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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战狼外交”背后的中共专制统治逻辑

    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4月21日接受法国电视LCI专访,竟然说出前苏联国家地位未定,在国际法中也不具有有效地位,毛泽东杀人是无稽之谈等震惊世界舆论的话。卢沙野的言论在乌克兰和欧盟引起了愤怒,尤其是曾在苏联统治或占领下的那些东欧和中欧国家。卢沙野被批“鹦鹉学舌”,“俄罗斯宣传的喉舌”,其否认前苏联共和国主权地位的“奇谈怪论”,在前苏联国家引爆愤怒的海啸。法国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召见中国驻当地大使要求解释,乌克兰总统顾问也谴责相关言论。80名欧洲议会议员发表公开信,呼吁法国政府将卢沙野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

    尽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随后与卢沙野的言论切割,指卢沙野言论不代表官方立场,但中国外交公信力受到全世界的质疑。欧盟外交最高负责人博雷利表示,“欧盟只能假设这些不可接受的言论不代表中国的官方立场”。立陶宛外长蓝斯柏吉斯说:“如果有人还想知道为什么波罗的海国家不相信中国会在乌克兰谈判和平的话,请看,这里有一位中国大使说,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我们国家的边界没有法律依据。”

    作为外交人员,公认要讲“外交风度”,要说“外交辞令”,对言辞要巧妙运用,言有尽而意无穷,即使锋利无比,也不失优雅体面风趣。即使是党国,亦经常强调“外交无小事”。卢沙野的胡说八道引发中国的外交危机是罕见的“外交事故”,但却是习近平时代的固有政治风景。

    近几年来,中国强硬好斗的“战狼外交”大行其道,中国各级外交人员纷纷抛弃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转而采用咄咄逼人好勇斗狠的言辞甚至行为来挑衅对抗文明世界公认的道义规则。Wolf warrior diplomacy(战狼外交)这个词在国际社会不胫而走并成为中国外交的具有讽刺意味的专用绰号,成为国际外交界的笑柄。

    “战狼外交”最早可溯源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后所推动的《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政策,该政策其中一个重要概念就是要“敢于亮剑”,中共干部被要求学习并在关键时刻要实行这种敢于亮剑的新形外交关系。2020年3月30日,路透社报道指有两名中国外交官证实,习近平在前一年曾亲笔下条子,要求外交官面对中美关系恶化等国际挑战,必须立场强硬展现“斗争精神”。

    在党魁的加持下,中国的外交人员四面出击挑起事端。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更以出位言论成为中国外交战狼时代的典型代表,如警告五眼联盟“小心眼睛被戳瞎”,散播美国军人把新冠病毒带到中国的阴谋论,发布伪造的澳洲军官杀害阿富汗儿童图片挑衅澳大利亚,贴日本画家在19世纪初创作的著名彩色浮世绘讽刺日本政府等,挑起了一场场外交争议。

    另一个知名战狼外交官是中国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桂从友于2017年上任驻瑞典大使后争议不断,曾多次恐吓瑞典记者、政治人物、智库甚至政府,被瑞典媒体视为民主与言论自由的威胁。瑞典媒体说罕见如此“没有外交手段的外交官”,以至瑞典数个平常不合作的政党都联合起来要求瑞典政府将他驱逐。

    根据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2020年6月至2021年2月间,至少有分散在126国的中国外交官,在推特上发布了超过20万则推文,获得近700万的点赞和上百万的转发。而美联社的一项统计显示,全球126个国家中,有270名中共外交人员活跃在推特和脸书,他们与中共官媒一起控制着这两个平台共449个账号,这些账号发布超过95万则讯息,被点赞超过3.5亿次、回复与转发逾2700万次。统计指出,这些言论以重构国际话语秩序,指责、挑衅、诽谤西方民主制度,挑动民族主义情绪为主,点赞和转发基本是使用大量的虚假账号或僵尸账号虚构人气,创造被广泛支持的假象,并且扭曲社交平台的算法,使其言论成为热议话题。

    “战狼外交”不止只在言论上放刁撒泼,更在行为上好勇斗狠,完全丢失了外交官的体面。2020年10月8日,台湾驻斐济商务办事处举办中华民国国庆酒会,2名中国大使馆人员闯入会场拍照,当台湾代表处馆员请中方人员离开时,中国大使馆人员不但拒绝,更殴打台湾馆员,导致其脑震荡送医。2022年10月16日,一批香港示威者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中国领事馆外抗议,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郑曦原带领使馆人员冲出领事馆毁坏示威横幅,把一名香港示威者拖进使馆范围内拳打脚踢。

    “战狼外交”虽然让中国在国际社会丢尽了脸面,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持续恶化,但是中共外交系统仍然乐此不疲,因为“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战狼外交官”迎合了习近平的叙事风格,因而获得了体制的奖赏。中国现任外交部长秦刚就是鼎鼎大名的“战狼”,外交界甚至给他起了“战士刚”的绰号,因为他对外咄咄逼人的言行而获得习近平的赏识,成为“狼群首领”,更鼓励了“战狼们”的疯狂行径。

    “战狼外交”成为中共的外交手段是因为其体现了习近平政权的统治逻辑。维持专制统治是中共压倒性的目标,中共的现行的专制统治逻辑一言以蔽之,就是“对内新极权,对外新冷战”。

    “对内新极权”是通过高度集权、高度垄断、高度政治高压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封堵一切危及极权控制社会的路径,形成一种完美结合社会控制与效率的21世纪新极权主义体制。就对社会的控制能力与控制效果而言已中共新极权已超过人类历史上任何专制王朝。

    “对外新冷战”通过金钱外交、大外宣以及强硬手段争夺国际事务发言权,强化中共的叙事影响力,改变世界现行秩序体系,重新定义乃至规范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新冷战”以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为假想敌,腐蚀、摧毁自由民主价值观,直接挑战乃至意图颠覆民主体制。

    对中共来说,“对内新极权,对外新冷战”是专制政权生存的必然逻辑,内政与外交相互支撑,镇压与挑战相互交织,成为红色帝国崛起的推动力。无论西方民主国家愿不愿意,但因为其自由民主价值观只要存在就会成为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威胁,直接危及极权在国内专制统治的根基,所以极权主义从来是把民主国家视为天敌。狼在弱小时会披上羊皮伪装,譬如邓江湖时代的“韬光养晦”,但只要有了爪子和利牙,就会撕毁所有假面具,露出其残暴的本质,一如习近平时代的“战狼外交”。

    2020年7月23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的对华政策演讲显示了西方民主国家已意识到中共极权主义对自由世界的威胁。蓬佩奥说,“北京的作为威胁了我们的人民与繁荣”,“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就会改变我们。”

    未来世界确实只有两个结果:改变中国,或被中国改变。

  • 台海危机:中共统治的逻辑制造战争策源地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结束了对台湾的访问后,随着中共前期随时开战的调子的失音,以及共军在台湾周边展开军演在8月10日的落幕,此次台海危机终于暂告一段落。

    此次台海危机,中共不会开战,而只是恫吓基本上是大众意料之中的事,毕竟中共目前还付不起与美国、西方彻底撕破脸的代价,而在年初的乌克兰危机中,实力弱小的乌克兰在西方的援助下,居然与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俄罗斯打得旗鼓相当,已给中共敲响了警钟,所以在中共军事及国力没有大幅度增长的情况下,几乎不可能对台湾发动战争。

    然而,这并不就代表高枕无忧。事实上,对极权主义来说,是难以常理去推测的,否则历史就不会常常充满了意外。或许可以说,此次台海危机中,中共出乎意外的高调反应,各种强硬恐吓,以及随后的军演,已经预示了未来台海出现战争的概率的增加。

    中共在香港悍然实施国安法后,香港的自由消失殆尽,“一国两制”轰然破产,在台湾也彻底失去了信用,2020年蔡英文的高票当选就说明显的信号。既然“一国两制”的骗局无效,所谓“和平统一”台湾就失去了可能性,那么“武统”就成为中共唯一的选项,“武统”的时间表就看中共的意愿了。

    由于极权主义难以克服的统治危机,中共下定意愿“武统”,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或许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早。原因在于:

    一.习近平的个人野望需要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实现“祖国统一”的个人野望是早就众所周知的事情。对习近平来说,在任上收回台湾将是个人独裁生涯的巅峰,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正奠基者,在中共党史的地位将真正超越毛泽东,成为前所未有的“千古一帝”,这对这位独裁者充满了致命的诱惑力,为此他可能不惜一切代价。

    在2021年中共百年大庆的七一庆典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提到解决台湾问题时,罕见地说道:“任何人都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强大能力!”这就是这位独裁者内心意志的流露,显示了习近平对统一台湾的野心。作为独裁者,对个人终身掌权的野望和对历史地位的渴望,促使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发动战争行险一博的概率说非常大的。

    二.中共长期执政的合法性需要

    对中共来说,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早就成为笑话,它现在执政的合法性建立于领导“民族复兴”上,所以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中共的旗帜。民族主义、民族复兴必然要求其统一台湾,而在中共宣扬自己已成为足以抗衡西方世界的强国时,就面临着必须尽早收复台湾的压力,否则“强国”、“复兴”就成为口炮,成为被自己一手动员起来的民族主义的攻击的靶子。而当“统一台湾”时,中共建基于民族主义的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就安然无恙了。

    三.军方利益需要

    自江泽民时代始,中共党魁以利益收买军方,换取政治支持和政治稳定的做法绵延不绝。在中共国力增长后,更把大量的资源投入军事领域,军费年年创新高。在“统一祖国”的旗帜下,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队利益集团,在不断投入的庞大军事费用下获得了难以计数的利益。

    这个军事利益集团必须以不断的军事挑衅,制造不断的冲突摩擦来显示军事投入的合理性,以及不断增加的危机来促使更多的军事投入来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此因素下,台海危机擦枪走火导致战争的概率也在大为增加。

    四.转嫁国内矛盾需要

    由于中共的极权主义统治,中国的国内矛盾不断积累,民怨沸腾,虽然在中共对社会的强力控制下并没有大规模爆发,但这种矛盾仍然在未来有可能导致出现社会大动荡。在这种因素下,中共为了维护其统治,极有可能选择发动台海战争,以“统一祖国”旗帜来进行民族主义动员,从而转嫁社会危机。

    以上种种因素相互混杂,中共越来越使台海成为未来世界战争的策源地。战争的残酷性有目共睹,要防止最坏的局面出现,有赖于世界认清中共的面目,杜绝绥靖主义,在危机形成之前改变中国的现状。

  • 中共不仅要统治人类还想统治上帝

    据媒体报道,中共当局近年来在系统性摧毁中国基督教时,也努力想将残存的教会及其宣教的牧师纳入自己统治管控之下,作为自己专制统治的粉饰,让这些教会与牧师们成为自己利用的工具,进而成为宣传自己极权意识的鼓手。近日,中共在河南推行牧师讲道需经政府批准,讲义需得政府审核制,极其鲜明的暴露出中共统治基督教,管控上帝的图谋。中共当局镇压民众信教,审批牧师传道,意图将上帝纳入自己麾下的行径,不仅逆天背理,张狂无知,而且严重践踏人权,违反法制,是公然与人类为敌,与文明为敌。

    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掌权以来,提出了“宗教中国化”,使其成为了中国政府宗教事务管理的明确目标。受此影响,当局在全国广泛掀起了拆除基督教堂十字架、取缔家庭教会、并禁止在网上销售圣经。有知情人士说,河南、福建等地开始对牧师的布道内容开刀,严格审查牧师传道讲义。

    从多种公开报道可见,河南当局对基督教活动开展紧锣密鼓的打压。网上流传的一份河南某地民族宗教工作领导小组2019年3月印发的《深化治理工作台账》显示,当局正通过各种手段压制当地基督教活动,包括拆除宗教标识、取缔集会场所、禁止宗教物品流通,建立到乡村控制的多种管理负责制。

    据《基督日报》引述河南商丘的一位不具名的三自教会牧师说,他们的讲章需要契合当局的要求,加入中国传统元素,并歌颂政府政策。为了确保他们的布道内容符合政府要求,他们还需要把讲章交给当局审查。

    除了河南,中国其他省份也在出台落实“宗教中国化”。福建省基督教两会2019年3月发布的通知显示,为了庆祝中共夺权70周年,他们将分别于5月和9月举行讲道交流会和圣乐作品音乐会,推动当地教会“讲好中国故事”,并“汲取中华优秀文化养分”。

    在如此严酷的对教会控制与打压下,河南商丘市基督教协会会长宋永生,7月17日在其办公室跳楼自杀,终年54岁。一份网传的宋永生遗书中,称自己心力交瘁,教会受到来自统战等部门逼迫,作为两会(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牧师,他亦得不到信任,并指该市两会不像教会,不像机关,不像社团、不像公司,即「四不像」。宋是近二十年来,河南首位自杀的市级宗教部门的官员。可见,在中共体制内有宗教信仰者面临的巨大精神压迫。

    另据材料显示,2018年,中共在全国各地多次发起针对全能神教会的专项抓捕行动,致使11,000多名信徒被抓。2019年迫害仍在继续:据统计,山东是目前该教会成员受迫害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自今年初以来,全省各地已有300余名教会信徒被抓,其中,近150人仍被关押,至少55万元人民币(约8万美元)教会财产被当局掠夺。

    而同样让世俗震惊的还有中共当局对四川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的打压。2018年12月9日中共当局警察、国安、宗教局等多部门数百人联合出动,对秋雨教会大肆抓捕,王怡牧师及妻子蒋蓉分别被指控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李英强、黄雅玲、王飞、苏炳森、李子虎、黄于阗、戴志超、曹庆恩、程章纯等人分别被指控涉嫌“寻衅滋事罪”;葛迎峰、吕金衡、李晓凤、覃德富、付礼俊、朱晓光、宋恩光、梁华利等人被指控涉嫌“非法经营罪”;朱东和罗耀两人罪名不祥被关押在成都市看守所;丁书奇和刘应许处于强迫失踪状态。已知在这场镇压秋雨之福教会中,有23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其中21人被刑事拘留或指定场所监视居住,2人仍处于强迫失踪中。100多人相继被带走调查。大批书籍与教产被查抄。直至半年多后,除了部分人员取保候审出来,仍有王怡、李英强等近10人被关押。

    中共当局近年来在全国掀起对基督教会如上疯狂的镇压运动,目的就是要将教会变成中共统治的工具,变成帮中共涂脂抹粉的歌手,而对那些胆敢不臣服于中共极权统治的教会与牧师,则采取严酷镇压,不仅没收教产,威胁警告逼迫信众,而且将牧师投入大牢。中共当局如此罪恶行径,就是赤裸裸要将上帝置于自己统治下,要上帝来为自己统治服务。

    中共当局残酷镇压基督教的行径,严重违反中国《宪法》“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同时也违背中共宗教工作对外宣称的“信教群众不是党和群众的对立面,更不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阻力和障碍,信教群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依靠力量。如果认为广大信教群众是异己力量,是统治和管理的对象,是防范和打击的对象,就会犯根本性和方向性的错误。并且要保护广大信教群众合法权益。”还与中共标榜的依法治国与建设法治社会完全背道而驰。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立刻停止对基督会的打压,切实落实宪法保障公民信仰自由的承诺。

    民生观察 2019年7月23日

  • 结束极权统治,消解暴戾之气

    ——民生观察就中国接连发生凶杀事件的声明

    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连日来中国多地接连发生恶性暴力凶杀事件:6月29日,广州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谢某将学校科研处罗处长夫妇杀死在校园车库;6月28日,上海世外小学浦北路校区门口一男子持刀砍伤两名小学生与一名成年人,后两小学生抢救无效死亡;6月25日,山东省烟台市一司机开着叉车当街接连叉向车辆,致1人死亡10余人受伤,多辆车受损;6月22日,一男子在西安公交车上刺杀乘客,致2人死亡8人受伤;6月18日,四川省乐山市公交爆炸,致15人受伤。由此可见,中国社会暴戾之气充盈,各种报复性或针对无辜民众的暴力凶杀事件频仍,民众生命安全面临威胁,社会恐怖气氛弥漫,中国整体性危机深重。

    在如上系列密集的凶杀事件中,尤其刺痛人们神经的是针对小学生甚至幼儿园孩子的残杀,而这种丧尽天良的事件,在中国却屡屡发生,只要稍作留意,就会发现最近十几年来每年都没有间断。这种严重挑战人类底线的恶性事件,显然在警报着这个社会已经出现严重问题。

    应该说,在任何社会的任何时期发生一些凶杀案件原本不足为怪,但如中国今日如此密集发生针对无辜民众甚至小孩的凶杀事件,却不是一个简单凶杀案件可以概括,其背后深藏着中国社会危机集中爆发的密码,应该引起世人的高度警惕。

    从已经揭露出来的这些接连发生的凶杀事件来看,并非是凶徒惯犯的图财害命,或是恐怖分子的蓄意所为,这些行凶者基本没有前科,甚至还有如广州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选择通过杀人这种极端方式来结束别人(或是完全没有利益相关者)的生命,同时也必然结束自己的生命。这种报复性的极端社会心态包含着复杂的原因,其中不同角度的不同看法也显示在这些新闻出现后的各种论坛与微信留言中,但不管社会对此的看法有多么不同,至少在如下几方面应该有难以回避的共识。

    其一、根源上应是积怨成灾。是由于长期的怨恨沉积,压塌了理性,最后爆发成灾难。作出这种针对无辜者报复的选择,那必是怨恨切齿而对社会与人生彻底绝望,且这种怨恨中有着深深的不公之感,进而将整个社会与人世视同对自己不公的客体。而能够如此深重积累起社会民众怨恨的,必是严重缺失社会正义,长期制造社会不公,给社会个体权利普遍造成严重侵害,使社会丧失基本底线,让民众日日处处生活于倍受压制逼仄与奴役中的制度。唯有这种制度性的设置,才能持久而深层地将整个社会民众推陷于怨山恨海中。

    其二、化解途径上彻底阻绝。在一个积怨深重的社会,如果提供起了基本怨恨化解途径,当然就不会使怨恨最终累积到爆发成灾地步。而在中国当今社会,怨恨日积月累,化解途径却彻底阻绝,即社会完全没有提供不公与怨恨遭受后的诉求途径,没有基本的解困希望。通常来说,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社会,人因为各种不同原因而遭受不公,进而积聚怨恨,应该都是正常的,问题是在遭受不公后能够寻求到相对讨还公正的途径,能够在社会获得心理的平衡点,哪怕是一种虚幻的精神寄托,情感宣泄,也可以使怨恨得到相对释放,但今日中国社会不仅没有提供现实的讨还不公的途径,也没有提供精神平抑愤懑的途径,于是一切因不公积聚的怨恨如堰塞湖的水,只有积聚没有出口,最后崩塌爆发就是必然。中国彻底阻绝一切怨恨化解途径的原因是权力垄断,极权与一切的公平正义为敌,民众任何寻求公平正义的努力本质上都是对极权的反抗,所以都被阻断与镇压。于是社会任何可能通向公平正义的途径,都成为极权坚决阻断的对象。如此,极权日日制造着不公不义,而且日日防范阻止着人们寻求公平与正义,社会就自然形成了只蓄积怨恨而没有任何化解怨恨的封闭系统,最后爆发与崩溃就是唯一途径,于是无目标的任意恶性报复社会式暴力事件频仍就是必然结果。

    其三、提供保护公民生命安全的机制缺席。纳税人供养的司职于保护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机构与成员在极权社会是完全虚拟的,因为极权社会的核心价值是维护极权统治集团的奴役民众的持久与稳定性,一切机构的核心是保护统治的机构与统治成员的安全。所以,那些专政机构不仅高墙深院,而且岗哨林立,真正武装到牙齿,不留任何空隙与死角。而对民众生命最可能受到威胁的公共领域,学校、医院、车站、交通等等,完全缺乏切实有效的事前安全防护,与事后有效救助。中国之所以屡屡发生且得逞针对民众与幼儿的恶性屠杀事件,皆因提供保护机制的公权力完全丧失其职。

    在中国今日如此极权统治下不断制造怨恨,又彻底阻绝怨恨化解途径,并完全不提供给民众生命安全保护机制下,社会报复性事件自然就落到了民众与幼儿的头上。这从某种意义而言,正是极权统治集团刻意设置的结果,极权需要民众的相互残杀来寻求统治的合法性,而社会民众的灾难是极权存续的滋养。

    中国社会历经近70年的极权统治,至今积下深重怨恨已经到了集中爆发期,在极权完全阻绝任何化解社会积怨的途径的情况下,又拒不提供民众生命安全的保护,中国民众灾难命运已与日俱增,而亡族灭种绝非危言耸听。为了避免中华民族沦陷于血与火的报复性灾难深渊,就必须结束不断侵害人权制造怨恨的极权统治,开启一个公平正义的民主宪政时代,疏通社会怨恨化解的法治途径,让公权为民众生命安全切实提供起有效保护机制。只有如此,中华民族才能长久跳出治乱循环的历史魔咒。

    民生观察 2018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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