致本来就有反应性精神病的他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同年12月8日晚上，在一帮年轻人距离逼近的喧闹声的刺激下，他大叫一声，昏倒休克。八、九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但是神智错乱、出现总是惊吓、恐惧、焦虑、烦躁、失眠、失望、口渴等精神问题，至此，葛福宁的反应性（间歇）精神病问题被刺激加重。
 
葛洪贵说“葛福宁是反应性精神病，却被私人精神病门诊与鸡东县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导致他一把一把的吃药片。吃的被害人数年口水直流。”
 
至此事件开始，葛福宁病情加重，班也无法上了，由于是在单位出的事，但是单位的治疗只是走了一下过程，根本没有具体针对性的治疗。葛洪贵鉴于侄儿的受害，被迫于1996年2月开始了漫长的上访控告之路，
 
持续多年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诉求，反而受迫害的遭遇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来京、递交材料、被接回、被殴打、被关押，在这十几年中已成为车轮式的家常便饭，最后，把他关押到精神病院也进入政府考虑的范围。
 
2008年8月22日,正在北京上访的葛洪贵，被所在矿信访科长从北京接回，送入城子河精神病院，在医生给他鉴定时，他递交了自己的上访材料，并说明自己的真实状况，因为思路清晰，医生在做完简短的交流后，拒绝了矿信访科长等人的要求，而直接将他释放。
 
葛洪贵回忆这段遭遇时说“当初信访科是铁定要把我送进去的，由于遇到好心的医生才避免了这次关押，政府对百姓的迫害真是没法说，当初鬼子来了，咱们可以跑了还能上井冈山，这现在都没地方可跑，警察哪儿都能找得到你！”
 
2012年3月2日，全国两会将召开之际，出于维稳的需要，葛洪贵被所在地的东海派出所、矿信访科、劳保科三家机构联合送到鸡东县精神病院，在做鉴定时，葛洪贵经过跟主治医生的交流，并叙说了自己第一次被送到医院的情况，这位医生在经过跟其他领导协商后，决定不收留他。但是迫于警方及外面其他单位的压力，医院出具了一份精神疾病鉴定书，鉴定结论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建议在有人监护下生活及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终究免去了精神病院的摧残。但是这一纸鉴定，为以后被精神病打开了大门，搞不好那天就会卷土从来。
 
这个案例值得指出的是，相关机构在对葛洪贵进行人身侵犯时，医院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这在全国医院配合相关机构迫害人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是少见的，是值得提倡的。在此，应表扬那些具有正义感的医生和医院，他们守住已经被糟蹋的面目全非的医道。也让其他医生们看到，对相关机构说个“NO”是没有那么难的！

回目录

为了公理，到北京自杀被送入精神病院；在北京拿着谁来为民做主的牌子跪在天安门前，也送进精神病院；生活无望走投无路跳河自尽，还是送进精神病院；在北京写文章，再次被接回送入精神病院，主席啊！这就是您所说的“中国梦”吗？
 
这是许大金经历过坎坷的上访之路后发出的感慨，经过多年上访及被迫害的经历后，他终于明白，人——就应该为人格而活着！
 
许大金，男，汉族，小学文化，1972年3月18日生，住江西戈阳县漆工镇磨盘山总场机关23号。
 
许大金自己说从16岁懂事开始，就梦想着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生活中天不随人愿的他，依然是一个奋斗的青年，在九十年代的时候，就承包长途客车做生意，后来因为事故放弃了这个行当，靠老家仅有的一个茶子山生活。
 
茶树成熟的时候可以摘回来，晒出油来，可以吃也可以卖，许大金家的茶树有碗口那么粗，正是茶树的黄金年龄段，靠着这个山头，许大金家一年能多收入近两万元。
 
2004年，许大金所拥有的茶树地下被勘查出萤石矿，时任镇党委书记吴升林命令开发，造成许大金赖以为生的茶子山地下水源干枯，茶山被毁，许大金就找政府叙说事实情况，然而政府的答复是山是国家的，村民无权干涉。许大金只能到山上找开矿负责人，让他减少损失，结果负责人不听他的唠叨，还动手打人。许大金的朋友听说后异常气愤，找了几个人上山把那个人凑了一顿，结果导致对方带着四、五十人拿着刀棍等器械冲入许大金家，由于没有找到人，就把家里砸了个稀巴烂，作为派出所所长的胡伟，没有制止这种行为的发生，还跟这些人一起寻找许大金的下落，后来许大金家属赔了一万块钱，才算了事。至此，他开始在外漂泊闯荡。
 
2008年，国务院在两会时，号召农民要敢想敢做，并提出了很多惠农政策，由项目扶持创业人，许大金就充满信心的回家，到了家就开始撰写了一份关于乡村专门养牛的一个申请报告递交给当地政府，申请报告特别提到，在老百姓养牛到一定规模，计划两年内办一个瘦肉加工厂，专门畅销国外，为国家创造一定的财富，但是当地政府根本不管这些事情，许大金于是跑到北京，在清华大学写了几篇文章，文章中提到，他们把国家（扶农）的钱骗下来不办实事，人才无法施展，有志之人无法报效国家等话题。
 
许大金说“不是说我非要做项目什么的，而是作为人来讲，首先的有人的尊严和人格，总想奋发图强，人没有奋斗是不完整的。”
 
2010年6月7日，许大金彻底绝望了，作为农民无田、无地，仅有可以打二三百斤的茶油的茶子山也给毁到没什么油可打，基本的生活失去保障，更因为事业和理想的绝望，他来到北京天安门前服毒自杀，被北京警方带走救活，当地政府人员和派出所听说后，派出汪百福、谢建平、应建军、谢志斌、黄姓警官把他从北京医院接回，直接以聚众闹事的理由送入拘留所，关押了8天，后来又被送往横锋县莲荷乡所在地的上饶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康复中心，关押了5个多月。
 
许大金说“感觉就是作为人的话，应该有志向，有理想，有人格，一个人连家里的东西都保护不了，政府又剥夺了生存发展的权利，感觉真的很绝望！自己唯一的 山也被毁了，又没有生活来源，所以很绝望就自杀了，被他们关在精神病院出来后一直在家修养了大半年，来恢复药力对身体、脑子造成的伤害，由于关押时间长，药物副作用大，具体那天放出来的我都不记得了，只记得大致的日期”。
 
身体稍微好转后，因为不服气，2011年10月28日，许大金拿着一幅“谁来为民做主”的牌子跪在天安门前，跪下没多久就被围过来的保安及武警围住，并把他的东西全部抢走，然后送到马家楼，当地政府又派出吴得胜、刘长富、杨习文、胡伟（派出所所长），谭主席几人把他接回去，送往精神病又被关了整整一个月。许大金说“因为这次关押时间短，所以还能清楚的记得关押的时间。”
 
看到黑暗面后，许大金怕受折磨，于是于2012年6月18日通过其它途径来到北京，本来想到北京找记者的，结果没找到，当地政府知道他来北京后，也派人来北京寻找他的下落，在北京西站那边被北京警方和当地政府前后挡住去路，他跳河自杀，由于水位只能到脖子跟前，被警察打捞了上来，又被地方政府接回，关押一个月精神病院。
 
2013年4月份，为了渴望获得一个公道，他再次来到北京，并写了些文章，引起了某些高层领导的注意，到7月11日，他被带到久敬庄，北京市公安局派比较高级别的官员来调查他的事情，他把前因后果介绍了一遍，他们为了证明许大金是一个很正常的人，就提出带他到北京一所精神病医院做精神鉴定，鉴定结果完全正常，他要求大夫给开出一个没有精神病的说明，大夫表示这个不好操作。鉴定回来后，北京警方一个高级官员表示让他在家等着，这事情一定给解决。要相信他们。
 
许大金说“北京警察对我们老家接我的6个警察说，人家挨了打，还被关在精神病院，发句牢骚很正常的嘛，你们要这样搞的话，那又不多了个冤案嘛？晚上他还是被地方接回了老家。”
 
在家等了十多天，7月29日许大金去省信访办查询时，被告知信访已经终结，让他到市里去拿复合答复意见书，市里面并没有给许大金答复意见书。8月7日，他再次来到省信访局询问案件进展时，与上次截然相反的答复告诉他，信访没有终结。
 
9月25日，无奈的许大金再次来到北京，又撰写了两篇文章，分别是《谁来挽救人类》《反腐动态》，由于影响比较坏，同年11月9日时，从老家来了十多个人，其中五六个人强行把他按上车，还把衣服给撕破了，被羁押回家的路上遭到民警谢奔的殴打，用手胳膊死死卡住喉咙，用腿跪在背上，在派出所副所长叶徐峰和杨席文及另一名不知名的民警押送下，被再次关入精神病院一个月。
 
“第一次被关押5个多月，一个房间5—6个人，每天吃两顿的药，一顿有5到7片，开始不吃药就打针，打针完就糊里糊涂了什么都吃，就是给你屎你也就那样的吃着，”许大金接着说，“从精神病院放出来后，我家人跟医院要了一个鉴定，但是在家里丢了，具体的鉴定结果，由于当时出来的时候，头脑不清醒，所以没有记住，但应该是精神分裂。”
 
许大金还对本刊记者介绍到：吃饭的伙食很差，跟猪食差不多。里面吃的就是稀饭馒头，有些精神病人拉屎拉到手上也不洗，就过去拿碗筷，洗碗的人拿水一冲下次就用，有的根本冲不干净，就是跟畜生过得一样的，菜里面一点油都没有的。
 
在他第二次被关入精神病院后，吃药打针是继续的，而他形容第二次关押时候的主治医师很恶毒，他开的药很猛，因为第一次吃的药是缓慢的过程，他开的药吃下去立马上头，副作用更大。因为快过年了，他父亲来找政府部门，所以才被放了出来。
 
许大金四次全部被关押到这个医院，里面的护士从来不问他来龙去脉，都听医生的，医生开药，他就让你吃，你不吃他就绑起来喂你。而主任医生更狠，许大金进去的时候对徐水平主任说我没有精神病，结果徐主任说“我说你有你就有”，到这里来你就安心治病。
 
从精神病院出来后，一直在北京漂泊告状的许大金，经历过如此多的坎坷，更懂得了人权的重要性，他说现在就是想为社会、为后代树立起一个公道，如果社会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国家还是人类的国家吗？这是畜生的国家嘛，后代支持不支持我们的所作所为，那是他们的事情，作为我们能为这个国家付出、挽救这个国家后代的，那么是值得的，我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我不能让这些畜生就这样糟蹋这个国家，如果我认命了，我死了，那这个国家没有什么改变的话，那些腐败分子还是会把灾难带到社会的。
 
在本刊最后需要许大金录一个简短的视频时，他考虑了好久，他说要录就得录让人看了有收获的视频，所以少谈自己，多谈社会成为他的主题，他在视频中说“他们用各种手段折磨和侮辱我，但我绝不会屈服在那些畜生手里，因为我是人，我所维护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更是在维护人类的人格和尊严！我希望大家都能知道什么才叫人，谢谢！”

回目录

孙书平，女，1954年4月6日出生，身份证号：130532195404066525，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河古庙镇高阜镇村人，祖祖辈辈以务农为生。

2003年7月河北省人民政府一纸《关于河北强久自行车配件集团公司用地的批复》冀政转征[2003]328号建设用地批复函，打破了孙书平的生活规律。

2004年3月中旬平乡县政府开始强征土地，高阜镇村36户200多人150亩口粮地被强行圈占，并且随意扩充征地面积，缩减被征土地面积。孙书平说，她家的2.1亩地就被当0.6亩征了，别家也是这种情况。村民为保住生存的基本资源言辞抗议，拒不卖地。

2004年12月22日凌晨3点多钟，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翻墙进入了孙书平的大儿子家，把还睡在被窝里的大儿媳张占华拖上了停在外边的警车，在镇计划生育办公室关了8天，交800元赎金才放人。孙书平的二儿子也被抓到计划生育办公室关了20多天，右脚被冻烂。负责看管人员不但不及时救治，还说“不卖地就烂死在这”。 2005年1月孙书平的丈夫为救儿子不得已签下了卖地协议。

由于政府的暴虐行为，引发了高阜镇村第3、6组全体成员的极大愤慨，他们自发的到县政府和县委会上访。县人大副主任郭章显不但不尊重人民的意愿，反而以不卖地就抓人等方式威胁村民，早在9月孙书平就被叫到为征地成立的“一所三中心”在得到孙书平坚持不卖地的答复后，郭章显威胁说“不卖也得卖，今天在路上发现有死人，我说你杀的就是你杀的，，黑白颠倒我说了算。”这种横行霸道，以权代法的言论引发了众怒。

2005年高阜镇村第3、6组全体成员连续多次到镇、县政府诉说理由，提出请求均无济于事，使矛盾进一步激化。2005年12月，两个组召开了群众大会，选出了5名群众代表，（孙书平也在其列）。同时筹集了信访经费并在当地找律师写控告材料，他们没想到迈出的第一步就遇到了困难，律师不是不敢下笔，就是断然拒绝，这几位群众代表不畏艰难，开始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逐级上访。

但几位村民代表不但没能依法维护了村民利益，自己的合法权益也受到了侵害。县政法委书记王明亮、县公安局局长王彦国、河古庙镇派出所副所长马孟辉、政委孙瑞勋等人多次截留他们，限制其自由，仅对孙书平就以非法集会、敲诈勒索等理由先后拘留8次。期间戴着手铐，还多次被打伤。36户村民为他们筹集的3750元信访经费也被抢走。

2007年2月4日孙书平再次为村民利益和自己所受的伤害进京上访。河古庙镇派出所所长关学辉、马孟辉等5名民警把她带回县公安局治安科。孙书平说，在这他们用的是日本鬼子对付中国百姓的办法，拳打脚踢，还叫嚣“在去告状我就整死你”。脚踩在她背上，致使脊柱1—7节骨裂，昏死过去。当她醒来时发现马孟辉正慌忙的给她穿衣服，她的随身物品也不知何时被抢走。

由于伤势严重孙书平被关押11天后被村干部抬回家中。 4月，伤势稍见好转孙书平就又进京上访，在北京的景山后街三元井旅店被孙瑞勋等人抓回后以莫须有的罪名劳动教养1年。

释放后孙书平依然进京上访。2008年8月1日下午6点多，县宣传部部长王仁荣、河古庙镇书记张学锋、、镇长史书军分别给她和她的亲属打电话把她骗到县政府，说县委书记要亲自见她给她解决问题。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2点，突然来人把她绑起来推进了一辆车牌为YED3600的白色面包车直接拉到了沙河市精神病医院。

孙书平打电话通知家里，大夫抢走了她的手机。她说她没精神病，就是上访的。大夫却断言“越说没精神病，病的越严重”，也没给她做检查就给她吃药，打针。难受的她嘴都咬烂了，走路打晃，一天三次吃药，吃完药后就感觉困，老是睡不醒的样子。约10天后她家里人来医院看她，医院才不敢再给她用药，也不让她走，说是要留院观察。直到8月24日镇长才把她接出来送回家，每天派10人24小时看管，不允许她自由出入，到10月30日看管她的人员才撤走。

恢复自由后孙书平就到医院去要病例，医院不给，孙书平请了北京的律师，医院才拿出来一份8月4日县信访领导小组刘建功、尹向英、史书军与医院副院长彭伟斌签定的《河北省沙河市精神病医院住院协议书》和住院病例，孙书平称，病例造假。

孙书平一个农村的家庭妇女，为了维护村民的集体权益在经历了上访维权的艰辛后得出了一个结论，她说，这些领导干部对群众的诉求从不认真解决，总是敷衍赛则，吹牛撒谎，他们不知道“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

从这些句话不难看出，孙书平不仅仅只再是村民代表，她的言行代表了千千万万已觉醒的访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

回目录

不肯卖地的“钉子户”
 今年60岁的胡羊群是河北省邢台市的一位地地道道的庄稼人，中年丧偶，身体健康，为人忠厚，两个女儿已出嫁。按当地农村的说法是“给老人送了终，给闺女找了婆家”，完成了人生的两大心愿，再加上“身体还比较健壮”，每月有政府的低保补贴，日子也算过得安生、舒心。

这种安生、舒心的生活自2009年6月8日起不复存在了。

2009年6月15日下午3时许，胡羊群正在自家责任田查看小麦能不能收割，突然被三个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到一辆面包车上，绑架他的人自称是国家干部，要把他带到信访局结局一些问题。
原来村里要征用胡羊群仅有的两亩多耕地，说是要立项目搞房地产开发，答应每年每亩给补偿小麦、玉米各900斤，让他在协议书上签字。但胡羊群估摸着这不是国家合法的征地，所以拒绝签字，并向市、省有关部门反映过。这次绑架他觉得应该就是因为这事来的。

面包车没有开往邢台市信访局，而是开到了沙河市第二医院即精神病专科医院（下简称沙河市精神病医院）。
 
关入医院的“被精神病人”
 下车之后，胡羊群抬头一看居然是精神病医院，便迫不及待地向旁边的医生（后了解到是该院院长）解释“我没精神病，把我放了，我要回家”，但却遭到了对方的白眼与忽视，几分钟后胡羊群被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壮汉簇拥着进了“病房”，完全不理会他的申辩。
   
胡羊群心里开始有点恐惧，然而更可怕的事情还在后头。
　 
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胡羊群一心想逃出去，但病房有两道门，里边那道门是铁门，且有壮汉护士把守，窗户上密密的钢筋棍有大拇指粗，严实得如铁笼子，和监狱差不多。
　　
在病房里，老胡开始担心：自己被关进精神病院，两个闺女还不知道，她们上哪儿去找我呢？更让老胡担心的是，家中的麦子该收割了，谁来收麦子，那可是一年的口粮啊！趁医生查房的时候，老胡向值班医生要求，给闺女打个电话，但被医生拒绝。
　　
医生每天都要给老胡服用两次不知名的药片。药片有红，有白，有绿，每次有十几片。老胡知道自己什么病也没有，明白“是药三分毒”的道理，不愿意吃。护士指着他的鼻子警告说如果不吃药就得挨揍，“进了这儿的人，我们都往死里揍。”老胡半信半疑，但还是坚持不吃药。可当老胡看到其他“病友”因不吃药被几个壮汉护士把四肢捆在床上灌药的情景，听到病友不听医生的话被壮汉护士电击的惨叫声，还是违心地把药吃进了肚里。
　　
吃了两天药后，“口干舌燥，头晕瞌睡，又想呕吐”，老胡害怕了。这样下去会不会伤害身体？老胡灵机一动开始了绝食，并谎称胃里难受。这一招果然奏效，医生开始给他打点滴，输葡萄糖。后来胡羊群女儿经多方打听，才找到距他们家40多里开外的沙河市精神病院，通过村干部到场才把被非法关精神病院长达六天的胡羊群解救出来。
 
诉状遭拒的法院“门外汉”
2010年3月8日上午，胡羊群在律师的陪同下前往沙河市人民法院立案大厅立案。一位年轻女同志看完诉状说：“你们没有被告沙河市第二医院的病历，不能立案”。

代理律师找到立案庭靳庭长说明病例在医院扣押不予提供，受害人被非法送治的事实客观存在，有证人和照片及媒体记者采访录音、记录为据等情况。但立案庭坚持没有病历不能立案。无奈，代理律师在费尽一番周折后才将病历复印到手。

3月10日上午，胡羊群又一次来到沙河市法院立案大厅,胡羊群等人按照立案庭工作人员的要求，首先拿出从沙河精神病院复印来的病例。立案庭工作人员和靳庭长对他们要的病例连看也不看，又提出新的意见：被告沙河市第二医院没有侵害受害人，也缺乏足够的证据说明被告有责任，被告没有诊断胡羊群有精神病只是进一步观察。据此不予立案。

胡羊群当场反驳：“没有诊断我患有精神病，为啥还强迫我吃药，不让我回家？把我和真正的精神病人关在一起同吃、同住？我精神受到的伤害没法说了，现在村里一些人真认为我是精神病了，见面招呼都不打了。精神病院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任凭胡羊群怎么说得有理有据，立案庭工作人员就是不立案。

代理律师提出：“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不予立案应当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

但沙河市法院既不立案，也不答应出具不予立案裁定书。
 
法院不立案，无奈和解
民生观察网记者通过电话后续采访了解到，当时胡羊群出院后，沙河市精神病医院和胡羊群所在村委会各一次性给出了1000元的精神损失费。此外，当地政府答应每年给胡羊群两亩地的补助款五千多块（按小麦、玉米市面价格各900斤计算）。另外通过采访记者还了解到，作为低保户的胡羊群，从2008年春节开始，就不再享受国家的低保政策，至于为何在不告知的情况下被取消，至今也没有个答案。

回目录
 

苗静珍，女，1972年出生，住在黑龙江省桦南林业局刘炮沟村，（身份证：230822197301017081）丈夫周怀龙常年在外打工，她和婆婆林淑霞、周怀春（苗静珍丈夫的哥哥）合住三间连脊房，因为房屋争议和法院枉法裁判苗静珍被迫离家上访。
 
据苗静珍说，她住的房子是和林淑霞、周怀春合伙盖得，共有三间，她住中间一间。各有各的厨房，各有各的通道，中间还有一走廊。 同在一个屋檐下难免发生一些小矛盾，从2000年开始，周怀春和林淑霞就打算把苗静珍住的一间房买下来，让苗静珍夫妻搬出去住。苗静珍深知盖房的不易坚决不同意卖，由此导致矛盾加剧，苗静珍被迫搬到外边居住。
 
2003年10月10日上午苗静珍要封堵原住处的房门被婆婆拦住，还唆使她的丈夫打她。当日晚上，苗静珍夫妻又一同去封堵厨房的门，在收拾厨房期间苗静珍忍无可忍和婆婆林淑霞、周怀春等人发生了争吵、撕扯，苗静珍拿刀欲砍婆婆被人夺下，打伤，苗静珍报案后警方并未依法处理。
 
2003年12月8日苗静珍一纸诉状把婆婆林淑霞和周怀春等人告到了桦南林区基层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她被打伤的医疗费用等共计1391.50元，经法院审理认为，“被告给苗静珍造成人身损害的理由不成立，因为苗静珍经常回原住地撒灰、挖坑、怄烟、钉封门，至使老人无法正常生活，婆媳之间的矛盾逐步升级，主要原因在原告，孝敬老人是传统美德，而原告制造事端”为由驳回了苗静珍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诉讼费用由苗静珍负担。
 
2004年苗静珍又因为房屋的所有权和婆婆林淑霞对簿公堂，苗静珍连连败诉。据苗静珍提供的她公公周殿民和媒人刘XX的证言显示，房子是1992年盖的，盖房时周怀龙（苗静珍的丈夫）已经年满22岁，他（周怀龙）13岁就不上学了，下地干活，房屋应属他的共有。另外苗静珍和小龙（周怀龙）结婚时儿媳妇（苗静珍）要三间砖瓦房，因条件不允许，经媒人刘XX说和，林淑霞答应把九二年盖的房中间一间给苗静珍和小龙，是给她们俩的，不是暂住房。
 
苗静珍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二条规定，合伙人的财产归合伙人所有，更何况当时结婚时婆婆也把这间房子明确给她夫妻共有。苗静珍觉得根据这两点，怎么算这也是她的合法住房，“我的房子我为什么不能封？我去封门她们还打我，”岚棒派出所还帮着她们做假证，法院存在权钱交易才听信了一面之词做出了枉法判决，因此开始到各部门上访。
 
2006年4月12日苗静珍又因为和周怀春父子的斗殴行为被桦南林业公安局在医院带走以“故意伤害罪”刑拘，5月15日被检察院批捕。在桦南看守所关押期间，苗静珍越想越觉得冤屈，她地里的青苗被毁，周怀春父子拿木棒子打了她就趴沟里装死，她被人说成是杀人犯，公安局不分青红皂白就关她，她为此给看守所民警反映，哭闹、绝食。
  
10月24日桦南林业局法院、公安局把她从看守所接出来送到了黑龙江省佳木斯精神病院，做了各项检查之后就开始逼她吃药，每天吃3次药，不吃就要挨打或灌药，吃完药还要用小板把舌头翘起来检查，这样过了162天后，医院重新给她做了检查，确认苗静珍的“精神病”好了才又让她回了看守所。回看守所没多长时间，就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附带民事赔偿两万五千余元。苗静珍上诉后中级法院维持了原判。她的房屋财产也被侵占。
 
2012年苗静珍又开始上访，11月9日桦南林业局公、检、法3家联合接访，苗静珍从国家信访局出来经过陶然桥下时被他们抓住，几十个人连拖带拽把她拉上车连夜赶回原籍。第二天早上以她越级上访为由把她送到桦南林业局看守所拘留10天。11月19日上午抓她的那些人拖着她的手脖子、脚脖子，脊背挨地的从看守所拖出去100多米扔到车上，强制送到了七台河市七煤医疗中心精神病康复医院。还告诉大夫，苗静珍发病4个多月了，常去单位和邻居家砸玻璃、伤人，周围百姓为此常去找政府，他们才把她送到医院来的，也没有家属。医院给她做了各项检查，诊断为“妄想型障碍”，留院治疗。
 
苗静珍的丈夫听说苗静珍又被送到精神病院后找各部门反映苗静珍没精神病，要求释放她，被威胁再管这事就把他抓起来。
 
2013年1月10日苗静珍的丈夫借探视的机会把苗静珍放走。桦南林业局听说后派20多个人四处找她，最终在七台河市晶海旅馆把苗静珍抓住，强行送到精神病院做检查，医院出具结果没精神病才放了她。
 
苗静珍说，在医院不吃药不行，吃完药头昏脚轻，说昏倒就昏倒，因为她吃不下饭去还把她绑在床上给她做“电蚂蚁”导致她大小便失禁。真正的精神病人几天不吃饭也不给做“电蚂蚁”，一说给谁做电蚂蚁都吓得嗷嗷叫，躲着跑。
  
苗静珍说，电蚂蚁是一种刑具，就是把电针扎在虎口和两腮过电，电一通就感觉有好多虫子再肉里爬，痒刺的难受，就忍不住咬牙，当时感觉牙响的都要碎了。
 
在苗静珍被关押在精神病院期间，她的丈夫曾求助于维权人士和媒体，各界也曾寄希望与新的《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但新的《精神卫生法》没能阻挡住公权力践踏人权的不法行为。

回目录

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北郊磙山村访民毛庆爱致电中国天网人权事务中心：湖北随州村委会签约毛庆爱不再进京上访，违约送精神病院。
    来电称：2012年1月20日下午，就读于“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大二的儿子（毛旭，逝年21岁），在家中突然无故身亡。负责此案的北郊派出所出现场勘查、拍了两张照和简单询问后，提出交300元尸检立案费的要求，遭拒绝后，派出所就以没人要求尸检立案为由，将此案定性为“自杀”，让一名叫李东的亲属在鉴定书上签了字，就走了。
    我和毛旭的大姑妈（方真英）、大姑父（金运亮）在警察走了之后赶到现场时，看到毛旭脖子正咽喉处有一道约15厘米长、大拇指般粗的紫痕，而毛旭的两耳往下并没有索沟，皮肤丝毫无损，舌头也没有出来。
    据第一个发现毛旭出事儿的外婆讲：当时毛旭双脚踏在椅子上，脖子中用一条长不过60公分的白色纱巾，绕成结套在一根人为搭起的横木上。外婆喊邻居解救下来，但为时已晚。
    就在我蒙然抱着一动不动的儿子痛哭不到20分钟时，赵某全家对我围殴，陈某叫来火葬场的车，说要拉我儿去火化。就在我奋力阻止时，陈某的儿子将现场的证物（纱巾、椅子等）拿走烧毁了。我没能保住证物，我儿子的尸体也被他们抢走了。大概半个月之后，我得知儿子的尸体没有被火化，而是被埋了。
    我儿毛旭生前在校品学兼优，又是中共的预备党员，事发之前，没有任何轻生的迹象，有学校的证明为据；而我儿脖子上的伤痕和“自杀”现场均存在诸多疑点和事后犯罪嫌疑人赵某、陈某父子的异常表现，都让我觉得这更像是一起谋杀。而办案单位北郊派出所为什么看不到这么多明显的疑点？
    2013年5月2日，我和老父去曾都分局索要“尸检报告”和他们的“定案证据”，当晚老父在该处被失踪。5月9日，我到随州市政法委门外要，又遭警号为094859的警察狠命踢伤。        2013年底，老父为孙申冤未果，含恨离世。
    2014年1月2日，我从马家楼被地方抢回，关押在随州市大十字街宾馆，磙山村主任金爱国带7人之众，将我衣服撕光，逼跪在卫生间水涡里，反背双手头磕在水地，背心放一杯水，数九寒天给我冲冰水澡。之后，对我毒打关押76日，逼我签精神病院协议书，并以此威胁我不准再为儿申冤，否则就将我送精神病院，如果不签，就折磨死我。
    重获自由后，我马上又来到北京上访，虽投诉无门，但我不能不顾我儿的枉死，杀人偿命古来言。
（来源：六四天网http://www.64tianwang.com/bencandy.php?fid-5-id-17915-page-1.htm 2014-07-21 22:05:51 ）

回目录

从控告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申诉18年的葛洪贵还漂流在北京，等待着有一天会给侄儿争取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本刊记者在北京南站见到了这个位健谈的老者，语言犀利的他让记者也感到诧异，他说这是这些年控告当中学习的结果。
 
葛洪贵：男，1947年生，黑龙江鸡西市东海矿退休工人，身份证号230306194708254918，因为给侄儿申冤，上访近18年之久，遭遇多次殴打拘留，其中两次被送入精神病院，均因思路清晰被有良心的医生释放。
 
原本生活稳定的他，也向大多数人一样准时的赶着上下班点，努力奉献用青春点燃的的工作，一向平和的葛洪贵也不是争强好胜之人，然而1995年的一件事情彻底颠覆了他平和生活处事的原则。
 
1995年7月5日的星期三，鸡西广播电视报上放了葛洪贵的侄子葛福宁撰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然而，此文被葛福宁所在的时任鸡西恒山铁路劳动公司分公司经理兼卸车队长张文恒认为是借古讽今的粉刺他。
 
葛洪贵说“在八五验收房，张文恒的老婆王淑艳看了我侄儿刚从矿里买的7月5日的鸡西广播电视报，对上面我侄儿写的《中华之剑》的观感文，她边看边骂骂咧咧的说，你写我们家“坤头子”干啥，之后张文恒对我侄儿威胁说，你以后少说点，别看着白天好好的，晚上下班谁给你一枪，你都不知道。”
 
由于该文被当成讽刺领导的不作为素材，在以后的生活中葛福宁更是遭受多次骚扰，葛洪贵说“1995年11月下旬的一天，张文恒叼着烟走进油库，而此时修车工正在给铲车加油，我侄儿提醒他把烟灭了，结果，张文恒回答我这么一个大经理用的着你这个狗崽子管？说着就照着他打过了，侄子猛跑才逃离了这次殴打，而第二天却被7、8个人围住痛打一顿，现场至少四位职工看到了这个情况，还逼迫我侄子给其磕了二三十个头。”
 
因反复受到骚扰及殴打，葛福宁出现了精神异常，导致本来就有反应性精神病的他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同年12月8日晚上，受害人因遭长期危害，终于在一帮年轻人距离逼近的喧闹声的刺激下，他大叫一声，昏倒休克，请人相救。八、九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但是神智错乱、总是惊吓、恐惧、焦虑、烦躁、失眠、失望、口渴、精神、神经被伤害，反应性（间歇）精神病问题被刺激加重。
 
葛洪贵说“葛福宁是反应性精神病，却被私人精神病门诊与鸡东县精神病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导致他一把一把的吃药片。吃的被害人数年口水直流。”
 
至此开始，葛福宁病情加重，班也无法上了，由于单位治疗的走形式过程得不到有效治疗，葛洪贵鉴于侄儿的受害，被迫于1996年2月开始了漫长的上方控告之路，
 
持续多年的上访并没有解决他所提出的诉求，反而受迫害的遭遇越来越多、越来越深，来京、递交材料、被接回、被殴打、被关押，在这十几年中已成为车轮式的家常便饭，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精神病院也成为他被关押的考虑对象。
 
2008年8月22日,正在北京上访的葛洪贵，被所在矿信访科长从北京接回涂中，忽然转道送入城子河精神病院，在医生给他鉴定时，他递交了自己的上访材料，并说明自己的真实状况，因为思路清晰，医生在做完简短的交流后，拒绝了矿信访科长等人的要求，而直接将他释放。
 
葛洪贵回忆这段遭遇时说“当初信访科是铁定要把我送进去的，由于遇到好心的医生才避免了这次关押，政府对百姓的迫害真是没法说，当初鬼子来了，咱们可以跑了还能上井冈山，这现在都没地方可跑，警察哪儿都能找得到你！”
 
2012年3月2日，近全国两会前期，出于维稳的需要，葛洪贵被所在地的东海派出所、矿信访科、劳保科三家机构联合送到鸡东县精神病院，在做鉴定时，葛洪贵经过跟主治医生的交流，并许说了自己第一次被送到医院的情况，这位医生在经过跟其他领导协商后，决定不收留他。但是迫于警方及外面其他单位的压力，医院出具了一份精神疾病鉴定书，鉴定结论为——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建议在有人监护下生活及服用抗精神病药物治疗，终究免去了被强迫送到精神病里面的遭遇，但是这一纸鉴定，为以后被精神病打开了大门，搞不好那天就会卷土从来。
 
这个案例值得指出的是，相关机构在对葛洪贵进行人身侵犯时，医院并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守住了道德的底线，这在全国医院配合相关机构迫害人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是少见的，是值得提倡的。在此，应表扬那些具有正义感的医生和医院，他们守住的已经被糟蹋的面目全非的医道。也让其他医生们看到，对相关机构说个“NO”是没有那么难的！

 不出意外，83岁的老姚，将在精神病院度过余生。
　　作为永康市第三人民医院最“资深”的病人，老姚已经在这个精神病专科医院生活了34年，而这个医院的建院时间不过39年。
　　据统计，在永康三院，像老姚一样，住院超过1年的病人近60个。他们中的许多人，其实早已经过治疗达到出院标准，但因为各种原因，却始终占着病床，滞留医院。
　　对这些病人，医院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压床病人。
　　一边是被家人遗忘的压床病人，回不了家；一边是更多的病人在排队，这成了一个让人纠结的难题。
　　住了34年的老姚
　　其实早就可以出院了
　　在永康三院，没有人不知道老姚。他比病区所有医护人员的资历都要老。
　　老姚是因为精神分裂症住院的。
　　但他一直保持着当年的生活习惯。比如，每天锻炼身体、洗一次冷水澡。
　　年轻时，老姚个性很强，在医院动不动就和人打架。随着年纪变大，老姚的性格也逐渐变得温和。
　　现在的老姚，耳朵背了，牙齿也没剩下几颗。为了照顾他，午饭时，医院会专门煮一碗很烂的面条，里面还会加一个鸡蛋。
　　应蓉蓉是老姚所在三病区的护士长。她说，老姚在这里，并不愁吃穿。他的单位会发退休金，够在医院开支；他没有妻子儿女，两个侄子会不时来看他。
　　“按照老姚的状况，完全可以接回去安享晚年。”应蓉蓉说。
　　据统计，在永康三院，常规住院病人大约50人，像老姚一样长期呆在医院的有13人。其中，超过1年的有13人，超过3年的有4人。
　　在永康三院，还有一幢自成一体的小院子。院子有600平米，一面是围墙，其他3面是二层楼房。
　　这里是永康市重度精神残疾人托养中心所在地，47名男性精神病患者就住在这里。
　　一般，进入托养中心的患者需要符合几个条件，比如重度精神残疾，家庭条件比较困难等，具体名单需要经过残联确定。
　　我们到这个小院子的那天，在这一群好动的患者中，专心致志看书的老吕很显眼。
　　他正在看一本《意林》。每天上午8点半到10点半，是他们参加康复治疗时间，大部分时间老吕都坐在阅览室看书。
　　老吕今年47岁，托管中心2011年成立时，他就在了，在这些人里，他学历最高，他是读研期间，发病辍学的。
　　老吕说话文气，能和我们轻松交流。
　　托养中心护士长曹海鹰说，老吕患的是精神分裂症，状况还算好。只是情感比较淡薄，参加社会活动少，很少融入其他室友。
　　他没有直系亲属，送进来后，平时看他的人也不多。
　　在托养中心副主任医师夏勇军看来，老吕和托养中心的大部分病人一样，都符合出院指征。
　　一个难题
　　一边是可以出院的病人不出院
　　一边是床位紧缺
　　“他们大部分是慢性衰退型精神分裂症，其他是中重度精神发育迟滞，也就是痴呆，治不好的。”夏勇军说，按照托养政策，当托养病人病情稳定或年龄超过60岁时，可以解除托养，回归社会、家庭。
　　而正常情况下，被托养的病人经过几个月的治疗，病情就会稳定下来，这个时候，只要家属把人接回去，尽心照顾，定时定量服药即可。
　　但实际上，托养中心成立4年来，流动的患者数量仅六七个，“真正状况好转，家属来接回去的只有1个。”其他大部分是因为疾病，或死亡而离开的。
　　一边是低流动性，一边是更多的患者在等床位。
　　目前，永康托养中心总共62个床位都是满员。据永康残联的统计，2014年，永康享受托养政策的重度残疾人超过了850名。其中，享受集中托养的120多个，其他都是居家托养。重度精神病患者的集中托养点，就在永康三院。
　　“对于集中托养来说，床位是一直缺的。有些没有排到集中托养的，只好先采取居家托养的方式。按照政策，居家托养也有补助，但今年有十几个人宁愿放弃这个补助，排队等待集中托养的床位。”永康残联的一位工作人员说，集中托养的床位即便再增加50个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毕竟，这种方式对病人的恢复，效果要好很多。”
　　一个期待
　　医院向主管部门建议
　　建立亲属定期探视制度
　　在曹海鹰看来，托养病人流动性差，既有相关政策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是家庭责任心缺失。
　　据了解，目前托养政策中，虽然规定了达到一定条件可以解除托养，但如何解除却没有明确规定。
　　所以，如果家属拒绝接回病人，医院也没有办法，“我们有规定，病人如果出院，一定要家属来接。家属不接，出于人道主义，也不能直接把人扔在家门口。”
　　曹海鹰说，家属拒绝接收病人，常用的理由是：在家里没人管，又发病犯事怎么办？
　　真实的原因则是把病人接回家，意味着要多一个劳动力去看护他，而在托养中心，不用花多少钱，患者就可以享受到很好的照顾。
　　钱江晚报记者从残联了解到，现在享受集中托养政策的病人，每人每年财政会补贴1万5千元。一般情况下，患者只需要另付些伙食费就可以了。
　　现在，托养中心的条件普遍都不错。比如，永康三院托养中心，除了有专门医护人员，还有健身房、阅览室、卡拉OK房、手工制作房等配套设施。
　　“发达国家白天托养，晚上由家属接回家。在中国，则成了全托。”夏勇军说，这有点变味。
　　因为家属不愿接人，很多“压床病人”都处于亲情缺乏的境地。在托养中心登记的探视表里，大部分家属探视的频率是两到三个月一次。只有六七个家属，一两个星期探视一次。
　　这些病人长期呆在托养中心，社会功能会衰退，人变得呆滞，也容易出现躯体疾病。如今，托养中心每天都组织病人做一些恢复活动。比如做些零工，发代金券去超市买东西等，以减缓社会功能衰退。
　　今年4月份，永康三院曾向主管部门建议，建立家属定期探视制度，“这不仅有利于病人恢复，也有助于维护病人和亲属之间的感情。”
　　去年，南京一家福利院规定，如果老人要入住养老院，子女必须至少一个月来看望老人一次。做不到这样的承诺，福利院就会拒绝老人入住。
　　1年试行以来，福利院评估了300个老人的家庭，最后有10%的老人被拒收。
　　而且，在收预付款时，福利院一次最多收一两个月，目的也是为了让子女来缴费时，多看望老人。
另外，广州一家老年公寓推出了《亲情协议》，提醒子女尽孝。不常探望的父母，院方会通过短信、电话、电邮等方式，不停发出“快来看老人”的温馨提示。
（来源：人民网http://society.people.com.cn/n/2014/0723/c136657-25325020.html2014年07月23日08:18）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