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编者按

  • 一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意味

    (编者按:中共近年来在穷尽经济手段意图稳住断崖式下滑的经济失败后,终于祭出了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招数,设计20年、30年、50年的期限世所罕见,让许多经济专家感觉这是不打算还的节奏。虽说发行国债是现代世界众多国家治理经济的手段,然而如中国极权体制根本不存在自由市场经济情况下发行国债,从指定购买、到上市交易,到归还本息等等流程,不会根据市场而是依据权力,而在依靠恐惧与谎言维系统治的极权下,一切都取决于稳固统治的需要,而不是经济发展的需要,所以其中风险与灾难可想而知。)

    一、一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是个刚刚的开始

    中共财政部5月13日称,从今年开始拟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今年先发行1万亿元人民币(约1,385亿美元)。官媒报导称,除专项用途外,其资金还将用于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困境。

    中共公布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安排是,5月17日发行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5月24日发行20年期,6月14日发行50年期。其中,2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有两批,分别分3、4次发行;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有三批,每批分4次发行;5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有一批,分3次发行。

    值得注意的是,6,000亿元3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从5月17日开始发行,到11月15日结束,历时约半年,发行次数共12次。

    早在今年3月的中共“两会”期间,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已在报告中称,从今年开始将连续几年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其中,“连续几年”及“超长期”成为国债发行的关注点,其中,长达50年的还债期限引发各种议论。

    二、何谓超长期特别国债?

    据中共官方解释,“超长期”指的是期限。在债券市场上,一般认为发行期限在10年以上的利率债为“超长期债券”,和普通国债相比,超长期债券能够缓解中短期偿债压力,以时间换空间。

    “特别”说的是资金用途。它是为特定目标发行的、具有明确用途的国债,资金需要专款专用。根据政府工作报告,这次提到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目标是促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国债”是国家为了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政府债券,具有最高的信用度,被公认为是最安全的投资工具。

    三、中共由自己掌控的银行来购买国债

    据了解,在发行方式上,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均采用市场化方式,全部面向记账式国债承销团成员公开招标发行。个人投资者不能通过发行系统直接参与招标购买,但可以在交易所市场或商业银行柜台市场开通账户购买和交易。

    专家提示,个人“出手”需谨慎。考虑到超长期特别国债期限较长、收益率波动等因素,建议投资者最好具备一定的投资经验和市场分析能力。

    就这种近年少见的超长期国债,台湾云林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郑政秉对自由亚洲台分析说:“这对中国政府有很多好处,比如不用还本金,可以20年、30年、50年之后再还,把现在手上没有现金的部份拖到很后面。现在利率很低,发行国债成本低,又可以取得资金,对解决经济需求面、供给面的刺激都会有很多的好处。”

    但这种超长期国债市场前景如何,外界保持了质疑。出于安全原因,上海一位要求匿名的某银行员工对自由亚洲台记者表示,老百姓不太会直接去买这种国债。他有些无奈地笑笑,说:“反正我不会买,五十年后人还在不在都不好说了,钱肯定没能力花了。”他分析说,虽然国债是可以转让的,但并不如想象的那样方便,“那是对于银行之间同业可以流通,但个人买家交易未必方便。”

    这位银行职员透露,从他的经验看,中国的银行会买这种国债,“主要是卖给银行的,就是对冲一下国内太高的存款比例;(这些银行)就是太多款放不出去,才会去买这种长期国债。”他提到了一个背景,中国民众目前普遍不消费,钱都存银行。而最近,很多银行都取消了大额存单的业务。

    这次特别国债的发行总额为一万亿元,与去年的增发国债数额持平。但外界认为,这个发债量并不特别巨大。

    前述那位银行职员分析说,这个数额以目前中国的体量来说不多,他以美国的情况做比较,“比如美国发个2000亿美元国债,算多大事?算,但是不算大事。而且中国的广义货币量(M2)比美国多一倍。”

    根据中国官媒人民网财经板块的解释,广义货币供应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流通于银行体系之外的现钞加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等构成的货币供给。言下之意,中国的广义货币量足以吸收这部分超长期国债。

    另据《中国证券报》报道,从多方面释放的信号看,在超长期特别国债启动的同时,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也将加快。有专家认为,各路资金配合有助于重大项目资金的保障,促进经济的回升。

    但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市场比较关注中国央行在此次债券发售中扮演何种角色。去年十月,习近平在一篇有关金融工作的讲话中呼吁中国央行充实货币政策工具箱,在公开市场操作中逐步增加国债买卖。但根据中国有关的法律规定,央行不得直接在一级市场上交易政府债券。央行在过去二十年来,一般也不在二级市场上交易。外界猜测,习近平的讲话可能促使央行利用债券交易来积极增加流动性。

    但经济学者程晓农认为,让央行认购以中央财政部名义发下的国债,等于释放相应数量的货币补贴财政部,这会给央行带来危机。他指出,中国现在财政缺口大,各个商业银行因承担地方政府的债券已经被搞得精疲力尽,商业银行的资产已无法承受;现在由发行货币的中央银行来承受,相当于要大量增加货币发行,这早晚有一天会变成通货膨胀。

    四、中共无法掩盖发行本次国债的困境

    中国官方不得不承认政府财政压力与特别国债作用

    1.中国政府财政压力与日俱增

    2022年以来,随着房地产销售面积步入负增长,房企拿地积极性转弱,使得土地市场遇冷。今年前10个月,土地成交价款累计同比回落46.9%。而相关税收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也随之下滑。一方面,在第一本账,契税、土地增值税累计增速分别降至-25.4%、-8.3%。另一方面,在第二本账,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同比增速-22.7%,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下降25.9%。这也意味着地方财政面临较大压力。

    2.特别国债去向

    超长期特别国债对于缓解中国政府当前财政压力有重要意义,这比资金的去向如何呢?

    从今年1万亿元特别国债主要投向看,按照问题导向、精准突破、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原则,聚焦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进程中的大事难事。初步考虑,将重点支持科技创新、城乡融合发展、区域协调发展、粮食能源安全、人口高质量发展等领域建设,这些领域潜在建设需求巨大、投入周期长,现有资金渠道难以充分满足要求,亟需加大支持力度。根据今年预算报告,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4474.52亿元,加上上年结转收入391.87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收入10000亿元,收入总量为14866.39亿元。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4866.39亿元,其中本级支出8712.91亿元。对地方转移支付6153.48亿元。

    截至3月19日,2024年地方政府债已发行13080亿元。其中,新增专项债发行额4556亿元,新增一般债券发行额1982亿元,再融资债券发行额为6542.58亿元。从2024年一季度发行计划与实际情况对比来看,多数省市实际发行规模不及计划。地方债仅三地实际发行规模高于计划、两地实际发行比例100%,新增专项债仅北京实际发行规模不低于计划,发行节奏比往年的一季度稍微慢背后或主要有万亿元特别国债、特殊再融资债的影响。截至3月20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已完成发行全年额度的11.6%,发行规模相较于2023年同比下降51.73%,发行进度较去年下降53.28%。

    3.优化债务结构,从地方转为中央,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当前缓解政府债务的主要思路是“优化债务结构,从地方转为中央”。

    《关于金融支持融资平台债务风险化解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3〕35,以下简称“国办35号文”)。该文件主要针对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提出了一系列严格的要求和措施,以降低地方政府债务风险。35号文的约束对象主要为地方国有企业,将地方国有企业分为三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参照地方政府平台管理的国有企业(针对新设平台)、普通国有企业。为了严控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融资平台严禁新增融资,只能借新还旧;为了严控债务规模,12个高风险省份的参照平台管理的地方国企严禁新增融资,只能借新还旧;12个高风险省份以外的参照平台管理的地方国企以及市场化运作的普通国有企业可以新增融资。

    《重点省份分类加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国办发[2023]47号),办法要求自2024年1月1日起,12个重点省份在地方债务风险降低至中低水平之前需控制新建政府投资项目,清理规范在建项目。47号文约束对象为地方政府以及政府投资项目,明确界定了12个债务高风险重点省份:天津、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宁夏。重点省份的共同特点就是政府债务率水平较高或者债务余额或增长率与GDP、社融增速偏离程度较大,存在较大兑付风险。

    五、中共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历史

    据中共官媒自己披露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历史:

    第一次是1998年发行特别国债补充商业银行资本金。1996年,中国人民银行加入国际清算银行,这需要银行满足《巴塞尔协议》中关于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的规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较高,资本充足率较低,为提升商业银行风险处置能力,补充四大行资本金,1998年2月,中国决定发行特别国债。3月,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由13%下调至8%,释放资金约2400亿元。8月,财政部面向四大行定向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四大行用降准释放的资金和超额准备金共计2700亿元认购特别国债,最后财政部将发债所得资金向四大行进行股权注资。从对银行的影响看,此次特别国债发行使得四大行达到了8%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改善了资产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系统性风险,提升了风险处置能力,此后M1和M2在短期内获得了双双提振。从对流动性的影响看,这次特别国债为定向发行,四大行主要用央行降准释放的资金进行认购,财政部将发债收到的2700亿元向四大行进行注资,四大行将收到的资金存放在央行作为准备金。对央行来讲,仅通过“临时账户”进行了资金流转,对流动性影响不大。

    第二次是2007年发行特别国债购买外汇注资中投公司。中国加入WTO后,出口增长迅速,国际收支处于双顺差,外汇储备快速上升。外汇占款持续上升带来基础货币迅速增加,出现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严重等问题。为回收流动性、有效经营管理外汇储备,2007年我国分8期发行特别国债,共计1.55万亿元。其中第1期和第7期规模分别为6000亿元和7500亿元,向当时尚未上市的农业银行定向发行,然后央行从农行购买特别国债,其余6期向市场公开发行,规模合计2002.28亿元。财政部将发债所筹资金从央行购买等值外汇,注资成立中投公司,央行为实际出资人。由于发行方式不同,2007年特别国债发行对流动性的影响可以分为两方面:定向发行部分对流动性不产生影响;公开发行部分吸收了2000亿元的流动性,理论上应造成资金面的收紧,然而特别国债是在9月至11月分批发行的,每期发行规模在300-400亿元左右,对流动性的影响有限。

    第三次是2017年发行特别国债,这次特别国债是2007年国债的续发。2007年发行的10年期特别国债在2017年到期,其中8月29日到期6000亿元,为定向发行的部分,之后陆续到期963.78亿元特别国债,是向市场公开发行的部分。考虑到如果到期偿还特别国债会增加财政压力,为稳定市场流动性,中国决定对到期的特别国债进行续作,发行方式与2007年保持一致。8月29日,财政部向农行定向滚动发行两期国债共6000亿元,当日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从有关商业银行买入全部特别国债。之后,财政部在9月、10月、11月3次公开发行共964亿元特别国债。当时市场对是否续、如何续的问题展开讨论,债券收益率出现了小幅上行,随着续发方式的确定,收益率也立即回落。8月续作的6000亿元特别国债为定向发行,当日央行从相关商业银行买入全部特别国债,因此对流动性和债市几乎没有影响。之后9月、10月和11月陆续公开发行的964亿元特别国债,单期规模与普通国债相当,且属于老债到期续接,对债市的冲击不大。

    第四次是2020年发行抗疫特别国债。2020年为对冲疫情影响,4月17日召开的中共政治局会议指出将发行抗疫特别国债。5月22日,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行1万亿元抗疫特别国债。6月15日,财政部确定特别国债发行计划:(1)全部采用市场化方式发行;(2)期限上以10年期为主,其中10年期7000亿元,5年期2000亿元,7年期1000亿元;(3)在利率水平上,抗疫特别国债利率通过国债承销团成员招投标确定,随行就市;(4)发行节奏上,从6月18日开始发行,到7月30日前全部发行完毕。与一般记账式国债相同,抗疫特别国债不仅在银行间债券市场上市流通,还在交易所和柜台跨市场上市流通,个人投资者也可以购买。从对流动性的影响看,此次特别国债发行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市场流动性。为平抑资金面的波动,一方面财政部在此期间减少了一般国债和地方债的发行量;另一方面央行通过逆回购操作配合特别国债的发行。然而2020年特别国债发行期间资金面整体呈现偏紧局面,主要因为随着经济的稳定复苏,货币政策逐步回归常态化,特别国债的发行加剧了资金面的紧张程度。2020年抗疫特别国债的发行周期仅1个半月,其中6月发行2900亿元、7月发行7100亿元,发行量大、发行时间紧。同时特别国债的供给挤占了商业银行的配置额度,对一般国债和政金债产生了挤出效应,助推其收益率上行。从6月15日至7月30日,10年期国债和国开债收益率分别上行15bp和33bp,这其间债市的主导因素是央行货币政策边际收敛,特别国债发行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六、特别国债存在显而易见的中共也不得不承认的风险

    如果允许自由流通,特别国债的价格大概率会大幅下跌,将给投资者带来购买力的损失。

    中共官方的御用文士也不得不承认,在当前低利率环境下,如果特别国债允许自由流通,其价格确实可能面临下跌压力,给投资者带来购买力损失。主要原因如下:

    利率风险:特别国债的票面利率相对较低,如果市场利率上升,投资者会倾向于购买收益率更高的资产,导致特别国债价格下跌。

    通胀风险:如果通胀水平高于特别国债的票面利率,投资者的实际收益将受到侵蚀,购买力下降。

    流动性风险:特别国债的期限较长,流动性相对较差。如果投资者急需资金,可能不得不以较低的价格出售,造成损失。

    市场情绪:投资者对经济前景、政策变化等因素的预期也会影响特别国债的价格。如果市场情绪悲观,特别国债价格可能面临下跌压力。

    七、对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各界看法与专家分析

    有民众抱怨说,五十年的国债要孙辈才能支取,有何意义?也有人产生了疑虑,中国政府在经济面临挑战之际发行超长期国债,背后的政策逻辑是什么?

    一位在中国南方城市生活的投资经理人告诉自由亚洲电台,政府的一万亿特别国债从去年就开始造势,地方上早有准备。这位出于安全原因,要求匿名的金融人士表示,“我们的客户会接到地方政府的通知,让他们填写申请国债资金的表格。这些资金涉及的领域比较广,包括一些公共项目和尖端技术的企业等等。”他暗示,在他看到的项目中,还包括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内容;但这笔国债资金具体投入的方向和企业,政府不会公开。

    这位经理人还指出,中国国债的资金形式也多样化,“很多是给的低息、无息贷款,也有以补助的形式出现。”

    虽然这些特别国债是投向具体项目和企业,但外界多认为,这次国债的发行和中国经济遇困有直接的关系。

    在此之前,中国政府曾发行三次特别国债,包括1998年特别国债2700亿,2007年1.55万亿,以及2020年1万亿。曾任中国某商业银行支行行长的张杰对本台记者分析说,从以往三次特别国债看,分别对应着三次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境: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7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以及2020年的新冠疫情。

    分析人士张杰认为,当局这次发行特别国债同样是为了给经济疏困,因为中国经济的三架马车看来已经有两架失灵,“现在唯一能采取的方式也就是投资。”他指出,其他两架马车问题很多,消费有通缩迹象,出口又遇到美国、欧洲的警惕,拜登政府正采取措施提高对中国商品的关税。

    张杰强调,中国在去年才发行了一万亿国债,今年又开始发行特别国债,说明这个特别国债并不特别。但他认为,即使发行这么多国债,对提振经济也未必有显著效果,“主要还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现在出现这么多过剩产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旅美经济学者、普林斯顿大学博士程晓农则分析说,发行特别国债的一个重要目的还是解决财政困难,“中国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已愈来愈严重,中央政府靠税收的财政收入赤字非常大。”他指出,如果中国政府在形式上依靠扩张财政赤字来解决财政困难,会遇到一些障碍,“扩大财政赤字会违反中国的财政法关于财政赤字不能超过GDP5%的比例,突破这点对中共的形象会非常难看”;在这种情况下,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就成为了中央政府新的统筹来源。

    按照惯例,中国的特别国债不计入财政赤字,其收支列入中央政府性基金预算。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网引述金融分析人士测算,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约相当于2023年126万亿的名义GDP规模的0.8%,这意味着,中国今年实际目标赤字率会在3.8%(3%+0.8%)左右,基本与去年计入1万亿增发国债后的目标赤字率持平。

    但张杰认为,即使是这样,外界也很难知道计入国债之后的赤字到底占名义GDP的多少比例,“中国的经济数据都是有水分的,表现出来的数据可能都是不实的。”

    有分析指,1万亿元对目前的经济困境犹如杯水车薪,其主要目的是维持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营,未来数年,恐成常态化。此外,在当前政治与经济的乱局之下,发行20、30年,甚至50年的超长期国债,中共根本没有还本的打算。

    旅美华裔经济学者李恒青对大纪元表示,1万亿人民币对目前糟糕的中国经济根本起不到实质作用,发债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地方政府的基本运营。

    “现在中国经济垮塌的速度惊人,过去两三年各种手段都用了,就是不见好转,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中共政府的财政收入的来源基本面临枯竭,特别是对地方政府来说,土地财政占据其财政收入的30%、40%,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实际上很多地方政府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1万亿的国债对当前的中国经济问题犹如杯水车薪,发国债的主要用途是给地方政府发工资。”李恒青说。

    北美投资顾问Mike Sun也质疑中共声称的发国债刺激经济的说法,他对大纪元表示,“20年、30年、甚至50年的超长期国债,可谓开了先河,今后数年这样发债将成为维持地方政府运营的经济支撑,同时发行超长期国债将成为常态。”

    Mike Sun解释,“1999年开始实施房改政策后,在过去二十多年,地方政府主要财政收入来源是出卖土地的收入,即所谓的土地财政,但是房地产爆雷后,宣告土地财政走到了尽头,现在地方政府无其它财政收入填补这一巨大空白,只有靠发债来维持地方政府的运营,而且未来数年基本都需要依靠。”

    针对发行超长期国债,中共国务院旗下的《经济日报》5月13日发表文章,一方面称,经济运行仍面临不少问题和挑战,特别是有效需求仍然不足、企业经营压力较大、重点领域风险隐患较多等,强调要把政策工具用足、用好,特别是及早发行并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加快专项债发行使用进度。

    另一方面,文章又承认不少地方收支矛盾还较为突出,声称为了确保基层(地方)“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按时足额支出,中共中央将把超长期国债的资金向地方政府转移支付。

    中共这次超长期国债的最长还债期限长达50年,引起专家的关注。美国经济学者黄大伟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的地方政府债务巨大,财政面临空前困境,中共政府试图借助超长期国债,“以时间换空间”的手段让老百姓买单,化解地方政府天文数字级的债务。

    中共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具体有多少债务,是中共的一个秘密。黄大伟说,高盛估算中共地方政府债务高达90多万亿元人民币(超过12.5万亿美元),美国财长耶伦估计有60多万亿(超过8.3万亿美元),而中共宣称是30~40万亿(约4.2~5.5万亿美元)。 “这样巨额的债务,显然中共政府是无力偿还的,目前应该有十几、二十万亿(约1.4万亿美元以上至2.8万亿美元)的债务需要偿还。如何还债?我曾推测中共政府会以发债的形式偿还,估计它趁现在利率低,大概一年发12万亿元(约1.7万亿美元)、用五年时间偿还60万亿的巨债。”黄大伟说。

    黄大伟表示,中共现在发行超长期国债,二三十年的已经非常夸张了,还有50年的,相当罕见,相当于“以时间换空间”来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但是这类超长期国债投资价值并不大,因为通货膨胀的风险巨大。回顾一下50年前的人民币、或者美元的购买力与现在的相比,其差异是数量级的。

    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中国极权体制下发行国债显然不能以文明世界自由市场经济标准来评判,那种维护经济与维护政权的目的差异是天壤之别。

    详情请参看:

    1、北京发超长期国债分析:中共没打算还本
    https://www.epochtimes.com/gb/24/5/17/n14252515.htm

    2、中国的特别国债:强征还是忽悠
    https://blog.creaders.net/u/3000/202405/488580.html

    3、五十年超长期国债孙辈支取意义何在?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jingmao/wy-05142024112248.html

    4、一点灵犀/做大国债市场的现实意义李灵修
    https://www.takungpao.com/finance/236135/2024/0525/974772.html

    5、400亿元!2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正式首发
    https://jingji.cctv.com/2024/05/25/ARTIkqT7lCmkMkNNnJ8pziD3240525.shtml

    6、金融学术前沿:解读超长期特别国债
    https://fddi.fudan.edu.cn/2e/75/c18985a667253/page.htm

    7、回眸国债恢复发行四十年中的三次特别国债
    https://finance.sina.com.cn/money/bond/2022-01-11/doc-ikyamrmz4493582.shtml

    8、一文读懂1万亿超长期特别国债,特别在哪?投向哪?
    https://finance.sina.com.cn/jjxw/2024-03-06/doc-inamkyrh9850248.shtml

    9、一万亿超长期国债,对于普通人而言意味着啥?
    https://www.sohu.com/a/780254336_121171705

    10、王炸组合:超长期特别国债与房地产
    https://new.qq.com/rain/a/20240517A0A1EL00

  • 尸山血海的“运动治国”史

    (编者按:当新的“五反”号令发出,世人惊恐的发现中国仍然没有跳出运动治国的魔咒,一场可以预见的新的祸及全民的灾难正在降临。翻开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史,不难发现那尸山血海下累累冤魂,几乎没有任何阶级与阶层能得幸免。历史已经反复证明,一个国家唯有实现宪政民主,国民才能最终摆脱遭受运动荼毒的命运。)

    一、开展新“五反斗争”运动

    4月29日,国家安全部党委书记、部长陈一新在《学习时报》头版刊发了重要文章。文章的标题是《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地维护国家安全》。这是陈一新近期再度就国家安全发声。

    就在半个月前(4月15日),陈一新在《求是》杂志刊发了题为《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文章。

    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2024年是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10周年——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4月15日和4月29日的这两篇文章,都着重提到了“五反斗争”——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要求打好反颠覆保卫战、打好反霸权总体战、打好反分裂主动战、打好反恐怖阻击战、打好反间谍攻防战。
    其中明确提出:

    1、反间谍,挖“钉子”、除内奸

    1)有法可依
    新修订的《反间谍法》自2023年7月1日起施行。
    2)打击间谍行为
    间谍行为见附件。
    3)坚决挖“钉子”、除内奸、内鬼
    4)抓重点
    加强重点对象、要害部位保护
    5)建设举报平台
    推进12339等线索举报平台建设。
    6)各部门有责
    要压实各部门反间防谍主体责任。
    7)秘密安全
    筑牢守卫国家秘密安全的坚固防线。

    2、反分裂,惩治充当“台独”“马前卒”的台湾间谍人员

    1)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台独”分子变着花样分裂国家,要识破、打击、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图谋。
    2)反制外部势力干涉行径
    外部势力插手台湾问题,必须予以反制。
    3)惩治“台独”间谍人员
    要依法惩治充当“台独”“马前卒”的台湾间谍人员。
    4)作隐蔽战线贡献
    全力发展爱国统一力量,促进两岸同胞齐心合力,为祖国统一作出隐蔽战线贡献。

    3、反颠覆,防范抵御“颜色革命”,确保政治安全
    1)对外筑长城
    陈一新部长说:对外筑起维护政治安全的钢铁长城,高度警惕反华敌对势力西化、分化图谋,严厉打击境外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坚决防范抵御“颜色革命”。
    2)对内铲土壤
    陈一新部长说:对内铲除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守好互联网、高校等意识形态阵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思潮,严防各类风险向政治安全领域传导。

    4、反霸权
    反对设置壁垒,反对制裁,反对霸权、强权,反干涉、反“长臂管辖”。
    高水平科技要自立自强,国家安全自己掌握。

    5、反恐怖
    1)严打境内暴恐活动
    要坚持凡“恐”必打、露头就打、依法严惩,确保境内不发生暴恐案事件。
    2)严防境外恐袭风险
    健全预警机制,加强反恐国际合作,从源头治理,确保海外我国公民、机构、项目安全。

    二、老“三反”、“五反”运动

    中共自称过去善于运用“运动”的方式解决问题。曾经发动的老三反五反运动被中共作出如下描述:

    1、在机关工作人员中“三反”运动

    在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根据当时暴露出来的浪费、官僚主义、贪污腐化问题,国家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

    “三反”运动,采取了发动群众,大张旗鼓、雷厉风行、抓住典型、严肃处理等方式,揭露了大中小贪污事件,打击了大贪污犯;教育改造了中小贪污犯。通过“三反”运动,清除了腐化分子,有力地抵制了恶习和腐朽思想的腐蚀。

    2、在私营工商业者中"五反"运动

    在1952年初到1952年10月,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了"五反"运动。

    当时,部分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向国家机构内部派遣代理人,进行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活动,腐蚀了干部,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建设。

    为了打击当时的破坏活动,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

    旧“三反五反”的实质及其所真正造成的危害详见后述。

    三、中共建政后(1950至1978年)历次运动

    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在短短的28年中开展了56次全国性大规模运动,达到一年两次大运动的频率。如下是中共官方媒体对历次运动的总汇。

    1.“土地改革”运动(1947至1952)
    土地改革的实质是土地所有制的改变(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

    2.“镇压反革命”运动(1950.10至1951.10)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镇压敌对分子100万人(有说71万人)。

    3.“抗美援朝”运动(1950.10至1953.07)
    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1950年7月10日,“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委员会”成立,抗美援朝运动自此开始。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得到了解放军全军和中国全国人民的全力支持,得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配合。1953年7月,双方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从此抗美援朝结束。

    4.“第一次整风”运动(1950.05至1951)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面对错综复杂的形势和任务,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总结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领导干部中居功自傲情绪、命令主义作风,以及极少数人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错误,密切党和人民联系。运动于同年冬结束。

    5.“连队民主”运动(1950.09至1951)
    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全军开展一次连队的民主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

    6.“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1951.05至1952)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在所有大、中、小学校教职员和高中以上学生中普遍进行思想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在大中小学教职员专科以上学生中,组织忠诚老实交清历史的运动,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按照“运动”的规定,每人都必须将自己的隐私全部讲出来,包括政治问题,也包括感情问题和家庭生活。

    7.“清理中层”运动(1951.08至1952.10)
    1951年《中央关于清理“中层”“内层”问题的指示》。指示要求,在1951年夏秋两季,有计划、有步骤地对机关工作人员普遍地、初步地加以清理。清理范围包括各民主党派和政府、军队、民众团体及财经文教等机关的一切工作人员和干部学校的学生。

    8.“批判《武训传》”运动(1951.05至1952)

    9.“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951.04至1954)
    “从其内部展开民族民主觉醒运动”,使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真正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割断联系,成为“自治、自给、自传”的宗教团体。

    10.“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951.09至1956)

    11.“民主改革”运动(1951.09至1953)
    以上海为例:在1952年上海私营工厂的民主改革运动中,新政权如何通过诉苦、交待、典型示范等动员技术,对旧工人进行思想和组织上的改造,从而为自上而下地重塑一支新的"工人阶级"队伍奠定基础。对旧工人的改造,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需要,也构成了新国家对城市基层社会进行整合的一个方面。

    12.“文化教育战线和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1951.09至1952.10)
    建立初期大约有200多万知识分子。广大知识分子爱国热情很高,大多数学有所成的知识分子留在大陆迎接解放,参加祖国建设。为帮助他们摆脱剥削阶级世界观的束缚,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共产党在知识分子中广泛组织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理论的学习,采取各种方式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教育。

    13.“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951.10至1952)

    14.“三反运动”(1951.12至1952.10)
    1951年12月1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紧接着又在8日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三反”运动在全国展开。

    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951.12至1952)

    16.“五反”运动(1952.01至1952.10)
    五反运动是指建国初期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者中开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

    17.“反对违法乱纪”运动(1953.01至1954)
    1952年全国性的“三反”运动刚一结束,中共中央在1953年紧接着发动了以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反”运动。

    18.“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1954.09至1955)
    改造私营企业公私合营运动,进一步消灭私营企业和企业主。

    19.“胡适思想批判”运动(1954.10至1955)
    20世纪50年代大陆理论界开展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运动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与资产阶级思想关系的认识上存在着"左"的倾向;党的领袖直接具体干预学术领域;政治批判干扰正常的学术争鸣;胡适对新政权的敌视及胡适对党的统战政策的抗拒最终导致了大陆理论界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

    20.“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1955.01至1956)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1950年代在中国大陆发生的一场从文艺争论到政治审判的事件,因主要人物胡风而得名。1988年6月18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对1980年平反文件中保留的、指责胡风将关于共产主义世界观、工农兵生活、思想改造、民族形式、题材等五个问题,说成是“五把刀子”,予以撤消。

    21.“增产节约”运动(1957.02至1957.12)
    为了和缓物资供应和财政支出的紧张局面,使经济战线在1956年巨大的进军以后,转向稳步前进,并且作必要的休整,必须在1957年对建设的规模和速度作适当的调整,必须用更大的努力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22.“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1955.07至1957)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进展,阶级斗争必然日益尖锐化和复杂化”的反映。根据这个判断,中央发出指示,决定在全国范围开展一场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这次肃反运动,从1955年下半年起分批进行,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到1957年底基本结束。

    23.“整风”运动(1957.04至1958.08)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文章,进行“反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整风运动。1958年8月底,整风运动结束。

    24.“反右”运动(1957.06至1958.05)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要求各省市级机关、高等学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的进攻。认为“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
    全国共划分右派份子552877人,根据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对右派分子一般不搞甄别平反,对确实划错了的,要实事求是地予以改正。”未获改正的右派包括中央指名的5人(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6人。

    25.“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1957.08至1958)
    1957年,农村出现了部分群众反对合作化,对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满,甚至出现闹退社的现象。针对这些问题,在整风运动和反右斗争的推动下,毛泽东和党中央提出并且在农村开展了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次教育运动是在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党在农村进行的又一次政治运动,它对随后批判"反冒进"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之后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做了政治上的动员和实践上的预演。

    26.“批判马寅初人口论”运动(1958.04至1960)
    马寅初提出的“平衡论的新人口论”,尖锐地指出了“大跃进”运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由此引发了马寅初与毛泽东关于人口问题的学术论争。由于受到康生等人的利用,学术论争变成了政治问题。马寅初也因此受到长期的错误批判。

    27.“大跃进”运动(1958.05至1960)
    大跃进运动是指1958年至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极“左”路线的运动,是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不断地错误批判1956年反冒进的基础上发动起来的,是“左”倾冒进的产物。

    28.“放卫星”运动(1958)
    放卫星,指的是从1958年开始的、在大跃进中的一场急于求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悲情运动。在“大跃进”中各地浮夸风盛行,虚报夸大宣传粮食产量,这些上报虚假“小麦卫星”、“水稻卫星”、“包谷卫星”、“烤烟卫星”等在各行各业中发生的类似行为被统一称为“放卫星”。

    29.“除四害”运动(1958)
    “除四害”运动是大跃进时期的第一场运动,在运动最开始四害的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以及蚊子,此后遭到动物学家一致反对后,1960年四害被重新定义为:老鼠、蟑螂、苍蝇以及蚊子。

    30.“拔白旗”运动(1958)
    在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曾把一些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浮夸的人,以及一些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都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当时把这种作法叫做"拔白旗、插红旗"。

    31.“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07至1958.10)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五十年代后期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中,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作的一项重大决策。它违背了生产关系要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关系。由于在合作化运动的后期已出现了过急过猛的问题,所以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出现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情况,刮起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

    32.“全民大炼钢铁”运动(1958.08至1960)
    1957年11月,毛曾提出要在15年左右时间在钢铁等主要工业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在“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口号下,钢铁生产指标越提越高。北戴河会议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1958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号召全党全民为此奋斗,开展空前规模的大炼钢铁运动。

    33.“反对右倾思想”运动(1959.07至1960)
    8月2日至16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定》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
    庐山会议,成为当代中国三大事件的分水岭:在社会性上,中共由其建国后一直朝向的民族利益目标,即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向毛泽东主导下的权力斗争转变;在政治体制上,改变了中共八大确定的“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原则”,确立了毛泽东个人专权的地位;在历史行程中,改变了对大跃进的修正调整,将中国社会,由大闹剧推向了大悲剧的灾难深渊。(本段摘自余习广博客)

    34.“反瞒产私分”运动(1960)
    瞒产私分,是指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
    “瞒产私分”这一消极行为,属于无权者对制度的抵抗。

    35.“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1960.05至1961)
    “反右倾”斗争的开展,使“左”的思想重新抬头,“五风”又盛行起来。这引起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注意。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1960年10月,党中央作出决定:在农村开展整风整社工作,以肃清“五风”。

    36.军队“两忆三查”运动(1960.10至1961)
    两忆就是所谓的忆阶级苦、忆民族苦,三查是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

    37.“四清”运动(在农村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3.02至1966)
    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运动的内容,一开始在农村中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和清财物”,后期在城乡中表现为“清思想,清政治,清组织和清经济”。

    38.“学习雷锋”运动(1963.03.05始) 

    39.“忆苦思甜”(写三史运动)(1963至1964)
    为了使知识青年能够扎根农村,顺利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全国范围内开展了针对知识青年的忆苦思甜运动,召集大会,由贫下中农现身说法,痛诉旧社会的苦,描述新社会的甜,使知青“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促进他们的思想认识。

    40.“工业学大庆”运动(1964.01.25始)
    “工业学大庆”是1964年党中央对全国工业战线提出的号召。中央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主要是要求学习大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以推动全国工矿企业和社会主义建设向前发展。

    41.“农业学大寨”运动(1964.02至1976)
    农业学大寨是继学雷锋运动和工业学大庆之后,中共宣传部门树立的又一典型,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雷锋是只知奉献,不求回报,一心一意忠于毛主席的形象代言;而在后来的宣传语境中,大寨的事迹同样也能切合各种需要。

    42.“文化大革命”运动(1966.05.16至1976)
    文化大革命全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

    43.“红卫兵”运动(1966)
    红卫兵运动是发生在60年代后期中国大地上的一场在错误路线指导下适应发动和进行“文化大革命”需要的千百万学生、青年的造反活动。

    44.夺权风暴(1967)
    1967年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从北京到上海伙同王洪文等策划夺权。他们相继夺了《文汇报》社、《解放日报》社的权,并策划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召开“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的风暴。1月8日建立了由他们控制的“上海市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发表《告上海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夺取了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权。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名给上海各“造反团体”发出贺电。《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相继发表社论,肯定和支持上海的夺权。夺权之风从此刮遍全国,更加剧了全国混乱的局面。

    45.“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运动(1967)
    三支两军指“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46.“三忠于、四无限”运动(1968)
    三忠于四无限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术语,强调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对其思想的忠诚,在文革结束后遭到官方批判。三忠于四无限一般和“四伟大”(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连用。

    47.“上山下乡”运动(1968.12至1978.10)
    真正有组织、大规模地把大批城镇青年送到农村去,则是在文革后期,毛决定给红卫兵运动刹车的时候。毛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到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

    48.“学‘红宝书’”运动(1969)
    这就是那个时期革命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方针、行动指南。人人红宝书不离手,时时学、天天学、月月学、年年学。虔诚也好,荒唐也罢,这就是历史事实。(新浪语)

    49.“全民挖防空洞”运动(1969.08至1970)
    1969年3月,中苏双方曾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形势非常严峻,6月,国务院成立了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接着中央军委办事组下达指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成立人民防空领导小组,从那时开始,全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人防工程,挖防空洞、修地道、储备粮食和布匹等战略物资,掀起全民备战运动。

    50.“一打三反”运动(1970.01至1971)
    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次日,周恩来又将《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和《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送毛泽东审批。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同时发出这两份文件,指示“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开展反对铺张浪费的斗争。”指出“一小撮阶级敌人不仅在政治上伺机反扑,而且在经济领域里向社会主义也发动了进攻。”文件强调要打击“私设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等搞资本主义的活动。

    51.“清查‘五一六’”运动(1970.03至1971)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原指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小组织。该组织在1967年8月间进行秘密活动,散发诬蔑攻击周恩来的传单。对此,毛泽东在1967年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提出“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是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应予彻底揭露。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任组长,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52.“批陈整风”运动(1970.11至1971)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的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

    53.“批林整风”运动(1971.12至1972)
    是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至1973年上半年,在全国范围内为揭发、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开展的一场大规模群众运动

    54.“批林批孔”运动(1974.01至1975)
    1973年7月,毛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

    55.“开展对《水浒》评论”运动(1975.08至1976)
    毛泽东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目前正在开展的对《水浒》的评论。
    《水浒》宣扬了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歌颂了一个投降派的典型宋江,鼓吹了一套投降主义哲学,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充分利用这个反面教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评论《水浒》,弄清楚它宣扬投降主义的实质,揭露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这对于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反修防修,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领域阵地,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具有重大的深远意义。

    56.“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1975.11至1977)
    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末期由毛发起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政治运动。邓为扭转文革以来的混乱局面的努力被全盘否定,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在毛去世,文革结束后,华仍然推进对邓小平的压制,直至1977年7月邓小平复职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方告结束。

    还有人统计说,仅仅从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中国全国性的运动就有七十多次。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的中共老资格报人,曾经担任《工人日报》副总编辑和工人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胡甫臣在《对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的认识》一文中说:“我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大本,好像毛泽东总在指挥各种运动。他是各种运动的总指挥,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就是运动员,人们都生活在运动中。”根据他的统计,毛泽东批准的全国性运动有52次。

    四、中共历次政治运动造成多少无辜生命被害

    综合各种研究资料,可以发现中共建政后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上亿。

    土改运动(1950-1952)
    50年代初期,中国有二千万人被打成“地富反坏”份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黎安友(Andrew J. Nathan)在《中国的民主》(Chinese Democracy)),非正常死亡100万~200万之间(《康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非正常死亡就是被中共处死,活埋,整死,自杀等),毛泽东估计有200-300万人

    镇压反革命(1950-1952)
    判死刑78万,实际处决100万~200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到1952年底,中共官方公布的消灭“反革命分子”达240余万人,实际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有500万人以上

    三反五反(1951-1952)
    非正常及致残达133760人(《南方都市报》)
    2万余人被判死刑,4千余人自杀或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

    肃反运动(1955-1957)
    全国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在这场运动中遭受打击,其中逮捕21.4万人,枪决2.2万人,非正常死亡5.3万人。

    反右运动(1957-1958)
    有7000余人被逮捕,有20000余人自杀,3500余人非正常死亡或失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据解密档案,全国317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遭受迫害,到1978年,全国55万人摘掉右派帽子。这意味着,在“反右运动”过程中,全国有262万人神秘消失。——估计被整死,死于劳改,还有农村的自生自灭。

    “大饥荒”(1959-1962)
    非正常死亡4300万~4600万(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北京大学医学部孙尚拱教授根据国家人口年鉴的数据建立统计模型,估算认为:截至1961年中国非正常死亡的人数约为4400万。上海交大历史系教授曹树基在《1959-1961年中国的人口非正常死亡及其成因》一文中,采用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方法,重建了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他的计算结果显示:中国在1959-1961年中非正常死亡3250万人。着名党史研究专家金冲在《二十纪中国史纲》一书中,披露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死民众数量为3860万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继绳在接受腾讯燕山大讲堂采访时透露,中央领导人参阅的资料是5000-6000万。曾在国务院办公厅任职的曹思源先生在一次演讲中说:大跃进期间(1958-1960)全国饿死的人数已经解密了,是3756万。今天,国内外的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大饥荒死亡数字为3700-4300万。还有一个说法声称,中共元老杨尚昆通过公安部统计得出一个更加惊人的数字:9600万人。

    文化大革命(1966-1976)
    非正常死亡210万(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
    非正常死亡773万(中国县志记载统计)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给出的文革数据则是:“420余万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000余人死亡;13万5000人被以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000人;703万人伤残;7万1200余家庭整个被毁”。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说:文革期间,全国整了1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亿人民币。

    六四屠城(1989)
    中共“六四”大屠杀死亡人数至今是谜,当时西方媒体几乎都说“六四”期间有几千人遇难。死亡约400~800人,千人受伤(纪思道、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引述北京医生提供的信息)
    死亡约3000人(纪思道、伍洁芳合著的《中国觉醒了》引述美国国务院的数字)
    死亡约3000人(苏联情报部门)
    死亡超过3700人(国际红十字会)

    迫害法轮功(1999~至今)
    延续至今的这场对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迫害,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政治迫害,上亿人的信仰自由被打压,上百万万人被非法关押,非法判刑和劳教,更多的人无家可归被迫失去工作,流离失所,很多人被非法强制关进精神病院遭受折磨……,中共和江泽民迫害致死几百万法轮功学员,中共还惨无人道地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数目巨大。

    对西藏人的屠杀
    51万人被逮捕,25万人死于狱中。(已故第十世班禅喇嘛述)
    非正常死亡超过50万人(中共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的《四十年的民族工作》)
    非正常死亡120万,达赖喇嘛1991年10月9日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自1950至1980年,藏人因饥饿、迫害和枪杀,死亡达120万,占全部西藏人口的五分之一,其中34万人死于饥饿,86万人死于迫害、枪杀。”

    中共屠杀蒙古人
    据旅居纽约的蒙古学者清格尔图(Tsengelt Gonchigsuren)1999年撰写的长达20页的研究报告《中共对蒙古人的大屠杀》(Chinese Genocide Against Mongols)引述纽约人权组织“亚洲观察”的数字,文革中,内蒙古有5万多人被迫害致死。这个数字比上述中共官方数字高出三倍多。据清格尔图的研究推算,在中共统治下,有15万多蒙古人被迫害致死。

    此外中共还对新疆维族人进行屠杀
    对海外华人,中共向东南亚各国输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东南亚华人被杀戮,印尼被杀50万,柬埔寨红色高棉杀华人20多万,越南没有数据,我估计被杀有几十万,被剥夺财产后赶走的有上百万。

    另外,中共暴力的强制性的计划生育,据美国国务院的数据,中国每年堕胎2,300万例。那么36年来,最少有8亿2千8百万多胎儿被中共屠杀。

    五、互害运动(整人者被整)

    毛泽东的前政治秘书、前中共中央委员和中共组织部副部长李锐说:“历史上左造成的恶果甚多,其中整人(往死里整)是最大恶果之一。”

    整人是互相整。今天整别人,明天被人整。前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杨献珍在1943年中共“延安整风”期间的“抢救运动”时担任中共北方局党校校长,整人十分积极。被他整过的一个人就是后来曾经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

    1964年,毛泽东对当时被称为党内哲学专家的杨献珍提出的“合二为一”论表示不满。7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点名批判杨献珍。《红旗》杂志随后发表文章,说杨献珍有意识地适应国际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宣传矛盾调和论。杨献珍因此被降级,后来被开除党籍,流放陕西。

    1954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事发,牵连到当时的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李常青。当时的市委第二书记就是当年被整的任仲夷。他在文革后公开承认对李常青的“不公正的错误的批判”“负有很大的责任”。在1959年的“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当时担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市委里揪出了一个“反党集团”。文革中,任仲夷再次挨整,被文革派打倒,到1972年林/彪事件以后才复出。

    1957年到1958年间,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当时的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和总参谋长黄克诚在军队内部开展“反教条主义运动”,批判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元帅,并且将国防部副部长兼军队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和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打成“反党宗派集团”的主帅和副帅。一批高级军官被打成“反党分子”,其中一些人后来被迫害至死。粟裕大将和叶剑英元帅等高级将领也受到点名批评。刘伯承在1959年被迫辞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一职,从此在家赋闲。

    就在同一年,彭德怀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写信给毛泽东,对大跃进的左倾冒进表示了不同意见,结果和黄克诚一起被打成“反党集团”。彭德怀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害至死。

    还有文革以后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当年是主持“反右”运动的主将,被毛泽东称为自己的“副帅”。文革中,邓小平先后两次被打倒。然而在文革之后,邓小平非但没有彻底否定“反右运动”,而且亲自下令血腥镇压天/安/门民主运动,并且用中共传统的做法对付与他意见不一的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赵/紫/阳最后在软禁中郁郁而终。

    六、运动治国,误国害民

    中国工人出版社前总编辑胡甫臣说:毛泽东“领导着我们党和国家,好像主要就是领导运动,或者说就是通过运动来领导。似乎可以说我们是运动治党,运动治国。”

    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说道:“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中国人民不但可以不要向帝国主义者讨乞也能活下去,而且还将活得比帝国主义国家要好些。”

    然而正像胡乔木所说:“过去的经验证明,这种全国性的政治运动经常成为妨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说:“从49年毛泽东在中国当政,一直到76年毛泽东病故,在他统治中国的这几十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场浩劫。”

    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说:“毛泽东可以说,1949年以后每一项运动都是错误的。每一项运动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

    陈一咨说:“在毛泽东统治这几十年中,阶级斗争造成的这种裂痕,造成的对每一个家庭的伤害是前所未有的。而这种公有制带给人们的痛苦,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也都体会得很深。76年毛泽东死了以后,当时全国8亿农民,两亿人吃不饱饭,他们的年收入不足50块人民币。城里人生活得也很拮据。”

    七、唯有民主才能摆脱运动治国的宿命

    那么,中国1949年以后几十年的艰辛都要归咎于毛泽东吗?如果当年是刘少奇、周/恩/来等人主政,结果是否会好呢?

    严家其说:“刘少奇,实际上他的做法同毛泽东相比,没有什么区别。刘少奇不过是毛泽东专制制度的受害人。刘少奇的政策在有些方面比毛泽东有过之而无不及。刘少奇的一些极左表现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毛泽东。但是关键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严家其说,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共产党1949年以后基本上延续了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模式,以前叫家天下,1949年以后就变成党天下。

    陈一咨认为:“即使刘少奇、周/恩/来掌权,这个制度仍然是早晚会解体的。因为我们也可以看得很清楚:20世纪以来,所有按照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建立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取得成功嘛。因为它们违反了人的基本的天性。人是希望富裕,不希望贫穷的。那么公有制带给人们的就是贫穷,物资大量匮乏。老百姓分配贫穷,领导人分配特权。

    “长期的这种阶级斗争,人失去了各种自由,对于一个人来说,长期忍受这种局面,他也是难以维系的。所以这种制度是天然不合理的,不可能一直延续下去的。”

    严家其说:“这种政治不取消,不改变,不论是周/恩/来,还是胡锦涛,甚至更温和的人来治国,他也摆脱不了这样的命运。”

    “要从根本上来把这个专制主义的毒瘤从中国挖掉。现在挖掉了一半,这一半就是皇位。就是中国没有皇位了。谁都不可能像皇帝一样终身任职。这叫皇位。但是还没有挖掉皇权。权力的授予要依靠人民的授予,要依靠选票,要依靠选举,要依靠民主的方式来实现政权的更迭。”

    详情请参看:

    1、开展“五反斗争”!国安部部长陈一新发声,要坚决“挖‘钉子’、除内奸”
    https://mp.weixin.qq.com/s/tOFEyy71SNm11LpJyFTY-Q

    2、老"三反"、"五反"运动与新“五反斗争”,“挖‘钉子’、除内奸”
    https://www.sohu.com/a/776002106_121862424

    3、国家记忆:五十余场运动翻腾而过(1949-1977)
    http://www.personpsy.org/Info/Details/2134

    4、【时讯】:1950年至1978年新中国搞了多少场政治运动?
    https://m.sohu.com/n/465362697/

    5、1949之后:中国几十年的运动史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a-21-w2007-06-15-voa61-62985742/1037977.html

    6、中国共产党政治运动列表
    https://is.gd/HzEO4H

    7、20世纪中国政治运动的特征与规律
    https://www.modernchinastudies.org/us/issues/past-issues/87-mcs-2005-issue-1/896-20.html

    8、中共历次运动害死多少中国人
    https://is.gd/vZz9t2

    9、历次政治运动害死了多少人
    https://www.backchina.com/blog/243316/article-116040.html

  • “毒地”危害下的黎民

    (编者按:广泛存在于中国大地的“毒地”日夜不息地在毒害着国人,触目惊心的中国癌症数据也在不断敲响着国人生存恶化的警钟,然而将土地污染情况定为国家秘密,封锁、打压一切披露土壤污染状况的信息,并出台政策法规日益宽松放任“毒地”,让世界看清中国严重的民生状况与导致“毒地”的制度成因。)

    一、触目惊心的癌症第一大国

    据国家癌症中心发布《2024年全国癌症报告》披露,2022年中国癌症发病基本情况:新发病例:482.47万;世标发病率:201.61/10万;男性世标发病率高于女性(209.61/10万vs197.03/10万)

    据WHO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占全球23.7%;死亡人数300万,约占全球30%。中国癌症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位列全球第一,目前中国恶性肿瘤负担日益增重。


    (中国各种癌症占比)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布的2020年全球最新癌症负担数据,中国已经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癌症大国”。2020年全球新发癌症病例1929万例,其中中国新发癌症457万人,占全球23.7%;全球癌症死亡病例996万例,其中中国癌症死亡人数300万,占全球30%,而中国人口只占全球18.05%。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死亡人数接近1000万,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高达300万,将近百分之三十死亡人数的死因是癌症,已经成为中国人口死亡的最主要死因。但是中国官方媒体竭力掩盖环境污染是影响中国癌症高发病率、癌症高死亡率的一个最主要因素,多宣传致癌三驾马车:抽烟、喝酒、肥胖,还有少运动、熬夜等等,强调个人的行为、生活习惯等因素是致癌的主要因素。

    二、掩盖不了的“毒地”危害

    据食品伙伴网报道,4月12日,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2024年第8期通告,检出餐饮食品、糕点、食用农产品、水产制品和饮料等5大类食品18批次样品不合格。

    其中2批次食品检出重金属污染问题,分别为常州市武进区雪堰张鲜生生鲜店销售的百合,镉(以Cd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无锡大统华购物有限公司丹阳分公司销售的鲜百合,总汞(以Hg计)和镉(以Cd计)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镉是一种蓄积性的重金属元素,可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长期食用镉超标的食品,可能会对人体肾脏和肝脏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免疫系统,甚至可能对儿童高级神经活动有损害。镉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生长过程中富集环境中的镉元素所致。

    总汞属于重金属污染物指标,主要通过环境污染带入。汞是一种毒性较大、熔点低、易挥发的银色液体金属,俗称水银。食品中的汞元素主要以金属汞、无机汞和有机汞的形态存在,其对人体的毒性大小与其存在形态密切相关,危害较大的是有机汞。百合中总汞(以Hg计)检测值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使用了含汞农药,或者是在生长过程中富集了环境(其中重要的是土地)中的汞。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没有将某一个癌症病例或者癌症死亡病例与某地的环境污染因素直接联系起来,并成功获得赔偿的先例。2015年12月,江苏省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曾爆出骇人听闻的“毒地”案,造成641名学生被送到医院进行检查。有493人出现皮炎、湿疹、支气管炎、血液指标异常、白细胞减少等异常症状,个别的还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恶性疾病。学校附近正在开挖的地块上曾是三家化工厂,专家称校区受到的污染与化工厂地块上污染物吻合。一份项目环境影响报告显示,化工厂地块上苯并芘等普遍超标严重,其中污染最重的是氯苯,它在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浓度超标达94799倍和78899倍。但是常州市政府坚称,学校所在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未受到污染”。

    三、中国粮食产区“毒地”状况

    据中国国内一份土壤重金属污染调研报告分析,重金属因其不可降解、移动且具毒性的特性,直接或间接通过食物链威胁着粮食安全、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中国土壤重金属污染事故频发,尤其是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已经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报告调研的结论:

    (1)我国耕地土壤污染点位超标率平均为21.49%,其中轻度、中度、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3.97%、2.50%和5.02%.污染物以Cd、Ni、Cu、Zn和Hg为主,污染比重分别为17.39%、8.41%、4.04%、2.84%和2.56%.南方粮食主产区的土壤重金属污染重于北方.四川盆地、长江中游及江淮地区、黄淮海平原、松嫩平原和三江平原的点位超标率分别为43.55%、30.64%、12.22%、9.35%、1.67%.

    (2)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属点位超标率从7.16%增至21.49%,20多年间快速增长了14个百分点.其中Cd、Ni、Cu、Zn和Hg的污染比重分别增加了16.07%、4.56%、3.68%、2.24%和1.96%.除三江平原外,其他4个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属点位超标比重增加趋势显著,且南方地区的Cd、Ni和Cu超标比重变化量高于北方,而Hg和Cr增速低于北方.

    (3)南方较北方主产区受人为活动影响大,四川盆地受人为活动影响最为严重,长江中游及江淮地区和黄淮海平原次之,东北地区的三江平原和松嫩平原则以自然因素为主,采矿业、工业、污灌水是五大粮食主产区耕地土壤重金属的最主要的污染来源,除北方粮食主产区污灌污染重于南方外,其余污染源中,南方粮食主产区污染超标率及污染物种类均重于北方。

    四、令人震惊的毒大米

    在《“有色”米——湖南衡东县稻米重金属污染调查》(Cadmium Rice: Heavy metal pollution of China’s ricecrops)一文中,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分部(Greenpeace East Asia)的研究人员对湖南省一座有色金属冶炼工业园附近的农田、闲置土壤、地表水和稻米进行了采样。湖南是中国水稻产量最高的省份。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人员发现,一些点位的土壤镉含量超过国家健康标准200倍。这是一条新的证据,表明在几十年的快速工业化和经济高增长后,中国部分土壤出现了严重退化,而此类证据正在越积越多。本项研究采集的所有稻米样品中,只有一份里的镉含量没有超出中国设定的食品安全标准。

    自从2013年广东省的一份政府报告称44%的稻米样品出现了镉含量超标,并引起人们的关注以来,“镉米”在中国已经成为了广为人知的名词。不过,绿色和平组织的这项研究把“镉米”概念扩展到了“砷米”、“汞米”和“铅米”上。在这四种有毒物质中,只有汞的含量显得相对安全。

    五、中国五分之一土地被重金属污染

    环保部门曾发布过一份5页长的调查总结报告,所公布的数据令人震惊:大约五分之一的中国农业用地受到镉、镍和砷等有毒元素的污染。绿色和平组织的有毒物质专家武毅秀担心,受污染的食品可能在全国流通,环保专家武毅秀在北京对德新社记者说,“这关系到食品安全,非常令人担忧。”据估计成千上万的中国人生活和工作在含有剧毒的土地上,却全然不知。

    迄今为止,中国当局从不向百姓透露哪些地区的土地被严重污染。武毅秀要求中国当局立即告知民众实情,否则人们无法进行自身防护,因为土壤中的毒素是看不见的。

    污染程度超过政府公布的信息

    武毅秀还担心土壤所含毒素远远超过所公布的数据。她说,“公布的信息简短而且很含糊,土地的污染程度可能远远超过政府迄今公布的情况。尽管如此,实际调查数据仍然很不准确,因为每54平方公里才进行一次取样检测。”

    中国社科院的陈同彬认为,土壤污染尤其危险。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援引他的话说,“土壤污染要比空气污染、水污染更难治理。”陈同彬警告说,土壤中的毒素不仅会被植物吸收,也会污染地下水。

    中科院南京土壤所土壤与环境生物修复研究中心主任骆永明的研究表明,仅不完全统计,至2008年,江苏、辽宁、广州、重庆等地污染企业搬迁数千家,置换约2万余公顷工业用地。

    2004年至2012年,重庆搬迁了137家污染企业,而这些企业原址基本位于黄金地段;江苏连续三年陆续搬迁4000余家污染严重的化工企业,留下了大量污染情状不明的场地。

    这些被遗留的场地污染到底有多大面积?严重程度如何?究竟有多少在未经治理的情况下被投入使用?目前没有权威统计数据发布。

    一位业内资深专家指出,各类不同性质的全国污染场地应以万计,其中农药厂污染的场地占据相当高的比例,但处理和正在处理的屈指可数。

    以北京为例,2001-2005年间,北京搬迁了142家工厂,置换出878万平方米可供重新利用的土地。而据北京市环保局污染场地管理科科长李敬东说,自2004年至今,北京市已知的污染场地仅有十几块,已经修复的只有8块。

    由于国有老厂的环保设施和意识缺乏,对于污染物的处理相当简易。当年的农药厂对农药残渣等有害化学残留物的处理方式,基本是就地排放掩埋,有的离地面仅五六米,因此不少经过处理的毒地依然污染物浓度很高,甚至超过有关监管标准的成百上千倍,有的污染物深达地下十几米,有些污染物迁移至地下水,并扩散,导致更大规模的污染。

    六、因“毒地”急性中毒事件

    被污染后的土壤,对人体带来的危害有直接与间接两种途径。间接途径是通过地下水、地表水以及空气影响到人体健康,直接途径则是通过扬尘,或者儿童玩耍时不注意将污染土入口等方式。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全国发生过多起由于场地污染而致急性中毒事件,随着土地开发建设加速,类似事件呈上升趋势。

    2004年4月28日,位于北京市南三环的宋家庄地铁建设工地,三名工人在地下作业时中毒,被送至医院,其中症状最重的一人接受了高压氧舱治疗。出事地点是一家农药厂的原址。

    2006年7月,位于江苏苏州市南环路附近郭巷的一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了20亩污染土地,6名筑路工人挖土翻起有毒土壤时昏迷。

    2007年春节前,武汉黄金地块——赫山地块施工现场,随着深层土壤被挖出,刺鼻的味道越来越浓,有工人陆续出现头晕和呼吸困难等不良反应,由于不知实情,继续作业,最后,数名中毒工人被送往医院紧急救治。该地原属武汉市农药厂。

    曾参与北京化工二厂地块调查采样的一位污染修复行业人员描述,毒气从直径50毫米的采样管不断外冒,用打火机即可将其点燃,足见污染物浓度之高。在此种环境中作业,会危害人体,造成恶性中毒事件。

    “中毒事件属于急性事件,这表明场地污染已达到很严重的级别,而更多长期居住在污染土地的居民将可能是慢性中毒,病情可能在五年、十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显现。”中科院地理资源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说,根据污染物种类和浓度不同,有些会有较长潜伏期。

    七、土地污染和土地污染传播的途径

    根据中国土壤学会的定义,人为活动产生的污染物进入土壤并积累到一定程度,引起土壤质量恶化,并造成危害的现象,称为土壤污染。当土壤中有害物质过多,超过土壤的自净能力时,就会引起土壤的组成、结构和功能发生变化,微生物活动受到抑制,有害物质或其分解产物在土壤中逐渐积累,并且通过“土壤→植物→人体”或“土壤→水→人体”间接被人体吸收。土壤污染会导致农作物减产和农产品品质降低、农作物中某些指标超过国家标准、地下水和地表水污染、大气环境质量降低,并最终危害人体健康。

    土壤污染传播的途径,主要包括:
    (1)经口摄入土壤;
    (2)皮肤接触土壤;
    (3)吸入土壤颗粒物;
    (4)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5)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6)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其中许多污染传播的途径,并不为人们所察觉,比如在苏钢毒地上辛苦劳动了几十年的苏钢工人、连续了施工几年的建筑工人,新入驻几年的居民等等。还有毒地临近的居民,经过这块毒地的行人,都有受土壤污染的危害。

    八、“毒地”成为国家秘密——制度保护下的毒地

    其实在中国谈论土地污染这个话题的风险是很大,因为土地污染数据是官方定义的国家秘密。

    从2006年起,原国家环保总局(现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现自然资源部)联合启动了全国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预计耗时五年,至2010年完成,投入资金高达10亿元人民币[4]。这次调查的目标是:全面、系统、准确掌握全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状况,查明土壤污染类型、范围、程度以及土壤重污染区的空间分布情况,分析污染成因,并提出环境管理措施。但是过了预计完成的时间,中共政府迟迟没有公布土壤污染状况的调查结果。

    2013年1月30日,北京董正伟律师向环境保护部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方法和数据信息,他还要求环保部公开全国土壤污染的成因和防治措施方法信息。一个月后,环保部给他出具了一份《环境保护部政府信息公开告知书》,告知书称:“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数据属于国家秘密,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14条规定,环保部不予公开”。董正伟介绍说:“此前,环保部多次对媒体称土壤环境污染状况调查数据报告国务院批准后向社会公开。”如今环保部不敢公开,“由此看来,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十分严重”。

    谈论中国土地污染这个话题,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这是两个恶法,是悬在中国人头上的两把利剑,随时可能落下。

    把土壤污染数据列为国家秘密,其目的就是要掩盖中国土壤污染严重的真相,掩盖中共发展模式的错误。但是,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居住环境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民众和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土壤污染状况数据根本不是什么国家秘密,这个问题必须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谈,中共政府必须公开土壤污染状况的数据。

    九、“毒地”祸害的法规成因

    近年来广受关注的“苏钢毒地”涉及两份土地检测报告,涉及2007年制定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暂行)和2018年制定的《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善良的人们以为2018年的标准一定比2007年的更加严格,所有在2016年招标时合格的土地到了2022年就成了致癌物超标50多倍,这似乎是最合逻辑的解释。事实正好相反。2018年的标准比2007年的更加松宽。如果按照2018年的标准,强致癌物质苯并(a)吡超标50多倍,那么按照2007年的标准,苯并(a)吡超标在92倍至1136倍之间!根据湖北省肿瘤医院院长魏少忠医生提供的信息,苯并芘含量每增加1%时,肺癌的死亡率即上升5%!

    2007年制定的《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暂行)明确指出:“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的是指建设用地上居住、工作人群长期暴露于土壤中污染物,因慢性毒性效应或致癌效应而对健康产生的不利影响。”这就把土壤污染与致癌效应直接联系起来了,意义非常重大。但是在取而代之的2018年《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中,关于土壤污染与致癌效应之间关系的这段文字就消失了。这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实例。

    最后提醒广大民众,在中国土壤污染数据属于国家秘密,特别引爆苏钢毒地案又涉及到一个从英国引进的雷丁中学,这可能被注解为境外敌对势力。这样讨论苏钢毒地问题,可能就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但是,土壤污染状况数据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生命健康和居住环境安全问题,关系到中国民众和子孙后代的生存问题。土壤污染状况数据根本不是什么国家秘密,这个问题必须在公开场合大声地谈,中共政府必须公开土壤污染状况的数据。

    2020年中国癌症死亡人数300万。从2013年到2023年中国死于癌症的人数高达几千万。什么时候土壤污染数据不再是国家秘密!?什么时候中国人可以在公开场合大声讨论环境污染与致癌的关系!?正所谓:千万冤魂何日再思量。

    详情请参看:

    1、国家癌症中心发布:2024年全国癌症报告

    https://finance.sina.cn/stock/med/2024-02-14/detail-inahywnk4247937.d.html

    2、重磅!中国癌症死亡率出炉

    https://www.sohu.com/a/756642245_121118854

    3、WHO最新发布:中国肿瘤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全球第一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537801

    4、中国粮食重金属超标

    https://www.hjkx.ac.cn/hjkx/ch/html/20181034.htm

    5、江苏检出18批次不合格食品,有鲜百合、老式蛋糕、即食海蜇头等

    http://news.foodmate.net/2024/04/685641.html

    6、土地污染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9F%E5%9C%B0%E6%B1%A1%E6%9F%93/1501755

    7、王维洛|中国土壤污染数据竟然是国家秘密

    https://yibaochina.com/?p=251968

    8、中国稻米产区重金属污染严重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40430/c30soil/

    9、中国城市的“毒地”

    https://chinadialogue.net/zh/2/41911/

  • 中国多少人正遭受连坐(株连)之苦?

    (编者按: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广泛存在于今日社会各个公权力颁布的法规中的,荼毒广大民众,反法治、反人权的专制统治“连坐”制度,随着年初人大一代表提出合宪审查而再次为世人关注,然而,万恶的“连坐”制度没有因关注讨论而稍息,从近日众多维权人士、上访群体、宗教信众等等不断遭受“连坐”之苦,可以看到中共为了维护其极权统治延续而肆意践踏法治与人权的本质。)

    一、近日披露的倍受“连坐”迫害的异议维权人士的家人

    据美国之音4月6日报道:几家人权组织表示,近几个月来,中国加大了对人权律师及其家人的迫害力度。一名律师生病的妻子被剥夺了领取退休金和医疗保险的权利,两名律师的子女一再被地方当局强迫辍学。

    美国之音(VOA)已联系中国外交部寻求置评,但尚未收到回复。

    3月31日,中国16名人权律师和持不同政见者呼吁向中国人权律师周世锋捐款,他的家人难以支付其妻子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因为她无法领取社保或退休金。

    周世锋的妻子张美英自1995年严重中风以来一直残疾。自2015年周世锋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七年徒刑以来,他的妻子一直无法定期支付她的社保费或妥善处理她的退休手续。2015年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镇压了300多名人权律师。

    其他人权律师的家庭一再遭到强迫驱逐,而学校则在地方当局的压力下一再将他们的孩子拒之门外。

    在2015年镇压期间因颠覆罪被判处四年半徒刑的著名人权律师王全璋,自去年4月以来已被房东或旅店驱逐了十几次。他说,强制驱逐是中国当局对他及其家人进行报复的一部分。

    2015年对人权律师的镇压在中国被称为“709镇压”,因为它始于2015年7月9日。从那天起,中国当局开始针对独立法律倡导人士,并逮捕了数百名律师。

    除了强行驱逐外,王全璋说,他11岁的儿子在过去一年中多次被学校拒之门外。“由于去年我们被迫频繁地搬到新地方,我的儿子很难在同一所学校呆足够长的时间,”他说。他并补充说,由于当局的压力,一些学校会拒绝接收他的儿子。

    “去年10月,当我们试图离开中国时,海关官员拦住了我的儿子和另一位人权律师的女儿,说他们被禁止离开中国,因为他们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他说。

    从那以后,王全璋和家人搬到了南方的广州,并试图让他的儿子进入朋友推荐的私立学校。


    (王全璋一家)

    “仅仅一周后,近20人突然出现在学校进行‘检查’,他们一再骚扰之后,学校被迫搬到一个更隐蔽的地方,”王全璋说。

    由于目前还不清楚他的儿子何时可以重返学校,王全璋正在为他报名参加一些在线课程,以确保他能够继续学习。“当局知道我的儿子是我最大的软肋,所以他们试图让他无法上学,希望这能阻止我批评他们,”他告诉美国之音。

    一些人权倡导者说,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大了对中国异议人士及其家人的迫害力度。被拘留的人权律师余文生和妻子许艳的儿子余镇洋曾被短暂拘留,自去年11月以来曾两次试图自杀。

    维权网4月2日披露。余镇洋约一个月前在北京被警方以袭警为由关进看守所,前不久才取保候审释放。出来后,余镇洋服药自杀,因及时抢救脱险。

    消息还披露,余镇洋因父母常年被打压,一直患有抑郁症,一年前从高中辍学。余镇洋上一次自杀是发生在去年11月18日,经医院抢救得救。当时余文生夫妇仍被羁押中。

    “在习近平的统治下,对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子女的迫害有所增加,现在已成为一种新常态,”前天安门学生领袖、纽约人权组织执行主任周峰锁说。他通过电话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二、中国广泛遭受“连坐”之苦的群体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2年7月31日发表了一篇文章,称美国“以‘网络自由’为号召,以维权律师、地下宗教、异见人士、网络领袖、弱势人群为核心,以期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渗透中国基层,为中国的’改变创造条件”。这种说法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这就是俗称的中共新专政对象“新黑五类”。

    在提出被简称为”维教异网弱“的新”黑五类”人群之后,文章的结论是,”中国宜转变传统思维方式和战略观念,将国家安全防范的重心由局部的外在军事冲突风险转向全面的内部体制机制重塑。”在很多人看来,这无异于说,要严厉控制和打击新”黑五类”,防止他们被美国利用来颠覆中共政权。

    近十多年来,中国大批维权和异见人士在遭受当局迫害和整肃的同时,他们的家人也未能免于“被株连”,不断受到各种程度和形式的骚扰和打压。许多人摄于威胁被迫沉默或配合,但仍有人无奈下选择发声,为自己和家人声张正义。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2021年在1月13日发布的《2021世界人权报告》中批评中国当局在持续打压人权捍卫者群体的同时,日益将维权人士的家属作为打击目标。

    中共划定的专政对象“新黑五类”究竟有多少人?

    据律师网报道,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执业律师57.48万多人。

    而据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自由之家2017年2月的估算,中国有3.5亿多宗教信徒,包括1.85-2.5亿佛教徒、6000-8000万基督教徒、2100-2300万穆斯林、700-2000万法轮功修炼者、1200万天主教徒、600-800万藏传佛教徒和数亿有各种民间信仰的人。根据波士顿大学的2020年世界宗教数据库,有4.99亿民间和民族宗教人士(34%)、4.74亿不可知论者(33%)、2.28亿佛教徒(16%)、1.06亿基督徒(7.4%)、1亿无神论者(7%)、2370万穆斯林(1.7%)和占总人口不到1%的其他宗教信徒,包括590万道教徒、180万儒教徒、2.05万锡克教徒和2900名犹太人。根据基督教维权的非政府组织美国敞开大门的《2022世界观察名单》报告,中国有9670万基督徒。根据世界犹太人大会2015年的数据,中国的犹太人口为2500,集中在北京、上海和开封。

    再据关注信访组织统计,中国每年有1150万人到北京上访,他们只是为了陈述冤情,讨回公道。这些信访民众也就是“新黑五类”中的弱势人群。

    至于异见人士、网络领袖有多少人,从中共最高检今年两会报告说去年涉国安入狱逾240万人,可见一斑。因为其中很重要一部分当是这些异议人士与网络领袖。

    如此可见,在中国当下被中共极权列为专政对象的“新黑五类”当有两亿多人,而这些人的家属遭受连坐就是逻辑必然。而现实的事实也验证着中国如此庞大群体正遭受的不幸。

    三、中共“连坐”的类型

    据人权组织“保护卫生”报告——《惶恐不安的家人:21世纪中国株连现象》,通过梳理2015年以来媒体对株连案件的报道以及与十几位中国维权人士的访谈,识别出最常见的六大类株连案件,总计约50起案件(2015年至2022年)。由于限制因素,包括可用来源的数量和类型(媒体报道和采访)、报告仅将焦点放在人权捍卫者、以及株连做法的非法本质,报告中的株连案件仅代表真实数量的一小部分。它们通常不会被正式定义为株连,因此没有官方数据。

    人权捍卫者的母亲,父亲,儿子,女儿,兄弟姐妹,女友和友人均可成为中共株连做法的受害者,年龄范围从婴儿到退休老人。

    六种最常发生的主要株连类型是:

    1.失去自由

    包括:软禁、强迫失踪、无医学理由非自愿送入精神病院、拘留、正式逮捕和监禁。例如:2016年至2017年期间,当时被拘留的活动人士吴淦的年迈父亲徐孝顺多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拘留,总计长达两年,直到最终撤销指控。

    2.失去收入

    包括:冻结银行账户、降职、终止雇佣关系、取消社会保障金。例如:2017年警方逮捕活动人士肖育辉一个月后,他的母亲失去了每月600元(约合82美元)的低保或福利金,这是她唯一的收入来源。

    3.失去教育权

    包括:拒绝报名入学、被退学,影响范围从幼儿园到高中不等。由于警方经常迫使家庭搬迁(失去住所),他们的孩子常常不得不转学。例如:现流亡美国的活动人士刘四仿,其8岁的儿子在2020年遭遇退学。刘当时接受媒体采访说:“上个月的时候学校找我太太谈这个事情。意思很明确,当然也没有直说,意思就是‘没有办法让你孩子继续在这学校读书了’…我现在是在美国,当局痛恨没有把我给捉拿归案,所以对我家人下手来报复我。”

    4.失去住所

    包括:从住所被强制驱逐,甚至是带着年幼孩子的母亲。例如:维权律师谢燕益的妻子原珊珊及其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当时还是婴儿)在2015年至2017年谢燕益入狱期间多次被迫搬家,谢律师获释回家后,又再次发生了这样的事情。2020年,袁珊珊因前一年被驱逐而在法庭上获得了有限的赔偿,她的房东承认应城管警察要求将她们全家赶出公寓。

    5.出境禁令

    包括:拒绝出境和国际航班登机、没收护照、拒绝签发或换发新护照。例如:于淼曾在上海经营一家出售政治书籍的书店,2018年关掉书店后举家搬到美国。2022年,其妻谢芳回国看望生病的母亲,在中国待了几个月后,在机场打算飞回美国时被拦住。警方后来告诉她,只有她的丈夫飞回中国才允许她离开。他们怀疑他从美国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共的文章。

    限制出境也成为中共“劝返行动”的常用工具之一,家庭成员往往被当作人质而限制出境,直到劝返目标同意回国为止。保护卫士此前发布的报告《困于笼中:中国日益泛滥的限制出境问题》(2023)深入研究了中国的限制出禁问题。

    6.人身暴力

    包括:殴打、威胁、虐待致死。例如:2019年,时任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74岁的母亲因拒绝告知警方银行账户密码,警方对她拳打脚踢。当李文足的丈夫–维权律师王全璋失踪时,她表示经常收到便衣警察的死亡威胁

    其他类型的株连:研究者还发现了少数其他类型的株连,包括一起剥夺就医的案例。2017年,活动人士翟岩民的妻子刘二敏需要手术切除胆结石,但被警方阻止前往接受治疗。这一延误意味着她之后不得不进行更复杂的手术。

    四、广泛存在于中共各式制度与法规中的“连坐”

    株连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追溯到古代的帝制时代都曾写入法律中。然而,在现今的中国,虽然在任何法律文件中找不到有关株连的描述,然而,作为一个主要目标是维系中共权力垄断的威权国家,株连的实施仍然广泛。

    当株连的形式属于司法或行政监管的范畴,比如刑事拘留或出境禁令时,官方会透过两个主要途径执行惩罚。第一种是对含糊不清的法律进行过度广泛的解释。第二种是由警察发起的非法行动或捏造的指控。

    一些国内法内含糊不清和过于宽泛的措辞被滥用,并成为施加株连的借口。例如《出入境管理法》66和《监察法》67中规定的一些惩罚,包括基于模糊的国家安全或调查理由所施加的出境禁令,这类惩罚很容易在没有正当理由的情况下附加到家庭成员身上。前者已经运用在很多维权律师的家属上,甚至包括打算出国求学的小孩。这种模糊不清的措辞为中国共产党、警方、检察官和监察委员会带来了滥用权力的空间。

    《出入境管理法》不仅允许在模糊措辞的“国家安全”理由下实施出境禁令,第12条更指出任何人都可能因任何理由被限制出境。在“可能危害国家安全和利益,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决定不准出境的”(实际上是任何政府机构)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准出境的其他情形”等情况下,官方都可以对当事人施加出境禁令。

    《监察法》(第30条)则允许对“被调查人及相关人员”实施出境禁令。“相关人员”的概念可以根据监察委员会的意愿下作诠释,朋友、同事以及家属等都可被解读为“相关人员”。

    当中共针对家庭成员采取刑事处罚时,他们通常使用捏造的指控(例如刘霞的弟弟)或将合法行为扭曲成刑事行为(例如王利芹试图引起大众关注其丈夫王藏被拘留的情况)。

    其他形式的株连,如被强制驱逐、殴打、拒绝入学和失业等,可能源自于警方或政府的压力,但因为这些迫害已经脱离了官方执法的范围,所以很难被证明。不过有些涉案的房东和雇主已经确认了官方的施压行为。

    《侵权责任法》第87条规定: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

    在司法实践中,在侦破无果的情况下,当事人可向法院起诉,由整栋楼的住户分摊损失。如果住户能提供事发时不在家证明可免责。如果根据物理定律,证明自己所处位置抛掷物体的落地点不可能达到路人被击中的位置,亦有很高的概率被免责。所以,如果找不到肇事者,几乎所有住户都要被连坐了。

    梁慧星是《侵权责任法》立法参与者。他赞成连坐,称“第87条是中国侵权法对传统侵权法极大的创造性发展”(此连坐法在全世界是唯一唯二的)。

    中国连坐广泛存在于公权力实施统治的各领域。在全国各个城市浩大的拆迁运动中,很多政府都采取株连式拆迁,钉子户或不愿接受开发商条件的,则拆迁办出面,动员其亲属配合,如配合无效者则可能被辞退、停职,某妻子在离婚诉状中写道:“株连拆迁,使我精神已崩溃,而不得不强忍伤痛,挥泪与自己深爱的丈夫提出离婚”。还有“株连式维稳”,北大某知名教授在网上发表言论:“极少数伊斯兰极端宗教分裂暴恐分子严重妨碍了包括维族群众在内的生存底线,我同意一些网友的意见,恐怖分子很难预防,不易清除。怎么办?连坐。其家属亲属及所在的清真寺的阿訇,应该连坐。”还有教育界内的连坐制,一人搞有偿家教,首先追究学校主要负责人不作为的责任,全校年终考核和每位老师年终奖发放金额受影响。有家长称:“儿子所上的小学,班上进行分组,一人未完成作业,会让全体组员罚抄——包括抄课文。这种‘连坐制’让儿子常被牵连,孩子压力好大。”当然还有计划生育控驭的连坐法,不一而足。

    五、中共的株连目标及其深远危害

    从夏、商、周三代就出现、由法家商鞅和韩非设计的严刑苛法连坐制,绵延几千年,可谓深入今日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成为人人不自觉接受了或者不以为非的国民性,这是中国人专制人格的集体基因之一。这种心理意识既可配合极权管治,又会让某些人一旦担当社会管理角色时,自动采取这种聪明的苛法。法家“牧民”之不择手段,通过连坐法可谓达到极端。

    今日中国,由于株连是一种非正式制度,因此只能从背景中推断出中共持续使用株连的原因。当维权人士被拘留或监禁时,株连或株连的威胁很可能是为了让他们招供或阻止家人为他们辩护。获释后,任何株连做法都很可能是为了迫使他们放弃维权工作。当维权者移居国外时,株连的目的很可能是迫使他们回国或者让他们在海外消声。中共深知,对亲人安全和自由的内疚和恐惧是一种强大的胁迫力量。

    流亡海外的维吾尔人对此有大量记载。接受本报告采访的律师以及媒体的引用也提出了中共持续使用株连的类似原因。当前身陷囹圄的律师覃永沛,曾说他相信对家庭成员采取株连手段是为了让维权律师不敢抗争。

    活动人士和作家温克坚说,当局阻止维权律师陈建刚的孩子上学是对其揭露其当事人受酷刑情况的报复。

    连坐法有两个深远影响的要害:任意绑架与不择手段。“意志绑架”除了强加于人的可恶之外,它利用可以毁灭了你最珍重的价值来要挟你,让你在二难选择中痛苦,做出违背自己根本原则的抉择。在漫长的连坐绑架历史中,造成了中国人渐渐放弃了做人公正和不伤害他人的原则,慢慢演化出卑鄙小人的心性。绑架是最快使人成为小人的途径,它违背了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原则,使无辜者产生了冤屈的心理,必须报复。

    绑架还带来了不合法的任性行政之泛滥,让官员甚至执法者有了任意扩大权力与任意解释法治的权利,突破就事论事、实事求是的法治原则,滥施恶法而没有限制,不讲证据,不严格限制和追究犯法的精确责任,却任由同情心绑架一大片,制造更多的无辜冤案,这就是史密斯说的执法者的“无限能力”。在现代社会,立法者竟然以非法思维去制定恶法,让人感到匪夷所思。其次,中国行政官员有一个习惯,为了事功,为了解决管治难题,可以不择手段,只要破案,只要平安维稳,只要行事的结果,不管程序公正,这是中国实用主义逻辑认定的:目的正确就是手段正确。但人类公义的逻辑却是:坏的手段它不可能合用于正确的目的。程序公正才能确保目的公正。

    六、“连坐”制违反的法律与公约

    中共认可的株连行为违反中国的宪法和国内法。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此外,中国的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世界人权宣言》第9条的第35号一般性评论中指出:“任何人不得加以任意逮捕、拘禁或放逐。”该评论特别将集体惩罚列为“极恶劣的任意拘留的例子”。第16段明确表示:“极恶劣的任意拘留的例子包括拘留被指控犯人的家属,而其家属并未被指控犯有任何罪行;扣押人质和被捕者以索取贿赂或为其他犯罪目的。”

    禁止任意拘留的原则也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第9条中有所提及,其中指出:“人人有权享有身体自由及人身安全。任何人不得无理予以逮捕或拘禁。非依法定理由及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之自由。”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13条确立了人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这一权利在《儿童权利公约》第28条中也有所重申。该条表达了对平等教育机会的要求,而且两个公约都要求各国实现全面的免费义务小学教育,所有儿童均能享有和接受中学教育,并且同时提供免费教育或经济援助。

    《儿童权利公约》第16条强调,儿童的隐私、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其荣誉和名誉不受非法攻击,第37条亦指出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这既表达了对儿童在任意拘留上的保护,也包括对任意限制言论自由或行动自由等基本权利的保障。

    《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11条确认了人人有权享受适当生活程度的权利,当中包括适当住房权。这一权利被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解释为“对享有所有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是至关重要的”。该委员会解释,这一权利不仅仅意味着头上有一遮瓦的住处,适当住房权应被视为“安全、和平和尊严地居住某处的权利。”

    适当住房权的保障意味着所有人都应有最低限度的安全和法律保护,以免遭强迫驱逐、骚扰和其他威胁。同时在有国际法的基础下,有获得补救的权利。根据《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12条所规定的居住选择权和自由迁移权亦与适当住房权有所关联。该委员会认为:“强迫驱逐的事例显然是与《公约》的要求格格不入的。只有按照国际法的有关原则,在某些特别例外的条件下才是允许的。”

    该委员会同时认为适当住房权与享受公民和政治权利相关,例如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包括租户和其他社区基础的群组)、居住自由权、参与公共决策权是必不可少的。适当住房权亦与反歧视、个人私生活、家庭、寓所或信件不受到专横或非法的干涉的权利有关,这些权利都在《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中有所提及。其中第17条指出,任何人之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无理或非法侵扰。

    《世界人权宣言》第23条中确立了工作和自由就业权,在《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盟约》第7条中亦同时详细阐述享受公平与良好之工作条件的权利。该项权利与人权捍卫者或他们的家人息息相关,特别是株连涉及到任意限制他们的就业权时。

    正如《世界人权宣言》第22以及23条所示,就业权与获得或维持收入和储蓄,或社会保障息息相关。这包括了在失业、工作场所生病、残疾、家庭成员死亡或其他意外事件等情况下,获得保障以及不受歧视的权利。这能确保事主免受生计丧失的影响,并支持其获得其他社会保障,包括充分的心理和身体健康等。

    株连所导致的任意解雇是对就业权的侵犯,因为该举剥夺了人们的收入以及社会保障权,而且还违反了禁止任意干涉个人隐私的规定。

    七、没有实质意义的“连坐”合宪性审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就涉罪人员近亲属受限制规范进行合宪性审查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在2023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有的市辖区议事协调机构发布通告,对涉某类犯罪重点人员采取惩戒措施,其中对涉罪重点人员的配偶、子女、父母和其他近亲属在受教育、就业、社保等方面的权利进行限制。有公民对此提出审查建议,认为这样的限制措施实际上属于“连坐”性质,应予停止执行……任何违法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都应当由违法犯罪行为人本人承担,而不能株连或者及于他人,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原则;有关通告对涉罪人员近亲属多项权利进行限制,违背罪责自负原则,不符合宪法第二章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的原则和精神,也不符合国家有关教育、就业、社保等法律法规的原则和精神。

    另据报道,2023年两会前夕,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人犯罪受到刑事处罚,就影响其子女、亲属参军、考公、进入重要岗位的规定,应予以彻底摒弃,否则会对受影响人员极不公平。该观点一度引发舆论热议。

    再据澎湃新闻报道,继“连坐”做法被全国人大叫停后,最高法日前作出的一份调研报告建议,应规范犯罪附随后果在犯罪人入学、就业及社会活动中的限制,“特别是严格控制对犯罪人亲属的限制和影响,非必要不对犯罪人亲属作出上学、入伍、就业等方面的限制”。

    在中国,犯罪附随后果是指犯过罪的人及其亲属、特定社会关系人因其犯罪或刑罚处罚记录所产生的权利或资格限制、禁止或者剥夺等后果。

    在此特别耐人寻味的是“非必要不对犯罪人亲属作出上学、入伍、就业等方面的限制”,那么此处的“非必要”相应的就是“必要”,而这种“非必要”与“必要”完全就是主观意志的反应,就是统治者意志的任意发挥,根本不是从人权与法治角度来坚决予以取缔,这事实就是纵容连坐的存在。这也是中国今日连坐依旧泛滥,并且必将延续的症结。

    详情请参看:

    1、异议人士获释多年后中国当局仍在迫害其家人

    https://is.gd/H2AWaN

    2、余文生儿子再自杀,异议人士子女心理健康引关注

    https://www.wenxuecity.com/news/2024/04/03/125499686.html

    3、维权评论:从王全璋之子被剥夺受教育权看当局的株连手段无人性

    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4/03/blog-post_88.html

    4、新”黑五类”改变中国
    https://p.dw.com/p/15idE

    5、惶恐不安的家人:21世纪中国株连现象

    https://safeguarddefenders.com/zh-hans/node/662

    6、全国人大叫停连坐,治安处罚法修订引热议,十大宪法事例出炉

    https://m.mp.oeeee.com/a/BAAFRD000020240103896289.html

    7、新老访民受到严格限制

    https://p.dw.com/p/JSi1

    8、中国2021年宗教自由报告

    https://china.usembassy-china.org.cn/zh/2021-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china/

    9、中国当局一手打压良心犯一手株连家属骚扰迫害

    https://is.gd/uWxxH0

    10、连坐法对中国人国民性的深刻影响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97627.html

    11、最高法调研“连坐”规定:非必要不对犯罪人亲属作出上学、入伍、就业等方面限制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4_01_11_722012.shtml

  • 由垃圾污染问题看中国民生困境

    (编者按:一个国家的垃圾处理能力直接关系着该国的文明程度与人民的生活水准。中国多年来高发的垃圾污染维权事件,显示着中共当局在处理垃圾上存在着严重侵害公民权利与危害公民生活健康问题。在中共自诩经济高速增长而指引世界发展时,中国居民基本环境安全生活保障都无法达成,由此可见中共关心民生承诺的虚假。)

    一、上海普陀4000户居民为垃圾中转站维权

    据中房报3月29日《上海普陀区4000户居民与湿垃圾中转站的博弈》报道,上海市普陀区祁连山路971号湿垃圾中转站,距离小区163米,因一天几百吨湿垃圾,垃圾站出入口正对楼栋,不仅每天都能看到进进出出的垃圾转运车,垃圾异味也对居民造成了很大的健康隐患。上海市普陀区桃浦板块分布着9个小区,涉及周边居民近4000户。

    距离近、体量大,业主们纷纷对湿垃圾中转站的选址、批复、建设,可能存在的空气污染、异味等影响居民身心健康的因素提出了质疑。

    针对上述问题,2023年10月开始,多名业主自发前往几个在售楼盘售楼部讨要说法,业主们的维权自此拉开且愈演愈烈,以距离湿垃圾中转站距离最近的紫薇花园业主抗议最为激烈。业主们已多次向开发商、相关部门投诉,但业主在楼盘维权实则毫无收获。不得已,业主们再次将一封长达81页的《桃浦湿垃圾站反对意见书》送往开发商、普陀区绿化与市容管理局及相关部门,一时间在上海引发热议。

    二、中国城市垃圾的严重状况

    据中国生态环境部发布的《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披露,2020年,全国共有196个大、中城市向社会发布了2019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经统计,此次发布信息的大、中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为13.8亿吨,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4498.9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84.3万吨,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为23560.2万吨。

    其中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最大的是上海市,产生量为1076.8万吨,其次是北京、广州、重庆和深圳,产生量分别为1011.2万吨、808.8万吨、738.1万吨和712.4万吨。前10位城市产生的城市生活垃圾总量为6987.1万吨,占全部信息发布城市产生总量的29.7%。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国家,中国产出的垃圾量在世界上也位居前列,众多大城市面临垃圾围城之困。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的一份报告,中国在2004年超过美国成为城市固体废物(municipalsolidwaste)产出最多的国家。该报告说:“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垃圾产出上面临如此巨大和迅速的增长。”

    以杭州为例,杭州市市政部门在2009年的一项调查显示,杭州产生的固体垃圾量每年增长大约17%,相当于全国平均增幅的两倍。而据杭州市城管委统计,当年一季度,杭州每天平均产生生活垃圾8400吨,3月份,最高一天的生活垃圾达到9700吨。《杭州市环境卫生专业规划修编(2008~2020年)修改完善稿》预测,到2020年杭州市区日均垃圾量为12000吨。

    由此可见,中国垃圾迅猛增长,对居民生活影响日益增大,几乎无人可以逃脱垃圾污染造成的危害。

    三、环境污染维权风起云涌

    随着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改善在,对生活环境安全健康要求日益提高,由此而引发的环境维权风起云涌。

    据有研究显示,近年来,中国城市发生的动荡,首要因素是环境污染所导致的伤害与恐惧。原因有三:一,环境污染已触及市民底线,威胁到健康和生命。一个人可以安于附近的企业家比自己富一万倍,但无法容忍孩子因这个企业的污染而得病。二,环境维权跟政治无关,不挑战现行体制的权威,市民不必顾虑被扣政治帽子。三,环境问题与“违法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不同,它的影响范围更大,一个大型化工厂可影响一百万人,当数万、数十万人有共识时,就很有可能突破孤单个体的恐惧,共同走上街头。

    2012年有研究报告显示:过去5年中国大规模群体性骚乱,大部分与环境维权有关。因环境污染导致的伤害与恐惧,已成为中国社会动荡的首因。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年均增长29%,2011年,环境重大事件增长120%。

    在这些环境维权群体事件中,许多就是因为垃圾中转站与处理场严重影响公民生活安全健康而引发的群体维权。如北京六里屯、上海江桥、南京天井洼、广州番禺等等,因垃圾焚烧厂维权事件,以及江苏吴江垃圾焚烧厂在万人抗议声中下马,可堪标志性垃圾维权事件;还有2021年广州垃圾压缩站项目进行建设工程批前公示期间,保利花海湾上千名业主们群情激愤,他们通过12345、人民网、信访、寄联名信等方式进行了近千次投诉,终于换来一次垃圾压缩站建设听证会的机会,也是垃圾维权的典型案例。

    四、垃圾转运站建设存在的问题

    研究分析引发居民抗议维权较多的城市垃圾中转站主要存在的一些问题,事实上也同样是垃圾压缩场、垃圾填埋场、垃圾焚烧厂等等垃圾处理场所建设存在的问题。

    01.规划选址未合理论证

    早期建设的垃圾转运站,在场址选择的过程中未经过科学的分析,导致建成之后的转运站位置分布出现问题,有的转运站建设在远离生活垃圾焚烧厂的方向,垃圾收集及转运车来回往返,造成运营成本不必要的浪费;有的转运站远离居民生活垃圾产生的高负荷区域,或者考虑周边居民反对刻意避开城区,超出了设计规范要求的垃圾转运服务半径,导致环卫工人工作时间变长,垃圾收集转运成本增加,交通拥堵时环卫车辆不能及时到位等问题。

    垃圾转运站的位置选择未能充分考虑区域功能、人口密度、环境影响等因素的变化。随着城市规模不断拓展,旧城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推进,工业企业、高校的外迁均可能导致城市中心城区居住用地的重新分布,城市人口逐步向郊区疏散,中心城区人口逐渐减少,导致中心城区转运站分布出现不均衡。转运站的选址工作应注意与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相结合,合理规划建设用地,让垃圾转运站因服务范围区块人口变动的影响减少到最小。中心城区的垃圾转运也不应局限于行政区域的划分,应按照就近、及时、方便的原则进行清运,提高清运效率,降低清运成本。

    02.工艺设计未统筹考虑

    1.工艺选择不成体系
    地区未深入实践“环卫一体化”的收运体系,转运站建设主体及运营主体不一致,各区县城内中转站是城管局或城投集团建设管理,县镇又由各级乡镇建设管理,项目建设单位缺乏统一指导,对垃圾收集转运的工艺选择缺乏科学分析,存在一个县的几个乡镇建设了几种不同压缩工艺转运站的情况,导致同一县城不同乡镇配备的垃圾收集转运车不同,操作方式不同,车辆设备型号多而复杂,不便于各乡镇车辆在故障检修时相互调配使用,增加了后期运营维护和管理的难度,协同效率及应急处置效率偏低。

    2.占地面积与转运规模不匹配
    转运站建设过程中,未完全按照《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2016)提出的相关指标进行建设,有的转运站建设面积过大,超出了规范上限,功能却未进行相应的扩展,浪费土地资源的同时增加了项目建设费用;有的转运站场地面积较小,在运营过程中经常出现收集车、转运车站内排队拥挤的现象,影响垃圾转运效率;还有的转运站过于考虑周边居民的邻避情况,建设方厂址选择只能考虑辖区边角区域,工程地质条件较差,项目建设场坪费用甚至高于转运站主体设施建设成本或设备采购安装成本,导致整体项目投资过大,增加财政负担。

    3.站内附属设施不健全
    多数转运站在建设过程中只注重主体结构建设,忽视了厂区内附属设施的完善,影响了转运站的正常运营,如除臭设施设计、污水处理设计、车辆回转场地设计,消防道路设计及给排水设计等,另外大部分垃圾转运站对厂区景观、绿化、铺装、灯光及小品设计重视不够,距离生态型、花园式转运站建设有不小的差距。

    03.运营环境污染及邻避
    尽管生活垃圾转运模式不断完善,但转运过程中垃圾洒落、臭气扩散、污水滴漏及机械噪声等二次污染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垃圾转运站的环境卫生问题一直是转运站运营管理的瓶颈。在转运站运营过程中,垃圾车的行驶、装箱、卸料等过程会产生灰尘、垃圾散落,环卫车辆进出站及压缩设备工作时会产生噪声;生活垃圾在站内短暂停留时因发酵或暴露等原因会产生恶臭气体,由于垃圾的暴露、有机质腐败夏季往往会滋生大量的蚊蝇,垃圾转运过程中渗沥液及冲洗水未有效收集等,这些问题均会对周边环境产生较大的影响。

    转运站转运垃圾的特殊属性,是比较典型的邻避设施,而转运站邻避原因很大一部分是运营过程二次环境污染造成的,传统转运站由于用地规模较小,环保设施未设置或者不达标,作业过程中臭气、污水、噪声、垃圾撒落等环境影响普遍存在,周边居民对此反应强烈,不断投诉占用公共资源。因此,在转运站运营过程中应格外注重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以提升转运站在居民心中的形象,使得未来转运站的规划选址更容易得到附近居民的认可。

    04.转运功能不能满足垃圾分类要求
    传统转运站的建设,仅能转运其他垃圾,少部分可以兼顾餐厨垃圾,在垃圾分类新形势下,传统转运站在前端分类收集和末端分类处置中间未充分发挥分类转运的作用。很多区域通过制定“四分类、四颜色、四环节”的垃圾分类方案,即将居民生活垃圾分为厨房垃圾(绿色)、其他垃圾(橘黄色)、可回收物(蓝色)、有害垃圾(红色)四种类别,前端进行严格的分类投放,但是相应的转运环节却不能实现有效的分类运输,传统转运站由于转运功能的单一已经严重制约了垃圾分类的推进工作,如何拓展升级转运站的中转功能,将是解决垃圾分类工作梗阻问题的一项关键工作。

    05.清洁直运的困境
    近年来国内若干城市开展生活垃圾清洁直运试点,通过桶车直运、车车直运等运输模式创新,将生活垃圾从收集点直接运输至垃圾焚烧厂,虽然清洁直运对转运站二次环境污染问题的改善效果明显,但据统计,关于垃圾运输不及时和噪声扰民情况的投诉却日益增多,直运模式下环卫车辆线路延长,应急调度困难,原区域转运站的网格化服务缺失,运输车辆不能随叫随到,造成垃圾清运不及时。大型直运车辆每天进出居民区附近,运输时间往往以每天清晨时间段为主,势必会影响到部分人群的生活质量,投诉的内容还涉及到影响市容、车容车貌、臭气影响、垃圾撒落等方面。另外,直运点的增多,直运车辆的配置、驾驶员及辅助工的配备也随之增多,公共财政负担也不断增加。

    06.综合体建设标准规范缺失
    传统转运站的建设,目前可参考的规范主要有《生活垃圾转运站运行维护技术规程》(CJJ109-2006)、《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标准(CJJ117-2009)》、《生活垃圾转运站评价标准》(CJJ/T156-2010)及《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2016)等。大件垃圾和建筑垃圾也有自身专用的单独技术规范和行业标准,但是对于综合性建设的环卫综合体建设标准尚存在空白阶段,对环卫综合体的污染控制标准、技术标准、运营技术规程及运营监管技术规程尚需完善。

    五、中国垃圾污染问题根由探讨

    据研究中国垃圾环境污染问题机构提出:看看现实,中国阻碍垃圾源头减量、扭转物质流恶化态势的因素,到处可见——

    增长型的经济理论仍然统治学界和官员,GDP指标仍旧凌驾于幸福、健康和生态;发展经济基本等同于鼓励快速和大量的消费。

    国家没有物质管理的政策,限制包装、塑料袋这样的政策落实不彰。有害物管理也跟不上,生活垃圾中的有害物质竟被排除出环保系统的管理。

    国家没有对源头减量,也没有给循环利用足够的资金支持。相反,金融政策没有往前端治理倾斜,而是鼓励末端技术,包括CDM(清洁发展机制)。

    环保部门不能独立行使环境监察和执法的权力。在巨大利益面前,在能够转移问题面前,决策者当然很积极。

    继续歧视回收大军。不能把回收大军看作循环经济建设的一部分,也就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规范他们,减少环境污染。

    全民环境知识还不足,将环卫等同于环保。

    另据自然之友研究报告:中国生活垃圾管理现存十大问题:

    1.我国垃圾管理体系中的术语体系较为混乱,亟待清晰化、明确化。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定义不清晰、易混淆且缺乏有效检测;生活垃圾“减量化”定义语焉不详,相关法律与实践严重脱轨,歧义严重。
    2.生活垃圾管理目标的优先顺序不明确,尤以生活垃圾“三化”——减量化、资源化与无害化为代表。
    3.当前管理政策中存在目标不一致、甚至相互抵触的情况,如垃圾分类减量与大力推动焚烧之间的冲突。
    4.生活垃圾前端管理目标大多难以监督与测量;社区垃圾分类减量的有效推动方法尚未形成。
    5.相关决策与规划程序中缺乏足够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空间。
    6.财政投入和优惠政策不够合理,过于偏重末端处理。
    7.垃圾处理设施的污染物监测范围偏小,监测标准偏低,难以有效全面评估环境健康影响。
    8.政府各部门在垃圾管理工作上的权责划分不清,存在“九龙治水”的问题,缺乏一个负责解决垃圾问题的政府管理核心进行协调。
    9.我国现行垃圾管理法律法规之间的层次和“手段-目的”关系不清晰。
    10.垃圾焚烧与填埋等末端处理设施引发诸多社会争议与环境损害。

    六、解决垃圾污染维权问题的建议

    据中国政法大学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任提出化解中国垃圾污染维权问题需要从如下几方面着力:

    保证信息的公开透明,是得到公众信任的关键。尤其是在建设的时候,需要公开透明,包括让老百姓了解垃圾焚烧厂采用什么技术、排放是否达标、怎么保证这些垃圾焚烧厂排放符合要求、谁来监督等信息。

    除此之外,还要严格排放标准。现在我们已经提高了排放标准。我们原来的二恶英排放标准与欧洲相比松了很多,即使达标仍可能对身体造成损害。垃圾污染维权诉求因牵连较广,仍呈现维权难的现状。

    为了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还是要首先加强立法,制定标准和规范。我认为,应该制定环境损害赔偿法、环境纠纷处理法。现在,这方面的法律我们都没有。还要根据环境纠纷的特点,制定相关的法律,把环境损害司法鉴定纳入司法鉴定的范围。

    即是要建立完善的环境信息公开制度;建立公众对排污企业的监督制度;建立行政机关执法的监督制度;制定关于环境决策、公众参与的制度。比如,建垃圾焚烧厂,垃圾中转站,垃圾处理场,首先要争取当地公众的意见,这样来操作就会好一些。

    追踪研究环境问题的“自然之友”针对解决垃圾污染问题提出:改善中国生活垃圾管理的十大建议:

    1.对垃圾管理的“三化”进行重新定义。“减量化”应该仅指前端行为,即“预防垃圾产生”,而不包括垃圾既已产生之后再通过某种方式减小体积、减少重量的过程。“资源化”应以“无害化”为前提,不能将重获资源、但同时也产生有害物质的过程视为“资源化”。

    2.明确垃圾管理“三化”优先次序,即减量化(抑制产生)、资源化(循环利用、堆肥、能源重获)、末端处置。同时,“无害化”应作为覆盖垃圾管理工作全过程的基本前提;同时,各级垃圾管理部门应明确意识到“垃圾管理”与“垃圾处理”理念的根本不同,建议将垃圾管理决策目标放在“垃圾管理”的生命周期体系下进行,而非重视末端的“垃圾处理”体系。

    3.中央政府宜对全国垃圾管理进行长远规划,建议考虑设定如下2025年远景目标:
    (1)厨余垃圾、餐厨垃圾和园林垃圾单独回收处理,实现这三类垃圾的零填埋、零焚烧处理目标。
    (2)单位GDP垃圾产生量下降至2010水平的80%。
    (3)清理和修复所有非正规垃圾堆放场,并且保持垃圾处理设施存量占地面积不超过2010年的水平。
    (4)生活垃圾处理过程的二恶英产生量和汞产生量都下降至2010年水平的10%。

    4.在垃圾管理长期规划方面,建议政府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垃圾减量、垃圾分类、资源回收和减少二次污染四方面。其中,预防垃圾产生需要进行更多的部门协调工作,并且落实生产者责任;而垃圾分类是改变末端处理现状的必经之路,却也是垃圾管理部门目前的软肋,应该在规划和实施上都得到加强,尤其是垃圾分类清运和社区垃圾分类工作。

    5.建议各地政府部门按照当地垃圾管理的特点,进行“生活垃圾产生量”分类监测,并依此统计资源回收率和垃圾减量成效。

    6.依据《循环经济促进法》,落实“强制回收名录”,实践生产者延伸责任制度,使垃圾的源头制造者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鼓励和促使其改善基于减量的设计和生产工艺。

    7.改善补贴制度,改变补贴重心,将补贴重点转移至垃圾分类减量和厨余垃圾回收处理;改革垃圾收费制度,实行分类收费、按量收费。

    8.对于主管部门,应尽快完善垃圾末端处理设施全程环保监测体系,扩大重要污染物检测指标范围,加强污染物排放信息公开,建立第三方监测和公众监督制度。对于社会层面,应尽快成立能够代表各方观点的、长期专注于生活垃圾管理议题的咨询委员会,并认真听取其意见。

    9.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提出垃圾产生源管理规划、资源回收规划的概念,把二者和现有的环境卫生规划整合到统一的生活垃圾管理规划中,并明确制定单位;完善垃圾收运的行政许可制度,尤其是废品回收方面的许可制度,同时需兼顾民间回收业者利益;政府应该将废品回收体系纳入生活垃圾管理的整体规划,并且在城市规划中给予废品回收规划用地。

    10.垃圾处理设施应严格执行“先有规划,后上项目”的程序,垃圾末端处理设施的招标、设计和建设过程应对公众透明,应杜绝“垃圾处理设施开始运营后,公众才发现有这些设施存在”的情况

    详情请参看:

    1、上海普陀区4000户居民与湿垃圾中转站的博弈
    http://m.fangchan.com/news/129/2024-03-29/7179308107276030219.html

    2、2020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 https://www.mee.gov.cn/ywgz/gtfwyhxpgl/gtfw/202012/P020201228557295103367.pdf

    3、垃圾污染维权被指举证诉讼难多引发群体事件
    https://m.huanqiu.com/article/9CaKrnJFKlV

    4、环境维权引发中国动荡
    https://chinadialogue.net/zh/2/41698/

    5、新环卫收运体系下垃圾转运站存在问题及发展前景分析
    https://ecep.ofweek.com/2023-10/ART-93011-8420-30613702.html

    6、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展望
    http://www.chinaeol.net/zyzx/sjhjzz/zzlm/fmgs/201803/W020180904515902166400.pdf

    7、中国生活垃圾管理:问题与建议
    http://forhead.org/uploads/soft/120612/5-120612161H9.pdf

    8、保利花海湾维权,公园绿地变垃圾压缩站——哭诉广州市荔湾区政府不作为、广州市荔湾区规划局不作为,不知是否有贪污腐败?!
    https://groups.google.com/g/weiquanwang_chrd/c/U3Jfg6ymHU8

    9、中国垃圾:该不该焚烧
    https://www.dolc.de/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6319

    10、分类制度推广三年多后,中国垃圾处理行业怎么样了?
    https://www.stcn.com/article/detail/1088140.html

    11、让“放错位置的资源”回家
    http://www.81.cn/jfjbmap/content/2022-09/08/content_323701.htm

Are you sure want to unlock this post?
Unlock left : 0
Are you sure want to cancel subscrip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