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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穗财寻衅滋事冤案庭审,缺失公正无真相

    【民生观察2025年2月12日消息】备受关注的福建屏南县公民李穗财被寻衅滋事一案,于2025年2月7日在宁德市中院第三次开庭审理。据旁听庭审的被告家属介绍,与前两次庭审一样,法庭严重缺失公正。当辩护人对于公诉人举证,当庭提出要求本案中数十位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时,再次遭到主审法官无理拒绝。

    鉴于本案证人多为体制内人员,且这些证言真实性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数十个证人证言并非基于客观事实的真实陈述,更多的是证人的主观臆想与无端猜测,且大量呈现出重复、高度相似性,仿佛是经过某种统一的“编排”。

    根据最高法《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12条规定:证据未经当庭出示、辩论、质证等法庭调查程序查证属实,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第13条规定:依法应当出庭作证的证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出庭或出庭后拒绝作证,其庭前证言真实性无法确认的,不得作为定案的依据。但公诉人在证人证言真实性高度存疑情况下,仍然当庭对被告李穗财给出量刑建议1年半至2年有期徒刑。

    李穗财,福建省宁德市屏南县的维权公民。一场突如其来的离奇交通事故,无情地夺走了李穗财儿子和乘坐在其摩托车后座另一位女青年的生命,而该女青年乃肇事者莫明辉前女友。又因莫明辉是时任屏南县公安局副局长林松涛的外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两条人命关天大案,经办交警陈怀所作出的交通事故认定书,竟判定两名死者承担事故全责,而肇事者莫明辉却无责。

    李穗财经过实地查看事故现场,了解到所谓交通事故原委:2015年07月28日下午16时20分许,陈朝治骑着一台踏板式二轮摩托车,车后载着一个名叫张小梅的女青年,经过屏南县犀山线公路197KM+480M处路段一弯道时,车辆失控,沿左侧路边直线,冲出排水沟西侧,和水泥壁碰撞后,折向摔倒在道路左边缘线外灌木丛中。摔伤的陈朝治和张小梅相互掺扶着走到道路左边缘线内84cm地方时(根据交警勘查绘制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图》分析),遭对向莫明辉驾驶的闽ABB526二轮摩托车,故意冲撞、拖行、碾压,致陈朝治、张小梅二人当场死亡的特大交通肇事案。实际上肇事者莫明辉驾车撞死两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或有故意杀人嫌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莫明辉归案后,在做完笔录就被放回家。

    李穗财发现警方所谓第一案发现场存在重大疑点。她强烈不服,坚信林松涛与办案交警陈怀之间存在徇私枉法包庇犯罪行为。李穗财依据宪法赋予公民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腐败行为的控告权,踏上了为儿伸冤求取真相的艰难征程。

    本案起诉书中也写明了当地政府为了让李穗财息诉罢访,给予李穗财120万元封口费。显然当地这种作法目的是为了掩盖真相,以减轻李穗财的控告压力。

    秉持着对真相和公正的执着追求,李穗财仍然不间断上访控告。在漫长的维权岁过程中,她不但没有得到真相和应有的公正对待,反而遭受了来自地方某些势力与黑社会人员的无数次恶意侵扰、跟踪、绑架、殴打、非法关押等。

    2024年2月19日,李穗财在屏南县城一朋友的店里,遭到屏南警方暴力抓捕。据家属反映,李穗财在公安局惨遭酷刑,随身携带包里的钱款也被抢走,之后她才被送进了看守所。

    公诉机关以李穗财在屏南县公安局门口辱骂副局长林松涛,以及在今日头条、抖音、西瓜视频等网络平台发布车祸事故相关内容并拉海报等行为为由,指控她构成寻衅滋事罪。

    本案在宁德市中级法院已经过三次开庭。第一次在2024年11月14日、15日开庭,第二次在2025年1月20日、21日、22日开庭,第三次在2月7日开庭审理,仍然没有作出判决。法庭将择日宣判本案。

    2月7日第三次开庭时,屏南县和福州市多位公民前往宁德中院围观。大家都在质疑:如果交通事故陈朝治是全责,为什么屏南县要赔偿120万元封口费给死者家属李穗财?而另一位受难者女青年家属却分文不赔?大家深知屏南县司法黑暗腐败,根本就是无法无天,没有公平正义可言!如屏南公民陆祚钰因土地维权两次被构陷获刑案,陆惠平一家三口被构陷寻衅滋事案等。

  • “草芥”在防疫中颤抖:人权缺失下民生艰困

    新冠疫情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有目共睹,然而,因各种不同的抗疫形式,引发各地不同的疫病次生灾难,显示着不同制度的国家中民生的不同境遇。从中可以看到,那些尊重人权、落实法治、实行民主的国家,在疫情中民生往往没有太多的变化,而那些极权专制国家,在抗疫中,通常不顾人权与法治,将人当作服务政治需要的工具,进而祭出种种匪夷所思的违法侵权抗疫手段,给民生带来不堪承受的艰困。

    3月16日,微信网络披露,因为抗疫之事,家住燕郊的几个女孩,从北京返回燕郊后,回不了燕郊的家,又返回不了北京,硬生生地在燕郊与北京之间的大桥上被冻了一夜。这些女孩向政府有关部门求助,有关部门相互推诿,竟无部门对此负责,使这些人在痛苦煎熬中求告无门。直到中午,几个女孩还被困在大桥上。从她们发出的微信及后面的跟帖留言,可以看到中国民生在这种缺失人权保障与法治护卫下的艰难状况。

    被困在桥上女孩的微信如下:

    3月16日凌晨02:23: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相信这种事真的存在。因为燕郊的【防疫政策】,禁进禁出,不给我们进燕郊。想返回北京,因为有弹窗+从燕郊进京,不给进京。所以只能被困在北京——燕郊这座桥上,上不去下不来。桥上还有已经被困了6个多小时的几个女孩。打110,他们说没办法,不归他们管,给了我市政的电话;打给市政,说不归他们管,给了我防疫办的电话。防疫办的电话,和居委会的电话一样无人接听……等了40分钟的12345,终于从25排到了1,却在一阵音乐后,从10开始重新计数。我离家只有2公里,却像隔了一条银河。

    凌晨3:53:终于打通了一个百度到的街道办的电话。对方:领导们这会儿都休息了,他们在一线奋斗了很久。我:我理解。但……我们只能在桥上等一夜?对方:没办法。

    我理解并服从所有防疫规定,但是制定规定和实行规定的人并没有作为一个【人】去思考问题。他们只知道——“你不可以进燕郊”“你不可以进北京”,那我该去哪里?我能去哪里?哪怕,他们在路边支个能遮风的棚子。哪怕,看到小姑娘冻的趴在路边时,招呼人家上车坐会儿。我都不会在今夜,如此失望透顶。没有人喜欢双城生活,没有人夜里十一二点才能回家是故意找麻烦,没有人冒着严峻疫情形势去工作是有的选。但在他们的心里,你似乎只是——添麻烦。过去,当他们杀掉宠物时,我沉默了。他们不放行身体不舒服的病人致人死亡时,我也没有发声。他们无视个体的痛苦,却举着【一切为了人民】的大旗时,我默默转过了头。如今,终于轮到了我。

    早上7:27:打了一夜刚刚终于打通了电话,居委会说,不管。我说,那我就在桥上过吗?“那您自己想办法。”

    7:36:打通了街道办的电话。质问我为什么要出燕郊工作。我问不工作我怎么活?

    对方质问为什么其他人都可以不工作,可以居家,只有你不可以?我无语,我也想知道我,为什么,需要工作。讲着讲着他生气道“去了北京你又为什么要回来?”我说,我健康宝弹窗了。他嗤笑:现在不怕耽误工作了?

    7:59:再次拨通了110。询问如果没有人管,我是不是要冻死在桥上?今天晚上零下3度。110又报给其他电话,说他们管不了。我质疑现在不是防疫问题,是民生问题,我现在要活不下去了。110机械却夹杂着愤怒回答他们解决不了。我要求出警,对方表示出不了。我气上心头,吼道“是不是我杀人了你们就出警????”对方挂断电话。

    6个小时前,一位被冻在大桥的女孩,微博名叫能量少女YMC发微博无奈地表示,“领导当然永远心系人民。而,我≠人民。我只是草芥。”

    看到这些在夜晚零下3度的寒风中,被隔绝在燕郊与北京之间的桥上的女孩的留言,不禁让人心生出比寒夜更寒的寒意。而令人心悲的是,这种情况并非是特例,只要看看网友们的留言,会发现这是抗疫中的常见情况。

    如一些网友留言:“同样的事情在大厂友谊桥头发生[大哭][大哭][大哭]”“一模一样的口吻,一模一样的遭遇,除了绝望还是绝望。”“心系百姓怎么理解,硬生生让几个女孩在桥头冻一夜,不知道有关部门怎么想的”“我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一样一样的,所有电话都打遍了,从中午12点左右到晚上七点,终于让我回家了”“相信这些留言才是那99.99%的老百姓真实的世界!”“固安和燕郊一样,甚至比燕郊还惨???”“未出京,未接触涉疫人员,未去过疫情防控区,行程码也显示未出京,只因去了趟北京通州永乐店,健康宝就弹窗3,回市里核酸也做了,反复求助12345也解决不了,三天了健康码至今不给解码!这可怎么活呀!”这些留言显示着抗疫中各地发生的种种不堪承受的民生之艰。

    对于中国抗疫中出现如此让人痛心情况,网友其实看得很是明白。从如下一些网友留言:“需要你的时候你是伟大人民,不需要你的时候你就是麻烦”“唉,千年一叹,我们只是百姓,用到的时候有用,用不到的时候随便扔。”“在灾难面前,人民至上只是一句口号!!不会有人去关心你!如果发生战争会是什么样呢?好好想想吧!”“没有选票,不是草芥还能是什么”“看出来了吧,他们没有在乎你,人民算个屁”“但凡制定政策的时候能从人的角度考虑一点,也不会出现这些奇葩……人民至上,可惜草民不是人民”等等,等等。

    从寒夜中几个女孩被隔离于燕郊与北京之间的大桥上遭受冻馁之苦,以及网友留言显示这种情况的普遍,可见中国抗疫中次生灾难的严重情况。而导致如此情况的根源,也正如网友所言,因为人民被视同草芥。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可见,一个社会人民被权力视同草芥的根本原因是人的权利没有得到落实与保障。而一个没有人权保障的社会,普通民众当然就是权力肆虐摆布蹂躏的对象,而不会得到尊重、保护,因此出现什么样的民生灾难,都不足为怪。而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必须落实公民权利。只有公民切实拥有权利,才能使权力真正服务民众,而不是肆意侵害民众。

    民生观察 2022年3月16日

  • 恶俗维基案揭示公民权利缺失与中共黑帮化

    近来,日益披露出的广东一批网友泄露中共党首习近平女儿与姐夫身份信息而遭重判的“恶俗维基事件”引发网络震惊,多方材料指证该案是广东警方为了向上邀功而通过酷刑让没有泄露信息的人认罪来制造出的冤案。然而,该案最大的冤枉其实不在于这些遭重判者是否真正泄露过那些信息,而在于公民的基本言论自由权、知情权、监督权等等基本人权完全被剥夺,并且成为公然入罪的理由,而公职人员的信息披露义务又完全缺失,使整个统治集团黑帮化成为正当。

    “恶俗维基事件”,是指恶俗维基网站被警方指控泄露习近平女儿与姐夫信息而将24名有关网络参与人判刑且其中主要人员牛腾宇被重判14年的事件。

    据媒体披露,2019年5月,“红岸基金会”、“支那维基”等网站曝光习近平女儿习明泽及姐夫邓家贵的身份信息及照片。而支那维基同样由恶俗维基的创办人肖彦锐开办。2019年8月牛腾宇失踪,后恶俗维基网站有管理权限人员纷纷被拘。2020年12月30日,广东茂名市茂南法院审判习明泽与邓家贵身份信息外泄事件,并将与恶俗维基网站有关的24人判罪,其中牛腾宇被判14年徒刑。牛腾宇母亲指控广东茂名公安为立功,使得恶俗维基成为实际泄露习明泽等人信息的支那维基的替罪羊。

    牛腾宇:1999年3月12日出生,山西省晋城市高平市人,有“计算机天才”之称,恶俗维基服务器运维技术人员,“恶俗维基”站长,“恶俗维基网站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主要受害人。

    自2014年起,中国大陆及海外有网友开始频繁尝试搭建和运作被称为“恶俗圈”的网络平台,其中“恶俗维基”、“支那维基”和“红岸基金会”三大网站最为知名;此期间,牛腾宇因对计算机技术的痴迷与天赋,以及网站宗旨是“揭露并记录事实”,而加入“恶俗维基”网站,并成为该网站技术维护员及站长;

    2019年,曾因多家“恶俗圈”网站频发习近平及家人、和中共高官及家属的户籍和照片等信息,其所在“恶俗维基”网站亦将此类信息挂于网上,遂引发中共当局的极端不满与监控;

    2019年6月22日,又因其在香港爆发“反送中”大游行之后,与“恶俗维基”创办人肖彦锐相约前去香港,对香港大游行进行围观了解,返回后又于同年8月初至8月16日到日本一游。回国一周后;8月22日,其网站全部会员尽被各地警方突然抓捕,其亦被广东省茂名市警方抓捕,并遭毒打;同年8月24日,被以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拘,关押于茂名市第一看守所;

    同年9月30日,被茂名市检察院批捕,指控其曾在恶俗维基网上“共发表评论8条,上传图片20张,共有748条的用户贡献,其本人有285条贡献值”等讯息,散布虚假信息,恶毒攻击、诋毁政府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形象等,是“恶俗维基网站恶势力犯罪集团案”主犯,故而应予逮捕和判刑;

    同年11月21日,经茂名市检察院批准延长侦查羁押期限1个月;12月10日,又被广东省佛山市警方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指定监视居住,并转关至佛山市南海区看守所。

    2020年1月22日,其被解除被指定监视居住,同日又被茂名市警方再次逮捕;同年11月2日,其一行24人“涉恶势力犯罪集团案”在广东省茂名市法院开庭受审,至2021年2月6日,其案24人均被宣判,其中,牛腾宇被以“寻衅滋事罪”(判8年)、“侵犯个人信息罪”(判5年)、“非法经营罪”(判2年),最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万,其余多人被判处几年徒刑;众被判人员均表不服,提起上诉。

    从目前牛腾宇等恶俗维基事件被判刑人员披露的情况,他们被拘押审讯期间遭致酷刑,被屈打成招。而从网络记忆信息,也可以明确显示恶俗维基只是转载了有关习近平女儿与姐夫信息,并非恶俗维基泄露个人信息。由此可以实证恶俗维基被判刑的众人,是广东茂名警方邀功制造的冤案假案。

    从牛腾宇经历与所从事的工作可见,牛腾宇只是利用自己电脑技术专长而践行一个公民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知情权利、监督权利等等基本人权,关注社会问题,居然就招致众多罪名扣戴,并被判处14年重刑。

    其实,莫说恶俗维基有关工作人员没有首发披露习近平女儿及姐夫信息,只是转载,就算真正是首发披露了有关信息,那应该也属于公民知情权与监督权的范围,因为中共党首习近平作为公职人员,原本有义务公示这些信息。依照现代民主法治的文明国家常识,国家领导人就应将自身相关信息公示,公民对公职人员有关信息有知情与监督权。恶俗维基转载有关习近平女儿与姐夫信息,完全符合文明国家公职人员信息公开常识与宪法赋予公民知情权、监督权,因此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中共广东警方肆意制造冤案,显示着中共当局完全剥夺公民基本人权,而将试图践行人权者绳之以法的实质。同时暴露出中共极权集团恐惧自身信息外露而完全隐秘地下运作公权力,拒不接受公民监督的黑帮化本质。因此,恶俗维基事件进一步揭露出中国人权缺失与中共政权黑恶化的现实。

    民生观察 2021年2月22日

  • 从涉土地拆迁上访看信访制度的缺失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并无上访制度,只有信访制度。信访是“人民来信来访”的简称。维基百科这样解释,信访按照官方定义,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向各级政府,或者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反映冤情民意,或者官方(警方)的不足之处,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等。以上这个说法,在历次颁布和修改后的信访条例中都有相同和类似的表达。不过我们可以从官方将其称作信访民间称作上访察觉其细微而重大的差别。官方指出信访的主要方式是书信(电子邮件,传真,电话等不过是书信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衍生),在一系列方式最后才用了一个走访这个词。这个走访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上访。排序在最后体现了制度设计者们的无奈与机心,他们既不希望被指摘为剥夺人民的权利,因为中国宣称人民当家做主,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检举的权利”,但是他们也知道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下,民众捍卫权利的行为很可能是无法完全满足,甚至对政治制度带来无法接受的后果。

    许多研究者对信访制度和上访现象做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并得出了迥异的结论。据我看来,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信访制度本身就具有它诡异的出身,它就像生物进化论上处于断层和突变的一个物种,你要用常规的分类方法去了解分析判断它,肯定是不行的。不过这里我们不再纠缠于制度的缺陷以及存废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更大和争议更多的问题。我认为,理论和制度层面的东西在纠缠不休时,社会学的研究,具体案例的分析也许可以加深我们对该现象的了解,从而为明智的选择提供有益的帮助。

    笔者从《访民数据》这个资料出发,选择涉土地和拆迁上访作为研究对象,原因是,一,上访的原因和理由很多,包罗万象的分析势必耗时耗力巨大,笔者力有所不逮。二,改革开放以来,涉及土地和拆迁引发社会矛盾较多,上访围绕土地拆迁方面的数量也较其它方面多,适合于作为一个研究对象。三,虽不能以涉土地拆迁上访来完全评价信访制度,但是上访者的遭遇无疑会很大程度上折射信访制度以及在现实中的操作和实效。

    《访民数据》中涉及土地和拆迁案例,在访民数据现有的132名访民中,有59人是涉土地拆迁的访民,占总数的44.7%。在由于有些案例中,有些访民由于利益相关,亲属一起上访,所以实际案例只有88个。涉土地拆迁案例36个,占总数的40.9%。由此可见,涉土地拆迁上访不管是案例数还是参与上访的人数都占了总数的四成,成为上访中最大的一块。

    我们同时还得解释一下我们如何选定涉土地拆迁上访案例的标准。一般说来,就是只要一个访民因为土地被占,房屋被拆迁,不管是农村的耕地林地,还是城乡的宅基地,不管是旧房改造,征地拆迁,移民安置涉及土地房屋而上访的,我们都列为这里所说的涉土地拆迁上访案例。另外,有三个案例,虽然看似跟土地和拆迁有区别,一个是河北滦平县李淑贤案,她上访的理由是2013年村土地配套工程未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将她自留地里的四,五百棵杨树砍掉,并且未给与适当的赔偿。虽然,她并无土地被占,但是她却是土地拆迁的受害者。这个案例符合由于土地的开发征收给他人带来侵害而未做合理赔偿由此产生上访这个基本特征。另一个就是河南内黄县冯改娣案,从表面看,这个案子似乎跟土地拆迁没有直接关系,而她的诉求也不是针对土地和房屋,而是她的女儿两次被闯进家里的工作人员吓得癫痫病复发加重,索要治疗费用。但是考虑到两次事件都发生在盖房子和扩建的时候,政府工作人员闯进家里的目的也是跟房屋有关,所以我们也将这个案子收录为涉土地拆迁的上访案子。四川凉山州徐开芳虽自己没有涉土地拆迁方面的利益受到侵犯,但是他作为基层教师和政协委员写了关于经济适用房的提案,由此受到打击报复,福利房被扣且被教育局领导殴打,甚至被教育局长以再告就是死相威胁。这个上访案例通过涉及经济适用房提案的遭遇,说明房屋土地拆迁政策的敏感,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弹,民众哪怕是政协委员都不能触碰甚至合法提出意见,更不用说保障权利了。因此我们也将这个案子列为涉土地拆迁案子。至于河北阜城县刘瑞生与邻居因宅基地纠纷认为法院判决不公而上访,笔者认为虽涉及土地房屋,但跟一般财物纠纷没有区别,所以不将其列入其中。

    我们从《访民数据》可以看出,涉土地拆迁上访的时间跨度很大,最早的是湖北赤壁市的洪运周,他因为库区移民山林被占在1981年前就开始上访,至今已39年,而他的诉求至今尚未彻底解决。上访超过三十年的访民有三人,除洪运周39年外,四川成都新都区的韩永会和山东禹城市的李玉明上访的时间都有31年。上访时间二十年以上的访民有四人,分别是四川乐至县的龙和生23年,四川自贡的刘正有25年,他今年2月已经去世,广东珠海市陈风强、陈风明兄弟20年,上访时间在十年至十九年的人数最多,达34人。上访时间五年至九年的访民有16人。一些访民具体开始上访的时间我们难于从资料中得出,我们会根据他最早受到的处罚和处理来推出,但即使这样我们也难以得出大概的数字。比如云南昆明市的访民王远英,我们只看到公安机关在2018年对她得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描述她当时已经20多次到北京天安门、中南海等地上访,26次被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地区分局治安大队、府右街派出所对其进行训诫。考虑到云南跟北京的距离长达2500多公里,而且可能还有一些上访并未被抓获训诫的时候,因此我们认为她上访的时间应该在十年以上。

    可以想象,这些访民为上访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因为你不但要有专门的时间,这些时间你不得挣钱养家,你还得买车票,吃住都得有开销。现在的信访条例将到北京上访视作违法行为,等待他们的不会是青天大老爷,除生活的不便艰辛,警察、黑监狱也在等待他们。回到家中当地政府也会将其视为抹黑捣乱分子,甚至会采取敏感时期限制自由不准外出的做法。长时间的上访对访民这样底层民众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负担。这个几乎不用列举,点开表内的连接,几乎每个访民特别是那些时间长点的访民,他们的时间精力基本都在上访或无休止的各种拘留、黑监狱、劳教、监视居住或者服刑上。

    《访民数据》里的访民是一个明确界定的访民,不是指采用书信或类似方式,比如电报,传真,电子邮件进行信访的访民,甚至也不是到所在的县市或省会城市走访,而特指到北京上访这样一个形式。当然,他们在到北京上访前基本都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有些还提出了诉讼,但他们觉得结果不让他们满意,有些特别是土地拆迁很多都是政府主导的行为,涉及此类维权进行起诉很多时候法院会明确告诉不予受理。比如上海陆立眀,2003年6月11日相关部门批准陆立明所在的民星东南小区拆迁。陆立明家祖传私房也被列入拆迁范围。但拆迁房只答应安置陆立明一户,对其他陆氏兄妹继承份额不予安置。对此陆立明拒绝签署拆迁协议,并起诉至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法院不予受理。2006年1月13日,区政府为了配合上海星云房地产开发商完成拆迁,建设商品房,出面强行拆除了陆立明弟兄6人和母亲共同继承的房产,导致陆立明上访。这个情况跟诸如下岗职工等一样,涉及政府行为以及群体事件或者被认为有害稳定,法院明确表示不会立案。认为权利受到侵害的人们别无他法,就采取到北京上访这条途径,企图高层的关注会解决他们的问题。

    上访是一件艰难的事情,特别是到北京上访被认为是危及稳定和谐,越级上访更是违背法律的。许多人上访的地点除了国家信访局,还会选择在天安门、中南海、中央部委等地方上访,甚至会采取拦截车辆、堵塞交通、示威游行、散发资料等方式,特别在有重大活动或者接待重要外宾时更是访民上访的高峰期,由此,虽给政府方面带来压力,但同时也被视为高危人群。中央自下一直将是否有来京上访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个指标,甚至是一票否决。因此,地方官为了政绩与驻京截访人员勾结,截访也成为一个产业。地方政府付给北京截访者一笔不菲的费用,北京的截访方将截下的访民交给地方政府,不将上访数据上报,不会影响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过访民落在截访者手中,遭遇却是很惨,饿饭,打骂是经常的事情。

    《访民数据》里有一栏是是否有被酷刑,这个酷刑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打骂,我们也按照程度将由上访导致的对一般的对自由的剥夺以及严重的处罚两类列在里面,因为上访既然是人民天然的权利,也是法律允许的救济措施,由于行使权利而受到惩罚,哪怕是行政或司法机关作出的,也是一种邪恶。一般的对自由的剥夺主要有行政拘留,刑事拘留,非法拘禁三种。许多参与了群体性的上访,被截访后都会受到行政拘留,行政拘留时间在15天以下。刑事拘留本身是刑事强制措施,并不是一种处罚,一些访民由于被认为有过激行为,为了解决麻烦,就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不过许多时候由于证据不足或者其它原因会在刑事拘留期满释放或者改为监视居住,这个也可以视为对不听话访民的一种警告。非法拘禁指的是在截访后关在黑监狱等待接访以及接访后在当地扣留,办学习班,和当地政府在敏感时期,为了避免上访,将访民强制限制在一个地方不准外出,有时这种非法拘禁时间长达几个月或一年多。这种方式访民称作非法拘禁和绑架,因为这期间不会给你任何的法律文件就限制了你的自由。严重的处罚指的是对访民处以劳教和劳改。劳教虽名为行政处罚,但由于其可以处以三年以内的处罚,劳教决定不需要法院判决,只需要公安局自己就可以做出,而且劳教场所的环境更差,访民往往在里面受到更为苛严的对待,所以劳教制度在被取消前一直担当对付难缠访民的急先锋。劳改也就是刑事判刑,对访民主要采用寻衅滋事罪,妨碍公务罪,敲诈勒索罪等等。

    在《访民数据》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59个涉土地拆迁访民中,有28个访民明确表示自己受到肉体酷刑摧残,有一些造成终身残疾,四川韩永会被打终身残疾,湖北武汉孙春秀被打断五根肋骨。二人(河南南召县贺立顺,辽宁沈阳刘振)在看守所死亡,贺的三名家人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看守所宣布刘自然死亡,但儿子发现尸体胸口淤青内陷,提出尸检被失踪。一人(黑龙江贾瑞峰)在服刑期间死亡。一人(陆立眀)在上访中多次被精神病。25人被行政拘留。20人表示自己受到黑监狱,学习班,绑架等各种非法拘禁。6人被劳教。有34人被判刑,其中16人以寻衅滋事罪判刑,14人以其它罪名判刑,4人的罪名既有寻衅滋事罪,也有其它罪名(不是一次判处的)。需要提醒的是许多访民经历了这数种酷刑。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普遍表示看守所,拘留所,黑监狱和劳教场所是打人和折磨人最厉害的地方。工作人员包括警察经常自己或唆使牢头狱霸打骂访民。经常以罚站罚跪教训人,以及吃不饱不给水喝,冬天不穿冬衣在户外罚站,夏天任由蚊虫叮咬等折磨人。广西天峨县韦亚妮表示,她“在劳教所被用手铐铐起来,然后脚尖着地吊着。被绑在床上,例假期间被扒光衣服,被殴打,给穿束身衣手脚捆绑得紧紧的,坐也坐不了只能站着。广西几乎一年四季都有蚊子,不给蚊帐,也没有其他祛蚊虫的措施,被叮的全身是包,奇痒无比。因为毒性存留体内,出来一年多后才慢慢不痒了。在里边有多种多样的体罚,面壁思过是其中一种。整天整天让站在离墙壁一米远的地方面对墙壁。”劳教所规定了超长劳动时间和超强的劳动强度,完不成任务就将受到惩罚。韦亚妮表示,她们“全体加班劳动,从早上5点半到晚上10点,有时到晚上12点甚至天亮。伙食很差,有时1年多不让购物,营养严重缺乏导致浑身水肿。总之忍受的是生不如死的折磨。”四川西昌曾广秀表示自己在拘留所多次遭到殴打,在劳教感化期间胸腔颈椎变形,因完不成规定任务被加教8天。这些酷刑很多种,许多都是超出法律之外的,其目的就是胁迫这些访民放弃权利停止上访,比如新疆张建华:“种植的两千亩地因使用伊犁州农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的除不合格除草剂导致药害全部绝收,为此起诉到昭苏垦区法院,可法院在被告没有任何反驳理由和证据的情况下作出了违法,违纪一边倒的民事判决,举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直申诉都没能得到合法的解决,举报人有寃无处申只好到北京申诉”,为了将其家人逼出办学习班,“昭款垦区公安局的民警穿着便衣估计20人左右把我家团团围住,楼上楼下,楼道里全部都是便衣,进出的人全部都要盘问,24小时守候,把举报人张建华家的水,电,暖全部停了困其三天三夜逼其出来到学习班,被困人员还有举报人的前夫和70多岁的老母”。

    一些访民对拆迁手续表示质疑,对补偿额太低不满进而上访,会被认为是恶意的犯罪。比如江苏常州市姚宝华,2002年开始,常州市政府以建设开发区为由征用村民土地兴建大批商品房。因征地部门缺乏相关征用手续和补偿额度偏低,姚宝华开始带领村民维权。钟楼区人民法院2014年3月14日开庭作出一审判决。判决书中称:被告人姚宝华、刘勤凤、姚纳新以获得非法收入为目的,煽动不明真相的村民,以征地不合法、补偿不到位、安置不合理为借口,采用阻碍施工的方法,使开发商蒙受停工损失,迫使与其无利益关联的开发商与其进行交涉,强行索取开发商的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最后判处他有期徒刑五年,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上访本是民众用于维护自己权益的一种方式,属于一种行政救济措施。一般说来,上访是民众觉得权利受到侵害,当地政府无法解决,而且这种侵害很可能就是当地政府或者在当地政府官员支持纵容下造成的,民众既不可能从当地政府那里,也不可能从当地法院那里得到他们认为公正的结果,于是才采取上访这个途径。那么上访到底有用吗?我们上面从数据中看出上访对当事人是一个多么艰难和代价巨大的旅程,那么总得有相应的收获吧,不过我们从访民数据中得到的结果却让我们失望,36个涉土地拆迁案例中只有两个案例的访民表示他们的诉求得到部分解决,一个是湖北洪运周表示他们反映得事情得到部分解决,但是他又说:“现政府拿出不管前任的霸道作风,再一次对洪运周的个人权益做出新的侵害行为。”一个是四川乐至的龙生和。所以从严格意义来说,这些上访的成功率为零。即使将两个部分解决案例算作上访的作用,这个成功率按照案件数也只有5%,按照访民人数则只有3.4%。这个数字让人觉得上访真是一件费力巨大成效低微的方式。

    当然,从《访民数据》来研究上访制度难免有自身不足之处,这些我们也需考虑。首先,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特别是当前将越级上访赴京上访视为违法将这些访民视为高危人群,有关访民资料的收集相当困难,案例数量相对较少,由此必将给研究结果带来影响。因此加大收集资料的力度扩大收集渠道,是进一步研究的前提。第二,这个研究不是对上访制度全面的研究和评判,也不是企图改革上访制度。要注意到我们收集的资料带有它自身的特点。一些简单的短期的信访诉求可能由于在早期通过一些方式得到解决,而没有进入公众视线,由此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警惕,防止以偏概全。当然这些都需要相应的资料和研究来支撑。

    上访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和制度,公正的寻求和对民众疾苦的关心绝不只是法律的规定和宣传口号。上访和访民现象得出现不是偶然,绝不仅仅是刁民无理取闹,也不是天恩浩荡的展示。这个研究只想将上访的某个侧面展示出来,随着资料的收集完善研究的深入,相信我们才可以更为准确的描述以及正确对待上访。

  • 缺失尊重生命意识下的社会乱象

    据中国大陆官媒报道,2020年4月18日,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盛和府建筑工地自卸车倾倒土方时,将在工地玩耍的4名儿童压埋,致其不幸死亡。该恶性事件报道后引起各方高度关注。

    4月21日中国大陆官办的红星新闻、上游新闻、新京报等三家媒体记者在征得受害人家属同意后前往采访,结果遭到口罩蒙面的“不明”身份人员阻挠、围殴甚至被抢走手机,撕破衣服,弄坏眼镜,抓伤身体,卡勒脖颈……

    事发后,红星新闻、上游新闻等媒体纷纷曝光,面对汹涌的舆情,原阳县一位姓卞的副部长居然栽赃家属,对媒体说打人者都是受害人的家属。这个说法,显然与此前村民为保护记者与警方发生冲突自相矛盾,也与现场口罩女子说“没得到政府正规通知不能进”相矛盾。

    4月22日有媒体报道,上述记者被抢的手机已经送回来了,不过手机已被刷机了,信息全部被删除了。

    该施工致儿童死亡事件及其媒体前往采访被暴力阻扰事件,看似没有直接联系,其实本质上都是漠视生命。因漠视生命而轻施工安全意识与保障,致使儿童遇难,因漠视生命而觉得企业名誉与经济效益比生命重要,进而意欲掩盖致人死亡的罪错。所以施工单位及其施工人员,和暴力阻止记者采访的人员,都没有对生命的敬畏意识,而是将别的利益置于生命之上。

    至今虽然没有披露出暴力阻止记者采访势力究竟是些什么人,但是无须怀疑的是,这些人肯定是当地权贵,是与企业施工利益相关,且得到利益相关权力部门支持甚至指使,或者不排除就是当地权力部门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是中国大陆近几十年来的正常现象,而如果离开了权力的背景,恰恰是不能理解而不符事实的。

    在此本文不想探讨暴力阻止记者采访的违法侵权,而是想说说在中国大陆为什么屡屡发生种种离奇的人命事件,小的不说那些强制拆迁致人死亡,各种层出不穷的事故,每年致人死亡数达十万百万计。其中很多事故是可以避免,但却反复发生。其中原因固然很多,但对生命缺乏应有的重视,显然是最根本性的。

    今天中国大陆普遍缺乏生命安全意识,没有培养起敬畏生命,生命至上的信念准则,这是不容置疑的现实。那么中华民族是否有史以来就缺乏生命敬畏意识呢?从几千年中国历史来看,的确有各种史料证明,如长平之战一次坑杀赵军40万,历朝皇权更替,多是血流成河,生灵涂炭,可以说中国历史就是充满血腥屠杀的历史,其中对生命的轻贱,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这样的民族的确是严重缺乏对生命敬畏的意识。然而,历史上的帝王却又不断上演出种种珍惜生命的故事,如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丹,刑不上大夫。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事实存在权贵惜命如金,而民众命如草芥的截然不同情况。这就是说在中国历史上生命的轻重与地位相应,是权与利决定着生命的轻与重。而这种生命的轻重观本质上不是对生命的尊重,而是将生命世俗利益化。而真正尊重生命,就应该是不分身份地位,只要是人,命皆宝贵,王侯将相与平民百姓在生命价值上一样。

    中国历史上缺乏对生命尊重意识,故而出现种种生命悲剧。然而,到了现代,中共夺取大陆政权后,不仅没有尊重生命及生命平等的意识,而且将个体生命完全工具化,将民众生命当作实现极权理想的工具,由此提倡所谓为共产主义理想牺牲,将个体献出生命作为政治崇高来教化,以致从小孩上学的少先队,到中学的团员,到所谓的党员,宣教的宗旨都是要献身,都是时刻为了党的需要牺牲生命。这种将个体生命时时置于随时失去地位的意识是共产极权意识形态的原形,即根本不管个体生命的意义,更没有个体生命的价值,因此不存在任何尊重生命的意识。

    共产极权在中国大陆统治以来,正是因为这种完全无视个体生命,不尊重个体生命的意识,致使一次次政治风暴肆虐,在70年统治中制造了8000余万无辜生命的罹难。正是这种漠视生命,才会祭出“稳定压倒一切”。为了所谓的权力稳定,可以肆意屠杀;为了所谓的权力稳定可以让民众饿死。直到今天中国武汉病毒泛滥,世界有各种不同解说,但无论千万说词,最终都离不开对生命的漠视。因为对生命漠视,缺乏起码尊重生命的意识,故而才会为了政治面子或稳定而掩盖疫情,这对于世界那些将生命尊为至高价值的文明民族,是根本无法理解,更无法容忍的,然而,在中国当下,这却是必然选项与政治正确。所以,在中国发生武汉瘟疫,从无视生命价值的角度,完全是一种必然。

    今天河南发生施工致儿童死亡事件及为掩盖事件暴力阻止记者事件,无非是中共极权漠视生命意识的社会侧影,是一种毫无悬念的事件,而如果不发生这种事件,那才是一种意外。

    中国大陆今天不断上演的各种生命死亡事故,本质上都可追溯到对生命缺乏应有尊重。而导致今天中国社会如此漠视生命,共产极权消灭个体生命的意识又是毒化之根。所以,中国要想真正扭转这种生命事故频发与漠视生命的掩盖现象,就必须结束极权将个体生命作为政治理想的工具化,树立现代文明的生命平等与尊严意识,将生命至上当作社会基本价值。

    民生观察 2020年4月22日

  • 缺失法治的罪恶累进制

    据民生观察报道,重庆维权人士陈明玉日前买票欲上京到法院登记立案手续,结果在重庆北站广场候车厅遭到六七名维稳人员绑架带走。陈明玉的哥哥24年前遭到重庆警方枪杀,至今没有下葬,而期间案发现场房屋遭到政府强拆。陈明玉为了伸冤与捍卫权利,被迫踏上上访之路,结果屡屡招致维稳系统的拘押、绑架、殴打、囚禁,人身自由遭到剥夺,生命安全面临威胁。由陈明玉亲历可见,在没有法治的中国,公权力可以肆意剥夺公民生命权,而为了掩盖罪恶,又可以强拆住房,剥夺公民居住权,为了进一步掩盖罪恶,可以剥夺人身自由,阻止人上访陈情。这种由犯罪到掩盖罪而更进一步犯罪的罪恶累进,形象地注释着中国法治缺失,罪恶深化与累加的残酷现实。民生观察对中共当局为了维护极权专制而顽固拒斥法治,使罪恶层层累进,置国民生死于不顾的行径,表示强烈抗议与严正谴责!

    据陈明玉跟本网反映:2019年9月5日,她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邮寄了立案材料,诉自然资源部709号信息公开一案。9月27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书面给予了答复,称该院已收悉,但立案材料有欠缺,需要补正,要求她在收到书面告知书后,于30日内前往该院办理相关手续,逾期法院则视为撤回起诉。

    眼看立案日期临近,陈明玉心急如焚。陈明玉表示,之前她在微信上多次与双龙湖街道办书记沟通,要求前往北京补交立案材料,但该书记的答复模棱两可,既没同意也没不同意。于是,她购买了10月20日3点28分的火车票,欲前往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补交材料办理立案登记。但是,她在重庆北站候车厅等待上车期间,突然被双龙湖街道办6、7个人团团围住并控制人身自由,这些人说领导不让她去北京,无论她怎么解释,都无济于事,最后被这些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连拖带拽的强行带走。

    之后陈明玉被带到双龙湖街道办公室,身份证被没收,并由三个派出所协警轮流看守。在关押期间,经多次谈判抗争,陈明玉才于当天深夜被释放回到家中,但家门外始终有协警看守,限制其人身自由。21日下午,陈明玉再次前往双龙湖街道办与书记交涉,要求归还自己的身份证,以及可以派人全程陪同她去北京中院立案等事宜,在此期间,亦都有派出所协警人员全程陪同跟踪。

    据了解,陈明玉是重庆市渝北区两路镇花石村村民,其哥哥陈明华29岁的时候被重庆市渝北区公安分局两路镇派出所民警吴秀峰、苏德怀等人闯入家中乱枪击毙。事情经过:1995年5月18日,陈明华因耕地用牛问题和另一名农民(代祥云)发生冲突,该名农民受了轻伤,因此要求陈明华赔偿,但陈明华拒绝。随后该农民就在夜晚找了两名民警威胁他赔偿,并向陈明华开了十几枪,致使他身中7枪惨死家中。

    陈明华死后,渝北区公安分局迅速将其尸体强行火化,且以家属照了尸体照片为由扣留陈明华骨灰至今。陈明华家人向各级公安、检察院、政法委、人大等部门投诉控告直至进京上访,要求依法立案查办代祥云、吴秀峰等凶手,并公开击毙陈明华事件真相。渝北警方称,陈明华因抗拒传唤在抓捕过程中被击毙,而家属要求公开尸检报告、枪支检验报告、现场照片、归还陈明华骨灰,但至今无果,且各部门均不予立案受理。如今陈明华已含冤屈死24年,尸骨一直无法入土为安!

    让人痛心的是,一冤未了,一冤又起。2014年8月5日,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原渝北区两路镇花石村)主任陈邦友带领政府官员、警察、城管、协勤及社会黑恶势力数十人,在没有出具任何法律文书的情况下,非法强拆了陈明华遗孀张问均和陈明玉的房屋(原陈明华被害现场)。为此,陈明玉又多次逐级上访反映诉求。

    为了替亲人伸冤及捍卫自己居住权,陈明玉依法走上上访维权之路,结果却遭到中共维稳系统的强力打压,不仅在所谓国家庆典、两会、敏感时期、重大外事活动等等被严格监控软禁,而且多次被拦截、绑架、关押,多次遭到维稳成员的威胁、殴打。陈明玉为了追讨正义,昭雪冤情,惩治凶徒,居然被逼得居无定所,身无自由,法律赋予的上访权也被剥夺殆尽的地步。

    中共当局滥用警力暴力执法,草菅人命,而为了掩盖罪恶,进一步拆毁案发房屋现场,剥夺公民的居住权,更进一步为了掩盖罪恶,穷尽办法打压剥夺公民上访权,将公民死死控制在地方维稳黑恶势力手上。这种一步步从剥夺公民生命权,到剥夺公民房屋居住权,到剥夺公民上访权的行径,正是中共极权统治当局枉顾法制,践踏人权,挑衅文明的罪恶写真。

    纵观中共邪恶的犯罪集团的历史,便会发现其从来到人间,所实施的一切暴政,就是不断制造罪恶与不断掩盖罪恶的历史。远者不说土改、反右、合作化、大跃进、四清、文革,就是所谓改革开放后,从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再到八九屠杀,再到镇压法轮功,再到镇压维权、镇压信教人士等等,一切都是制造罪恶与掩盖罪恶的过程,都是为了维护其奴役、掠夺、屠杀国民的特权而将罪恶一层层叠加,一级级累进。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今天打着维稳的旗号,事实就是千方百计掩盖罪恶,与进一步制造新罪恶的过程。重庆陈明玉亲身经历的种种人权被侵害的苦难,就是中国千百万上访民众的缩影,可以说中国几乎所有上访民众都有着被中共极权侵害而起来维权,进而遭到更进一步侵害,甚至被剥夺生命的悲惨经历。

    中共极权统治当局无视法制,不断制造各种侵权罪恶,又不断进一步剥夺公民权利来掩盖罪恶的历史,是严重违反自己颁布的《宪法》、《刑法》、《民法》及《信访条例》,严重侵害公民的生命权、居住权、财产权、人身自由权、信访权等等基本人权。也违反中共当局业已签署的《世界人权宣言》、《人权捍卫者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同时也背叛中共自身加入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谴责中共极权统治违法侵权,不断制造罪恶,加深国民苦难的邪恶行径。严正要求中共当局立刻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各项权利,立刻开启旨在保障公民权利的政治体制改革,结束自己罪恶累进的历史。

    民生观察 2019年10月22日

  • 人权缺失,灾难不止

    ——民生观察就中国接连发生疫苗事件的声明

    7月23日中国大陆媒体《南方周末》刊发《“百白破”疫苗之危》的报道,直指:武汉生物所40万支不合格“百白破”疫苗销往重庆和河北。而就在前几日,媒体报出长春长生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编造生产记录和产品检验记录,随意变更工艺参数和设备,违法违规生产冻干人用狂犬病疫苗,厂家虽声称该产品尚未投入市场,但事实究竟如何有待查证。而在去年10月,长春长生生产的百白破联合疫苗在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的药品抽样检验中被检出效价指标不符合标准规定,且25万支百白破问题疫苗已全部流入山东,主要注射对象是6岁以下的儿童。如此接连爆出事关人的生命安全与健康的疫苗事件,揭示着中国疫苗生产及其相应监管机制存在的无视生命、丧失职责、腐败滥权、监管缺位、违法侵权等极其严重的导致人权灾难的问题,民生观察对此事态高度关注,对疫苗受害者维权坚决支持,对制造如此严重人权灾难的单位与制度强烈谴责!

    据《南方周末》披露,7月22日,烟台疾控中心在组织孩子补种百白破的公告中称, 目前国内只有武汉生物制品所有限公司(简称武汉生物所)一家生产,供应全国,产量严重不足,国家正在积极调度,“一旦补种百白破疫苗到货,我们立即补种。”但是,记者发现,武汉生物所生产的百白破疫苗也有问题,且不合格的数量更多。根据原国家食药监总局2017年11月的通报,除了长春长生的25万余份疫苗效价指标不合格外,由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40万余支白百破疫苗的效价指标也不合格,“按劣药论处”。

    连日来如此严重的问题疫苗的爆出,使社会陷入高度恐慌之中。然而,只要国民稍有记性,应不会忘记早在2010记者王克勤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调查报道《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陈述了在山西全境那几年里,大量孩子接种疫苗之后会出现一系列异常反应,有的导致残疾,有的致死,用事实客观地揭露了当时疫苗存在的诸多问题,直陈中国疫苗监管及《疫苗条例》存在漏洞,急需加强与修订。然而,如此对疫苗问题的报警,没有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相反调查记者王克勤被迫离开报社,而该报总编包月阳被撤职。面对山西疫苗问题及其中共当局处理方式,王克勤曾不无痛心地预言:“山西疫苗案不了了之,山东及全国必出问题。”

    事实上,对于疫苗问题不仅现实中诸多惨剧多年来已经一再控诉着,良心记者如王克勤也调查揭露了,就是中国有关疫苗的专家与高官也是心知肚明的。如中国疾控中心的主任王宇在2010年3月7日全国“两会”期间有一段讲话,他认为中国的疫苗质量是存在问题的,跟国际疫苗相比差距非常大,疫苗要进行大规模筛查,要确保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这是原话,东方卫视有报道,也就意味着王宇对中国国产疫苗的质量心存疑虑。

    到2013年,《南方都市报》发表了《疫苗之殇》的文章,再次直面疫苗引起的不幸情况,一度引起网络热议,然而,却遭到官方大V和环球时报等媒体的群起攻之,使疫苗问题再次被掩盖过去。直到2016年3月山东警方破获案值5.7亿元非法疫苗案,疫苗未经严格冷链存储运输销往24个省市。疫苗含25种儿童、成人用二类疫苗,即“山东疫苗事件”,再次唤起社会对疫苗问题的关注,但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仍然因为中共当局的言论封锁,而没有使问题深入探讨下去,直到今天疫苗更为严重的造假制劣事件爆发。

    纵观世界疫苗发展历史,可以看到一些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日本等也曾出现过疫苗问题,但是,那些事件都是因工作疏忽或技术所限而导致,而绝没有人为造假,甚至企业有计划性地制劣,且在官方心知肚明情况下进行。如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1955年春天的疫苗事件,是当时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实验室(Cutter Laboratories)制造脊髓灰质炎疫苗的时候,因在用福尔马林灭活相应病毒时不够彻底,导致疫苗中出现活体病毒,而在安全测试中该问题未被发现。最后在接种疫苗的12万名儿童中,4万人染病,113人终生瘫痪,56人患上了麻痹型脊髓灰质炎,5名儿童最终死亡。这次事件不仅直接当事企业被重罚,对受害者给予巨额赔偿,而且导致了美国医疗界的人事地震,时任卡特实验室微生物研究所所长被开除,美国卫生部秘书长Hobby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Sebrell引咎辞职。更为重要的是,从此美国对疫苗实行严苛立法,对疫苗监管达到严密防范,使美国疫苗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事故。

    对照世界文明国家疫苗管治制度,我们会发现中国当局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疫苗重大灾难性事件前,完全无动于衷。远者不说,仅从2010年以来,就接连如此频繁地发生波及面广受害人多的重大疫苗事件,并且在媒体不断揭露,在广大受害者不断控诉与维权,而中国官僚也了解情况且承认存在问题下,假劣疫苗仍如此泛滥,从生产,到销售,到接种,完全没有任何防范、监管、保障与救济措施,使中国公民生命安全与健康屡屡遭受严重侵害,大规模系统性人权灾难持续上演。

    究竟是什么导致中国疫苗灾难肆虐?从那些报道疫苗问题的媒体与记者遭遇严惩,而涉毒奶粉问题官员不仅不被追究相反还被提拔到食药监局领导岗位可以看到,中国对假劣疫苗存在制度性保护,不仅各种监管法规严重缺失,而且有限的监管也完全形同虚设。在权贵畸形经济下,权力成为假劣疫苗横行的保护伞,在疫苗巨大的利润面前,权力与金钱勾结来鲸吞民财与民命就是必然的结局。而要想挣脱中国疫苗灾难频仍的困境,根本问题还是得落实公民的监督权、选举权、言论权、集会游行权、结社权等等基本人权。只有公民这些宪法权利得到落实,公民才有维护自己生命权与健康权的力量与资源,才能打破权贵奴役掠夺的枷锁,才能将权力真正关入笼子,才能制订出真正保护公民生命安全的法律并得到切实有效的落实。

    中共当局在中国土地上仅在疫苗方面就制造如此深重的人权灾难,是严重违反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儿童有权享受特别照料和协助”与《儿童权利国际公约》中“缔约国应确保负责照料或保护儿童的结构、服务部门及设施符合主管当局规定的标准,尤其是安全、卫生、工作人员数目和资格以及有效监督方面的标准”的条款,漠视儿童生命权;违反中国政府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中“制定出台食品安全法,建立健全与食品、药品相关的生产许可、强制检验、市场准入、召回以及进出口检验检疫等制度,并对贯彻实施情况加强检查监督,确保严格执法,保障食品、药品安全”与保护儿童权利的“根据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努力保障儿童的生存、发展和参与的权利”的承诺;中共当局打压揭露疫苗问题的媒体与记者也是严重违反《宪法》第三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第四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同时,与中共新当权者一再宣称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共产党就是追求人民的幸福,人民群众在什么方面感觉到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要在哪些方面下功夫,排忧解难”相背离。
    因此,民生观察强烈要求中共当局:

    一、立刻启动针对疫苗受害者的调查与救治机制,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最大程度地挽救疫苗受害者生命,为广大疫苗受害者恢复健康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二、对相关疫苗制假售劣的企业主及其背后保护伞追究刑事责任,赔偿一切受到疫苗伤害的个人与家庭的经济与精神损失;

    三、开启旨在落实公民人权的政治体制改革,以为公民生命安全与健康提供起坚实保障。

    民生观察 2018年7月23日

  • 缺失良心的发展必给民族带来灾难

    ——民生观察就中国城市普遍洪涝灾害的声明

    随着雨季的来临,中国从南到北各大城市纷纷传出内涝成灾的信息。如7月2日四川成都暴雨,各种车辆被淹,交通瘫痪,“致使周边多条高速关闭,双流机场停运,上万游客滞留机场,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市民出行受到严重阻碍”;再如,连日来山东烟台市“暴雨后高校成海不少学生为了上课需要‘飞檐走壁’”;还有6月8日广州大雨,内涝成灾,致人触电身亡。当然,人们应该不会忘记2012年7月中国首都北京涝灾,致数十人死亡的惨剧。其实,在中国内涝早已成为普遍的生活状况,而因此每年失去的生命也屡见报端,至于财产损失就更不计其数。可以说,最近一二十年来,雨季城市内涝灾害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常态,而不内涝的城市却成为了异类中的异类。

    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所谓经济发展,号称已经崛起,并炫耀要为世界提供“中国模式”,竟然却如此不堪于一场雨水的打击,竟致每年城市防洪成为了日常的大工程,使众多城市屡屡演变成东方的“威尼斯”,广大城市居住的公民生命财产倍受损失。纵观世界各国,城市如此高楼林立,现代化外观十足,却每年挣扎于城市内涝而难以自拔的情况,也就中国独具此特色。

    一个能建起地面现代高楼城市的国家,却不能解决地下通水问题,这显然不是什么技术高难的问题,也不会是经济实力的问题,同时应该也不是观念问题,而是价值与制度出了问题。

    法国文豪雨果曾说过:“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这不只表现于下水道可给流浪者遮风挡雨,当然它更为城市避免洪涝提供有效保障。她本质上反映着城市建设管理者对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深切关怀与责任担当。所以,“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社会统治者的人文关怀与珍爱生命的价值原则。正是在这种价值原则的主导下,建于19世纪中期的巴黎下水道,至今仍然为巴黎城市提供着保障,至今进入下水道,仿佛进入了一个地下宫殿,四壁整洁,干净程度几可与街道媲美。巴黎人将其建成博物馆,每年有十多万人来此参观。

    纵观西方尊重公民生命财产的价值观主导的文明,在市政建设上通过下水道充分展现出城市的良心。由此,我们会发现重视下水道的,并非巴黎一处,如伦敦、罗马、东京、墨西哥城这些亚非欧不同地域与文化的城市,在共同尊重生命的价值主导下,修建下水道时均具有对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长远负责精神。特别让人惊讶的是,建于2500年前的下水道,今天仍在罗马发挥作用。而同样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中,统治者也有着深切的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关怀。如江西省赣州城,在最近多年的全国普遍城市洪涝灾害中,保持安然无恙。而那里的排水系统,是宋代修建的,名曰“福寿沟”。可见,近千年前的城市建设者就有着对城市科学规划建设下水道的意识与能力。当然,北京故宫建设,更体现了中国建设者在城市防洪上的深远眼光与高超技术。

    可见,西方文明世界与中国古代封建时期,在城市建设上就有着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深切关怀,并有能力将城市建设得抗拒百年千年的洪涝。那么时至今日,中国在所谓多么先进的科技与多么雄厚的财力下,居然将一座座城市建成了逢雨必涝的常灾城,持续不断地给公民生命财产带来危险与灾害。

    中国今日遍地城市逢雨必涝的现实,直接反应出中国统治者:一、缺乏对中国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基本关怀。在这些统治者心中,广大民众的生命财产形同草芥。因为任何城市在千百年的历程中,随时可能面临雨水的侵袭,排水自然就是城市最基本的需求,也是民众生命财产必须的保障。如何最大可能防范最大的洪水,当然就体现着城市规划建设者的责任精神,体现着对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视程度。而中国今日普遍的城市洪涝现象,真切地反映出统治者对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漠视。二、中国统治集团腐化堕落到吃人的程度。中国城市下水道直接关系着公民生命财产安全,但由于其建设于地下,不能直接轻易看到,正好成为了权力腐败偷工减料,贪污腐化的宝地。应该说,在每个洪涝不断的城市下水道中都豢养着一群权力蛀虫,一群嗜血成性的贪官。他们是用城市的灾难来真正吞噬民众的生命以中饱私囊。三、极端短视与野蛮的制度为祸。中共极权集团从以革命名义劫掠天下,到以改革名义分赃天下,权力的劫匪性短视都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个极权集团一直保持着黑社会劫匪的本性,能干一票算一票,能劫多少算多少,今日枪在手,抢了就准备走,对天下民众毫无半分责任,只视天下为劫掠对象。在这种意识下,任何的所谓建设,都成为他们掠财的噱头,于是捞一票就成为各级权力的共识,如此,下水道理所当然成为滴水便涝的工程。

    既然“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那么中国城市逢雨必涝的现实就真切地揭示着中国统治集团的黑心,反映了中国几十年来的所谓发展,是完全丧尽天良下的掠夺,是变着花样将民脂民膏刮尽。那些看似辉煌的城市,不过是制造出的一剧剧灾难,是埋葬公民生命财产的坟墓。事实上,这种缺失良心的城市建设,同样体现在中国一切所谓的改革发展领域。这就是中国今日灾难深重危机四伏的根源。

    中国今日逢雨必涝的城市现实,正是中国整体社会危机的传真。世界历史的事实一再证明,中华民族要想真正摆脱危机与灾难,唯有结束极权统治,要回公民自主的权利,掌握公民自己的命运,开启民主宪政时代。

    民生观察 2018年7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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